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语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运动被认为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家们对传统的哲学问题采取的立场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都殊为不同。尽管如此，他们都同意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来澄清概念；正是这一点把他们统一在一起。例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 )就说过，“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所以“哲学的结果不是得到一些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清楚”。这种探讨哲学的新方法既有消极方面又有积极方面。

在消极方面，对早期的分析哲学家而言，说哲学家并不制定“哲学命题”，这意味着哲学活动必定要给自己的活动范围设立一个界限。19 世纪的唯心论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主义者，曾经建构了关于整个宇宙的完整的思想体系。现在，分析哲学家们承担起的则是较为适度的任务，一个一个地处理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单个的、可解的，而且都可以放进一个单一的类别里：它们都是关于语言的用法和意义的问题。因此，哲学家的任务不再是探究实在的本性，建立那些试图说明宇宙的完整思想体系，也不再是构建关于行为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这种别开一脉的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而且就此而论它不可能产生“任何伦理命题”——维特根斯坦如是说。哲学家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发现有某种独特形式的关于世界和人的本性的知识。发现事实是科学家的任务。在所有科学家都做完了他们的工作之后，就再没有留下任何事实需要哲学家们来发现了。

在积极方面，人们有这样一种新看法：哲学家们可以细心地揭示出那些由于对语言的不精确的使用而产生的复杂问题，从而作出名副其实的贡献。在讨论其研究结果的时候，科学家们使用的语言常常是误导性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迷惑的。就是说，科学的语言含有逻辑上的模糊之处，这需要澄清。分析哲学家们还认为，严格的语言分析可以防止以某些方式来使用或者滥用语言——如同艾耶尔( 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 )所说的那样，这些方式会使我们“得出虚假的推论，或者提出不合逻辑的问题，或者做出无意义的假定”。例如，我们常常使用有关民族的命题，好像民族就是人民。我们谈论物质的东西，好像我们相信在可见的现象“之下”或“背后”有某个物质世界。我们在使用“是”这个词的时候，把它与那些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要去推断其实存的事物相联系。艾耶尔说，我们请求哲学来消除在我们语言使用上的这些危险。分析哲学以这种方式与科学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不提供关于实在是怎样的命题，因而不是一门与科学相竞争的学科。相反，哲学的作用就是校对科学家的措词，检查科学文献以使之清晰，使之在逻辑上有意义。哲学家的职能既不是按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方式提出庞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事。相反，哲学家要分析陈述或命题，以便发现语言意义的基础和产生模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