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经济实践与时间倾向性

对于前资本主义经济而言，最古怪的就是把未来当作可以通过计算来开发和掌握的一块可能性的领域；我们却不能像我们通常做的那样，得出结论，认为传统农民无法筹划遥远的未来，因为尽管他并不相信任何想要掌控未来的企图，但他另一方面却进行必要的筹划，以便对一次好收成进行时间上的分配，有时要分配到几年的时间里。事实上，储存就是从［能够随时提供一种即时满足的，例如法拉欣（fellah）周围围绕的且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保障的］直接财物中提出一部分以便未来享用，储存的前提是面向一个虚拟地被圈定在能被直接感知的现时里的“未来”；相反，如果没有一个由计算建立起来的未来，那么聚集不能带来满足感的非直接财物产生并有利于直接财物产生的生产就没有意义。卡瓦耶斯（Cavaillès）曾说：“预先准备，并不是提前看到。”预见（pré-voyance，提前看到）与预测（pré-vision）的区别在于，预见所领会的未来直接融入局势本身，这个局势可以通过被存在的物质条件反复灌输的技术—礼仪感知和评估模式被感知，而存在的物质条件本身也能通过思想的相同模式的类别被领会：经济决策的方式并不是考虑一个明确被认为是未来的目标，例如一个计划框架内的计算所建立起来的目标；经济行动趋向于一个直接在经验中被捕捉或被所有构成传统的聚集起来的经验建立起来的“未来”。因此，总体来说，农民根据此前的工作的收入来确定支出，而非根据预期的收入确定支出；此外，一旦出现额外收成，他就趋向于把多出的小麦或大麦看作直接财物，将其储存起来以供消费，而不是将其播种以增加未来产量，并因此为了未来的消费而牺牲了未来的生产。预见式的行为方式远非取决于被计划的未来的远景，这种方式遵循遗忘传承下来的模式。因此，名誉的原则要求，即使没有石榴树，人们也要储存石榴籽，而在耕牛首次干活时，供给佃农（khammès^[1]）或邻居的古斯米里要放石榴籽；人们也需要储存腌肉以备节日之需。家里的女主人则自豪地建立起称为thiji的特别储备，其中有最好的产品，如最好的果品（无花果、葡萄干、石榴、干果等）、最好的橄榄榨的油、最好的黄油等。^［1］无论在什么领域，伦理标准都同时是礼仪义务，而家庭的人丁兴旺和土地的多产之间的类比关系，使得保障家庭完整（la‘mmara ukham）的储藏行为既成了用于乞求神佑的礼仪，也成了经济行为。同样，很多可能看似投资的行为遵循着不同于理性经济计算的逻辑。正因为如此，随着旧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货币交易盛行，农民精神面临危机，不断增加的土地买卖直到不久以前还是为了避免自家土地落入外家之手。同样，人们会在农忙时买第二对牛，并号称是打谷的需要（以让人认为收成不错），但这其实是为了在夏末这个谈婚论嫁的关键时刻增加家里的象征资本（capital symbolique），而由于本来只够喂养一对牛的草料告罄，“拥有两对牛和骡子的那家”往往不得不在秋季农忙前卖掉第二对牛，而理论上秋季是需要耕牛的。同样是名誉感导致了最近50多年来在农业和家用装备方面的赶时髦行为，多数村庄内部或两大家族之间的声望竞争也往往导致购买相同的设备，比如榨油机、机动磨、卡车等，而不考虑收益。

在生产循环一目了然的农业经济中，产品在一年中周而复始，农民不会把他的劳动和他“拥有的”“未来的”产品分开，也不会在一年中区分劳动时段和生产时段，后者即其活动几乎中断的时段。与此相反，由于生产循环时间要长得多，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建立起间接和抽象的未来概念，以理性计算弥补生产流程中的直觉性错误。但要进行这样的计算，劳动时段和生产时段之间的差距要缩小，对有机过程的依赖度也要降低。换句话说，要打破劳动的现状和劳动的“将来”之间的有机统一，这个有机统一其实就是无法分割也无法分析的生产循环的统一，或是生产自身的统一，生产完整产品的手工业技术和建立在专业化和细致分工基础上的工业化技术之间的对比就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旨在改变传统农业周期的时间长度并要求人们牺牲实在利益而追求抽象利益的措施（比如免费为农民在本可以种树的地方安装长椅）引起了阿尔及利亚农民的反抗，但这种（其实非常局部性的）反抗是在欧洲移居者在土地上进行的工程成功之后才出现的，移居者们迫不及待地要享受新体制的优势。总体来说，如果说各种计划带来的往往只是不理解或是怀疑，那是因为，这些计划建立在抽象计算基础上，且意味着告别熟悉的事物，因此充满了想象的非现实性：就好像理性规划之于习惯性的预见，正如理性论证之于用剪纸和折叠来“论证”，计划只有在有了具体和立即可感知的结果，或者有德高望重的“保证人”（例如从前的教师chikh el lakul）的担保时才能有说服力。

同样，如果说阿尔及利亚农民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信任货币，那是因为，从时间结构上来说，货币交换之于以物易物，就好比资本主义积累之于传统仓储。^［2］如果说直觉能直接感受到交换来的物品的功用，并且功用同时还伴随着重量、颜色和味道，而货币就没那么直接了，它没法满足任何需要（正如法拉欣的寓言所说的那样，他发现了装满金币的羊皮袋，但由于身处在沙漠中，金币毫无用处，所以他很快死去），并且其未来的用途茫远、充满臆想且不确定。所有的传统智慧都重申，人们拥有信用货币时就不再拥有物品，而是拥有它们的符号的符号。俗话说，“一件产品的价值超过等量货币”，“获取产品而不要获取金钱”。而货币可以为任何人所用，可以在任何地点使用，为任何交换而使用，“除了用于一切外再无其他用途”，货币首要的功能就是预见不确定的用途，计算其能兑换的无穷的劳动力的数量，并由此真正对希望进行计量。^［3］

其次，由于特定数额的金钱一旦被用于某些用途，其无穷尽的使用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所以理性地使用有限金额的货币就意味着计算，这一计算首先趋于确定可使用数额限度内可能的未来用途，并在这些用途中确定哪些用途可以并存，然后趋于根据用途的轻重顺序确定“合理的”选择。与此相反，以传统等价关系为基础的物物交换中的商品立即就被确定了潜在的用途，与货币不同，它们的价值也不取决于外部条件。同样，“合理地”管理消费品库存要比在一个月时间跨度里分配一笔钱或是合理地确定需求和支出的轻重缓急要容易多了：把一切都消费掉的冲动显然远没有一下子把拥有的钱都兑现的倾向来得强烈。卡比尔人把小麦或大麦储存在大土罐子中，罐子上凿有不同高度的孔，而负责管理库存的主妇明白，当谷物降到称作thimith（意为肚脐）的中央孔以下时，就要开始节省了。我们看到，计算是自然地进行的，罐子就好比一个沙漏，能实时观察到消费多少，还剩多少。简而言之，使用货币就意味着一种转换，我们在解析几何当中进行的是类似的转换：来源于对象征的支配的“看不到的显然”取代了来自直觉的明确看得到的显然。人们思维的基础不再是以几乎实际可触知的方式展示用途和可以满足的需求的物体，而是本身不能带来任何满足的符号。在经济主体和其期待的商品或服务之间，存在着货币这一中介。而另一种经济逻辑教育出来的经济行为者就不得不学习如何把货币的理性使用当作经济关系的普遍中介：把刚刚收到的工资转化为食品、纺织品、家具之类实际物品的冲动是强烈的，50多年前，还不难看到工人们几天就花掉一个月劳动收入的现象；直到近年来，当南部的牧民从获得实物报酬转变为收取货币工资时，还能看到类似现象。^［4］

在殖民进程带来的经济制度和技术中，与前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格格不入的恐怕是信贷：信贷意味着一个由成文的合同确定、由一整套制裁制度保障并通过利息的概念引入时间的会计价值的抽象的未来。^［5］信贷希望通过确保借贷人的偿还能力来保证安全，而友好协议（名誉道德唯一承认的协议形式）唯一的保障就是诚意，对未来的保险不是由财富来提供，而是由拥有财富的人来提供。借贷者拜访一位亲人或是一个朋友：“我知道你有这么一笔钱，而且你不需要用；你可以当作这笔钱还在你家里。”借贷期并不明确（“到夏天”或是“到收获时”）。由于合同只在熟人之间缔结，例如亲人、友人或盟友之间，所以协议关系的未来得到了保障，当下也得到了保障。提供保障的不仅是一方清楚另一方有守信的名声，也更是把各方联系起来且会延续到合同之后的客观关系，这种对交易的保障比信贷中的明确和正式的法律保障更加强有力，因为前者意味着缔约方关系的完全非人格性。与真实或虚拟的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个体的互助对立最为彻底的，就是根据特定事业计算出的未来目标选择的个体间的合作：在前一种情况里，集团原先就存在，在共同事业被共同完成后还会继续存在；在后一种情况里，集团存在的理由并不在于集团自身，而在于合同确定的未来了目标，一旦合同确定了目标，集团就不复存在。^［6］

被可直接感知的当下的潜力所瞄准的“预先感知的提前”（an-ticipation préperceptive，借用胡塞尔的说法）与计划相反，计划被明确当作未来的可能的想象性的投射，也就是说，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作为可置换话题的抽象可能之地的未来和作为客观潜力的可能性的实践的未来的区别，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在于与当下之间的距离远近，因为当下会把在客观时间中或远或近的且在某一实践的立即的单元中与客观时间相联系的潜力现时化（例如确确实实地提前到接近于当下的时间）。^［7］

民间意识能体会并实践这种区别，但又不明确表达，或者是以自嘲的方式表达。“你去哪儿？”人们问德杰赫（Djeha）。德杰赫是个想象的人物，卡比尔人很喜欢自认为是德杰赫。“我去市场。”“咋的！你不说‘如果这取悦于神’？”德杰赫前行，但到达了树林，他被强盗痛打，并被剥光了衣服。人们又问他：“你去哪儿，德杰赫？”“我回家……如果这取悦于神的话。”“如果这取悦于神”，这就同时意味着他可能没有取悦于神，也可能取悦了。这个说法标志着人们过渡到了一个由不同逻辑支配的世界，这是未来与可能性的世界，其主要属性就是可能不发生。^［8］Azkq d‘azqa（“明天是坟墓”）：未来是种虚无，试图掌控它恐怕是徒劳的，这是不属于我们的虚空。^［9］对于过度担心未来、忘记未来无法掌控的人，人们会说“他以为自己是神的盟友”，并且，为了提醒他节制些，人们会对他说“身外之物，不要去担心”，或者说“交易所以外的钱不必被看作资本”。^［10］

德杰赫的寓言足以质疑某种种族中心主义，这种种族中心主义让很多人种学家认为，前资本主义经济衍生出的关于时间的制度体系与货币经济的实践制度体系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差别：前资本主义经济支持的时间体验是任何时间性体验都能涵盖的模式中的一种，包括产生人种学家的社会里最“理性”的经济行为者的经验；这种时间体验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它被一种无法保障可能局势的可能性条件的经济强制确立为唯一可能性，这也就是一种仅仅是客观上被纳入由不安全和随机支配的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系统的内化和理性化的精神和伦理：就好像通过明确地不鼓励所有资本主义经济要求和支持的倾向性（企业精神、对生产率和回报率的要求、计算精神等），并且通过以“未来是神的领地”为名把预见精神看作中了邪的妄想，人们满足于“忍辱负重”，让希望屈从于客观机会。

注　释

［1］市场经济的统治导致从支持到反对在这种传统中表达出来的价值等级的转变，其手段是一方面为了市场强行保留最优产品，另一方面引入有利于摆脱thiji传统、寻求货币收入的消费习惯：如果我们自打喝咖啡就不再吃无花果了，那为什么还要储备无花果呢？

［2］从前，交换是根据传统所确定的等价关系以实物的方式进行的。“在阿尔及利亚北部（Tell，该国多数肥沃土地的所在地。——译者注），游牧民用一个单位的椰枣交换三个单位的大麦，或用半个单位的小麦交换三个单位的椰枣。”（A．Bernard and N．Lacroix，L'Évolution du nomad-isme en Algérie，Alger，A．Jourdan，1906，p．207．）根据奥古斯丁·贝尔克（Augustin Berque）的记载，1939年的交换等价关系如下：1担（法国旧计量单位，等于100千克，目前仍用于计量农产品产量。——译者注）小麦＝一头绵羊＝20升油＝2担葡萄或杏子＝1担无花果＝300千克煤＝担大麦。在卡比尔地区的大部分村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佃农（Khammès）、同盟者的付款或是贷款的支付都用实物。铁匠的劳动是用粮食作酬劳；直到离现在很近的时候，陶器还能用来交换其所能装下的无花果或谷物。有时候，维持物物交换的方法是按照货币交换的逻辑来换算。由于比起收获季节，春季小麦价格要高出两倍，因此，借贷者就要还比他借的多两倍的谷物。50多年前，各地的市场还主要进行物物交换，而非需要借贷或是使用货币的商业交换。当时，当货币参与交换时，它主要起交换标准的作用。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产品的货币定价仍然是在复制物物交换时代订立的交换等价关系。

［3］西米昂（Simiand）注意到：“虽说我不知道我能用货币买到多少小麦，我却知道我将来能买到小麦；即便小麦不是我所需的，我知道我能用金钱吃饭、穿衣、做有用的事情。”他还说：“尤其是在进步中的社会，货币的主要功能就是这种代表甚至是对一种未来价值提前予以实现的力量。”（F．Simiand，“La Monnaie，réalitésociale，”Annales sociologiques，série D，1934，p．80，81．）

［4］我们也知道，农村人对货币操作的不适应和对法律规则的不适应大大加速了其失去土地的进程。因此，在讨伐了导致阿尔及利亚人畜牧权被剥夺的政策后，维欧莱特（M．Viollette）说道：“我们真的过度征用财产了。……无论如何，当征用发生时，损失应该以公平的方式得到补偿，特别是政府应该恪守重新安置被征用者尤其是土著的义务。……对于fel-lah而言，货币补偿没有意义。Fellah会立刻把钱花掉，无法将之资本化并使用安置工程给它带来的微薄收入。”（M．Violette，L'Algérie vivrat-elle？Notes d'un ancien gouverneur général，Paris，Alcan，1931，83-91．）随着支持停止共有产权的1873年7月26日和1897年4月23日法律的颁布，很多人成了法律认可的业主，且可轻松将这头衔让与他人，可这些为生活所迫的小业主被钱诱惑，将土地卖出；由于不熟悉货币的使用，他们很快就挥霍完了微薄的资本，并不得不作为农业工人出卖劳动力或是逃往城市。

［5］高利贷的利率在1830年前平均为50%到60%，1867年平均为25%到30%（A．Hanoteau，Poésies populaires de la Kabylie，Paris，Imprimerie impériale，1867，n°1，p．193），它可能通常是一种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尽管尽可能少地给货币流通留下空间，但由于不稳定的可用技术无法抵御气候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结构无法免受经济危机的侵袭。但这种迫不得已且完全只用于消费的紧急借贷与用于投资的借贷毫无共性：人们只在家庭互助体系的所有资源耗尽时才求助于放高利贷者，而有帮助别人的能力却让自己的兄弟或表亲去借高利贷的人将会颜面扫地。禁止进行有利息的贷款不过是团结义务的反面，而共同体规则（有时会写在习惯法汇编中）要求人们帮助残疾人、寡妇、孤儿和穷人，要求人们帮助灾难的受害者（例如，当一头受伤的牲畜要被屠宰时，共同体会补偿牲畜的所有者，而其肉会由共同体的各家庭分享）。

［6］这就是说，与所有民粹主义的幻象相反，父系亲属团结的传统并未能让农民们适应合作组织或集体主义组织，而失去土地和传统的被深入殖民化的地区的农业工人比相对传统地区的小地主更能适应这类结构。

［7］人们曾讲述过这样一位卡比尔老人的故事，他首次登上他村庄尽头的山之巅，于是感叹道：“哦，真主啊！你的世界真大！”而在当下的疆界之外是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法与经验的世界相联系，那里存在着另一种逻辑。在经验的世界里看似荒唐或不可能的事，在其他遥远的时空中却可能发生：基督教圣徒实现的奇迹就是如此，西迪·亚哈（Sidi Yahia）也是如此，他让一头被割喉的牛重新站了起来，其他还有变身成狮子的西迪·卡利（Sidi Kali），把一处泉水一分为二从而平息了两个敌对氏族的纠纷的西迪·穆奥（Sidi Mouhoub），让一根柱子喷涌出油来的西迪·穆萨（Sidi Moussa）等。一件事发生在熟悉的地域之内和发生在熟悉世界之外的传奇国度，适用的标准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只需要感知经验，如果没有的话，就需要一个德高望重者的权威。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是在一个本来就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所以客观要求就没那么高，大家相信所有舆论传达的信息。

［8］或许可以从中看到跟所有计数形式有关的禁忌的根源之一：不可以清点参加一个大会的男人的人数，不能测量留作种粮的谷物的重量；人们不会清点一窝蛋的数量，但会清点初生小鸡的数量。难道这是因为清点一窝蛋的数量或是测量种粮就意味着推测未来，于是会因此危及未来？Fellah计算其收成时极端谨慎，“以便不计算真主的慷慨”。在某些地区，禁止在打谷场上说数量词。在其他一些地方，人们用委婉表达的数字来计算收成。我们也知道，类似人口普查这样旨在建立准确民事档案的行政操作一开始曾遭遇过强烈的抵制。德巴尔梅（J．Desparmet）记载的卡杜尔·本·克里发（Qaddoûr ben Klîfa）的一首诗（Les Réactions nationali-taires en Algéri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de géographie d'Alger，1933；另参看La turcophilie en Algérie，如前引刊物，1916，p．20）写道：“所有财物都用秤称过了。有多少公顷土地被丈量，被一米一米地标定！每年，他们都清点我们的人数，记录到普查簿！他们就这样登记了所有牲畜、男人和女人！”这些诗中，这种对精确和计算精神的抗拒还给法国人带来了种种绰号：“智巧的种族”、（知识分子的）“哲学家的种族”、“签字和盖章的民族”（J．Desparmet，“L'uvre de la France jugée par les indigènes，”如前引刊物，1910）。

［9］“一天中有七个时刻。”“根据时刻来决定你的举止。”“我不知道我的幸福是提前了还是延后了。”“因为是白天，牧人在放牧。”（Akken yella wass，yeks-it umeksa．）

［10］确切地说，并没有词汇用来表达未来。人们使用三种表达法：（1）aka thasawanth，从此往上，就这样往上；（2）agh rezzat，往前；（3）qabel，明年。

注释

[1]特指收取收成的五分之一的佃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