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政治哲学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政治理论与道德哲学有紧密的联系。在《理想国》中，他说国家的不同等级就像一个人灵魂的不同部分。同样，国家的不同类型以及它们独有的德和恶与人的不同类型以及他们的德和恶是相类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根据各等级或各部分是否很好地履行了其功能，彼此间是否有着适当的关系，来分析国家或个人是否健全。事实上，柏拉图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巨人。正义是有德之人的全面德性，因此它也是好的社会的标志。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论证说，要理解什么是正义的人，最好的办法是分析国家的本质。他说： ;z 我们应该从探讨在一个国家中正义意味着什么开始。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个人之中寻找它的具体而微的对应物。”

巨人般的国家

对柏拉图来说，国家是从个人的本性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个人在逻辑上先于国家。柏拉图说，国家是一个自然的机构——之所以是自然的，是因为它反映了人类本性的结构。国家的起源反映了人们的经济需要，柏拉图说，国家的出现是因为任何个人都不是自足的；我们都有多种多样的需要。我们的多种需要就要求多种技能来满足，没有哪个个人能具备生产粮食、住所、衣物及创造各种艺术所需的所有技能。因而劳动分工是必需的，因为“当每个人不再为其他事务所累，只是适时地去做适合他的本性的唯一一件的时候，人们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完成得更好”。我们的需要并不局限于物质需求，因为我们的目标并非仅仅是存活，而是一种高于动物的生活。然而，健全的国家很快就会受到一大堆欲望的影响，并且“由于一大批无关乎基本生活需要的职业而膨胀起来”，于是有了“猎人和渔夫……雕塑家、画家、音乐家；诗人以及由此而伴生的职业吟诵者、演员、舞者、舞台监督；各种日用品包括妇女装饰品的制造者。我们会需要更多的服务人员……侍奉女士的丫鬟、理发师、厨师、糖果商”。

得寸进尺的欲望很快就会耗尽社会的资源，柏拉图认为，不久，“我们将不得不割占我们邻邦的领地……他们也会图谋我们的领地”。照这样下去，邻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战争。战争“源于欲望，欲望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最能产生恶的源泉”。由于战争的不可避免，就必须“有一支完整的军队去抵御任何入侵者，保卫本邦的财产和公民”。这样就出现了国家的保卫者，他们的代表首先是那些能击退入侵者并维护内部秩序的精壮之士。现在，人群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等级，那些从事各种技艺的人——农夫、工匠、商人——和那些保卫这个社会的人。从后边这个等级中，又挑选出经过最好训练的保卫者，他们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代表第三个等级即精英阶层。

个体与国家的关系现在就一清二楚了：国家的三个等级是灵魂的三个部分的延伸。劳动者或工匠作为一个社会等级，代表了灵魂的最低部分，即欲望。保卫者则是灵魂的精神要素的体现。而最高等级，统治者，则代表了理性的成分。到此为止，这个分析看起来似乎还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无须花费多少想象力就能看到这样一些联系：( 1 )个人的欲望与满足这些欲望的劳动者阶层之间的联系，( 2 )人群之中的精神要素和这种能动力量在军事机构中的大量体现之间的关系，以及( 3 )理性要素和统治者独有的领导职能之间的联系。但是，柏拉图意识到，要想说服人们接受国家的这种等级体系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他们一旦有选择余地也许就不会选择的那个等级之中时。

只有通过广泛的训练，才能把所有人都安排到他们各自的等级中，只有那些能接受训练服从安排的人才能上升到更高层次。虽然理论上人们都有达到最高层次的机会，但事实上他们将止步于他们的自然禀赋所能达到的那个层次。为了使他们所有人都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柏拉图认为有必要利用一个“方便的虚构……一个纯属大胆想象的捏造”。他写道：“我应该努力首先使统治者和军人相信，然后使整个社会都相信，我们给予他们的抚养和教育对他们来说，只是如同梦境一般的貌似真实的经历而已。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处于大地深处，被塑造、被赋形……直到最后他们被塑造完成后，大地才把他们从子宫中生出，送到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高尚的谎言”也会说，那塑造了所有人的神，在那些将会当统治者的人的成分中混入了金，而在“将成为战士的人的成分中加入了银，在农民、工匠的成分中加入了铁和铜”。这意味着一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另一些人天生就是工匠，而这也将为一个有着完善的等级分化的社会奠定基础。但是欧洲后来的社会却认为，出生于这样一个等级社会的孩子将一直处于他们所出身的等级，而柏拉图承认孩子们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父母具有相同的质。因此他说，在上天给统治者颁下的命令之中，“没有哪一道命令执行起来像关于孩子们灵魂的合金这一道这样，需要如此小心仔细的观察，如果统治者自己的孩子天生就是铁或铜的合金，他们必须毫不怜惜地将他送到与他的本性相符合的地方去，将他扔到农民和工匠之中”。同样，如果金质的或银质的孩子出生于工匠家庭，“他们将根据他的价值提升他”。最为重要的是，柏拉图认为，在谁做统治者以及为何要服从统治者这两点上，人们的意见应该取得一致。

哲学王

柏拉图相信，能力应该是当权者的资格证明。国家的统治者应该具有履行其职能的特别能力。导致国家混乱与导致个人失调的都是同样的情形，即较低级的要素试图篡夺较高级的要素的地位。无论在个人还是在国家中，欲望和肆意妄为都将导致内部的失控状态。在这两个层面上，理性要素都必须处于支配地位。谁应该成为一艘船的船长——应该是一个“最受欢迎的”人还是一个懂得航海技术的人？谁该统治国家——是一个受过战争训练的人还是受过商业训练的人？柏拉图说，统治者应该是一个受到全面教育从而理解了可见世界与理智世界——意见领域与知识领域，表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别的人。简言之，哲学王所接受的教育已经引导他一步一步通过线段之喻中层层上升的知识等级而达到了对善的知识的把握，达到了对所有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提纲掣领的洞察。

要达到这一点，哲学王要通过许多教育阶段。到 18 岁为止，他将受到文学、音乐和初等数学的训练。他接触的文学要受到审查，因为柏拉图指责一些诗人进行公然的欺骗并对诸神的行为加以不虔敬的描述。音乐也要加以规定，那些诱人堕落的音乐将被各种更有教益的音乐取代。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将受到广泛的体能和军事训练。在 30 岁时，将开始为期 15 年将通过公共服务来积累实践经验。最后，在 50 岁时，最有能力的人将达到最高层次的知识即对善的洞察，这样他就能胜任治国之责了。

国家中的德性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能否达到正义，要看哲学的要素能否在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他写道：“我不能不称赞道，正确的哲学提供了一个高瞻远瞩的位置，由此我们能够在一切情形中辨别出对社会和个人来说什么才是正义的。”他也相信：“要么那些真心实意并且正确无误地遵从哲学的人获得了政治权力，要么在城邦中有权力的阶层为神的干预所引导而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舍此二途，人类就不能摆脱恶。”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正义是一个全面的德性。它意味着所有的部分都实现了它们各自特殊的功能，达到了它们各自的德性。国家中的正义只有在三个等级都实现了他们各自的功能时才能达到。

既然匠人们体现了欲望的要素，他们也将反映节制的德性。节制并不仅仅限于匠人们，而是适合所有阶层的，因为做到节制就表明较低级者情愿被较高级者统治。然而节制尤其适合匠人，因为匠人是最低阶级，必须服从于其他两个较高阶级。

那些保卫国家的武士则表现了勇敢的德性。为了保证这些武士能一直履行其职能，要对他们加以特别的训练和供给。匠人们各自结婚并各自拥有财产，武士们则不同，他们的财产和妻子都是共有的。柏拉图认为，要让武士们获得真正的勇气，这些安排就是必要的，因为勇敢就是知道该害怕什么、不该害怕什么。对武士来说唯一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应该是道德的恶。他绝不能害怕贫困或匮乏，而由于这一原因他的生活方式应该与财产无关。虽然妻子是共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对女性的歧视。相反，柏拉图相信，男性和女性在某些事情上是平等的，例如，“如果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都有当医生的才能，那他们就有相同的本性”。如果情况真是如此，只要他们拥有适当的才能，他们就该被指派同样的工作。由于这一原因，柏拉图相信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成为保卫国家的武士。

为了维持保卫者阶层成员的统一，长期的个体家庭将被禁止，而整个等级将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家庭。柏拉图在这里的考虑是，武士们不仅必须免受发财的诱惑，而且必须免受置家庭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诱惑。此外，他认为在繁育赛狗、赛马上费尽心力，同时在生育国家的保卫者和统治者上却完全放任自流，听天由命，实属不智。因此，性关系也要严格控制，限制在特许的婚配节日期间进行。这些节日有固定日期，伴侣们以为他们是通过抽签配对，而事实上抽签是被统治者操纵的，以保证最大可能地做到优生优育。柏拉图的确说过：“在战争和执行其他任务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除了得到其他奖赏和特权外，还应被给予更多机会和一个妻子同房，”但这只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这样就有了很好的由头让这样的父亲可以生出尽量多的孩子。“武士们的孩子一出生，就会为了这个目的而由指定的官员负责管理，他们将在位于城市的某个特殊区域中的保育学校里得到抚养。柏拉图认为，有了这些条件，保卫者将最有可能履行好他们保卫国家的真正职能，而不受到其他事情的干扰，从而达到他们恰如其分的勇敢的德性。

因此，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就是一样的。它是人们各安其所、各司其职的结果。正义是节制、勇敢、智慧这三种德性的和谐。既然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那么每个人也都有必要拥有所有这些德性，例如，即使是匠人也必须有智慧的德性，这不仅是为了让他们能监督自己的欲望，而且也为了让他们懂得安于现状并遵纪守法。同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为了知道什么是该害怕的、什么是不该害怕的，保卫者也必须具有足够的智慧，这样他们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勇敢。最重要的是，统治者必须尽力获得有关善的知识，因为国家的健全发达有赖于统治者的知识和品质。

理想国的衰败

柏拉图认为，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巨人，那么它将反映出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成为了什么样的类型。他头脑中所想的是，虽然人的本性是固定的，但因为所有人都有一个三分的灵魂，那么人们成为什么类型的人，就要看他们所达到的内在和谐的程度。因而，国家将会反映出人类品质的这些不同变化。由于这一原因，柏拉图表明：“国之组织形式并非木石所能造就，它们必定源于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品质，这种品质吸引着社会中其他人紧随其后。所以如果有五种政体形式，则在个人中间必定有五种类型的心理构造。”这五种政体形式是：贵族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柏拉图把从贵族政体到专制政体的变化看作是相应于统治者和公民在道德品质上逐渐堕落的国家性质的逐渐衰败。他的理想国家是贵族政体，在其中，体现为哲学王的理性要素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人们的理性也控制着他们的欲望。柏拉图强调，这种政体虽然只是一个理想，4 但却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很有意义的目标。他对政治有着很清醒的认识，这尤其是因为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的情形以及他们保证不了好的领袖能够后继有人。“当我凝视公共生活的旋涡时，”他说，“我清楚地看到所有现存国家的政体都是坏的，无一例外。”不过对一个国家来说，贵族政体是模范政体，因为在这个形式中我们发现了所有阶级之间的那种正当的从属关系。

但是即使我们建成了这个理想的国家，它依然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贵族政体首先会下降为荣誉政体。这体现了一种退化，因为这个政体代表了对荣誉的爱，由于统治阶级那些野心勃勃的成员们爱他们自己的荣誉胜过爱公共的善，他们灵魂的精神部分就篡夺了理性的地位。虽然这只是灵魂结构上一个很小的裂隙，但它的确使非理性部分开始非分地要求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对荣誉的爱到对财富的欲望只有一小步，而后者意味着让欲望来进行统治。

即使在一个以荣誉至上为宗旨的政体里，也将开始出现私有财产制度，这种对财富的欲望为被称为寡头统治的政体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政体里，权力落在主要关心财富的人的手里。柏拉图说：“由于在社会评价中富人们被抬高，结果有道德的人受到了贬低。”对柏拉图来说，寡头统治的恶劣之处在于，它使统一的国家分裂成两个互相争斗的阶层——富人和穷人。此外，财阀寡头们是商品的消费者，当他们用光了他们的钱时，他们会变得很危险，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东西，他们要这些东西已经成了习惯。富豪就像一个追求永久享乐的人。但享乐的本性就在于它是暂时的，因而必须被不断重复。追求享乐不可能有完全满足的时候；一个追求享乐的人永远也不会满足，就像一个漏桶永远也填不满一样。不过寡头们还是知道如何区分三种欲望：必需的，不必需的，以及不合法的；于是他们在许多欲望之间左右为难。“他们较好的欲望通常能克制住较坏的欲望”，所以柏拉图认为，寡头们“表现得要比许多人体面”。

柏拉图说，民主政体是进一步的退化，因为它的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反映了人类品质的退化：人性的一切欲望都可以被同样自由地去追求。诚然，柏拉图的民主概念以及对它的批评是基于他对雅典城邦中特定的民主形式的亲身经验。这里民主是直接的，因为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参与统治。至少从理论上讲，雅典公民大会包括所有 18 岁以上的成年公民。所以在柏拉图的头脑里还没有现代的自由和代议民主。他在那个年代所看到的只是直接的大众民主，而它明显违背了他的如下观念：一个国家应该处在有着特殊才能并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的统治之下。

导致这一平等精神是在寡头统治之下，寡头们那些比父辈更不知自制的子孙们把一切欲望都逐渐合法化了，人生的目标就变成了尽可能地发财致富。柏拉图说，“这种贪得无厌的狂热欲望将导致向民主制的转变”，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既以财富为荣，同时又在它的公民中建立起自我控制”。在民主政体中，即使一只狗也会在大街上拒不给人让路以展现平等和独立。其实，当富人和穷人发现他们在寡头统治之下处于争夺状态时，就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因为“当穷人赢了的时候，结果就是民主制”。这样，“自由与自由言论到处盛行，每个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你不再有什么权威……也不必服从任何统治，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所有这些政治平等和自由都源于一个秩序被破坏了的灵魂。这个灵魂的一切欲望现在完全是平等自由的了，它像一个充满激情的暴民一样行事。自由与平等的生活口号是，”所有的欲望都一样好，它们必须拥有平等的权利。”

但是欲望的持续放纵不可避免地将把钳们带到这样一个境地，一种起主宰作用的强烈欲望将最终奴役灵魂。我们不会屈从于任何一个渴望，除非最终不得不屈从于最强烈、最持久的激情。在这一点上，我们说我们处于主宰性欲望的专制之下。类似地，在国家中，追求金钱和享乐的强烈欲望导致大众劫掠富人。富人们抵抗时，大众就推举出一个强人作为他们的首领。但是这个人要求并且获得了绝对权力，奴役人们，直到此时人们才意识到他们为人臣虏的程度之深。这是个不正义的社会，是不正义的灵魂的扩展。民主政体的自然结果就是专制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