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束缚

这里部分发表的几篇访谈录各有背景：连续三次访谈，每次两到三个小时；另外还有多次交谈，有的在访谈之前进行（即使只是为录音访谈做准备），有的伴随或紧接着访谈。这些交谈因而对于澄清访谈的内容都有帮助。我们这项调研来源于此前另一项计划，最初旨在延续和补足前者。我们在调查移民家庭（主要是摩洛哥和突尼斯家庭）子女的就学情况期间，有机会结识了一位姑娘，她不久前（1986年）在一所外省高校获得了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姑娘很愿意参加我们这次查访。我们想，我们的查访对象不是一个大学生，而是包括所有子女的完整的家庭。于是，我们向她提出了要求：如果可能的话，除了采访她的姐姐以外，请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参加进来。她提议先见见大姐法丽达，她目前就暂住法丽达家，而且后者是她的“开路”之人，尽管当年她并没有意识到。

女青年法丽达35岁，由于缺少公众生活和工作经验，反应很像一个未成年人，起初显得怯生生的，疑虑重重，举手投足很笨拙。在妹妹的不断劝说下，她终于同意在访谈中将主要谈谈与学校的关系。不过，她后来愿意把她的整个故事详细讲出来，而且显示出一种真正的满足感，心情也一下子放松下来了。她讲到童年早期的经历：当时父亲已经移民法国，加上战争的原因，她跟住在阿尔及尔的姥爷姥姥一起生活。她在学前班的年纪来到法国，不过已经记不清学前班上的事情；上学上到16岁，完成了义务教育；被“关在家里不许出门”，被“幽禁”；后来跟母亲发生争执，“记恨”父亲，感情转移到弟妹们身上；“抑郁症”多次发作，为了“维持精神健全”而想方设法地抗拒（“为了不丧失理智，这个最要紧，因为我虽然还有两只脚，可是不准走路”）；最终摆脱了束缚，并从这些经历当中得出了教训——用她的话说，这段经历好比二十年中“走过好几个世纪”——这使她意识到以往的生活有多么沉重：“那是一种蛰伏生活，如同植物人似的……毫无兴致，也没有魅力可言……既无事可做，也没有意味的空虚的日子，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它是从哪儿来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平淡而重复……日子和年月都不重要，没有任何东西让你觉得每日每夜有什么不同，没有差别……一种毫无内容的生活……这不光指活动——总有办法把一天混过去，包括夜晚，只要你睡不着，总有东西把日程填满——还有头脑里的东西……所思所想。”无论如何，这种事后的认识并没有错。但是，它只有在“摆脱烦恼”之后才有可能，才能够评估走过的道路，因为此前的空间局限于“反复琢磨……反刍，把吃下去的东西翻腾出来，反复咀嚼……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是一些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对上天做了什么，受这种苦恼煎熬的凭什么是我……有什么办法能走出这种困境，等等’”。其次，客观上还必须采取一种不妨称之为自我剖析的态度。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自我反思是唯一可行的自救机制。由于本身蕴含强烈的矛盾，有些情形要求人们深刻地自我质疑才能够得到理解。这是因为，人们或许很清楚，此类属于死胡同的情形没有专门的“外部的”解决办法，即借助一些预定的程序和技巧解开死结；人们同样知道，归咎于某个明确界定的肇因——甚至包括叛逆行为——也是不可能的。此时质疑的方式必然是寻求社会学真相，除非表面上不掺加私利的理解能够使人相对容易地把握此类局面，而且成为一种生存条件以及此处所说的最终“再生”。不平等的情形往往强化支配者的社会主导地位，迫使受支配者（殖民地人民、黑人、犹太人、妇女、移民等等）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澄清，这是一种针对自我的澄清工作。它在实际生活中是必要的，甚至不妨说攸关生死，它要求非得做出社会分析不可。长此以往，这种倾向终会形成“第二天性”，支配着个人的一切行为举止。

对于法丽达来说，希望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和如何成为自己今日所是，或者更直白地说，自己为什么与他人有别，这些并非只跟今日常言所说的“寻找自我”有关，而是真正令她魂牵梦萦的问题。她觉得自己的生平经历促成并使之戏剧化了（她的出生没有被按时上报，甚至没有在她出生的乡镇注册，连她父母的婚姻也没有）：“所以我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只是自问而已，这就是我能做的……连我的年龄也不确定，我的年龄不属于……连这个也是假的……连我是否存在也是个问号，每个人都有出生日期：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个生日嘛（……）。出生地也是一样……这个也不存在。这些都能让我笑出声来……有人告诉我，我的身份登记被省略了，多么好听的字眼！我被省略啦，我可是要背诵动词变位了（我真的这么做过），来吧，按照所有的时态和语式，把动词omettre（省略）改为变位吧。这个动词我喜欢……一个透露真相的动词啊……”法丽达摆脱束缚之后，刚刚甩掉这个顽念，行政部门就找上门来，再次提醒她犯有“原始缺失和舛误”。确实，在入籍问题上，有关部门发现她的出生日期（编造的）与父母的结婚日期（也是编造的）之间有不符之处（晚了三年），竟至于“要求出具所有表明父母的宗教（原文如此）婚姻的文件”。

法丽达详细叙述了她的命运和多次经历的“人格分裂”与“断裂”。从中我们有意选取了能够说明演变过程的段落。总的来说，这个家庭内部发生的过程完成得很快，最终既在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方面，也在家庭内部的关系和彼此感情方面完成了全面的转变。两姐妹异口同声地说：“父母学会了扮演自己的角色，多少学会了怎么当家长。”两人也一致同意，无论是不得已，还是出于自愿——实际上既是被迫的，也是甘心情愿的——女儿是这个学习过程的推动者或真正的老师，而非儿子；是这位大姐，而非妹妹们，因为她是她们的“开路”人。不过，她最初对于自己所受的待遇采取了服从和逆来顺受的态度，比两个妹妹“行使自由权”要晚得多。妹妹们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一俟学业完成便离开了父亲，眼下一个在德国当教师，另一个在巴塞罗那从事旅游业。这方面，不同的道路和为人父母的客观责任（这一点没有必要锱铢必较，每个人也都小心地不去深究）使整个家庭关系的网络笼罩着一种模糊的负罪感：无论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与姐妹之间，还是为全家做出“牺牲”的长女与父母之间，以及无言地感激她的弟妹们之间——都是如此。法丽达喜欢谈论的牺牲者的地位已经变成一种愧疚感，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地位，她才能够自诩做出了“孝道”的榜样，比弟妹们“强得多”，尤其比男孩子们强。这是不是一种报复父母、自己和自己的过去的一种方式呢（她是个求知若渴的自学成才者）？从这方面来看，懂得宽恕和表达宽恕才能最大限度地战胜困苦。

一位阿尔及利亚姑娘

采访者：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法丽达：我那时候只知道去上学，糊里糊涂……我想也没人知道。你怎么能要求我父母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从来没上过学。我上学是因为不得不上，就是这样。长大一点以后，我上了初中，我在初二的定向是专科技能证书，办公职员类的（CAP），我学过打字和一点速记……现在忘了——从此起了与我父亲的口角。他总在监视我，从走出家门开始，就盯着我。出门……那是去上学哟，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如此而已。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可是连这种非出门不可的活动也受怀疑。最后，我很不好意思说这个，我父亲会去学校等着我放学，陪着我一直走到家，好像我是一个小姑娘……不，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俩从来不一起走路，去找个什么人的时候，他会走他的一边，我走我的一边，好像彼此根本不认识。男同学和女同学都笑我：“嘿，你爹在那儿呢！你看不见他！也不走过去……！”从我家窗户可以看到中学和一段道路，我父亲就站在窗口观察我。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买副望远镜……从那时以来，世道变化很大，真是难以置信。事物毕竟变化很快。我父亲那个时期的顽固想法跟什么人都说，我好几次听见他说：“让人在公交车上看我女儿，这个绝对不行，我这张老脸该往哪儿搁呀！”他竟至于说，如果真出了这样的事，他就自杀。这个话我相信，人人都相信，很像一通胁迫……毫无意义的胁迫，除了把我的生活毁了多年，还让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且，确实，我那个时期听到的都是这种话：“看见某甲的老婆了，看见某乙的闺女了……街上，市场里，公交车上！”所以，那时候，为数很少的妇女不能见人。那是羞耻。男人们说事关她们的荣誉。所以，你得藏起来，藏起来，只能这样，让家中四壁把你关起来，把你隐藏得更稳妥。这是让我最痛苦的。初中最后一年，我父亲竟然给我找了一条没人走的路线，一条得绕很远的路，而且不那么安全，尤其是冬天，我父亲非要我走那条路不可。这么做全是为了不让别人说看见了某先生的女儿，那会伤了他的自尊……

——现在看到你，我很难想象那种情景。大家走了多么远的路哟！你说得对，世道变化很大，真是难以置信。

法丽达：这还不算完呢。如今我已经解脱了——如果可以管这个叫解脱的话，可是每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最令人伤心的是我父亲的那股执拗劲，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从他的角度，他认为自己做得正确，可是效果呢？毫无效果！如今，我觉得他才是最可怜的。我想知道，在内心深处，他现在怎么想。难道他不后悔？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这么认为。我很了解他：他有他的道德观，而且确信不疑，是他的道德观丢弃了他，他才不会丢弃他的道德观。那么，他现在怎么看我们，我和妹妹们？哪怕是我母亲和弟弟们，都不是他原来希望的样子。现在，我出去闲逛，旅游，很晚回家，出去玩，甚至带我母亲散散步。我带她去看电影，让她去旅游，带她下餐馆，我还让她坐过塞纳河上的游船。

——对于这样一个过去，你最遗憾的是什么？

法丽达：我最遗憾的是学业。我从来没有得到支持。当然了，我是家中老大，前头没有人指导我，现在，事后想起来……我可以说，没有人告诉我父母学校是怎么回事。他们后来学会了，如果我可以事后评判的话。每当我想到——这个依然让我心痛——只不过几年以前，仅仅10到12年以前，只要把头探出窗外就会挨两巴掌。现在我可以去海边，回来晾干游泳衣，谁也不能说什么。

——把头探出窗外就挨巴掌，怎么回事？

法丽达：咳！一件小事。很久以前，刚从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我17岁。我在屋里听见我弟弟在街上哭。于是，我把头探出窗外，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显然，有人看见了。这人是我家的一个亲戚，一位表兄，可是我父亲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们——显然由于这个原因——他是不跟我父亲搭话的。这一天，他一看见我父亲，就赶快跑过去告诉他：“我看见你女儿往窗外望……”我能理解，一听到这个报告，加上遭人指责，我父亲会怎样光火。他一进家门，不问青红皂白就扇了我两个耳光。我恨死了。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觉得很受伤害。还有一次——尽管我们住的房子几乎是在乡下——一天早晨，我想洗洗头，发现没有洗发水了。我很小心地赶快走出门外，我母亲看见了，一直盯着我。我跑过马路——那儿有一间小杂货店，不过是一个小破屋而已，是一个小老太太开的。我买了一点洗发水。那个时代，洗发水是灌进小纸盒里出售的。当然，买完回家这段时间被人看见了，而且报告了我父亲。总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弟妹们都长大成人，一切都变了。因此，他们也没法把别家已经对幼童放开的事情强加给我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现在想想，那个时期我是怎么度过的？生活在黑暗里，我生命中的一个黑洞，名副其实的黑洞。黑夜和白天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我更喜欢夜晚，因为我可以一个人待着。我把我的生活、我的日程安排得让我24个小时都能独处，就在大家中间。我可以连着几天不吭气，无需说一个字，也没有人跟我说一句话。又聋又哑。我知道白天得做什么，完成我的那一份家务活：弟妹还小的时候，我负责把他们叫醒，让他们洗漱，吃早饭，然后打扫房间，饭后洗碗。这些事一做完，我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没人会进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跟谁都不说话，一声不吭。这种沉默特别伤害我。我从年幼的弟妹那里得到一点安慰，仅此而已。

他们叫我山豹子

——你那时跟你父母，尤其是你母亲的关系怎么样？因为总是你俩在家里，面对面。

法丽达：跟我父亲，什么都没有。对我来说，他好像不存在；对他来说，我好像根本不存在。这很怪，没有我母亲他就不存在。我妈妈就对我说（这或多或少是她的原话）：“你爸爸告诉我……你爸爸觉得……你爸爸想……你爸爸要求……你爸爸会怎么想，怎么说……小心别让你爸爸知道……不能让你爸爸知道……”等等。除了这些话没别的。我认为，同样，没有我妈妈，我就不存在……或者当他俩说到我的时候。我和我母亲呢，正相反。我只能拿她出气，最后闹得彼此不搭话。我觉得她应该对一切负责，我认为她比我父亲更糟糕，更压制我……这个很明显，她负责看管一切，担保女儿的行为守规矩。我听到过我爸爸对她说：“她是你的女儿，你女儿就是这副样子……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所以，这些都是她的错，因为她是这个女孩的母亲。现在我一想起来就……！我是一个邋遢鬼，脏兮兮的，身上一定有臭味，不洗澡，一个真正的大懒虫。我总是穿着围裙……厨房的，我从来不脱衣服，睡觉也不脱，我不换衣服。饭也不吃……我有厌食症，要么就是什么东西都吃，站着吃……从来不跟全家一起上餐桌。后来，我得了可怕的失眠症，睡不着了，接连几个晚上不合眼。我丧失了时间概念：什么日子，月份，我全不在乎。我觉得我是故意不理会。我看报纸从来不看日期，白天黑夜对我来说是一回事，不是在黑暗中，就是开着灯，房间从来不拉开窗帘。这真是他们给我的唯一的好处，他们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白天黑夜都是我一个人，我不跟妹妹们合住。所以，跟我母亲，我俩总是怒目相视。我把火气都撒在她头上，这是我唯一所能做的事。我总是咄咄逼人，任何人都会这样，除非……有些东西倒是还在……你自己已经想到了［笑］。我浑身长刺。他们管我叫……弟弟妹妹们叫我山豹子。不过，只有跟他们，我才能谈一些话，有点合谋的意思吧。

——男孩女孩都能谈，跟你的弟弟妹妹们？

法丽达：总的来说，是的。我想说，跟弟弟说话比跟妹妹更多，因为两个弟弟大一点，是紧挨着我出生的。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帮了我很多。

——好，这个先放一边，我们接着说你母亲吧，你和母亲的关系。

法丽达：和我母亲的关系……总是有敌意，倒不是仇恨。要说仇恨……很惭愧，那是针对我父亲的……我真的很讨厌他，现在还是，我回家的时候，只要能不见他，我什么办法都愿意用。再说，这是相互的。我想他也愿意这样。这是另一种撒谎的方式。这样他就能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我离家，独自生活，也就是说还没结婚，住在别的地方，有自己的生活（……）。但是，跟我母亲是不停地争吵。我对她跟对别人一样，是进攻性的，这更刺激她，也使我加倍具有进攻性。不把她弄哭了我不停嘴，随后我躲进自己的房间，独自哭一场。在她眼里，我就是个怪物。我的举动确实很像一个怪物……

——一直是这样吗……？

法丽达：呵呵！不。现在我们彼此爱得不行，仿佛都想补偿一下，求得原谅，把做过的事补救回来。现在，我母亲只信赖我一个人。她有她的理由，我待会儿告诉你是什么。从前，她诅咒我，预言最坏的事会发生在我头上，她希望这种事发生，当着我的面召唤，说什么这是我的劫数……我甚至听见她一边哭泣，一边抱怨：“我做了什么对不起真主的事哟，给我这么个折磨人的女儿？”而且用同一个字眼：“用这样一个女儿诅咒我！这样惩罚我！”她一定还会祈求真主原谅，原谅她犯下一条叫不出名字的罪：生养了一个怪物！我成了邪恶的化身，真身……确实如此。她最牵挂的是绝不能让我影响妹妹们。这类顽固的念头她有不少。

——她还有别的什么顽固念头？

法丽达：我母亲对学校耿耿于怀。一切都是学校的错，因为我上学上到16岁——刚好16岁，一天也不多。那算个什么学校哟！糟糕透了。总之，按我母亲的说法，这个学校把我的“头脑扭歪了”。她还发誓，绝不听之任之，绝不让它在我妹妹身上故伎重演，她要把她们从学校领回家［大笑］。现在一想起这些——其实她们上了一流大学，现在一个在德国教中学法语，在法兰克福，另一个在西班牙工作，在巴塞罗那从事旅游业！结果就是这样。而且，我母亲如今非常自豪，为女儿们自豪，她们比在家里混日子的儿子们强，都有工作，都离开了家，我是最后一个。我总是敬陪末座。儿子们只上到职业高中，凑合活着。不过，尽管如此，这个事还是被她用来敲打我。不知有多少次，我想离家出走。嗯，也不完全如此。我从来不赞成离家出走。它最终总会落得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我认识不少像我这样被带大的女孩子，有亲戚，也有邻居，她们选择了离家出走，结果都很惨，因为没办法摆脱困境——她们一直被关在家里，哪儿有什么办法？没有职业，连什么是工作都不知道，没住处，没人脉，家里人、熟人都不能帮助她们。服务部门呢，无论社会工作者还是失业救助，她们全不了解。所以，离家出走是行不通的。不过，我想弄出一个大动静，一次真正的反抗，当着每个人的面摔门，同时准备好落脚点……而且，我后来真的做到了，只是更巧妙，因为情况变了。不过，我相信我母亲发出的恫吓，担心她会对妹妹们也用这一套。真的，我相信她的那种恫吓。（……）如果必须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我失眠、哭喊、沮丧和郁闷，这期间我开始写东西，写完一把火烧掉，因为写了也没用，而且担心会落到弟妹们的手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再说，那些都是我的私房话。

一切都得从头学习

——这对你的精神和身体一定都是一种摧残。

法丽达：绝对是摧残。走出那种状态之后，我才意识到它的伤害，或者像你说的，那种摧残。一切都得从头学习……什么都得学。学会正常说话，学会倾听而不浑身发抖，学会边听边思考，那是我一直没有学会的，既不会听，也不会思考，因为我根本不愿意听。我学会了走路，和别人来往。总之，学会生活。还有一个东西：我害怕公共场合，我迟疑了很久才下决心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院是个堕落的巢穴，你在那儿孤零零的，在人群当中、黑暗当中，观看一些不总是合乎天主教教义的东西！我一个人不去饭馆，因为我从来没有学会当众吃饭。我不得不接受一场再教育，必须花费极大的努力……对于别人来说很自然的事情，我不得不去学习，因为它们对我来说不是自然而然的。我曾经申请在疗养院当看护。差一点就当成了，可是社会保障和病假方面出了问题。我是靠吃药撑下来的，靠药物，抗抑郁药，加上我自己的药。

——你自己用的什么药？

法丽达：我自己的药……就是看书。我大量阅读。我靠阅读熬过彻夜失眠。起初，弟妹们还小，家里几乎没有书可看，连报纸也没有。我把杂货店用来包裹生菜的报纸存起来，一遍又一遍地读。邻居有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她给了我一些报纸和杂志，特别是妇女杂志，还有几本她家里的书。弟弟们后来也会给我带回一些，不多，可是至少有报纸、期刊、流行书籍、侦探故事，也有小说……带点色情。但是主要是妹妹们给我。她们带回家的，我都要读，包括课堂教材，当然也有小说和她们读的一切文字的东西。不过，在这以前，我曾经请那位邻居女孩去镇上图书馆登个记。她这样做了。她带给我的书刊我甚至连挑都不挑，我告诉她：“你去吧，进去就随便拿三本，给我带回来，因为每次可以外借三本。”就这样，我读了不少书。不管读懂没读懂，什么都读。这对我好处很多。不光是当时有好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我想我什么都会忘记，我就不会说法语了，因为我们家里不说法语，一句都不说。孩子们都得等到长大成人才说法语，我们之间自然而然地只说法语。现在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这也是一件变化很大的事，而且招致父母大为不满……当然是父母。现在，连我母亲也说法语……而且不带口音，甚至可以说，她说得很不错，反正说得比我父亲好。因此，阅读不光对我的法语有帮助，也有助于书写。因为，在学校里，如果你只考下了一份专科技能证书——办公室职员一类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是一回事——这个不能教会你怎么写。如今，不是自夸，我在工作中属于最会撰写的人，而且不出拼写错误，一个都没有，尤其是不出语法错误。所以说，这不是学校教给我的，这是阅读教给我的……说真的，因祸得福，我现在得这么想。

——你们娘俩是怎么和解的？这种重新焕发的大爱，你告诉我，似乎是不得不彼此原谅对方造成的一切伤害。这种大爱是怎么样、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

法丽达：和解是自然发生的。自从我离开了家，而且全家似乎也都接受了，实际情况是这一切都随着家里发生的一些变化，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我头一个吃了亏之后，弟妹们，尤其是妹妹们随后带来了一些变化，我也就跟着解放了自己，真正的解放。我亏欠弟弟们很多，这跟别人说到兄弟时正相反。在我父母的内心深处，最惊扰他们，也使他们困惑的，也许是他们意识到，连男孩子——他们的儿子也不跟着他们走，也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对于我们之间——我和弟弟之间的直率无忌的关系，我母亲一直感到惊讶。他们不吭声——不反对父母，也许父母还蒙在鼓里——实际上却是支持我的。他们虽然不公开站到我一边——那样做也没有任何用处——却自然而然地支持我，只要有行动就行了，自自然然地行事。因为，从某个方面说，我们是一伙的，弟弟成了我的同盟军，比妹妹还坚定呢。我父母深感困惑，本来指望儿子扮演纠察队、把关的角色，拥护他们的看法。母亲更是指望着他们：“你等着吧，等你弟弟长大了，他们会修理你的！”因为她认为我走上了邪路（màaw ja）：“等着吧，你损失不了什么……我可不愿意像你这样，你会得到报应的……”这一次，她又上了当，完全弄错了。她是不是觉得失望？她甚至来不及想明白。她现在肯定会说，一切都搞错了。在这一点上，她跟我父亲一样，两人都从来没有料想到。看到事情起了变化，你就得跟着改变。工作问题也是这样。我记得16岁时，有亲戚试着跟我父亲讲道理，他却发誓说，有生之年绝不会让女儿出去工作。为了开始工作，我已经花了差不多15年时间。我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企业秘书，因为我未能像我妹妹那样上大学，可是我父亲根本不懂什么是高等教育，连有没有大学都不知道。

——你们娘俩的和解是如何表现的？特别是这种爱有哪些迹象？你不是说“我们彼此爱得不行”吗？

法丽达：是哟。我得告诉你，我母亲病得很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消瘦了不少，在家里勉强走动，吃不下饭，总是呕吐。说是治疗，其实只是去看本地的医生，每次都开一大张药物单，不知道都是些什么。我每天晚上打电话回家，问问情况。最后，我母亲不得不住院治疗，不停地接受全身各种检查，一个不漏，这使我很担心。

［母亲住院后发现患了肝硬化，虽然她没有沾过一滴酒。］

法丽达：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母亲每次跑医院，都会在我这儿落脚。她是我的客人，她也把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好。我说的带她去看电影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为了让她看到，事情并不是一团漆黑。当然，看什么影片，我会精心选择。在家里，我们从来不看电视，除了新闻。我们下饭馆，乘船游览。我觉得这对她有点效果，我要让她知道，照顾她的不是儿子，他们不仅什么都做不了，生活还一直靠母亲接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不问她的情况，因为住在一起，天天见面，所以他们对一切都麻木了。我还得敲打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这不是小事，是非常严重的事。后来，我父亲也知道了。当然，我母亲不得不告诉他。他一定会这么想：“现在我知道了，知道可以指望谁了。假如我出了什么事，我敢肯定，守在身边的还是她（指我）！”这话真让人不敢相信！

［…………］

我全力以赴，认真做事

——要弄明白这一切，还有一件事。你是怎么离开这个家的？那个时期，即使有经验的人也很难得获得聘用，你是怎么找到工作的？你是怎么找到住房的？谁帮了你？家里有人帮助了你吗？例如借给你钱等等？

法丽达：这些都没有。办法来自一位堂姐。她已经出嫁，有了孩子，也打拼过，我们都是这样。也许，今天的一代，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出生在这里的，似乎能够有出路，能够避免我们那种经历。我们是来到法国的第一代女孩子，第一代家庭。我们这茬人还得教育我们的父母［笑］。从这种工作里受益的是年龄最小的。这对她们再好不过。（……）这位堂姐来过我家两三次，和我父母聊这聊那，她对我说：“你干吗不来我这儿住几天？也好换换环境，让你脱离这个地方，呼吸点新鲜空气？”我父母没有任何反应，不置可否，好像什么都没听见，连声谢谢也没有，也没有一句礼貌的反对的话。她的话我是当真的。我们俩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合谋。两天后，要离开的时候，她过来和我父母道别，这时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到了她家，我心想，要走出困境，正逢其时。一切可能我都试了：招聘广告、全国职业介绍所（ANPE）、培训班。在全国职业介绍所，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两个月的文秘班，还有薪酬。这样我有了一点钱。我全力以赴，认真做事。班上没有真正的排名，不过好像有评估，我得了第一名。他们马上建议我修一个更长的培训班，十个月，水平和资质都更高，当然也有报酬。我在堂姐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到处找住处，在巴黎的一处民居找到了一个地方，我两年里换过三个地方。在全国职业介绍所培训之后，我获得了安排。我没有任何选择，所以不苛求工作时间、地点，连工资也不去争。我走出来了，能够自立了，靠工作，有自己的窝，这令我非常高兴……这是我的梦想哟！后来，我在巴黎找到了一个房间，不太贵，可是条件极差。这没关系。我从来没有失业过，不管是正式工作还是临时工作，我一直在工作。

［…………］

——你目前做什么工作？

法丽达：我一直有工作。我必须取得行政秘书的正式资质。这种工作我一直在做，可是没有得到认可。我得掌握英语，正在努力学。我在国立工艺学院（CNAM）修了课，同时进行另一件事情：我在工商就业协会（ASSEDIC）注了册，申请英语培训和认证。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我的一切现在你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会拿它怎么办，可是我可以猜。我很好奇，很想看看你把我描绘成什么样子，不会很漂亮。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