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康德问题的形成

康德对近代哲学进行了一次革命。促成这次革命的是他对同时代的哲学无法成功地处理的一个问题的深刻关切。他自己的一句名言提示出了他的问题：“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对他而言，头顶的星空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如同早先被霍布斯和牛顿所刻画的，是一个处于运动中的物体组成的系统。同时，所有人都体会到道德责任感，这暗示人类不同于自然的其他要素，他在其行动中拥有自由。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调解对事情的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解释——一个解释认为所有事件都是必然性 的产物，另一个则认为在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存在着自由。

当康德考察科学思想的发展趋势时，他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想要囊括全体实在的企图，想要将人类本性囊括在其机械模式中。这将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只是一个统一的机械装置的一部分，都可以根据因果性得到解释。此外，这一科学的方法将把任何不适于其方法的元素排除出考虑之列。科学的方法非常强调将知识限制在实际的感性经验领域，限制于对可以通过这些经验归纳出来的东西的概括。遵循着这一方法，科学将无需自由和上帝这样的概念，也无须解释这样的概念。

科学知识的显著成功和持续进步给康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康德看来，牛顿物理学的成功，引起了关系到他那个时代哲学的适当性的一些严重的问题。他那个时代的两个主要传统是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而牛顿的物理学却独立于这两个哲学体系。因为大陆理性主义建基于数学模式之上，所以这种哲学强调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与事物实际的情况没有什么明确的联系。理性主义不能够产生牛顿物理学所表述的知识，而由于这一原因，它对超经验的实在的形而上学思辨就被认为是独断的。康德谈到克里斯蒂安·冯·沃尔夫（他的莱布尼茨式形而上学影响了康德的早期思想）时说，他是“最大的独断论哲学家”。理性主义和科学之间这种鲜明的对照向康德提出了一个问题，形而上学能否像科学那样增加我们的知识？通过形而上学家们在其各自的思想体系中得出的结论的多样性，例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之间的差异，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特性很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学家们在揭示实在的本质的同时，却越来越少关注于自由、上帝和道德真理的可能性这样一些形而上学的概念。

同时，科学的进展也独立于康德时代的另一个哲学传统，即英国经验主义。休谟最惊人的哲学论证是对传统因果性观念的攻击。既然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经验，而我们又并没有经验到因果性，因此我们就不能够从自己当下的经验中推断或者预言任何未来将发生的事件。休谟说，我们所谓因果性的东西，仅仅是由于我们经验到两个事件的共同发生，就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一种习惯，但是这并没有证明这些事件之间有任何必然关联的结论。因此休谟否定归纳推理。然而，科学正是建立在因果性观念和归纳推理的基础上的。因为它假定，我们关于当下特殊事件的知识给予了我们关于未来大量类似事件的可靠知识。休谟经验主义的逻辑结论就是，不存在任何科学的知识，而这就导致了哲学上的怀疑论。因此，康德对于科学抱有极大的崇敬，却由于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和<经验主义的怀疑论而面对着哲学上的严重问题。

虽然牛顿物理学给康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科学自身也为他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科学方法被应用于对全体实在的研究时，道德、自由和上帝这些观念就有被纳入一个机械宇宙中的危险。科学向康德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解释，或者说如何说明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就是说，科学家就“什么使他对自然的理解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给出充分的解释了吗？最终人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正如康德所发现的，科学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是很相似的，因此，对于科学思想的证明或解释和对有关自由及道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证明或解释就是同一的。于是康德拯救了形而上学，而又并没有攻击科学。不论是在科学中还是在形而上学中，我们的心灵都从某种给定事实出发，这种事实在我们的理性中产生了一个判断。因此，康德说：“形而上学真正的方法和牛顿引入自然科学并在其中产生了累累硕果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通过对科学和道德思想的这一解释，康德给了哲学一种新的功能和新的生命。康德的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这一书名就暗示了这一功能，因为哲学现在的任务变成了对人类理性能力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在履行这一新的批判功能时，康德完成了他所谓哲学中的哥白尼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