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人文主义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最初是在意大利开始的一种艺术运动。整个中世纪时期的艺术为宗教象征主义所充斥，它通常被看成主要是对那些不识字的教区居民宣讲《圣经》故事和教义的一种工具。绘画和雕塑远不是对它们题材的真实写照。中世纪早期的艺术几乎不传达任何现实的意义，相反却试图唤起某种来世的精神品质。中世纪后期艺术逐渐转向对世界的精确的描绘，吸收了三维艺术的技巧和对人体解剖学的研究。这就推进了向文艺复兴艺术作品的过渡，这些作品通过对风景和人体形象的精确描绘而高扬了自然。我们在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两个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点。米开朗基罗( 1475 —1564 )虽然用他的艺术天才服务于教会，但仍然强有力地表现了栩栩如生的形象。他在西斯廷教堂所画的亚当是一幅关于人体美和力量的震撼人心的作品。达·芬奇( 1452－1519 )透过表层的美而注意到人体解剖的更加具体而微的要素，我们在他的《蒙娜丽莎》中就能看到这一点。

和艺术作品一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学也对人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诗人和历史学家彼得拉克( 1304－1374 )，他常常被认为是人文主义运动的奠基者。他的诗作着重表现了我们日常体验到的作为人的欢乐和悲伤。作为古典学术的翘楚，他在历史方面的著作试图鲜明生动地展现古罗马的历史事件。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他抨击了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而提出了一种斯多葛主义的生活观。他的著作《论好的和坏的命运之疗救》强调了节制的重要性，以及避免观看角力之类的无意义的消遣活动。

皮　科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特色最鲜明的代表人物或许是皮科(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 )。早年皮科接受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古典学科方面的教育，其中包括希腊的、穆斯林的以及基督教的传统教育，甚至还有犹太人的神秘主义的教育，而他的哲学著作则把所有这些成分结合在了一起。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这是他在 1486 年撰写的一篇简短的演讲。这一讨论的哲学背景是“存在巨链”的经典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整个中世纪的哲学家们都相信在世界中有一个事物的自然等级系统。在这个存在之链的最底端是岩石以及别的无生命的物质。在它们之上是植物，然后是简单的动物种类，例如蠕虫和飞虫，在此后有老鼠那样的小动物，以及像马那样的大动物，进一步向链条的上方去是人，人之上是天使，接着是上帝。在这个等级系统背后，是中世纪时的一种设想：所有的事物都被固定在它们特定的位置之上，而且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自然事物的目的是根据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占的位置来确定的。

皮科的《演讲》以这样一个提问开始：是什么使得人性如此特殊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典型的回答是：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了存在之链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它恰好在动物之上，天使之下。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经验到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同时我们也能把握永恒天国的精神真理。尽管这个答案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皮科对它并不满意。为了提出可以替代这种说法的理论，皮科沉思了上帝创世时的意图：“他把生气勃勃的灵魂赋予天体。他以各种动物来填充作为残余部分的下界。”事实上，上帝在存在之链中的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合适位置上都填充了某种被造物，然后，到了创造人类的时候，上帝就发现每一个空隙都被某种东西占满了。于是上帝的解决办法就是允许人类在伟大的存在之链中选择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帝告诉亚当说：“你可以堕落到低等动物的形式之中，或者通过你的灵魂的理性攀升到一个更高的神圣的本性上去。”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人性如此特殊？答案是：我们有一种独一先二的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而且和动物甚至天使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被限制在任何界限之内。皮科的看法确实是真知灼见。实际上，人可以不顾他们的理性和教养而堕入最低层次的动物式生存，在犯罪行为中我们对此是屡见不鲜的。然而，人也可以养成道德上无私忘我的最高境界，像甘地所做的那样，或者把科学知识推进到它的最高极限。所以，根据皮科的说法，我们并没有像他的中世纪前辈们所假定的那样，被僵硬地固定在预先规定好的人的存在的概念之中。皮科说，我们应当以拥有选择我们作为人的命运的能力而骄傲，而且把它运用到最好。

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虽然不能从学术上说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是他仍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产儿。他是一位意大利律师的儿子，伟大的传教士萨伏那洛拉在佛罗伦萨的影响力如日中天时，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年仅 20 岁的青年人。萨伏那洛拉在佛罗伦萨曾建立起一个非常成功的民主政府。但是，尽管他素有懿行美政，他还是与政教官员们产生不和，最终被处以死刑。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落得这样一个悲惨下场，这件事给马基雅维利上了最初的一课，使他认识到社会中善恶力量的对比。当他自己在政府和外交部门工作时，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思考政治行为的规则或原则。他的这些思考记录在两本书中，一本是《论李维的前十书》，另一本是《君主论》。两本都写作于 1513 年而且都是在他死后出版。在《论李维的前十书》中，马基雅维利赞扬了罗马共和制，表达了他对自治和自由的热情。然而，在《君主论》中，他却强调，需要一个有绝对权力的君主。

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一个线索在于：弄清是什么理由导致了他在这两本书中明显的不一致。虽然在《君主论》中他表达了对专制君主的一种偏向，但他并不想否认他在《论李维的前十书》中如此赞赏的自治政府是值得追求的。毋宁说，他感到当时意大利在道德上的腐化不允许有以罗马共和国为典范的那种民众的政府。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恶实在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政治和宗教当局的每个层面上都看到腐败的现象。甚至当时的教皇都恶名昭彰，以致马基雅维利这样写道：“我们意大利人之所以变得如此不虔诚、如此道德败坏，应当归咎于罗马教会，归咎于它的那些神父们。”一个从根子上都腐败了的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相信，君主专制——或者说一个人的统治——是一种最可取的政府形式，因为共和制很少建立起良好的秩序。

使得《君主论》千古留名的，是它建议统治者应当掌握欺诈之术，并且只要是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所必需的事情，可以无所不为——哪怕是背弃传统道德美德也在所不惜。他相信，只有那种最精明和最狡猾的人，才能成功运用灵活多变的统治术。他的思想以对同时代人的实际行为的切实考察为基础，所以他很快就得出结论说：把政治行为当成道德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暴露在聪明的敌手所制造的全部危险之下。因此之故，对关于道德的主张，他漠然置之。基督教的道德强调谦恭和谦卑，而古希腊罗马的宗教道德却强调“灵魂的崇高”和“身体的强健”。他对基督教伦理学的主要批评是它使人变得软弱，而且使他们很容易牺牲在那些有恶意的人手下。马基雅维利设想了一种双重的行为标准：一重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另一重则是对民众而言的。他相信，大众需要遵循基督教伦理，这是作为一种保障社会和平的必要手段。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只考虑宗教的社会效用而不考虑它的真理性，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许多哲学家都将采纳这种观点。

他认为，和一般大众的道德相反，统治者必须能自由地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任何情况的需要，而不受任何客观的道德法则的束缚。马基雅维利认为，民众的态度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种不一致性要靠统治者的精明和敏捷的适应能力才能应付得了。他写道：“人是忘恩负义的、反复无常的、虚伪的、胆小懦弱的、贪婪的，一旦你获得成功，他们就都完全服从于你。”但是，当统治者真正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马上转过来反对你”。因此，马基雅维利厌恶一切要求对统治者进行道德教化的思想。他认识到，并没有像阿奎那所宣扬的那种更高的法律，而极力主张要有一种完全世俗的探讨政治学的方法。他认为，诡计的价值高于道德信念；统治者应当只选择那些能确保实际达到目标的手段。考虑到人是不道德的和自私自利的，如果统治者要想成功的话，道德必须让位于纯粹的权力。只有当讲道德能实现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时，他才应该讲道德。然而，就是在统治者为了生存而背弃传统道德的时候，他也必须“把这一点加以精心掩盖，要演技高超，伪装有术”。因此，尽管统治者无须具有所有德性，“他也必须看起来具有这些德性”。甚至残忍无情也有它的一席之地，而且马基雅维利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博尔吉亚( Caesar Borgia )是意大利北部地区罗曼吉那的一位专制君主，由于他的属下奥尔科( Ramiro dʼOreo )所制定的不得人心的政策而有失去其臣民支持的危险。为了克服这种损害，博尔吉亚处死了奥尔科，且将其暴尸于城里的广场，“斩首用的垫头木和血淋淋的刀子就放在他身边”。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说法，“这种惨状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很快使民众感到既满意又惊愕”。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君主论》是否在任何意义上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而写出来的。由于它产生于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人们也许可以说，它主要是活动在当时的统治者们的一种实用的行动方案。然而，在这部著作中好像含有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信息，那就是，最有用的行动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正当的行动路线。他的观点影响如此之大，以致“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个术语很快就披为了政治学语汇中的一部分。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指这样的观点：为了得到政治权力，领导人可以无可非议地运用无论多么不道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