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撤离

亲自查访的意愿很可贵，它往往要求从解释性原理的缺失之处（此类原理反正不是总有）找出观察到的现实。这个缺失之处就是观察活动所进行的实地。例如，新闻头条里越来越少见的“问题郊区”，它们只是偶尔露头，通常已经被人遗忘了。那里发生的事情肯定无法从内部找出真相。^[1]确定真正的分析对象必须透过表面，而且跟仅仅满足于承认它们的人迥然不同，对于直觉所面对的现实和现实的各种表象——尤其是报刊的、官僚的和政治的表象——必须做出社会学建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学建构），这样才有助于在表象提供了讨论框架的政治界乃至学术界产生真正的效果。

国家的至尊地位与自由主义

这里为批判分析各种表象保留了不少笔墨，并非出于偏好论战，而是因为，这些集体的表象是我们想弄懂的现实的一部分，而且对现实负很大责任。例如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便属此例。这种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影响了政府的住房财政政策，而且促使建立了社会福利局。后者往往体现在空间当中，例如圣夫洛朗坦^[2]的一条普通的街道，夹在独栋房主和大型集体住房的住户之间。可是，当“沃昂维兰骚乱”和“圣夫洛朗坦谋杀案”上了电视头条报道和报刊第一版之时，有谁还记得《廉租房白皮书》、巴尔委员会和诺拉-艾维诺委员会，以及有关“补贴建筑”还是“补贴个人”的争论呢？^[3]15年前，在吉斯卡尔·德斯坦及其住房部长雅克·巴豪当政时期，这些争论一度在所有当政者当中引起震动。官僚阶层的记忆是短暂的，所有制定战后一些最重要的集体决策的参与者都被完全遗忘了^[4]。同样，对于报界在制造“事件”时的所作所为，那些自认为只是记录和分析而已的记者，还有那些在报刊社论里一本正经地大谈“伊斯兰面纱”和巴黎或里昂市郊的某一“事件”的新闻界的哲学家们，我们能够指望他们切实地反躬自问吗？

自由主义和国家干涉主义之间的对立耗费了杂文家的大量笔墨，但是根本经不住推敲。我们看到，例如国家对于房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土地的控制和对于购房和租房的各种补贴，而且同时规定着空间的社会分布，或者说，规定着不同社会范畴的空间分布（国家还通过针对劳务市场和教育市场的举措施加影响）。而且，正如20世纪70年代用补贴个人取代补贴建筑所证实的那样，对于低劣住房的出现，国家的退出和政府削减建筑业补贴的政策应负主要责任。在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压力下，社会赤贫人口在这些地方最为集中。

因此，如果不考虑集体转向新自由主义，住房和许多其他方面的情况就没法理解。这次转向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于80年代中期的附议标志着转向完成。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被新闻界的“哲学家们”称为“返归本题”或“68年精神之死”。然而，变化并不局限于这个转向，公益事业的精神随之被摧毁。思想大师们利用一系列冒牌理论和一些虚假的方程式为之鼓噪，其根据是某种神奇的互为影响的逻辑关系和有揭示作用的杂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对手以往经常求助于此。例如，先把经济自由主义说成达到政治自由的必然的和充足的条件，然后就可把国家干预跟“专制主义”相提并论。在苏联和社会主义之间画上等号，然后提出，不平等难免，斗争没有用处（而且责怪这种斗争不利于褒奖翘楚），到头来反有损于自由。先把效率和现代化与私营企业相提并论，再把陈旧和缺乏效率与公益事业说成一码事。客户关系据说更为平等和更有效率，因而可以取代使用者关系。“现代化”被等同于将利润最大的公益事业部门转为私营，等同于清除其员工或令其就范，因为他们被认为应该对一切无效率的和“僵化”的现象负责。

国家的左膀右臂

我们只需在最后这一点上稍作思考，就不难看出，上述这些陈词滥调恰好表明了国家权贵人士的观点和利益。在一些为了方便苦于无权的“思想家”和苦于无思想的权贵之间的交流而设置的特殊场域里（杂志、俱乐部和研讨会），这一套陈词滥调得到孕育，而且不断在报纸和周刊上被重申。这些权贵均出身国立行政学院，在国立行政学院得到培养。^[5]这些现代官老爷热衷于奖金，随时准备跳槽到私营企业，他们厌倦了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对别人）宣扬公益事业的精神，也厌倦了特别是80年以后喜见的对私营企业的崇拜。他们宣称，尤其在人员管理方面，要按照私营企业的办法管理公益事业，可是在个人和财务方面，却一面效仿私营企业的（坏）风气，一面躲开了其中蕴含的制约和风险。他们打着“现代化”的旗号，指控公共部门的所谓“富人”即行政人员，说他们在捍卫既得利益的行业工会的保护下，享有远离自由企业风险的铁饭碗。这些人一面吹嘘工作灵活性的好处，一面以劳动生产率为借口，鼓吹逐步减员。

我们于是不难理解，尽管缺少全部必要的手段，履行所谓“社会”功能的小公务员们，尤其是那些对市场机制最难容忍的后果和缺失尽力补救的警察、基层官员、社会工作者、辅导员，乃至越来越多的小学辅导员和教授感到被抛弃，甚至被否定了，虽然他们想方设法地对付物质的和精神的穷困——合法化经济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不可否认的唯一后果。他们经历着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甚至也不想知道。这是一种越来越痛苦的“尴尬处境”。例如，对于社会功能的自身运转，鼓吹效益、劳动生产率、竞争力，或者干脆说，鼓吹利润所造成的破坏，人们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离开了往往与战斗的献身精神相联系的一种以专业为本的公正无私的态度，社会功能绝难实现。^[6]

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用直接补贴个人取代旧式的服务补贴（在住房领域里，但也包括别的领域，例如最低收入保障）深刻地改变了“街道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cy）的功能的定义。这两种补贴的不同后果我们已经指出过：直接补贴切合自由主义的观点，它“将互相依存的关系简化为一笔单纯的家庭补助金”，而且以消费（或者说，进一步刺激消费）为唯一目的，而不是引导或调整消费结构。^[7]于是，国家政策的指向从分配结构本身变成仅仅调节经济文化资本的分配不均，国家政策最终成为一种面向“应予资助的穷人”（deserving poors）的国家慈善行为，正如全盛时期的宗教慈善那样。于是，在工团主义和动员机制被削弱的局面下，这种新形式的国家行为有助于把（可能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变成零散的穷人的乌合之众，即官方所说的“被排斥者”。尤其当这些人“引起问题”的时候（甚至仅在此时），或者为了提醒“富人”拥有稳定工作的好处，这个提法才会使用。

赤贫无产者的学校

必须看清国家及其政治决策的这种转向，才能理解我们当今“实地”见到的被国家（或地方政府）任命的“社会工作者”所身处的“危悬”局面：在那些国家越来越弃之不顾的居民点和郊区里，国家公务员为穷人提供最基本的公益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对国家的矛盾他们有切肤之痛，往往造成严重的个人悲剧。尤其在职守和住房方面，摊派他们的任务常常极为庞杂，相互矛盾，可供支配的手段却永远微乎其微。这些也许最富悲剧性的矛盾部分是他们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例如学校使之产生的希望和失望所引起的行为。

这些人每天同经济和文化上的穷困阶层打交道，既然家庭在孩子身上遇到的许多问题——包括孩子本身遇到的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跟教育体系有关，那么对此他们怎么会不了解或者视而不见呢？这些“年轻人”经常被说成难以形容、前所未见，这些说法其实跟学术上所说的追求耸人听闻的报刊文体是一回事。决定这些人的特点的真正原则大概不应该去别处寻找。在行为方面，尤其是从他们与前途的关系看，赤贫阶层的特点这些青少年全都具备，而且深受上学日久的长远影响。

关于什么是这些青少年的主要体验，所有的说法大概是一致的：由于没钱和缺少交通工具，他们感觉自己被牢牢拴在一个破烂的地方（一个“烂摊子”），无法摆脱各方面都走下坡路的命运，这似乎是一个劫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或者是脸上的一记烙印，使得他们无缘从事工作、娱乐活动和享受消费品。更严重的是，先是学校，后是劳务市场，他们屡遭无情挫折，这种体验使之无法或者没有勇气合理规划自己的前途。不过，人们没有看到的是，这种时间的体验正是赤贫无产者的特点：由于对当前无能为力，他们不是完全放弃未来，就是追求变化不定。这种植根于生存条件的体验对未来全无把握，内心纠结于既被教育体系启发又被其扼杀的追求。

这些年轻人缺少文化资本，学业受挫几乎是必然的。往往到了相当大的年龄，生活条件仍然促使他们不顾一切地拔高自己的追求。由于学校使他们在一个时期内脱离了生产活动，割断了他们与职场的联系，从而打破了工业再生产的“自然”循环（以尽快适应受支配的岗位为基础），这就导致他们不愿从事尤其是工厂里的体力劳动和拒绝工人生活。学校虽然使他们拒绝唯一行得通的前途，但是没有为它许诺的前程提供任何保证，而且最终通过学习评定的命运效应，教给他们如何拒绝它。这套机制无疑在外籍青少年身上最见效，尤其是马格里布裔青少年：他们已经在教育市场上受阻，在劳务市场上，他们的负面象征性资本也惹来麻烦。这种资本不仅包括无法改变的相貌形体，也包括姓名和讲话口音，今后还会将居住地包括进来。

这些结构性因素体现出这些年轻人如何看待时间，因而也体现着他们与工作的关系，它们能够解释性情不稳定的年轻人与临时工作的紧密联系。然而，如果不考虑其他几个因素，则仍然不能全面地说明尤其是“偏差”青少年的倾向和做法。首先，政党和工会渐趋消沉和没落。在以往所谓“红色市郊”里，动员机制不止于通常说的“引导和协调反抗活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持续不断地包揽”整个生活（例如组织体育、文化和社会活动），从而使反抗活动乃至生活都具有某种意义。

其次，家庭结构的危机不仅对马格里布家庭影响尤其巨大，而且是此类家庭及其子女与其他移民家庭的主要差异。这些家庭的生育率极高（随着经济文化资本的提高，它会降低），很难适应全新的社会环境所无声要求的（极为广义的）教育计划。另外，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精神追求方面，直到整个世界观，没有或者很少从事社会交往的父母和在长期上学影响下的子女，两代人的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有矛盾的后果，至少是一种悖论：对于年轻的移民来说，学校是一种机会，能够使他们既发现和体会到自己完全正当地归属法国社会（而且多少明确地归属基于普世主义追求的民主文化，例如抛弃种族主义），又能够体验到经学业评定所确认的事实上的排斥性。家长们则只好承受子女的所有心理冲击和苦恼的反弹，既无力为子女提供生存手段，也无力向他们证明生活真谛，使之摆脱多余的化外之人的感受。他们往往因为失业而被排除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与故乡也断了联系。而且，看似悖谬的是，在这种社会住房里，他们感到很孤独，情况因而更加严重。社会住房是根据现有的公寓和收入情况分配给家庭的，不像贫民窟那样，根据亲属关系聚居。他们对当前提不出任何愿景，对未来更是如此，他们很难控制子女被学校交往和商品社会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困扰社会的消费商品他们既买不起又无处不在，通过电视和每天塞满信箱的小广告、街头驶过的豪华汽车、超市，甚至深入家庭生活内部。

两代人之所以同居一室，是因为暴力在这种环境中会严重升级，谁也帮不了谁，社会沦落难以阻止，也没有其他保护网。也因为“轻罪”（例如经常被当成一种游戏或挑战的逃学、小偷小摸、偷汽车等等）和突发的群体暴力（例如年轻人把他们曾经要求设立的场所和设施破坏掉）逐渐变成一小部分人主动的和有组织的行为。帮派从在校期间就开始肆虐，它压制试图摆脱它的人，使之沦为赤贫无产者，从而能够对难以从事有组织活动的零散群众施加影响。深受其害的人们要么完全顺从，把痛苦和仇恨藏在心里（这是种族本质主义不加区别地笼统谴责的根据），要么一走了之，其后果只能是加剧他们所逃离的地区的衰落及其背负的污名。

再造历史

一些地区从国家要地变成最贫穷的社会地带，原因很多，笔者认为有必要举出几条，同时在导致一种无人料到和愿见的局面的各个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无疑更为复杂的政策的方面。然而，这样做不是要放弃揭露和审判的逻辑关系，而是为了尝试采取一种理性行动的可能性，以便摆脱或者再造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的确，为这个局面找到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体系并非易事。被贬黜的地区及其居民引起的种种问题已成政治斗争的焦点，可见，那些以极其空幻为特点的解释必须打破。这种解释之所以没有立即破灭，全靠召唤西方传统中的陈腐幻象（我说的是那些种族主义的转弯抹角的蹩脚解释，连伊斯兰教传统的特殊性也被拿来解释一种极端的和不变的外异性）。因此，一方面，不可从中仅仅机械地看到一条责任的链条，另一方面有必要揭示新自由主义政治与国家撤离所强化的空间隔离之间的联系，这种新自由主义政治旨在使小资产阶级跟集体住房和“集体主义”脱离关系，并使之与私有财产——无论是其个人独栋住房还是在共有物产内的公寓住房——挂钩，也就是说，与现存秩序挂钩。与此同时，有必要揭示这种隔离——连同其最显而易见的后果——与“本国人”和“移民”的对立的地位之间的联系，这种对立在当今政治和其他领域里已经取代了迄今最凸显的“支配者与受支配者”的对立。究其原因，在于动员机制及其克服困难的能力都衰退了，这既因为国际主义传统在理论上重振旗鼓，也因为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存关系”。此类困难源于同居共处产生的摩擦——就在工人内部，甚至居民大多为“本国人”的地方［例如那些最出名的“居民区”，古尔诺夫的“四千户区”，曼盖特街区和维特里镇（Vitry）的巴尔扎克居民区］。

国民阵线将全部策略建立在利用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基础上，随着这个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异军突起，整个政治辩论或多或少都是直接围绕着移民问题展开的。对立的团体——尤其是政党和工会——是以政见原则和合理的分工为诉求的。在它们的政治斗争当中，如何再分配已经成为中心问题，与此连带的问题是确定哪些人有权声索与国籍归属相关的惠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自命有权独享公民身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益处，受支配的公民会觉得自己跟居于支配地位的公民同属一个针对“移民”的阵营。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政府放弃或撤退如何造成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就其实质而言，这些后果至少从未有人真正愿意见到，它们最终将威胁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除非一个有决心将公示的意愿付诸实施的政府立即采取毅然决然的政策，消除这种威胁。

注释

[1]例如种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划分反映在极不适当地分割研究对象上。例如，画地为牢的局部问题研究只能记录后果，但是难以把握内在逻辑；有些分析文章雄心勃勃，为了建立“好看的”模型，不得不多少任意地对复杂的细节作出取舍。

[2]指法国勃艮第大区的圣夫洛朗坦镇（Saint-Florentin）。1990年3月，这里一个白人厨师枪杀了一个20岁的摩洛哥籍青年，获刑6年。判决曾引起不满和街头骚乱。——译者注

[3]1975年发表的《廉租房白皮书》（Le livre blanc de l'HLM）确认以往的城镇化过程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住房财政政策未能缩小贫富差距；同年底发表的《巴尔委员会报告书》（Le rapport Barre）提出修改住房改革的目标和重返市场化的方向；同时发表的《诺拉-艾维诺委员会报告书》（Le rap port Nora-Eveno）涉及如何重新确定旧房的政策。这个时期的争论大多围绕“补贴建筑”和“补贴个人”孰先孰后和如何取得平衡进行。——译者注

[4]这些人的名字，连同一篇有关住房政策的产生过程的论文，均见于第81-82期《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集》（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publiéen mars 1990），这是一期“住房经济”专号。

[5]不难证实，我们从前对于这个主题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分析依然完全成立，尽管国立行政学院的社会主义派毕业生为国家权贵带来了一些现代化的气象（P．Bourdieu et L．Boltanski，La production de l'idéologie dominante，Actes de la re-cherhche en sciences socials，2-3，1976，p．1-73）。

[6]据观察，加入公共服务部门的人，特别是那些进入“基层官僚体制”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献身精神，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是有用的（M．Lipsky，Street-Level Bureaucracy，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p．XII）。

[7]C．Gruson et J．Cohen，Tarification des services publics locaux，Paris，La Documentation f rançaise，1983，p．47-48；P．Chambat，Service public et néo-libéralisme，Annales ESC，3，1990，p．615-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