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因素

    主要的变化无疑是男性统治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尤其因为女权主义运动巨大的批判作用，至少在社会空间的某些地区，普遍强化的恶性循环被成功地打破。从此，在许多情况下，男性统治都表现为某种需要维护或证明、需要自我维护或自我证明的东西。对明证性的质疑和妇女处境的深刻变化，尤其与在最受优待的社会等级内的深刻变化相辅相成:比如，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参加雇佣劳动的人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进入公共领域的人增加；同时，远离家务[1]和生殖功能弱化（这与避孕技术的进步和普遍应用以及家庭规模的缩小有关系），尤其是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推迟，生孩子期间中断职业活动的时间缩短；还有，离婚率升高了，而结婚率降低了。[2]

    在所有变化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性别差异的再生产中，与学校教育制度功能的决定性变化相关的因素，比如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加，以及相应地，女性获得经济独立人数的增加，还有家庭结构的变化（显然是离婚率升高的结果）。因此，尽管习性和权利的惯性倾向于撇开真正的家庭变化，长久保持家庭结构的统治模式，与此同时，保持合法的、异性恋的、以生育为目的的统治模式，社会化及传统区分原则的传送就是相对于这个统治模式心照不宣地组织起来的。但是，新型家庭如重组家庭的出现，以及新的性行为模式（特别是同性恋）的公之于众，有助于打破信念并扩展性行为方面的可能性空间。同样，更普遍地来看，劳动妇女人数的增加不可能不影响家务分工及传统的男女模式，而且，这无疑会对在家庭内部获得有性别区分的配置产生影响。因此，可以看到，如果母亲工作，女儿对职业的渴望更强烈，她们对女性处境的传统模式的依赖也更少。[3]

    但是，妇女处境的一种最重要变化和这种变化的一种最关键因素，毫无疑问是女孩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人数的增长。这种增长与生产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公共的或私人的大规模行政管理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管理技术的发展）有关，进而引起妇女在劳动分工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地位变化。因此我们看到，出现在知识行业或管理行业和不同形式的象征销售部门———新闻、电视、电影、电台、公共关系、广告、装饰———的妇女人数猛增；同样，从事接近女性活动传统定义的职业（教育、社会救济、医疗预防活动）的妇女人数也在增加。之后，这些获得文凭的妇女在一般的中间行业寻找她们的主要出路（中等行政管理人员、技师、医学和社会机构成员等），但是，她们实际上被排除出权威职位和责任职位，在经济、财政和政治领域尤其如此。

    实际上，处境的显著变化掩盖了相对位置中的永久性:入学机会和人数比例的平等化不应该掩盖在不同学科以及可能的前途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分配。尽管女孩获得学位和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数比男孩多，但是她们很少进入受到重视的专业中，她们进入理科的比例非常低，而进入文科的比例却在增加。同样，在职业高中，她们仍旧致力于学习传统上被看做“女性的”、几乎不需要技术的专业（公务员、商业职员、秘书、保健），某些专业（机械、电力、电子）实际上是留给男孩的。在名牌理科学校预备班和这些学校内部也永远存在着同样的不平等。在医学院，若专业等级升高，女生的人数则下降，某些专业比如外科，实际上是女生的禁地，而另外一些专业比如儿科、妇科实际上留给了女生。正如我们看到的，结构长久存在于与传统划分同源的对立组合中，如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对立中，或在后者内部法学院和医学院与文学院之间的对立中，或在文学院内部哲学或社会学与心理学和艺术史之间的对立中。我们知道，同样的划分原则依旧在每个学科内部通用，将最高贵、最综合、最有理论性的分配给男人，将最适合分析、最实用、最不受优待的分配给女人。[4]

    同样的逻辑决定了进入不同的职业和在每个职业内部获得不同的地位:在劳动中和在教育中一样，妇女的进步不应该掩盖男人的相应前进，他们的前进使得差距的结构保持下来，如同在有让先条件的赛跑中一样。[5]这种在变化之中且借助于变化的永久性的最惊人例子是，女性化的职位要么已经贬值（普通工人主要是妇女或移民），要么正在衰退，由于贬值导致男人稀少，通过一种滚雪球作用，贬值越来越厉害。另外，如果女人真的出现在社会空间的所有层面上，越是靠近最稀罕和最难得的职位，她们的获得机会（以及她们所占的比例）就越低（因此，现实的和潜在的女性化比例无疑是不同职业的相对地位和价值的最佳指数[6]）。

    因此，尽管有过度选择（sursélection）的作用，男女之间形式上的平等还是倾向于掩盖这一点，即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妇女总是占据不到那么有利的地位。比如，即使妇女在公共职务中所占比例真的越来越高，留给她们的也总是最低级和最不稳定的位置（当地行政机关中有很多非正式任职者和兼职者，分给她们的是次要的、类似女仆的辅助和照管的位置———女佣、女管理员、幼儿园教师等[7]）。有一个事实无疑是妇女在劳动市场上所处地位的不确定性的最佳证明，即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她们得到的报酬总是比男人少。她们持有同样的文凭，得到的职位总比男人低，尤其是从比例上来看，她们受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的影响最大，且最容易被打发到兼职工作中去———这尤其会使她们几乎必然被排除出权力活动和升迁道路。[7]尽管她们与社会的国家并在官僚场内与“社会”地位以及最容易受不稳定化政策影响的私人企业有关联，但一切都让人预见，她们将是新自由政治的主要受害者，这种政治力求缩小国家的社会维度并促进劳动市场的“非调节化”。

    尽管可供占据的统治位置越来越多，但这些位置基本上处于权力场的被统治地区，也就是说处于象征财产的生产和循环区域（如出版、新闻、传媒、教育等）。按照玛丽亚·安东尼亚·加西亚·德·莱昂（María Antonia García de León）的说法，她们是“受歧视的精英”，必须为她们的当选付出不懈的努力，以满足几乎总是强加给她们的额外要求，并消除她们的身体素养和她们的衣着的一切性别内涵。[9]

    要确切地理解男女之间的权力和威望的统计学分布，及这种分布随时间进程的发展，应该同时考虑两个乍看起来可能显得互相矛盾的属性。一方面，无论妇女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如何，她们全都通过一种否定性的象征系数与男人分开，这个系数像黑人的皮肤颜色或其他属于任何一个受伤害集团的标志一样，对她们所成为的和她们所做的一切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是一系列有系统的同源差别的根源:尽管女总经理与冶金工业的普通女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她们还是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前者为了有能力对抗与对男人———或在男人中间———行使权力相关的紧张，必须每天早晨找人按摩；后者必须在与“女同伴”的团结一致中寻求安慰，以对抗在男性环境中与工作有关的考验，比如性骚扰，或简而言之，劳动条件导致的丑陋和邋遢对她们的形象与自尊的破坏。另一方面，尽管特定的经验使得她们互相接近（比如男性秩序造成的这种统治缩影，即通常意识不到的数不清的伤口），妇女们仍旧由于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差别彼此隔绝，这些差别尤其影响她们经受和感受男性统治的主观和客观方式，但并未因此消除与女性特征带来的象征资本之贬值相关的一切。

    此外，女性处境的变化本身总是遵循男女之间区分的传统模式的逻辑。男人继续统治公共空间和权力场（特别是生产方面的经济场），而女人注定（主要）致力于象征财产的经济逻辑永久存在的私人空间（家庭、生殖场所），或这个空间的延伸形式即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或象征生产的空间（文学场、艺术场或新闻场等）。

    如果说性别区分的老式结构似乎仍旧决定着变化的方向和形式，是因为这些结构除了体现在性别化或强或弱的学科、职务和职位中外，还通过女人甚至还有她们周围的人在其选择中使用的三个实践原则起作用:根据这些原则中的第一个，适合女人的职能属于家庭职能的延伸部分:教育、护理、服务；第二个原则要求女人不能对男人行使权力，即使其他情况都一样，她仍很有可能看到男人比自己更容易登上权位，而自己则局限于次要的辅助职能；第三个原则赋予男人操纵技术用具和机器的垄断权。[10]

    当我们向少女们询问她们在学校受教育的经验时，我们一定会对父母、老师（尤其是职业指导顾问）或同学积极或消极的鼓动和禁止的影响力量感到吃惊，这些人动辄心照不宣地或清楚明白地提醒她们传统分工原则分配给她们的命运；因此，她们中的很多人看到，理科老师对女孩的激励和鼓舞不及男孩，父母与老师或职业指导顾问一样，“为她们的利益着想”，让她们离开某些典型的男性职业（“当你爸爸说‘你干不了这一行时’，真让人烦透了”），但他们却鼓励她们的兄弟选择这些职业。但是这些维护秩序的要求，其大部分的有效性得益于以下这个事实，即先前的一系列经验，尤其是通常在体育运动方面被歧视过，促使她们预备接受以预测形式出现的这类建议，并使她们把统治观念内在化:她们“对向男人发号施令感到不自在”，或者简单地说，她们对从事一种典型的男性职业感到不自在。任务的性别分工被纳入显而易见的社会等级的客观性，我们每个人对正常形成的表象则通过自发的统计形成，这种性别分工和统计教导她们，正如一个绝妙的重言式说法（tautolG ogie）所说的那样:“在今天，我们看不到许多妇女做男人的工作”，社会明证性就表现在这类重言式说法中。

    总之，女孩们通过对“按照性别”安排的一种社会秩序的体验，与她们的父母、老师和同学意欲她们遵守秩序的明确要求，加上她们本身具有的从对世界的类似体验中得到的观念原则，就以很难被意识到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的形式，吸收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原则。这些原则致使她们认为如是的社会秩序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然的，并使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的命运提前到来，因为她们对她们不管怎样都会被从中排除出去的学科或职业选择拒不接受，对她们无论如何都命中注定的学科或职业则趋之若鹜。因此，由此而来的习性的稳定性是劳动性别区分结构相对稳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这些原则基本上是从个体到个体传递的，不在意识和言语的范围内，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有意识的控制以及转变或修正（正如通常在言与行之间可见的差距所证明的一样，比如，最赞同两性平等的男人，也会像其他男人一样不参加家务劳动）；另外，由于这些原则在客观上是协调的，所以相互证明，相互加强。

    此外，我们一方面避免将有组织的对抗策略归因于男人，另一方面可以设想，自行遴选行为的自发逻辑总是倾向于保存社会个体最罕见的属性，首先是他们的性别比例（sex ratio）。[11]这种逻辑植根于一种模糊的、充满感情和危险的忧虑中，即担心女性化会对这种稀缺性，进而对一种社会地位的价值，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地位的占据者的性别身份构成挑战。所以，某些反对妇女从事某种职业的激烈情感反应就可以理解了，倘若我们知道社会地位本身已经性别化，并具有性别化的能力；倘若我们知道男人在避免将他们的职位女性化时，想要保护的是他们作为男人最深刻的自我观念，在类似体力劳动者或职业军人的社会等级状况中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价值，即使不是全部价值，都归功于他们的男子汉形象，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12]

    注释

    [1]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因素无疑是有助于减轻家务劳动如烹调、洗涤、清洁、购物等（社会地位不同，方式也不同）的技术工具和消费产品的增加（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通常都减少了这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对孩子的照顾很难减少（分担的成分更多了），尽管托儿所和幼儿园增多了。

    [2]L．W．Hoffman，Changes in Family Roles，Socialization，and Sex Dif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1977，32，p.644-657。对妇女大量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尤其在政治场和宗教场及所有相当女性化的职业中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不可能用几句话说明。我只是通过举例说明一个全新类型的运动，这类运动自视为一系列“协调”[参见D．Kergoat（éd．），Les In f irmières et leur coordination，1988—1989，Paris，Lamarre，1992]。

    [3]L.W.Hoffman，art.cit．

    [4]关于哲学选择中性别之间的差异，参见Charles Soulié，Anatomie du gôut philosoph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09，octobre 1995，p.3-28。

    [5]R．GM．Lagrave，Uneémancipation sousGtutelle．Éducation et travail des femmes au XXe siècle ，in G．Duby，M．Perrot（éd．），Histoire des femmes，t．5:Le XXe siècle，Paris，Plon，1992.

    [6]H．Y．Meynaud，L′accès au dernier cercle: la participation des femmes aux instances de pouvoir dans les entreprises ，Revue f rançaise des a fG fairessociales，42eannée，1，janvierGmars1988，p．67-87； Aucoeurdel′entreprise EDF，la lente montée desélectriciens dans les postes de pouvoir ，Bulletin d′histoire de l′électricité，Actes de la journée de la femme et l′électricité，1993.

    [7]参见M．Amine，Les Personnels territoriaux，Paris，Éditions du CNF-PT，1994。

    [8]参见M．Maruani，Féminisation et discrimination．Évolution de l′activité féminine en France ，L′Orientation scolaire et professionnelle，1991，20，3，p．243-256； LemiGtempsoulapor te ，Le Monde des débats，1，octobre1992，p．8-9； Statut social et moded′emploi ，Revuef rançaisedesociologie，XXX，1989，p．31-39；J．LauferetA．Fouquet，Ef fetdeplafonnementdecarrière des femmes cadres et accès des femmes àla décision dans la sphèreéconomique ，Rapport du Centre d′études de l′emploi，97/90，p.117。

    [9]H.Y.Meynaud，art.cit.

    [10]在按照女性成员的百分比分类的335项工作中，我们看到占据首位的女性职业是照料孩子（儿童看护、教育），照看病人（护士、营养师），照管家务（勤杂工、佣工），管理人事（秘书、接待员、“官僚的仆役”）（参见B．R．Bergman，The Economic Emergence o f Work，New York，Basic Books，1986，p．317sq）。

    [11]这一点有时表现得相当“神奇”，比如20世纪60年代法国进行大学低等教授招聘以应付为数众多的学生这一情形就是如此（参见P．Bourdieu，HoG moacademicus，op．ci t．，p.171-205，尤见p.182-183）。

    [12]参见C．L．Williams，Gender Di f f erences at Work: Women and Men in NonGtraditional Occup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t aussi M．Maruani et C．Nicole，op．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