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虚掷

皮埃尔今年59岁，他和亨利都是勤劳的农民。在这个饱受农村人口外流和独身主义冲击的国度里，跟其他同代人相比，他俩算是很成功的。亨利在离镇上很远的地方继承了一块土地，这是一小块18公顷的丘陵地，坡度大，耕作困难，成本也高。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之后（“29年里，我从未离开这块地两天以上”），他把可耕地的面积扩大了十几公顷。据他说，为了开垦和耕种取之于森林的土地，他不得不购置一套重要的设备，以应付耕种100公顷的平原地带之需。儿子27岁，不久前迎娶了一位城里姑娘。就在我们这次采访之前不久，他得知，在儿媳妇的催促下，儿子决定离开父亲，搬到他媳妇的姥姥家去。亨利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因而大感失望。这是因为，儿子上完农业高中以后回到了农场，十分明确地准备接手父亲的产业，也曾积极参加捍卫这个行业的活动。皮埃尔邀亨利加入谈话，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

皮埃尔拥有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农场之一，加上几乎完全亲手建造的用来烘干烟叶和储存牧草的宽敞库房。他还有一座配备全套挤奶设备的牛棚，既宽敞又超现代化，养了百十来头奶牛。年轻时，他是基督教农青会（JAC）的活跃成员，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的再造运动。他婚后（当时同龄伙伴大多依然单身）育有一子，眼下已经三十上下岁。儿子进过两年农业学校，目前跟随他在农场干活，一向单身。皮埃尔在村里口碑很好，更不用说镇上了——他每天送牛奶到镇上去。他给镇政府当过很长时间的顾问，而且很活跃。妻子久病之后，几年前去世了，他本人也因为髋关节病动过大手术，落下了跛行的毛病。

父子俩相依为命，不依赖外人，仅靠一套设备开发宽广的土地，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了别人。当我们突然到访时（我正在给一位华人经济学者介绍欧洲农业），爷俩身穿蓝色工装正在干活，到处都是泥巴和农家肥料，似乎无人照管。四下里散落着使用过的食具和废旧农具。空气中漂浮着青储饲料发出的臭味。

亨利和皮埃尔从最初继承下来的一宗薄产发展起来，投入大量钱财，通过“信贷”，尤其是通过辛勤劳动，积累起以土地、房屋、工具和牲畜为形式的相当可观的资本。不过，此时比以往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作用好像一种命运。正如他不无苦涩地指出的：一方面，运气较好的继承者去了城市，创业精神不足者则满足于空守“家宅”，任凭注定随之一道消失的家宅逐渐变得陈旧，或者不去借贷，仅从出售一些地块赚取维持农耕和房产所需的钱款。另一方面，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俩无疑出于对父母的忠诚而“坚守着土地”。他们首先脱离不开这样一笔遗产，其次是经济上的投资，尤其还有心理的投入，这就使他们身陷一项革新带出另一项革新的泥沼而无法自拔。仿佛身不由己，他们对于农业顾问、农业局、信贷机构和乳品合作社的五花八门的鼓动和指令言听计从。如今他们落入两难境地：身为投资人，却无法变现他们的资本（除了心理上和经济上付出的巨额“支出成本”），他们没有多少流动资金，收入也接近熟练工的薪资水平，远不如技术工人（他们很难忘记，那些流入城市的亲戚回村度假时展示过的工资单）。他们是一个企业的变相的薪资领取者，这家奶制品企业有权雇用他们，也有权解雇他们，而且像中央行政机关似的，利用一些“通报”向他们发指示，规定他们的工作时间，控制他们的设备和产品质量，等等。在众人的赞许之下，他们可以继续做一家之主的空幻梦想，维持先辈们悠闲自在的乡村生活的神话。应我陪同的华人经济学者的要求，我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蓦然感到，他们的境况有点像自负盈亏的集体农庄的庄员，收入和生产投入方面的决策完全受制于国家或者较为遥远的社区机构，其突如其来和无法预见的政治决策跟从前靠天吃饭的时代没什么不同——今天依旧如此，尽管政府大人有一些保护和保障的措施（真假都有）。

农户们散居在地处偏僻的农场，传统上生活靠把土地分租给独立佃农耕种。他们如今被绑在依赖政府的隐形绳索上，受到无所不及的规章制度的束缚，以及既不可缺少又不稳定的政府补贴的影响。我们也能够理解，这些农户天生厌恶杂乱无章和自由放纵，认为城市生活便是如此；而且，从拒绝离开土地开始，他们针对城市营造自己的全部生活。他们几乎违心地加入了反对省政府说辞的游行示威，他们被迫顺从多种由双重制约激起的没有明确目标的暴力，有时竟会导致某种自我牺牲的极端行为（例如任意宰杀牲畜）。甚至在采访当中，当我们把录音机关掉时，他们会显得大松一口气，释放出难以从政治上表达的内心纠结，他们对于此时方兴未艾的国民阵线的首领表示同情。这种情况出现在谈话进行一段时间之后。此前对于法律不公、住院治疗的日常费用、监狱犯人的维护成本、“领钱太多”的失业者、移民、城市里的乱象（他们毫无切身体验）、对立派别的政治家之间的暗通款曲等等现象，两人欲说还休、面露尴尬，甚至近乎语无伦次（数年之后，国民阵线在这个千把人口的小镇上获得了72票）。

因此，家庭经济企业的结构当中所包含的双重制约正是一套矛盾的和分裂的机制的核心，同时也是所有这些话题所揭示的真正悲剧性的矛盾的核心。不过，这种揭示是半隐半现的，也就是说，由于彻底揭露会置揭示者于死地，所以永远是半掩半露，是通过一些替代物转弯抹角地完成的。例如，一些模棱两可的种族主义言论既能够蛊惑说话者，也能够蛊惑诠释者。由于儿子不愿意继承（或者因单身未婚而无法传续遗产），他们作为遗产继承者不得不提出传续的问题，被迫面临企业难以维持——其实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局面，我们这时听到的是一番较为全面的揭露，针对内部撕裂和不同的习性。对于他倾注毕生精力的企业，为之辛苦一生的生活规划的心中目标而言，儿子既是终结者，又是把目标延续下去所不可或缺的。看到儿子要拒绝接手，这对亨利无异于天塌地陷，一辈子毫无意义可言了。这等于说，当初的选择就是荒谬的。财产继承人一开始就给这家农业企业签署了死刑执行令。我们已经指出，这家企业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家庭单位——其劳动力——的生物学繁殖制约着企业本身的再生产活动。一辈子的期待因之毁于一旦，同时也毁掉了心怀期待的人，使他不能不感到（尽管不一定明说），对于这个显然必死无疑的项目，无法在儿子身上再抱什么希望。然而，儿子是社会指定的另一个自我，身上寄托着他的全部投入。拒绝继承父业的儿子于是完成了一次“弑父行为”，这远比将父亲取而代之——卡比利亚人所说的“复活”——更为可怕，通过得到社会维护和批准的某种“兴废”（Aufhebung）举动，为了延续父辈而杀之，为保存而超越。这个儿子不仅把对于父子的理解，对于遗产继承的传统的服从完全抛弃，而且由于这笔遗产完全由传承者亲手创下，他抛弃的同样是，尤其是父亲一生致力的作品，一宗耗尽其毕生精力的产业。他把父亲置于一个难以忍受的两难境地，迫使后者只能通过一席话把它提出来，既要遮掩又要挑明，其中有沉默、转弯抹角、含糊其辞、遮掩修饰，也有前后矛盾之处。言谈中，他时而把儿子和自己都推入悲惨的身陷泥沼的境地（“我好歹勤勤恳恳劳动好多年，还告诉自己‘我这儿资源不少，他也需要’”），时而想把儿子从这条穷途末路中救出去，鼓励他脱离土地（“我不是没让他选择啊，我告诉他：‘小心啊，这块地很小。你完全可以去合作社打零工嘛’”）。所有小块土地的拥有者迟早都面临这个选择，无法回避，因为多少出于潜意识，儿辈会胁迫他们购进这样那样的昂贵设备（“不买调节器，那你就什么也干不成”）。他们觉得，这种做法源于受到脱离土地威胁的下一代如何看待企业的前途（也导致他们陷入这个泥沼）。

禀性难移是历史造成的幻觉，这种幻觉往往令人看不到所谓个人经验最显著的征兆。此类经验产生于某种特殊的载录于社会秩序中的社会经验，这些社会经验必然体现在一些泛泛的说法里。因此，遇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时刻，空泛的套话往往是表达难言之隐的唯一方式，这绝不是偶然的。本文的案例就是用最无个人色彩的说法来表达个人特点最浓的东西，因为最有个人特点的往往最无个人色彩。那些跟我们的对话者处境相仿的人经常说：“土地完蛋了。”当自身命运系于一个前景堪忧的农庄企业的时候，只有这么说才能谈论自己的死亡，才能喊出喜剧表演家的那句出自潜意识的自杀式的话“我已经死了”，同时不至于显得荒唐可笑。

两个贝阿恩地区的农民

采访者：皮埃尔·布尔迪厄

“这是一条锁链，把我们拴住了”

皮埃尔：农活儿越来越难做，因为，一些跟耕种相关的问题最突出，而且往往牵累家庭。比方说我家吧，身体就是个问题。我的体力已经跟不上了，（……）重活儿基本上是儿子一个人支撑……农场务农，单打独斗常常力不从心……（……）今后十年……每十个人当中必定有七个是单身汉，（……）看来一定会有很多农场没人管。问题是怎么个没人管法……

亨利：农民的后代有一些会留下来，应付挑选土地的麻烦，因为他们没法把一切都管起来。

皮埃尔：可是，他们拿得到那些土地吗？

亨利：如果拿得到的话……

皮埃尔：你会看到……就拿咱们邻居来说，他既做牲口买卖，也出租农田。我跟他很熟，跟他聊过（……）知道他出什么价钱。他告诉我：“我承认，你们这些干农活的交不起钱……我们侍候牲口，弄进几头就能长膘，你们办不到。”（……）可是，你必须“让佃农放心”啊。

失望，大失所望

亨利：现而今的小伙子，娶进门的姑娘都不会……比方说吧，都另有职业。对我来说，我在镇上负责农业，我总是跟年轻人争论这个事（……）我告诉他们：“有老人撑腰，他们的事情就好办。”等到这些年轻人——倒不如说那个小伙子，因为他老婆远走高飞了——晌午独自面对饭碗，如果还得照管几个孩子，农活儿全靠自己，到了这个当口，当初要那么多土地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他一个人无论如何管不过来……

［…………］

前不久，我给儿子办了婚事（……）他不跟我们一块住，上他媳妇的姥姥那儿去了。我特失望，大失所望，因为我花了整整一年翻盖房子。他反倒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我老婆决定了，婚后一段时间，我们不跟父母一起住。不过，她不会一个人住的，她要去她姥姥家……”这个事把我搞得垂头丧气……不管你愿不愿意，年轻农民只要跟不务农的人结婚——如今这些人都是公务员、工人，（……）他们比农民空闲得多——自然会打退堂鼓。我们连周末也得搭进去，还有一早一晚，闹钟如果没按时响，活该你倒霉……这个事很严重。要说我们，假如说，我们还是办成了一点事的，可是，现在这一辈人没有把时间观念保留下来。

［…………］

皮埃尔：上哪儿去找愿意务农的姑娘？不管怎么说，从前她们是迫不得已（……）。为了找一份工作，为了……根据自己的能力继续学业。所以她们不在农场里了，你顶多能看到几个继承遗产的姑娘，再没有了……

［…………］

亨利：我对将来比对眼下想得多。到了不得不独立支撑家业那一天，父母也帮不上忙了，（……）只剩小伙子一人，他就会撒手不管，带着有工作的老婆一走了之。（……）

皮埃尔：他能干什么？无论什么都干吗？哪怕开卡车……还是随便别的什么。农民的儿子找个工作并不难……

——开卡车，家里有老婆……我只跟你说吧……

亨利：可是，不同的月份呢……

皮埃尔：月份没什么问题，加上没人不知道的那些空闲……老婆一怂恿……

亨利：我们可从来没听说哪个人有空闲，倒是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用，政府可以成立一个休闲部，因为有的人（……）空闲时间多了去了，可以让一些年轻农民不干活儿……

［…………］

［对于皮埃尔来说，这很正常，他认为农民之间往往有代沟。］

亨利：我想责备的是……谁知道呢……咳，这完全是个人的事，家庭的事。年轻人的心肠变硬了，才不在乎你失去的是一辈子。他们想要什么，你马上就得办。比方说，我记得，两年前，为了割草方便一点，我打算买一台割草机。可是，不行啊，不买调节器，那你就什么也干不成。非有调节器不可，那得多花一百五十万块钱啊……他们的要求很高，然后就撒手不管了。他对我说过：“只能这样，非这样办不可……”我只能照他的要求去做，烦死我了。你经历了很多……也许我有点特殊。1953年，我盘下22公顷地，其中可耕地只有5公顷。我用了30年，拾掇出18公顷的可耕地，那是在地里拼命干啊……我们那阵子连耕牛也没有。

皮埃尔：那种地特别不好伺候。

亨利：都是冻土地，一下雪就……出名的贫瘠地。

皮埃尔：还是涝洼地呢……

皮埃尔：……先得排涝……在丘陵地上……那时我们三人在这块地上劳动，假如真的能挣最低工资，我们仨早就攒下钱来了。（……）我其实不该开荒，应该种树。那样收益更大。因为只要有了树，树下就见不着水了。一干18年下来，荒是开了，可是水洼子也来了。

［…………］

钱一砸进去，我们就只得接着干。这是一条铰链，一点一点地把我们绞进去了，后来全身都绞进去了。我们也就随它去了……

［…………］

真的，你得去看看，看了才能明白……丘陵地得投入大量劳动才能维持庄稼，体力活儿啊。（……）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孤单……我们呢，用了整整一代人才把这块地侍弄好，添置设备，然后眼看着这些年轻人……我本人不算，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干脆抛弃这块土地，撒手不管了。我们觉得他们不热心……这才是让人发愁的，因为我……最近几个月，我更担忧了……因为，首先，我没想到他会离开，我觉得他要走了，（……）一走了之（……）。这是拿我家当例子。他年龄慢慢大了［27岁］，不出六七年，他就得成家立业，不然享受不了农民补贴。我呢，退休还嫌早，得有足够的土地才能参加农业合作社（GAEC），得有两倍的……差不多26公顷的土地。

［…………］

这个事令人遗憾。我们这儿是穷地方，大家都知道。不过，我们原本应该开出一片坡地。因为，比方说，你看阿萨斯（Asasp）平原，10公里平地，有近60公顷的耕地，那么平坦，每人有七八十头牲口，人家可是发了财。他们有在山地耕种的本事。他们肯定一步步地来，耕地一块一块地开发。阿崧（Asson）那儿有维莱孔塔（Villecomtel）乳品厂最大的牛奶仓库，可是，宏蒂农（Rontignon）那种山地出产4 500公升牛奶，一头奶牛最多才赚150法郎……

皮埃尔：他们领到的补助比别人多……

亨利：我们是个穷地方，就拿我的农场来说，每公顷耗油低于80公升的地，我一块也没有。（……）我提出过要求，改用绿色燃料（……），减免贫瘠地和山地的燃料税，因为耗油按公顷平均下来，我们耗油是80到100公升，平原才25到30公升。

［土地分四类：山地、坡地、贫瘠地和平原。前两类须付燃油税，贫瘠地无须。就翻耕（前期准备）来说，每80公升燃油缴2．5法郎的税，共200法郎。平地每公顷需3个小时的劳力，坡地的准备工作和翻耕则各需8到10个小时。］

这种连续性投资，你永远得往里砸钱，停不下来

亨利：好多年里，干活越来越多，收获越来越少，再也找不到我们这样刚强的壮丁了。10多年了，向来如此……如今年轻人接受不了这个……。他们要……他们上学比我多，接受不了也许很正常……事情就是这样。我把收到的账单找出来一些，10年来的情形真是可怕极了。1973年，用一公升牛奶能买2．06公升燃油，如今一公升牛奶是1．50法郎，只能换半公升多一点的燃油，少四分之一。我们的拖拉机越来越有劲，耗油越来越多。可以说……

皮埃尔：脱不了身啊，这是一条锁链，把我们拴住了。只要你有一台20马力的小拖拉机，那就……幸亏我们有两头牛，已经是天堂喽，现在那台20马力的拖拉机，你拿它怎么办？一点办法没有……这种连续性投资永远得往里砸钱，停不下来……就像你说的那样，年轻人哪怕有一丁点雄心壮志，不去费心思计算您那个马力……

亨利：就我本人来说，我有设备，能够让100公顷地运转起来，我敢说，一块100公顷的平原肯定用不着我的全部设备……

皮埃尔：是啊，负担太大，压死人……

亨利：所以说，这是一场赌博。因为好多年前，我每隔六年就换一台拖拉机，很容易的事，那时候有消费税……只要添一点点钱，就总能有全新的设备。如今，我最晚购置的那台，年龄有六年半……我没有准备置换，再过六年半，机龄就得翻倍。这台拖拉机没有任何舒适的配置，跟六年前一样，价值（……）这就要求仔细思量，才能摆脱双倍的机龄。消费税拿掉以后，我能拿回大概两百万，那可是个很大的负担。从前那些运转不错的年头，直到……直到经济危机出现……我那时候每五年就不费力地置换一台新的……而且四平八稳，从来没遇到任何麻烦。可是今后最糟糕的是，照这样耗下去，会出来大堆可怕的问题……

［有出产的农场剩下的已经不多，约有150座（1970年有220座），其中在今后10年当中能够靠传承维持下去的有50多座。］

皮埃尔：对于这50多个农场，还得打个问号。你说到的那个年轻农场主……一只脚在家里，另一只脚在屋外，不管怎么说，好像是一个单身汉……

——这些人就不另外想办法吗？

亨利：我们这地方有葡萄园，也会有不少的收益，可是年轻人一般不喜欢干这个。

——那得下很大的气力才行……

皮埃尔：对，这个，加上饲养奶牛，都是压得人喘不上气的活儿……

亨利：我认识几个农民，他们想让儿子懂得，照料一个葡萄园，除了收获季节以外，周末都可以出去玩，可是饲养牲口不一样，你闲不下来。（……）

——你们这儿没有互助机构吗？

亨利：那得内行才行……而且是本地的……这个现在时兴起来了，因为年轻人都走了。我们可没走。二十九年以前，我结婚那阵子，我觉得准得离开，如果你不算天数的话（……），可是二十九年零两天了，我们还在这儿。

［雇人代工的开支太大。请短工也不便宜（工资和社会保障费用）。］

亨利：说来说去，活儿还得自己干，自家人干，不然不如不干。如今这一带农业工人不多了。

皮埃尔：哎，那是一种奢侈……最可怕的是，人手找不到，却那么多人失业……

亨利：我们这儿失业能拿不少钱。失业者如果都只拿最低工资，就会去找工作了……可是，差别太大了……最低工资线上的失业者能找到工作。可是，谁要是两头都够不着……（……）因为这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事……一天晚上，在合作社，我刚说，我们是来找您的，社长就要求我回想一下葡萄园种植的重组规划。那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那是——我想是——今年年初已经宣布的事，可是大家都不动，等着钱下来……一公顷葡萄的种植开销让人有点垂头丧气……永远得这么等呀等……应下的事应该落实呀……

——什么时候许诺的？

亨利：自从1982年以来一直有。（……）巴伊兹地区（Baïse）的合同也一样。我们啥都没看见下来呀。我们在这上头已经有了开销……没见下来啥。（……）

［此处插入一段话，有关朱朗松葡萄酒合作社的运作，反对好年份仍须蒸馏剩余酒料的强制性地方规定。他们会被处以一个年度的惩罚（贱价购入剩余酒料），另一年度则（因冰雹而）歉收——“真让人伤心，我们没办法两头兼顾。”］

亨利：这个事跟牛奶的事一样。我们累死累活地搞生产，乳品工厂跟我们要的牛奶也越来越多，他们还要我们交这个税，真是可恶得很。乳品工厂都亏损，他们还用规定压我们……正像伙伴们（除了山里……）一样。这里有需求……隆斯（Lons）有一个合作社……

［二人异口同声地认为，本地的规定对于法国生产者尤其不公平，许诺的补助迟迟不到，甚至不见踪影，许多人上了那些许诺的当。“造成很多人失望。”］

亨利：我呢，让我有点害怕的是，年轻人不想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个时代我们早已习惯，也选定了一个职业。我们那个时候……尽量不耽误时间……这个，这个让我很伤心。因为，比方说，看到自己家里的小伙子。

——这个跟学校有关系。他上学上到几岁？

亨利：别提了！只在蒙东栋中学上过两年，后来就……

——他上学上到十六七岁。

亨利：18岁。可是我觉得他放学回家才精神焕发。我不是没让他选择啊，我告诉他：“小心啊，这块地很小。你完全可以去合作社打零工嘛，挣点钱（……）。”他什么都想要。“还是想想吧，你很快就会思考点事了。”

［…………］

因为我好歹勤勤恳恳劳动好多年，还告诉自己“我这儿资源不少，他也需要”。可是，有……他们年轻人也会头脑发热，各有各的想法……

［…………］

我现在思考的事，自从……以前没有，两年前他让我开始想这个事，一年想两回：“你真傻，干吗不利用这个机会出去休假呢？”我对他说：“咳，那么你手头怎么会有这些设备呢？”这么说是因为，我想起闺女考完高中毕业会考以后，有个保险公司的代理来我家，说什么：“您不妨出钱让闺女出去好好旅游一下啊。”花钱旅游？旅游对我来说，还不如添置一件工具……用旅游的钱购置工具，干活儿会方便一点。其实（……）有的人没有买那么多工具也照样干活儿。比我们的少。也许他们口袋里钱比我们多。总之，他们没有我们这种雄心。也许我们……啥都没有，还想干点事，这个……很不好。

皮埃尔：最危险的是父亲费了好多时间想（……）儿子，因为（……）儿子的想法跟父亲完全不一样……环境摆在那儿……

亨利：我在好多年里觉得他是跟我走的，因为，哎，我向他提出留在合作社里的时候……

——他妻子做什么工作？……

亨利：她现在是秘书处的职员。她上过学。她在找一个位置，可是找不到。现在是在S城的一个残疾人之家的秘书处工作，临时的（……）。

皮埃尔：这方面也是这样，这些上过学的年轻人失望的很多，他们……工作过……要是没有做事的一股“冲劲儿”，有的还能混下去，有的就倒了胃口，结果就……

［…………］

亨利：（……）不过，我们放走的年轻人都在倒腾毒品等等吧你看着（……）怎么能容忍？现今这些年轻人，当你看见他们藏着武器的时候……

［…………］

我认为，上一届政府多少放任警察开枪，我觉得虽然有瑕疵，但是比眼看着……要强一些（……）。我倒是没看见……有必要摆开警方拒马的时候，他们只能用手头现成的手段，那个头一个出头的人就……（……）没理由跟警察作对（……），哪怕他多开了一枪，（……）他得相机处置啊。我打野猪时也一样，要是第一枪没打死，就得补一枪。这是从警察的角度说，如果……（……）有人要求我们……有件事让我吃惊。要求我们（……）一个要住院治疗的人需要病床，你要是计较一个坐牢的大盗住医院要花多少钱，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灾难。应该把那些位置腾出几个，别让普通公民交病床的钱……不过，我想得太远了……我跟大家的意见不一样。可是，我看到一些人，四五个死者压在心头（……）。我们没法可怜这些人……垮掉的是整个社会……

皮埃尔：对，对。有一个迷失方向的问题（……）。

亨利：他们［政治人物］自己其实也应该是伙伴。这有点像两个律师，每个律师都捍卫自己的顾客，上法庭之前两个人就说妥了。我们这件事应该是一样的……

——情况往往更糟糕，如果是同一个……

皮埃尔：同一个小组。

亨利：总之，过于放任。应该明说，正是所有这些，就不难理解那些为勒庞辩护的人……至少，他说出了一部分真相……

1983年

由于录音磁带保存得不好，誊写这次访谈的内容并非易事，有时根本进行不下去。

这次采访是1983年完成的。我当时并没有很明确的意向，只是打算进行一次政治的和科研的试验，我打算给认识很久的一些人提供一个机会，以表达他们心中的苦恼和不满，即“基层”和“领导”之间所有常用的沟通工具——无论是政治代表大会上的动议和发言平台，还是民意调查——都无法把握和传递的东西。这些人当中有农民、工人、手艺人、小职员等等。我认为，在一场调查的场景下，受访者接受一位理应能够将其意见汇报给有关方面的采访者的特意征询，并且因而值得被认真对待，从本质上说，这样的场景应该能够鼓励受访者摆脱在普通调查中采取的不太负责任的态度，而以获得授权的代言人自命，毅然地提出他们的问题、忧虑和索求（正因为如此，在这次采访之前，考虑到自己的“代表性”，被皮埃尔请来作陪的亨利曾联系过一个酿酒合作社的领导，以便把后者的期待和要求反映给我）。有鉴于此，整个采访过程表明，我的两位对话者似乎希望利用我的全盘接纳的态度（这在政治生活中是罕见的，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抓住机会说出心里话。采访大多是他俩向我提出问题，表面上似乎是一些压在他们心头的个人问题（例如儿子的离去）。如果把例如地价和燃油补助一类的问题放在一边，这些问题的共同之处是完全未被纯粹的政治演讲所容纳的。这一点反而凸显出一般“受访者”对调查者先入为主的提问（也往往提得不好）的回答很不自然，都是多少轻率地说出来的，并不总是经过认真的思考。正如大多数民意调查那样，很多调查聚焦于提供资金者和“策划”者的兴趣。

我的这两位受访者肩负着提出政治和公众问题的使命而来，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些所谓个人的或者私密的问题。我们的交谈有很大一部分（三个多小时）涉及二人之一的儿子如何离去。虽然我关注这类问题已久（20世纪60年代我从事过一项关于这个地区的单身长子的研究），却没有真正听明白他们所说的话。这大概是因为在开头的那个自称“地区农业负责人”的话里（尤其是关于“年轻人”的），我仅看到了不得不“忍受”的开场白，然后才轮到“严肃的事情”，即我所期待的东西。另外，我也得承认，直到将访谈录全部誊清，并且完全沉浸在其中的逻辑里，我才弄明白亨利欲言又止的东西。再者，也许是顾及尊严和得体，避免令人费解的过于明晰的证言，他采用了笼统的说法，可是他的语言却成功地引起了我们对于他人的日常困境的抽象的关注。尽管由于无法面对而没有明言，他还是告诉我，他被儿子杀死了。这个话的含义，直到我把既单一又泛指的解释模型——将拒不继承视为放弃遗产和杀死生父——建立起来之后，我才明白：“年轻人的心肠变得很硬，他们才不在乎你失去的是一辈子。”（“年轻人”指他儿子，他几乎从头至尾都这么称呼他。）皮埃尔的处境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亨利那么严峻（单身的儿子留在家里），然而很相似，因此朋友的悲剧他不难理解。他也说：“父亲花费好多时间想（……）儿子，因为儿子的想法跟父亲完全不一样。”若要真正理解内心的悲苦，首先得理解离个人最远的东西，即通过普遍机制也就是此处的传承机制。这些机制仅仅呈现在一种得到全面把握的社会条件的整体性当中。另外，并非不可以这么认为，凭借个案建立的模型有助于理解那种存在于某些社会条件当中（或之下）的忧虑：自身能否在继承人或遗产（物质的或精神的）当中得到存续。那么，是否应当把这种忧虑看成一种企图摆脱人生荒诞性的方式，不使毕生追求和赋予人生意义的东西（例如一个名门之后尽力捍卫家族名誉）与生命同殁呢？在消失的同时，这些追求也反向地褫夺了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