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暴力

    因此，男性统治得以充分行使的所有条件都已实现。男人们得到普遍认可的优先权表现在社会结构以及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客观性之中，这些活动建立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一种性别区分基础上，这种区分给男人最好的部分；同时，这个优先权还表现在所有习性固有的模式之中:由于这些模式受到类似条件的作用，所以在客观上被接受，成为所有社会成员认识、思想和行动的模子，即历史超验性发挥作用，历史超验性由于被普遍认同，所以作为先验的东西强加给每个行动者。因此，生物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男性中心表象被赋予一种常识的客观性，这种常识被理解为关于实践意义的实践的、信念的共识。女人自身将一些思维模式应用于整个现实，尤其是使她们被缚于其中的权力关系，而这些思维模式是这些权力关系归并的产物，并表现在象征秩序的创立性对立中。由此可见，她们的认识行为不过是实践的认可行为、信念的赞同行为，信念的赞同即信仰，信仰思考自身并按照原样确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它所遭受的象征暴力。[1]

    我对自己预先消除所有误解的权力没抱任何幻想，只是想避免关于象征暴力这个概念通常所造成的最明显的误解，这些误解全都是以对“象征的”这个形容词多少有点简化的一种阐释为原则的。在这里，“象征的”是在一种我认为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我曾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阐释过这个词的理论基础[2]。从“象征的”这个词最常见的意义来看，人们有时设想，强调象征暴力，就是削弱身体暴力的作用，并（使人）忘记还有被殴打、强奸、剥削的妇女；或更糟糕的是，为采取这种暴力形式的男人洗脱罪名。显然，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人们把“象征的”与真实的、有效的对照起来理解，就会设想，象征暴力纯粹是“精神的”，并且最终没有实际作用。我多年来努力建立的象征财产经济的唯物主义理论，力求摧毁的正是这种幼稚的区分，这种区分适合于低级的唯物主义，我要在理论中用统治关系的主观经验的客观性来代替这种区分。另一个误解，即尽管我曾试图在这里展示人种学的启发性作用，对人种学的参照还是被怀疑为一种在科学的外表下复兴“永恒女性”（或男性）神话的手段，或更甚，被怀疑为将男性统治描述为不变的和永恒的，以使男性统治的结构永存下去。然而，我非但不承认统治的结构是反历史的，而且试图确定这些结构是一种不断的（因而是历史的）再生产活动的结果，单个的行动者（包括男人及其武器如身体暴力和象征暴力）和体制、家庭、教会、学校、国家都对这个结果起到了推动作用。

    被统治者把从统治者视角出发建构的范畴用于统治关系，因此使统治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这就会导致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贬值，甚至自我诋毁。正如我们所见，这在卡比利亚妇女将她们的性器官视为一种有缺陷的、丑陋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东西的表象中（在我们的世界中，与之类似的观念是，许多妇女认为她们的身体不符合时尚所要求的美学标准）尤其明显，而且，更普遍地，在她们对妇女的一种被贬低的形象的赞同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3]象征暴力通过赞同建立起来，被统治者不得不赞同统治者（并进而赞同统治），因为被统治者要思考统治者或者自身，或更确切地说，思考自己与统治者的关系，只拥有与统治者相同的认识工具，而这些工具不过是统治关系的被归并形式，它们使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或者，换句话说，被统治者为了认识和评价自己或为了认识和评价统治者而使用的模式（高/低，男/女，白/黑，等等），是如此被自然化地分类被归并的产物，他的社会存在就是分类的产物。

    由于无法足够详细地引用（这需要一个像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的人）数量和种类足够多、足够体现这种温柔的通常看不到的暴力得以实施的具体情形的例子，我还是得依赖观察报告，这些报告以其客观性，显得比对极其微小的互相作用的描述更加无可辩驳。因此，我们看到，大多数法国妇女宣称，她们希望有一个比她们年长的配偶，与此完全相应，她们也希望有一个比她们身材更高的配偶，她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甚至明确拒绝比她们矮的男人。[4]拒绝看到性别“等级”的一般特征消失，这意味着什么?“接受一种表象的颠倒，”米歇尔·博宗（Michel Bozon）回答说，“这就会令人想到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女人，这就（自相矛盾地）降低了她的社会地位:她与一个降低身价的男人在一起感到自己也降低了身价。”[5]指出女人普遍与男人达成一致（在这方面，男人喜欢更年轻的女人），接受一种被统治地位的外在特征是不够的；由于她们的社会身份现在（或将来）与男人密切相关，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形成的表象中，她们考虑的是全体男人和女人对她使用（在被考察的集团中）得到普遍认可的认识和评价模式时，不可避免地对她形成的表象。这些共同的原则以一种心照不宣和无可辩驳的方式，要求男人至少在表面上和外人看起来，在夫妻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就是为了他，为了她们先验地承认并希望看到普遍得到承认的他的尊严；但同样为了她们自己，为了她们自己的尊严，她们只能需要和爱上这样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尊严存在于他明显“超过她们”这个事实中，并通过这个事实得到明确承认和证明。这样做显然未经过任何算计，而是借助一种倾向的表面随意性，这种倾向是无可辩驳且不可思议的，但正如对期望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差距的考察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倾向是在对优越性的体验中产生和完成的，在这种优越性中，（被视为成熟标志和安全保证的证明的）年龄和身材是最无可辩驳、被所有人明确认可的特征。[6]

    为了彻底阐明只有一种配置论观念才有助于理解的悖论，只要指出对“传统”模式表现得最顺从的妇女———她们期望的年龄差距更大———尤其出现在手工业者、商人、农民还有工人当中这一点就足够了。在这些阶层中，婚姻对于妇女而言，仍旧是获得一种社会地位的特殊手段；好像在这些偏好之中表现出来的顺从配置是与某些可能性的一种无意识配合的产物，这些可能性与统治的一种客观结构相关，顺从配置产生了可能与一种众所周知的利益计算相等的东西。相反，伴随着客观依赖性的减弱，这些配置有弱化的趋势，这无疑是由于滞后作用导致的———不仅要根据被占据的位置，还要根据轨迹对实践的变化进行分析，才能把握这种作用，因为客观依赖性有助于产生这些配置并维护它们（配置适应客观结构的相同逻辑，解释了人们何以看到妇女们参加职业劳动构成了她们离婚的一个主要因素[7]）。这就趋向于承认，爱情的倾向与浪漫的表象恰恰相反，并不排除一种与理性算计毫无瓜葛的理性形式，或换句话说，爱情在某种程度上常常是命中注定的爱情（amor fati），社会命运的爱情。

    我们只有超越（强力的）限制与（理性的）赞同，机械的强制与心甘情愿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甚至精心算计的服从之间的取舍，才能思考统治的这种特殊形式。象征统治的作用（无论这种统治来自人种、性别还是文化、语言等）不仅在认识知觉的纯粹逻辑中实施，还通过认识、评价和行动的模式实施，这些模式组成习性并在有意识的决定和意愿的支配之外建立了一种对自身异常模糊的认识关系[8]。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矛盾地说，男性统治和女性服从的矛盾逻辑既是自发的又是被强加的，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社会秩序对女人（和男人）施加的持久作用，也就是注意到与这种逻辑为他们规定的这种秩序自发地一致的配置，这种逻辑才可以理解。

    象征力量是直接作用于身体的一种权力形式，它仿佛有魔法一样，不受任何有形的限制；但是，这种魔法只有依赖被置入的配置，比如身体最内在的动力才能发挥效应[9]。如果象征力量能起到一种松扣机制（déclic）的作用，也就是消耗极低的能量就可起作用，即因为象征力量不过是解放了灌输和归并的作用放置在他们或她们身上的配置，这样，他们或她们就会给象征力量以可乘之机。换句话说，象征力量在巨大的先决作用中找到了可能性的条件及其经济（从这个词的广义上说）对等物，这种先决作用对于引起身体的一种持久变化并产生象征力量引发和唤醒的永久配置是必要的；这种转变作用主要是以看不到的和潜伏的方式，通过对一个以象征方式建构的有形世界的不知不觉的熟悉，以及被统治结构占有的相互作用的早期及被延续的经验而得到实现，因而显得更加强大。

    象征权力的魔法引起了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魔法界线的实践认识和认可行为，被统治者借助这些行为，通常不自觉地，有时甚至不情愿地，默许规定的界线，助长对他们自身的统治，这些行为常常采用有形情感的形式———羞耻、谦恭、害羞、焦虑、负罪感———或激情和感情的形式———爱情、倾慕、尊敬；正是因为这些情感以可见的表现泄露出来，比如脸红、言语局促、笨拙、颤抖、愤怒或无力的狂怒，有时才更加令人悲伤，他们以如此多的方式服从统治者的判断，不管是不由自主，还是身不由己，他们以如此多的方式，有时还要在内心冲突和自我分裂之中，体会回避意识和意愿命令的身体与社会结构固有的审査所结成的秘密同谋。

    （从性别、种族、文化或语言角度）被统治的习性的激情、躯体化的社会关系、转变为被归并法则的社会法则，并不是我们通过一种单纯的意志力量就能中止的，这种意志力量是建立在一种解放性质的觉悟基础之上的。象征暴力仅仅通过意识和意志的武器就可被战胜，这完全是幻觉。因为，象征暴力有效性的作用和条件已经以配置的形式被持久地纳入身体的最隐秘之处。在亲缘关系状况和按照这种模式设想的所有关系状况下，这一点尤为明显。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化身体的这些持久倾向表现和存在于感情（子女之爱、兄弟之爱等）与责任的逻辑之中，感情和责任常常在对尊敬和情感忠诚的体验中被混淆，而且它们在其产生的社会条件消失后还会长期存在。因此我们看到，当外部限制消亡且获得形式上的自由———选举权、教育权以及从事所有职业包括政治职业的机会———之后，自我排斥和“天职”（既起积极作用又起消极作用）接替了明确的排斥:当进入公共场所被明文禁止时，比如在卡比尔人那里，这种禁令迫使妇女们呆在被隔离的空间，并使得接近男性空间，比如集会地点成为一种可怕的不幸，这种禁令几乎可以同样有效地通过社会强加的这种广场恐惧症在别处实现，这种恐惧症在最明显的禁令取消之后还会长期存在，并导致妇女们自己退出广场。

    强调统治持久地在身体上打下的烙印和统治通过这些烙印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为这种认可统治的极其恶毒的方式提供武器，这种统治旨在将妇女受到压迫的责任推卸到她们自己身上，并不是如有人有时所做的那样，暗示她们选择采取顺从的做法（“妇女最坏的敌人是她们自己”）甚或她们喜欢自己被统治，她们从自己遭受的待遇中“得到享受”，因为她们天性中有一种受虐狂的成分。应该同时承认，人们有时为“责备受害者”而找到的“服从”配置依据是客观结构的产物，而这些结构只在它们引起的配置中得到有效性，这些配置有助于这些结构的再生产。如若没有那些忍受权力的人和仅仅因为他们这样构造了权力就忍受权力的人的推波助澜，象征权力就无法实施。但是，为了避免停留在这种证明上（如唯心论的、常人方法学的或其他的建构主义），应该注意并意识到认识结构的社会构造，这些认识结构组成了对世界及其权力的构造行为。因此，还要清楚地看到，这种实践的构造远非一个孤立的“主体”有意识的、自由的、坚决的智力行为，而是一种权力的结果，这种权力以认识和（倾慕、尊敬、爱等）配置模式的方式被永久地纳入被统治者的身体之中，这些模式使人敏锐地感觉到权力的某些象征表现。

    对统治的认可即便看起来真是依赖赤裸裸的力量，武力或金钱的力量，它依然意味着一种认识行为，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有充分理由采取一种理智主义和经院式的“迂回方法”，以意识的言语描述这种认可。这种迂回方法，如同在马克思[以及尤其是那些继卢卡契（Lukács）之后谈论“虚假意识”的人]那里一样，导致从“觉悟”的自动作用中期待妇女解放，却由于缺乏一种实践的配置理论，忽视了因社会结构进入身体而产生的晦暗和惰性。

    纵使让娜·法夫雷-萨达（Jeanne Favret-Saada）明确指出了经“说服和诱惑”得到的“赞同”概念不恰当，但她最终并没有真正摆脱强制与（作为“自由接受”和“明确协作”的）赞同之间的取舍，因为她依旧像马克思一样局限在一种“意识”哲学之中（因此她谈到被压迫者“被统治的、支离破碎的、矛盾的意识”，或“男人通过物质的、合法的和精神的权力对女人的意识的侵犯”），她从马克思那里借鉴了异化这个词；由于她没有注意到男性秩序对身体产生的持久作用，她无法确切地理解构成象征暴力的特有作用的着了魔一般的服从。[10]我们看到“想象”一词随处可见，被胡乱使用，这个词无疑比“意识”一词更不确切，因为它尤其趋向于忘记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原则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表象、一种幻觉（“头脑中的种种想法”）、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个被持久地纳入事物和身体的结构系统。妮科尔克-洛德·马蒂厄（Nicole-Claude Mathieu）无疑是对赞同观念展开最深入的批判的人，她在一篇题为《论被统治的意识》[11]的文章中，指出赞同观念“几乎消除了压迫者一方的全部责任”[12]并“事实上再次否认了对被压迫者的负罪感”[13]；但是，由于没有放弃“意识”的话语，她没有将分析进行到底，如没有探讨对统治者强加给被压迫者的思想和行动的可能性的限制[14]以及“男人以无所不在的权力对她们意识的侵入”[15]。

    这些批评的分歧并非毫无来由:它们实际上意味着女权主义运动要求的象征革命不能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意识和意志的转变。由于象征暴力的基础不仅处于需要澄清的被蒙蔽的意识中，而且处于适合统治结构并产生于统治结构的配置之中，我们只能从配置产生的社会条件的一种根本改变中，期待象征统治的受害者与统治者的同谋关系的中止，因为配置使得被统治者以统治者的观点看待统治者和他们自身。象征暴力只能通过一种认识和无知的实践行为得到实现，这种行为在意识和意志之外进行，并将其“催眠权力”赋予它的所有表现，如命令、建议、诱惑、威胁、责备、秩序或秩序的恢复。但是，一种仅仅通过配置的同谋发挥作用的统治关系，为了达到永存或转变的目的，相当依赖这些配置作为其产物的结构的永存或转变（尤其依赖一个象征财产市场的结构，这个象征财产市场的根本法则是妇女在那里被当成从低到高流通的物品对待）。

    注释

    [1]表明在象征方面占据（男人的、贵族的、领导的，等等）统治地位的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迹象，只能被那些懂得“规约”的人理解（有点像需要学会辨认军服上的军衔）。

    [2]参见P．Bourdieu，Surle pouvoir symbolique ，Annales，3，maijuin 1977，p.405-411。

    [3]在1996年法国举行的一项调查中，妇女们表示她们难以接受自己身体的想法相当常见。

    [4]按照同样的逻辑，迈拉·马克斯·费里（Myra Marx Ferree）强调，改变家庭劳动分工的基本障碍在于家务活被视为“与‘真正的男人’不相称”这个事实，她指出，女人隐瞒丈夫帮助她们做家务，是因为害怕贬低他的形象[参见M.Marx Ferree，Sacrifice，Satisfaction and Social Change: Employment and the Family ，in K.Brooklin Sacks et D.Remy（eds．），My Troubles are Going to Have Trouble with Me，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4，p.73]。

    [5]M．Bozon，Les femmes et l′écart d′âge entre conjoints: une dominaG tion consentie ，I: Types d′union et attentes en matière d′écart d′âge ，PopuG lation，2，1990，p.327 360；II: Modes d′entrée dans la vie adulte et représentationsduconjoint ，Population，3，1990，p．565-602； ApparencephyG siqueetchoixduconjoint ，INED，CongrèsetColloques，7，1991，p.91-110．

    [6]还需提及一些非常微妙的游戏，在卡比利亚地区，某些（尊贵的）妇女尽管实际上居于统治地位，但她们懂得采取一种服从的姿态，让男人表现为和显得像是统治者。

    [7]参见B.Bastard et L．Cardia-Vouèche，L′activitéprofessionnelle des femmes: une ressource mais pour qui? Une réflexion sur l′accès au divorce ，Sociologiedut ravai l，3，1984，p.308-316。

    [8]在关于与语言统治相关的象征暴力经验的众多见证和考察报告中，我将只举出M.阿比奥登·戈克帕里奥拉（Abiodun GokeGPariola）关于独立的尼日利亚提出的见证和考察报告，因为它们具有典型特征:“一切土著的东西遭到内在贬低”这一现象的永久存在，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尼日利亚人与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拒绝在学校里教授这种语言）以及与以往殖民者的语言的关系上，他们“采用英国人的生理习惯讲后一种语言ƻƻ以便得到被认为属于英语的鼻音”（参见A．GokeGPariola，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Legitimacy in Af rica，African Studies，31，Lewiston，Queenston，Lampeter，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3）。

    [9]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术语想到宗教启示的象征效用（教皇谕旨、讲道、预言等），很明显，这种效用依靠一种宗教社会化的先决作用（教理讲授、做礼拜，尤其是过早进入一个浸透宗教感情的空间）。

    [10]J．FavretGSaada，L′arraisonnement des femmes ，Les Temps modernes，février1987，p.137-150.

    [11]N．GC．Mathieu，Catégorisation et idéologie de sexe，Paris，Côté-femmes，1991．

    [12]N．GC．Mathieu，Catégorisation et idéologie de sexe，Paris，côté-femmes.，p.225．

    [13]同上书，p.226。

    [14]同上书，p.216。

    [15]同上书，p.180。应该附带指出，对生殖关系的男性观念（比如在话语和仪式中，女性特定贡献的最小化）的批判的最有决定性的进展，在对实践尤其是仪式实践的人种学分析中找到了最可靠的支持（参见N．GC．Mathieu所辑录的文章，in N.Echard，O.Journet，C.MichardGMarchal，C.Ribƨry，N.C．Mathieu，P．Tabet，L′Arraisonnement des f emmes.Essais en anthropologie des sexes，Paris，École des hautes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