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生活

对于范妮的情况，我们原以为有全面的了解：原籍外省，祖父是农民，父母是工人，高中时期获得过荣誉奖，图卢兹大学文学专业，后赴巴黎，在杜瓦兹河谷（Val-d'Oise）的一所中学执教，是一位有25年教龄的巴黎远郊中学的教师。

1991年1月，我们与她初次见面。她谈到当年的激情、青年教师的社会活动、往往期待过高的学生、不时发生的暴力、影视俱乐部、一些作风散漫的同事，还有她自己的心灰意懒。她说自己既不是“懒洋洋的公务员”，也不是“圣女特蕾莎”，而总是觉得自己在“干一份臭狗屎的活儿”。

第一次见面，在一位朋友（曾在她执教的中学担任校长助理）的陪同下，范妮前来赴约。她的举止和装束、长而卷曲的金发、带美洲豹图案的宽松的套头衫、略微高昂的语调、浑身充满活力的样子，这些都令人想到一个大学生，而不是一个48岁的女人。计划已久的访谈在一个星期三进行，这是她每周唯一的假日。我们在巴黎人类科学院的一间办公室见了面。范妮天性谨慎，一丝不苟。在事先进行的多次交谈中，她曾多次询问我们的工作性质，然后才同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当然，我们认识不少患有这种“教师病”的老师，也跟他们讨论过问题。不过，谈起杜瓦兹河谷的初级中学时，范妮的情感仍然强烈和敏锐。这所初中约有700名职员和干部的子弟，学生家庭属于那种买得起独栋小房子的家庭。范妮在这里已教了10年书。这一天她好几次详述了这所跟其他学校一样的初级中学的日常生活：一位“臭显摆”的校长、积年累月患上抑郁症的同事、积攒带薪病假的同事，以及为了制作一段视频“死缠着（她）”的孩子们。

虽然没有自责和自我贬低，但她还是表达了沮丧的心情。这是一幅很典型的肖像，而且在我们看来，触及深层次的东西。不过，守着一台录音机，毕竟只能谈谈范妮的职业生涯。看来，访谈的客观背景和严肃的情境模糊了某种悄然滋生的亲昵感——这在年龄相近的女性之间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至少有一些共同的参照和信念，连生活方式也相近。

我们事后重阅了这次访谈的誊录稿。从“对话以外”获知的内容已经删除，范妮本人也不在场了。也许，她很能代表一种苦恼，这种苦恼极为普遍和无处不在，以至于无人拿它当真。范妮说的话平淡无奇，不仅适用于众多其他人，其实也适用于整个教师行业。不过，有一点我们起初不愿意公开承认，即我们逐渐发现，为了满足于获得一幅美好的人物肖像，我们在一些表面现象上故步自封，这无异于自我欺骗。可是，有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想法是一点点浮现出来的，很难一下子看清楚，它们仿佛在呼唤一些问号：为什么有些日子得工作十多个小时？为什么总是不在家，招致老公怨声连连？为什么如此热情地献身于本职工作，以致损害整个家庭生活，“如今遭女儿责怪”？她为什么离婚，而且语焉不详？“夫妻俩只要有一个当老师，我还没见过有哪一对没有这一类问题的。”这是一种无时无刻不侍奉神明的献身精神吗？为了他人和自己，就义无反顾地投入角色，连家也不顾了？

我们必须跟她深入交谈，进一步了解这些迹象所透露的东西，弄清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如何相互损害，这不仅涉及范妮个人，许多教师的生活或许都是如此。

今年四月，通过几次电话以后，我们约定再次见面。这一次是在她家里，用小型摄像机拍摄下来的。范妮觉得这个设想很好玩，因为她将面对摄像机。我们希望这个片子能让我们从范妮的生动神态当中捕捉到一些手势、表情和眼神，从容地加以分析。

这条长长的林荫道，离小教堂（Porte de la Chapelle）半小时路程，远离市中心，既不偏僻，也不令人愉悦。下午的街道冷冷清清，沿街大多是依照“住宅小区”划分的五层公寓楼，周边围绕着稀疏的植物。范妮和她的一对23岁的双胞胎女儿住在这里。两间卧室，一个小客厅。她与丈夫在这套公寓里住过15年以上。家具是他俩一起置办的，至今一件也没有移动过，一切都应该翻修了。剥落的墙纸该更换，家具也该修整了。这些她很清楚地知道，但是感到无能为力，有点发愁，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无暇顾及。丈夫1985年搬了出去。她不得不跟女儿一起“收拾残局”。一个女儿正准备报考教师证书，另一个是园艺师。

范妮的生活充满动荡、放弃和破裂。她是纺织工人的女儿，父亲是阿列日省（Ariège）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她至今保留着浓重的乡音，这种口音尽管我们尽量不去注意，但仍然使她的一些最“有思想”的话显得有点怪异。她年幼时，父亲离开村庄去附近一个镇子上“学一门手艺”，而且曾经“在一家工厂努力工作”。当时她“还是个孩子”。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她至今还记得那时遇到的困难。她有一个多月没敢走出家门。她后来上过几年寄宿学校，然后是图卢兹、巴黎，还有阿维农，试着回到一个与往日不同的南方。“最后连身在何处都不知道了”。假如跟丈夫留在外省，她本来会有一种更平静的生活，“安稳踏实”。可是，这两个离乡背井的逃兵和移民“一切都得亲手打理，日子过得很辛苦”。

范妮的母亲是一个西班牙移民与一个“村中荡妇”所生，幼年被一个经商的叔父收养。叔父“自己闯下一片天地”，“有点钱”。她高小毕业后嫁人，后来进工厂工作。她梦想女儿能够有自己未能达到的学历、一份教书的职业、一桩好婚姻、另外一种生活。在帕维初级中学，范妮是哲学课上最优秀的学生，她想“当大夫”，但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他们认为女性不适合这种职业。范妮的母亲甚至认识一个从不行医的女医生。况且学费昂贵。而教书能够“名声和安定”兼得，是这个家庭十分钦慕的职业。范妮对此有一肚子的苦水。如今她“原谅了父母，全家在一起时，甚至会拿这事取笑一番”。不过，范妮18岁时与家人第一次关系破裂。她选择了哲学专业，在图卢兹市的皮埃尔·德·费玛高中注册了预备课程，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很快她就忘掉了医学，找到了大学生活，大城市和启发智力的讨论让她“很享受生活”，以致未能通过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可是她并不怎么后悔。她“像大家一样”拿下了大学文科文凭，而且对戏剧和音乐发生了兴趣：仿佛不敢忘掉家世似的，对于文化的兴趣是她的一种个人成就和特殊的本领，而不是用来敲开生活之门的一块稳妥和必要的敲门砖，毕竟这种生活很难企及。

她在图卢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他比她小三岁，不是大学生。她跟从前一样，并没有像一些女大学生那样打算嫁给一位未来的教师，或者借婚姻和诱惑男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出于难以言说的现实考虑和自卑感，爱情也许会不知不觉地让位于此类把戏。你只能依靠你自己和与你类似的人。贝尔纳“出身非常贫寒”，曾经就读于航空职业高中，梦想当飞行员。他俩决定结婚，去巴黎，那里有他们的一切机会和完全的自由（“在那个时代，要在一起生活就必须这么做”）。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可能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当时正逢经济增长时期，听不到人们谈论青年人的失业问题，找到一份工作和一间公寓不是难事。他俩雄心勃勃，但也懂得如何做出牺牲。

年轻的贝尔纳放弃了一切，他通过了国家邮政部的考试，立即被任命去巴黎担任物流调度员：“于是又做起了好梦……”这件事她是这样总结的：“1966年，我取得学位，完婚，然后随老公来到巴黎。如此而已。”因此，她描绘的是一幅浪漫的自画像：一个新婚女子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崛起很早的年轻官员。不过，她认为他们的“夫妻问题也许正始于那个时期”。

10月里，她在查理曼大帝高中开始实习。夫妇俩一个19岁，一个22岁。双胞胎女儿很快就出生了（那时，避孕方法仅在知情者当中流传，尚未立法，年轻妇女很多都无从知晓）。天有不测风云，仅此而已。尽管（考虑到她的出身），学习和工作对她而言都是一次次远征，兼顾职业和家庭却还没有被视为了不起，人们不拿它当话题。平凡的生活只是有一些令人失望的时刻罢了。

母亲当初不同意范妮的这门婚姻。因为要面子，在丈夫出走以前，她一直把困境瞒着母亲：“巴黎挺好的（……），我想显示日子过得很正常，事实上，就像常言说的，去南方晒太阳的人最爱炫耀。”但是，正像瞒着父母那样，她无疑也对灾难的最初征兆视而不见，似乎对刚刚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新生活迫不及待。

“女儿（……）个个都是拖拖拉拉的。”她在高中实习时，她把她们托付给“我们刚刚认识的公寓管理员（……），怎么照顾都行，可是我们经常听见孩子的哭叫声，她俩独自留在公寓里，或者是在公园里，所以就……”。她“对工作十分尽心”，爱她的学生，对他们“难以置信地”耐心，晚上回家后却对年幼的女儿发脾气，“所有的耐心白天都用完了”。她得准备教案，批改作业。在家里“她什么都不能忍受”，女儿的功课是“一场灾难”。做事务必要快，永远得速战速决，她的时间永远不够用。孩子们一定觉得她“面目可憎”。好多年过去了，女儿们如今告诉她，那时“真是苦死了”。她忽略了孩子的困惑，认为只要爱她们就够了。

她的丈夫未能做出一番事业。既然放弃了学业，他就只能留在邮政部门。作为“主管”，他给缺勤的稽查员和接待员替班。这些他虽然从来不提，可是范妮心里清楚，放弃学业对他有很大影响。显然，范妮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兴趣，也不喜欢他在邮局的朋友们，因为他们跟她的同事很不一样。同事们往往口气轻蔑地提到“老师的老公”如何如何，贝尔纳也以此自谓。她感到内疚的是，不该抛弃旧日的同伴——“地道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善待在某些方面酷似她的丈夫。她承认有时会为他感到害羞，正如自己当年为“当工人的寒酸爹娘”感到羞耻一样，他们比不上“什么都不缺”的同班女生的父母。这是过“舒坦日子”——她喜欢这么说——的代价，这种生活是她一直向往的，也是母亲曾经希望的。她向来致力于培养一点“精神生活”：写诗，作画。

1985年，她不得不直面现实。丈夫离开她的那一天，她“并没有预感”。两人随后正式离了婚，可是，她一直戴着结婚戒指，坦言希望他会回到自己身边。丈夫离家那一天，一个女儿从高中退了学。一场两个孪生女儿的噩梦从此开始，非此即彼。痛苦的彷徨，至今尚未完全消退：吸毒，离家出走，考试挂科。“造孽啊，造孽……”范妮眼里噙着泪水，不愿多谈。

毫无疑问，这场塌方她既未预料，也没法阻止。那样她就得承认太多的东西：苦日子，动荡，磕碰，被人嘲笑的丈夫，决裂——付出了那么多牺牲，只为一种不确定的社会地位升迁和憧憬同样不确定的文化的海市蜃楼。她如今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不再相信“知识分子那一套”，不再买唱片，因为她既“没钱”，也没有“一台用来听好东西的播放器”。俱往矣。

工作也是一样，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和热情已经变成了心灰意懒。她渐渐感到，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个人生活”都付出得太多，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学生家长瞧不起，学校领导不理睬，教育部不重视，学生不理解——更吸引他们的是物质的东西，而不是精神（“除了钱，还是钱”）。她已经认不出当年选择的职业了。25年以后的今天，图卢兹的大学生的期待和初期经验什么也没剩下。虽然跟同事一起时，她仍然会提到“教育家”的崇高使命，但她常常认为——至少在情绪沮丧时——自己只是一个护士或义工，总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工作者”。

面临难以设想和预料的局面，教师角色的巨变使她毫无反抗之力。然而，她无疑不比别人更差。出身和反叛者的命运使她能够理解新移民学生的困难和苦处，她负责的学生很多有类似的背景。不少同事用缺勤来躲避青少年暴力，生活经历和超乎寻常的热情反倒让她不那么害怕，而且作为新入道者，她能够利用一切教化的资源去面对，“把爱给学生”，换来“感激之情”。

宽容使她能够做到不像别人那样难以适应新局面。诡谲的是，这种态度也使这个局面成为她的一个陷阱，一个献身于学生的陷阱。的确，她不能不琢磨：付出了这么多，也失去了这么多，仅仅为了得到只有从学生那里才能得到的感激之情是否值得。

一位初中语文老师

采访者：加布里埃拉·巴拉兹、罗兹妮·克里斯坦

“一份臭狗屎的活儿”

——您刚才说，很多初中老师想离职。

范妮：是哟，很多，我也在其中。还有一些人感到有点压抑，也想脱身。我想到（……）一位教音乐的同事。我感到，自从换了校长以后，大家就觉得不顺心。从去年起，我们有了新校长，可是他得不到一致推崇，完全得不到，大家对他有很严苛的看法（……），不顺心就是从这儿来的。另外还有一种跟教学直接相关的不顺心。我觉得，大家的印象是——至少我有这种印象——感到被压榨，像柠檬似的，而且得不到认可。我跟法语教研组的同事聊天时，大家都是这个感觉，感到自己一文不值，工作是一种——说一句糙话——在干一份臭狗屎的活儿！我听别人这么说来着。大家都被整垮了，可是什么也没换来。上了当！到了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刻。我到了哪个级别了？我自己也不清楚，十级吧？我都48岁了。我们觉得，不管对错，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用，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年轻人都想干点别的的时期。那个教音乐的同事说他在音乐会上挺出彩，很走运，他能够另外搞点别的，可是其他人除了教书以外，什么也没有（……）。有一位共产党员同事，虽然有社会活动……可是他对自己做的事也不那么信赖，返校深造去了。这让他觉得生活还有点意义。

——各有各的逃离的办法……

范妮：正是如此。这是一种逃离。换学校也是一种逃离的办法，也许是逃离教育口吧。我实在厌烦了学校，可是不知道在别处能找到什么。我想去高中教书，因为我希望能够像年轻人说的那样，起飞，过得快活一点，因为我一直在付出，不停地付出，可是感觉什么也没得到！

每个人都想好好生活。初中和高中都不是生活场所。我跟孩子们讨论的时候，很多东西错字连篇，其中或许有一种跟成年人一起讨论的渴望，一种真正生活一场的需要。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从某个方面反映出教师的不适感，甚至社会的不适感。这一点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切实意识到，也不知道是否有人表达过，反正它在那儿。

——他们感到不舒心。

范妮：我正是这样感觉。和学生在一起，我呢，不能说人人都这样，小家伙们都很棒，至少他们还渴望什么，这个我在初中毕业班的学生身上看到了，一种渴望，想帮我们一把，甚至是爱我们。所以，每当我听见同事们说：“哎呀！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才来这儿的，不是因为喜欢小孩才来这儿的。”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完全错误。他们需要这个，老师也需要这个。反正我需要。我需要跟他们友好相处，在各个方面都友好相处，因为我想做好这份工作。这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人人都想好好生活。对于眼下这个社会，孩子们不是没有体验，他们看到的都是一些金钱至上的榜样。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他们觉得我们把他们往不健康的东西里拖。

——您说老师们得不到认可，您自己也感到没有得到认可，得到谁的认可，如何才算认可？

范妮：上级领导呗！他们……我经常听人说，学校领导——不是全部，因为我时常也听说某某领导如何出色，等等——企业领导才会努力工作，我想说……学校不是给在里头工作的人准备的，师生都算。学校领导找你的麻烦，要求你做分外的事。可是，我们很清楚，那些事对孩子们没什么益处，不过是为了晋升一类的事。如果老师喜欢做点这个，做点那个，那么短时间内能起作用。这样的老师不在少数。这也包括家长的认可，所有其他人的认可。

——对，所有其他人的认可。

范妮：因为，坦率地说，当你听见议论老师的时候（……），历来如此……或者按照我自己家里的看法，我们的工作实在是轻松，总是想着提前放假……之类的……

——是哟，假期，（……）您一家人怎么度假呢？

范妮：我父亲是工人，纺织业工人。他吃了不少苦，每天工作真的很辛苦。对他来说——因为我曾经想过学医，是的——他不同意，因为没钱，他们俩“这个吧，那个吧……”冲我啰唆。他们觉得教师的职业平稳，安定。一份小小的活计，他想到的是公务员的日子。

我用“圣女特蕾莎”签了名

范妮：对，他想到的是公务员的日子。因为教师是公务员，生活安不安稳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给自己提要求……有这样的人，对吧？他们不给自己提出太高的要求。可是，想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人是因为——我又要念经了——我认为，眼下让教师们害怕的是我们必须扮演真正的教育家的角色。去年我跟同事们争论过这事，因为这是我的看法，一个大词儿，我不想咬文嚼字，但是这并不单单是传递知识，现在的教师，不管怎么说，代表着国民教育部，孩子们也是这样要求的。他们要求我们当……不是代替家长，而是一个可供咨询、可以交谈的成年人。只要接受了这个角色，事情就好办了。有些教师拒绝这个角色。去年我带过一个很麻烦的班级，问题学生多，我开玩笑地——真的只是开玩笑而已，也许我玩笑开得太差——写出……我召集了一个前期辅导会议，因为那个班实在有问题，我用“圣女特蕾莎”签了名。为什么要签这个名？我也不知道，一个神圣的灵感源泉吧。我的天！这个签名招来一片喧哗。

我认为，如今当教师很累，精疲力竭，因为我们为这些孩子耗尽精力，不过我觉得没有这个就当不好教师。可是，同时，虽说得不到认可，其实我跟孩子们的关系很好，因为这个我才留下没走。因为跟学生在一起，即使带一个麻烦班级，吵闹不休，让你心急上火，有一个东西还在那儿：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他们使我留在了教育口。假如没有这个东西，我会随便干点什么，任何工作我都会接受！有了这个，学生就认可你，这种认可只能从孩子们那儿得到。（……）

——说到家庭，您刚才说他们工作很辛苦……您母亲工作吗？

范妮：我妈妈不工作了。她从前工作过，那时我还很小，她也是当工人，可是心情不大好，因为她上过学，拿到过那个时代的高级文凭。我姥姥要求她出去挣钱。那时只有进工厂一途。我妈妈于是进工厂当了工人。我想，跟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我走了母亲走的路，她……（……）或者说，走上了她自己要走的路，如此而已。我们俩聊起这个事，我觉得她认为那是……怎么说呢？她觉得当小学教员是了不起的事。她的想法依然是乡下人的想法。他们在家里都说“督学”。我爷爷也一样，他不识字，特别尊重传授知识的人。在我们的方言里，“督学”是很了不起的人，我妈妈就是这么想的，我爸爸好一点……

［…………］

我妈妈的口气变了

——家人不认为您应该在某一方面施展身手吗？例如，实现当小学教师的目标……

范妮：当然，他们的确这么看。家里人认为我成功了。不过，现在我妈妈的口气变了，真的变了……

——在某一个时候？

范妮：是的，起初……在她看来，我学习很好，考试也考得好，那就是成功了。现在她看到我是怎么生活的，也许跟我的生活方式、我的那些忧虑有关，她对我说：“话说回来……终究……”其实她的要求并不高……话虽这么说，可是话里有话，她感觉到什么东西，可是不加分析，我也不跟她多谈，因为她已经觉得对不起我了。我不多说话，可是……她能感觉到，国民教育部的大衙门里有一种腐败的、使人困惑的东西，我不说，但感觉得到。万圣节我去看她，她见我随身带着学生作业就说：“照这个样子下去，说到底，你永远安稳不下来。”她只能看到这一点，或者看见我情绪低落，她就说：“你姐姐比你过得强多了。”

——因此她不认为……这不是她期待的样子。

范妮：不是，她认为……是不是可以用“认为”这两个字，我也不知道……您看，这个有点含糊……没有明确说出来，没有。如果谈谈个人的事情，我结过婚，1985年离了婚，我丈夫总是责备我忙学校的事。我听说，不少同事都因为这个教学使得夫妻之间出了问题。真的，哎……瞧，昨天晚上我打过去电话的那一位，学前班的教师，生了病，在家休息到15号，大夫要求她22号以前都不要上班，她跟大夫说，她见过教育部保健公司的心理医生，人家告诉她：“您的毛病出在这儿”，那是一种抗拒心理，抗拒。她告诉我：“我再也受不了噪声了。”这是抑郁症哟……

［…………］

——配偶经常认为当教师工作太多，太忙，是吧？

范妮：是的……太忙了。从哪儿来的都有，前几天是伙伴们来电话。有一位是税务监察员，空闲时间大把大把的，他说：“圣诞节我们要去波兰啦。”他想见识一下波兰人。莫妮克在电话上问他：“你老婆呢？她在做什么？”“你还要问我？！她埋在作业本里了，烦死人了！”哎，都是一些讥讽的话……

——是的，可是也很中肯！您丈夫那时候做什么？

范妮：他那时在邮政局，一直在那儿工作，很平稳，（……）当验收员。（……）从前他起床很早，每逢去很远的地方替班的时候，因为邮件卡车到达时，他必须到场接收，所以很早就得爬起来。不过，在这方面，我认为——问题还是跟当教员有关——就教员来说，干不完的活儿把我累得无精打采，没有创作欲。回家还得备课，这方面，就说今年吧，因为这个跟法国人削减了工作时间有关，现在我们不得不多教门课，不然完不成18个小时的工作量。教四门初中法语课，其中三门各有30个学生，真是难以想象总共多少份作业要批改，初中阶段你什么都得核对，我得批改课文分析，不然孩子们不会去做……作业本永远成堆……所以，一天下来……

哎！每天都有作业。每天都有，因为我发现，最初我批改了几篇课文分析，发现大多数孩子过了一次关之后，就再也不做了，于是我把全部教学都围绕着文本、写作和思考文本展开，加上文本问世后的传播，因此他们觉得不是……现在他们懂了，一旦理解就行得通。可是，一开始他们没有去做，所以我什么都得动手改。我这个做法跟其他同事的不一样。我那个教音乐课的伙伴，他的工作不一样，的确很特殊。我可是每天都有作业要改。我老觉得……耗尽精力。真是消耗我的精力。

——有人责备您，也是这个原因吧？您老公就是为了这个责怪您吧？总也指望不上……

范妮：就是为这个。还有我的孩子，现在我回头看，我承认我真的投入很多，实在是投入工作很多。可是，我女儿真正需要我的时候，我疏于照顾，的确把她们……

——您有两个女儿？

范妮：双胞胎，都是女孩，她们抱怨我，抱怨我呀！她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呢，我……哎，这是个人的事。有一个时期，我确实是全力以赴，在工作上真的发挥得很好，我也不能说，工作并没有给我带来满足感，嗯，真的。我付出很多，很喜欢跟孩子在一起，可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付出太多，回家后耐心已经耗尽。嗯，的确，我女儿如今抱怨我，我夹在当中……

——她俩现在多大了？

范妮：20岁……我的两个女儿23岁，23。

——所以已经不完全是小孩子了，对吧？

范妮：是哟，我总是说……不，我们正在重新享受我们当年没体验过的东西，所以我告诉女儿们：我们现在总算把对方找回来了。她们在23岁上正在零零碎碎地体验童年没有得到的东西。我在尽量运用一点心理分析疗法。不过，那好吧，这是真的。那么，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不记得了……

这一类的问题，我认识的教员夫妻，或者夫妻俩当中有一个当老师的，全都会有……有些夫妇能够解决好，不过，这个东西一直在某个地方有影响，这种感觉总是在那儿，无论对错……一种付出、奉献了生命，可是什么回报也没有的感觉。这就像当护士，一种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是的感觉，那么，别人是谁……孩子们就是这样看待我的：“您把工作做得很漂亮，可是您知道，我们可不想自己也这样干。”他们琢磨的是，何苦这么干。这是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成功的样板，穿正装，系领带，有钱，钱，钱……

我只能零打碎敲地阅读

范妮：我认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个到处都能看到，每个职业里都有，还有获得承认的愿望，我看到社会工作者同样要求这个东西，这种愿望被认为那些有用的人才会有，而不是那些得过且过的人，例如小公务员。有一次，我听到公共广播电台的新闻，高中生的抗议游行使我很反感，那是在我的汽车里——不然没空。听广播是我的一项文化活动，在学校里没工夫读书（……）我只能零打碎敲地阅读，零打碎敲……！

——您可是语文老师哟！

范妮：谁说不是！我必须沉浸在书里才读得下去，可是脑袋里总是装满了杂事，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脑袋里总有事，没法享受一本书。假期里还行，可是学年当中没办法享受阅读的乐趣，因为，突然之间，打住！心想，还有事要做，于是就得动起来，找个事做。我承认，年龄也许是个因素，我48岁了，会感到疲惫……是的，的确，精力不如从前了，因为从前我总是有上课的点子，把课上得更有趣。当我意识到有点疲惫的时候，我就想点办法对付过去；如今，等我上完一整天的课以后，还会有学生家长来见我……几乎每天都有，基本上吧，家长来见我……

——事先有约定，还是不请自来？

范妮：约定嘛，没有。差不多天天有，不是每天都有。通常，眼下这个时间应该召开班会了，家长们有点担心，有的人是真诚的，有的只是为了能够……

——……是哟，搞阴谋诡计……

范妮：对！真的是这样，这也在意料之中，可是，想到做这些事所花的额外的时间，你会感到厌烦。我也一样，我觉得……这好像是自我标榜，但是我是真诚的，不愿像一个公务员那样斤斤计较花去的时间，我不想那样做。可是，有的同事告诉我：“你做事太执着了，正因为有你这样的人，人家才认为……”既然到处都有人“使人觉得一切运转正常”，那么，只有停止一切课外活动，才能证明机器转不动了。我可做不到，否则……我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我真的在这上面花了大量时间，我觉得别人都不知情。

——您认为每周您工作多少个小时？没法计算？

范妮：这个学年，我到目前什么事都还没做，也许除了星期二的辅导课，没有做任何事情，除了……这是就目前而言，因为我参加的两个学校项目很快就要开始了，一个跟新闻界有关，一个跟遗产有关，所以我有课外的工作量，电影哟，剪辑哟，以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这个学年，我不教课……我每天工作大约10小时。

［她提到，媒体经常不无贬义地把教师等同于“公务员”，她举出法国演员菲利普·莱奥塔尔在公共广播电台上的节目的例子，莱奥塔尔语带轻蔑地谈到教师对工资的要求，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有“公务员心态”。］

金钱和能量混杂

——我想回到您刚才所说的上面来。开头您说“大家都被整垮了，可是什么也没换来。上了当”，您的确说到被整垮了，包括私生活方面。您在个人生活上付出巨大代价，因为您终究离了婚。您还说，除了其他原因以外，离婚也跟这个有关。

范妮：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但是，这的确是我被人指责的一部分……

——您说“大家都被整垮了”，这个“整垮了”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指您全力以赴地工作，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还是……

范妮：我参加过政治活动，是的，那是在职业生涯之初。在圣日耳曼昂莱高中、德彪西高中，那时我一份接着一份写报告，德彪西高中当时被视为重点学校。那时我在一个研究学业失败的小组里，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实验，努力工作……有关的报告由我撰写。我们当时就感觉到，要想让我们说的话被高层听到，同样需要很长时间，可是这期间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因为教育问题是活的东西，活生生的，处于变化当中。所以，当我们期盼的改革10年以后姗姗而来的时候，为时已晚！去年，在那场全国性的协商活动期间（……），我还保留着一盘磁带，我们还拿录像带开玩笑呢。我们做了一盘录像带，玛丽里埃特谈到那些著名的“模块”，谈到教学模块（……），这些玩意儿我们早就谈到过，听说如今很吃香。（……）这是一部无比沉重的机器，沉重得挪不开步……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太迟。

——是哟，你们做了这么多工作，回报来得如此迟缓……是的……

范妮：确实如此，我不想指责教育部，因为我不太清楚它如何运转。我的印象是，在这部庞大的机器内部，确实存在着巨大的能量。金钱和能量混杂。（……）我也能看出这些事情里蕴含的危险，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区域化问题，因为，真的，如果说这件事在全国层面上已经很难推动，那些可能出现的全部后果，我现在就能预料到。（……）谈论什么需求哟，资源哟，这一类事情，其实中学就已经有很多浪费钱的事。冤枉钱！以我为例，我制作视频一类东西，可是真的有点腻烦了，因为我的眼睛有毛病，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我主张有权退出从事从前做过的事，因为那时候我能够做，也愿意做，可是我们总是被骚扰，仅仅因为你曾经做过，你就必须接着做下去。我当年跟一个团队一起做视频。早在……我们制作了一部电影，我们的第一部电影……

［范妮提到视频制作坊去年的活动，那是她主持的。］

——学生们怎么样？您如何给他们下定义……？

范妮：总体而言，我们学校的学生分两大类。这是一所乡村初中，连郊区都不是，旁边有池塘，可以说有一点……所以我没有怨言，我们不像巴黎北郊，问题成堆，完全不一样。可有两类学生，家境优越的——我们这一带有两家大公司，所以有工程师的子弟，这些孩子还不错，然后是出身农村的学生，加上小职员家庭的、普通工人家庭的，水平比较低，真的，这些孩子……他们没什么雄心壮志。总之是这两个类型……（……），所以我们有一些问题学生，跟其他地方一样，考试不及格，不过……

——这些在课堂上有哪些表现？既然很难办……

范妮：唔，就拿今年来说吧，我有一班初二的学生，只有二十四个人，总体而言还不是……水平不是非常非常高，班上有三个孩子有很严重的行为问题。此外，上个星期，有两个孩子，不是三个，所以（……）一个从外校转来，是被三所中学赶出来的，性情极不稳定，另一个什么事都不干，两个人偷窃时被抓了个正着。

（……）警察随后把他们送回家，因为（……）他们这不是初犯。这三个孩子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在这个问题多多的班上算是明星人物。三个人的年龄也比其他孩子大一些……

——年纪大一些？

范妮：大一些，也不都是，差不多14岁，13岁半吧。您看，14岁才上初二^[1]。也有14足岁的，他们比较高大强壮，也……谁知道，我也说不清（……），他们没有任何愿意参照的东西，天不怕地不怕。校方的惩戒、警告、停课，都不管用。停课他们才高兴，你停他们的课，正中他们下怀。这个我尽量避免。家长也没有文化。你停他们三天课，他们反倒出去瞎溜达、惹麻烦，那不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我们拿他们没办法，所以就挑衅，把你逼到边缘，所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他们也需要别人的关注，他们一直需要这个东西，这样拖一段时间以后就能把人累死！累死人！

这个班有一个老师，开班会那天，他来时生着病。手拿一张医生证明。他赶到后说：“今天我不能久留。”他拿出证明作为理由，这使我感到很难过。您看，老师、学生和家长代表都对他有意见，所以几乎可以说，这是他的一个摆脱的办法。他拿着医生的字条走进来，喊道：“这个班太可怕了，在这儿工作等于自杀！我自杀全赖他们呀！毫无价值地自杀！他们是病人、恶棍，我干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说完就走了。一位母亲对他说：“祝你身体好起来，先生。”事情就到这里。这些孩子让他干不下去了，干不了。他本想当个传送知识的教师，但是做得不成功，还死抱着教师的角色，可是……事情严重了。这个人是那种文化素养很高的人。这件事是历史老师在电话上告诉我的，因为他们在家长会上议论过：如果学生好，他会是那种天才型的老师！可惜，学生并不是都好哟！

——每一个教师的班级都应该有清一色的优秀学生［笑］……

范妮：（……）有时候，我不得不扮演警察的角色。前两天，那个名声很坏的巴黎综合理工的某某，被三个学校赶走的那个孩子——这么一说您就知道是谁了——他想起身走动，闹了点动静，其实他在寻找能接触的人。可是，你很难既当教师，又当辅导员。（……）在一个学习已经出了问题的班上，连一只苍蝇也能引开学生们的注意力，再有这么个孩子，总是在乱搞、挑衅什么的，那就拖了全班的后腿，只要有两个这样的孩子就够了。比如，昨天下午，他们旷课（……）去干蠢事，这些孩子都是有危险的。真让我心痛！有时候我感到力不从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们谈，谈，谈……

——您以前工作过的中学也是这个样子吗？

范妮：不不。我还是年轻教师的时候，从未遇到过这种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从来没有。1968年以前，跟当年我自己的老师们一样，我就当中学老师了。我跟学生从未有过如今这种个人接触。但是，这是我们工作中发生的变化，它就在那儿。对我来说，变化就在那儿，我认为，许多教师完全拒绝这种角色的转变。

她全垮了

——对象不一样，还有不一样的……

范妮：正是这样，对象不同。有人说：“我们干吗非要扮演这个角色不可……”去年我们有过一次讨论，专门讨论这个专门设立的难题班。我带了他们两年，初三上了两遍，一帮老师都不想带的孩子。关于这个班，还有一套虚假的说辞。这个班上的孩子，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是自愿教他们的，校方要求教师自愿报名教他们，全是考试不及格的孩子，性情不稳，经常抗拒社会，甚至犯一些轻罪，等等。因此，初二结束的时候，老师都不想要他们。有些人不这样明说：“哎呀！不行，不行，别把某某塞进我的班上……那不行，我受够了，我已经忍了他整整一年，到此为止啦。”

有一天，我跟刚才说的那三个学生的家长发了火。一个家长说：“您把他赶出去不就得了？”我回答：“我们拿他们怎么办？”还有一个别的学生的父亲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来课堂上维持秩序。”我说：“那怎么行？您是要我们把这几个孩子送进焚尸炉吗？我们拿他们怎么办？您要是这几个孩子的家长，不是也希望我们能帮帮他们吗？”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回来了。我真的生气了，可是……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得不到教育部、校方和这个那个校长的支持，你有这样一帮孩子，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一方面，我们管他们还受批评，有人还说，“唔，这个人只是在煽风点火”，这个我无法忍受。我说“得不到承认”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想管管这些孩子，但是得人性化。非洲人我们不是也在帮助吗？我也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俱乐部，我们在帮助别人，这样做我们在物质上没有损失，给钱，送书，这种事情很容易办到，可是当你真正面对一个人，对一个孩子有责任的时候，四分之三的人会开溜，这时就会有……还有一种厌烦。这才是大问题：你拿这些孩子怎么办？各种机构都不帮我们，我不知道会不会起变化，这种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都升初一了，生活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破碎的家庭，身上有这一类问题的孩子很多很多，这就能够说明为什么会有问题班级。（……）

——您自己遇到过吗？您刚才说到一位生病的小学老师，那么，初中有没有人得抑郁症，生病？

范妮：有哇！当然有。早就有。高老师教过我的女儿瓦莱丽。她教我女儿的那个时期可不是小菜一碟。正像常言说的，她全垮了！垮了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带这样一个班，那三个孩子，可以说，我这位同事搞糟了，我不希望举出名字，可是对这些孩子，她做了非常糟糕的事：张口骂了他们，他们这样告诉了我，不过我不会去教训她的。这方面，老师之间，你不会背后说同事的坏话，也不会试图教训人家。可是，这个人嘛，她……怎么说才好呢？也许这样能够清算她跟这些孩子的芥蒂，她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他们很难对付，可是她自己崩溃了，用脏话骂他们。在家长会上，实际是班会，提到纪律问题时，她说：“我干不下去了，再也干不下去了！照这样下去，我会被逮捕三次！”这也是一种逃避，再说，还有……

——还有很多？

范妮：这件事的起因是不是学生，我一直不很清楚，反正我不知道……

——是因为有病吧……

范妮：没错，去年他们开会，有一个同事当场哭了起来……她的学生，他们……当他们感觉被老师看不起……甚至憎恨的时候，因为有的老师确实不喜欢他们——但是喜欢学校，因为离不开呀——不喜欢惹恼他们的孩子，当孩子们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想不出他们会有多凶恶！一个受处分的孩子表面上守规矩，可实际上会继续往下溜，实际上他甚至不需要老师，他不需要，真的……问题学生只要感觉到这个，就会变得凶恶（……）。我不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教师，可是确实有这个东西。那位老师，去年他们吓唬她，我不记得是怎么说的，记不清了……说是要炸掉她的汽车……

——这种事真的发生了，还是只是恫吓？

范妮：都是恫吓。这我们在一次全体大会上提出过，全体老师都来了，那位老师在会上神经质地哭起来……是哟，有些人干不下去了，这个我能理解……正因为如此，必须……我觉得班上有这样的孩子，你就必须坚强，神经系统必须坚强。或者，爱他们。

1991年1月

“我的心思不在这儿”

范妮：我丈夫么？我们已经谈过这个话题了。不错，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对于我，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严重的心结，因为我比他受的教育多……因为所有这些理由，我现在把一切都弄明白了，年轻的时候，你会想：“这些都不重要。”真的。

——婚姻三四年之后，还是一点也不重要吗？

范妮：对我来说没有，对他来说是有的。他后来告诉我，他常常觉得自己是某某老师的老公。例如我俩的朋友都是我这边的朋友，我们的朋友都是我的。而且每次聚会……嗯，我真的是犯了大错误，如果要我像面对心理医生那样，谈谈夫妻关系，那我可以说我真的犯了大错误，我现在才明白。可是那个时候，例如阿维农（Avignon）时期，我跟他一样是新人……

——什么是阿维农时期？

范妮：我们在大巴黎地区的马利勒鲁瓦（Marly-le-Roi）住了10年，后来想回到南方去。他那时候也被任命去尼姆（Nîmes）工作……

［…………］

我们于是搬到了阿维农地区——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阿维农时期……

范妮：对，记得我们到那里的初期，在我们住的公寓里遇到一位老师，跟我在同一个学校，我们成了朋友。她丈夫是药剂师，其实他那阵子在军队里，如今已经在柏荷池（Berre-L'étang）那边开了一间药房。我丈夫在尼姆结识了几个人，都在邮政局工作，可是我受不了他们。我还记得一个可怕的场景——我现在感到很惭愧——真的，心想……

——那是为什么？是因为……

范妮：因为，头一条，这些人，怎么说呢？他们都是酷爱斗牛的尼姆人……

——唔。可是，这个只是……

范妮：不，不是，因为……那好，我受不了了，也没有再忍下去。我跟他们大吵大闹。（……）我知道我无法忍受。另外，离婚以前，他给我介绍过邮政局的人，我觉得他们令人愉悦，后来还见过面。于是我想……我不是要把一切失误都揽过来，也不是“邮局”这两个字让我不满意，但是……我知道，我经常责备他。这就带来了很多很多问题。并不都是从这儿来的，而是围绕着这一切和我丈夫逐渐形成的，他对我的确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心结……我对他也不是很温柔，说话也直截了当。所以，有时候，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我应该放过才对。

——他的父母对他怎么样？

范妮：我的公公婆婆都是工人，很朴实。我公公是铜匠，说到具体做什么工作，他在一家小机械厂工作……据我所知，他上班骑轻便摩托车，去大约六公里以外。我婆婆在纺织厂工作过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全靠纺织业，可是她什么文凭也没有。据我所知她不会——算啦，我不想说她是文盲——她会写字，但是错字连篇。他们给我写过信，里头的错字比我母亲写的还多，两人都是这样。

是我毁了他

范妮：是的，他们都是真正的工人，我丈夫的哥哥也是工人，技工，在一家机修厂工作。我嫂子不在纺织行业工作了，因为——我刚才说过——因为很多人被解雇了，所以她现在在家，他们有三个孩子。他们虽说是工人，可是孩子们的学习很好。我昨天还和婆婆谈起他们的大儿子，他在高中毕业班，准备理工科的毕业会考，他想当工程师。您瞧，这就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家庭环境有关系。我认为一个和谐的家庭会使孩子们长大以后做得更好。因为他家可以说完全是……就拿我的这位伯兄来说，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什么东西，因为他不会写字。一个字也写不对。

［…………］

我从来没想过怎么看待男女平等；我遇到我丈夫，嫁给他，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其实……是我毁了他，别人这样告诉我，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想这么说没错。因为，咳，这个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这个人非常自信，有时候喜欢强加于人。这么说，有点三流的心理分析的意思，可是，确实如此。我就是这种性格。

——可是，您的职业从哪个方面困扰了他呢？

范妮：唔，这个么……

——教师有大把的时间，对吧？

范妮：不，不是，说实话，假期挺好的，可是，跟人们想的正相反，一个语文老师在家里没有多少时间。我在巴黎工作的头一年，7点、7点半左右下班，一到家就得改作业，准备教案。还有，我认为这种工作让你忙碌得不行，而且我的朋友也都是同事，都是老师，我们见面不说别的，只谈工作。这个让做丈夫的觉得很不舒服，难以忍受，这一点我现在才明白。可是，我们当时一直是这样。有这样的情况：我有一对夫妇朋友，男的是医生，她呢，是教师。我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得不停止谈工作。因为我们看见……她老公受不了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可好，他被惹恼了，感到困扰。我觉得我的话太多，也使我丈夫不舒服。不过，在我们的……什么是最大的困扰？他常常对我自称“老师的老公”。我认为原因不全在这儿，不都是因为我的工作，虽说它有这个作用——也是因为我自己，因为我的性格，真的。

——可是，您不是说没有太多的时间吗？总之，留给他的时间不够……

范妮：是这样，但是，即使时间不够多，更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女儿，这些都是真的，都加到我的个性上，还是于事无补。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不想……我们的日子会完全不同……

——但是这就有点像一个，我是这么看的，也许不对，似乎他感到你走的是一条知识分子的道路，他的道路却迥然不同，然而最初他也有规划，他自己的学习计划……

范妮：嗯，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原因，或许也是我现在讨厌书呆子的原因。真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的生活是失败的，这使我警惕所有那些……因为当时，一个已经很遥远的时代，我真的很喜欢出去玩，看戏。如今我一张唱片也不买，不不，有时候买一两张。再说，我没有一台用来听好东西的播放机，没钱买好音响，所以就不听了。当年，没有我不想了解的，都想知道，做这做那。嗯，这些都过去了，自从离婚以后全没有了。那么，那时是为了什么呢？去想想吧！可是，当年确实如此，那时候我就是这样，他也很喜欢，他很喜欢一块儿出去玩，大概也喜欢反复对我说：“我不过如此，只是老师的老公罢了。”我觉得，那时候，我说了算。

我生活中最大的败笔

——孩子们呢，您没留给她们多少时间？

范妮：没有，我觉得两个女儿因为所有这些很遭罪，从我们俩合不来就开始了，加上我的确没有留给她们太多的时间。

［…………］

——女儿们现在做什么？

范妮：还好，她们奋斗过，所以都很……劳伦斯，最让我担心的那个，现在是特殊教育教师，很快就要考证书了。我不知道她正在做什么，我二月份以来没怎么见过她，这也不是偶然的。我认为，由于缺少当年……她受了好多罪，我们聊这个，我们现在可以聊聊了，聊她的青少年、童年时期。她照管有问题的小孩，在一家中心工作，负责社会个案，都是初二的孩子。瓦莱丽呢，她父亲出走的那天，她就离开了高中，不想再走进任何一所学校，她也认为老师都是废物、可怜的家伙、没有价值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根本理解不了年轻人。从那以后——我在笑，神经质地笑——好几年里都是一个烂摊子，正如年轻人所说，乱糟糟，一个很大很大的烂摊子。

——她离开学校时多大？

范妮：她那时正上高二，那是多大岁数？

——十六七岁？现在呢……？

范妮：对。她现在从事园艺，很满足，因为是户外活动。瓦莱丽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她跟我的另一个女儿……她俩是双胞胎。我觉得她受不了约束，没有她不想尝试的：办公室工作，实习，如今在户外。尽管……我很惊讶她能够这样坚持不懈，风雨无阻，她一直热爱花卉。两年后，两年来，不，我丈夫是1985年离开的，去年我看到了隧道的尽头。不过，说真的，那是我生活中最大的败笔。

——既然她已经自立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

范妮：不知道，因为我认为她们一度很不幸。跟您说这些事，我会哭起来的。真的，谈这个事情我难以启齿。

——是哟，可是如今她俩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有……她们多大了？

范妮：23岁，我觉得她们都……怎么跟您说呢？都无法挽回地受到了伤害，这两个女孩，都被父母的生活伤害了。

——您跟您的丈夫在一起很久了吗？

范妮：很久，20年。但是，我认为我们做了一大堆蠢事，俩人都是如此，因为我们结婚时不够成熟，因为我的心思不在这儿，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养育子女。这里头再加上教师的职业，一点忙也没帮上。一点也没帮上我的忙，在我与女儿们的关系上，一点忙也没帮上，一丁点都没有。

——您是不是觉得，从事别的职业会好一些？

范妮：谁知道呢？不，这个我没法告诉您，因为我还有其他例子可以举出来……就说我的朋友吧，一位女士，我的朋友——称她为女士，这个有点傻——我这位教师朋友，她丈夫是医生，家境完全不一样，他们比我们有钱。他们俩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她……正相反，是她丈夫没有把她放在眼里，现在依然如此。俩人谈话，他总是对她说：“你们当老师的都不行，等等，等等，可我呢（他是工厂里的医生），我看到，来我这儿的孩子都想当泥瓦匠，或者上建筑工地干活，他们都是文盲，等等，你们在学校都是干什么吃的？”一句话，他们也有问题，也有夫妻关系的问题——议论别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问题确实有。他们有非常可爱的孩子，没有受太多罪，可是孩子们知道他俩之间的问题，他俩说的话，孩子们什么都能听见。即使如此，俩人的日子依然过得挺好。一个孩子在撒维尼（Savigny）上预科班，另一个在初中毕业班，所以说，都是心智很健全的孩子，学业上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夫妻关系里的问题照样有，照样持续。因为她——我拿她跟我丈夫相比，如果您同意——由于她跟丈夫有问题，她一直在其他方面寻找补偿，就是如此。但是，这是不是职业的缘故，我也不知道。

——可是，您那天说过，几乎所有您的同事，只要夫妇俩当中有一个当教师，或者双方都是教师——您的同事毕竟很多都是教师之间结合的，而且这种情况其他人也有——您说，到了一定时候，差不多都过不下去了，对吧？

范妮：哦，是的，不顺利，但是有些夫妻熬得住这种“不顺利”。有很多对夫妻不顺利，可是没有散伙。唔，可是这个……依我看，大问题是，这对孩子的影响很大，我自己极不顺利。我认识一些不顺利的夫妻，也听到过一些这方面的思考，可是，不管怎么样……

——对孩子们来说，一切不都得听其自然吗？

范妮：是的。听其自然。可是双方都在欺骗。我这个人从不打听别人的私事，可是，比如，我在布列塔尼有一个朋友，英语老师，丈夫是税务员。谈起她的时候，她丈夫会说：“咳，你以为她在干什么？永远埋在作业本里，我真受够了。”等等。现在他一个人坐飞机休假去了，他在波兰有朋友，他们家接待过波兰人，所以他就去了。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能熬过去当然很好，不过，肯定会有一些麻烦。（……）

我这个人多愁善感

——您的丈夫和您有不同的职业，这两种职业是不是使你俩渐行渐远？您说，他起初是主管，后来当了邮局职员。我真看不出这在职业方面说明了什么。

范妮：他现在是邮政局局长。他离开我时还没有晋升，除了……那时我对他做什么不是很关心。我对他在做什么从来不感兴趣。

——你们俩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吗？你们一起生活了20年，总是有一些美好的时光吧？

范妮：有的。可是，共同兴趣么，怎么跟您说呢？我觉得，我要告诉您的事都是傻乎乎的。他跟我是青梅竹马，我这个人多愁善感，结婚以后，我以为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如此而已。我们的共同点吗？唔，我们总是在一起，经常一起出去玩。这些都是美好的时光。不过，真的……是的，有过美好的时光。告诉您，假期里我们会去看戏，全家人都去，那是我过的一段可爱的小日子。我这个人没什么雄心壮志，对一切都很满足。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哪里会出问题。后来，他开始去别处寻找另一个跟我心目中不同的自我形象，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如此而已。这一点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而且很长一个时期都没有。可是，对他的工作，我从来就没什么兴趣，这也是真的。我有这一面，怎么说呢？知识分子的一面，知性的一面。我不知道，毫无疑问，我确实对很多其他事情很感兴趣，可是他的工作显得有点……我心想：盖邮戳什么的，都不带劲，没啥意思。我有时在女性杂志上读到，对于自己的伴侣应该满怀兴趣，我于是往这个方向努力。还是不行，真的！这里头我犯了不少错误，确实不感兴趣，如今我已经把这些都摆脱了。一刀两断了。

——是哟，工作已经足够您忙的。总之，已经把日子填得满满当当了？

范妮：是的，朋友们看到我这样过日子，对我说：“工作是你的一切。”我还跟他们争辩这一点，因为我那时不觉得如此。

——可是，工作哟，同事哟，所有周围的一切，您怎么看呢？生活不光是批改作业哟，只有这个吗？

范妮：是的，就是这些。作业，学生，同事，这些把我的生活填得满满的。

——同事也很重要吗？

范妮：很重要。对，对。都是朋友。有些同事成了朋友，让我的生活很充实。至于我丈夫，我觉得他身处一边。而且，我觉得他也是这么想的。当他说“我是老师的老公”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不过……

——您在中学以外有什么活动吗？

范妮：您说的活动是指什么？

——您告诉我，您不是社会活动家，但是主持……？

范妮：哦！社会活动嘛（……），有那么一个时期：在阿维农的时候，我当过支部秘书，我丈夫和我都是社会党员，他比我更活跃，我当过一阵子支部秘书。至于是不是带着确定的信念做这个事，很难说。

——当了多长时间？

范妮：两年吧。那个时期，我确信很多事情，现在，这种事……我的心冷了，确实冷下来了。我做点什么呢？锻炼身体，画点画儿。

——两个孩子加丈夫，再加上学校，已经足够您忙的，是吧？

范妮：也不是每天都那么忙。别的我还做什么呢？写诗，小玩意儿。不，我过着一种挺舒坦的小日子，当我想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挺舒坦，不不，我这样挺不错，照这个样子，不用知晓任何事情。足够了……

——什么也不用知晓吗？哪怕是一丁点？如果稍微知晓一点呢？

范妮：不。不用，不用。当我丈夫告诉我——他实际上蒙骗了我，他在外头有艳遇，这个我知道——当他告诉我，他真的厌倦了总是守在我身边，我才真的有所意识，而且我从前从未想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唔……这个很难说……

——您没有预感？

范妮：没有。现在呢，是不是……我心里琢磨，这个是否真是因为我正在做的工作，我不知道，可能还来自我的更深的东西，来自我的童年、我母亲，来自母亲希望看到我如此这般。谁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想成为一个不同于当工人的父母的人。

——哦，那么，您丈夫有几分像他们吧？在某些方面……

我俩的朋友都是我的朋友

范妮：正是这样。是的，其实……我认为他思考得很苦恼，这么说是因为我想起一些蠢事。我俩的朋友都是我的朋友，也就是说，教师。有一次，其中有一位，我不记得是从哪儿谈起的，他在饭桌上谈到我丈夫时，高声说：“咳，他才不是火箭专家呢。”我觉得这个话把他伤得很重。我们对这一类事情一笑了之。我认为，教育界我有不少同事都……尤其是从巴黎地区来的，我们把家搬到巴黎以后才知道，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哲学讨论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有那么一位，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反正名字我有一天在别处读到过，在某个研讨会上，他准是爬上去了（……）。他们都是上层中产阶级，在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环境，都是中产阶级的子弟，都是我说的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照我的看法，他们也很傲慢……是的，我这么评论就能说明，这一点我不情愿接受，也不打算认可。那么我呢，在他们面前，我觉得很自在，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自在，我老公不行，这一点我没看到，不想看到。我觉得，这些都很伤他的心，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可是在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里，不会保护自己。我已经跟这些人断绝了关系，彻底断绝了。（……）连我女儿也特别受不了教师。

——真的吗？

范妮：真的。只有劳伦斯遇到了一个很出色的老师，如果您能听听她们是怎么评论的，不过那是因为我的缘故。

——她们怎么说？

范妮：她俩遇到的老师多数很自私、自我中心、很难交流……。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种人。

——跟谁无法交流？

范妮：咳！瓦莱丽离家出走的时候，我非常沮丧，那一天正逢她父亲也走了，也是1985年的复活节后返校的第一天，瓦莱丽退学了。我开始不知道，因为她早上背着书包出门，去学校了。等到我想跟她的老师谈谈的时候，他们却躲在法律的背后，这个我并不反对，我也是教师哟，也了解规定，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提供帮助，真的。我那时没有对她敞开心扉地谈话，忙于自己的问题，只对她说：“你得上学去。”我俩只谈了几句话，等等吧，可是我没有找到任何人帮她一下。我跑了好几趟她的高中。于是，她，她……（……）

——她就这么一走了之，没人帮她返回学校，是吗？

范妮：有。现在想想，她遇到了一个人……比如，我把她送到学校里——也只能是我，因为她爸爸那时不在家……她们就是这么说的，俩人没有过父亲，所谓的父亲。所以，她俩一直跟男教师比较亲密。我把瓦莱丽放在我的中学，这里有个教地理和历史的老师，他长得有点像我丈夫，也留着胡子。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使瓦莱丽重返学校，虽说她是个很难对付的孩子。她们对教师都十分厌恶。如今我也感到内疚，没法自豪地说……所以，由于她们的缘故，我尽量做一个能够倾听学生的老师。

［…………］

——假如你们留在南方，生活是否会容易一些？

范妮：我不想留在南方，比他还不想。我是拿主意的人。我在南方感到很无聊。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我现在是这样分析的……我很早就离家进了城，因为我父母就是“进城”找工作的，这个“城”字是带引号的，因为其实那是一个大镇子，很大很大的镇子。那是我头一回离乡背井，我还是个孩子，还没有上中学，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月，头一回离乡背井嘛。后来呢，我还有记忆……戳心的记忆。后来是几年寄宿学校，然后是图卢兹……再后来是巴黎，最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我认为，假如留在外省，我们会有一个平静的生活，就像伯兄过的日子，更简单，更轻松。我认为，正逢起步，家人却不在身边，这是一种残缺。我是赞成有家庭的，赞成这些以往的价值观，我认为，家庭内核、整个家庭关系网、父母健在等等，都非常重要。他要求我们去……怎么说呢？要求我们的关注，关注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点过于关注自己，被引入歧途了。

［…………］

——怎么！他又回到南方去了？

范妮：是的，是的，1985年，他又回南方去了。现在他在一家小办公室里当收件员，我认为他也同样放弃了……他的日子一定过得非常艰难，多少放弃了一切志向。他想要的跟我一样，在办公室里图个安静。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但是不管怎样，两个闺女再也不见他了。

——从他离家那天以来就没见过？

范妮：没见过。即使在那以前，离开巴黎地区之前，他不时会来家里看看，可是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孩子。这个跟他的工作，或者我的工作都无关，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有孩子的时候，他太年轻，刚19岁就得对孩子负起责任来，他对自己的孩子从来不感兴趣。她俩现在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我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心理犯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大错误，那就是，以为——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那就是我一直以为，别人都和我一样，都跟我的反应相同。我做事，看问题有自己的方式，却硬要把它们塞进……我喜欢把……现在我不知道，我很清楚我就是如此，这是一个缺陷。把什么都硬塞进自己的看法里，一切都得像我要的那样才成。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意识不到所有那些问题。有时候会磕磕绊绊，出现一些……不，还是我承担起责任，这样还能过下去。

——因为小日子还得接着过？你们好歹是四口人，掌舵的是您吧？

范妮：是我。日子还过得下去，过得下去。是的，事实上，还过得下去。

——这已经很不简单了，真的。

我爱他们，这就够了

范妮：正是如此。所以，人们的所有内部问题，我不是看不到，就是心想：“这些都没啥了不起，我爱他们，这就够了。”那么，我们在谈什么？我在跟您谈我自己，不知这是不是您想听的？

——是，是的，正是我想听的。

范妮：有点像在心理医师的诊所里。

——哟，不！毕竟还不是！

范妮：咳！可是我已经去过啦！

——哦，那么您去看过心理医师了？

范妮：去过。倒不是为我自己，是瓦莱丽吸毒那阵子，我去找过心理医师。

——她现在不吸了吧？

范妮：还吸，她还在用那种小包装的。我在医书里读过，这个不算很严重。反正他们能从药店买到，就这么买。海洛因她吸了两年，不是经常吸。我发现她是真的想要。总之，我知道她过着一种放荡的日子，幸亏她跟我住在一起。只要她真想让我知道，她自有办法。

——您说，为了帮助她，您去找过心理医师。她跟着您去了？

范妮：我一个人去的。我一发现这个事情，就去找我的校长，是前校长，因为他现在在特拉普（Trappes）当校长。他很了解我，了解我的那些问题，我也了解他的问题。我们不是名副其实的朋友，但是关系可以说挺密切。他给了我一个机构的地址，在伊夫里（Ivry）一带，名叫救助接待中心，这个机构专门帮助这种有点放任自流的年轻人。心理医师告诉我：“让我们从您开始吧。”我说好吧，就把告诉您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他呢，他把我……心理医师都是……这些都过去了，我把一切都跟他讲了，可是他没能让我前进半步。在这期间，我父亲去世了，后来我不便再去那个诊所，因为不知道我能告诉他什么。我通知他：“您听好，我不来了，我父亲刚过世。”我告诉他我还在处理后事。确实，这件事也是我生活里的一个重要事件。

［…………］

——是前不久的事吗？

范妮：1987年。和对待我女儿一样，我看事物的方式不同。因为有一阵子，我仍然从老师的地位出发，不会承认女儿们走的路不对，而且很多问题都是从这儿生出来的。加上面对这个去世的人，我心想，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然而，起初您不想走出自己的角落，现在反倒不想回到那儿去了。

范妮：不，不是不想回去了。我觉得我在这里的朋友都非常重要，我很难离开他们。我已经离开了一些阿维农的朋友，不……我真的感到很不舒服。每年我都说，我要申请调动工作。［与视频有关的问题。］可是，我很羞愧，很羞愧，为什么？我一点也不否认我的出身。有不少人来自外省，我说话也许已经没有口音，也付出了不少努力。我和公婆的关系依旧很好。婆婆告诉我：“范妮，我喜欢您从前的朴实。”

——您从前……

一伙趾高气扬的人

范妮：说从前，是因为如今……对她来说，离婚是……我觉得很伤害他们，我父母也是一样。我父亲很伤心，公婆也是。婆婆说“从前”如何如何，是因为婚姻已经结束了，我再也不能和从前一样去他们家了。“您朴实，从来不摆架子。”他们这样看我，我觉得对于工人来说，我为他们……我姐姐有几个当教师的朋友，要是照我的说法，那些人可以说有点趾高气扬。不知这是现实情况，还是我的感觉，我特别瞧不起那伙趾高气扬的人。可是，当他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从言谈举止你就能感觉出他们是教师。

——能感觉出来？那很好笑！另一方面，您刚才说，母亲看到您的工作那么繁重，感到很失望。当初她看到您一路走来的时候，以为老师就是公务员……

范妮：是的，我想她已经弄明白了，她在学年当中来这儿时，就发现我这工作毕竟很累人。我想她一定明白了一些事，因为——即使她不完全知情——她看到我女儿不那么合规矩，等等，她就把一切责任归咎于——她也的确在场——我们夫妇之间的麻烦和我的性格，等等，等等。但是她也看到我的工作并非像她想象的那么轻松：没什么事可做，下班回家，还有寒暑假，真是太棒了，等等。她只看到，真的只看到一面……既有权力，又无后顾之忧的一面。她一来——她和我父亲在学年当中来过好几次——就意识到，晚上，我根本动弹不得！

还有，哪怕是假期，我仍然得工作，甚至……这两天我就要去度复活节的假了，可是手上还有90份作业。这还是最低的批改量。这个事我非做不可，另外还得备课。在假期当中，长假更好，我依然得为学校工作。（……）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孩子们带到那儿去［阿列日地区］。可是，我也许做不到，因为我想我会被派到高中去。可是我很愿意让她们认识认识我的老家，赶在它被彻底毁掉之前，因为他们目前侧重推动旅游业，目前在阿列日省，我认为，用不了很长时间，它就会面目全非了。

——您老家在阿列日省哪里？

范妮：我出生的村庄很小，名叫垒夯村（Léran），可是我母亲现在住在拉布拉纳村（Lablanet），那个地区出名的是纺织业和橄榄球。唉，他们的橄榄球队现在已经过气了。阿列日相当小，省府叫什么来着？富瓦（Foix），富瓦县。它不大，可是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堡。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我很喜欢。但是，我不会搬去那里，再说我在这儿挺好，我已经搭好了自己的窝，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有一个担心：我丈夫和我从来没有把财产做一个分割，因此我不得不总是搬家，改变很多东西。我总是担心……我这些年受了这么多罪，所以总是害怕变化。所以，也好，这个总是会来的。但是，如果必须去别处安家，我会很烦恼。而且，事实上，当你被连根拔起——我真的感到被连根拔起了——以后，你不得不去另寻根基。我在这里的朋友当中找到了根基。也许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因为我和我丈夫在这儿生活过，虽然那不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如果在阿列日省生活，我会有麻烦。我爱巴黎。我不时去那里，不太频繁，可是我喜欢巴黎，喜欢过这个城市。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它的街道，喜欢随意溜达，在查理大帝中学的时候，我经常出去散步。我那时有不少空闲时间，我是青年教师，他们很照顾我！经常有空闲时间去散散步，我确实热爱这座城市。我把这些话告诉南方人，他们却说我是傻瓜。巴黎在他们看来令人恶心，漆黑一团。

1991年4月

注释

[1]正常情况下，法国初二年级的学生应当在12～13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