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　詹姆斯

詹姆斯的生平

威廉·詹姆斯的著作不拘一格，反映了他同样丰富而博大的人生。他于 1842 年出生于纽约市，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长大。这个家庭不仅产生了这位杰出的美国哲学家，而且产生了一位天才的小说家——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威廉·詹姆斯在哈佛大学读书，并在全欧的各个大学游学。这使得他获得了在文化和智识上更广的视野。1869 年，他从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在 1872 年被聘为该校的生理学教师。詹姆斯从医学转到了心理学和哲学，在 1890 年发表了他著名的《心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一书。他是哈佛哲学系的成员，G.桑塔亚那和 J.罗伊斯当时也在该系。尽管他没有写出像他的心理学名著那样大部头的哲学论著，但他所写的很多高质量的论文，或是单独成篇或是汇集成书，其读者遍及全世界。到 1910 年在他 68 岁去世的时候，詹姆斯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而且成功地把他的实用主义原则介绍给了范围异常广大的读者。詹姆斯从皮尔士已经做过的工作出发，用新的眼光看待实用主义，并沿着新的路线发展它。对于詹姆斯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将考察其中的四个。它们是：( 1 )实用主义方法；( 2 )实用主义真理论；( 3 )自由意志的问题( 4 )人的意志在信念过程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方法的实用主义

詹姆斯认为：“哲学的全部功能应该在于发现：如果这个或那个关于世界的公式是真的，那么这个模式在我们生命的确定情况下对于你我将有何种确定的影响。”他强调对具体生活的关心，特别是对那些对于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具有影响的事实和行动的关心。但是，实用主义本身不包含任何的实质性的东西或内容，它没有提供有关人的目标或目的的具体信息。作为哲学，实用主义没有它自己的教条。因此，它也就不给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的公式。

“实用主义，”詹姆斯说，“只是一种方法。”作为一种方法，实用主义仍然认为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而且，关于人性和世界的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应该以这个目的为标准来检验。按詹姆斯的看法，人的目的其实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相反，我们对人的目的的理解是思维活动的一部分。当我们想要理解事物及其背景时，哲学思维就出现了；而目的的意义来自于生活在世的一种自在无拘束感。詹姆斯拒绝接受理性主义主要是因为它是教条的，而且它经常不触及生活中的问题，而自以为给出了关于世界的最终答案。与之相反，实用主义“除了它的方法之外没有任何教条或学说”。作为方法，实用主义是受到了新近发现的生活事实的启发。我们不应把科学、神学、哲学里的理论视为最终的东西，而应该把它们看成近似正确的东西。任何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它内在的语词上的一致性。用詹姆斯的话说，“你必须找出每一个词的实际的现金价值”，而不只是它们彼此的一致性——也就是，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当我们发现一个理论对于实际生活没有任何影响时，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无意义的，我们就应该抛弃它。

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

确立一个概念的意义是一回事，确立它的真理性则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坚持认为中央情报局在监视我的每一个举动，这对于我可能是有意义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如果这个看法能产生某种结果——例如导致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不同行动，甚至对我的私人生活方式产生影响，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是真的在监视我。对于真理性的检验要比对于意义的检验更苛刻。然而，即使在检验真理这一点上，实用主义也提供了一种方法。首先，詹姆斯拒绝接受标准的真理理论，例如现在人们所谓真理的符合论：如果一个观念与实在是相符的，它就是真的。这个理论认为观念“复制”了实在，而且，如果一个观念是真的，它就一定是把“在那里”的东西精确地复制下来了。然而，在詹姆斯看来，根据这种理论，“真理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没有生气的静态的关系。当你得到了任何事物的真观念的时候，事情也就结束了。你拥有它；你知道它”。但在詹姆斯看来，真理并没有这么固定。与意义的理论相似，真理包括这样的问题：“如其为真，那么，对于任何人的实际生活能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

作为实用主义真理理论的一个例子，詹姆斯让我们考虑一下墙上的时钟。我们把它看成是一座钟，不是因为我们有它的“观念摹本”。钟的所谓的“实在”是由它的内部机械系统构成的，而这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对于钟表的观念主要是来自它的表盘和表针，而这样的观念根本就不对应于钟表的“实在”。但是，我们有关钟表的观念尽管有局限，却仍然会被认为是真的，这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概念作为钟表来使用，而且它也就作为这样的东西而起到了作用。这个观念的某些实际的效果是，我们可以“准时”去工作，可以赶上火车。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我们的观念的方方面面加以证实，比如检查钟表内部的组成零件。然而，事实上我们很少这样做。如果说，我们所具有的有关钟表的概念对于调节我们的行为已经很成功了，那么，这种科学的检查又能使“我们的眼前是一座钟”这一观念的真理性有什么增加呢？詹姆斯说：“每个完成了的真理过程，都是从在我们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成于上万个过程中萌发出来的。”因此，真理依靠“信用系统”才能存在。

只要观念能帮助我们把我们经验里的不同部分成功地联系起来，这些观念就是真的。因此，真理是生活过程的一部分。作为过程的一部分，成功的经验“制造”了真理，而且，这也构成了证实的过程。符合论者认为，无论有没有人看到，墙上都有一只实实在在的钟，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绝对的。然而，在詹姆斯看来，钟表的真理性的问题只出现在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当”墙上的那个东西是一座钟的时候。我们的成功行为“制造”了钟表的真理。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而是有多少具体的成功行为就有多少真理。詹姆斯区分了两种探讨真理的方法，他分别称之为“严苛的”和“温和的”。一位“严苛的“实用主义者将只在真理过程中注意那些更有科学性的成功行为。例如，我对钟表的概念是真的，因为我准时地出现在一定的场合，而且我还可以把我对钟表的观念和其他钟表上所指示的时间相对照。然而，一位“温和的“实用主义者将考虑真理过程里的科学性不那么强的行为。例如，不用对事物进行科学的分析，只要我对钟表的概念起到了它的主要作用，即安排我的日常生活，那么，我对钟表的概念就是真的。詹姆斯认为，真理研究中的严苛的与温和的两种方法都各有各的效用。我们不可能都是科学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真理就是想入非非。就算采用温和的方法，一个真的信念也必须起到有益的作用，正如假的信念会起破坏作用一样。例如，一只纯属想象的钟就不能胜任安排我日常生活的功能，并且事实上会对我的日程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问这位实用主义者，人为什么应该追求真理，詹姆斯的回答是“总的来说我们有责任去做有益的事情，而追求真理是这个一般责任的一部分”，就好比一个人应该追求健康是因为健康是有益的一样。总之，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真理理论可以给哲学作出它所迫切需要的贡献，即解决争端的方法。如果争论的每一方都只是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那么，有的争论就没法解决。而詹姆斯对此将会问道，哪一种理论更适合现实生活？有一个这样的争端世世代代都在烦扰着哲学家们，这就是自由与决定论的问题。

自由意志

詹姆斯坚信我们不能以理性的方式来证明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我们将会发现，争论双方都会找到同样好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然而，詹姆斯相信，实用主义方法将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的实践问题是，接受任何一方的观点将对我们的实际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因为它涉及我们生活中的某些重要的事情：我们是机械地受物质力量驱使，还是至少有能力按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对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事件加以改变？在詹姆斯看来，这不单是一个有趣的难题。他的整个哲学的方向都围绕着意志的作用和地位的问题。他非常关心人的行为和人对那些具有最高兑现价值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于是，他从人的奋斗方面来看哲学，而且，他坚信，这种哲学也指示着某种类型的宇宙。

在詹姆斯看来，自由意志的问题“只与可能性的存在有关”，与那些可能发生但不一定发生的事情有关。决定论者说，没有任何模糊的或不确定的可能性，凡是要发生的事情都一定会发生。根据这种观点，“宇宙里已经确定的部分绝对地安排和确定好了将要出现的其他部分是什么样子。从其孕育阶段开始，未来就不存在任何模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非决定论者说，宇宙中有一些“不确定的作用”，现在的事物的状况不一定决定将来会是什么样的。这就有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是什么把我们分成承认可能性与否认可能性的两派人的呢？答案是对合理性的要求的不同。对于有的人来说，说所有的事件永远都是被决定的似乎更合理，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认为人能进行真正的选择似乎更合理。如果这两种观点对于各自的提倡者来说都是一样合理的，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争论呢？

照詹姆斯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需问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即一个决定论的世界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如果所有的事件毫无例外地从时间开端起就被严格地决定，以至于它们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的话，那么，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呢？我们只能回答说，这个世界像一台机器：其中每个零件都刚好合适，所有的齿轮都是互相啃合在一起的，因此一个零件轻轻动一下，都会带动其他的每个零件。在这台机器里，没有任何不确定的作用。但是，詹姆斯认为，我们不仅仅是一台巨大机器里的零件。使我们不同于机器零件的，是我们的意识。比方说，我们能够作出后悔的判断，例如有的人可能后悔在中学时屈服于同伴的压力，在大学没有好好学习，在工作上表现不好。但是，如果事件是被死板地固定好了的，而且我们在过去不能不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会为任何事情感到后诲呢？

我们不仅仅能够作出后悔的判断，而且，我们能作出赞同和反对的道德判断。我们说服他人去做某些事情而不做其他事。我们也因人们的行为而对之施以奖惩。所有这些判断形式都表明我们不断地面临着真正的选择。一个被迫的或被决定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和别人都是很脆弱的。人可以撒谎、偷窃、杀人。我们并不仅仅是在回想中认为这些是错误的，而且是因为我们感觉这些行为在其发生时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做出这些行为的人“本来可以”有另外的做法。决定论者必须把这些判断统统都消解掉，而把这个世界规定为一个不可能有什么“应该”的事情的地方。詹姆斯的结论是，这个自由意志 ／ 决定论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他个人不能够把宇宙想象为一个谋杀必然发生的地方。相反，宇宙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谋杀可能在此发生，但不应该发生。所以，在詹姆斯看来，自由意志问题有着很现实的意义，而且，“有自由意志”这个选项从实用主义的观点看更为真实，因为它更好地容纳了悔恨的和道德的判断。如果这仅仅反映了他对于这个世界所是的性质的“本能”看法，那么，詹姆斯说：“就我个人来说，有某些本能的反应是我不愿加以改变的。”

相信的意志

态度严苛的科学家可能认为我们个人的愿望不能够影响我们对于真理的研究。事实上，科学家可能会认为，我们在没有很清楚的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该具有信念或信仰。例如，宗教问题是超越于证据的。因此，在对于上帝的存在缺乏任何明显的证据时，科学家可能提倡不可知论——对上帝既不是信，也不是不信。在“相信的意志”这篇论文里，詹姆斯对这种科学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在紧迫的问题上，当理性确实并不支持任何一方时，我们可以有权仅仅根据我们的感觉来相信。然而，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任意相信任何东西。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才有权相信我们感觉我们应该相信的东西。在詹姆斯看来，这必须是在我们的理性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时候。例如，我没有理由相信亚伯拉罕·林肯仍然活着，因为有很多不可辩驳的理由使人相信他已经去世了。然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例如在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上，理性看来确实并不支持任何一方。在詹姆斯看来，对于上帝的证明或否证都是同样没有说服力的。除了理性的中立性这一规定以外，詹姆斯还列举了另外三个条件以确定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信念是合理的。

第一，信念必须是一个活的选择——而不是一个死的选择。也就是，它必须是一个我们在心理上能够相信的观念。例如，如果叫一个传统的基督徒去相信穆斯林的救世主马赫迪，他或她在心理上将不能够做这种转折。因此，对于这样的基督徒来说，信仰马赫迪将是一个死的选择。第二，这种选择必须是不得不做的，即我们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不能游移其间。例如，我必须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基督教的上帝存在这一观点。第三，信仰的事情必须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是使人们非常关心的事情，而不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相信上帝看来是一件很紧要的事情。当所有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以后，我们就有了詹姆斯所说的“真正的选择”。他把他的观点陈述如下：

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是一个本质上不能够依靠理性来决定的真正的选择，我们的情感就不仅可以合法地选择，而且也必须要在两种观点之间作出这样一个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说“不要作出决定，把问题放到一边”，这本身也是一个情感的决定——就像说“是”或“不”一样——而且，同样面临着失去真理的危险。

总之，詹姆斯认为，在理性保持中立的那些真正选择的事情上，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希望和感情来作出决定。

在詹姆斯看来，当我们积极主动地相信那不能被理性证明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会得到真正的好处。这会冒一定的理性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值得冒。例如，假设一位男青年想知道一位女青年是否爱他。让我们还假定，客观上她是爱他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他假设她不爱他的话，那么，他将因为怀疑而不会说或做一些能够让她表白她的爱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失去真相”。他的相信的意志并不会必然地造成她的爱。她的爱本来已经在那里了。但是，信仰能够起到让已经存在的东西圆满呈现出来的作用。如果这个年轻人在他能够得知真相以前要求证据的话，他将永远不能知道真相，因为他所寻找的证据只有在他依靠自己的信念行动之后才能得到。同样，在宗教经验领域里，我们只有先在实际上成为宗教信仰者——哪怕这时缺乏支持我们信仰的证据——才能发现宗教真理。和前面的例子一样，我们预先积极的宗教信仰( proactive religious belief )也不会使我们的宗教经验成为真的，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发现宗教经验的真理性的唯一方法。

偶尔也有这种情况，非理性的积极主动的信念甚至能制造事实，而不仅仅是发现事实。例如，我很可能在工作上得到提升，主要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得到提升，而且毅然决然地按自己的信念行动。由于认定我真的具备能力，我就把这种信念贯穿在我的生活之中，并为之而甘冒风险。我的信念造成了对信念的证实。同样地，在政治竞选过程里，候选人的乐观的相信的意志可以在选区内激起足够的热情，从而赢得多数人的选票。詹姆斯用一个火车上抢劫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火车上的所有乘客很可能从个人来说都是勇敢的，但是，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在反抗劫匪时会遭到射杀。然而，如果他们乐观地相信其他人都会起来反抗，那么抵抗就会开始。而如果一个乘客真的站起来，这就会感染其他人，并有助于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