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　大陆哲学

到了 20 世纪中期，在分析传统的英美哲学家和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传统的大陆哲学家之间已经形成了分裂。这两派的差别体现在方法论上：分析哲学家强调逻辑和语言，而大陆哲学家强调从本体论上关注人的本性和行动。他们都从各自主要的代表——分析哲学家从休谟、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大陆哲学家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汲取灵感。最近几十年，这两大派之间的隔闾已经缩小了。在欧陆的大学中也教分析哲学，而大陆哲学也已进入英美院校尤其是英语系和文学系之中。最近的大陆哲学是和几种相互有所重合的“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下面我们将对它们加以考察。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始于 20 世纪前十年的早期，它最初是作为一种解释语言性质的理论出现的。其鼻祖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 )对 19 世纪标准的语言学理论感到不满，这些理论都预设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中能找到某种共性。尽管这个思路很有吸引力，但索绪尔相信它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他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自足的实体——与其他语言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联系，甚至同语词被认为要指涉的物理对象也没有任何联系。一种既定的语言，如英语，是由任意的词汇系统所构成的，它的意义只以约定俗成的结构和用法为基础。单个的词好比织造一件织物的线，它的功能只不过是在与周围的线的编织的联系中得到确定的；仅就这根线自身来说，它是没有任何功能的。例如，一个刚刚学习词汇如何发音的幼儿可能在饥饿时说“muck” ; 就这个词本身来讲，它不含任何意义，而且也肯定不是一个成人用它所表达的那个意思但是，机敏的父母会理解这个幼儿的语言能力和行为的更大背景，并意识到他的意思是“milk”（牛奶）。总之，语言是一种任意的社会性机制，而一种语言中的所有成分的意义都来自于那个更大的社会结构系统。

索绪尔认识到，他的理论具有超越语言的内涵，而且实际上可以应用到其他社会习俗的系统中。沿着他所开辟的方向，有几位学者将结构主义所讨论的内容推广到人类学、心理学、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的领域。这一运动的统一主题是，任何文化的对象或概年是从其背景文化结构中获得其意义的。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 )进一步认为背景文化结构的典型特征包含两极对立，如“男人 女人”“奇数 偶数”“光明 / 黑暗”。这些两极对立赋予系统一个稳定的逻辑结构。例如，印度种姓制度中有一个社会等级体系，它以纯粹与不纯粹的两极对立为基础：较高级的种姓是纯粹的，而较低级的种姓是不纯粹的。因此，结构主义运动的两个关键要素是：( l )一个事物的意义是由它的背景文化结构来规定的；( 2 )这个系统有一个反映在两极对立中的一贯结构。假使我要理解一枚结婚戒指的意义，那么如果我脱离我的文化中一切别的事物而孤立地考察我的戒指，我将会一无所获。相反，我应当努力去理解所有各式各样结婚戒指中含有的内在结构，如它们是奢华的还是朴实的（两极对立）以及这些特点在我们文化中所传达的意义。我还应当努力去理解戒指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结构系统中如何起作用，例如，结婚戒指向他人发出的是何种讯息，以及戴一枚结婚戒指会如何不同于戴一枚中学的纪念戒指。

虽然一开始结构主义本身并不是作为哲学而建立起来的，但它的哲学意义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并且迅速地表现出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对立。萨特相信，个体的人通过自由的选择创造他们自己的本性，人并不预先被他们的社会环境所决定。而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反对存在主义所包含的这种对个人的强调和主观主义。正如结婚戒指的意义是由更大的社会结构来规定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将自己视为脱离我们的社会环境的自由独立的行动者。我们必须以他人为基础来理解我们自己。到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主义已经使存在主义黯然失色，成了法国最流行的哲学。

后结构主义

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后结构主义既是对结构主义的扩展，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否定。与结构主义类似，后结构主义的分支延伸到了好多领域，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批评领域。例如，可以考虑一下，结构主义者在解读一部小说比如《飘》时，会说些什么。我们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将该书视为对美国内战的某种历史性讨论。然而，结构主义者会认为这本书的那些具体段落的意义主要取决于这本书自身的结构，而这一结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且，该书的结构包含“战争 / 和平”“贫穷 富有”“爱情 争斗”这些两极对立。后结构主义则走得更远：首先，如果《飘》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么我必须排除这部小说之外的任何事实或考虑，比如那些我可能会在一部关于美国内战的历史书中找到的东西。我甚至必须撇开同样也在小说之外的作者的意图，比如那些我可能会在作者的传记中找到的东西。这本书的任何意义都取决于我这个读者进入到这个封闭的系统中对此书的思考。既然每一个读者对这本书都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解释，那么，这本书就没有任何固定的意义。其次，后结构主义会认为：如果我们所做的就是在《飘》里面仔细寻找两极对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做过于简单化了。例如，虽然该书确实包含爱情与争斗的因素，但我们还看到漠不关心——正像克拉克·盖博在影片中说出来的：“老实说，亲爱的，我不在乎。”同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贫穷和富有，还有中等收入。结构主义者相信两极对立给封闭的系统以逻辑的一贯性，但是一旦我们否定这种两极对立的观念——正如后结构主义者所建议的——那么就不会再有这本书的任何内在逻辑结构留给我们。于是，每个读者都会与这本书进行游戏，把自己的意义赋予它。

在哲学中，后结构主义主要和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1930－2004 )有关。与其他主要关注文学批评的后结构主义者不同，德里达针对的是哲学著作。他认为，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家们都是围绕着一些关键性的对立概念——如“现象 实在”“意见 知识”“精神 物质”“真理 谬误”——建立起自己的理论的。从表面上看，这些对立概念会支持结构主义的理论：哲学体系有一种反映在两极对立中的一贯结构。然而，正如我们应当在小说中反对两极对立概念一样，德里达相信这些哲学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通过一种他所谓的“解构”的方法，他试图表明，哲学中的所有这些两极对立的概念实际上都是自我反驳的。例如，胡塞尔强调在我们意识中“在场”( present )的东西（现象）和我们意识中“不在场”( absent )的东西（世界是否存在）之间作出区分。但是当胡塞尔自已探讨什么实际上对我们的意识在场时，他发现“在场”的东西主要包括对过去已发生的东西的记忆和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东西的预期。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对我们的意识来说都不是真正“在场”的东西。所以，胡塞尔最初对在场和不在场的区分就瓦解了：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纠缠在一起的。德里达相信，我们能用类似的方法解构哲学中所有标准的两极对立概念。以“现象 实在”的二分为例，当我试图描述实在时，我的描述似乎是完全以现象——例如向我的感官呈现出来的东西——为基础的。同样，对“物质 精神”的二分来说，当我试图谈到精神——我自己的精神或一种神性的存在时，我的描述完全是以某种物质实在为基础的。由于这样的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是有缺陷的，所以没有任何这样的体系能提供对世界的适当描述。

根据德里达的看法，作为哲学话语基础的一种更为核心的二分是言语和书写的二分。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最为清楚地作出了这一区分。卢梭指出，言语是我们交流感情的自然形式，它本身传达了真实而确定的东西。相反，书写被贬低为对言语的复制。因为书写只能间接地传达我们的感受，所以它要依赖于一系列习俗的约定，而这种习俗的约定归根到底将会歪曲真理，并且是幻相之源。然而，德里达认为，言语和书写两者都含有语言的基本要素，如符号的习惯用法和语法的严格规则。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与说话相比，书写是语言更好的载体，因为确定的习惯对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而根据卢梭的推理，书写要比说话更依赖习惯。

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及其特殊的解构方法对传统哲学的成功作出了十足怀疑主义的论断。后结构主义者也怀疑在作为个体观察者的我们强加于世界的那些东西之外，我们是否可能发现这个世界的任何别的意义。寻求事物统一意义的整个历史事业看来有着致命的缺陷。在西方文明中，这个问题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也就是 16 世纪至 18 世纪时开始的，在这一时期，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引入了一种新的、现代的考察世界的方式。科学家们希望发现支配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的规律的一个统一系统。作为对这一科学计划的补充，哲学家们描述了人类思想的机制，进而解释人类和人类文化如何适应这个更大的自然机制。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都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世界是一个支配着一切事物的单一解释系统。我们所形成的一切信仰和价值观都是以这个统一系统为基础的。这个关于事物的现代观念经历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关于统一的世界体系的现代观念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但却只是一个童话而已。我们需要超越对事物的这个现代观念而进入一种“后现代的”思想构架中。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哲学理论；如果它是这样一种理论，那它就会是自相矛盾的了。相反，它是对一场运动的总称，这场运动涵盖了对各种事物的现代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批判。后结构主义可能是这些批判中最突出的一种，由于这个原因，“后现代的”( postmodern )和“后结构的 ”( post-structural )这两个术语通常是可以互换的。然而，最近的哲学很多都以现代主义为抨击的目标，因此也被算作后现代的。罗蒂反对存在着事物的“本质”——例如人的本性——这一正统观念；安斯康姆质疑现代道德理论背后的“立法者”( lawgiver )的假设；女性主义哲学家反对把严格模式强加给事物这一主要是男性本位的做法。我们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发现了后现代主义态度的端倪，如尼采对传统的大众价值结构的否弃。甚至像杜威那样的美国实用主义者也拒斥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固定解决方式，并认为世界根本没有“被给定性”。后现代主义的大量讨论很大程度上延伸到了不过是现代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的哲学学科以外。文学、音乐、艺术、戏剧、电影和建筑中关于统一的秩序、对称与和谐的现代主义立场正在动摇。后现代主义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因而正在试图打破他们各自体裁中的传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