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受挫

解雇意味着出局，不仅持续时间不定，而且打乱了出局者的期待：除了收入减少，解雇也使规划未来失去意义，而且把以前在职场环境里可能做出的规划一笔勾销，或者使之大为缩水。在其他苦果之外，失去工作还打破了企业经常在在职管理干部心中诱发的自我欣赏。对于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来说，跟“事业”的理念密切相关的各种期待是殚精竭虑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事业是一个积累物质利益（薪资、奖金等等）和象征手段利益（名声、关系等等）的过程。这种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一系列利害程度不等的承诺，无论是工作（外省或国外的岗位、职业培训）还是在私人生活方面（夫妻生活、婚姻、育儿、休闲、房产信贷……）。解雇的后果是质疑一切个人承诺，例如“个人”特质（如“活力”、热情和忠诚）、职场的愿景和个人期盼。失掉了工作，未来就变得难以确定，遭解雇者不得不清点尚可利用的资源；对于一些人来说，解雇也暴露出以前被抑制或发生畸变的缺陷。无论是配偶、朋友，还是邻居，他人有时会投来令人难以忍受的目光。这也许表明，目前的局面跟久已确认的期待之间存在着落差。

这种考验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不可能一样。应对办法，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克服它的办法，取决于手中掌握什么样的资本。我们不妨比较两种极端的情形：一头是拥有一系列正面特点的干部，少见的高学历、男性、年轻等等；另一头是最不具备这些特点的干部。由于干部与干部不同（根据某一特定时期对干部的定义），他们面临的失业概率也不一样。最先殃及的是与群体的从属关系最为脆弱者，特别是靠着极度依赖雇主的特殊机会加入群体的那一部分人。这批人是潜藏在仕途中的一些受制约的牺牲品，同时也是自己的学历、外貌、缺少关系以及被视为能力有限等等的牺牲品。此时他们才发现，从前享有的重视、上级的善意表示，乃至“干部”头衔，都仅仅标志着一种极脆弱的成功而已。

候车室

萨班先生已有10年没找到工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51岁的他仍然很健谈，身体强壮。他离退休年龄尚远。从26岁到43岁，他曾在一家很大的矿泉水公司工作，是所谓的“看家干部”。虽然学历仅止于通过高中毕业会考（他提到拥有“双份高中毕业会考文凭”），可是他迅速爬升到地区代表的职位，专门负责与医疗界接触。他无疑很懂得如何让他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才能获得承认和尊重。他不愿只当普通的“商务代表”，只负责与超市打交道，而自认为能够与专家对话，因为跟他们讨论才“有意思”。他曾经到处旅行，接触各色人等，肩负“责任”（招聘和培训）。至于被解雇的原因，他现在的解释似乎将一半归咎于市场，强调在一个如今衰落的行业里裁员的必要性，将另一半归咎于公开重“少”轻“老”的聘任政策。

在一个为失业者举办的团体“年度活动”上见到萨班先生并非难事。他和蔼可亲，态度开放，让人觉得他不愿放过任何谈论自己的机会，顺带评论一番社会制度如何应该为失业负责。他显然已经习惯在公众场合发言，而且上过电视。他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从他不厌其烦地竭力打动对方上，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他出身法国北部的一个贫寒家庭，幼年失怙，曾经盼望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只上了一年大学就退了学。他经常重温与教育制度有关的这一段不幸的初步经验。尽管没有正式学位，他却自认为拥有与之相称的水平。可是，缺少合法学位使得他一会儿表示疑虑，一会儿表示肯定：他自称曾是模范学生，但不是“最耀眼的”；他声称拥有营养学学位，可是马上补充说并未真正毕业；他是干部，但不是名副其实的干部；等等。成功和失败的影响他都有所感受，他深切地感到自己是个双面人（“我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作为失业干部，他靠领取年金度日。由于靠几笔家族遗产积累了一点钱财和房产，他有一笔相对安稳的额外收入。他自认为基本上可算有钱人。不过，由于他一门心思省钱，日子过得非常寒酸。他出自本能地以“左派”自命，却认为自己与邻居们不同，那些人是他居住的一座高级公寓的共同业主（他毫无遮掩地跟他们谈自己的失业情形）。他“不墨守成规”，不愿意以有产者的形象出现：他留着不大齐整的长头发，穿一件套头夹克。他的政治取向同样有双重性：既是“左派”，又对移民、妇女、青年、教师等很反感。他在文化方面也显示出某种排斥：他自豪地谈起自己拥有“3 500本书”，言谈间夹杂一些文绉绉的字眼，但并不总是很贴切。例如吹嘘能够就毕苏斯基^[1]时期的波兰之类的题目讲上“半个钟头”，有时甚至自称为某个电视竞技节目的赢家。他对政治很感兴趣，不愠不火地声援失业者，不过很认真，并且提供一些众人期待的服务。他不仅远非无所事事，而且似乎掌握了变失业为某种“成功之道”的钥匙，因而受到大部分有关人士的羡慕和追捧。他学会了没钱也能过日子的技巧，津津乐道于把一些省钱的窍门告诉别人。如果说他自奉甚俭，不妨认为，这既是灵活地根据有限财力调整自己的需要，也是为了证明为人处世方面的转变，其中便包括区分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多余的。

关于他的目前状况，以上就是萨班先生希望留给我们的多为“正面的”印象。当谈话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年轻女子闯进房间，一边道歉一边打断了我们的交谈，非要我们给她一个说话的机会不可。此人显然被失业的压力搞得有几分神经质，看来远不如萨班先生那么泰然自若。

这位罗朗太太曾经是一家猎头公司的干部，但地位始终未获认可。“失宠”导致了被解雇。这个结局使她意识到地位带来的一切好处。身处一个对妇女不利的世界，她没有可以使之免受雇主摆布的高阶文凭。连她那张有“专科”字样的文凭^[2]也属于没多少价值的专业（人才管理学位），这一类文凭都是学校近来发放的，为的是应付就读学生大增的情况。忽然间，似乎被罗朗太太的动人陈述唤醒，萨班先生也不时表达了不满（治不起牙疾，既没钱也没兴致度假）、恐惧和愿望。这些都是他刚才未曾涉及的，尽管他那番话说得有点过头。

无火不生烟

我们略感惊讶的是，富尼叶夫人跟很多人迥然不同。按照她的看法，即使失业，穿戴也不该松松垮垮。她身着一套淡雅的正装，佩戴金首饰，一头金发修剪得很短，这使人想到如今在企业里地位较高的“职业妇女”的流行形象。她谈吐稳健，很有分寸，尽力使对方接受她的“性格”，却似乎不追求赞美的话。

她在各种考验当中显示的干练与自信不无关系，这种自信既来自手握学位文凭（经济学科和多个专科的毕业证书），也来自金融管理方面的职业经验（她自认为“在这个领域里特别强”）。她的工作是在离婚之后才开始的，那是位于巴黎大区的一家软件公司。她跟独生女一起在外省安了家以开始一个“职业计划”，或更准确地说，希望获得一个财务主任的重要职位。因为这些追求在巴黎难以实现，她只好同意前往南特，到一家同类公司做管理工作，而且最终获得了最初企盼的职位。她的工作是将一个快速成长的公司的管理部门电脑化，她对这项工作极感兴趣。工作内容是“建立系统，组建团队，购入电脑器材，培训软件程序员，教会员工使用设备——总之，逐步把结构搭建起来”。可是，在这个企业的“家族结构”内部，她很快就看出，在看起来很合理的自身期待与雇主想要的东西之间存在着矛盾：一俟交给她的任务完成，雇主就要甩掉这个潜在的竞争者。

富尼叶夫人早就有过多次挫折，特别是“遭拒绝的三个金融经理的职位，因为他们不想让她去巴黎出席清一色的男人的董事会议”。最后出于现实的考虑，她很快接受了南特的管理职位。她在那里发现了从未想到的晋升机会，尽管开头多少遇到了一些困难。她真的能够选择吗？“我很快就明白，我会碰上两个人，主任和他太太。我准确地知道终究会出问题，不过我这个人一直信任别人，心想也许……不管怎么说，一完事我就会离开这里，没想太多……因为我还没有职业，到这儿是为了开始职业生涯，所以我想：‘等到把事情做完，我就……’我本来应该早一点离开，哪怕一切还没有……我在这方面判断有疏失。我这个人做事要求完美无缺，一切都得是呱呱叫，因此被抓了小辫子。不过，问题也许还是一样，因为我或许会意识到，这个地区根本没有工作可找。”

有意思的是，富尼叶夫人跟主任发生冲突的起因是在一次讨论中，不是跟主任，而是跟主任的妻子发生了龃龉。此人拥有（内部）财务经理的头衔，可“真是废物一个”。富尼叶夫人认为她什么都不会，只代表“家族”逻辑。富尼叶夫人认为这种逻辑根本站不住脚。连解雇她的理由也只不过是要提醒她是女人。主任夫妇通过伤害她的自尊心迫使她辞职（完不成的任务、小人伎俩等等）。“一天，老板的太太要求我做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做不到是因为我在两个系统里工作，既有原来的手工系统，同时还得推行电脑化）。我独自一人，工作量巨大，星期天，夜晚，都得搭进去……而且她星期五给我要求星期一做完的事情，因为有美国人要来。我就说：‘您听好，这事根本不可能做到。我给不了您，办不到。’‘可是我丈夫星期一非要不可。’我回答道：‘告诉您吧，如果实际上能够做到，我何乐而不为，可是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啊。’我对她解释：‘这个您是了解的。’她一听就露出嘲弄的微笑，这下可真把我逼到墙角了，我勃然大怒。我说大怒是当真的！我对她说：‘您这是痴人说梦！真是白痴得吓人！’完了，这下我可以卷铺盖走人了。不过，我还是稍微等候了一阵，因为我很想知道她凭什么解雇我。因为当时什么都没说。所以呢，我等了一阵，看她如何应对。于是，她弄进来一个家伙，夹在她和我之间，以便迫使我离开。她本人没有这么做的胆量，不过……我硬扛着，我有相当不错的适应能力，这是我的性格的一部分。她对这种适应能力一定感到吃惊。那个家伙纠缠了我六个月，他在我对面的一间有落地玻璃的办公室里，我每迈出一步他都紧跟不舍，连我接一个电话他都在一旁听着。他整天都在问我：‘您的工作到哪一步了？您在做什么？’等等。不过，我从来没有任何举动，没有攻击行为，什么都没做……我很想看看，这种绝对可怕的关系会走到什么地步。这样一来，看到我不吭气，他们有点乱了阵脚，因为他们毕竟得作出某种选择呀。到了年底，那个家伙说：‘我不想让您留在这个团队里。’我就说：‘那就请您明确说明理由。’‘就是如此，我不想让您留在这个团队里。’我说：‘也好，我去见财务主任。’她本人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就问她：‘好了，现在您告诉我理由何在吧。’‘这个嘛，这个嘛……’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她没法告诉我理由。于是我说：‘您听好，我对自己说过的话一点也不后悔，您在这一行里根本就是白痴。碰巧您是主任的老婆，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依然告诉您：您是白痴。您不能接受这个说法，那是您自己的问题。可是您这样看待是错误的。假如您给了我完成工作的一切可能性，哪怕只是走走形式，我反倒能够接受这个说法。’我还说：‘可惜呀，对于您尤其可惜。’他们于是拿‘失去信任’作为理由。”

为了走出这种局面，富尼叶夫人作出一番分析，尽力去理解：“无火不生烟……对付一种煎熬，你得有毅力才能免遭毁灭……人都有一种把握事物的超常能力，只要你想运用就能做到……”她明知在本地谋职的可能性很小，仍然拒绝一切宿命论，心中甚至有一些解决这些困难的想法（例如计划创办一个地方机构，帮助失业干部的群体跟她尚有人脉的企业建立联系）。她对自身的职业素养很有信心，从而使她摆脱了怨天尤人的情绪，有助于相对平静地看待那些无法掌控的挫折。正因为如此，雄心未泯的她才会近乎超脱地评价企业这个男性天地，一个“男人制造的世界”。如果像男人那样，将自身的全部“特质”等同于“工作”，她认为是一种完全虚幻的优越感。

1992年9月

失业的企业干部^[3]

采访者：加布里埃拉·巴拉兹、路易·班铎

“前途？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萨班先生：我这个人很难归入任何一类……

——为什么？

萨班先生：为什么？因为我天生反对墨守成规，从来不跟风，从来没有。25岁时，我是狂热的反戴高乐派，前后四次属于密特朗派，可是现在呢……我在等，等着多数派发生改变，不是为了站到右翼去（从根本上说，我不是右翼），而是因为，既然身为民主派，我觉得交替一下对解决问题很有用。总之，你得考虑我这种非典型性，我有我的经历，6岁失去母亲，19岁父亲也没了，少年老成，这些加在一起，促使我成了一个有点特别的人。还有，一场并非那么出彩的职业生涯，好在全靠辉煌的30年代末期，手里还有双份高中毕业会考文凭，上过一年高等商学院。我还记得那场入学考试，我在275人里是第二名。可是我没去，因为父亲那年过世了。我想家里没办法支持我把学上好。这么说，是因为我有一个21岁的女儿，她也会走得很远。她目前在读学士学位，一切正常的话，她应该能成为教师……我的头一个高中毕业会考拿的是经济科文凭，那个当年还在摸索当中，后来我腻味了，又考下一个哲学科的……那时候有两张文凭，哪儿都能去。我天生不那么喜欢学习，有一阵子不知道往那儿去，还有组建家庭，缺少家庭的支撑。我16岁就认识了后来35年里一直一起生活的女人——35年没变——我们很快就结了婚。我在国民教育部当过一阵小卒子，我太太也工作，她虽然不算知识分子，可是很聪明，脚踏实地，很有求知欲。她在管理部门当秘书，在职场里融合得很不错，很受欢迎，办事干练。

——您的工作是……

萨班先生：访问医疗机构，先是在法国北部，我负责的领域膨胀过，也缩减过，总之总是在变。反正有一阵子，我一直在北方跑来跑去，毕加底和上下两个诺曼底，我那时住在里尔，有半年时间晚上回家，其余时间都在外面跑，候鸟似的。三月份走，入冬回家……开着旅行车到处跑。这种日子有那么一阵子，因为经历了两三家制药厂以后，我26岁加入了K集团。两年后被提拔当了管理干部。他们后来把我赶走了，因为我要求去南特市（Nantes）的另一个部门。赶走我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条很好的理由是我没啥用了。我回到南特市，负责公共关系。您瞧，在跟人打交道方面，我这个人的确如鱼得水。（……）我什么都不怕，在“年终聚会”上面对600多人讲话，向全国职业介绍所的总头目厉声发问。我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已经成了习惯，因为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各色人等。我参加过好多好多会议，我们在医疗领域嘛。（……）在南特市，我可能会跟两万多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这个工作……我想见谁就见谁，从诊所护士到会议上的大老板，也有大学生，我给他们作20分钟报告，讲讲尿酸、治疗等等。题目都不一样，没有一天是一成不变的。地点也总是不一样，原因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不是关在企业高墙里的俘虏，因为你得理解我（我觉得这个很要紧）：领了25年工资，但不是从企业领。可是，既然跟结果没有联系，您看……

——是哟……不过，不管怎么说，您跟结果还是有联系的……

萨班先生：这个说不清。其实企业老板起初待我们很不错，后来K集团被收购了，以后老板就把我们甩了。一到南特市，我就知道局面不对劲了，那些走掉的、退休的都没人顶替。第六年，企业联席会议开了会等等。他们不想把我们留下当医药代表了，这样做是对的。我们被电视广告取代了，没用了。于是，他们把我……

——您的职业是医药代表。

萨班先生：对。我那时候是医药代表，医药代理，不过最近七八年，我已经当了很久的干部，因为我培训出来50多个新手，那时期受聘的人不少，做行销。为了让他们了解我们的产品的药性，我培训了50多人，招聘了30多人。一招聘就把我召到巴黎。我有个同事，是蒙彼利埃市时期的密友，我俩一块儿决定招聘方面的事：这个人可以要，那个人不要。人一招到，就由我负责培训，所以有好几年，我把星期天都花在学习医药知识上了。我常驻北方那阵子，K集团把我派到主宫医院（l'Hôtel-Dieu）三年，达到了胜任主持培训的水平。我的老板是医生，对我很信任，让我管招聘、培训和陪同一些人……（……）那一阵子真是活泛，因为能见到很多人，挑选我想要的医生，因为医务界的同事会告诉我哪一位医生糟糕、脾气坏。我有两万多个医生的名录，而且我跟他们的关系特别好。（……）

我在巴黎和别的地方参加过很多会议，也有国外的（我德语、英语都说得不错），总之，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因为全靠跟医生关系好，他们张开双臂欢迎我，也因为这跟制药厂的那些丑事截然不同。年轻的医生多数不知道怎么开温泉疗法的处方，因为没有人教过他们。那个时期真的很棒。我每天的工作安排很灵活……每个星期工作三天半，一出差就四处奔命，有时候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从约见早七点开始门诊的医生起，午夜十二点半才离开。可是我不抱怨，就因为很自由，再说干这一行得跑很多地方（不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频繁）。所以呢，我不得不独自在外奔忙，孤独当然难受，好在我太太经受得住。而且，说白了，从夫妻情感方面来看，这个……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

关于文化和遗产

——您为什么说发现事情开始“不对劲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萨班先生：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更便宜的矿产，医院的市场垮了，全垮了！他们就放了手。他们提议我来个不靠谱的彻底转型，我不是那个年纪啦！于是他们说：“不管您愿意不愿意，您被解雇了，您充分保留权利。”我就拿着相当于如今的四万五千法郎走人了。当然，我没有用这笔钱买一辆宝马汽车，而是马上用来投点资，这个是我可以做的。我还是要对您说我昨天提到的那三个条件即文化、幽默感和怀疑态度，再加上遗产。跟所有其他失业者相比，我这个人倒是自觉活得挺自在。（……）

——这是因为您投过资，用那笔钱投了资吗？

萨班先生：我从爷爷奶奶那儿继承了房子等等，所以可以说，我靠税务技巧让人家没法课我的税（……）。我也不是那种日进斗金的人，如今我每个月有九千法朗过日子。所以说，由于我是一只节俭的蚂蚁，还掌握生活技巧，尽量少花钱，所以仍然能过上一种比较宽裕的日子。我住的公寓里有产阶级居多，住户大多是公务员，甚至有一位从前当过副省长，还有一位警察分局局长等等。公寓里都知道我丢了工作，我公开讲过，谁都不瞒着……

——高声说出……

萨班先生：对，高声说出。面对某些人，为的是让他们不舒服，对于另一些人，只为让他们知道真相，这么做我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也是经过训练和有文化带来的优势，我掌握着一些社会代码和语言，使我能够跨越社会距离。那么好，如今我比较安逸一点了，公寓房的报销额度的确少了点，可是一满60岁，我就能拿到一万两千法郎的退休金。

——这就挺不错，这样一来事情就进入正轨了……

萨班先生：还因为全国职业介绍所当面对我宣布，我很感激他们，因为那个人是我引荐的，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关系。他跟我说：“先生，像您这样的人很难遇上。”……我上过电视。他们保留了我对年龄歧视的抨击。我明确地说（因为我这个人有点演喜剧的本事，言辞犀利）：“依我之见，年龄歧视跟种族歧视是一回事。”可是，这些都过去了！你再也没有任何找工作的机会了。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我有个老伙伴，他留下没走，而且同意干行销……对我来说，行销真没意思，为了预算方面的问题跟人家讨论芝麻粒大的事，这个太没劲，不行不行……

——一点也不适合您……

萨班先生：我没上多少学，可是我这个人每年读150多本书，读《世界报》读了30年了，多少还算是个知识分子。我的水平可以这么说：我半个小时就能做完《世界报》和《费加罗报》上的拼字游戏。您知道我的水平了吧？如果哪天让我上电视节目《向冠军提问》，我不会被吓死，我的记忆力特强，我的这方面比智力方面要强。我并不认为自己特别聪明，可是适应力超好，超级……这个不假，因为我过去的职业让我遇见很多陌生人，医生。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我只需半分钟，您一定知道“头三规则”吧？头三句话，头三步和头三道目光……我非得弄懂不可哟！一切都得弄懂。例如那个家伙属于哪一类人，室内装潢……我从在接待室里看到的东西获得启示。这可是一种大脑体操，甚至有点吓人，因为只要15秒钟，我就能看到对方的心里去。（……）

我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

——开始您说过开头很难……

萨班先生：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您愿意这么说也可以。现在我在这里可以说一切都很好。可是，在45岁时，人家告诉你“没你的事了”，那个震动哟！尽管如此，我并不在企业里，我既能够当个工作狂，一天干12个小时，在巴黎连续开一个月的会，也知道该偷懒的时候怎么偷懒。可以说，我对生活抱着一种懒散随意的观念，同时也是一个上进的人……总之，我的职业提高了我的价值，因为这个职业让我感到很满足。我跟医生们打交道，这些人很亲切！他们请我吃饭……小斟一杯，他们……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医生，他对我说“咱们去听音乐吧”，把接待室一屋子人晾在那儿了。事实上，当你赶上这种事的时候，即便你不是工作狂——例如我就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太多，诺曼底的博物馆我都熟悉——而是懒汉，表现得蔑视工作，即便你满脑子都是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的《懒惰颂》，如果你刚巧如此，那也不是问题。哎，我这是苦中作乐……

——是哟，可是您毕竟还得重新安排生活吧？

萨班先生：是的，重新安排生活其实不难做到，我那时不在企业里，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个没有变……我找回了……因为正面的结果毕竟还是有的，我找回了家庭生活，因为我总是在外面跑，您知道，这个不那么好玩，幸亏……

——其实，努力工作是因为您没有别的事可做？

萨班先生：那倒不是，我读书……所有的报纸，可是家外的日子不好玩，不好玩。虽然能遇到一些人，男女都有，可是不带劲，你没法从事体育活动，一周当中没法定时去娱乐，而在外面跑。我认为，我早就告诉他们……哎，我还得写报告，星期六和星期日我都得用来拼命阅读各种医学杂志。对呀，因为整个星期天都在读医药新闻，设立文档，帮同事们准备会议，等等。所以，这一下我又有家庭生活了……我不是那种离不开家的人，跟儿子的关系也很不好；可是我跟太太关系很好；我女儿是知识分子，不过我和她不怎么合拍。比方说，她投了反对票［指申根条约的公民投票］，因为她很受勒庞的观点的影响。可是，怎么说呢？左翼父亲，右翼女儿。是哟，这个我能接受，就是如此……她会变的，会变的。

——这件事不仅改变了您的生活安排，而且改变了您的世界观，对吧？

萨班先生：对，世界观也变了！这很简单！我是不折不扣的左翼，在弃权和激进的左翼之间摇摆……投共产党的票？这不行。除了因为幻灭和不乐观而投票以外，我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宣告灾难来临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我希望灾难不会变成现实。（……）还有，我一点也不相信星象学，可是我是典型的双子座。星象学全是胡说八道。比我更有双子座特点的人，您找不到，绝对找不到！不过，我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这个我清楚……真是难以想象！一种奇特的两面性，其实我的清醒就是从这里来的！

［…………］

我从来不乱花钱

萨班先生：举例来说吧，我有一项近三百万法郎的遗产，因为我有公寓房……为这个房子，我交了六百法郎，因此我属于非典型的失业者。当然，这个我也不能到处去说。（……）这笔遗产没有像我能够做到的那样被充分利用，不过我是有意这样的，因为我把它多样化了，不打算都放进一个篮子里。所以，您可以认为，我这个人有一个恶意的方面，是个有钱的小资阶层的混账资本主义者。这个不假！这么说是因为我有一些左翼的思想。是哟，加上“事情就是如此，我能够接受（……）”。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从来不乱花钱：我不旅游，汽车用到报废，没有炫耀富裕的外表，穿衣戴帽一如常人，一周当中穿牛仔裤，我没有在衣服上花钱，裤子是别人送给我的，我给他修过窗户遮板，他给了我四条，质量特棒，经我太太的手剪裁过等等。我太太做一些裁缝活计。我们都是北方人，她经常回那边，我俩每年回去一趟——我刚才说过，我从不休假，去年我去过北方（可是这个能叫作“去北方休假”吗？）。有些事情，我这个人不那么轻易上当，我不瞒您，比如说，我反对失业补助金，这个我已经说过。有必要明确一点，既然有人失业，就说明有一群妇女把饭碗偷走了，使一些像我这样的父亲沦为失业者——我一直坚持这个看法。

——您这样认为吗？

萨班先生：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请注意，我可不是性虐待狂。妇女有她们的职业，这个没有任何疑问。可是，你必须超越这个，我就是通过劳动分工超越了这个。不过，我还要加上少数移民，少数被赶出乡下的人等等。不管怎么说，我在等两个东西，我在等，请不要以为这是“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或是恶意的政治观点：第一，我等着出生率下降；第二，等着养老金崩盘。有工作的妇女（……）生个独子是灾祸，只生一个的妇女应当受罚，那样还不如一个不生。那些双收入的家庭，月收入两百五十万。我有一个退了休的邻居，刚花一千七百万［十七万新法郎］买了辆二手奔驰车，您看我生活在什么阶层的人中间，这位先生有辆宝马，那位太太是辆沃尔沃……哎，女人我真弄不懂！劳动条件是一种奴隶制度，在一个钩心斗角的企业里任人欺辱，正是如此，还有专横的老板。那么好，我看不出把一生交给工作有什么好处。假如我是个嫁给有钱人的女人，首先我得在夫妻关系里争取和睦相处，还有，我选择一个男人是为了白头到老，生活中没有比忠诚更重要的，得天长地久。我眼见人们过精神生活的那副样子……跟那样的女人过三年，唉！加上养孩子的付出！哎呀，不行哟，不行！所以说，有工作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原因，反正……

［一位年轻妇女罗朗太太此时现身，自我介绍后，要求说几句话。］

我忘记告诉您的正是这件事

罗朗太太：可以说，没有梦想才是最可怕的。这意思是说，由于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等，在等待过程中，最严重的莫过于连你全家都没法做任何计划……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

萨班先生：是哟，她说得很有道理！我忘记告诉您的正是这件事……嗯，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哟！真是天意！因为，这件事……我忘记告诉您了……全忘了……

罗朗太太：……因为这个很要紧，虽说还没有出现太多的问题，因为我失业还不算太久，可是这件事深深地藏在我心底，它让我很不舒服，就是这个，是不得不说，“我不知道自己明天能干什么”。什么什么都不知道！

萨班先生：丹妮尔，答案找到了：我活在一个永恒的当下……

罗朗太太：我想说的倒不是这个，因为大家都说活在永远的当下，可是我的日子，包括我的家庭，我的至亲，至今都是经常做计划的，多少总是生活在将来里头……至少，用伊壁鸠鲁派的说法，活在当下吧，因为当下最好。那句名言是怎么说来着……

萨班先生：“及时行乐”……

罗朗太太：不是伊壁鸠鲁的当下，不是这样的当下……

萨班先生：是一个沉重的当下，对，就是这个，一种很难消解的当下。

罗朗太太：正是这样。而且这个当下对我来说几乎让你不敢想明天，因为恐惧，好像一个人大梦方醒……心里也似乎说：“还是老样子，我依然一无所有，不知明天能做什么。”……同时琢磨：“我也许会接到一封信或一个有意思的电话。”我想对您说的都在这里了。

萨班先生：她说得很对……

罗朗太太：活着却不能有梦想，这是很严重的事，而且“梦想”这个词有很多含义……

萨班先生：说得很对，正因为如此，我才要问：“什么梦想？夜里做梦还是梦想……”

罗朗太太：我可是一直有梦想的！我这一辈子都在当下做事，这个没有错。不管在工作当中还是私下，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明天，下个星期，我们要做这做那。”可是现在呢，什么也做不了！……确实如此，这个我觉得才是最可怕的。当然，有些事情比这个更严重，不过……没钱对一个人来说很严重……不能做计划，没有梦想。

萨班先生：更别说，就我本人而言，我有人接替……两个孩子，我儿子不很出色，可是他努力，他有自己的计划，女儿呢，照理说应该走得很远，也许吧，我不知道……至少拿个硕士，或者……所以说，他俩将来会接替我。可是我本人的前景在哪儿？这个我从来不去想。你说得很对，这我得谢谢你，我把它完全忘记了。我在永恒的当下里漂上漂下，不知道将来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当然了，我心想：“再坚持八年就退休了。”至于明天如何，我不去想。所以说，在我头脑里，时间概念已经彻底消失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您：“我从来不会因为例如失业什么的失眠，不过起床很费劲。”有好几个月，我都是做着同一个梦醒来的，我梦见我身在医生的接待室里，不过那间接待室永远不一样。我去过2 500个接待室——也许没有这么多，我有点夸大——全都不一样。好在我从来不失眠。如果你说这就是抑郁症，我反倒觉得弄不懂这是个什么。

——［对罗朗太太说］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罗朗太太：我那时在人事管理部门，我的意思是……您看，我说的是过去的事，我曾经是……！我是……因为那是我的工作，我不由自主地用现在时态说话……这个很无奈……人家两三年前就给我的同事和我许了愿，当干部，可是干部身份多少是个圈套……

萨班先生：那是胡萝卜……

罗朗太太：您知道，工资多少我们不那么在乎，我们争的是地位。一个高层领导那时有点人品问题，他总是反对把两个女人……倒不是反对提升，尤其在我们这个服务部门，他却认为，一旦我们有了干部地位，他担心——虽说我俩是责任重大的管理人员——我们树立不起来某种威信：那就成了既是干部，又不是干部。

［…………］

一份“特棒的”工作

罗朗太太：我不是干部，可是我有一份很不错的简历（有人给我的雇主打过电话，我肩负的责任很大，可能让人感到惊讶）。不过，我承认，多亏了我工作过的公司，也不论我跟一个高层干部有什么过节，我们的运气还是很好的。“我们”是指我俩，我们两个人在工作中的确非常合拍。唉，这个优势就是我们有机会一起工作，做一些特棒的事。有一个时期，我们利用了这些机会，心想：“太好了，任务交给我们了，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得胜任，我们要巡查，做点审计。”对我们来说，那可是太妙了！可是转念一想，又对自己说：“等等！”我们眼见很多人升为干部，就琢磨开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公司男人很多，女人尤其少……我们就想：“为什么不是我们？”后来，我们第一次问道：“为什么不是我们？”我们每年都有面谈，其中一次是谈下一年的任务。我们被告知：“不行。”用了一些愚蠢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后来，局面变得更糟糕，所有的关系都渐渐地恶化了，我们那位负责财务的经理管得更多的是财务，而不是员工，其实他对自己的职能也不了解，他感到管不住自己的部门了，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可以说，他管不住我们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公司怎么搞的，我跟财会部门没有问题，可是跟人事部门除了问题，还是问题。”

萨班先生：如果当初结婚生子，你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萨班先生：不，不，我那位伙伴有一次对我说：“我把你那些资料都扔掉了，从窗户丢出去了。”他受不了啦！事情很有趣，以至于我心想……我不愿意……有几次，逢到周末，我很想知道，很想做事，也常在外面跑。有一年，每隔半个月就出差一次，剩下的半个月远离家门，去波尔多、克莱蒙菲朗等等地方。这样一来，每个月倒有两个星期在外面跑。起初大概有两三次，后来就停不下来了。我那位伙伴开始担心了……看到我没有被提升为干部，他非常气愤，因为他早就知道，那个位置是留给我的……告诉您吧，这里头也许不是财务问题，而是……

——那是一种认可……

罗朗太太：正是。他应该为我感到骄傲。他常说：“至少，你配得上。”……

1992年9月

注释

[1]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lsudski，1867—1935），是波兰第二共和国国家元首（1918—1922）和独裁者（1926—1935）。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起，成为波兰和欧洲政局的重要人物，被认为是继波兰被瓜分一百多年后于1918年使之重新赢得独立的功臣。——译者注

[2]应指高等专科学位证书（Diplôme d'Études Superiéures Spécialisées，DESS）是法国高校本科毕业后经过一年的学习方可取得的学位证书，面向企业。大致相当于英美和中国的硕士学位。——译者注

[3]这份访谈录原附在路易·班铎《职场受挫》一文（原书第889-894页）之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