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巴寮[1]的流浪汉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得怎么对待别人。”
1989年8月底的一个夜晚,我采访了拉蒙,期间我录了音。我们相约于“植物园”[2]对面的街上——那是人们获取毒品“快克”的地点。几年以来,我在这条街上度过了许多个夜晚。此地距离一栋破烂的公寓楼只有几步之遥。我与妻子和儿子在这栋鼠患成灾的大楼里租住了一套公寓。这一带属于西班牙语哈莱姆区,本地人管它叫“艾巴寮”[3],居民多为波多黎各人。这个时期正值“快克”从1985年到1991年间在全美如瘟疫般肆虐。晚上,拉蒙和我坐在街边的公共长椅上。长椅破烂不堪,满布涂鸦。地点就在罗斯福社会福利住房区管理处的大门口。我俩正在庆祝大名鼎鼎的“植物园”的守夜人胡里奥的25岁生日。
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我们用牛皮纸把两人共享的大罐圣埃蒂斯牌啤酒裹起来。可是,在罗斯福社会福利住房的楼梯上,胡里奥和在“快克屋”当保镖的威利还是把空酒瓶都摔碎了。我的这两位朋友不时兴致勃勃地用一把公寓钥匙或者自己黑紫色的超长指甲探入一个小纸卷,撮起少许可卡因粉末。这种用一美元钞票团成的小纸卷,胡里奥总是不忘随身携带。随后,他们把粉末凑近一个鼻孔,头略向前倾,手捏另一个鼻孔,咧着嘴猛一吸气。这个动作干脆利落,一点白粉也不浪费。
在西语哈莱姆区,这样的社会福利住房小区(均为市属财产)有十几处,其中之一便是罗斯福居民区。这一年,在曼哈顿的所有廉租房当中,这个居民区的破纪录的凶杀案高居第二位。跟艾巴寮街区的其他楼房一样,这里的楼房处处显露出穷困破败之相:废弃的楼房,空寂的场馆,垃圾遍地的人行道。夏伏时节,街道上整天都逛游着儿童和成年人,直到深夜。
我住的这条街也不例外,方圆不出200米就能买到诸如海洛因、快克、可卡因粉末、PCP和致幻剂等毒品。当然,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快克,因为最便宜,也最容易弄到。从我住的公寓走出去,不出30米就有三个快克兜售点,而且价格很有竞争力。
我们当晚落座的长椅旁边便是一个新设的快克兜售点,也就是罗斯福小区的入口门廊。兜售点属于一个组织其实很松散的团伙,成员都是青少年。这些人给街对面的“植物园”——胡里奥和威利的工作地点——带来不少麻烦。因为这些青少年野心勃勃,他们把快克的价格从五美元一小瓶压低到两美元。正是因为如此,威利才在这些人“当班”的楼梯拐角把啤酒瓶打碎了一地。他显然感到很解气。他心里很清楚,这些竞争对手只凭嗅觉也能闻出毒品,可是他依然率性而为,不惧风险,因为他有个13岁的弟弟,就在那个团伙里当“抹缝工”[4],而且很得信任,经常受委派,把毒品带回藏在家里。为安全起见,他跟几个团伙成员轮流,每人每个月藏匿三五天。
本来,我们通常是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见面的,就在“植物园”门口。然而,这家草药店主刚把胡里奥和威利解雇了,因为他们上班经常迟到,似乎是不听话的雇员。胡里奥为此感到极为沮丧,因为他一分钱积蓄也没有。过去五年里,他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专门负责出售可卡因和烈酒,可是他把最后一毛钱都花光了。他的女朋友18岁,她姐姐是威利的情人,两个女人同情地听着胡里奥诉说。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个小时,都默不作声。每个人都忙着吸啜可乐和痛饮烈酒。今晚做东的拉蒙陡然打断了胡里奥的絮叨,他讨厌听他抱怨命运,也讨厌他博取众人的同情,包括我给他录音时的认真模样——我把高保真微型录音机凑到胡里奥嘴边,似乎非要克服夏夜的街头喧嚷,一字不漏地把话录下来不可。
看来,不断受挫的生活使得拉蒙最终讲出了自己的故事。这种突如其来地坦露心声的欲望令我吃惊,因为他平时很腼腆,话很少,总是退缩和无言地盯着我的录音机,看它运转是否正常。因此,以前我一直误为他属于街头那种不愿在白人面前抛头露面的人。不过,在采访过程中,拉蒙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美国城市的种族隔离现象。直到几个星期后,当我把这次访谈誊录下来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拉蒙打断胡里奥的话并非出于妒忌——因为他包揽了全部注意力——而是想针对胡里奥的说法,提出毒品贩卖方面的一个反例。拉蒙很清楚我与胡里奥关系密切,以及他在我的调研里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他是担心,我在研究报告里只提那些不踏实工作、吃饱了混天黑的懒汉。例如,他反复重申,他跟胡里奥完全不同,倒卖快克是出于不得已,为了养家糊口,“都是为了能缴上母亲留下的公寓的租金”。
拉蒙的不寻常的爆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今晚喝的烈酒和吸食的可卡因比平常多得多。这么做是为了庆祝自己重获自由之身。这一天早些时候,他被判定必须为把五瓶快克卖给一个便衣警察负责。他感到惊讶的是,法官让他自由地离开法庭。拉蒙认为自己很幸运,获得了延后宣判。老板把倒卖快克被收押和吃官司所耽误的时间算成给他放假。这也使他很高兴。
拉蒙之所以显得兴致勃勃、满怀希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妻子为他俩享受政府补贴的公寓缴付了一笔租金[5]。如果一切顺利,她就能够离开市中心的收容所了——自去年被赶出拉蒙母亲的公寓以后,至今她一直跟儿子一起住在那儿。拉蒙希望能够重过家庭生活(“现在我妻子有了一套公寓,我们就不会待在街上了。我们不要别的,只想能够在那儿住着和出去工作。有家可回,生养孩子”)。
不过,拉蒙仍然心存忧虑。他担心这套公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社会福利局收回去。他对妻子的感情也不无忧虑,他无法断定自己会不会再去倒卖毒品。一个老对手早已发出警告,如果拉蒙在布朗克斯区的那个贩卖点重操旧业,他就要他的命。这种麻烦拉蒙早就领教过,他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个威胁,在他的脏兮兮的帆布提包里藏了一把手枪。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他佯装把那个健身房用的提包随意地放在长椅底下。总之,拉蒙知道,他这份跑腿的工作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可是除了贩卖毒品,他找不到任何其他收入(“我不想凑合活着,我想过日子……我还拿不定主意,也许我非得回去卖毒品不可。也许可以去个安稳一点的地方接着卖,谁知道呢”)。他的处境十分窘迫,没有从政府救济中获得丝毫改善。正当他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时,出于某种出人意料的逻辑关系,分配给他家的社会福利金反倒削减了,理由是他们不再需要缴纳住房租金,而且能够领到施粥站的食物。
拉蒙对胡里奥深怀怨恨,觉得他不理解自己对妻子伊丽丝爱得有多深。无论他嘴里怎么说(“我他妈的什么都不在乎。……生活这么对待我,让我吃了这么多苦头,我他妈的什么都不在乎了”),他的生活中感情一直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挚爱妻子,而且深情地照顾儿子。这种无条件的爱情,拉蒙在采访过程中屡屡有所表示。这并不符合市井文化对一个男子汉的期待。更严重的是,人们知道,他的妻子伊丽丝跟收容所里别的女人有性关系。
拉蒙的妻子曾经在自家浴室里和另一个女人乱搞,被双双逮个正着。拉蒙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自己得知此事时的震惊:“同性恋娘们儿挺多,娼妓也不少……在浴室里亲嘴,让我给撞见过。”不过,他爱妻子爱得很深,以至于尽力把她的胡搞归咎于纽约无家可归者的客观的生活条件(“她有需要……我也是,我是个有需要的男人啊”)。他从来不打算淡化自己的责任或者失误,实际上他坦白说出的性生活的不忠行为都是他自己做出的。
胡里奥完全相反,他决不容忍对传统的丈夫地位的任何挑战。他认为:“伊丽丝自从吸快克成瘾以后就东躲西藏,她还喜欢吸茫太佳[6]呢”“为了两三块钱就给人家打飞机”。几个月以来,胡里奥一直怂恿拉蒙,让他别再给人看笑话,必须给妻子一点颜色看看,把她休了算了。这次采访过后仅仅几个星期,拉蒙被关进监狱,服刑一到两年。实际上,法官并没有延后判决,只是由于纽约市的所有市属监狱都人满为患,才在判决之前将拉蒙暂时释放。胡里奥于是更加厌恶伊丽丝。拉蒙的入狱使我们很惊讶,不过,精神上受到打击最大的是拉蒙本人,以及他妻子和两岁半的儿子。
四个月以后,拉蒙出人意料地出狱了,仍然是因为监狱超员。他在妻儿目前居住的享受补贴的新公寓里安顿下来,很快就在一家企业里找到了一份至少是合法的正式的全职工作。这是一家受行业工会控制的拆迁公司,按照街头的标准,薪酬很不错,也就是说,一个小时10美元。一年前的采访中提到的梦想,拉蒙开始实现了:“我愿意出门挣钱,回家歇息,跟家人待在一起。”可是,胡里奥私下里试图说服我,拉蒙眷恋小家庭其实只证明他缺乏理性和性格懦弱:“拉蒙属于那种黑鬼,多情善感,让情迷了心窍,这家伙最容易被人俘虏。真不知道他心里出了什么毛病。”
遗憾的是,拉蒙的这份看来合法的工作仅维持了六个月。1991年经济衰退导致纽约市的建筑市场全面萎缩。他直到被辞退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被“黑市”雇用的。行业工会并没有把他的劳务合同登记在案,宣称他不能索取解雇赔偿金。他的老板其实只是一个转包商,他跟受黑社会控制的行业工会沆瀣一气,采取恐吓的办法。他雇用了一些黑人或西班牙籍的惯犯,跑到准备进行翻修的廉租楼房前面,装模作样地向签下合法聘用合同的白人工人示威,其目的是恐吓和迷惑建筑商。后者于是向他提供了依照工会标准制定的拆楼合同,这种转包合同对他更加有利可图。然后他就用现金酬付工人,标准稍高于纽约施行的每小时18美元的官方标准的一半,同时准备好说明开支情况的虚假文件。这样一来,在整个拆迁过工程中,他就把每个工人的钟点工资中的8美元装入了腰包。拉蒙和“快克屋”的任何人都从未料到,工会制定的拆迁工程的正式工资会有一个小时18美元之多。
不用说,采访当晚,拉蒙邀请胡里奥和其他“快克屋”的同事喝啤酒,吸可卡因,兴高采烈地过了生日。他此时绝没有想到,大事临头了。
哈莱姆区的波多黎各裔毒品贩子
采访者:菲利普·布尔古瓦
“我不想凑合活着,我想过日子”
拉蒙:我的经历你绝对没有。你没流落过街头,体会不到没有窝的滋味。你总是说,你做出过牺牲。可是你没有牺牲自己。我可是把自己牺牲了!没错,上无片瓦,我这么过了足足9个月,是9个多月,不到10个月。[此时他侧过身,溜了一眼我的录音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在华尔街当过跑腿的,每个礼拜挣145块钱。这可不够花,只够养家糊口和给我儿子买一双球鞋。给我自己一分钱也剩不下,没给我和我老婆剩下一分钱。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去卖毒品,因为我想给儿子买点东西。他才两岁,他喜欢玩具,可是他没有,因为他跟我老婆住在收容所里。所以,你明白了吧?我得挣钱,我想买一辆新汽车,因为我需要车呀,我也想隔段时间能买一件首饰。这个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凑合活着,我想过日子。我要谋生。可是这个……[他用胳膊擦拭廉租公寓,用手指了指我们四周散落的碎玻璃片,然后把小拇指伸进胡里奥膝头上的用一美元钞票卷成的小纸筒里,撮起一点可卡因粉末,轻轻地吸一口,再拿过我们分享的大瓶啤酒,喝下一大口。]这个只是凑合活着罢了——凑合着弄个收支平衡罢了[又喝了一口啤酒,把酒瓶子递给我]。我不要这个。我想……我想挣足钱,能够保护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用不着犹豫……这你懂吗?还有,我想到能用自己的钱干点事,能有个好心情。我想多享受一点生活,我不想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东西。那样我就没信心了。为了这,我想到了毒品,倒卖毒品,你懂吧?(……)
[他把身子挪近我,以便对着我的麦克风低声而清晰地说话。我也站起身,为了录音一字不漏,把麦克风凑到他嘴边。]我们那时候跟哥哥姐姐一起住在我妈家,可是他们几个吸快克都吸上了瘾,根本不想摆脱那玩意儿。有一天,我妈突然离家出走了。她得出去找她的活路啊。我后来也走了。我哥哥姐姐也是一样。母亲把公寓留给了我,可巧我这个时期没钱(……),还有好多租金得缴,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就开始卖毒品了,快克,还有别的,去火车站卖。都是为了能缴上母亲留下的公寓的租金。(……)瞧,伙计,能自谋生路,能活得好一点……你明白吧?
收容所的日子糟透了
我卖快克是单干,挺不容易的,卖不动。于是我就决定去给别人打工,可是也泡汤了,因为,给那个新主子干活的头一天,人家就把我难住了。那是第一次。我后来在华尔街找了一份跑腿的活儿,眼下还干着呢。我进过监狱,可是很快就把我放了,我就回去接着干。可是,公寓的房东告诉我,“我得赶你走”。我老婆想尽力保住公寓,可是太迟了。冬天一来,我跟家人一下子进了收容所。我在那儿待了五个月,这五个月我可是没少受罪啊,因为收容所跟监狱没什么两样。你得跟20多个你不认识的汉子在一张床上睡觉,根本没见过,也不知道他们都沾上了什么,艾滋病什么的,不是没这个可能啊。唉!他们也不洗澡。浴室邋遢得不像话。我老婆每天晚上洗澡以前得先清洗一遍。所以说,那真是让你受不了,你知道。收容所是个可怕的地方,太可怕了。我有时候甚至想,还不如待在监狱里。因为收容所的那些人照样不尊重你。那地方不是给好人准备的,不是勤劳和不惹事的人的去处。收容所不是给你我这种人准备的,是给在街头混的人,那些瞎逛游的人准备的。我可不一样。我愿意出门挣钱,回家歇息,跟家人待在一起。收容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种收容所可真是值得说道说道。说容所里女人多,比男人多,所以每天都争来斗去。那些女人都是名副其实的荡妇,同性恋娘们儿挺多,娼妓也不少,还有一些腌臜女人。她们还亲嘴呢……在浴室里亲嘴,让我给撞见过。就是这样,瞧瞧。在那儿怎么撒野都行,整个一个热带丛林!这个地方让人心灰意懒,你知道。[又吸了一口可卡因,摇摇头。]最可恨的是,你睡觉睡得正香,忽然有人打起架来。半夜被吵醒,就因为隔壁屋里有人大吵大闹,也不知到底为什么。要么就是你刚刚开始同情一个人,打算好好了解一下他,可是人一下子走掉了,身边换成了别人。再后来,那个人也忽然没了踪影,因为有人给他弄到了一间公寓房。你在那儿等着,正发愁又来一个你啥都不了解的人要睡在那张床上头。这个人是不是杀手,杀没杀过人,得没得艾滋病,这些你全不知道。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会怎么怎么样,很费琢磨。他很可能吸毒成瘾,或者有艾滋病,对吧?收容所总是出这种事,就在你身边。是的,就是这样。你身边出现的准是杀手、强奸犯、鸡奸犯、吸毒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个。没跑,总是这一类人。所以,在这种收容所里,日子过得糟透了,因为你身边安置的是这种人。我和我老婆为这个烦死了。
我本来会随意杀人
在别人眼皮底下,你跟老婆没法做爱。[指着童车里的小帕高,他在注意听我们讲话。]我老婆嘛……她有需要。我也是,我是个有需要的男人啊,你知道。我没钱住旅馆,或者别的什么去处。那怎么办?到了这种地步,我总得想点办法啊。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决定再去卖毒品。当时就这样,目的就是……卖毒品,“去卖毒品吧,让老婆孩子的日子好过一点。哪怕为这个得杀个人,我也要干。我去立个状子[受雇杀人]。只要能挣钱,能活下去,我什么都可以干。”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可是,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没少吃苦。跟老婆孩子一起,我们在收容所里凑合过了10个月。很不容易,很苦。我本来会随便杀个什么人,任何一个卖毒品的都能挣到钱,买上汽车和首饰……我想杀死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我没有,因为我自私。对,我是个自私的人。我觉得自己在那个他妈的收容所里太悲惨。我看见那些不要脸的男孩子,身上戴满首饰,还有汽车,什么都有。我呢,一个贱货,一分钱也没有,只能偷偷看着那些人,我恨不得杀了他们,把东西拿过来!为这,我本来会随意杀人。(……)可是,我没有干这个,又去卖毒品了。这是我想干的事……一开始重操旧业,我就停不下手了,你瞧。
[…………]
那是因为,收容所的苦日子我受不了,太苦了。我们过了五个月苦日子,我跟老婆大吵了一架,我受不了了。吃了五个月苦以后,我就说,我宁可回到街上去,也不愿意再待下去了!我在收容所外头跟老婆顶撞起来。吵得很凶,我差一点背过气去……真是大闹一场。我明白了,我在那儿跟她住不下去了,再住下去我可能会把她给杀了。我爱我儿子,可是我必须离开收容所。我后来再没回去过。我在街头晃荡了一个礼拜左右,直到有一天,我对自己说:“去卖毒品吧。”我就又干起了这个。等到接到退返的税款,我就把钱用来买进毒品,然后开始倒卖。我把那点钱全用来买了毒品(……),把钱都投资在毒品上,大概四百美元多一点吧。我在外头卖了四个月的毒品,挣了点钱。跑腿挣的钱来了以后,事情才开始稍微有点改善。真是不容易,那段时间我过得很苦,结果我跟街头的人干了一架——就是现在要杀我的那个人[他提起藏着微型卡宾枪的健身房提包,抱在胸口上,连喝几大口啤酒]……
我得活下去
拉蒙:[面对胡里奥,似乎是要证明他倒卖毒品出于跟后者完全不同的理由]可是,那时我得活下去啊。我的日子差不多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街头过的。我把老婆孩子丢在了收容所,我自己住在一个可乐销售点里。[转身朝向我]可乐销售点嘛,就是卖好多饮料的地方,在一间屋子里为顾客服务。我跑那儿去住是要冒点风险的,因为警察可能会从什么地方冷不丁冒出来,错把我抓进监狱去,以为我犯了什么错。因为我只是要找个住处罢了。没别的!我跟公寓的管理员谈妥,住进一间住户被赶走的公寓房。之前治安官来过,把人都给轰走了——就在我的家人都在收容所的那个时期。所以这间公寓按说是被封了的。不过,你知道,那个管理员也要冒点险。他给我开了门,让我住进去,因为我是个好人。我只要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且每个礼拜我塞给他40块钱,这样就能多待两个月。开始的时候,我亏了不少钱,因为我把好多快克交给一个浪荡娘们儿去卖,可是她瘾大,还跟朋友聚在一块儿吸。可那是我自己的钱啊,都让她跟朋友挥霍了。我花了一个礼拜才从她那儿把钱要回来。她还我钱的时候慢慢腾腾的。我告诉她:“你最好还上我的钱,不然有你好瞧的。”她很清楚,不还钱我就会踢她屁股,于是每天还给我10块、15块美元。最后还是把欠我的120美元还上了。(……)可是,后来我又没钱了,一分钱也没有。我给我哥哥找到过工作,可是他欺骗了我。我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可是,我还有首饰——一条手链,我把它送去当铺,换了180美元。一切都得从头来。
整个这段时间,工作我没丢
这么过了一个半月,我开始挣点钱。打这以后,一切就都好起来了。买卖有了起色。(……)自从把手链送进当铺以后,我不再亏钱。再说,我那份跑腿的活儿也有工资。领到工资以后,我把一半投资给可乐。这样我就又站住了脚。整个这段时间,我工作没丢。我一直在工作,虽说还是卖毒品,好多次夜里不睡觉。我夜里不睡,从卖毒品的地方直接赶到上班地点,因为那份工作我不想丢掉。所以,有工资可领就好一点,因为卖毒品赚来的那份钱已经到手了。我这么说你懂吧?……这样能把工资用来做点事。丢掉工作我可承担不起,我的快克生意还不稳固。所以丢工作我承担不起。我还需要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这个,我一边上班,一边下班后卖快克。就这样,一来二去,我后来能够雇人来做了,这个人手里已经有客户了。我挣我的钱。是这套办法让我这么干的。事情成了!我开始只想站住脚,最后,砰的一下掉进去,出不来了!这期间,我每个礼拜都去看看老婆孩子。五天见不着,我逢礼拜一、礼拜五、礼拜六和礼拜天去见她和儿子,弄得紧巴巴的。我这么说你懂吗?我跟我老婆一块生活了三年半,我爱她。彼此习惯了,分离真的很苦。我想做点什么。甚至有时候想跟别的女人玩玩。这种事我做过。我不想拿她出气,只是……我觉得自己怪怪的。我从来不伤害别人,除了对我自己。她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她不是很善解人意,不能理解,她脾气太固执。我什么都没跟她说,把事情放在心里,不说出去。因为我爱我老婆,深深地爱她。我不想分开。
领救济没我的份儿
我吃过苦,遭过罪。当跑腿的当了整整一年。每天上班,一天没落下。明天放假,我去把儿子领出来。我儿子两岁半了。跟帕高一般大[手指卡尔曼的小儿子,系在童车里的帕高已经不闹了,他目不转睛地欣赏我的录音机上的闪光灯]。他在上学,明天下午我去学校接他。休假没有钱,我们这个工作没什么社会福利,只有工资。你知道,我老婆在社会福利局登了记。她有一张医疗补助卡[医疗补助体系是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帮助贫民和有需要者的医疗体系]。给她是因为她有个孩子……我儿子。每两个礼拜有144美元补助,每个月还可以去食品补助署领到129美元的食品券。可是这不够过日子呀。你还得工作才行。我们因为这个才假装没结婚,领救济没我的份儿。不然,人家会把救济金和医疗补助卡都收回去。可是,我们丢了我妈的公寓,为了能跟我老婆一块儿去收容所,我只好去救助处说明我的身份。我说:“我现在跟老婆在一起,有工作,也有什么什么的。”这样他们才把我们安置在收容所里了。可是,也就是这个时候,社会福利局开始削减她的救济金了。他们说:“你们住在收容所,一天白领三顿饭,所以就得减少你们的食品券。”那个女人还说:“你们不用缴房租,有个安身之处,食物也是免费的。”打那儿以后,我老婆每两个礼拜从社会福利局领到85美元,不是144美元了,加上只有75美元的食品券,因为他们娘俩在收容所吃饭不要钱。她可是受够了,这点钱能买什么呀。买不了衣服,只够买吃的。她的食物现在消耗得很快。再说,她吃的东西也跟咱们的家常菜不一样,不习惯[嘬一口可乐]。
有了公寓房,这说明我的快克生意该罢手了
——可是,拉蒙你刚才说,你老婆很可能得到一个公寓房,那是怎么一回事?
拉蒙:公寓房是社会福利局帮她弄到的。因为她属于有需要的人。是啊,一个有需要的妇女。她跟我儿子在那个收容所过了9个月,才分得一个公寓房。房租由社会福利局每个月垫付50美元,你懂吧?这个钱从她的救济金里直接扣除。我不用交什么钱,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在华尔街有个跑腿的差事。所以,现在嘛,我这份工资就能派上点用场了。每个礼拜145美元的净收入,家庭补助金他们一点也不扣除。这么一来,家里日子也许好过一点。我也有机会存点钱和买点想买的东西。如今我老婆有了公寓,我觉得一切都会好一点。你看,现在我可以放松了,想干什么自己说了算。我老婆分到了公寓,这就说明我的快克生意该罢手了。因为你知道,我遇到过这种麻烦[用脚示意藏着枪的健身房提包],跟一个毒品贩子打过架,那小子想把我干掉!老婆有了公寓,说明我应该离街头远远的,不上街了[朝街对面的“快克屋”舞动手臂]。这好比有人告诉你:“你已经有了只要付50美元的住处,别的你什么都不需要了。现在你可以放松了,上班去,下班回,在家照顾孩子就行了。”
[听着拉蒙的决定,胡里奥圆睁的双眼骨碌骨碌转,捉弄似的递上可卡因。心事重重的拉蒙喝了一口可乐,接着说下去]我还拿不定主意,也许我非得回去卖毒品不可。也许可以去个安稳一点的地方接着卖,谁知道呢。[把最后几滴圣埃蒂斯牌大罐啤酒一饮而尽,随手把啤酒罐甩了出去,啤酒罐在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哐啷一声坠落在便道上,小帕高见了兴奋得不得了。拉蒙用一个几乎同样干脆的动作,甩给胡里奥两张一美元的钞票,示意去街角的杂货店再买一罐啤酒来。]因为,我只希望她真能得到这间公寓。租约她已经到手了,可是房东还难为她,不给房子。她已经缴了预付款,两天以前缴的(……),明天有人去查验房子,看看有什么毛病。明天我就能知道能不能得到。全看明天了[焦虑地攥紧拳头]。要是能得到就太好啦!那就太棒了!不然,我还得再等一两个月,等另一个公寓。问题是,现在这个地方我没法长住下去。对啊,我住在我老婆的表兄那儿,他缴不上房租,很快就会被赶出去了。在那儿我最多还能住两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我那个表兄知道他自己很快会被赶走。他有工作,可是他把钱存起来,为了在别处买一个公寓房,街区好一点的,所以他不在乎被赶出去。我就等着老婆的公寓到手,那样我就能把我的东西搬出来,再搬进她的公寓,我就能跟儿子团聚喽。[再次攥拳,然后把手伸向散落在长椅上的一丁点可卡因。]房东已经答应了,全都弄妥了。
——假如这间公寓不行,你能不能跟家里别的人住在一起?
拉蒙:我哥我姐也住在收容所里。他住一套有三个卧室的房子,跟我老婆住的一样。我还有一个姐姐,眼下跟她丈夫在一起。她丈夫刚从监狱出来,他俩住在一个旅馆里。[如果应急住房满员,纽约市政府就把无家可归者安置在旅馆里。]我的另一个小妹妹还在监狱里,最小的弟弟也是。在外头的只有我、哥哥和姐姐。我母亲搬到皇后区去了[纽约市下辖五个区:曼哈顿、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史泰登岛和皇后区],她在自己的家里,很幸福。我让她相信我过得挺好,这样她就很高兴。我不想让我妈难过。每次去看她,我都是衣冠楚楚的,我对她说:“别惦记我,一切都很好。”
前不久,我攒的钱快够买公寓房了
胡里奥:[打断拉蒙的话,递上一罐刚买来的啤酒。]你家可没有那么好呃,伙计!
拉蒙:[拔掉啤酒瓶的封盖,按照波多黎各人纪念死者的习俗,往地上轻轻泼了一点。他喝了一小口,发现啤酒依然冰凉。他做了一个鬼脸,把啤酒罐递给胡里奥,看也不看他。]我找公寓房已经找了快三年了。运气不好,啥也没找到。前不久,我攒的钱差不多够缴一个月押金了。有一次,我给了一个自称能帮我找到房子的家伙400美元。那是因为我看见一栋公寓楼上有块牌子,写着“公寓出租”,进去一看,你都不敢相信,那个家伙正好往外走。他对我说:“你给我400美元,我马上就把这套公寓给你。”他领我看了各个房间,我说:“好吧。”那是在布鲁克林区,我手里忽然有了钱[抚摸手掌里一叠想象中的钞票……]他说:“把钱给我,我给你开一张收据,[用手比划]我给你开一张收据。”这个人是个瘾君子。我去见过他母亲,告诉她:“我的钱不是随便丢给别人的,最好还给我,不然有你们好瞧的。”她明白我不是开玩笑。我还说:“我的钱如果出了什么差池,必须有人付清,是谁我可不管。我只希望那个人不是你。”这事真让人难以相信,那个鳖孙把自己的亲娘也拖进了险境!那条命是他亲妈的啊!唉![嘬一口可乐]我花了两三天找回了我的钱。可是,还钱的不是他,是他哥哥。他母亲给他打过电话,说了说情况。我每次瞧见这个东西[晃了晃手中虚拟的收据],我都会想起那个家伙怎么骗走我400块。别让我再碰见他,不然我会弄死他,要不就让他进医院!我后来再也没听说过这个人[猛喝一口啤酒]。
——拉蒙啊,你知道,你让我录的音真是棒极了。我想我的书能用得上。可是我现在饿坏了。我可不像你俩,还能吸上两口。我现在得送孩子上学,我得走了。
拉蒙:[口中含着凉啤酒,说不出话。于是打手势,示意我别关录音机,又顺手用指甲搓起少许胡里奥膝头再次出现的可卡因粉末,利索地吸了一口。]在艾巴寮长大,我学会了不少东西!学会了不少!……[饮下一大口可乐,语速加快]我学会了怎么躲避危险,因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人就我在眼前死掉[再喝一口],脑袋被打爆,迎面中枪,一下子倒在地上[模仿扑倒的动作]。就倒在这儿[指着帕高身边的排水沟。帕高在童车里听得似乎兴趣盎然]。你盯着尸体看,看那脑浆子溅到墙上[手指我们身后的廉租楼房],这我全都见过[吸一口可卡因]……我上过学,上过初中,就在俱乐部那个地方[俱乐部是位于下街的另一间快克屋,属于胡里奥的雇主——街对面的植物园快克屋的主人]……溅到那边那堵墙上,我眼见脑浆子一直溅到那儿[伸出手臂,似乎在欣赏一副罕见的图景]。我见过人们追杀、袭击[越说越快],就在我眼前袭击,痛殴:有拿刀子捅人的,有挨刀子捅的[语速再次放慢]。这些我现在觉得都不算什么,麻木了。你可以拿枪指着我,我只说一句:“来吧,开枪吧!”我他妈的什么都不在乎。还没有人朝我开过枪呢,可是……生活这么对待我,让我吃了这么多苦头,我他妈的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在这儿什么都学会了……脾气什么的,都是在艾巴寮这儿学会的。
1989年8月
注释
[1]艾巴寮(El Barrio)街区位于纽约曼哈顿区东北角,也叫西语哈莱姆(Spanish Harlem)或东哈莱姆(East Harlem)。该地区为纽约最大的拉丁族裔社区之一,居民主要为波多黎各裔。——译者注
[2]植物园(botanica)是一间草药房的名字,也出售非裔加勒比人事奉桑特里亚教(Santería)所需的宗教物品。——译者注
[3]原文西班牙语“El Barrio”。——译者注
[4]这一带用篮球术语“pitcher”(抹缝工)称呼毒品导购员。
[5]要分得一个有纽约市补贴的公寓,通常得等十七八年。在这次面谈的那个时期,等待名单上有88 000个家庭。全市有政府补贴的公寓的总数仅仅上升到175 000,无人居住的住所的官方比例为0.1%。虽然排在80 000多个家庭之列,但是伊丽丝之所以能够分得一套房,是因为她带着孩子来自一个市中心的收容所,而且在那里居住了10个月以上。
[6]茫太佳(Manteca)是海洛因的葡萄牙语俗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