在上图中,连结 x 和 y 的一条垂直线是整个图形的核心。这条线分为四段,每段分别代表不同的思想类型。这条线是一条连续线,暗示在每一点上都有某种程度的知识。但是随着这条线从实在的最低形态走向最高形态,相应的真理也从其最低级发展到最高级。首先,这条线被分为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上面更大的部分代表理智世界,下面较小的部分代表可见世界。这个不平均的分割象征着在可见世界中发现的低级的实在和真理与在理智世界中发现的更大的实在和真理的对比。这两个部分又分别以与整个线段同样的比例再次分割,这样产生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代表了比下面一部分更清晰更确定的思想类型。联想到前面说的洞穴寓言,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条线始于 x 走到 y 代表我们理智启蒙的连续过程。在每一个水平上向我们呈现的事物并非四种不同的实在对象;毋宁说,它们代表了观看同一个对象的四种不同的方式。

    想象 精神活动最肤浅的形式,处于线段的最底端。这里我们遇到影像,遇到最不实在的东西。当然,想象这个词有可能意味着超越事物的简单现象而进入到它们更深的实在。但是这里柏拉图用想象仅仅是指对现象的感觉经验,而我们在这种经验中把现象当成了真正的实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可能被误认为某种实在之物的一个影子。其实,影子确实是某种实在的东西;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影子。但是想象之所以成为认识的最低形态,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它还不知道它面对的是一个影子或一个影像。如果一个人知道它是影子,他将不再处于想象或幻觉的阶段。洞穴中的囚徒们陷于最深的无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看见的是影子。

    除了影子,还有其他种类的形象,柏拉图认为它们也是不可靠的,这就是由艺术家和诗人虚构的形象。艺术家呈现的形象至少和实在隔了两层。假设一个艺术家画一幅苏格拉底的肖像。苏格拉底代表理念中的人的一个特殊的或具体的变体。而肖像则仅仅代表艺术家自己对苏格拉底的观察。那么在这里实在的三个层次就是:( 1 )人的理念,( 2 )这个理念在苏格拉底这里的具体化,以及( 3 )在画布上再现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柏拉图对艺术的批评是,它造出了影像,这影像又在观者那里引起了虚幻的观念。和上面提到的情形一样,当影像被认为等于实在之物的本来面貌时,就产生了幻象。通常我们知道一个艺术家描绘到画布上的是他(她)自己观看一个主体的方式。然而艺术形象确实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如果人们将他们对事物的理解限制在这些带有各种歪曲和夸大的影像上,就的确会对事物的真实状况缺乏理解。

    柏拉图最关心的是通过运用语词的艺术而虚构出来的形象。诗艺与修辞术对他来说是为害最严重的幻象来源。语词具有在我们心中创造形象的力量,诗人和修辞学家在使用语词创造这样的形象上有着高超的技巧。柏拉图特别批评了智者派,他们的影响力就是来自这种使用语词的技巧。他们能使得一个论题的正反两面看起来一样好。

    信念 想象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是信念。我们或许会奇怪,柏拉图使用“相信”而不是“知道”来描述由看见真实的物体所导致的心灵状态。当我们观察到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时,我们容易很强烈地感到一种确定性。然而对柏拉图来说,看见只会形成信念,因为可见事物的许多性质还要取决于它们周围的背景条件。看见给予了我们某种程度的确定性,但这不是绝对的确定性。如果地中海的水从岸边看上去是蓝的,而当从海里取出时,就变得透明了,我们对它的颜色或成分的确定性就至少是可以质疑的了。所有物体都有重量,这似乎是确定的,因为我们看到它们下落。但这种视觉上的证据也要为空间中的物体在某些海拔上的失重而作出调整。因此柏拉图说,即使信念以目睹为基础,也仍然处于意见阶段。可见事物所引起的心灵状态很明显处于一个比想象更高的水平上,因为它以实在的一种更高的形态为基础。但是,虽然实际的事物比它们的影子具有更大的实在性,它们也不是自身就能给予我们所想获得的关于它们的全部知识的。事物的属性不论是色彩、重量,还是其他性质,都是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被我们经验到的。因此,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就要受这些特定条件的限制。但是我们不满足于这种知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背景条件发生改变,这种知识的确定性就很有可能被动摇。因此,真正的科学家不会将他们的理解局限于这些特殊情况,而是要寻找事物表象之后的原则。

    思想 当我们从信念转到思想时,我们就从可见世界转到了理智世界,从意见领域转到了知识领域。柏拉图称为思想的心灵状态尤其是科学家的特性。科学家们并非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可见事物的视觉来对这些事物加以处理。对于科学家而言,可见的东西象征着可思想但不可见的实在。柏拉图以数学为例来说明这种心理活动。数学家从事“抽象”活动,从可见事物中抽出其所象征的东西。当数学家看到一个三角形的图形时,他们思考的是“三角形性”或“三角形自身”。他们区分可见的三角形和可理解的三角形。通过把可见事物当成象征物来使用,科学提供了从可见世界通向理智世界的一座桥梁。科学迫使我们去思想,因为科学家们总是在寻找规律或原则。虽然科学家或许会观察特殊的事物——一个三角形或一个大脑——但是他们超越了这个特殊的三角形或大脑而去思想三角形本身或大脑本身。科学要求我们“摆脱”我们的诸感官而诉诸我们的理智。不论是两个什么东西,我们的心灵都知道 2 加 2 等于 4。它也知道不论一个等边三角形有多大,它的各个角都相等。因而思想代表了我们的心灵从可见事物中抽象出一种性质的能力,这种性质在那一类事物中的所有个体中都是一样的,不论这个事物事实上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性质。简言之,不论我们观察的人是小的、大的、黑的、白的、年轻的或年老的,我们还是可以思想”人”的理念。

    思想的特性不仅在于它将可见事物看作表征物,也在于它从假说出发进行推理。柏拉图用“假说”指一个被认作自明的但依赖于某种更高真理的真理。“你知道,”柏拉图说,“学习诸如几何和算术这些学科的学生是从假定奇偶数、各种符号以及三种角等开始的……他们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已知的,将之作为假定来运用,他们并不觉得有必要对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进行说明,而是把它们当作‘自明’的东西来对待。”使用这些假定,或者“从这些假定出发,他们不断前进,直到通过一系列连续的步骤最终达到他们要研究的结论”。这样,对柏拉图来说,一个假说的含义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个假设。不如说,柏拉图用这个词指一个确定不变的真理,只不过它与一个更大的背景相关。特殊科学和数学把它们的课题当作独立真理来处理。柏拉图在这里说的是,如果能看到一切事物的本来面貌,我们会发现所有事物都相互关联。从假设出发的思想或推理给予了我们关于真理的知识,但它仍然带有自己的局限:它将某些真理与其他真理隔离开来,这就使我们的心灵依然要追问,为什么某个特定的真理是真的。

    完善的理智 只要我们还要追求对事物的更完满的解释,我们就永远不会满足。但是,拥有完善的知识将要求我们把握所有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看到实在之整体的统一性。有了完善的理智,我们就彻底地摆脱了感性事物的束缚。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直接和理念打交道。理念是理智的对象,例如“三角形”和“人”,它们是从实际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我们把握这些纯粹的理念而无须任何可见事物——哪怕只是其象征性特征——介入其间。这里我们也不再运用假说,它只代表有限的、孤立的真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假说的限制而达到了所有理念的统一,也就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知识的最高层次。通过辩证的理智能力,我们迈向它的最高目标,这包括直接看见知识的所有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能力。因而,完善的理智意味着对实在的统一的观点,而这对柏拉图而言则意味着知识的统一。

    柏拉图用下面一段概括性的陈述总结了他关于线段的讨论:“现在你可以把心灵的这四种状态对应于四个部分:最高级的是理智,第二是思想,第三是信念,最低级的是想象。你可以按照这种关系在一种比例中排列它们,每一个都配以与它们的对象拥有真理和实在的程度相应的清晰度和确定性。”他说,较之影子、倒影和可见事物,最高程度的实在是理念。我们现在就来更详细地探讨他所说的理念的含义。

    理念论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他最有意义的哲学贡献。简言之,理念乃是那些不变的、永恒的、非物质的本质或原型,我们所看见的实际的可见事物仅仅是这些原型的拙劣的摹本。存在着三角形的理念,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三角形都只是这个理念的摹本。关于理念至少可以提出五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难以精确地给出答案,但在柏拉图各篇对话中所找到的种种回答使我们仍然能够掌握他关于理念的一般理论。

    理念是什么? 当我们在说,理念是永恒的模型,而我们所见的事物仅仅是它们的摹本时,我们已经暗示了柏拉图对此问题的回答。一个美的人是美的一个摹本。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美的,因为我们知道美的理念,并认识到这个人或多或少地分有了这个理念。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我们通常首先在一个特殊的事物或人身上领会到美。但是在这个有限的形态中发现了美之后,我们很快就“觉察到一种形态的美和另一种形态的美是类似的”,因此我们从一个特殊形态的美转向了美“在每种形态中都是同一的”这一认识。所有类型的美都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一发现使我们不再局限于美的事物,而是由美的有形之物转向美的概念。柏拉图说,当一个人发现了这个美的一般本质时,“他对那个特定事物的狂热的爱将会减轻,他将把它……视为微不足道的东西,他将成为一个所有形态的美的爱好者;在下一个阶段,他将认为心灵的美比外表形态的美更荣耀。”然后,“把美的汪洋大海尽收眼底,凝神观照,在对智慧无限的爱中,他将创造出许多美好崇高的思想;直达精力弥漫的顶点,最终在他面前展示出一个单一科学的前景,它是一切美的科学。”这就是说,各种各样美的事物都指向一个美本身,每个事物都是由之而得到它们的美的。但是这个“美”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美”有其客观实在性。“美”是一个理念。事物成为美的,而美本身却是永存的。所以美的存在独立于那些不断变成美或不美的事物。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想要知道事物的本质。当他问什么是正义或美时,他并不是想要正义或美的具体事例。他想知道是什么使得这些东西正义、美。意见与知识的差别正在于:处于意见层次的人们可以认出一个正义的行为,但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它是正义的。他们不知道正义的本质,而特殊的行为之所以是正义的正是因为分有了这个本质。知识并非仅仅包含转瞬即逝的事实和表象——即并不只是“生成”的领域。知识追寻真正“实有”的东西;它所关心的是存在。实有的东西、拥有存在的东西,是事物的本质。这些本质是诸如美、善那样永恒的理念,它们使我们断定事物为美的或善的成为可能。

    除了美、善,还有许多其他理念。柏拉图在某处提到了床的理念,我们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床只是它的摹本。但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多少本质就有多少理念呢?虽然柏拉图并没有肯定存在着狗、水,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理念,但他在《巴门尼德篇》中指出,“必定没有”淤泥或污物的理念。很明显,如果在事物的所有种类后面都有理念,那么就有一个双重的世界。我们若企图详细说明有多少理念、有些什么理念,困难还会越来越多。但不管怎么说,柏拉图用理念所表示的意思是足够清晰的,他将它们认作事物的本质原型,有着永恒的存在,被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感官所把握。

    理念存在于何处? 如果理念真是实在的,那么它们似乎总得在某个地方。但是非物质性的理念如何能占有一个位置?我们几乎不能说它们处于空间中。关于这个问题,柏拉图最明确的提法就是:理念与具体的事物是“分离的”,它们“脱离”我们所看见的事物而存在。“分离”或“脱离”肯定只能意味着,理念有其独立的存在;即便特殊的事物灭亡了,它们也依然持存。理念没有空间维度,关于它们位置的问题乃是我们语言的结果,我们的语言说理念是某种东西,这暗示着它必定在空间中有一个位置。关于它们的位置,我们所能说的或许仅仅是下面这个事实:理念有着独立的存在。而柏拉图以另外三种方式强调了这一点。第一,柏拉图认为,在我们的心灵与身体结合之前,我们的灵魂在一个精神的领域里就已经存在了;在那个状态下,我们的灵魂熟悉了理念。第二,柏拉图认为,在创造万物的过程中,神用理念来塑造特殊的事物;这意味着理念先于其在事物中的具体化而存在。第三,这些理念似乎最初是存在于“神的心灵”中或理性的最高原则中的。在对柏拉图的线喻的论述中,我们指出了柏拉图对心灵历程的追溯如何从最低层次的影像达到最高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善的理念包含有最完满的实在。

    正如在洞穴寓言中太阳同时是光和生命的源泉一样,柏拉图说,善的理念也是“所有美的、公正的事物的万能创造者,是这个世界的光明之母、光明之主,是另一个世界中真理和理性的源泉”。理念是否真的存在于神的心灵中,这是个问题,但理念是理性原则在宇宙中普遍运作的一种能动性,这似乎就是柏拉图的意思。

    理念与事物的关系是什么? 一个理念向以以严种方式与一个事物相关联(事实上,可以说它们只是言说同一个事物的三种方式)。首先,理念乃是一个事物之本质的原因。其次,一个事物可以说分有了一个理念。最后,一个事物可以说模仿了一个理念,是这个理念的摹本。以上每种情形中,柏拉图都暗示了虽然理念与事物是相分离的——人的理念不同于苏格拉底——然而,每一个具体的、实际的事物的存在还是要在某种意义上归于一个理念。它在某种程度上分有了它所从属的这个类的完美的原型,是对原型的一个模仿或摹本。后来,亚里士多德会说,形式与质料是不可分的,我们只能在实实在在的事物中发现真实的善或美。但是,柏拉图只允许用分有和模仿来解释事物与它们的理念之间的关系。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指出,正是通过理念,秩序才被带进了混沌之中,这表明形式和质料确实是互相分离的。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观点的批评是难以对付的,因为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脱离了实际事物的理念前后一致地解释通。然而,柏拉图会问他:如果我们的心灵除了不完善的事物就再也不可能达到其他任何东西,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得以判断一个事物是不完善的呢?

    诸理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柏拉图说:“只有把各种理念编结在一起,我们才能进行言谈。”思想和言谈大都是在高于特殊事物的层面上进行的。我们是针对本质或普遍的共相进行言说的,特殊事物是对它们的例证;于是,我们谈论王后、狗和木匠。这些都是对事物的规定,这些规定本身是共相或理念。当然,我们也会提到我们经验中的具体事物,例如黑的、美丽的和人,但我们的语言揭示出,我们其实是把理念和理念连接在一起的。有动物的理念,在其中还有次一级的动物类别,如人和马。因而理念作为种和属就相互关联。就这样,诸理念即使在保持它们各自的统一性时,也倾向于互相结合。动物的理念似乎也在马的理念中出现,于是一个理念就分有了另一个。因此,存在着不同理念所构成的一个等级结构,它代表了实在的结构,而可见世界只是对它的一个反映。在这个理念的等级中我们达到的层次“越低”,离可见事物越近,我们的知识普遍性也就“更少”,比如当我们说“红苹果”时就是这样。反过来说,我们达到的层次越高,或者说理念越抽象,例如当我们说一般的“苹果”时,我们的知识就越有广度。科学的论说是最抽象的,这正是因为它已经最大程度地独立于特殊情形、特殊事物。对柏拉图而言,它具有知识的最高形式。一个植物学家从这朵玫瑰花进展到玫瑰花,再进展到花,他就达到了柏拉图这里所思考的对特殊事物的抽象或独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就认为所有理念都可以相互关联。他只是想说,每个有意义的陈述都需要运用某些理念,而知识就在于对适当理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我们如何认识理念? 关于我们的心灵如何发现理念,柏拉图至少提到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是回忆。我们的灵魂在与我们的身体结合之前,就熟悉了诸理念。现在,人们在对他们的灵魂在自己的前世存在中已经认识到的东西进行回忆,而可见事物提醒他们记起他们先前知道的本质。教育实际上乃是一个回忆的过程。第二,人们通过辩证法的活动获得诸理念的知识,辩证法是将事物的本质抽象出来,发现知识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力量。第三是欲求、爱(爱欲)的能力,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描绘的,它引导人们一步步地从美的事物达到美的思想,再达到美的本质自身。

    虽然理念论解决了关于人类知识的许多问题,它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回答。柏拉图的语言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存在着两个互相区别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设想的。诸理念与相对应于它们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我们期望的那么清晰。即使这样,他的论说仍是极富启发性的,这尤其是因为,他试图说明我们作出价值判断的能力。说一个东西较好或较坏,这暗示了某种标准,很明显,这标准本身并不存在于正在被评价的事物中。理念论也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因为很明显科学家“不去管”实际可见的特殊的东西,而是和本质的东西或普遍的东西即“规律”打交道。科学家系统地阐述“规律”,这些规律提供给我们的情况是关于所有事物而不仅仅是暂时的、特殊的事物。虽然整个的理念论都建基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观点——最终的实在是非物质的——但是对于一个更简单的事实,即我们可能如何进行日常对话,所作的解释是很深入的。看起来,人们相互之间的任何言谈都印证了我们相对于特殊事物的独立性。柏拉图会说,对话是将我们引向诸理念的线索,因为对话所涉及的不只是看见东西。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特殊的事物,但是当我们的思想给对话注入了活力,而当它“看到”( see )普遍的理念时,它就离开了具体的事物。归根到底,柏拉图的理论中有着一种持久的魅力,虽然它最终并没有得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