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之路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生于 1889 年 4 月 26 日，是奥匈帝国一个最显贵家庭的 8 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卡尔·维特跟斯坦 19 世纪 90 年代积累了巨额财产，成了重金属工业界的领袖之一。可以理解，在他临退休的时候，卡尔·维特根斯坦想让子女在他的大公司里任职。可是，他的子女们大都按自己的兴趣行事。路德维希在他姐姐格蕾特尔的影响下读了一些哲学书，但同时他也不能完全不顾及他父亲的希望：父亲希望他学习工程技术，以便为他进入家族的公司做准备。

维特根斯坦离开欧洲大陆到曼彻斯特研究航空学。但他无法遏制自己要搞哲学的强烈内心冲动。甚至在他潜心工程技术问题的时候，他的主要兴趣也是放在数学哲学上。这使他不得不在哲学和工程学两种专业之间作出抉择。但是他仍然需要得到某种确认，以确定他有足够的哲学天赋来从事哲学职业。他带着自己著作的一个样本拜访了耶拿的杰出哲学家戈特罗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 ，《算术基础》的作者）。他感到对弗雷格的拜访相当成功，因为弗雷格鼓励他去剑桥师从伯特兰·罗素。

会晤了维特根斯坦之后，伯特兰·罗素说，“我的德国朋友怕是会令人头疼的，在我讲座之后他和我一起回来，一直争论到晚餐时分——他又倔又拧，不过我认为他并不笨”；他还说：“我的德国工程师十分好辩而且很烦人。他不承认房间里肯定没有一头犀牛……他回到我这里，在我穿衣服的时候也一刻不停地和我争论。”最后，“我觉得我的德国工程师真是个傻子。他认为没有任何经验上的东西是可知的——我要求他承认房间里不存在一头犀牛，可他偏不。”最后谈话终于变得轻松些了，罗素“不仅了解到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有极为强烈的兴趣，还了解到他更多的方面。诸如，他是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他富文采，通音律，举止文雅……并且我认为他确实非常聪明。”1912 年 1 月，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大学时，他给罗素看了他在假期写的一份手稿。这改变了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使他非常欣赏后者的能力，并认为其手稿“非常棒，比我的英国学生做得好得多”，并且又补充说，“我当然应该鼓励他。也许他会做成几件大事。”在下一个学期，维特根斯坦非常勤奋地研究数学逻辑，以至于罗素相信维特根斯坦超过了他，说他已经学会自己要教的所有东西并且实际上已经研究得更深入了。”是的，维特根斯坦一直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伟大事件——不管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事实上，罗素现在认为维特根斯坦可能解决他自己的研究所引发的那些问题。罗素说道：“我太老了，解决不了我的研究提出来的所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思想和年轻人的精力。他正是我所期望的那个年轻人。”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能力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罗素把他看作要培养的“门生”。

此外，维特根斯坦还结识了摩尔，开始参加他的讲座。不过，尽管获得了这些哲学大家的称赞，但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发展并没有沿着一条笔直的路前进。他的人格上存在着一些特异之处，这使他不时地偏离了航线。他强烈的独处欲望致使他隐居于挪威的乡村，他在那里建了一座小屋，可以在那里完全投身于逻辑问题的分析——他认为这就是他要做的独特哲学贡献，可是身心都与外界隔绝又让他痛苦。他继承了数量可观的遗产，可他没做什么解释就把它送出去了，致使自己手头拈据。当欧洲走向战争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手稿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在服完兵役之后，他便能带着一部已经基本写就的手稿返回到剑桥大学并在大学得到讲师职位了。在那个教学职位上他并不开心，而且很奇怪的是，他力劝那些受到他的教学影响的年轻学者自己不要去教书；相反，维特根斯坦劝他们从事体力或手工劳动。尽管他的出色才华得到了同辈们的认可，但维特根斯坦的学者生活并不快乐。他献身研究工作的抱负和他对友谊的忠诚都被他自己作出的一些选择破坏了。最后，他失去了伯特兰·罗素的友谊和支持，而罗素曾经在维特根斯坦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给过他巨大的鼓励。

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只出版了一部著作，即他早年写的《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19 )。这部著作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类似于罗素的理论。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他与他们交流过，并且维也纳学派认为他的《逻辑哲学论》极其准确地表达了该学派的哲学观点。维特根斯坦不仅说“凡是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可以被清楚地言说”，他还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这部著作：“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就必须对之保持沉默。”1951 年他去世后，人们以他的手稿和学生的课堂笔记为基础出版了他的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一部是《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 )。这些著作反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逻辑哲学论》思想的倾向，而正是他后期的观点给他在哲学领域带来了名望。

新的维特根斯坦

在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就否定了该书的大部分观点。现在他相信他以前的那些观点都是建立在错误假定的基础之上的，该假定认为语言只有一个功能，即陈述事实。《逻辑哲学论》还进一步假定，语句的意义大体都是来自于事实陈述。最后，维特根斯坦就像卡尔纳普那样假定，在所有语言背后的构架是一个逻辑的构架。现在维特根斯坦忽然注意到一个颇为明显的要点：除了简单地”描画”对象之外，语言还有许多功能。语言总是在某个语境里发挥作用，因而，如同存在着诸多语境那样，语言有许多效用。他说道，语词就像“工具箱里的那些工具；那里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胶水瓶、胶水、钉子和螺丝。语词的功能就像这些工具的诸多功能一样，是各不相同的”。

是什么让他以前认为语言只有一项功能呢？他说，他以前受到了这个观点的迷惑，即认为语言给事物命名，就像《圣经》里的亚当给动物命名那样。他写道，我们都上了“我们的理智借助语言手段而进行的蛊惑”的当。我们关于语言的不正确的图画是“由语法的幻觉所产生的”。分析语法也许会引导我们发现语言的某种逻辑结构。可是这就能证明“所有语言本质上有同样的规则、功能和意义”这个结论是正当的吗？维特根斯坦想到，这个假定——所有语言都陈述事实并且包含一个逻辑的构架——不是由观察，而是由思想推演得来的。我们简单地假定，尽管有某些表面的差别，但所有语言都是相似的。他以各种游戏为例，通过下述追问揭示了在这个类比之中的缺陷：

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要说：必定存在某种共同点，否则它们就不会被叫作“游戏”了——而要睁眼看看究竟是不是存在着共同点。——因为为，如果你看一看这些游戏，你就不会看到所有游戏都有的共同点，而只能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以及整整一系列由这些关系联系起来的事物。再说一遍：不要想，而要看。

因此，维特根斯坦就把分析计划从专注于逻辑以及“完备的“语言的建构转到了对语的日常用法的研究。他离开了罗素和卡尔纳普正在做的事情，转到了摩尔早先强调的分析日常语言、按照常识标准检验语言的方向。

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感到，语言并不是仅仅包含一个单一的模式，它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可变的。他写道：“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分析就不应该在于对语言或它的意义进行定义，而在于仔细描述它的用法：“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坚持日常思考的主题，不可误入迷途并想象着我们不得不描述极端微妙的东西。”困惑不是产生于我们的语言“正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而是产生于它“像引擎在打空转”的时候。

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

“遵守规则”这个概念是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它们需要某些规则。我们常常效仿其他人的行为，比如在我们试图学会一种舞步的时候。我们常常参加典礼，例如毕业典礼，在典礼上我们穿上专门的衣着，和毕业的同学们一起排队行进，并领取一份文凭。类似的遵守规则行为支撑着所有语言。我们在一定的语境中说出一定的事情，当我们遣词造句的时候，我们遵守具体的语法规则。不只是我们讲出来的话，就连我们整个思维活动都要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的规则就像不同游戏——语言游戏——的规则，这些规则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当一名学生在生物学课上提问的时候，他遵守各种语言游戏规则，例如，在正规课堂上一名好问的学生的语言游戏规则、生物学学科的语言游戏规则等等。维特根斯坦写道：

可是，句子的种类有多少呢？例如，断定、提问、命令？——有无数种：我们称为“符号”“语词“”句子＂的那些东西的用法有无数不同的种类。而且，这种多样性并不是某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新的语言类型——我们可以说，新的语言游戏——会形成，而其他的则会变得过时，被遗忘——在这里，“语言游戏”这个词是要突出这个事实：说出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因为哲学问题是从语言产生出来的，因此有必要熟悉每一个问题由以产生出来的语言的用法。就像存在着许多种游戏那样，也存在着许多套游戏规则。同样，如同存在着许多种语言一样（就是说，工作、玩乐、礼拜、科学等的日常语言的许多形式），存在着许多用法。在这些情况下，“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了特定目的收集提示物”。

澄清形而上学的语言

维特根斯坦如何对待形而上学的语言呢？和实证主义者不同，他没有断然拒斥形而上学的陈述。相反，他把形而上学家看成病人而不是罪犯，而哲学的功能是治疗性的。形而上学语言的确能够制造困惑，而哲学的核心要务就是处理那些由于缺乏清晰而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问题。哲学就是“为了不让理智借助于语言来蛊惑我们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蛊惑导致困惑，因此“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在哪里’”。哲学帮助我们去找到我们的道路，去勘察现场；它把“语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

哲学并不给我们提供新的或者更多的信息，而是通过对语言的仔细描述来增加清晰性。这就好像我能够看到一副拼板玩具的所有部分可是又为如何把它们拼在一起而感到困惑。我实际上是在观察一切我需要的用来解决问题的东西。哲学的迷惑与此类似，可以通过仔细描述我们如何运用日常语言而得到消除。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语言何时以新的、异常的方式被使用。因而，“哲学的结果就是揭示这样或那样的胡言乱语”。如果说形而上学对此表现出抵制态度或者一种遮蔽语词日常用法的偏见，维特根斯坦承认这不是“一种愚蠢的偏见”，形而上学的困惑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

通过对我们的语言形式的曲解而产生的问题，具有深刻性的特征。它们都是深刻的焦虑；它们与我们的语言形式一样都深深地扎根于我们之中，而且它们的重要性与我们的语言形式的重要性是一样大的。

真正的哲学并不在于对问题作出干脆的抽象回答。迷路的人需要一幅地形图，而要满足这个需要，就必须挑选并整理一些在日常经验中语言的实际用法的具体例子。

然而，只是观察拼板玩具的组成部分是不够的，同样，只是观察惯用法的这些例子也是不够的。我们经常“没有注意那个一旦看见就会发现它是最引人注目的、最有力的东西”。“由于它们让我们感到简单和习以为常”，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就隐藏起来了。可是，“没有注意”意味着什么？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不存在任何可靠的方法来保证我们将会“注意到”并就此发现我们的道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是把哲学关注从意义那里转移开去——从认为语词像运送货物一样负载着世界之中的对象的“图画”的这个假定转移开去。而通过收集、挑选、整理那些有关的例子，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的注意力引向了语词的实际用法。因为大多数哲学的问题都被认为是产生于对语词的困惑，所以对它们的日常用法的细心描述会消除这个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