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场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与全部或部分介入到场中的人（而且他们本身也是一种习性与一个场之间关系的许多不同或敌对的体现）的冲突实现：可能性空间通过实施“引力”或“斥力”的若干个体实现，“引力”或“斥力”取决于他们在场中的“分量”，也就是他们的可见性，也取决于习性或大或小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导致人们认为其思想和行为给别人“好感”或“反感”。[与只看作品的后代不同，当代人通过报纸、电台，今天则通过电视，但也通过谣言和流言，对一个人的全部，他的身体，他的风度，他的衣着，他的声音，他的口音（这么多特征，除了明显的例外，叙述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但也对他经常交往的人，他的政治立场，他的爱情和他的友谊，等等，拥有一种直接的或近乎直接的经验。]这些好感和这些反感与这个人及其作品有关，是许多智识选择的原则之一，这些选择既是模糊不清的又往往被当作不可解释的，因为它们牵涉两个相关的习性。

萨特把“50年代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哲学家”的世界观推向极盛——我可以说推向顶点，我曾一度赞同这种世界观，尤其是他在《存在与虚无》中看待人文科学——心理学、心理分析，更不用说他很正当地未谈及的社会学了——的傲慢态度，此后，我离开学校教育空间，并为了摆脱这个空间，我开始反对萨特的事业对我而言所代表的一切，构建自己。我最不喜欢萨特的地方，是把他不仅变成“全能知识分子”，而且变成理想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的一切东西，尤其是他对自由知识分子神话的绝无仅有的贡献，这种神话为他赢得了所有知识分子的永久认可。（我对卡尔·克劳斯的好感来自于这个事实，即他为萨特构造并规定了一种基本德行的知识分子观念，加上了批判的反思性：许多知识分子都对世界提出了质疑，但很少有知识分子对知识世界提出质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人们看到，这样做不可能不冒风险地把客观化武器反过来对准自己，甚至更糟，可能遭到人身攻击，这种攻击力求从根本上，也就是从人格、品行、道德上摧毁某个人，这个人仅仅通过他的干预就把自己树立为被指责的活靶子，尽管他本人是无可指责的。）

但是，我永远不会站到一些人的阵营中，这些人今天颂扬萨特之死和知识分子的终结，或者，他们以更微妙的方式行事，创造出从未存在过的萨特/阿隆组合，把（理性和洞察力的）荣誉颁给后者。其实，怎么可能看不到（阿隆本人知道无共同尺度的）两个形象之间相似性比差别大得多呢？从某种不管怎么样使我感到他们彼此声息相通的东西开始，我想说的是我称之为大资产阶级少年的天真甚或无邪的东西，他们在一切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如果我无法证明萨特是什么样子，我对雷蒙·阿隆还是相当了解和热爱的——这还用说吗？这足以证实，当代世界的冷静而幻灭的分析者掩盖了一个敏感的、甚至温柔的和感伤的人，以及一个天真地相信智识权力的知识分子。）这类由天意决定的神童是一种决定性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物，这种学校教育制度给予其“精英”一种无条件的认可，比如把学校教育招聘考试（哲学教师学衔考试）变成一种智识认可的机制（应该看看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其回忆录中是如何谈论这一切的^[1]），他们20岁时就被赋予了天才的特权和义务。在经济和政治上衰退，但同样总是在智识上自信的法国，他们能够天真无辜地致力于完成大学和整个大学传统赋予他们的任务，大学传统由对其普遍性的确信也就是一种普遍的智识权威占据。他们仅仅拥有智识装备——只要观察一下他们作品的脚注，就可看到他们丝毫不受实证知识的困扰，他们能够面对最宏伟的知识任务，比如在哲学上创立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或断然地决定政治制度或人类未来的终极真理。但是他们无限制的自信是以无条件地承认与他们的尊严相关的义务换来的。

没人比萨特更相信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为这个利害攸关的神话带来社会信仰的力量方面，没人比他做得更多。萨特本人在他的辉煌中，既是这个神话的生产者又是其产物，既是这个神话的创造者又是其造物，我认为（无疑通过同一种纯洁作用），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这个神话，不顾众人反对，也许首先要反对一种对知识世界的社会学描述的社会学主义阐释：即使知识分子及其普遍使命的神话对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仍旧过于宏大，但它是历史理性的计谋之一，这些计谋使得对普遍性利益最敏感的知识分子能够最终以某些动机的名义，推动普遍性的进步，而这些动机可能丝毫没有普遍性。

另外一座“灯塔”（这个比喻也许很普通，尽管波德莱尔用过，但对一个新来者而言，它很好地表达出了某些若不是总被当成模范至少是被当成标志的人物代表了什么），一个差不多完全相反的人物是乔治·康吉扬，他对我设想以其他方式过知识生活的现实主义可能性帮助很大。无疑在与萨特的关系中，在这个人身上及其作品中显示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会引起整整一代法国思想家的钦佩和热爱。乔治·康吉扬对加斯东·巴什拉的作品进行了一种令人钦佩的介绍^[2]，扩展了巴什拉的作品，因此对历史认识论，或更确切地说，对认识论的历史化，对科学概念的生成及其历史障碍的严格分析，作出了一种决定性贡献，尤其通过对科学思想的病理学、伪科学以及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政治功用的临床描述。由此，他无疑代表了人们所说的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精华，因为法国理性主义植根于一种政治传统，或更确切地说，植根于一种公民传统，尽管在我看来，它是真正普遍性的（正如它通过科伊雷和库恩在大洋彼岸取得的成果所证明的）。

对我而言，也对许多其他人而言，令他成为一个模范形象的，是他的不协调，姑且不提他加入了抵抗组织：尽管他曾在大学系统中心占据了表面上最合适的位置，他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不过，这个世界给了他所有认可标志，他也对这个世界尽了所有义务。他不过是既不讨好也不夸张地，同时也是不让步地完成了他的教师和哲学教师职能：他从不充当哲学家。那些回忆他的人提到了他刺耳的声音和他的口音，他的声音和口音总使他显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比如睥睨的眼神，伴以讥讽的笑容，他就以这种表情对学院风气进行毫不留情的评判。他被一种地区的和一种环境的传统打上了印记，在这种传统中，正如音调的变化或目光的严厉所证明的，身体总是投入到言语中，并在言语中起作用。他根本不打算进入某些人以为的哲学是不负责任思想的无动机游戏之中，或让思想家诗人着迷的、对荷尔德林—海德格尔思想的神秘-文学颂扬之中。

他喜欢上了我，出于一种本身说不清楚的好感冲动，这种好感植根于习性的相似性。我记得，取得学衔之后，他为我推荐图卢兹中学的一个教职，以为把我送到“地方上”会让我非常高兴，但看到我（为了选择使我接近克莱蒙-费朗和朱尔·维耶曼的穆兰中学）拒绝了，他感到非常惊讶，而且有点震惊。当我想写论文的时候，我去找他，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找让·伊波利特，这是出于一种认同关系，这种关系的许多迹象使我相信，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他曾为我规划了以他为模板的大学和学术前途）。接下来，我去福尔路他的办公室看他时，他让我待了整整几个下午（他从书柜里翻出了一些往往有亲笔题词的外国著名学者如坎农的单行本，送给我），我直到夜幕降临才离开。我惊奇地看到，当我们从最有技术性的哲学或科学主题转到最琐碎的生活问题时，他的思想和他的言语并没有经历这些令我如此失望的反差，而在我认识的许多其他哲学家身上，我看到了这些反差（某些人谈论康德或马尔布朗什时异常绝妙和深刻）。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快乐表情，说起在我看来具有高贵的自由和深邃的智慧的事物。

一段不睦之后（他很怨我没有接受他在图卢兹的皮埃尔-费玛中学为我保留的职位，他就是在这所中学起步的），我们恢复了联系，在1968年5月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聊天，这段日子对他是个考验：他属于这些为学校付出一切的奉献者中的一员，这些人把（我这一代的）他们的学生对于学生运动的同情当作一种源自机会主义或野心的背叛。他对我说，他多么难以适应学校教育（比如，当他作为新寄宿生来到卡斯代尔诺达里中学时，他不知道厕所是什么），无疑他是值此之际发现这一点的。在我看来，他第一次意识到把他与他的高等师范学校同学萨特或阿隆（后者打网球，水平很高，而他玩橄榄球）分开的东西，尽管共和学校的一体化力量导致他忘记或压抑这种东西，但这种东西也许是这种愤怒的根源，这种愤怒在最热情的彬彬有礼的外表下，似乎永远占据着他，并且，面对某些形式的傲慢无能，有时爆发出来。

他把舞台的正面留给了别人：他们徒然地称赞他的谦逊、他的正直和他的严格。他偶尔为《图卢兹快报》写稿（暑假里我第一次读到他在这家报纸上写的东西），而其他人为巴黎大报写稿；他抵抗（我说的不只是德国占领时期）与时代的各式各样的妥协。那些不原谅他的无情评判或他的存在本身的人，甚至可以责备他把“官员”职能执行到底——他依次当过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教师、全国教育总监、大中学学衔考试评委会委员，而不是从事更符合自由哲学家形象的活动。他从未接受访谈，从未在电台或电视上讲话。（经证实，我得知这属于一种深思熟虑的立场：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我，若有什么例外，这可能是为了我。一天我向他提出做一次访谈，他带着一丝不快的笑容，问我到底急于知道什么，然后他对我讲了一大堆非常私人的事情，我从未读过也没听过的事情。但他有意在我们站着的时候说话，而且是在圣热纳维耶芙山的一条小路上，也就是说在任何记录形式都被排除的条件下说话。）

尽管乔治·康吉扬和其他哲学家如维耶曼或我那一代的让-克洛德·帕里安特（Jean-Claude Parien-te）、昂利·若利（Henri Joly）、路易·马兰（Louis Marin），至少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漫长的过渡阶段（在发表之前，我把所写的东西给他们看，我对他们谈我的研究）不间断地构成了一种学术生活，但真正的学术生活在别处。为了重建呈现给我的可能性空间，应该从描述出现在我面前的社会科学的状态，尤其是不同学科或专业的相对位置开始。这个时期的社会学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所有位置都分配好了：首先是老一代，乔治·居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他以相当专制的方式掌管巴黎大学；让·施特策尔（Jean Stoetzel），他在巴黎大学教社会心理学，并领导社会学研究中心还有法国民意调查所，同时掌管着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后是雷蒙·阿隆，他刚刚到巴黎大学任职，对自发地关系性的本地认识而言，似乎为试图摆脱居尔维奇的理论主义社会学与施特策尔的科学主义的和美国化的心理社会学的取舍的人提供了一条意想不到的出路。接下来，是上升的年轻一代，他们全都四十岁左右，按照专业来分派研究和权力：劳动社会学，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让-达尼埃尔·雷诺（Jean-Daniel Reynaud）和让-勒内·特雷昂东（Jean-René Tréanton）； 教育社会学，薇薇亚娜·伊桑贝尔（VivianeIsambert）；宗教社会学，弗朗索瓦-安德烈·伊桑贝尔 （François-AndréIsambert）；农村社会学，昂利·芒德拉（Henri Mendras）；城市社会学，保尔-昂利·雄巴尔·德·洛维（Paul-Henri Chombard de Lauwe）；娱乐社会学，若弗尔·迪马泽迪耶（Joffre Dumazedier），无疑还有我没提到的其他几个外省的次要的或边缘的研究者。这个空间的标志是三四种新近创立的重要杂志，施特策尔和第二代的几个“同谋者”主管的《法国社会学杂志》（几年之后雷蒙·布东接管了它），居尔维奇主管（后来由乔治·巴朗迪耶继承）的《国际社会学手册》，阿隆创立并由埃里克· 德·当皮埃尔（Éricde Dampierre）相当严格地主持的《欧洲社会学档案》，以及几本不怎么有建构性的次要杂志——有点像在老先生一边的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劳动社会学》和《农村研究》。在社会科学场中显示新意的一切，当时都集中在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主持的高等实验研究院中，尽管他对我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早期研究给予了批评，因为他觉得我太不重视历史了，但他总是给予我非常友好和非常信任的支持，无论在我的研究上，还是在欧洲社会学中心的管理上，还有在一切方面都支持他（有时赶在他前面）的无与伦比的学术指导者——推动者克莱芒·埃莱尔（Clemens Heller）。

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我的段落是对我与他的长期关系的一种有点片面的描述， 1960年，在上校们发动军事政变前夕，他让我担任他的助手，允许我紧急返回巴黎，这是难忘的恩情。（此前不久，我听从阿尔及尔学院的希腊哲学教师克雷芒丝·朗努的建议，与他建立了联系，克雷芒丝·朗努是他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她建议我请他指导我从事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研究工作，最终做成一篇博士论文。尽管我有其他目的，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再次看到了高等师范学校在我的前途得以构成的表面偶然中扮演的角色。）他的分析是一种追溯的重建，这种重建受到与最终的危机相连的苦涩之左右，并根源于一种对某些事件（尤其是与他女儿入选高等研究院有关的事，他的女儿曾与我一道学习和工作过）的有选择的和相当不清楚的认识，正如他暗示我会那样对待我的弟子所证明的；他对这些事件只有一种非常不完全的认识和理解，没有人像他那么早、那么彻底地对我予以认可——这甚至体现在他对我的经常的责备上。通过这种责备，他说出了对我的担心：“您像萨特一样，您建立概念体系太早。”我记得那些漫长的夜晚，在帕西码头他的房间里，他非常友好而平等地与我讨论提纲，这无疑建立在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友爱基础上（这种友爱导致几年之后《继承人》^[[3]出版后的1968年前夕，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时，他竟然对我以“你”相称，这让我很不自在）。也许也由于康吉扬对我表示尊重，他跟康吉扬谈到了我。

有一段时间，博士论文让我不堪重负。博士论文的逻辑迫使我在真正要说的东西（即实践理论，博士学位的想法全然放弃之后，它成了《实践理论纲要》^[4]）前面，加上了纯粹学校教育式的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受到现象学启发的关于社会世界的最初经验，另一部分是关于语言的和通过转换而来的文化的结构主义观念。我向他提议把用作《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与《背井离乡》之基础的研究集中在一起，再加上关于阿尔及利亚家庭的家庭经济的第三部分，这个部分建立在一项丰富的统计学调查（它得到了全面的分析，目前沉睡在法兰西学院的壁橱里）基础上。他对我说：“这不值得您这么做”。这种提醒是真诚的和非常慷慨的，但也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它体现了人们不知不觉所实施的象征暴力的典型形式，因为人们在实施这种暴力的时刻和行动中，也在遭受这种暴力。他非常珍视我与他的关系，我不想再谈这种关系，我想，原因之一在于，我的原则是从不对他撒谎，与此同时或多或少有意地强调一致的观点，怀着几乎有意识地、无疑有点天真的意图，希望通过这样唤起批判的微弱愿望或潜能，为他服务，他可能借这种愿望或潜能接近知识分子中最活跃的人。这些人总是令他着迷（他多次并以多种方式显示出他对萨特保有的巨大仰慕），但我从不掩盖不一致的观点，尤其在政治上。若我们的“决裂”发生过（我时不时地在无休止的讨论中重新看到他，这些讨论足以令他的保守派朋友担忧，他们在1968年后“又把他争取过去了”），原因也不是我说不上来的什么政治或其他分歧，而是一种悲伤，这种悲伤是与他对我怀着的无疑过度的友情成比例的，他觉得我辜负了他的友情。]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并主管的《人》杂志，占据了一个特别突出的统治地位，尽管它几乎专门致力于人种学，但它对一部分新来者（包括我）仍有很大的吸引力。人种学的突出地位和社会学的被统治地位由此显示出来。甚至应该说社会学是双重被统治的：它在硬科学场中是被统治的，它很难让人接受，而人种学，则通过列维-斯特劳斯，努力让人承认它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尤其利用对当时处于顶点的语言学的参照）；它在大学场中也是被统治的，“人文科学”仍然留给了许多依旧充满法定自信的哲学家以及一心要高雅的文人、迟来者和暴发户。在这个非常或过分殷勤的，或如伊薇特·德尔索（Yvette Delsaut）所说的“不大吓人的”学科中，人们发现一小群教师和一批（实际上不太多）研究者不足为奇。这些教师传授学科史，而且不大做研究；这些研究者从属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其他几个机构，他们的学校教育出身五花八门（在第二代入门时，社会学学士学位尚不存在），尤其致力于无论理论还是经验装备都很差的经验研究——这些都是一种（尤其从水平来看）异乎寻常的分散的迹象和因素，这种分散不利于建立一个理性的讨论空间。我觉得，把社会学说成贱民学科并不过分：“贬值”在一个毕竟非常关注并操心政治的知识环境中，影响了触及社会事物的一切，它最终加强（或创立）了在大学场中的一个被统治地位，但许多介入，尤其是加入共产党，仍旧是远离社会世界的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这样，通过读弗雷德里克·马东蒂^[5]的著作，我们会看到，集中在《新批评》周围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如何得以在他们表面上对整个世界广泛开放的讨论中，再生产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封闭的小世界的对立和等级的，路易斯·阿尔都塞无疑是这个小世界的典型形象。）

由于社会世界被忽略或被压抑，所以它在一个可能表现得受到政治和社会现实困扰的知识分子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干预，比如请愿、游行或宣言，甚至对知识分子而言最冒险的政治干预，能够为其发起人带来威望，而那些致力于社会世界的直接认识的人，则有点受到歧视（人们知道历史专业的威望是随着所研究时期的时间的后退而增加的）。而在苏联体制中，则暗中受到怀疑：因此，阿尔都塞主义者通过把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对学校教育等级的意识与对“马克思主义”偏见的赞同有效地集中在一起，谈论“所谓社会科学”。哲学家、作家甚或记者，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无不感到自己有理由教训社会学家，尤其涉及艺术或文学时，他们无不感到自己有权无视社会学的最基本成果，哪怕就是谈论社会世界时也是如此。而且他们无不深信，无论问题是什么，都应该“超出社会学的限度”或“超越纯粹社会学的解释”，并且这样一种超越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

我对社会学场的认识也大大得益于这个事实，即把我导向这个场的社会和学校教育轨迹使我产生了独特性。另外，人种学家的经验是在一场解放战争的困难条件下感受到的，它对我来说表现了与学校教育经验的一种决定性的决裂。带着人种学家的经验从阿尔及利亚回来之后，我对社会学和社会学家产生了一种相当具有批判性的观念，由人种学家的观念强化了的哲学家观念，尤其也许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的个人或集体立场的一种相当幻灭的或现实主义的表象，在我看来，阿尔及利亚问题成了这类立场的特殊试金石。

思考和说出这种经验，尤其是这种悲惨的形势体现的对智识和个人的挑战，对我意味着什么？这并不容易，因为这种挑战并不被局限在道德和政治的日常抉择中。我拒绝到预备役军官学校教书，部分原因无疑在于我受不了把我与一般士兵分开的想法，也由于我对预备役军官学校学员候选人没什么好感，他们通常来自高等商业学校或者是法学家，我跟他们没有一点儿相同之处。在夏特尔经过三个月艰苦的军事训练之后（我必须在叫到我名字的时候出列，在集合的队伍面前领《快报》，《快报》成了阿尔及利亚一种进步政治的象征，我有点天真地订了这份报纸），遵照相当优待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一种手续，我到了凡尔赛军队的心理处。但是与高级军官的激烈讨论，让我被派到阿尔及利亚去，他们想让我赞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点。空军组建了一个团，是一种负责保护军事基地和战略地点的低等步兵，包括马延和整个诺曼底的所有文盲和几个刺儿头（尤其是雷诺汽车厂的几个头脑清醒的和友好的工人共产党员，他们告诉我，他们对“他们的”高等师范学校支部感到多么自豪）。

在乘船期间，我试图对我的同伴灌输理论，但白费力气，因为他们充满了继承而来的军事回忆，尤其是那些越南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是从背后攻击的危险的恐怖主义者（他们甚至在踏上阿尔及利亚土地之前，就通过接触负责教育的士官，获得并吸收了一般种族主义的所有词汇：恐怖主义者，费拉加^[6]，费露兹^[7]，小山羊^[8]，小鼠^[9]，等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观）。我们被分配看守奥尔良城附近平原上的一所大弹药库。漫长而艰苦。傲慢的青年军官，刚刚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就被征召而来，然后被吸收和提拔。其中一个人参加了《费加罗报》的填字游戏比赛，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要我帮忙。我的同伴总不理解为什么我不是军官。因为睡不着觉，我经常替他们站岗。他们让我帮他们给女朋友写情书。我用蹩脚的诗句替他们写信。他们对等级制度以及这种等级规定的一切极端服从，这让我身上尚存的民众主义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这种民众主义是由资产阶级少年享有特权的空闲的隐隐负罪感形成的，这种负罪感使我取得学衔之后立刻离开了高等师范学校，只为了去教书并有点用处，而我本该好好利用第四年的。

在服兵役的最后几个月，我开始对阿尔及利亚社会感兴趣，我父母通过住在邻村的一位贝亚恩上校的家人，请求他保护我。全靠这种保护，我才能摆脱我自己选择的命运，这种命运变得让我很难忍受。我被派往总督府的军事办公室，在这里遵守一个文职二等兵的职责和工作时间（起草信件，帮人写报告，等等），我开始写一本小书（“我知道什么”丛书中的一本^[10]），我力图告诉法国人，尤其是左派，他们常常一无所知的国家真正如何——这再次为了有点用处，而且也许同样为了消除对一场残酷的战争无能为力的证人的负疚之感。我对自己说，我最初不过临时从事人种学和社会学，一旦这项政治教育工作完成之后，我就回到哲学（而且，在我写《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以及我从事最初的人种学调查的整个时期，我每天晚上都继续写关于胡塞尔时间经验的结构的文章），我完全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一项事业当中，不怕辛苦也不怕危险，而这项事业的赌注不仅仅是智识上的。（这种转变无疑因为这个学科已获得的异乎寻常的威望而变得容易，多亏列维-斯特劳斯的成就，这个学科甚至在哲学家那里都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威望。列维-斯特劳斯也促进了这种高贵化，因为他以英语的人类学名称代替了这个学科的传统称呼，并因此兼有德语意义上的威望——福柯此刻正在翻译康德的《人类学》^[11]——和盎格鲁-撒克逊意义上的现代性。）

但是，在我极端的投入中，也有一种放弃哲学那诱人荣誉的近乎牺牲的意愿。很久以来，无疑受我原始的配置指引，我努力摆脱人们当时与哲学连在一起的大部分事物所具有的非现实的、若不是虚幻的东西：我趋向科学哲学，科学史，扎根科学思想最深的哲学家，比如莱布尼茨。我曾经向康吉扬提交了一个关于“情感生活的时间结构”的论文题目，我打算既依靠哲学著作（如胡塞尔的著作），又依靠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成果。读莱布尼茨的著作迫使我学数学（微分学和积分学、拓扑学）和一点逻辑学，我在莱布尼茨的著作中，找到了反应性认同的另一个机会。[我想起自己对这种既愚蠢又可笑的评论的愤怒，因为这种评论总是以宏大的笔调写出，伊波利特对莱布尼茨的《评注》（Animadversiones）的一个章节，关于一个“无限长度的有限表面”进行了这种评论，积分学有助于认识这个表面，他以对拉丁原文犯下的一个明显的语法搭配错误为代价，把“无限长度的有限表面”变成了更加形而上学的“有限长度的无限表面”。]

因此，回想起来，我明白了这一点，即我从事社会学和人种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经院观点的深恶痛绝。经院观点是一种傲慢、一种社会疏远的原则，我在这种社会疏远中，从没能够感到自在，无疑与某些社会出身相关的与世界的关系使人倾向于这种社会疏远。这种姿态令我不快，而且很久以来，我拒绝与关于哲学的大学哲学思想相连的世界观，这种拒绝无疑有力地把我推向社会科学，尤其是某种从事社会科学的方式。但是我很快发现，人种学，或至少是设想人种学的特定方式，也使我以相当自相矛盾的方式远离社会世界，甚至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否认”社会世界，并由此把社会世界审美化，因为这种特定方式是由列维-斯特劳斯代表的，浓缩在他的“遥远的目光”的比喻中。在我看来，两件轶事以寓言或传奇的方式非常确切地说出了人种学与（至少我理解的）社会学之间的全部差别。在申请法兰西学院教席之际，我拜访了一位艺术史家，他对我充满敌意，不仅出于政治原因（我出版《哥特建筑与经院思想》^[12]的时候，他曾在《世界报》的头版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帕诺夫斯基的相当不怀好意的文章），为了诋毁我，他曾造谣说，我是共产党员。他对我说：“多么遗憾，您没有只写卡比利亚房屋！” 道德和政治科学学士院是最保守的法国文化机构之一，其常任秘书，一个埃及学家，非常看重这种事。他在入院的接待会上——我没有拜访他，他不在巴黎——暗示我在学院批准我入选法兰西学院的表决中获得了不同寻常的票数（两票）（这种表决是纯粹形式上的程序，尽管过去出现过几个“意外”，但无关紧要，这些“意外”与布莱兹和梅洛-庞蒂的名字相连，前者不知是真是假，得了两票，后者得了三票）：“我的同事（或同仁，我记不清了），不大喜欢您写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的已故名人录的事情。”（他暗指一篇关于“职业理解力的范畴”^[13]的文章，我在这篇文章中把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在年报上发表的已故名人录当成了对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学与人种学之间的往往不易察觉的距离，特别是当社会学面对最棘手的现实时（这种现实不一定出现在人们以为的地方，也就是政治领域），而人种学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都准许甚或鼓励唯美主义态度：这种无现实赌注的、纯粹理论性的科学，从未彻底地与文学游记的传统和对异国风情的艺术崇拜决裂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14]，但莱里斯（Leiris）或梅特罗（Métraux）的大部分作品就属于这个流派，他们三人青年时代都与先锋派艺术运动相连]，它充其量可能唤起社会无意识（比如我想到了性别劳动分工问题），但非常小心地，从不表现粗暴也不造成精神创伤。

我想，尽管列维-斯特劳斯总是给予我非常慷慨的支持（是他与布罗代尔和阿隆一起，让我年纪轻轻几乎什么都没发表的时候进入高等实验研究院，而且第一个打电话对我说起法兰西学院），尽管他也总是对我的每本书都写下非常友好和非常赞赏的评语，但他从未对我研究的基本方向和我在人种学甚至社会学研究中形成的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产生多大的好感（我记得他曾对我提出了非常天真的问题，尤其是针对艺术社会学方面）。我这方面，在对他抱有极大的敬仰并把自己纳入他创造（或重新创造）的传统中的同时，我很快就发现，在他身上，除了我在《实践理论纲要》和《实践意识》^[[15]中明确批判的客观主义之外，还有一种唯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表现在隐喻和对自然科学——比如系统发生分类学——的往往肤浅的参照上，在他的作品中到处是这些隐喻和参照，成了他关于社会现实的极度非历史化的观念的基础；自然科学对他而言，好像除了是一种灵感和“科学效应”的源泉，还是一种法则工具，准许他把一种建立在否认社会性基础上的社会世界观合法化（审美化也在否认社会性）。我记得，在他被一种批判的进步主义光轮环绕的那个时期——他与萨特和马克西姆·罗丹松（Maxime Rodinson）讨论马克思主义——他曾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班上，分发泰亚尔·德·夏尔丹的一篇文章，让他的最无条件的追随者目瞪口呆。但是极度的保守观念一向是他的思想原则，这种观念清楚地显露或体现在《遥远的目光》中，他赞扬德国和瓦格纳，称颂现实主义绘画，维护权威的和压制的教育。（1968年，他写了一篇关于“学生造反”的相等平庸的文章，他把“学生造反”解释成一种代际冲突。1983年7月在他关于马克·布洛克的讲座上，他以“自发主义”这个政治性多于科学性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既批判1968年的学生造反，也批判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学生造反如同阿隆、布罗代尔、康吉扬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对他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而我尤其通过《实践理论纲要》促进了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他只能或只愿把这种批判理解为不及他在人种学上推行的客观主义观念的一种后退，也就是回到主观主义、主体及其实际经验，他试图使人种学从实际经验中摆脱出来，而我通过习性的概念，跟他一样彻底地拒绝这种实际经验。）

服完兵役之后，为了能够继续从事我已着手进行并越来越让我为之牵挂的研究，我在阿尔及尔文学院取得了一个助教职位。而且，在学校大大小小的假期中，我可以从事人种学研究，多亏了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阿尔及利亚分部，我还可以从事社会学研究。我还可以说，在阿尔及利亚度过的这些年中，我称得上是不断地下田野，或多或少地从事系统的考察（我由此收集了数百套服装的图样，试图把若干元素的各种可能组合与穿着者的社会特点联系在一起，这些元素是从欧洲服装和传统服装的不同变种如小圆帽、头巾、灯笼裤等借鉴而来的），拍照片，偷偷记录公共场所的谈话（我曾一度试图研究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条件，我有一段时间在贝亚恩继续这种实验，在贝亚恩对我来说更容易），与信息提供者谈话，搞问卷调查，查阅档案（宵禁之后，在廉租房办公室的地下室里，我整夜抄录关于服装的调查），掌管学校里的测验，在社会中心进行讨论，等等。有点狂热的求知欲鼓舞着我，这种求知欲植根于对涉及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风景的一切的一种激情，同时也植根于面对如此多的痛苦和不公的沉重而持久的负罪感和抗拒感，这种求知欲从不间断，永无止境。比如我想到了那个相当阴沉的秋日，我去阿伊特希舍姆（Aït Hichem），大卡比利亚的一座村庄，那是我最初从事社会结构和仪式调查的地方。在提济乌祖（Tizi Ouzou），我们听到了机枪沉闷的噼啪声；我们下到山谷里，经过一条沿途布满烧焦的汽车骨架的道路；向上边山口爬的过程中，在一个转弯处，在路边的一个冲击堆顶上，有一个穿长袍的人，膝间有一杆步枪。萨义德很冷静，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作为阿尔及利亚人，他面临的危险也许比我更大。我们默默地赶路，我想的只是晚上回来还得经过同一条路。但是想要回到原地并证实某些关于仪式的假设的欲望如此强烈，我没再多想。]

完全投入并忘记危险丝毫不是由于随便什么形式的英雄主义，而且我以为，这植根于我体会到的极度悲伤和忧虑。这种悲伤和忧虑，以及辨别一个仪式之谜、采集一个游戏、观看这个或那个物件（比如，一盏婚礼油灯，一个老箱子或一座保存完好的房屋的内部）的愿望，或在其他情况下，观察和证明的单纯欲望，导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使我有可能理解我的经验的狂热工作中，我是这种经验的卑微而贫乏的证人，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说明这种经验。如我亲身经历的那样不折不扣地说出若干境况和事件——也许是险情——并不容易，这些境况和事件让我极为震惊，有时甚至回到我的梦里——不仅指那些最极端的，比如这个人在一所白神父^[16]修道院的一间纯白小屋里对我讲述的事情，他对让我难过表示歉意；或者另一个人，在阿尔及尔海堤的尽头，讲述法国军队对他们实施的酷刑，这样就没人能听到。在杰马萨哈里山（Djemaa Saharidj），我去收集关于财产分配的材料——在阿伊特希舍姆没做成，因为我在那儿只能制定不同世系在村庄空间中的分布图——我到达的那天，白神父们不在那儿（我忘记那天是礼拜日，他们都去望弥撒了）；沿着修道院上方的一条路一直走到一片小树林中，我发现一位卡比尔老人，瘦长脸，鹰钩鼻，漂亮的白胡子——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外祖父——他忙着在柳条筛上晒无花果；我开始跟他谈仪式和lakhrif，鲜无花果和战斗季节……忽然，我觉得他奇怪地显出不安的样子。一声枪响，很近，他依然彬彬有礼，但很快消失了。几天后我通过一个年轻人得知，这片树林是国家解放军队^[[17]的士兵平时午休的地方，他们开了一枪，让我们明白应该走了。这个年轻人在白神父那里干点小差事，我跟他聊了很多。几天之后，我已经对村庄很熟悉并受到居民们很好的接待和招待，这无疑由于我的主人——两个白神父的保护。其中一个是德武尔德神父，身材高大，大白胡子，非常友好，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关于卡比利亚壁画象征性的极出色的研究者，我在研究中使用了大量这类壁画。另一个更年轻，与民族解放军队有联系。这时，忽然来了一阵激烈的骚动，法国士兵（在他们身上我不难认出我自己，因为一年前，我还穿着他们的军服）排成纵队，经由一条通向山区的低洼道路前进。我通过我的年轻朋友（他本人则通过围着士兵转的孩子）得知，他们出发寻找一个藏匿处，他们猜想民族解放军队在山坡上开会和保存档案。我在村里的男人和女人中间，留意着他们的行进，村民们跟我一样，希望他们在晚上之前到不了藏匿处，希望藏身者能够逃跑。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但次日，藏匿处被找到了，还有文件，文件就在那儿，包含了全国所有支持民族解放军队的人员名单。我的朋友直接受到了威胁，他请求我开车带他走。次日我出发了，而我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我们通过了军事封锁线，中间有些恐慌，但都有惊无险。]

在战争的状况下从事社会学调查，强迫人考虑一切，掌控一切，尤其是那些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普通关系中自然而然的东西：调查者的身份，调查单位的组成本身——单独一个人或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就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男人和一个法国女人，等等（我曾在《劳动和劳动者》第二部分的前言中提到了这种研究规划强加给我的些许思考）；调查的意义对被调查者本身前所未有地构成了问题（是不是警察或间谍？）。普遍的怀疑：许多次，情报员在调查者之后接踵而至，调查后者进行的询问的性质。整整一个时期，每天早晨，当我开车出发到萨兰比埃果园（Clos Salembier）的贫民区从事调查时，我都被一辆警车跟踪，一天，我被特别行政处^[[18]的年轻官员召见，他负责这个想知道我在做什么的部门。]

人在这样一种情况（其他人种学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比如菲利普·布尔古瓦调查贩毒者^[19]或马丁·桑切斯-扬科夫斯基^[20]调查洛杉矶的黑帮）下，只有通过一种永久的和实践的反思性才能在本义上苟活下来，这种反思性在极端紧急和危险的条件下，能够即刻理解和评估形势并或多或少地有意动用从早期社会经验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我在后来的研究中采取的批判警觉，无疑在这些情况下的最初研究经验中找到了根源，在这些情况下，什么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且一切都不断地受到质疑。由此，还是在这个方面，当民意调查专家们（也就是远距离的和间接的调查专家们）被我（纯粹从科学上）反对他们的做法所激怒，以傲慢而幼稚的批判反对类似于《世界的苦难》^[[21]的调查时，我忍不住感到恼火，因为《世界的苦难》的调查采用了全部已获的经验。]

于是，我对这一天有着非常清晰的回忆，在科洛半岛的一个聚集中心，调查的命运，还有调查者的命运，一度依赖于我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给出的答案，而他们正是我们希望跻身其中从事调查的人。一切都从阿尔及尔的巴伯阿宗路的统计学院开始，阿兰·达贝尔是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所长，他负责从聚集中心“抽取一个样本”——由于缺乏关于发源地人口的信息，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他更支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非常反对社会学家闯入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至圣殿堂，他似乎偶然指定两个相当“棘手的”地区，奥尔良城附近的马特马塔斯，以及民族解放军队全面控制的科洛半岛，他们一度想在那里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这是所谓“夏勒”——装甲车、直升机和伞兵——的重大“平定”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些行动既是毁灭性的，又是徒劳的。尽管我意识到了危险，而且我隐约意识到了选择的专断（我在出发前向达贝尔说明了这一点），我还是决定到科洛去，带着一支小队，两个“自由派”阿尔及利亚法国学生（“自由派”这个词在此地此时，也就是大致上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意思），其中一个，再也无法忍受紧张气氛，宁可在调查开始之前离开。一个阿拉伯青年，告诉我们他是学法律的大学生，却没有任何文凭，他显示出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调查者，还有萨义德，他是我在学院的学生，他本人也加入了“自由派学生”运动。我的多菲纳车开了很久。康斯坦丁有围城的气氛：所有咖啡馆的门都装上了铁栅栏，以防备手榴弹袭击。下午4点钟，街道上空无一人。我们经陆路到科洛半岛的计划吓坏了一个年轻区长，他是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甚至连穿过街道去找他母亲都不敢。他一定要我们乘船出发，经过菲利普城。菲利普城与科洛小港口之间的旅程令我兴奋：我终将身临其境。沿海的山峦在燃烧。

科洛的区长，从前在罗莫朗丹，让人告诉我小心，“（法国军队组织的）一次无理由的袭击很快就来。”（我以为）沃德雷上校——阿尔及利亚前总司令——知道我们在这里，也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无疑从服兵役以来，我一直在“红名单”上；我是1958年5月13日早晨从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学生口中得知的：尽管他们完全清楚我对阿尔及利亚的立场——我曾经做过一个讲座，题目是“关于阿尔及利亚文化”，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再清楚不过的，阿尔及利亚学生停止了罢课，成群结队地来听讲座——尽管他们完全不同意我讲的东西。我讲殖民状况的作用与文化适应的作用之间的差别，既不挑衅，也不让步。文化适应与当时在美国人种学中非常流行的“文明接触”有关，他们坚持要提醒我，我隐匿不见有好处——为了让我相信，他们消息非常灵通，他们问我是不是认识杰拉尔·勒布伦。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当时的阿尔及尔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哲学教师，他也许也在奥丹^[22]那样被镇压的人的名单上。）我也通过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的一个青年学生得知了军事当局的恶意，这个学生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为了能够亲临战场，要求加入军队为了向年轻人灌输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观念而组织的短暂留居：他被分配到科洛半岛，也跟我们一起下田野。

我选择到离科洛半岛二十多公里的艾因阿格拜尔去。特种航空勤务兵上尉，不怎么（或不太）明白我们来干什么，想让我们住在军营里。我拒绝了，我们住在保护区之外的旧学校里，但处于中立地带（以便于从事调查，这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夜里，我们工作，萨义德和我要工作到很晚，记录白天的观察结果，人影在周围经过。每天早晨，我们要乘我的小多菲纳车走十几公里，经过一个非常容易遭受真真假假的袭击的峡谷。[我们走后不久，特种航空勤务兵上尉就在这里遭到民族解放军队的袭击——我搞不清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了，也许是通过萨拉赫·布赫贾（Salah Bouhedja），我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他，此后他来巴黎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第一次到聚集点的时候，看见一群男人坐在茂密的橄榄树下（几天之后我还拍了一系列照片）。我们下了车，朝他们走去。他们当中的两三个人长袍下鼓起很高。其中一个人，很黑，圆脑袋，小胡子，头上戴的一顶灰色的卷毛羔皮帽，将他与其他人区分开（这是布阿法尔的一个儿子，他显得好像是一个amahbul，神秘莫测的人物，但仍然极受遵从和尊敬，他的一个兄弟是法国保安部队士兵，另一个在民族解放军队），他起身走向我（至少表面上，我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他带着某种兴奋的表情，问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回答说，我们来这儿为了听听他们想说什么并报道出来；法国军队在许多公里之外，我们任凭他们摆布，或诸如此类。他邀请我们坐下，并给我们端来咖啡。我在阿尔及尔和别处的调查中，经常被这类人帮助，他们往往是有大智慧的自修者，由于他们在两种状况与两种文明、有时在两种宗教之间不稳定的位置——最有修养的人有时信奉综合的信仰，他们把这种信仰置于勒内·格侬^[[23]的庇护下，他们表现出不容置疑的奇特甚至“疯狂”特征（正如amahbul这个词展示了这些特征，我们用在他们身上的maboul“疯子”就由此而来），而且他们还拥有一种巨大的威望。其中一个人，在我访问卡斯巴的过程中（在阿尔及尔的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他以一句“你可畅所欲言”介绍我，这句话立刻消除了不信任感），曾多次充当我的许可证和通行证。有一天，他设法让我们两人拉着手走在经过文学院正面的整条大街上，这时咖啡馆里满是支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学生。无疑是为了赋予这件事考验的和挑衅的价值，他穿了一件具有炫耀性的东方风格的衣服，丝绸灯笼裤和刺绣的紧身短上衣，再加上他那精心修剪的黑胡子，让他无法不引人注目。至于艾因阿格拜尔的布阿法尔，他喜欢陪我们调查，往往在他参加的访谈之后（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据说已逾百岁的老人，当他提到临近部落的名字时，立刻充满了战斗的热情，然后又倒在一边，疲惫不堪），他把他的思考告诉我们，这些思考全都是我称作文化萨比尔语^[24]的典型体现，我仅举一个例子：“Beni Toufout（一个部落的名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他问。“Beni Toufout？你投票（Tu votes）。您看，我们发明了民主。”]

针对民众阶级的经验调查在无产阶级的预言家眼里，有时可能显得像是一种怀疑主义，有点类似地，旨在一探究竟的善意举动，在这些政治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显得奇怪，甚至可疑，尤其涉及人口聚集的军事行动时。60年代，在巴黎，有人会要求我说清楚田野调查的情况，仿佛我安然无恙归来很可疑似的。（我唯一的通行证——我记得有一天，我独自开车到一个卡比利亚村庄去，遇到了一列长长的军车，我被逮捕并被迫返回——是阿尔及尔统计学院的一封信，说我被允许从事调查，这封信充当我与军方人士打交道的许可证，他们在如此人迹罕至的地方遇到我，总是感到惊奇。）

由此，在我与知识界的关系中，由于过度或不足，我不断地处在有差距的状况或悬而未决的状况中。比如，对聚集点的观察，有助于以完全反直觉的和不合时宜的方式预测并宣告，这些被轻率地描写为各种各样集中营的地点，在独立之后大部分都存留下来（在某些地方，真是历史性的讽刺，对于聚集在平原上的村民来说，原来的老村庄变成了各类别墅）；或者，留在阿尔及利亚的某些被革命热情冲昏头脑的法国人幻想的自治农场，落入到阿尔及利亚专制技术官员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团体或军队手里，甚至落入到“新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的大亨手里，正如后来穆罕默德·布格霍布扎谈到“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某些高官在康斯坦丁南部建立的大领地时所说的那样。^[25]（在这里，我应该说，我的现实主义期待，往往是相当幻灭的，并由此在集体狂热的时代显得有点令人愤慨，但这种期待在阿尔及利亚人的友谊中得到了巨大的支持，这种友谊无疑来自于习性的相似性——我尤其想到了蕾拉·贝尔拉塞纳、穆卢德·费拉温、罗兰德·加莱兹、穆拉赫·埃尼纳、米米·邦斯麦伊内、阿赫迈德·米斯拉乌伊、马赫福德·内彻姆、阿布代尔马莱克·赛义德——，这种支持帮助我设想一种描述，这种描述既是内在的又是遥远的、殷切的，也可以说是亲切的、热情的，而不是天真的或无知的。）

世界观的变化伴随着我从哲学转向社会学，而我的阿尔及利亚经验无疑代表了这种转变的关键时刻。如我所说的那样，这种变化并不容易描述，无疑因为它是由若干变化的不知不觉的积累组成的，这些变化是由生活经验逐渐强加给我的，或者我以针对我本人的全部努力为代价实现的，而这种努力与我对社会世界的研究密不可分。为了让人对我经常描述为一种入教仪式（我知道这种说法让那些对社会学持有一种粗暴的还原论观点的人感到惊异，社会学通常被描写为还原论的和平庸实证论的）的这种训练有一个大致的看法，我想回到我在贝亚恩从事过的关于长子独身的研究。这项研究与我同时在阿尔及利亚从事的研究是平行的，并产生了三篇连续的文章，每篇都与上篇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差距^[26]。实际上，也许在这种研究的历史中看到一种智识教育小说并不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这种研究以与农民社会中的性别关系——这差不多就是早在性别研究出现之前，我为《现代》杂志的文章^[27]取的名字——相关的痛苦和悲剧为对象，它曾是一种真正蜕变的机会和操作者。为了说明既是知识的又是情感的变化，蜕变这个词无疑不太过分，这种变化把我从情感生活（情感生活也许来自需要巧妙地否定的生活中的爱和不幸）的现象学引向一种科学实践，这种科学实践意味着一种更疏远而又更现实的世界观。这种知识转向充满了社会影响：其实这种转向是通过从哲学转到人种学和社会学，并在社会学内部转到农村社会学完成的。农村社会学在专业的社会等级中地位最低，而且这种在等级中的负面移动包含的有选择的放弃无疑不会如此容易，如果它不曾伴随着重新融入故乡世界的隐约梦想的话。

我在卡比利亚从事田野调查时，为了反对给我提供信息的人的自发社会学，我经常以贝亚恩的农民为参照：在这里叫做adhrum 或在那里叫做thakhar-rubth的这个社会单位，是不是就比在贝亚恩称作lou besiat的被模糊定义的单位（全体邻居， lous besis），具有更多的“现实性”？而某些欧洲的人种学家，在一位本地学者之后，赋予这种“现实性”一个被科学认可的地位。难道不应该直接在贝亚恩从事调查，从而把有意无意地充当我的参照点的经验予以客观化？多亏雷蒙·阿隆，我刚刚发现了舒茨的成就。阿隆认识舒茨，在我看来，很有意思的是，像现象学家那样对与社会世界的熟悉关系提问，但以近乎实验的方式，把我熟悉的一个世界当做一种客观的、甚至客观主义的分析对象，在这个世界里，所有行动者都称小名，说话、思考、行动方式对我而言都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与此同时，把我与这个世界的熟悉关系，以及把使得这种关系与学者关系分开的区别客观化。正如我在卡比利亚所做的那样，人们通过一种以客观化工具如系谱学和统计学为装备的研究，实现了这种学者关系。

第一篇文章（《独身与农民状况》）写于60年代初，当时欧洲社会的人种志几乎不存在，农村社会学对“田野调查”敬而远之。在这篇文章中，我努力解决这个社会谜语，在一个以竭力维系长子权利著称的社会中，长子的独身构成了这个谜语。我仍非常接近天真的观念，尽管我要脱离这种观念；我投入到对一个社会世界的一种全面的、有点狂热的描述中，像对所有熟悉的空间那样，我知道但不了解这个世界。什么也逃不过以一种惊奇的态度发现了客观化乐趣的那个人的唯科学主义狂热，这种客观化乐趣是马塞尔·马热的《文化行为的直接研究实践手册》^[28]所传授的。这本书是对当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建构实施的诱惑力（我关于卡比利亚房屋的文章^[29]足以证明这种诱惑力，我大致是在同一时期写的这篇文章）的一种强大的超经验主义解毒剂。采取观察者的姿态包含着目光蜕变的最明显标志，这个标志就是我大量地使用分布图、示意图、统计表和照片：无所不包，我每天放学后经过的那扇木雕门或乡村节日的游戏，汽车的年代和牌子，我把家中一所房子的无名示意图透露给读者，我整个童年时代都在这所房子里玩。关于比较重要的人口的许多双行或三行对查表的统计学构图，在没有计算器或计算机的帮助下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种工作就像与我当时从事的深入考察相关的许多访谈，属于不无反常的一种入教苦行的考验。

但是，启发性的行程也有某种属于入教过程的东西，其证明就是：通过全部投入和随之而来的找回的幸福，我与进入另一种生活使我不知不觉疏远的物和人达成了和解，人种学态度自然而然地要求尊重这些物和人，如童年的朋友、父母，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的因循守旧，他们的口音。我自己的一部分整个回到了我身上，我通过这个部分属于他（它）们，但这个部分又使我远离他（它）们，因为我只有否认他（它）们，为他（它）们感到羞耻，才能否定我身上的这个部分。向根源的回归伴随着对被压抑的东西的一种受控制的回归。关于这一切，文本不带任何痕迹。如果关于最初观念与学者观念之间差距的模糊的和论说性的结语，可能让人隐约看到反思性的意图，这种意图曾是整个事业的根源（“逆向地写一部《忧郁的热带》”），那么，什么也不会让人想到我的调查开展时的感情氛围，若不是描述舞会的有节制的温情。比如我再次想到作为研究根源的东西，我的一个同学，邻近城市的小职员，点评（我的）班级照片，毫不留情地把照片上现有的将近一半以上的人划归到“不能结婚”一类；我想到了与父辈的老单身汉进行的往往非常痛苦的访谈，我的父亲经常陪着我并通过他在场和暗中交涉，帮助我取得信任并了解内情；我想到了这个老同学，我非常喜欢他的细心和灵巧，他与母亲在一所精心打理的房子中深居简出，他在畜栏门上用粉笔写上小牝牛的出生日期和他给它们取的女孩儿名字。我的意图的客观主义克制，无疑部分取决于这个事实，即我感到自己做了件类似于叛变的事——这导致我很久以来拒绝一些文章的再版，而在发行量很小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这会防止某些人不怀好意地或带着偷窥癖阅读这些文章。

无疑因为第二篇文章（《再生产系统中的婚姻策略》）所显示的进步处于反思性的范畴内，而这种反思性被理解为对客观化主体的科学客观化，这篇文章以相当清晰的方式，通过从规则到策略、从结构到习性、从系统到社会化主体的转变，显示了与结构主义范式的决裂，社会化主体本身被社会关系结构占据，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转变也是观点蜕变的关键时刻，当我在亲属关系的规则之下发现了婚姻策略，由此捕捉到与世界的实践关系时，目光的蜕变就实现了。这种对实践逻辑的真理的重新占有，反过来，促使人们有可能理解陌生的卡比尔人的初看上去如此陌生的仪式实践或婚姻实践的真理，陌生的卡比尔人因此变成了另一个自我。

最后一篇文章（《被禁止的再生产》）引向最一般的、最简单的，也是最坚固的模式，这篇文章也使人有可能最直接地理解在最初的场景中既透露又遮掩的东西：我曾经观察和描写过小舞会，这个小舞会通过“结不了婚”这个词的无情必然性，让我产生正在接触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事实的直觉，它正是象征财产市场的一次具体的和可感的实现。由于与全国范围统一（如同今天通过同源作用与世界范围统一），婚姻市场注定使那些与家庭支配的旧式婚姻交换的受保护市场有关联的人，也就是大家庭的长子，遭到突然的和急剧的贬值，他们忽然变成了“农民化”（empaysannés）的农民，令人厌恶的和未开化的野蛮人，从此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于是，在某种意义上，第一次描述中立刻显示出了一切，但却是以这样一种形式，就像哲学家们说的那样，真理只有通过遮蔽才显露出来。

[我曾在关于贝亚恩的一次调查中进行了这种关于反思性活动的实验，这次调查也是并尤其是一种关于调查和调查者的调查。这一实验表明，实践本领的最罕见动机之一也许最终就是一种社会经验的科学运用，实践本领确定社会学家的技艺，人们称作直觉的东西是实践本领的首要组成部分，这种社会经验只要事先服从于社会学批判，就能从障碍变成财富，哪怕它自身多么缺少社会价值，甚至它与（转变和改行的）危机相伴。因此，如同我曾在某个地方说的，无疑是我母亲的一句相当平常的评语，在我从事关于单身的调查的时候，引发我的思考，导致我放弃亲属关系的规则模式，采取策略的模式。如果我不注意的话，我甚至听不见她的评语——“自从那家出了一个综合工科大学学生，他们就跟那家走得很近”。在这里我不打算尽力理清并说出这种特别受重视的亲属关系的深刻变化，这种亲属关系对于一句话会被当作一条信息来理解是必要的，因为这条信息有可能被归入一个解释模式，尽管这句话在随意的家庭日常谈话中只能处于“自然状况”。我仅指出，普遍来看，只有以一种真正的认识论转变为代价，本身完全缺乏直接关联的实际经验才能进入科学分析，但这种转变不可还原为现象学所说的悬搁。]

无疑由于福楼拜所说的“经历所有生活”的爱好，以及抓住一切机会历险即每次发现新环境（或只是开始一项新研究的刺激）的爱好，连同对社会学的科学主义定义的拒绝，共同导致我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世界都感兴趣。我想，漫长的暑假阅读促使我产生进入陌生的社会环境的欲望，也许一些人不怎么有这种欲望，因为他们的存在将他们局限在一个或多或少完全同质的社会世界里。巴黎把文学回忆变成现实，作为一个对巴黎无比着迷的年轻的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学生，我天真地把自己等同于巴尔扎克（我与他的雕像的第一次奇遇，在瓦万街的十字路口！），乃至我多次在星期天外出时跟随陌生人，以便发现我努力猜测的他们的街区、他们的房屋、他们周围的人。

我很少不同时从事许多往往从对象上迥异的个人研究，不必说通过我总是亲自指导的研究活动间接地从事的研究，或受我启发的研究以及我在欧洲社会学中心的范围内协调的研究。这样我能在思想上属于过去或现在的空间，这些空间与我的空间相距甚远，比如贵族的或大银行家的空间，歌剧院舞蹈演员的或法兰西剧院演员的空间，拍卖人的空间或公证人的空间。而且，我能在某种程度上，从一个实际遇到的等级“样本”出发，并总是借助于与我非常了解的位置和经验的类比（比如为了理解一般的贵族，借助于与学校教育贵族的位置和经验的类比），进入这些空间。当我从事《区分》^[30]的研究时（我有时会对此感到遗憾，即人们没像开大会时那样在他们的衣领上标明他们的职业，以方便我观察），或者当我在咖啡馆、在滚球场或足球场、在邮局，但也在晚会、鸡尾酒会或音乐会上，花数小时听人谈话时，我经历过充满调查热情的重要阶段。并不罕见的是，我忍不住找个借口与一个我想深入了解和调查的人，就这个或那个我感兴趣的问题展开谈话（这比人们想象的容易），但又不让人看出来。我自问，我是否如我长久以来认为的那样爱别人，或者我是不是最终只对他们抱有一种职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能包含着一种爱的形式（阿布代尔马莱克·萨义德因此成了一个医生非常珍视的朋友，这个医生是他患的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的专家……）。

但这种分散也是一种无疑有点奇怪的方式，目的是努力把虚假地分割的一种社会科学集中起来，并在实践中拒绝专门化。这种由最先进的科学模式规定的专门化，在我看来在一种起步科学的状况中为时过早（我尤其记得，在瓦尔纳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面对教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社会学之间的分割，我曾体会的愤慨之情，因为这种分割导致这些“专业”中的每一个都将其对象的真正解释原则丢弃给另一个）。（傅立叶所说的）“变化”性情不断地把我推向新研究、新对象——或者，促使我抓住所有机会夺取新的研究领地，这种性情也许使得我在从未怀着明确意愿，尤其是不带丝毫的“帝国主义”野心的情况下，出现在整个社会科学场中。

我不是不知道，我的举动可能表现为一种追求全能知识分子的过度野心的方式，但这是另一种更严格也更大胆的方式：其实我冒着在两方面失败的风险，在纯粹的经验主义者看来过于理论化，而在纯粹的理论家看来过于经验主义，并且有时留下研究计划而不是已完成的研究（比如在社会语言学方面就是这种状况）。事实上，一切都促成这一点，即呈现给我的可能性空间无法约简为在社会学空间中构成的位置为我提供的空间。其实我无法不把我的知识事业的广泛性与我的哲学历程联系起来，我的知识事业与社会学专业之间的界限无关，而哲学是享有威望的学科，我的某些同学仍留在这个学科里——这无疑在主观上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无法不把这种广泛性与“客观上”来自这个学科的象征资本贬值联系起来。（我在这里既是分析的主体又是分析的客体这个事实，增加了社会学分析非常常见的一种困难，一种危险，即分析得出的“客观意图”表现为明确的意图，有意的策略，清楚的计划，在这个个案中就是有意识的或几乎厚颜无耻的意图，用以维护一种受到威胁的象征资本。）因此一种折中但有高度选择性的配置逐渐显示出来，这种配置致使我拒绝某些成见，这些成见足以限制理论资源空间（如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排他）和经验可能性空间（如同所有方法论的一元主义），在我看来，可以说这种配置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反对一切”的，而在另一个方面则是“捕捉一切”的，就像某些政党一样。

但是所有这些原因和理由都不足以真正解释我为何彻底地、有点疯狂地投入到研究中。这种激情无疑在产生常新问题的研究本身的逻辑中找到了根源，也在奇妙的和完美的科学世界提供的异乎寻常的喜悦和快乐中找到了根源。我以情感相似性也以知识赞同为基础建立的团队，在这种巨大的投入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我的信仰产生了能够加强和保障我的信仰的信仰。因此这一切都有助于一种强大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自信，这种自信导致相对于外部世界及其判断和制裁的一种极度的超脱。 [我有幸能够长时间地生活在对社会成功的一种相当强的漠视中。我记得自己常常这样想，当我努力把很少关联的能力和意图，尤其是理论的和技术的能力和意图合并时，我长期不被理解并不为人知是可能的和正常的；因此我对此是有充分准备的，乃至有点惊诧地看到我的研究得到了相对的认可，这种认可无疑部分地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我把自己看得有点像中世纪的一个石匠，他在拉苏泰莱纳（La Souterraine）的教堂里，雕刻一个表现联结并高高在上的柱头，柱头淹没在穹顶的黑暗里，注定让人完全看不到。包括法国和外国学者的一个“看不见的小学院”给予我的认可对我来说也足够了，而且我对自己相对的、大多有选择的默默无闻，毫不感到难过。尤其因为我在偶遇的过程中或通过书信，从人们那里获得见证，由此受到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告诉我，他们因我写的东西（尤其是《区分》）受到极大触动，有时甚至被改变或获得“解放”。我多次鼓励和安慰新西兰、澳大利亚、意大利、丹麦等外国青年研究者，他们对我说，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使我的作品得到认可，尤其在大学权威那里，但这些作品在他们国家仍未被充分了解，这令他们失望和气愤。我对这些事感到忧虑是很迟的，也许由于年纪的作用，而且尤其通过这些事在我亲近的人身上引起的切身忧虑，我想要在这些人面前做个好样子。]

这种自信也依靠内在的信心——如何不做作又不夸张地说出来呢？我相信，我的社会学任务，对我而言既不表现为一种天赋也不表现为一种责任，更不表现为一种（过于浮夸的）“使命”，它毫无疑问是反过来包含一种义务的一种特权。但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所有这些理由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更深层的理由或原因的中继或理性化：一种残酷的不幸使得不可救药的东西进入到我童年生活的天堂，并且从50年代开始，重重地压在我生活的每个时刻，比如它把我与高等师范学校和知识分子的高傲伪善的最初不和，变成与大学事物的虚荣的果断决裂。这就是说，我到目前为止在这里给出的描述和解释从来不是捏造的，但仍旧是不完全的和片面的，因为我的所有行为（比如我选择穆兰中学，还有我短暂地投身音乐职业，或我对情感生活和医学的最初兴趣把我引向康吉扬）都是由孤苦伶仃的内心忧伤通过多种原因决定（或打下基础）的：发狂的工作也是一种通过关注别人来填补巨大空虚和摆脱绝望的方式；放弃哲学的高贵，趋向贫民窟的苦难也是对我少年时代非现实主义的一种牺牲式赎罪；艰难地回归一种清除学校教育修辞的习癖和秘诀的语言也标志着一种新生的纯洁。我在这里说到了提及的每种经验，比如我在阿尔及利亚的历险或我对科学狂热的原因或理由，但我所说的也掩盖了暗中的冲动和秘密的意愿，它们是一种分裂生活暗藏的那一面。

知识事物的状况引起我夹杂着反抗的失望，这种失望在我事业的最初阶段，特别明确地围绕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学体现出来；但也在另一个领域，围绕哲学体现出来，哲学无论在传统定义上，还是在最具炫耀性的创新形式上，在我看来都代表着社会科学进步的一个主要障碍。我常常有点玩笑般地把自己确定为反抗哲学帝国主义的一种社会科学解放运动的领袖。我对某些社会学家并不比对某些见习哲学家更宽容，这些社会学家把留美当作一种启蒙之旅，而这些见习哲学家在10年或15年之前，扑向胡塞尔的档案，那时胡塞尔的著作大部分仍未译成法文出版。

美国社会学通过类似卡皮托利神殿之三神的帕森斯、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使社会科学遭受到一系列歪曲，我觉得必须把社会科学从这些歪曲中解放出来，尤其通过回到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的原著，两者都被帕森斯兼并和歪曲（韦伯的作品更应该被重新思考，以便去除掉其法国引入者阿隆为它重新披上的新康德主义外衣）。但是，为了与这种世界范围的正统观念作斗争，尤其应该投入到受理论启发的经验研究中去，既要拒绝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定义的纯粹服从，也要摒弃某种蒙昧主义的拒绝，这种蒙昧主义拒绝一切可能是或显得与美国相联系的东西，以统计学方法为首。

如果说在60年代初，尽管布道国的主教代理人每周都发出号召，我固执地拒绝参加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巴黎大学为济济一堂的法国社会学家教授的课程，这是因为这一切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集体的服从仪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培训或再教育的技术举动。恰恰相反，这并不能阻止我努力把昔日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能够提供的一切技术装备据为己有，如多变量分析或潜在阶级，因为与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学家合作鼓励了我，并为我做了准备，而这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在福特基金会和保卫文化自由大会的旗帜下行动的一种科学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但我这样做并不同时借助把这种装置合法化的任何科学主义包装。在科学立场与政治立场没什么区别的这些时期，这种策略无疑过于现实主义，不容易被人理解，但丝毫也不厚颜无耻。其实，这种策略不过力图夺取对手的工具并把它们用于其他科学目的，因此它既与单纯的追随者的殷勤的或顺从的服从对立，也与某些人的虚假的和失败的反抗对立。单纯的追随者仍旧对他们“发现了美国”惊叹不已，而某些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及其法国模仿者，虽然意图抗拒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和方法的支配，但他们即便在经验研究的领地上也无法找到战胜这些概念和方法的有效武器。（我应该顺便提提另一种完全补充性的科学策略，这种策略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也未得到很好的理解，因为与国家统计学的任何联系都有保守主义妥协之嫌疑。这种策略旨在与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合作——我一度认为此举获得了成功，尤其当国家统计学院借用了《区分》中的分类时，力图让国家科学回到科学场，或更有节制地说，让某些想法和配置进入国家学者的头脑。这些想法和配置适合于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比如对制度按照惯例使用的问题体系和分类系统之默认前提的反思。）

我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对抗一眼看去是毫无希望的，人们今天很难想象他当时对世界社会学实施的社会的和科学的统治。这种对抗的历史对我而言，在60年代末的这一天，得到了某种类似圆满结局的东西，他点名让阿兰·达贝尔和我到外交官旅馆去，每逢他担负福特基金会的使命时，他习惯下榻在这家旅馆。他批评我们刚刚在《对艺术的爱》中公布的参观博物馆的数学模型。那时他的名声达到顶点，他来时带了一本胡乱地涂了蓝色墨迹的书，嘴里叼了一支大雪茄，不无严厉地指出了他认为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如同一个不那么相信法国科学落后的读者所不可避免地看到的那样，每次都涉及一个校对员的明显错排，这个校对员更习惯于在别处细心，但出版社只会在第二版时让我们修改。我们同意进行这些修改，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有点庄严地宣称，他们“在美国从没做得这么好”。但是他避免写下来并继续把他的精神衣钵授予雷蒙·布东——他的科学跨国银行的法国分行行长。

我们要与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正统观念进行斗争，因为正统观念统治着世界社会学，还要努力摆脱某种取舍，这种取舍由马克思主义者与去掉标签的美国方法和概念的引进者之间的对立构成，马克思主义者封闭在对韦伯和经验社会学的拒绝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乎不能依靠哲学，尽管这种表面上具有很大颠覆性的哲学开始在巴黎展露。自相矛盾地，这种抗议运动无疑由于哲学在法国的非常优越的状况而产生特殊的效力，这种优越的状况尤其体现为中学毕业班中独一无二地存在着一种哲学教育以及这个学科当时在学校教育等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必然后果。（在这里我想到了我曾援引的模式，以解释在法国出现的颠覆运动的特别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反之在英国的缺乏，这种颠覆运动依靠马奈和印象派，反抗至高无上的学士院制度，而英国则未经历艺术方面的象征权力的类似集中。）

由于大学制度经历了一场非常深刻的危机，无法信守被纳入这些哲学家的特殊学校教育轨迹中的诺言，将他们差不多全都打发到边缘位置，他们受到一种特别激烈的批判情绪感染，反对这种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为了推行一种既超常又狭隘的哲学活动（借助大中学教师学衔考试及其颇具法国特点的练习和提纲……）的表象而特别装备的。他们也以奇迹般合宜的方式（显然根本不是有意地）回应1968年“革命”在法国也许尤其是在美国引起的期待，这场特定的革命将政治—知识质疑引入了大学场（费耶阿本德在柏林、库恩在美国也被用来为对科学的一种自发质疑提供一种论调）。但是，尽管这种运动作出激进的姿态，它仍旧是极其暧昧不清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哲学上都是如此，因为对大学制度的反抗也是对抗一种威胁的保守主义反应。社会科学的上升，特别是通过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上升，对既着迷又忧虑的哲学家产生了这种威胁。而且无疑仍旧是保持和显示他们相对于社会科学的霸权的考虑，致使他们自相矛盾地将对真理（和科学）的历史主义批判激进化，拿来为自己所用，他们采用的策略非常接近海德格尔把历史主义本体化的策略：因此他们对于到那时为止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逻辑主义传统当作生成错误予以谴责的东西，给予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捍卫，倾向于把坚持形式的和普遍的真理当成过时的，与对特定历史—文化状况的分析相比，坚持这一点甚至被视作有点反动。

对梅洛-庞蒂在极不同于一般用法的意义上所说的“理智主义”的拒绝，很久以来左右着我的知识选择，这种拒绝植根于配置之中，配置使我倾向于远离时髦的重大知识“运动”，比如“结构主义”的异国风情形式或它的新闻处理——在两种情况下，中心之一就是《新观察家》。（除了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的批判分析，如题为“结构主义与对象认识的理论”的文章^[31]，我唯一一次参与的结构主义讨论，是一篇关于知识场的、相当鲜明地反结构主义的文章，发表在让·布庸在《现代》杂志组织的结构主义专号上^[32]——只有不怀好意或不知情者才会把我置于“结构主义者”的行列中。）我非常有意识地拒斥所有喜欢自称“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人的双重游戏和双重利益的策略，我应该承认，这些策略是非常让我反感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在我看来显得缺乏伦理的和科学的严格性。我更不赞同对符号—文学的迷恋，这种迷恋一度风行于大学场和《原样》杂志那边，我对一些人也无更多好感，这些人兼有尼采式的或海德格尔式的哲学权威和必定参照阿尔托、巴塔耶或布朗肖（更不必说萨德了，萨德是任何知识分子都必不可少的论题）的文学权威，促使哲学（或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可能与他们有所谓的政治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无疑部分地通过这个事实得到解释，即我们都有反体制的配置，这种配置与在一个变化很大的学院空间里占据的一个相似位置相连，我也免不了大吃一惊，因为我看到由于与横跨大西洋的与差距有关的他者信念，我今天有时被归入“后现代主义者”的行列，而哲学家反对社会科学的古老偏见的复活往往把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引向虚无主义的边缘。

我在这里感到犹豫，是否要说出我主观上和客观上相对于米歇尔·福柯处在怎样的位置，既然我不能不这样做，为了分析更明晰，也为了我应该向年轻的读者道出真相（他们有可能被表面的相似性欺骗，尤其在国外），我总要说点什么。福柯去世时，我为一本国外杂志写了一篇关于他的作品和生平的说明^[[33]，这篇说明避开了悼文的修辞。如同那时我明确地发现的，我与他差不多共有所有这些相关的属性：他比我早几年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获得哲学教师学衔——我曾经听过他在高等师范学校的课，他所处的哲学位置与我非常临近，尤其与我归属的康吉扬和克莱蒙—费朗集团非常接近（他是维耶曼任命的）。差不多所有属性都相同，除了两个属性，在我看来，这两个属性在他的知识筹划组成中影响很大，他出身于外省的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而且是同性恋（还可以加上第三个属性，但这个属性在我看来是前两个属性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解释因素，这就是他是并自称是哲学家）。由此，人们可以差不多有意地让差别几乎消失，或相反，人们强化差别并指出，作为最终的差距，这些差别是特别有意义的和重大的。

我不再强调的相似性，无论在研究的范围上还是在行动的范围上都是明显的。米歇尔·福柯无视法定的对象等级以及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神圣界限，他不断地致力于扩大哲学的传统定义，让原样的世界进入哲学，并由此让无声望的或被排斥的各种各样的对象如疯狂、监禁、权力等进入哲学，这些对象每次都通过地点和时间明确的具体案例以及详尽的档案材料得到把握。他也努力把相对于社会世界特别是相对于政治的自主，与以科学为装备对社会世界的干预结合在一起，这种干预确定了他所说的“特定知识分子”。如他所做的那样，涉入政治领域，尤其通过他反对监狱的斗争，就是处在极易受伤害的同性恋境况中，这个同性恋以本来面目出现，并照大卫·霍尔柏林（David Halperin）的说法，他“有可能被人谴责为病态和不公正并赋予别人一种对他本人的绝对认识论权威”（而且我们知道，某些尤其在美国为反对他而搞的运动，依靠他的性取向的特定性，以削弱或贬低一种思想，使它显得好像是相对的和可以相对化的，尽管这种思想对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提出了深刻的质疑）。没人比他更充分更完善地实现学术研究与承担责任的调和，这种调和赋予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尤其在类似美国或德国的传统中，这种传统在我看来非常错误地把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存在的两种维度对立起来。

无论如何，尽管我们是非常接近的（这种接近尤其显示在我们共同采取的关于波兰的行动中）尽管我们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从80年代初以来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无论在公共生活中，还是在大学生活中），但是我与米歇尔·福柯仍由于一系列风格的差别而区分开来，这些差别在政治、艺术和研究领域尤其明显。我曾顺便提到过几个差别，这些差别在我看来源于各自的配置和位置中的深刻差异。我坚决地投入到社会科学场中，首先是人种学，接下来是社会学，我实际上与哲学世界的期待和要求决裂，以服从于一个科学学科的限制，这个学科拥有其问题、理论和方法的特定资本，而米歇尔·福柯，无论他的距离多么遥远，这种距离由首先在地理方面然后在社会方面远离大学制度的中心而得到确认，他总是出现在哲学场并关注巴黎知识世界的期待。这些客观状况中的差别，显然处在与配置间的一种循环因果关系中：在我这方面，配置促使我投身于社会学，而且这种社会学属于与法国知识场的期待特别对立的一种社会学，比如对艺术实践和知识世界的分析；配置还促使我首先投身于一个研究团队的集体事业，这个研究团队投入到非常冷门的任务和计划中，比如关于知识世界的人种学和统计学调查。在福柯那方面，配置则使他倾向于个人的、并由此更符合艺术和文学世界之期待的介入，以及与传统学究的实践如经常去大图书馆做差别不大的科学实践（只是到了生命的晚期福柯才想到——我也帮助了他——建立一个研究团队）。两种颠覆的配置与它们支持的占位之间的区别，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政治干预中，都在客观上被纳入两个场的期待的作用加强了，而且这种区别也被这个事实扩大了，即同样的行动，比如艺术方面的（但也有政治方面的）行动，要看它被归于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家，这样它就可能表现为粗俗的缺乏高雅或审美家的大胆的和优雅的违抗。我对相似性和差别的这种说明就停留在这里，这些相似性和差别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表象中，都使两种知识风格接近并分开，我希望这种说明足以避免这种特殊形式的他者信念，它导致在差别中认出相似并在相似中认出差别，因此只能损害两种相关思想的流通和对它们的正确理解。

还应该在这里采用正确的方法分析社会学场和社会科学场的现状，从而设法让人理解个人的和集体的轨迹（尤其是我在欧洲社会学中心指导的研究团队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轨迹）与这两个场中每一个场内部的以及两个场之间的象征力量关系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而且尤其应该考察我的个人轨迹，考虑法兰西学院位置的特定特点，如同我在《学术人》中指出的，法兰西学院（尤其）是一个认可异端的地点，这个地点远离所有压制学士院制度的世俗权力。革命已经完成，如果说革命在象征方面（至少在国外）成功了，在制度中则遭到了一种相对的失败，这种失败在团队的命运中看得很清楚：如果这个团队不曾同时通过其运行逻辑，通过其科学成果的内容威胁场的秩序和惯例，它应该不会这样连续地服从于集体防卫的压力和反应，这些压力和反应力求阻碍它的“正常”再生产。

注释

[1]Simone de Beauvoir， La Force d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3.

[2]Georges Canguilhem，É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Paris，Vrin， 1968.

[3]Les Héritiers.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 Paris， Minuit， 1964（avec Jean-Claude Passeron）.

[4]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Genève， Droz， 1972; réédition， Paris， Seuil， 2000.

[5]Frédérique Matonti， La double illusion， La Nouvelle Critique， une revue du PCF， 19661980，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4.

[6]阿拉伯语，原意是“拦路强盗”，这里指反对法国殖民当局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译者注

[7]民间俗语，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译者注

[8]种族主义者对北非阿拉伯人的蔑称。——译者注

[9]种族主义者对北非阿拉伯人的蔑称。——译者注

[10]Sociologie de l'Algérie， Paris， PUF（ coll.Que sais-je？）， 802， 1958，réédition 2001.

[11]Emmanuel Kant， L'Anthropologie du point de vue pragmatique， Paris， Vrin，1964.

[12]Postface à Erwin Panofsky， Architecture gothique et pensée scolastique， Paris，Minuit， 1967.

[13]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 mai 1975， p.68-93（avec Monique de Saint Martin）.

[14]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Paris， Plon， 1955.

[15]Le Sens pratique， Paris， Minuit， 1980.

[16]对北非的一种基督教使团的神职人员的特定称呼。——译者注

[17]民族解放阵线的分部。

[18]法国政府成立的机构，战争期间由军队控制，以确保对农村人口行使一种行政、社会和监督的功能。

[19]PhilippeBourgois， Enquêtederespect.LecrackàNewYork， Paris， Seuil （coll.Liber）， 2001.

[20]MartinSanchez-Jankowski， Islandsinthestreet： GangsinUrbanAmerican Society，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Les gangs et la presse.La production d'un mythe national》，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01-102， mars 1994， p.101-117.

[21]La Misère du monde， Paris， Seuil， 1993（et al.）.

[22]奥丹（Maurice Audin， 1932—1957），出生于突尼斯，阿尔及尔大学数学助教，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员，反殖民主义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士，被法国军方施以酷刑并杀害。——译者注

[23]勒内·格侬（René Guénon），法国哲学家，作品主要致力于形而上学、秘传教义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译者注

[24]萨比尔语指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等的混合语，曾在北非和地中海东岸各港口通行。——译者注

[25]M'hamed Boukhobza， Structures familiales et changements socio-économiques，Alger，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et d'analyses pour la planification， 1982（avec Mohammed Khelladi et Tamany Safir）.

[26]《Célibatetconditionpaysanne》，Étudesrurales， 5-6， avril-septembre 1962， p.32-136;《Lesstratégiesmatrimonialesdanslesystèmedereproduction》， Annales， 4-5， juillet-octobre1972， p.1105-1127;《Reproductioninterdite.Ladimension symbolique de la domination économique》，Études rurales， 113-114， janvier-juin 1989， p.15-36.这三篇文章收入Le Bal des célibataires.Crise de la société paysanne en Béarn， Paris， Seuil， 2002.

[27]《Les relations entre les sexes dans la société paysanne》， Les Temps modernes， 195， août 1962， p.307331.

[28]MarcelMaget， Guidepratiqued'étudedirectedescomportementsculturels，Paris， CNRS， 1962.

[29]《LaMaisonKabyleoulemonderenversé》， inJeanPouillonetPierre Maranda，Échanges et communications.Mélanges offerts à Claude Lévi-Strauss à l'occasion de son 60eanniversaire， Paris-La Haye， Mouton， 1970， p.739-758; repris in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op.cit.， p.61-82.

[30]La Distinction.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Minuit， 1979.

[31]《StructuralismandTheoryofSociologicalKnowledge》， SocialResearch，XXXV（4）， Winter 1968， p.681-706.

[32]《Champ intellectuel et projet créateur》， Les Temps modernes （problèmes du structuralisme）， 246， novembre 1966， p.895-906.

[33]《Non chiedetemi chi sono.Un profilo di Michel Foucault》， L'indice （Rome）， 1， octobre 1984，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