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为难的成功

在蒙帕纳斯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咖啡馆里，短头发，绛紫色的小肩包，神情有点伤感，高琳妮接受采访时就是这副模样。她32岁，在Z城的一个最贫寒的郊区里当小学老师。那是一个约有5万居民的省级小城镇。她对我表示信任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这无疑跟她堂姐的举荐和彼此的社会处境相似有关。这些都有助于引起情感迁移。我对她也油然产生了同情。

高琳妮的父母都是农民，在一块75公顷的田地上耕作，在当地属于中等规模。这个地区位于巴黎西南的博斯和波尔奇的交界处。经历一连串厄运之后，高琳妮的父母发现自己深陷债务。为了“体面地”生活下去，他们在会计师的监督下不得不承接额外的工作（四年来她父亲一直开着接送学童的校车）。我跟高琳妮的一个堂姐有过长谈，据她说，父母感到被人“忽悠”和“痛宰”，而且无法像从前那样，显示从前几代人身上继承下来的“农民的自豪感”。家庭在继承祖父母的遗产时发生了危机，从而加深了这方面的苦恼。高琳妮的父亲在十个男孩当中排行老二。他和四个兄弟姐妹一样，没有脱离农业，可是在遗产继承方面的命运却是最糟糕的，特别是，尽管学习不错，他却很小就退学到父亲的农场干活。他感到，自己为了父亲的农场的兴旺和弟妹们上学付出了牺牲，而且很难摆脱这种感受。当他把自己当农民的困境跟弟妹们的境况做出比较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两个弟弟当了医生，第三个是喷气机飞行员兼空军教官，一个妹妹是社会工作者），尤其是他们对他的态度：既无丝毫感激的表示，也没有团结和睦的意愿。

高琳妮和两个妹妹都上了学，可是父母失望于未能生个儿子，不怎么督促三个姐妹的学业。高中毕业会考通过以后，高琳妮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可是没多大兴趣。一个妹妹通过了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后来从护士学校退了学，目前“打杂”，薪酬微薄。只有最小的妹妹看起来没有犹豫过，也没有经历两个姐姐遇到的物质的和心理的困境。获得学士学位以后，她目前在撰写社会学博士论文，从而有机会反思农民的游行示威所体现的农业问题。

接受我的采访时，高琳妮正利用年度培训假准备心理学学位，以便“做点别的”（她梦想当心理分析师）。尽管——或许由于——这种职业要求她全力以赴，但她在教师生涯中最终并不感到十分自在。她所在的学校接收的学童都来自穷困家庭。

这所学校位于一个被大流量高速公路包围的社区，最初为一个“应急发展区”，用于“暂时”接纳下城的搬迁户，那些人因重建计划而从历史悠久的市中心被撵到郊外。此处已经成为一个“贬黜地”。廉租房管理局负责中转房项目，它把拖欠房租者和所有“穷途末路”的家庭都赶进这里。据好几个报告人说，这个社区殃及所有新来的住户，即那些“（我们眼见）倒下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在别处生活挺正常，结了婚，有孩子”。居民中法国人占四分之三，他们大多数没有工作，生活依赖失业补助金、失业救济金、家庭补贴（人口多的家庭很常见），有时甚至靠盗窃。高琳妮提到一些家庭，虽然总有某个成员蹲监狱，吃穿用度却异乎寻常的宽裕，孩子们穿着“名牌运动服”，“最流行的球鞋，不是自选商场买得到的”。还有一些“不断离异”的家庭因“打乱结构”而导致亲属关系复杂，孩子们可能“既是表兄弟，又是亲兄弟”。

汇集在同一个空间里的经济和家庭问题也反映在学校上面。高琳妮就遇到过家属的排斥举动：“与家长的关系是个很大的难题……比如说，我来这儿教书以后，学校可以说代表着他们所排斥的一切。家长排斥学校，孩子们也排斥学校。到处都写满涂鸦。还有他们议论老师的那个样子，学校好像是臭狗屎，似乎不属于他们的世界……”

跟一部分同为青年教师的同事一道，高琳妮尽其所能对付这种局面。已经采取了包括加强学习后援等多种多样的措施。这方面主要由高琳妮负责，因为她是这所被政府划入文教重点区域的小学的专家教师。校方还参与了社区的重建工作：居住区的楼梯口都悬挂着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彩绘陶瓷画；成立了柔道室；老师们还尝试学校向社区开放，以方便家长走进校门，激发他们对子女所做的事情的兴趣。此类举措的最具体的成效之一是教师们从此可以在社区内停汽车，而不必担心被破坏。然而孩子们的成绩仍然令人很失望（去年有12个学生升入初一，可是除了一个女孩以外，无人升入初二）。解释这个失败的原因时，高琳妮认为，有些教师缺乏动力，这比学生们身处极为不利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更要紧。对于一些同事的慵懒不作为，她感到心情沉重（“老师的头脑不改变，孩子们的头脑更不会改变”）。她尤其对一位同事的态度有很大意见，这位女教师显然出身富裕阶层，没有像其他同事那样上过师范学校，不认同他们对于教师的角色的理念和对学生的奉献精神，也不参与他们时刻不懈的全力投入——高琳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文化水平如此之低的孩子们获得成功。高琳妮对缺少文化有切身体会，很容易跟这些学习落败的孩子取得共识；她不甘心听凭这些穷家子弟在学校里——在她的学校里——受挫，也不愿看到他们只因“生在某个地方”，“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边缘人”，甚至像她所说的“脑袋里没有任何未来”，就重蹈自己的父母的覆辙。跟很多得过且过的老师不同，她很难接受这种说法：“好学校是给不出问题的孩子准备的”，从而不顾其他孩子；以及高中毕业会考不及格的孩子“只有20%，不算太严重”。至于为这一类学童设计的教学法，她宁愿相信是有效的，尽管她也看出推行密集教学计划所蕴含的风险：教育责任从家庭转移到学校，家庭与之脱离干系，一如社会工作者有时被平民阶层视为“偷走小孩的窃贼”。

如果不是在学校里的苦恼经常令高琳妮想起家庭的苦恼，她对工作上的困难和矛盾的感受不会如此敏锐。她很难承受父母和她之间客观存在的裂痕。自从双方的社会距离拉大，她感到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使得双方都十分痛苦，在她则好像永远踩住了刹车板：“我觉得，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这个人得慢慢来……为了，嗯，为了成功，嗯。”遭社会否定已经成为父亲家族史的一部分，这种可能性因而更令人痛苦：父亲始终没有从被兄弟姐妹背叛和遭社会抛弃当中恢复过来。这件事大概可以说明，高琳妮为何多少有意识地把学业限于父母赞成的小学教师：“我真的很想上大学，可是我被卡住了，嗯（……）再说，考虑到我们的背景，可以说是种地的，当老师对家人来不是一件坏事，对我父母来说是个不错的象征，很重要，物质上也是如此，我也觉得很重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会不会接着读下去。”

高琳妮相信终有一天得离开这个令人失望的职业，她“觉得自己微小得像一粒沙子”，而且一场真正的群体危机正在酝酿（她的学校每五个教师就有三个回炉深造，或者正在这么考虑）。她盼望一个心理学学位能够帮助她分析和说明她的苦恼，最重要的是将来有可能“做点别的事”，这对于普通的小学教师来说全无可能，因为她这种专业文凭“外面根本不承认”。可是，她的心愿似乎又被刹了车，跟最初的学业一样受到压制：她在大学里遇到了跟别处相同的问题，即与其他同学的关系，特别是在她虽然完全懂得，但是不会运用也掌握不了的学术话语方面，仿佛她无法超越内心的一道来自父亲的禁忌，其效果跟从前一样，害怕轮到自己背叛父亲：“我觉得，假如我掌握了这套语言，就会滑到另一边去。总之，我说不清，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这样一种瘫痪状态使她站立不稳，好像夹在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之间：“眼下，我不知道把自己往哪儿摆才好，这一边还是那一边。我对这一边会有一些憧憬，但不排斥那一边，同时两边都让我觉得不那么自在。”

教导贫困学生的小学教师

采访者：查理·苏利耶

“我觉得，我这个人得慢慢来”

［…………］

——您不喜欢您的处境，想有所改变，对吗？

高琳妮：对，事实上，我做不到……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跟我有关，因为我个人也在变化，我在孩子们身上得不到希望的结果。我心想，眼下先挺住吧，但是或许因为投入太多，我也许没法总是给别人提供什么了。我对自己说，等到有一天不这么想了，我就得做点别的事情，不能虽然不想来，但还是要来。

——您不希望像同事们那样［笑］？

高琳妮：正是如此。也就是说，时至今日，早上起床以后，我基本上是高高兴兴地去学校的。我心想，等我不再这么想了，我必须能做点别的事。而且，一般情况下，一个小学老师做不了别的事，除非返校读书，因为外面根本不承认你，所以，如果你去自荐，说是小学教师，打算试试不同的职业，人家会当面嘲笑你，就是如此。

［…………］

我觉得自己微小得像一粒沙子

——不过，回到同事都缺少工作动力的话题，您有过什么设想没有？

高琳妮：有些人确实感到失望，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在孩子们身上获得的成果多少感到失望。

——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吗？

高琳妮：是的，我就感到无能为力……我有这种印象，我也不太清楚［笑］。好，是离开学校的时候了，因为……我需要退一步看［笑］。不，可是谁知道呢，我觉得自己微小得像一粒沙子，唔，没有什么能力，（……）什么都得做。

——如果跟一个真正的团队在一起，您会更有效率吗？

高琳妮：会的，尽管有时候也会……我想，对于某些孩子会更有效，可是对于另外一些，就……

——问题是不是首先出在您所面对的群体上，出在那些家庭上？

高琳妮：可是，与家长的关系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同时是……唔，比如说，我来这儿教书以后，学校可以说代表着他们所排斥的一切。家长排斥学校，孩子们也排斥学校。到处都写满涂鸦。还有他们议论老师的那个样子，学校好像是臭狗屎，似乎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学校代表他们生活的失败，反正，谁知道呢，跟他们相关。总之，谁知道，反正我们都这么看。他们很明白，自己不成功，也没办法帮助子女。不少家长连自己的孩子上几年级都不知道，听起来这很奇怪，他们知道老师姓甚名谁，却不知道教几年级。我们有时有一种印象，这些人对学校十分陌生，你跟他们谈学校的事情，甚至显得荒诞不经。不少人对我们说：“你们夸大其词，把事情放大了。”不对，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尽力尝试，让他们回到学校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学校，从而摆正自己的位置，并且少一点担心。这更像是一种社会工作，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方面做得很成功。可是，在那种我们还没有完全——我不是说完全不着调——没有完全取得成功的地方，也就是孩子们目前的知识水平，接受教育方面，严格地说，唔……相对而言，仍然很一般。不过，要想只用一年就改变也不现实。这么说吧，去年，我们觉得及格率可能会高一些。那么，就目前而言，这一年在学习成绩方面真是没有多少收获。另外，可以说，其他方面倒是取得了成果，也就是在对学校的看法方面，是的，这方面还不错。可以认为，如果他们在街头跟我们相遇，他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朝我们吐口水了。

——然而，他们总是盼望子女能够成功，对吧？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高琳妮：对他们嘛，那就意味着他们希望孩子好好学习，所以，这个……很难做到，因为，事实上，他们既有这种愿望，又传递着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导致孩子们学习受挫。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有孩子们好好学习的愿望，另一方面，不学习的孩子会挨他们打。可是，学习不好，又挨耳光的孩子更没法好好学习了。

［…………］

我们会帮您把孩子拉回正路

高琳妮：我有时候问自己，这方面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学校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我其实觉得……好学校是给不出问题的孩子准备的，……可是对于那20%考不过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呢，唉！他们也许只有20%，不算太严重。也就是说，只要有80%的成功率，20%的失败率就不是大问题，可是，毕竟这20%……

——是哟，跟交通事故类似……

高琳妮：对，就是如此，我们给自己留下了20%的余地，于是……问题是，如果你恰好只跟这20%的学生打交道［声音颤抖，笑起来］，这就足够……

——跟家境比较好的学生打交道，情况是不是好一些？

高琳妮：［沉默］是的，是的……可是我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没机会，缺资源，也许，谁知道，帮助他们是校门之外的事。当然，这跟一个匮乏的环境有关，但是跟学校提供不足也有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您是不是认为，学校尚有改进的余地？

高琳妮：学校肯定可以多做一些事。有很多运作方面的东西应该改进［沉默］，总之，我也不太清楚。我有一个同事，离校三个星期，参加一个滑雪班。孩子们做好了计划，准备好了这次旅行，准备工作全由孩子们负责。这可不是外出赏雪，是去滑三个星期的雪。那三个星期真的太棒了，孩子们进步巨大。回到自己的环境，校园，围墙之内，总之一切的一切，三天以后就……这并不是说，孩子们必须脱离他们的家庭环境，我的意思是，总有一些可能性。哪些可能性呢？我不知道……我们用不着假装大善人，把孩子从贫困家庭拽出来，说什么“我们会帮您把孩子拉回正路”。

——那等于不管家长是否愿意，都要去挽救人家的孩子：既然您不会照顾孩子，就由我们来带他们吧，过后把他们给您领回来，干干净净的，又好又有教养，等等。

高琳妮：完全不是这样，不是往这个方向上去……这我知道，不过……

我很不容易，这我知道

——可是，如果他们能成功，就会发现自己跟父母所处的局面完全不一样了，不是吗？

高琳妮：不会的。不过，这种处境我非常了解［笑］。

——您是说，就您个人的经验而言？

高琳妮：是的，这个不容易，很辛苦……

——是因为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吗？这个问题您提到过。

高琳妮：我很不容易，这我知道［沉默］。

——从您的父母方面而言？

高琳妮：是的。

——您能不能具体地说说是怎么一回事？您用双手比画某种平衡，这是什么意思？

高琳妮：［沉默］唔……我觉得，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这个人得慢慢来……为了，嗯，为了成功，嗯。例如，跟大学里的好多人相比，我的口才不行，不太会表达，嗯……我能听懂，理解方面没问题，可是加以利用嘛，嗯……词汇，这对我是个问题。在同别人的关系方面，在学习内容方面，都有问题。我知道，比如说，哪怕只是心理学课程的内容，对于可能会怎样起作用，我理解起来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一旦我得利用这种作用，我就感觉心生抗拒，自我锁定了。这也许跟我父母多少有关系，而且，说到底，还得……两辈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我不一定非要……把它扩大不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很难说清楚。不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西尔薇［正在撰写论文的最小的妹妹］和我的一个姐姐［家庭主妇，没有上大学］。另一个姐姐嘛，结了婚的那个，我没有太多可说的，其实我本应和她更近，因为我们的孩子年龄差不多，嗯，算了。我和西尔薇更好，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她在这方面和我距离很远，让我觉得有点遗憾。

——您的意思是在思想上有距离？

高琳妮：我也有点讨厌这个思想的方面。眼下，我不知道把自己往哪儿摆才好，这一边还是那一边。我对这一边会有一些憧憬，但不排斥那一边，同时两边都让我感觉不那么自在。

——您大学上得怎么样？您在使用教学话语时有点麻烦，对吗？

高琳妮：对，这个其实还是语言水平的问题，这方面……［沉默］。

我觉得，假如我掌握了这套语言，就会滑到另一边去。总之，我说不清，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那您的父母呢，这个他们也发现了，还是只关您自己的事？

高琳妮：不是只关我一个人的事。我想，不管怎么说，他们意识到了。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准是觉得，对我经历的事情知道得不多。因为，我记得，我妈妈不久前还在问我：“呃，对啦，你的大学是怎么上的？”

——她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高琳妮：她真的不知道我究竟在做什么，而且我觉得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学习，她觉得我有职业，有住处，总之有了一个位置……可是，她不清楚我的工作内容，而且，唔，理解不了我为什么想换工作。

［…………］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