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马克思

20 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为世界上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提供了官方哲学观点。若是考虑到，马克思成年以后的生活很大部分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那么，他的观点对几代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就更是非同一般了。他很少公开讲话，当他讲话时，也没有表现出演讲家的任何魅力和特质。他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完全潜心于阐述他的理论的复杂细节，而这一理论的大纲要目，是他还在二十几岁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的。他很少与大众来往，虽然大众的状况是他的理论所关注的中心。虽然他著述甚丰，但是，他的著作在他生前并没有广大的读者。例如，在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社会政治著作中，就没有对马克思的引述。马克思的观点也不是完全原创性的。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很多东西可以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他的哲学可以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找到某些前提和注脚，他的历史决定于社会阶级冲突的观点是来自圣西门，劳动价值理论则来源于洛克。马克思的原创在于，他从所有这些来源中提炼出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框架，将其打造成了社会分析和社会革命的有力工具。

马克思的生平和影响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 年出生在德国的特里尔，是一位犹太律师的长子，祖上世代都是犹太教拉比。尽管他有犹太血统，但在他的父亲出于实际考虑而非宗教信仰而成了一名路德宗教徒之后，他也就被作为一名新教徒来教养了。老马克思以其理性和人道主义倾向而强烈地影响了他儿子的思想发展。青年马克思还受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影响，威斯特华伦是他家的邻居，一位杰出的普鲁士政府官员，也是他未来的岳父。他激起了马克思对文学的兴趣，还有终生对古希腊诗人以及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崇敬。在特里尔的高中毕业后，马克思于 17 岁时开始学习法律。一年后，他转到柏林大学，放弃法律而开始学习哲学。23 岁的马克思获得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在柏林大学，有着主导性影响力的是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以及他关于历史的动态观点的影响。他成为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该学派在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中发现了对人类本性、世界和历史的新理解的关键。黑格尔的思想是以精神( Spirit or Mind )概念为中心的。对他来说，绝对精神是上帝。上帝是实在的整体。上帝与全部自然是同一的，因而，上帝也存在于文化和文明的结构之中。历史就在于上帝按时间顺序逐渐的自我实现。自然之所以可知，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精神。精神为了以完美的形式实现自己而进行着不断的斗争，这就产生了历史。因此，上帝和世界是同一的。于是，基本的实在是精神。并且，黑格尔主张，现实的政治维度——理念( the Idea )，处于一个按其完善程度由低级到高级持续展开的过程中，而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的过程。历史是一个以三段模式运动的辩证过程，从正题( thesis )到反题( antithesis )，最后到合题( synthesis )。

马克思是否曾全盘接受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尚无定论。但是，黑格尔把上帝与自然或世界同一起来的方法对他产生了强烈影响。黑格尔说：“精神（上帝）就是实在。它是世界的内在存在，它本质上就存在并且本来就存在( that which essentially is and is per se )。”无论存在着什么，无论有什么被认知，它都是作为自然的世界存在。在世界及其历史以外，没有任何存在。这种观点反对那种把上帝与世界分开的旧神学，内容新颖而意义重大，使马克思为之心动。尽管黑格尔并不想以他的观点摧毁宗教的基础，但是，柏林大学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却对福音书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批判”。大卫·斯特劳斯( David Strauss )写了一本批判性的著作《耶稣传》( Life of Jesus )，他在书中认为，耶稣的许多教义完全是神话虚构，尤其是那些关于来世的部分。布鲁诺·鲍威尔( Bruno Bauer )则更进一步，干脆否认耶稣在历史上存在过。这些激进作家运用黑格尔上帝与世界同一的方法，摧毁了对福音书语言的字面解释，认为它的唯一价值在于它的形象化的力量而不是真实性。黑格尔主义的必然趋势是把上帝与人类同一起来，因为在自然中的所有事物，以一种独特方式体现着精神的要素。因此，这离哲学无神论只有一步之遥，黑格尔本人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是，马克思等人则迈出了这一步。

黑格尔哲学的三种成分对马克思有直接的影响。第一是这样的思想：只存在唯一的一种实在性，而且它可以被作为世界中的理性之体现揭示出来。第二是认定，历史是一种在全部实在中，包括在物质自然界、社会和政治生活及人类思想中，由较不完善到较完善形式的发展和变化。第三是设定：任何特定时代和地方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一个同一的精神——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在他们中的作用引起的。尽管这些都是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思想中看来发生了刺激作用的一般主题，但其他一些作家的影响却使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某些部分加以拒斥或重新解释。例如，在马克思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后不久，费尔巴哈著作的出版对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尤其是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费尔巴哈使黑格尔的观点推到极端的结论，由此批判了黑格尔主义自身的基础。为此他拒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代之以基本的实在是物质这一观点。总之，费尔巴哈复活了哲学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立即感到，它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解释要比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好得多。黑格尔把特定时代的思想和行为看作是同一的精神在所有人中的作用。相反，费尔巴哈则主张，形成人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来自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条件的总和。

因此，费尔巴哈不接受黑格尔精神第一性的看法，而代之以物质秩序的第一性。在《基督教的本质》(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一书中，他特别有力地阐发了这一点。他认为，人类而非上帝才是基本的实在。他说，我们分析我们的上帝观念时，发现我们并没有任何超乎人的感情与需求的上帝观念。一切有关上帝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有关人的知识。因此，上帝就是人性。我们的各种上帝观念只是简单地反映了人类存在的不同类型。费尔巴哈就这样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所得出的唯物主义结论在马克思那里擦燃了一团火焰，为马克思哲学提供了最关键和最富特色的要素。

现在，马克思承认费尔巴哈是哲学中的关键人物。最重要的是，费尔巴哈把历史发展的焦点从上帝转移到了人。也就是说，黑格尔认为，精神在历史中逐步实现它自己，费尔巴哈却说，实际上是人正在努力实现他们自己。是人而不是上帝以某种方式从自身发生异化，而历史与我们努力克服自我异化有关。马克思认为，如果这就是实际的人类状况，那么，显然就应该改变世界以促进人类的自我实现。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说，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样，马克思把他的思想置于两个主要洞见的基础之上，即( 1 )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观与( 2 )费尔巴哈对物质秩序第一性的强调。现在，他准备把这些观念铸造成一个全面的社会分析工具，而最重要的是，制定出一套切实有力的行动规划。

25 岁那年，马克思离开柏林来到巴黎，和一些朋友在那里出版激进期刊《德法年鉴》( Deutsch-Französiche Jahrbücher )。在巴黎，马克思遇到了许多激进分子、革命者和乌托邦思想家，从而接触到像傅立叶、蒲鲁东、圣西门和巴枯宁这样一些人的观点。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与一位德国纺织品制造商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会见，马克思与他保持着长久而亲密的交往。在巴黎期间，除了通过他的新闻事业逐渐深入到实际的社会行动中外，马克思还非常关注法国革命为何失败的问题。他想要知道是否可能发现可靠的历史规律，以便在将来的革命行动中避免错误。就这一主题他博览群书，发现了几个颇令人期待的答案。他尤为重视圣西门对阶级斗争的论述，这使得马克思把研究集中在阶级上，并认为阶级不仅是互相斗争的派别，而且体现了决定各个阶级的生活的物质和经济实在。马克思开始看到，如果革命仅仅是一些浪漫的想法，而忽视了物质秩序的现实状况，那就不会成功。但是，马克思来到巴黎仅仅一年之后就被驱逐出了这个城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 1845 年到 1848 年，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居住在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帮助组建德国工人联盟。1847 年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该团体与欧洲一些类似的组织联合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任书记是恩格斯。同盟要求马克思起草一份原则宣言。该文于 1848 年发表，题为《共产党宣言》(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

马克思从布鲁塞尔返回巴黎待了一阵，参加革命活动，但是再次被勒令离开。这一次，1849 年秋，他去了伦敦，直到逝世都生活在那里。那个时候的英国还没有进行革命活动的成熟条件，因为工人群众还没有广泛地组织起来。马克思自己也成了一位与世隔绝的人物，以惊人的勤奋进行研究和写作。他每天到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从早晨九点钟工作到晚上七点钟，然后回到他在伦敦梭霍廉租区的一套阴冷的两居室公寓里，继续工作几个小时。他的贫穷状况令人难堪。但是，他一心一意地要写出他的鸿篇巨著，他不能偏离这个目标而去为他的家庭提供更充足的供养。除了贫穷以外，他又害了肝病，并为痈疽所苦。在这种环境中，他六岁的儿子死去了，他美丽的妻子身体也垮了。恩格斯给了他一些接济，还有一些收入是来自他定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撰写关于欧洲事务的文章所得的稿酬。

在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下，马克思写出了许多有名的著作，包括他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 )的，他的第一部系统的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巨著《资本论》( Das Kapital )，第一卷于 1867 年由他自己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他去世后由恩格斯从他的手稿中搜集整理而成，并分别于 1885 年和 1894 年出版。虽然马克思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却越来越少地实际参与其所极力主张的运动。尽管如此，他仍然怀着一个强烈的希望：大革命将要到来，他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将变成事实。但是，当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变得闻名于世的时候，他的创作力却不如以前了。1883 年 3 月 14 日，在他妻子去世后两年，他大女儿去世仅仅两个月后，卡尔·马克思在伦敦死于胸膜炎，终年 65 岁。

马克思经常宣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所有世界共产主义使用的观念和策略都可以恰当地归因于他。但是，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思想核心，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个核心是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期欧洲高度激昂的思想氛围——他是其中一分子——中构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核心是对四个基本要素的分析，即( 1 )历史的主要时期；( 2 )物质秩序的因果力量；( 3 )劳动的异化；( 4 )观念的来源和作用。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些要素。

历史的诸阶段：马克思的辩证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基本理论，他认为这一理论在很多方面是原创性的。他说：“我所做的是证明：( l )阶级的存在只是与生产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相联；( 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 )专政本身只是构成向废除所有阶级的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后来，在伦敦期间，他努力作出了极其详细的论证，他认为这一证明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更具普遍性的论断提供了科学支持。因此，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道：“这本著作的最终目标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这一运动规律就成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五个时期　马克思指明，阶级斗争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紧密相连的”。他区分了五个这样的阶段或时期。它们是：( 1 )原始公社阶段；( 2 )奴隶社会阶段；( 3 )封建社会阶段；( 4 )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以及他预言即将到来的( 5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这大部分是对西方社会历史主要时期的一种传统的划分。但是，马克思想要做的是揭示“运动的规律”。这就不仅要说明历史已经展现出这些不同的时期，还要说明这些特定的时期如它们已经展示出来的那样发展的理由。如果他能够发现历史的运动规律，那么，他就不仅能够说明过去还能够预言未来。他想和分析物理学、生物学对象一样来分析个人和社会的行为。他认为经济学的商品和价值产品“类似于微观解剖学所处理的对象（微观要素）”。在分析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构时，他把这些结构看作是社会阶级之间冲突的结果。最后，对这种冲突本身也必须进行更仔细的分析。现在，他把历史看作是冲突的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来对之加以说明。

马克思当然是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但他接受黑格尔提出的历史辩证运动的一般理论。黑格尔认为，观念通过思想的运动和反动以辩证的方式发展。他把这一辩证过程描述为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运动，而合题又成为新的正题，并让这一过程不断继续下去。另外，黑格尔认为，外部社会、政治和经济世界不过是人们（和上帝）的观念的体现。外部世界的发展或运动是观念先行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同样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看作是理解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但是，由于费尔巴哈的巨大影响，马克思为这一辩证法加进了上个唯物主义的基础。因此，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不仅仅与黑格尔的不同，而且正好与它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的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由人的头脑所反映并转化为思想形式的物质世界而已。”照马克思的看法，我们应把历史看作是由物质秩序中的冲突引起的运动，因此，历史学就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

^{变化：量变与质变}　历史显示，社会与经济秩序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之中。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主张，物质秩序是第一位的，因为物质是真实实在的基础。他反对那种认为存在永久不变的实在结构或“永恒的真实性”的看法。相反地，任何事物都处于辩证的变化过程之中。他认为，自然界”从最小的事物到最大的事物，从一粒沙子到太阳……到人，都处于……永不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历史是按照严格无情的历史运动规律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变化与单纯的成长并不相同。社会的成熟并不能同小孩长大成人等量齐观。自然界也不是简单地以一个永远不变、周而复始的轨迹运动。它经历着一种真正的历史。变化意味着出现新的结构和前所未有的形式。引起变化的仅仅是事物量的改变，量的改变就产生了具有新的质的东西。例如，当我增加水的温度时，水不仅变得热起来，并且最终达到沸点，这时，这一量的变化使它从液体变成气体。反过来，当我逐渐降低水温时，我最后会把它从液体转变成固态的冰。同样，我可以震动一大块玻璃，震动的幅度随着我施加在上面的力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最终，进一步地增加力量将不再增加震动的幅度，而是导致质的变化——玻璃破碎。马克思认为，历史也展现着这种变化，经济秩序中某些量的因素最终会促使社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正是这一过程推动历史从原始公社阶段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再依次发展到封建社会阶段和资本主义阶段。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秩序将要崩溃的预言是基于以下观念的：资本主义中量的因素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摧毁资本主义。他不动声色地描述以上五个时期的发展，就好像在描述水是如何随着加热的过程而化为水蒸气一样。他在《资本论》中写道：“随着资本家所有者在数量上逐渐减少，贫穷、奴役、衰落、剥削，当然就会有相应的增加，但是，这同时也稳步地增强了工人阶级的作用。”于是，“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达到这种程度，证明它们与资本主义外壳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这个外壳就会炸毁了。私有财产的丧钟就会敲响了。剥夺者就会被剥夺了”。这在社会层面上就是马克思所讲的量的飞跃，“跳跃到一个新的结合状态……结果量在这里就转变成质。”

^{决定论或铁的规律}　实验室里的水到水蒸气的转变，与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我可以选择增加还是不增加水温，但是，历史却不具备这种可假设性质。我可以说“如果升高温度”，马克思却不能说“如果社会秩序如此这般”。马克思主义主张“事物本质中的基本矛盾”引起辩证的运动。虽然可以延缓或加速这种事物本质的内在运动，但是，不可能阻止它的最终展开。所有事物都是互相有因果联系的，全无约束放任自流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无论在物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行为中从而在历史中，都没有孤立的事件。在马克思看来，有一种确定无情的运动变化过程在起着作用，产生“历史”，就如自然界是存在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样，是确定无疑的。

当我们像马克思那样宣称所有事物都是依据规律性与可预言性的原则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重要的区分。例如，物理学规律描述“机械的决定论”，而历史揭示的也是决定论的规律，但不是在严格机械论的意义上。一只台球被另一只台球撞击而运动是机械决定论的典型例子。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一个物体的空间位置并测量它与另一个物体的距离，并且，另一物体的速度也是可测量的，那么，就可能预言相撞的时间以及随后的运动轨迹和速率。这种机械决定论很难运用到像社会秩序这样复杂的现象，社会秩序并没有这种空间和时间上的位置。但是，社会仍然是必然因果关系和决定论作用的结果，它的新形式是可以预测的，正如虽然关于具体的粒子只有“或然”的预测，但亚微观粒子在量子力学中仍然是被决定的一样。因此，尽管不可能高度精确地预言具体个人的特殊历史，但是，我们可以精确地描述社会秩序的未来状况。马克思认为他在对各种历史时期的分析中，发现了物质世界变化的内在规律——一种事物发展的铁的内在逻辑——它导致历史以一种无情的决定论的方式，从一个时期发展到另一个时期。基于这种观点，他预言资本主义必然会被未来的社会大潮所改变，并最终被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历史的终结}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以及最终共产主义的出现就是历史的终结。在这里，他再次把黑格尔的理论颠倒过来加以遵循。黑格尔认为，当自由的观念完全实现时，辩证过程将到达一个终点。毫无疑问，这将意味着一切冲突与斗争的结束。而马克思认为，对立面的辩证斗争是发生在物质秩序尤其是阶级间的斗争之中的。一旦阶级之间的内在矛盾得到解决，运动与变化的主要原因将不复存在。于是将出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所有的力量和利益将达到完满的平衡，并且，这种平衡将是永久的。因此历史将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将不再会有任何推动历史向未来时代发展的冲突。

马克思的五个历史时期辩证发展的理论是以物质实在秩序与人类思想秩序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基础的。他确信，获得对历史的现实的理解从而在实际的革命活动计划中避免错误的唯一途径，是恰当地评价物质秩序与人类思想秩序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在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基础是物质秩序，包含着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上层建筑是人们的观念，只是物质秩序结构的反映。

基础：物质秩序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物质世界包括全部的自然环境，这在他看来包括全部的无机自然界、有机世界、社会生活和人的意识。马克思与德谟克利特不同，德谟克利特用不可还原的微小原子来定义物质，马克思则把物质定义为“存在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另外，德谟克利特把原子看作是“宇宙的砖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不接受这一观点，并不试图在所有事物中找到某种单一物质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在物质世界中认识到广泛的多样性，而并不把这种多样性还原为某一种物质形式。物质秩序包括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认为有精神实在如上帝作为超自然的东西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这种看法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所否定的。人类具有意识，仅仅表示有机物质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大脑皮层已经成为能够进行复杂的反射行为过程的器官，这种复杂的反射行为过程就是人的思维。并且，人类意识受到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劳动的制约。因此，基于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马克思主义肯定物质秩序的第一性，而把精神活动看作是物质产生的第二位的副产品。最早的生命并没有精神活动，直到人类的祖先开始运用他们的前肢，学会直立行走，开始使用自然物体作为工具来获取食物和保护自己，这才有了精神活动。从动物到人类的大转变带来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控制某些自然力如火的能力。这反过来又使食物的多样化和大脑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即使在今天，复杂的物质秩序仍是基本的实在，而精神领域则是派生的东西。具体地讲，物质秩序由( 1 )生产要素和( 2 )生产关系构成。

^生产要素　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为了生存，人们必须保障自己的吃、穿、住。为了获得这些物质资料，人们就必须把它们生产出来。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能发现各种生产要素，即原材料、生产工具和熟练的劳动技能，人们通过这些生产出东西来维持生命。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或生产力主要是代表着人们与这些物质东西的联系方式。更加重要的东西是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相互联系的方式。马克思强调，生产总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而发生的，人们并不是作为个体，而是形成群体或社会来与自然斗争，利用自然。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对生产要素的静态分析不如对一种进行生产的社会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动态分析重要。当然，马克思感到，生产要素会影响生产关系。例如，原材料的匮乏对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联系的方式有着相当的影响。总之，马克思关于物质秩序的分析集中在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方式即生产关系上。

^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他对生产关系的解析是他的社会分析的核心。正是在这里，他认为他找到了辩证过程的动力。生产关系的关键是财产状况或它的所有权。这就是说，决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如何相互联系的是他们与财产的关系。例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主拥有生产资料，甚至拥有并买卖奴隶。奴隶制是辩证过程的必然产物，因为它产生于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得更稳定持久的农业生产以及劳动分工成为可能的时候。但是，在奴隶社会时期以及后来的社会时期，劳动者是”被剥削的”，因为他们既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不享有劳动果实。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奴隶制社会已经出现。因为财产所有权把社会分为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两部分。在封建制度下，封建主拥有生产资料。农奴的地位要高于以前的奴隶，他拥有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但仍然为封建主劳动，并且按马克思的说法，他感觉自己受到剥削并与剥削者进行斗争。比起奴隶和农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是自由的，但是，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

从奴隶制的到封建的再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转变，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物质秩序的内在运动和逻辑的产物。具体说来，求生的动力驱使人们创造出工具，然后，创造出的各种工具又影响人们相互联系的方式。所以，有些工具如弓和箭，允许独立自存，而犁则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劳动分工。同样，家用纺车可以在家庭或小作坊中使用，而大机器则要求有大工厂和专门集中起来的大量工人。这一过程以决定论的方式进行，受到经济动力的驱动，其方向则是由当时的技术发展的要求所确定的。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是由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所决定的。尽管在所有时期都存在不同阶级间的冲突和斗争，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尤为剧烈。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至少有三个特征。第一，阶级减少到基本上只剩下两个了，即所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第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矛盾，即，尽管两个阶级都参与了生产活动，但是，生产成果的分配模式与各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却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决定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大量供给使工资下降到仅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但是，劳动创造的产品能够以高于雇用劳动力费用的价格卖出。马克思的分析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前提，即认为产品的价值产生于注入其中的劳动量。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由于劳动产品能够以高于劳动成本的价格卖出，资本家才从这种差价中获利，马克思把这种差价叫作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的存在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剥削并不是某个地方、某一时间的孤立事件，而是由于铁的工资规律的作用而总是存在，处处存在。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状况作任何道德评断，他认为，如果准则就是通过劳动的供求关系来确定工资，那么事实上工人获得的就正是他所值的。他说，“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工人）也绝不是不公平。”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并没有为这种局面而“谴责”资本家。这些不如说是历史中的物质力量的结果。劳动成为了一种集团组织，只是因为大规模机器要求大型的工厂，而被要求来操作这些机器的工人群众突然发现他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历史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回事，而它基于一个矛盾是另一回事。因此，马克思为资本家辩解。但是，为了科学的原因，他不得不说，由剩余价值引起的阶级冲突将推动辩证运动发展到下一个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和最终的共产主义。

这种阶级斗争的第三个特征是，资本主义中工人的状况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悲惨。穷人将越来越贫穷，且数量上越来越多，同时富人将越来越富有，且数量上将越来越少，直到工人群众接管所有生产资料。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阶级斗争就会无情地继续进行下去，直到矛盾解决，结束这个辩证运动。同时，由于马克思所称的“劳动异化”，工人的生活将会变得极度非人化。

劳动异化

还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马克思就完成了他的一系列短篇手稿——《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这些手稿于 1932 年首次出版。这些手稿的关键概念就是异化——一个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主题。虽然马克思决不是第一个提出异化理论的人，但是，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观点是独特的，因为这些观点是以其独特的经济学和哲学假设为基础的，这些假设构成他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

如果人被异化了，即被疏远或被分离了——那么，他们必定是从某种东西中被异化出来的。在基督教神学里，人由于原罪和亚当的堕落而从上帝那里被异化出来。在法律意义上，异化意味着卖出或让渡某些东西，或如康德讲的：“某人的财产转移给别人就是财产的异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可买卖的东西。正如巴尔扎克所讽刺的：“就连圣灵在证券交易所也有报价哩。”在马克思看来，在我们的人性中有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从中被异化的，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的劳动。

马克思描述了异化的四个方面。我们( 1 )从自然中异化，( 2 )从我们自己异化，( 3 )从我们的类存在中异化，( 4 )从他人中异化。他首先探讨工人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基本关系。本来，我们与我们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从物质世界获取材料，然后加以制作，使它们成为我们自己的。然而，资本主义迫使工人为了交换金钱而丧失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打破了这种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变成了与被加工的物质材料一样的东西，因为劳动现在是可以买卖的。我们生产的物品越多，我们个人能占有的就越少，因此，我们丧失的就越多。我本是体现在我的劳动之中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与我工作于其中的自然世界相异化了。马克思说：“工人把他的生命注入对象，然后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对象了。”而这一对象为其他人所窃取和占有。人与自然的本来关系就这样被打破了。

其次，通过参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我们从我们自己异化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劳动是外在于我们的，而不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加给我们的。我们感到痛苦而不是幸福。我们不是实现自己，而是不得不否定自己。我们不是自由地发展我们的身心能力，而是体力耗尽，精神贬低。结果，我们只是在空闲时间才感觉自己像人。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我们的劳动中异化了，因为它不是我们自己的劳动，而是为别人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我们或多或少成了出卖自己的人。结果工人“只是在他的动物机能——吃、喝和生殖上，或者最多还有在居家和个人打扮上——感觉自己是自由行动的，而在他的人的机能方面，他被降低为动物”。尽管吃、喝和生殖是真正人的机能，但当它们被与其他的人类机能分离开来的时候，这些机能就变成了动物机能。

其三，在另一层次上，人与他们的类存在相异化，即与他们的真正人类的本性相异化。任何物种的特征存在于它表现出的活动类型中。人类的类特征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与之相反，动物不能区别自己和自己的活动。动物就是它的活动。但是，马克思说，人“使他的生命活动本身成为他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确，动物也可以筑巢建窝，就像蜜蜂、蚂蚁和河狸那样。但是，它们建造这些东西决不超出它们或它们的幼体的直接需要的限度。我们则以普遍的方式生产，即以一种能适用于所有人类并为所有人类理解的方式生产。另外，动物只是迫于具体的生理需要才进行生产，我们却只有在不受我们的生理需要驱使的时候，才生产我们最独特的产品。动物只再生产他们自己，而我们能生产整个世界，一个艺术、科学和文学的世界。动物的活动以它们所属物种的标准为限。我们则知道如何根据所有物种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因此，我们劳动的全部目标就是把我们的类生活——我们的自由、自发和创造性的活动施加给自然界。我们就是这样在我们创造的事物中再生产我们自己，不仅在观念领域进行精神的再生产，而且能动地在我们创造的物质世界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反映。当我们的劳动被异化时，这一人类生活独有的特征就丧失了。随着我与我的劳动对象相分离，我的自由自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被剥夺了。现在，我的意识偏离了我的创造性，而成了不过是针对着维持我的个体生存的一种手段。

这导致我与他人相异化。我与他人关系的瓦解与我从我的劳动对象的异化是类似的。在一个劳动被异化的环境中，我从工人的观点来看待他人。我把其他工人看作其劳动被买卖的对象，而不是看作完整的人类成员。于是，说我的类本质从我自己中异化了或疏离了就意味着我与他人疏离了。

马克思问道：“如果劳动产品对我是异己的……那么，它属于谁呢？”在远古时代，当人们在古埃及与印度建造庙宇的时候，人们认为产品属于众神。但是，马克思说，异化了的劳动产品只能属于某些人。如果它不属于工人，那么，它必定属于某个不是工人的人。于是，作为异化劳动的一个结果，工人在他们自己与他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而这个他人就是资本家。异化劳动的最后产物就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以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既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又是使劳动异化的工具。在私有财产所必然产生的工资制度中，劳动发现它自己不是目的而是工资的奴仆。工资的被迫增加，并不会恢复工人及其工作的人的意义和价值。作为一个最终解放的陈述，马克思总结道，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包含了工人的解放，它反过来又会导致全人类的解放。

他确信，这一辩证过程不可避免地包括悲剧性的冲突。他在历史上看到了不相容力量之间深刻的紧张状态，每一种势力都竭尽全力战胜对方。革命的暴力很难避免，但是，暴力并不能让人们想要的任何一种空想性的制度成为现实。只有物质秩序的内在逻辑正在以一种决定论的方式向其推进的那种生产关系，才能成为革命的目标。即使一个社会意识到了它的最终方向，这个社会“仍然既不能通过大胆跃进来扫清，也不能通过制定法律来排除它正常发展阶段上的障碍”。那么，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作用是什么呢？马克思说，是“缩短或减轻分挽的阵痛”。

马克思显然通过这种关于阶级斗争的严格观点而赋予物质基础以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最重要的意义。那么，人的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观念是否具有力量和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观念只是代表了对基本物质实在的反映，因此，他把人的思想活动描述为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观念的来源和作用

马克思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人们在宗教、道德和法律领域建构起观念。黑格尔认为，人们在宗教、道德和法律思想上大体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中有一种普遍精神即绝对观念在起作用。相反，马克思说，每一时代的观念产生于并且反映该历史时期的实际物质条件。因此，在物质秩序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之后，思想才出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

观念的来源在于物质秩序。诸如正义、善甚至宗教的拯救观念都仅仅是各种使现存秩序合理化的方法。正义大体上表现了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意志，以及其想要“固定”现存生产关系的愿望。在早年还是法学学生的时候，马克思对法理学家萨维尼的教导印象非常深刻，萨维尼把法律定义为每一时代的“精神”。萨维尼认为，法律和语一样，在每一个社会都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和萨维尼一样反对那种认为有普遍永恒的正义规范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如果观念仅仅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在秩序，那么，每一个相继的时代将会有它自己的一套观念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

社会内部在某个时代的观念冲突是因为经济秩序的动态性质。辩证过程是对立面的斗争，既有物质的方面，又有意识形态的方面。社会的成员通过属于不同的阶级而与辩证过程相联系，他们的利益不同，因此他们的观念也是对立的。并且，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人们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认识到，在较早的时期正确地反映物质秩序的观念不再是正确的，因为实在的基础发生了变化。那些持有旧观念的人错误地以为实在仍然未变，与旧的观念是一致的。于是，他们要求颠倒事物的秩序来适应他们的观念，从而成为“反动分子”。另一方面，敏锐的观察者能够发现历史运动的方向，并且调整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来适应历史发展的方向。马克思说，事实上，辩证过程必然使一些事物消亡，使新的事物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时代灭亡，另一个时代产生的原因，而这一过程是不可阻挡的。那些认为正义、善和公正原则有永恒的实在性的人没有认识到，这种观念是不可能适用于实在的，因为物质秩序是唯一的实在，而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马克思说：“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它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它决定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一般特征。”

由于马克思认为观念主要是物质秩序的反映，因此，他认为观念的作用和功能是有限的。当观念与经济实在无关时，它们就尤其无用。马克思对改革者、改良家和空想家强烈不满。他认为观念不能决定历史的方向，只能延缓或加速确定不疑的辩证过程。因此，马克思认为，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并不构成一种道德谴责。他并不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或是由于人的愚蠢而导致的。它只是由“社会运动的规律产生的”。归根到底，马克思认为他是作为一名科学家来进行他的分析的，他认为他只思考客观实在，并从中抽象出运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