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怀疑论和信仰

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哲学进展之一是古希腊怀疑主义的复兴，特别是皮罗的怀疑主义传统的复兴这种怀疑主义被塞克斯都·恩披里可（Sextus Empiricus，公元前 200 年）所提炼并加以系统化。在文艺复兴时期，塞克斯都的著作到处都可以得到，而且许多读者都感受到了他所鼓吹的怀疑主义式宁静的魅力。也有些人反感塞克斯都对人类理性的攻击，不得不起而抨击他的观点。因此，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哲学的很大部分都陷入到了怀疑主义和非怀疑主义的思想较量中。

蒙　田

在著名的《论文集》( Essays )中米歇尔·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表述了一种令人倾倒的古典怀疑论观点。在古代怀疑论的著作中蒙田发现了一种观察日常生活的新方法。“怀疑论”这个词经过了许多世纪，一直以来，主要是指某种怀疑的态度，它常常伴随着对生活事件动向的漠不关心。但是，这些并不是古典怀疑主义或蒙田思想的主要特征。古典怀疑主义的核心是与过一种完善的、值得仿效的人类生活的欲望结合起来的探索氛围。这也是蒙田主要关心的东西。他特别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所吸引，即在允许他不断地发现新的视野的同时，又可以享受到他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力量。蒙田写道：“皮罗并没有希望把自己变成一块石头，他希望使他自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在谈话、推理、享受一切快乐和自然之趣，在有条不紊地、恰当地运用他所有的肉体和精神的器官的人。”

蒙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无意而成的哲学家”——一个在理智上没有为他的思想和生活必须在其中得以表达的那一套僵硬观念所限制的人。如果他专心致力于他的理论的话，他过一种幸福生活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因为人们可以对他的理论提出某种完全合理的诘难。他意识到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解答。这指的是有关事物之本性的问题。它们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如此专心致力解决的问题。蒙田接受了怀疑论者的判断。怀疑论者说：存在的状况可能是：“这不是真的，那也不是真的。”然而这种怀疑论的公式并不是想否认常识告诉我们的是事实。对蒙田来说，怀疑主义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使他摆脱了别的哲学体系的僵硬理论。而且，特别吊诡的是，怀疑论使他摆脱怀疑论本身！要真正成为怀疑论者，那么我们必须怀疑我们正在从事的怀疑的过程，因而避免被它自己的理论的力量所动摇。我们永远不应形成对任何理论的持续不变的信仰，相反只能永远采取一种询问的姿态。蒙田说，只有在我们获得了一种心灵的宁静时，我们才有可能感到满意。搅乱我们的这种宁静的东西是那种想超越我们日常经验而洞察事物的内在本性的企图。所有这些情况中最可悲的情况是：我们发现有些人正在系统地阐述着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终极答案，而这些问题因为过于微妙易变，是不能这样来处理的。这种企图最终导致的愚行是狂信和独断的态度。

蒙田深知狂信的可怕结果。他一生中看到过战争和残酷的宗教迫害。他写道，他的“邻人长这么大一直都处在动乱之中”，所以他怀疑他的社会能否继续维持不瓦解。他写道：“我看到了如此残暴的司空见惯的行为，特别是在暴行和背叛中，以致我一想起这些就会吓得脸色惨白。”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于狂信的凶焰。他意识到：心灵宁静的丧失将会迅速表现为社会动乱。蒙田真诚地相信，建设性的怀疑主义态度可以防止残酷行为的大爆发。在真正的怀疑主义的态度下，人的活力将被引导到他们可以驾驭的问题和目的上，而不是在那些关于宇宙及其命运的莫名其妙的事情上相互斗争。蒙田愿意劝导人们通过反思身边的事情来开始他们的生活哲学。

蒙田说，一个好的起点，是从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开始思考：“每一个人在其自身之中都带有人性状况的整体。”由于这个原因，蒙田确信，凡是证明了对一个人自己有用的也可能对别人有用。秉持着文艺复兴的真精神，蒙田寻求某种对人的最自然的和正常的行为的公开明白的表达，反对专业行话的模糊不清。他写道：“我的助手和人做爱，而且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可你要是给他读埃伯勒或者菲其诺的书，虽然这些书中说到爱的行为和思想，他对此却完全不知所云。”蒙田埋怨说：“当我日常所做的大多数的事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书里时，我不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为了便利那些学究，它们被另一层外衣掩饰起来或遮蔽起来了。”蒙田认为，我们所要求的是“像使艺术成为自然的那样，付出同样多的努力使自然成为艺术的”。他说：“生活的艺术就是认识到做人意味着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会比恰如其分地演好人这个角色更让人赏心悦目了。在我们所有的弊病中，最坏的就是轻视我们自己的存在。“没有什么比自高自大更损害人的本性了。凡是这种情况发生时，蒙田说：“我总是看到了高到天外的观念和低到地下的行为之间奇特的一致。”凡是人“不肯面对自己和逃避做人时，（他们）就是在做蠢事。他们没有使自己变成天使，相反倒是使自己变成了禽兽”。

对于蒙田来说，怀疑主义也不是指作为一种态度或行为规则的悲观主义。正相反，他在怀疑主义中看到了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的积极肯定的源泉。虽然他看到了技术理性能力的严重局限性，但是他却褒扬了人类的批判性判断的能力。他认为，在最深层意义上，做人也就是要具有充分自觉的经验——根据这种经验，我们自觉地权衡各种选择并判断来控制我们的行为。他用这样一个公式表达了古典怀疑论的看法：——我停了下来——我进行考察——我以世道常情和感觉经验为我的向导。”我们的感觉给了我们足够可靠的关于我们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信息;，它确保了我们的肉体生存和真正的快乐。而世道常情不管它们客观上的正当性或真理性如何，也都具有价值。法律和宗教是有关世界的确定的事实，否认和拒绝这些事实实际上就像说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没有危险一样。至于说到政治学，好的判断要求我们接受各自国家的国情和组织形式，而且通过对我们周围的观察，我们能够区分那些对我们生活的限制是恰当还是不恰当的。怀疑主义不应把我们引导到革命或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上去。蒙田自己就是一个地道的政治保守主义者，他相信，社会变化决不应是突然的。由于没有绝对的真理，也就不存在社会必须被迫达到的特定终点。因此，习惯就获得了很强的力量，要求民众在政治上的忠诚。在宗教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一个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将会尊重传统的权威，因为他看到，在有组织的宗教共同体中具有进行持续探究的条件，而这在无政府状态下将会成为不可能。

因此，蒙田想提醒他同时代的人，智慧就在于接受生活的本来面貌并认识到确切地认知任何事物是何等的困难。他特别希望人们注意到人类生活的丰富性，而正是对人类能力的尊重与接受使这种丰富性成为可能。在这方面，他是文艺复兴主要思潮的真正代表。

帕斯卡

帕斯卡( Blaise Pascal，1623－1662 )是受到当时复兴的怀疑主义强烈影响的另一位思想家。虽然他正式地表明他与怀疑论学派保持距离，但是他仍然相信：人的理性是不可能获得最重要的人生真理的。帕斯卡是作为一位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而出名的。他奠定了微积分的基础。16 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关于圆锥截面的论文不久他发明了加法器——一种机械计算器。他还试图证明托里切利( 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 )关于真空的实验性发现。

当帕斯卡 31 岁的时候他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宗教体验，这种体验影响到他作为思想家的后半生。虽然他一心一意地信仰上帝，但这没有使得他放弃对科学的兴趣。帕斯卡并不把科学活动看得过于世俗化，因而认为比起宗教来它们没什么意义，而是把这两种活动看成相辅相成的工作，虽然它们并非总是在同等的层次上。在他的名言“心具有理性并不理解的道理”中，我们发现他对新的思想方法的表述。看来帕斯卡是以感性或情感的要素取代理性或严密的思考。因此，对于帕斯卡来说，真理的向导是心。他对什么是“心”没有作出精确的界定，但是从他运用这个语词的各种方式来看，很清楚，帕斯卡所说的“心”指的是直觉的力量。他确信，在我们的思想中某些基本的命题是不可能加以证明的，我们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洞察达到这些原则的。事物的真假取决于我们观察它们时的背景和视角。因而“我们不仅通过理性，也通过心去认识真理”。正是通过心，我们才知道梦境和醒来时的生活之间的区别。在此，“心”这个词指的是“对真理的、直觉的、直接的、无须推理的领悟”。在几何学中，我们对原理有一种直接的领悟。在伦理学中，我们对正确与错误有某种自发的和直觉的领悟。在宗教中，信徒对上帝有一种爱的领悟，这种领悟决非依靠自然神学的理性证明。

尽管别的哲学家提出通过理性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帕斯卡却要求我们设想从赌徒的观点来看待上帝存在的问题。他说，每个赌徒都是为了某种不确定的获利而冒险。如果在两边有同样多的机会，你赌的就是同样的赔率。这时，你拿来赌的东西的确定性和你有可能赢得的东西的不确定性相等。生活中，你用来下注或者拿来冒险的东西是你的永生和幸福，和它们相比较的是你有限的生命和痛苦。当我们说有某种永生时，这就是一种承认上帝存在的方式。然而，我们是如何知道上帝存在的呢？我们只能说不知道，因而这个问题就成了一次赌局。打赌可能出现四种情况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1 )如果上帝存在，而且我们相信他，那么我们所得的回报，将是无限大的；( 2 )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们不信上帝那么这无限的回报我们就会全部损失；( 3 )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们信仰他那么我们无所得也无所失；( 4 )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也不信上帝，那么我们仍然是无所得失。通过衡量这些结果，帕斯卡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将被迫信仰上帝，因为它许诺了更大的可能的奖赏。帕斯卡并不认为我们可以从数学上计算出我们确信宗教信仰的方法，而是认为，我们的计算至少会使我们开始走上信仰之路。我们可能通过无意识地压制我们的情感开始去接受宗教的德性以及遵循宗教的习惯。他坚持认为，在我们沉浸于宗教传统中后，一种真正的对信仰的献身精神就会自然地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