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处境与双重制约

弗朗西斯是一个法共知识分子的儿子。年轻时他就决心“站在被统治者一边”。他的职场经历开始于巴黎市郊的棚户区，在那里他一直做基层辅导员，从未中断过这个工作。特别是自从开始照料瘾君子以来，他付出的代价很大，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

20世纪60年代，他是毛主义积极分子，曾经在反对审判左翼领袖的游行示威中被抓进监狱。他认为自己是在“街头”成长起来的，“当然也读过一点书”，后来一边工作，一边接受过辅导员培训。

巴黎市郊的一个镇政府为了打击吸毒活动而聘用了他。他办起了一个“毒品讯息与援助服务站”。可是，他并不满足于静等年轻人上门显示与毒品决裂的意愿，而是屡次亲历亲行，前往跟医生、辅导员和心理专家晤谈。在吸毒者最难过的日子里，他陪伴他们，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尤其是当他们表示要给自己“来一针”以及表达临终遗愿的时刻。对于无论那种令人惊讶的乖顺和“舒服一下”的愿望，还是他们的癫狂行为，他都表示理解……他们需要时，他会从药剂师那里给他们弄来替代药物。为了帮助他们免遭逮捕甚至坐牢的厄运，他会去派出所把他们找回来，为他们假造工资单据，在他“很熟悉的”法官和律师那里，不断为他们提供援助。由于他随时能够为吸毒者提供帮助，他跟他们很亲近，而且毅然决然地站在他们一边；他打破规章制度，毫不犹豫地为他们“造假”。他坚决反对“学究说辞”，他认为那会使吸毒者“有话说不出”。他反对官僚体制的治疗计划，认为通过内容重复、时间分散的面谈来预测吸毒者是否诚心戒毒，结果一定会“妨碍戒毒的决心”。他从经验得知，吸毒者“一旦提出戒毒的要求”就不能拖延，“必须马上予以回应”，并且为此建立了一个十分简单的程序：取得巴黎一家大医院——他妻子在那里当护士——的住院部主任的合作，从而能够随时给准备戒毒者安排单人房间。一俟治疗结束，戒毒者便可以跟一个“接待家庭”一起生活，然后开始找工作。

他的服务无人能够取代，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在为一个体制“打先锋”，可是这个体制总是否定他，似乎他成了吸毒者的代言人，一个“不三不四的家伙，没日没夜地在街头和酒吧里游荡”。他感到自己好像夹在这种体制的好意和恶意之间。有一位青年代表声援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的地方党部，遭到他的公开揭露，从而引发危机，他为此遭到解雇。这件事既说明他的两难处境，也说明交给他的使命的模糊性：“市政府无法容忍的是，我在搞一些反权力的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他将身为“基层辅导员”的权力运用于街头。虽然他不断提醒当政者，实际上他帮助疏导的基层权力正是“基层官僚体制”的触角，可是他仍然被怀疑有动员群众的能力。

随着个人生活不断遇到各种制约，尴尬的处境引起的苦恼也日益强烈。他从事的是一种年青一代基层教育工作者避之唯恐不及的“苦行当”，“他们宁愿泡在有游戏机、桌上足球等等的青少年俱乐部里”，“总之是消费场所，喝酒，可是得付钱。玩耍也得付钱”。“你要是去教育职业介绍所（CREAI），总是能看到招聘基层辅导员的广告……只有我这样的疯子才会应聘！”他四十岁了，看起来却像五十岁。虽然看上去身体健康，烟民的洪亮嗓音也加强了这个印象，可是他似乎很疲惫，累坏了。他试图改换门庭，转入一个比较平静的部门“家教辅助”。他的家庭，特别是三个孩子（最小的才四岁），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夜晚时分，如果他想“喘口气”，他总要按照“老习惯”去看望吸毒者，去“跟他们凑热闹”（这次访谈的前一天，他凌晨两点才睡觉）。他认为，一个辅导员必须“陪伴在侧”，因为“当吸毒者认定我在我所代表的体制之外时，他们会对我产生感情，我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制度化程序以外的关系。只有从这个时候起，我的工作才能奏效”。而且，也只有这样，瘾君子才“能够正视自己，用不着低眉顺眼”。

一位基层辅导员

采访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弗朗西斯：（……）市长聘用我的那阵子，我管着一个游艺室，年轻人来打打乒乓球啥的。那一阵，蒙巴那斯区出了一件年轻人偷入空房的事，他们聚在里头吸大麻，政府很长时间不去管。因为奥利温施坦^[1]发表过声明，年轻人也听见了。这么说，大麻没什么大不了的，跟喝一杯酒一样，于是，他们就兴高采烈地跑到那儿去。他们后来改用针筒注射，这也很自然。于是，我们这一片郊区就出现了一个传播毒品的大网络……其实，如果用戒毒机构的办法，如果把他们送到医生那儿或者戒毒机构去，那就得先谈好多次话，然后才能开始治疗。当一个吸毒成瘾者提出戒毒要求的时候，你的行动得快。哪怕他依旧离不开毒品，你也得马上开始，马上［语气加重］……就在他们提出戒毒要求的当下，你应该马上回应，哎，不能为了弄清楚他心理上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再等上十年八年的。那可能要了一个孩子的命啊。为这个，我有幸结识了一所大医院的一位教授，他在他那个部门给我开了一个房间，正巧我太太也在那个部门当护士。他们时不时来我家吃饭，所以认识我太太。另外还有一个安全问题。我叫来街区医生、镇上的社会服务处工作人员——他们不把我当成吸毒成瘾者，而是当成他们的代表对待，而且认为我是……事情就卡在这儿：制度不觉得我是他们的一员，而是一个不清不楚的人，就因为……我日夜都泡在街头和酒吧里……镇长采取的措施好是好，可问题是，镇上的机构一般不把我看成自己人……我成了一个能够发言的吸毒成瘾者，一个实际上有发言权的瘾君子，有那么一点点权力……这个小人物他们不敢太反对，因为背后有镇长撑腰，反正……总之，上级权力部门知道这一点。

他们妨碍戒毒的决心

——您刚才说，对于那些吸毒成瘾者，行动必须迅速……体制给他们什么建议？非得等那么久吗？

［…………］

弗朗西斯：有毒品讯息与援助服务站等等。有一套完整的程序，［放慢语速以强调用词］来确定他是不是真有决心……（……）可是这就给戒毒的决心设立了障碍。有时候，他们并没有真的下决心摆脱毒品，只想跑到医院去住一个礼拜（哪怕是因为干了什么坏事之类……）。这个倒不是问题，既然这是他们想要的，只要有床位，他们就会去。过后，从头再来。有的人进过十次戒毒病房！到了第十一次却管用了，于是开始找工作，好，这就行了……可是，如果你用他们根本听不懂的学究说辞，使他们有话说不出——法院要求他们定期去听这个，那么……这就是指令性疗法的原理……［略显踌躇］当你强制一个人做事，这个人又有抗拒心理的时候……那么好，他就会退缩，因为……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实际上，在他内心里，这么做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可是如果他自己提出要求，不管什么理由，那么，从这一刻起……唔，还有，我日日夜夜都在市里［叹气］，经常夜里三点电话铃响起，要么某个人进了派出所，必须把他捞出来，要么就是三点钟他感觉不好，摔倒在门槛上，必须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

——您的工资是从市政府领取吗？

弗朗西斯：是的，领市里的工资。那个时期，毒瘾啊，大麻啊，我来后两三个礼拜都来了。毒品就是那个时期兴起来的，也真巧。我呢［犹豫］，那时心里对有毒瘾的人有点发怵。我觉得，吸毒成瘾的人都因为缺少意志力等等吧……这个人……后来呢［两手画出一个大圈，笑起来，略显犹豫］，一切都得清理，我帮了他们，帮那些年轻人对付他们惹上的所有官司。我一直跟南戴尔区法院打交道。一来二去，两三年以后，我就能够跟法官在庭审之前见面，决定怎么办，判决是事先决定的。关进监狱的人不多，因为……［犹豫］两三年以后，法院通过那位法官认可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既然法官都承认了，我就用它……

——他赞成您的行动……

弗朗西斯：正是如此。我们之间建立了对话。好了，那是一种围绕着年轻人的共谋、同情、欢聚……于是有了一个重要的过渡。［休息片刻］其实，我没有从市政府得到什么支持，可是［犹豫］我通过权力结构建立起一些关系，最终使自己获得了承认，在年轻人中间树立了一个稳重可靠的形象。整个信任感都是凭这个可靠的形象才形成的［语速变快］。这倒不是说，他们之间一点纠纷也没有……正像他们说的，我跟他们还是有疙瘩。只要我不赞成，就会发生冲突，顶撞起来……

——两边必定都信任您，天天如此真不容易做到……

弗朗西斯：确实不容易。不过，毕竟这样过了十年呀［笑］［沉默］！

你上法庭的时候，我也会在场

——那些年轻人呢，他们现在都在外头漂着吧？

弗朗西斯：都在外头漂着，他们都……

——他们还来看您吗？

弗朗西斯：有的还来，有的打打电话，有的写写信，还有的去了外省，还有的结了婚的……他们也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也就是HIV阳性。日子怎么过呀……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也帮不上忙……唔……我能试着做的，是从社会生活方面告诉他们痊愈的可能性，虽然有那么多冲突。我想起一个人，叫莫莫，他现在是货运司机，他有HIV，可是目前没怎么恶化，挺高兴的……我还想到另一个人，现在在法国南方，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们没有HIV……从社会交往来说，我倒是挺成功的。

［…………］

晚上回家晚了的时候——今天早晨两点才到家［叹息］——有一个老习惯，不禁想过去跟他们凑热闹，嘿，还在搞呢，用针筒。有意思的是看着他们给自己注射，因为从这种癫狂举动里可以看出真正的焦虑感，名副其实的焦虑、幻觉、欲望，所有这些都会有所表现，都会冒出来。再有，对于一个基层辅导员来说，能够在这种时候和他们同在，分享他们的癫狂举动……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关系——我当然不赞成，可是……你还在给自己扎针的阶段，我呢，不说不行，可是等到你想停手的那一天，我就会……跟你在一起。你上法庭的时候，我也会在那儿，去试试……调和调和。我做过几次伪证了……反正法官明白，那都是一些伪证。

——事关什么，一些小事吗？

弗朗西斯：都是小事，小偷小摸什么的，为的是能买两三剂毒品……一剂卖个好价钱，就能再买一剂半的药量。

——您提到了他们的心愿、欲望。他们说了什么，比方说？

弗朗西斯：他们也表达过沮丧。这个我还没说呢。而且，除了一个人是例外，我们毕竟在跟一些很穷的人打交道，这些人的欲望无非是，比方说，为自己盖一个窝。这很重要。有件事他们反复提出，就是央求我帮他们弄到一间公寓房，一个房间。人人都想要。

——他们住在哪儿，跟父母在一起吗？

弗朗西斯：大多数住在父母家里，要是被父母赶了出来，就住在地窖里。

——是廉租房吗？

弗朗西斯：对，是廉租房，如今被拆毁的房子，因为原地要盖漂亮的写字楼。我听市长说过：“反正这批人得搬到50公里以外去。”……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可是……

——您提到“一个窝”，别的他们还想要什么，女伴？

弗朗西斯：他们盼望有一个窝、一份工作和养育子女（……）［我似乎听到的是“子女—家庭—祖国”^[2]］［笑］。

——真的吗？通常不这么说，他们……？

弗朗西斯：那些去了外省的，他们都干了什么？他们住到接待家庭里，上医院接受戒毒治疗。我那时跟一个接待家庭的组织有工作联系。我开车送他们去火车站。他们连回家看看的时间也没有，就这样到了接待家庭里，住下了。往往是跟接待家庭的阶段结束了，他们仍然住着不走，因为实际上他们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家的替身。留下不走，然后找一份工作，找个女伴，找到一间公寓，把驾照考下来，他们想买辆车。经历过地狱一般的日子以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小天地，小康日子，很理想……

——这些人都辍过学吗？

弗朗西斯：多数人是这样。最好的也只学到初中最后一年，过渡的年级。

——他们怎么看学校？

弗朗西斯：他们是被学校除名的，都在补习班里，那不就等于被除名了嘛。既然在学校里就被排除在外，所以除名以后，他们就有一种身为异类的心理。他们没办法找工作，因为是被除名的。他们就寻求帮助，寻求施舍。这种事我从来不干。我设法让别人有钱，有吃的，我……可那是在具体事情上，目的也明确……

——他们一定对您多有期待吧？

弗朗西斯：是的。总之，他们在接待家庭落脚以后，就要求我把他们找到的天地建立起来。

——其实您能做的，只是倾听他们的声音，保护他们……

弗朗西斯：所以，我做的事也包括创办一些组织。我从省政府搞到一笔资助，创办了一个协会，建立起工作机构，我们还买了两辆卡车。有个家伙是钣金工，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工具……他是修理车身的，有工具，现在他开了一家车身修理铺。我们从事搬运、销售、给公寓涂漆。嘿，这些事都干得不错！后来，我自己创办了一家救护车公司，跟一个坐过十年牢的家伙一道……这件事至今开销还不小，不过也算不了什么［笑］。我们还租了块地方，当然是破破烂烂的，因为我们没要粉刷一新的。那是个地窖，还能用，我叫我管的那伙年轻人抬担架，用省政府的资助付他们工钱。后来他们竟然偷汽车，还把医院的门岗给砸坏了［笑］。丑闻一桩啊！那个家伙没有驾照，救护车是同伴借给他开的。那好……医院的针筒都不见了［叹息］，其他东西也都不见了……哎……

——这就有点冒险了……［笑］

弗朗西斯：可我担待得起！担待得起就是了。见法官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摆平这件事，不然可就……幸亏我有点办法……我没法一下子改变他们，对吧？我把工作交给一个人，可是他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小绵羊，对吧？所以说，我需要一个过渡阶段。他想要针筒就去偷，这说明他还没有摆脱毒瘾。这说明，你让他住进那间医院，就让他进了他能偷东西的地方。再说，护士就是他很熟悉的辅导员的老婆。我们得改改他的形象。情况往往如此。

——要费很长时间吗？

弗朗西斯：您听好。我现在还负责有毒瘾的人，我想，再过不久我就不干了，可是我还干着呢，再干三年吧。三年还是更久，这个我没把握，反正可以选择就是了。他们戒了毒以后，入住接待家庭，然后开始再就业。你看，这个过程一共得三年。十年里我做的就是这个事。

［…………］

权力部门容忍不了

——在各类商家那里，您都有不少支持者，您还创办了一个救护车公司……

弗朗西斯：我搭起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虽说我有资助。那可不是市政府的，而是在我弗朗西斯名下的非营利组织。市政府帮助我搞到了资助，还允许我利用工作时间弄这个救护车公司。不过，从来没有政府部门掺和这个事（而且市里的中介协会也是天主教徒创办的，跟市政府没关系）。这倒是很有意思：总是小小的下级权力给上级权力部门添砖加瓦，因此市政府把它收回去了，市长出于政治考虑收回去了……一切权力机关都以小小的下级权力为基础，小小的下级权力依靠它们才能运转，才能显示重要性。如果没给我时间，我本来搞不成这些救护车，搞不成这个非营利组织。他们给了我时间。

——他们也许帮助您准备了文件，才能取得……

弗朗西斯：什么帮助也没有。我有个伙伴是律师。市政府无法容忍的是，我在搞一些反权力的组织。我就是一个反权力的因素。只要不给权力当局惹麻烦，一个组织就行得通。可是自从那次跟勒庞联盟分裂以后——那次我搞了一份报纸，只是一张油印稿而已，我把它们分送所有的市长助理等等——这个反权力就闹大了，权力就不能容忍了，关系就破裂了。

——一边是国家，连同她的触角乡镇政府，至少不支持您；另一边是跟您有联系的一大批人，医疗部门啊，律师啊，法院啊……再加上雇主们……

弗朗西斯：药剂师们也在内……跟他们联系是为了说服他们，我熟悉的某某人……

——那是为什么呢？他们开药，提供针筒吗？

弗朗西斯：对。我有时候去药房，跟他说，给我一盒镇静剂吧，因为我需要，有一个小伙子正缺这个。他先给我，过后我把药方带过去。

——这样您每次都能节省一点时间？

弗朗西斯：是的［沉默］。我［犹豫］……市政府权力机关对我确实不满，可是没办法取代我，代行我做的事，它没这个能力，这就成全了我。再说，我也办起了……实际上，我还跟一位律师有工作关系，也就是说，另外还有别的政治力量存在。我跟两位医生也有工作关系，其实跟其中一位合作得多，可是另一位是经过法院认证的，那位认证官就住在市里，我们彼此很熟。这个城市的所有社会工作者，纵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意见一致，我们还是在一起工作的，这就形成了一套能够运作的机制，可以使……再说，市长也不管那么多。［沉默］其实，障碍来自大老板下边的各个衙门。

——小头目们？

弗朗西斯：管事的小头目们。不过，如果问题太多，我就要求跟市长面谈，或者给他写个条子，准让那些小头目栽跟头。

［…………］

我亮出专业执照

——你的工作很繁重吧？

弗朗西斯：要看情况。如果某个时刻我在某个地点，正赶上，比方说，一个警方行动，我就亮出专业执照，说：“来吧……”可是如果他们抓了人，我就得给共和国检察官打电话——其实是打给他的代理人——告诉他，这事我得去派出所干预，开始讨价还价。或者，如果是某个家伙难受得厉害，我就得去陪陪他，不能撒手不管……

——把他送到医生那儿去吗？

弗朗西斯：要是他进入了糊涂状态，这个时候他就需要说话。他需要对别人胡言乱语，冲着一个人，这个人就得耐心听他絮叨，因为伙伴们不会听他絮叨的。这是确认过程的一部分。他们很清楚，我过的不是他们那种日子。可是，要让他们承认我能帮他们，他们就得首先确认我是谁，是个什么人。当吸毒者认定我在我所代表的体制之外时，他们会对我产生感情，我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制度化程序以外的关系。只有从这个时候起，我的工作才能奏效。

1992年10月

注释

[1]克洛德·奥利温施坦（Claude Olievenstein，1933—2008），擅长治疗毒瘾的法国心理医生。——译者注

[2]“子女—家庭—祖国”是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府标榜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