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快刀”^[1]

莫里斯是保险公证员，他像一个工匠似的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他没有秘书，太太星期六帮他打理工作。他有一种感觉，这个公证员的位置正在渐行渐远，这个职业走下坡路的迹象随处可见。他从事这一行25年了，永远干得多，挣得少。他父亲是从马延省（Mayenne）“移民”到卢瓦亥省（Loiret）的农民。家中16个子女，他排行老八。他向来以为，凭工作实绩可以切实改变生活条件，因为他只有一份学历证书，没有别的文凭。他很向往很多“没有文凭，没有高中毕业证书，什么都没有”的企业主管，而且“十分仰慕”政府总理，还有一个跟他一起开始打拼的伙伴——人家如今已经“驾驶自己的飞机”了。他曾经认为，只要有良好的意愿，辛勤工作，就能保证成功。他也很为自己的家史自豪，“我家没有人失业，没有人靠最低工资过日子，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可是，这样的经验看来快要行不通了，他从很多迹象看出，像他这种“没文凭”的人，“在地球上没有位置”。他本人几乎从来不休假，可是在他居住的七千人口的小镇里，年轻失业者之多令他忧虑三个子女的前途。他们在学习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就把他们送进了私立学校。大儿子未能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眼下正准备考一张专科文凭。莫里斯担心，孩子们将来可能连他这样的地位也达不到。

没有名正言顺的教育文凭，就无法获得名正言顺的社会地位，于是他积极参加一些市政的、政治的和团体的活动，希望这样做能够颠覆社会游戏的规则（学历）。他把我们当成国民教育部的代表，交给我们一份自学成才和自谋生路者的辩护状。他语焉不详地指责国家，实际上是在怪罪移民工人。首先，他认为每个社会阶层都逃不掉干系：干部们“自以为神仙下凡”，自由职业者“待人接物俨然一副公务员的神态”，公务员们“永远粘在办公桌上”，移民工人是他最不愿意接待的客户，政治人物都是“可怜的小丑”，工会组织“妨害一切”，社会保障体系和国民教育部是“两大包袱”，制定法律只是为了“被人绑架”。

莫里斯先生是保卫共和联盟盟员，在镇政府有职务。他连续担任过两届镇长助理，不过仍然“梦想重回1789年”。他是民粹派，赞成直截了当的司法正义。他“手握实权”，在镇政府掌管社会扶助的档案。他取消了镇上摩洛哥居民的社会权益。按照他的说法，“社会福利”只是复杂的和任意的制度的一种浪费，不过是蒙骗和流失资金而已。他拒绝“认输”，打算通过创办一个再就业协会，朝“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的“屁股上踹一脚”来解决问题。他认为所有地方势力都陷入了人道主义的和虚伪的喋喋不休，必须与之抗争，他尤其反对妨碍他展示才能和证明他是何许人的规章制度。这些都使他相信，跟大城市的郊区不同，一个小城镇的市政管理可以实现政治调控，一种必要的和积极的调控，而且应该推而广之。他最喜欢举的例子是一个失业补助金的领取者，他说此人每月领取“两千法郎的零花钱”，他让这个人在成人职业培训班注册，然后安排他到一个小作坊上班。他向作坊老板自荐为担保人：“如果他早上迟到，你就给我打电话。我会把他从床上拽起来。”

采访在一家餐馆里进行，是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因为莫里斯总是忙于处理手头急务。他个头很大，四方脸，嗓音洪亮，好像在法庭上似的，遣词用句还用干脆利落的手势加以强调，这是在提醒听话者，本人是一位斗士。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打破周围的松弛气氛。他身穿一件深色正装，系领带，举止有点僵硬，似乎随时准备宣读一份政治声明。他已经思考过打算说的话，基本上不等提问，而且不时用“我可以这么说”“我并不怕说……”“您听好，我告诉您吧”等强调自己的意思。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更愿意跟男性采访者对话，把“严肃的”言辞留给后者。也许，他想通过后者向政界“高层”传递信息。

一位镇政府顾问

采访者：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

莫里斯：那个时期，我担任社会保障事务助理，其实这个职务是我自命的。我们有过一位社保事务助理，他除了领一份津贴，别的事不做。既然我是社会福利局的副主任，我就主动提出，“来吧，我把社保事务管起来，因为这事没人管，人人都光说不练，都害怕碰这个事”。事情本来不应该如此，右翼政党的政策却做左翼政党的事，他们都是笨蛋——抱歉用了这个词，可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说，清楚地了解档案是社保工作的前提。这种事不能大包大揽。我们开会，说一堆漂亮话，撒种子，这不行。如果收获没把握，我就不撒种子。人们并不是永远能够从社保里获得好处。可是，反过来说，人人都清楚，社保事务也从来不是营利性的，这个东西还是应该有。于是，我向镇长要求查阅全部档案，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查，这就必须把社会福利局的人都叫来，说明镇上的490份档案。我整整花了好几个星期三和星期日上午，一份一份地看，我心想：“我要看完最后一份档案。”让-保罗不让这么做，说由他说了算。第二任镇长也不让我这么做，直到有一天，我说：“我想见某某人，你让不让我见？我不打算去他家，因为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起草了一封语气和善的信，经过他修改。我没拿他当一回事，心想：“你同意就行了，以后你就得负责到底。我现在可以按照我的意思行事了。别的先不说，这把钥匙要一直放在我的口袋里。”在警察局，廉租房那边的警察局，我先把那些住户叫来了。事后，亨利对我说：“你可把我害苦了！”档案我是一份一份地查阅的，那些不来警察局的人都被搁置起来，后来，有些人第二次传唤仍然不露面，我就再传唤一次。第三次显然是快刀斩乱麻。请相信我，有一半人没来。可这是快刀斩乱麻啊！他们来镇政府的时候，我站在办事窗口后头，跟秘书在一起，我俩商定，登记表只在某日发放，几点到几点之间。天知道镇长会不会恨透了我！反正我俩就是这么干的。我在办事窗口后头。被我们训斥和抓住小辫子的人已经不只是一些妇女了，那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些男人看见我都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不知所措，左右为难，再说，这些人我都认识。“是你呀，伯格赛姆！来呀，你想要什么？那天开会为什么没来？干吗不见我，好讨论你的材料？那好，你现在去隔壁办公室吧，去吧！去助理的办公室，告知你姓谁名谁，住在哪儿，等等。”我把他们折腾得够呛。我们清理了92份社会档案。

——剩下都裁撤了？

莫里斯：裁撤了。社会福利局无事可做了。您想想，一个每天都去市场的人，竟然来社会福利局享受免费的医疗补助，索取鸡蛋、牛奶和一切随之而来的福利，您觉得正常吗？很不正常！我这么说不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如果他在我们这儿觉得不舒服，回国的轮船每天都有啊！我对外国人不比对法国人差。你要是去他们那儿，他们倒是对法国人差一些。

［…………］

——您创办了一个协会，对吧？

莫里斯：对。我创办了一个失业者工团协助会。如今大家都无路可走，我搞这个协会也不是靠我的教育背景。选上镇长助理以后，我负责社会保障的事情，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做起事来，要么不做，做就做到底。我不知道有什么中间道路。这也是眼下我跟镇长之间的问题，既然当助理，就得步步紧跟他，可是我俩没有什么共鸣：当助理却不干事，这个我受不了；当助理只为领取补偿金，这个我没法接受。至于在办公室消磨时间和溜须拍马，我也不喜欢。（……）我们这种协会，我在社会福利局的时候见过，在接待求职者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一点：“我想找活儿干，可是找不到，烦死了。”人们厌烦出去找工作，因为被同一家工厂拒绝了五六次，十次二十次，但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岗位。还有，他们注意到，今天自己被拒，明天来的另一个人却被当场录用。这是种族歧视啊！只因为我是阿拉伯人，他是法国人吗？只因为我没镶金牙，或者头发理得像毛刷子吗？什么怪理由都有！解释的办法我已经有了。那是因为雇主当下需要人手，觉得头天来的那个人不合适。我说，这些人的工作时间还是需要有人管理的。我花了两年时间弄了这个协会，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没有给自己规定什么规章。创办这个协会是为了把短工零活管起来。

［…………］

1990年12月

注释

[1]英译本未收入此文及其访谈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