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对比

艾莲娜似乎对职业高中的变化忧心忡忡，这是她嫂子告诉我的。我于是问艾莲娜是否愿意谈谈，她马上同意了，说很想为严重的事态做个见证。自1985年以来，她担任文秘专业的教师。学校位于巴黎，有相当不错的声誉。同事们说，有些“工业”职业高中（她所在的职高既有工业专科，也有服务业专科）的情况往往更糟，这是她很难想象的。

她原本想当体育教师，可是不得不同意再学一个辅修专业。于是，她成了一名秘书，尽管“从培训一开始”，她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种工作。这个信念当她最初去企业实习时增强了。在“当夏令营辅导员”期间，她发现自己“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教学有兴趣”。1981年，她听到了“青年培训班”的消息，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她对于如何通过这些新措施帮助那些被教育制度排斥的年轻人“有很多想法”，成为再就业培训班的负责人。后来，她还在当地担任过青年行动组织的协调员。她热爱这项工作，可是由于这些措施的延续缺乏保证，她于1985年获得法国教育部的正式认可，成为一名文秘专业教师。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觉得职业高中是一种相当令人放心的机构，学生“比较安静”，跟她以前打过交道的年轻人相比，毕竟“社会问题更少”。她经历过一些“神话般”的时光，“孩子们意识到，他们有能力理解一些东西”，甚至在十五六岁上就“积极投入了”学校的活动。“他们不经意之间会喊你‘妈妈’……男孩女孩都会这么叫。”

近几年，教学条件恶化，师生关系也变了味，对此她越来越感到“痛心疾首”：“我们如今处于一种缺失的局面……缺少思想联系，我们本来要跟他们做朋友，结果反倒成了敌人。你成了狱警。”

她觉得自己的经历使她特别能够对付困难局面。迄今为止，她能够做到“正视问题”，不过她开始思忖，是否有一天会“真的感到筋疲力尽”。“辛苦打拼，像小丑似的表演，只为震慑那些闹事的学生，当着他们的伙伴的面‘敲打’他们，这个我应付起来还不费力。可是再过几年，我会受不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也许我会不得不一走了之。”

在她看来，最糟糕的还不是紧绷的神经，也不是因为把贬值文凭发给学生而感到在“欺骗所有的人”，而是日益强烈地感到，自己一直努力确保的教育使命注定会失败。她认为，监督机制不足和学生的变化削弱了教育的作用，帮派头目乘虚而入，迫害和羞辱不愿跟他们走的学生，把他们的法则强加于校园。“这是丛林法则，学生们学会了忍受这种暴力，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畏缩避让。”

一位女教师

采访者：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艾莲娜：我走进教室，一个人面对30个学生。他们大多已经抱定了主意：什么都不干，或者尽量少干，而且要清算学科定向的账。由于老师是他们的唯一的对话者，他们也想看看老师是块什么料，好不好欺负（……）。先试探简单的把戏：当你走进教室的时候，有的学生故意背朝老师，继续聊天，不理睬保持安静的要求，有的当你发出要求的时候，哪怕只是拿出纸笔之类，也会尖叫、吵嚷。他们也会做出拆散打字机或实验设备之类的挑衅，测试老师如何反应。（……）

——面对这样的现实，您有什么感受？

艾莲娜：这些从来没有吓住我：我见过孩子们打架，不是亮出裁纸刀，就是用头盔袭击对方。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我有面对严酷的现实的经验（……）。我也准备好在遭到羞辱和袭击的情况下捍卫自己。不过，有些老师有点害怕。当然，面对个头一米八左右的30个学生，害怕也情有可原。（……）我心里总想，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总会有办法（……）。也许这就是当今教师这个职业的宿命吧。可是，有些老师确实害怕，因为拿这么对付他们的班级没办法。而且，这些人自我封闭得很严重，他们为压不住阵脚感到害羞，也不跟同事们讨论这类事，你在教员休息室里见不到他们……

——他们真的是少数吗？

艾莲娜：咳，绝对不是！我认为，两个老师里就有一个。

——在那些有麻烦学生的班级里……

艾莲娜：那些被认为麻烦学生很少的班级照样如此，我觉得，老师半数经历过这种令人头疼的“起哄”的局面。有些同事十分热爱自己教授的科目，法语哟，历史和地理哟，他们内心深处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没法让学生分享他们深感兴趣的学问。我教的科目没有这个问题。我最初想当体育老师来着，因为文秘不是一个有意思的科目。（……）有一位同事，总是郁郁不得志，因为没法照她想象的那样分享对文学的热爱。这使她苦恼万分。（……）

——您是否注意到，临到考取职业资格证书（BEP），局面会出现变化？

艾莲娜：目前，专科技能证书（CAP）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只剩下职业资格证书；可是，我们好几年以前就知道，学生即使有这个文凭也找不到工作。因此，他们必须多走一步，报考职业类高中毕业会考。这个刚好合适，因为按照教育部的指示，据说80%的同龄学生组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所以他们必须考下这个证书：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看看难度逐年明显下降的测验内容。从我批改的考卷和其他测验来看，如果考生会照抄，他就已经拿到了一半分数。（……）因为答案全在文本里，会读就会答，无论是法语，还是会计学，都是这样……还有，如果阅卷老师打算恪尽职守，给连这个也做不好的学生打个坏分数，那么，为了让一定比例的学生获得这个文凭，考试成绩或者由当地主管部门或别的什么部门直接重评，或者由阅卷中心负责人接一个电话，再传话给同事们：和其他地方相比，看来咱们打分过严……差不多都是这个做法。职高毕业会考都这么办。既然非得达到那个80%不可，职高毕业会考就照此办理。

［…………］

精英教育我并不赞成，但是现在这种做法欺骗了所有的人。这是欺骗学生，因为他们会以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么做也行得通，而事实上，他们连工作都找不到，他们不会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做对老师也不好，因为它令人沮丧……我们不是在打理花园，而是要把知识和技能教给学生。我们已经厌倦了伪装！（……）在校园里，学生们彼此炫耀，如何什么都不用做，如何给老师捣捣乱就能安然通过：“我被赶出来了。”“这一年我一次书本也没带过。”然后，啪的一下，职业资格证书到手了。事后他们还觉得自己挺鬼，特聪明，把大家都给“鸡奸”了——这是他们的说法。（……）我这个人不是反动派，至少我认为，不过那是从前了，学校是一个学会尊重事物、人、同伴的地方，一个学会共同生活的地方，一个物归其所的地方。可是，现在呢，我甚至想说，恰恰相反。学校成了一个非教育之地。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进了校门，却没有服软认输，而且对职业高中能够带给他们的东西深信不疑；他们都身处险境。这种氛围，这种暴力及其在他们心里造成的恐惧，他们得忍受好几年，而且只会在每个人身上，在缺少责任心的未来的家长身上，在公民身上留下烙印。

［…………］

照说，如今辅导员之类的已经没有了。然而，40名教师照管500名学生，每个班往往不止25～30名学生（……），这个力量对比对学生有利，尤其对班长和学校领导等有利，我们知道，有些学生是成帮结伙地入校的。这些事都可以补救，只需重视这样一个事实：职业高中不再只是，甚至也不是真正从事职业培训的地方，它首先是一个收容所，收容被公立初中和高中拒绝的学生。接待意味着有从事接待的组织结构，有成年人监督，例如文件管理员、社会工作者、校医、走读生管理员、维修人员……从而使年轻人感到被成年人环绕，能够得到成年人的支持。一旦这些都有了，也就有了接纳的人性化条件，国民教育就能起到教育的作用。

［…………］

——目前有哪些最显著的演变？

艾莲娜：在我看来，最明显的是入学生源的水平大为降低（……），无论咱们的部长怎么说。而且，我觉得极为严重的是……我都快急疯了……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解释。［她的神情和声音显示极度沮丧。］你领着一个可能会很友好，甚至充满善意的羊群，然而你越来越感觉到头领的压力，他们逮着机会就以领导者、老板的面目出现……他们把学校这个界定不清的社会引向一些绝对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实际所做和他们脑袋里所想，二者之间有差距。在他们眼里，所谓帮助就是强加于人，而且越来越厉害。（……）几天前，我听见几个学生在聊他们从前在别的学校的战功：“那个文秘老师，真把我们肚子都笑疼了！还记得吧……！”（……）一个男孩子拿拆机器取乐。老师走过来，让他停下。学生不听。老师走近一看，作势将学生和机器隔开。学生随后把老师一把推倒，撞到了暖气片上。他起身后脖子淌血……“那可是太好玩了！”因为那天的力量对比对他们有利。这件事很能说明目前的演变情形……我不觉得有哪个老师能够完全避免这一类事端。

——您觉得这种事比以前更常见吗？

艾莲娜：是的，再明显不过。因为我10年前办过返校实习班，那是一些被赶出国民教育体系的孩子，有时候我得去监狱找他们，帮助他们返校实习。他们搞过破坏，是小流氓一类的角色，可是跟如今一些人相比，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当时没有感受到如今这种暴力！

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