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宗教改革

1517 年 10 月 31 当一位名叫马丁·路德( 1483－1546 )的德国神父把一份抗议书钉在维腾堡大教堂( Wittenberg Castle )的门上时，也就发动了新教宗教改革运动。令路德感到愤怒的是罗马天主教许多产生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成为主流的政策。他相信，教皇的权威已经失控无度。为了筹钱，教皇按例签署了售卖赎罪券的文件。一个人可以为自己买，也可以代表已经死去进了炼狱的所爱的人买。多年来路德以外交手段来抗议这种权力的滥用。当这种努力失败之后，路德在德国教会内领导了一场完全断绝与罗马天主教教阶制联系的运动。这个运动蔓延到别的欧洲国家，因而一个“新教”的基督教教会团体由此诞生。宗教改革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些新教国家中。许多新教哲学家除了抛弃天主教的权威之外，也抛弃了天主教的整个中世纪思想传统，代之以复兴了的古希腊理论，以及他们自己创造的新的哲学。

路　德

马丁·路德受到两个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家的深刻影响。这两个哲学家是奥古斯丁和奥卡姆。奥古斯丁认为罪基于人的意志的束缚，而不在于无知或理性不发达。所以能超越我们的罪性的是信仰而不是理性。事实上，路德说：“信仰的特性就是要拧断理性的脖子。”所以，在理性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对信仰来说却是可能的。奥卡姆认为我们要发现上帝不可能单凭运用理性和对上帝存在的所谓证明。毋宁说，我们对上帝的知识是通过信仰得到的，信仰是上帝自己的神恩给我们的赠礼。路德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立场。除了拒绝阿奎那的自然神学之外，他还谴责了亚里士多德全部的形而上学体系。说到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时，他认为，“因为我们的罪，上帝把他作为一种瘟疫送给我们”。

根据路德的思想，人类理性的困难在于：理性作为有限的东西，倾向于把一切都归之于它自己的有限的视野之下。当自然理性去沉思上帝的本性和能力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理性把上帝限制在人关于上帝是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的严格评价上。路德尤其被亚伯拉罕所面对的理智困境所打动。这种困境是在上帝许诺他会让其不孕的妻子撒拉给他生下子女时发生的。“毫无疑问，”路德说，“关于这件事，信仰和理性在亚伯拉罕的心中相互恶斗，然而最后是信仰占了上风，战胜和扼杀了理性——这个上帝的最残忍和最致命的敌人。”

路德关于基督徒生活的看法不仅起到挑战中世纪经院神学体系的作用，而且也挑战了那种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完满在于善业的乐观主义观点。路德说：“所有形式的事功，哪怕是沉思默想和灵魂所能做的一切事，都毫无用处。”对于正直、自由和基督徒的生活来说，只有一件东西是必需的，“这就是上帝最神圣的话语”。如果有人间：“那么，上帝的话语是什么呢？由于上帝的话语如此之多，我们又如何用它呢？”路德回答说：“使徒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 17 节中解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很显然基督徒在其信仰中就有他所需要的一切，而不需要称义的事功。”

路德在宗教事务上对信仰的强调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有其相应的部分。在路德看来，政府是由上帝设立的。由于这个原因，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护和平”。我们有罪的本性使我们狂妄悖逆，而这又导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上帝使他们服从于刀剑，以便即使他们想作恶，他们也不能将其付诸实践。”对路德来说，在政治领域中的忠顺在许多方面与宗教领域中的信仰的功能相似。不管统治者发出何种命令，个人都必须服从，因为统治者的意见总是指向维护和平和秩序的。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权力，以自我为中心的民众将产生出无政府状态，“而世界因此将退回到一片混乱的状态”。如果我们处在一个腐败残忍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有反抗的权利？在路德看来，答案是“没有”。尘世的生活不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最重要的是我们灵魂的得救。一个统治者或最高权力者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损害到人的灵魂，而只能损害到肉体和财产。而且对上帝来说，“世俗权力只是区区小事”。因此，我们也不会被统治者烦扰到要去违抗他们的程度。在路德看来，“受到不公正待遇并不会毁坏我们的灵魂，而且它还会改善我们的灵魂，虽然它使我们的肉体和财产受到损失。”这公开表达了与托马斯·阿奎那所系统阐述的中世纪观点不同的看法。阿奎那认为，如果人为法曲解了自然法，我们就无须遵守国家的人为法。

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 )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既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又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他于 1466 年出生在鹿特丹，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他虽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对者，但却无意拒绝基督教的信仰。凭着他的人文主义学养特别是他对希腊语言的精通，他企图揭示出基督教纯粹的和简单的要素，因为他认为这些要素已经被经院学说的过度理性主义所掩盖和模糊了。他最早的教育是在一个名叫“共同生活教友会”的学校中接受的。后来从那里进入到斯特恩的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对伊拉斯谟来说，修道院里的生活是痛苦的。因为无论在精神上、肉体上，还是在气质上，他都对那种不提供任何肉体上的快乐和事实上没有理智自由的制度感到不适。由于好运，他应坎布雷主教的邀请成为他的拉丁文秘书。主教又送他到巴黎的孟太古学院学习了一阵。在那里，他只能再次对经院的教育方法产生蔑视。然而，也正是在那里，他对古典文献的热情被激发起来，并且开始了他第一部著作的写作。该书后来成为他的多卷著作之一，那是一本名为《千年谚语集》( Adagiorum Chiliades )的箴言类的著作。1499 年，伊拉斯谟访问了英国，在英国，他很快受到约翰·科利特——此人是一位研究《圣经》的学者——以及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的影响。令他感到惊奇的是：没有希腊文的知识，科利特却讲授《圣经》。所以，他着手熟悉和精通这种语言，最后出版了一本为人们广泛接受并附有拉丁文译文的希腊文新《约全书》。1511 年，伊拉斯谟第二次访问英国时，他成为了剑桥学术团体的成员之一。在剑桥，他被委任为剑桥大学神学讲座教授。他不那么尊敬他的同事，所以称他们为＂淫荡的公牛和食粪者”( Cyprian bulls and dung eaters )。他对英国的啤酒和天气也没说什么好话。几年之后他来到巴塞尔定居，，于 1536 年在此去世，享年 70 岁。

伊拉斯谟对文艺复兴的精神作出了多种贡献。他对古典文献的热情在当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意识到：随着印刷术的发明，通过大量生产有知识的读者能够买得起的价格低廉的读物，古代经典的普及已经成为可能。这些书籍展现了古典学术的新世界，而这些古典学术在中世纪是得不到的。伊拉斯谟不仅仅是一个编纂者，虽然他在普及希腊文和拉丁文版本的经典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足以确保他在思想史上的名望和地位了。更重要的是，他在为发展一种新的文字表达风格方面所作的贡献。伊拉斯谟喜欢语词，他花了大量工夫去选择正确的语词或短语来表达他的看法。就像画家会展示他在色彩运用上的天才一样，作为毫无生气的经院话语的长期死敌，在形成一种以处处措辞优雅为标志的新的纯净文风的过程中，伊拉斯谟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和自由。

伊拉斯谟之所以批评经院式的行话，不仅仅是因为它不优雅，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让福音的真正教导变得模糊不清了。在伊拉斯谟看来，伟大的古典作家的思想和福音书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特别注意到了柏拉图哲学与耶稣教导之间的密切相似性。他意识到在耶稣的朴实教导和罗马教廷的奢华与自大之间的深深的不一致。这促使他写作了讽刺作品《拒绝尤里乌斯》( Julius Exclusus )。在其中教皇尤里乌斯二世被圣彼得禁止进入天堂的大门。他自己早年在修道院的生活经历推动他写了一本批评教士的著作，名为《愚人颂》( Praise of Folly )，路德在他和教会的决定性的论战中就用了其中许多内容。但是，是伊拉斯谟既不是一个宗教怀疑论者，也没有成为路德教派的一员。他与天主教会的争论是善意地为了天主教好，主要是希望教会的教义能够和新的人文主义的学说相一致。

伊拉斯谟的《愚人颂》是一部既尖锐讽刺又严肃论述了制度化了的宗教和学术中的各种愚人的著作。他首先抨击的是神父，反对他们对灵魂居住在炼狱中的精确时间的错综复杂的推测。他嘲笑神学家们之间的纷争，这些人就道成肉身、三位一体以及圣餐中的化体等教条而奋力争斗。他主要的指责是，宗教的整体观点已经丧失，重点被过多地放在了琐碎的和不相干的细节上，特别是在修道院中，穿着的问题以及教规的细枝末节，使人们偏离了基督教的核心目的。在想象这些教士们将如何在最后审判面前炫耀他们的所有善功而谋求进入天堂时，伊拉斯谟再也按捺不住要痛加斥责了，他描写道，一位教士强调了“祈祷者大量的供奉，另一方面却夸口说，如果不戴至少两双手套，他是不会碰一分钱的”。对于所有这些，耶稣基督回答说：“我只留给你一条命令，那就是相亲相爱，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声明他已经忠实地尽到了这条义务。”与这种对修道院生活的批评密切相关的，是伊拉斯谟对经院学说吹毛求疵的逻辑的长期不满。与这些他加以谴责的教士中的愚人相反，他赞扬了那单纯信仰的所谓愚人。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是一件属于心而不属于脑的事情。这种观点是新教改革者所持的核心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后来又由帕斯卡再次作了强有力的表达，他写道：“人心具有理性并不知道的道理。”

如果说路德成为了一个富有激情的改革者的话，伊拉斯谟则始终只是一位批判者。在他温和的《论自由意志》( Essay on Free Will )一书中，伊拉斯谟表达了文艺复兴的一种思想，即我们有完善道德的巨大能力。路德在对该书的回应中把他看作是一个“胡言乱语”的人，一个“怀疑论者”，或者“来自伊壁鸠鲁猪圈里的另一头猪”而不屑一顾。在这场争论中，伊拉斯谟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伟大倡导者。因为抱定了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一直相信，教育最终会战胜愚昧和无知。他对古典文献和哲学的兴趣并没有使他去系统阐述一种新的经院哲学，或者使基督教信仰从属于柏拉图哲学。不如说，他是用他的古典语言知识去发现福音书的真正含义。他说：“如果有任何新希腊文要掌握，我宁可当掉我的大衣也不愿得不到它，特别是如果它是某种属于基督教的东西，就像希腊文的赞美诗或福音书那样的话。”

如果说伊拉斯谟回顾旧物是为了发掘古典文化的宝藏，那么宗教改革者们，特别是路德，回顾原始基督教团体则是为了寻找基督教本原的精神。这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集中体现了对过去的复兴。伊拉斯谟和路德在他们的相互攻击中却可以对 16 世纪的基督教现状中的诸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然而，尽管伊拉斯谟能够平衡古典人文主义学说和基督信仰，但路德对信仰的高扬导致的结果却是，人类理性引领人类得救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