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不成的任务

为了响应我在一个社会公益工作者的研讨会上的呼吁，帕斯卡自告奋勇，愿意提供她的见证。我们会面的那个时期，她正在法国北部一个中等城市F市担任项目主任。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的职责很模糊，因为根据合同，政府既付给她薪酬，也可以解雇她。然而，合同上说明，她听命于“市长的权威”，可是“首先跟市外的一个机构建立联系”：“这可真是一笔糊涂账，我既必须服从他的权威，同时又是独立自主的；我既得向他报告，又得听命于他。”为了把事情办好，她不得不跟各地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就使这个工作加倍含糊。在政府方面，她得跟17个省政府部门［省级设备管理局（DDE）、省级卫生与社会行动办公室（DDAS）、地区文化局（DRAC）、青年与体育管理局，特别是国民教育管理局^[1]］对话，那些部门的负责人彼此几乎从不见面，她几乎总得央求他们（其实后者在当地的专项活动理应由她协调和组织）。在地区、民选代表和技术人员方面，民选代表决定预算，决定着交由她支配的手段。

帕斯卡以前在附近的大城市T市里担任过类似职务，因而能够对两种经验作出比较。在T市时，她隶属廉租房办公室，而不是镇政府，因而握有实权。与现在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就是廉租房办公室重建计划的项目主任，大权在握。因为我是合住房的业主，所以我有权力和义务，重新安置家庭、寻找资金、启动工程和分配新的住房。”由于在这个职务上，“协调工作早已开始”，并且能够获得已经动员起来的组织的帮助，这就使她能够履行她的主要职能之一：“改善人际关系”，首先是改善居民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养猫老太太的事件上。然后是改善居民与镇政府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达到一种名副其实的自治的条件便齐备了，“最终做到了住房由居民代表们来分配”。这时，帕斯卡发现，任命她的机构“再也忍耐不了她了”。她的成功也是她的失败，因为她把合同完成得太好了，悄然放走了最主要的东西。左右为难之下，她感到任命机关和正式赋予她的职能有一种原则上的矛盾：重振街区生活，居民参与管理，这些说法都是一些大话，是技术官僚们给自己贴金的虚张声势。

两种经验的比较已经把这一点显示得很清楚。在T市，由于她对受命处理的问题的一个方面——住房——握有实权，她能够深入地行动，把交给她的使命的极度矛盾的意图揭露出来。她在F市是单打独斗，全靠纯为象征性的信念和说服力，很快她就发现她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而只能提供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例如不过是失业的补救办法的“培训班”）。对于上级要求她改变的局面，真正能够改变的根本不取决于她，而她能够支配的东西根本于事无补。“我很清楚，这个街区的人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份工作。（……）我给不了他们的正是这个东西。”她还说：“社会公益工作本身有一个矛盾，办法得由街区发展处的项目主任去想，而且向各个部门提出。可是矛盾还是有，因为一旦找到了什么，我们就会说：‘这事得建一个卡号才行。’（领导部门的）回答却是：‘这事入不了我这儿的财务账目。’”

由于缺少以前的岗位所享有的特殊条件，帕斯卡遇到了任何社会行动都无法避免的两大难题：一是一些人被一连串挫折和失望弄得懈怠和沮丧，他们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二是陷入僵化的陈规旧习和预设条件（“立案”）的领导部门四分五裂，什么事情也不干。他们在技术官僚的某种“社会官僚主义”的命令下实践民主制度时，空前地无所作为。社会公益工作者们只能尽其所能，拿出尝试摆脱困境所必需的诚信和最低限度的希望。他们不得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连续战斗：既要对付那些往往对自身利益，更不用说对集体利益感到沮丧、无心争取的人们；也要对付那些分裂的上级部门和官员。它们各自据守地盘，正如我们在实行失业补助时所见，发放失业补助金和保障就业由不同的服务机构和官员承担。当官员们遵照“上头的指示”，“一夜之间”转入“社会公益工作”时，一方面是社会救助工作的逻辑（它要求有预见力的斗争精神或者富于灵感的义举），另一方面是官僚制度及其纪律和谨言慎行，二者的对立表现得最清楚，特别当第十个计划公布以后。“从一种创造性的、凭借信念和依赖人际关系的工作，转入一种制度化的工作：真是大难临头！……”

无论马克斯·韦伯怎么说，奇怪的是，僵化的官僚机构只能凭借那些职务束缚最少的官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甚至个人魅力，才能够或多或少地运转。官僚制度如果顺从其自身的逻辑，无疑会彻底瘫痪。这种逻辑包括：基层的行政划分照样复制分为独立部会的中央权力——以至于采取不了任何有效的、全面的行动；必定不断地被“传达来传达去”的文件；决定着官员想象力的官场层级（“这可是出乎人们的预料啊”）；各种兼顾慎行、审查和监督的委员会。官僚部门的划分引起的矛盾无疑为一些人提供了做手脚、发挥创意和自由的空间，他们打破官场的常规和制度，为捍卫官僚制度而反对官僚制度。

法国北方的一位项目经理

采访者：皮埃尔·布尔迪厄

“我知道的太多”

帕斯卡：我在T城生活了六年，将近七年吧。离开的原因是我那阵子心情低落得不行。我已经一点一点地编织起一个人际关系网，全凭我有时间，那儿的气氛也很活跃，有一大群人，都是居民代表，男的、女的，退休的、年轻的，连正在上班的人也有。这些人除了工作和家庭以外，还得花时间在别的事情上，真是不容易。另外还有一些女社工，说起来，我跟她们是对手，因为我代表廉租房办公室——是提供住房的，她们是要房子的，是坏房客的代表……

［跟女社会工作者打交道，起初很困难，后来在第九个计划期间逐渐改善。相关的社会工作者往往是不要报酬的义工，把自己的很多时间花在参与计划上：“这样一来，我们一开始就可以对参加者进行挑选，一个活跃的群体已经有了。”］

改善人际关系

帕斯卡：这样，几年之后，经过部分地依靠义工和志愿者完成的工作，一些关系建立起来了，问题就能够摆上桌面了。不过，这只是在数年之后，没法一下子达到……即使在我现在工作的F市，头一年我也只是着手熟悉一个新地方的各路人士。我很清楚，得等三四年才能让他们信任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的。我能够了解到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本人就负责T市廉租房办公室的工程。这是一个“繁重的”重建计划，我们只好让所有人都搬迁出去。我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给这里每一个这样的家庭找到安置房，这使得我扮演的角色特别重要，因为我得亲自跟这些家庭打交道（……）。我知道谁在家里住，知道他们以前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他们曾经被安置到什么样的房子里，所以我熟悉他们，后来也认识了社会工作者，女社会工作者，还有房客代表，他们跟我谈到的人，我大多是自己认识的。

［…………］

是的。那好，我就给您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在T市终于能够坐下来谈了，一个月一次，有廉租房的代表，也就是我，有住户代表，是志愿者，我信任他们，因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一个谈论别人私生活的团体，有的居民你就不能肯定他不会到处乱说，这些人你无法真的信任。那些女社会工作者，你不能各个都相信，因为她们熟悉很多家庭，她们的任务是提供帮助，特别是她们不是为了把这些家庭的弱点告知别人才做这个事的，不然会使它们失去领取补助金的机会、分到廉租房的机会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围着桌子坐下，一起讨论某某人的情形。举一个某种行为的例子：某某人被人投诉，因为她养了好多只猫，猫狗都有，到处撒尿，把楼门口弄得又臊又臭，（……）这位太太还要求搬家，也许为了住得离朋友近一些吧，究竟是什么理由，我想不起来了，反正不是很要紧。可是，等一等……我想起来了，理由就是［笑］……她的房子脏得没法住人！

［…………］

有些人就是这样，这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这里当然有钱的问题。为了少花点取暖费，有人把门缝窗缝都堵得严严实实，不开暖气，空气不新鲜，湿气聚积在屋里。他们没有钱，就不重新粉刷，不换地毯，这样一来，墙皮一点一点地剥落，糊墙纸粘不住了，墙漆起了泡……越来越严重。灰膏或者黏泥都变潮了，到了一定时候，整块天花板就会哗啦一声掉下来。其实，这都是一些金钱上的理由，你不得不知道，不得不考虑。再就是生活方式。他们怎么弄到这一步了呢？有时候，几年当中，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以后就什么都不在乎了，或者相反，分手、离婚、丢工作、失去一个孩子，然后就一切都撒手不管。到了这个时候，行为方式就起了变化。这里头没有金钱上的理由，可是他们对怎么用钱不管不顾，随它去。还有一个是家庭的问题，这个比较难办，因为是从祖父祖母那儿开始的，父母和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我看不出怎么才能改变。

［…………］

我告诉养猫的太太：“您要搬家我不反对，可是您先得把现在住的屋子打扫干净，才能搬走。”这个不太好理解，因为正因为住不下去，人家才想搬出去的，你还得告诉她“把屋子打扫干净”。（……）可是，这正是房客的义务之一呀。因为她搬进来的时候，房子是能住的。搬走的时候，房子也应该是这么个状态，不然你很快就会接到一份一万五千法郎的罚单。所以，好多人不愿意换房子……于是，我们就要求这个人，让她明白，跟她在一起的是一位女社会工作者，她能够转达信息，因为假如是廉租房办公室来的代表，那就是“宪兵”，有拒绝她的要求的一个“借口”。一位帮助她的社会工作者就完全不一样了，她是来支援她的，其实就是一位社会和家庭福利的顾问，她正好让她明白，房子应当打扫干净，既然她一个人做不了这件事，我们就叫来几个街区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被雇用来干油漆工程。这些人把她的房子涂了漆，把地毯也换了。

这里头有一条完整的链，总共七个人，邻居、保安员、街道积极分子（也就是关心街区事务的邻居）、社会工作者、廉租房办公室工作人员，其实是管理局里分管住房分配的那个部门，大家都参加进来，好让这位太太改变她的居住方式。在这个事上，我们要求她跟一部分猫狗分开住。她照着做了。我记得有几次不那么顺利的讨论，因为我本人也不太知道那些猫和狗的年龄。只有那位社会和家庭福利的顾问清楚，她说：“好吧，我们让她跟这条狗分开住，不用跟那条狗分开住。”这样，讨论得很细，花了很多时间在重要的细节上，这是人家的生活呀，直到狗有多大这种细节。总之她最后与猫狗分开住了……留下了一条狗。然后我们就让她搬家。我后来离开了T市，这件事后来怎么发展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只要继续跟住户们在一起，而且很亲近，就能搞好这样的安置，不然那位太太会被赶走的……这件事只是一个例子。（……）当我进入操作阶段的时候，被空降到街区的时候，协调工作好几年前就开始了，所以我有不少对话者，积极分子，街区住户当中的积极分子。

——是家庭协会吗？

帕斯卡：确实如此，我认识的最活跃的人，他们都是终身干部工联（CSCV）的成员。不过那个协会代表的人不多。

——这些人扮演的角色有点像侦察兵、瞭望员，对吧？

帕斯卡：是的。他们走在事端的前头，对负责人提出质询，我被聘用的时候，必须在某月某日就开始第一天的工作，因为主任要求我提前露面，因为他接待过几个前来质询的居民代表，他们问他：“您不是要接收一个新人吗？您马上就要聘用这个人了（我当时还没有受聘）……那您将问他什么？”那个晚上，我就在主任的办公室里，面对两三个人，都是属于终身干部工联的成员的住户，加上街区社会福利中心的主任。他们几年以来就已经习惯经常碰面、讨论和一起工作。所以说，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协调的平台。

——这些人的职业呢？

帕斯卡：都是退休人员。他们有的是时间。我后来又认识了一些正在工作的人。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团体，使得一些工作之余对某种事情有兴趣的人也加入进来。

——您这指的是什么？

帕斯卡：我想到一位在大型超市工作的人，他注意到，因为没法出售，有些商品一旦包装破了或者标签掉了，就都丢到垃圾桶里去了。于是，他争得超市管理层的同意，把它们分发给没有生活来源的人。

——这事他得经过您吗？

帕斯卡：他在我来以前已经这么做了。他看到街区里有一个相依共存的关系网，就参加进来了。这个网络很起作用，什么事在街区里都能办到。基本上各方面代表都有，因为我跟女教徒们实际上只有间接的联系，跟我有直接联系的倒是一位跟本地青年人一起工作的基督教青工会（JOC）的神甫，还有已经退休的住户，社会福利中心和那里的女主任和社会工作者，好多机构的公益工作者……跟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家庭补助基金、社会保障部门、国民教育部门、市政府，也许还有我还不认识的别的部门，可是……

——你们是定期会晤呢，还是利用某个机会，专为某一件事情才会晤呢？

帕斯卡：最初是在我跟社会福利中心的住户见面的时候，他们要求我按照某种方式组织我的活动，我就答应了。他们要求我在街区里值班，逢农贸集市的日子，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因为我在那儿能见到更多的人。不久他们就把地点分成三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规矩，财务也分开了，所以说，一切都真的很不错，组织得很好，我们知道要干什么，而且慢慢地就都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一上午都要见面。（……）

廉租房管理局不支持我了

——这一切发生在哪一天？

帕斯卡：从1983年开始，1988年就结束了。

——怎么会结束呢？

帕斯卡：我想是因为我不在T市工作了，工程就收尾了。

——就是说，机构留下来了……

帕斯卡：不不，没有。

——那个机构没有了？

帕斯卡：彻底消失了。实际上，我觉得一停止在那儿工作，我就彻底心灰意冷了，因为廉租房管理局不支持我了。

——这个倒是令人惊讶……

帕斯卡：他们无法忍受这个跟权力对着干的组织。

——那就是说，在住房分配的问题上涉入太深。那么他们跟廉租房办公室有哪些纠纷？

帕斯卡：这个他们从来没有公布。

——各方面都有纠纷吗？

帕斯卡：是的，各方面都有。最后变成对我这个人有疑问，我太独立了，过于……对于某个人，也只能这么说……

——说你搞破坏吗？

帕斯卡：是的，搞破坏，坏脾气，犯上。廉租房办公室有过变化。开始的时候，我有过一位主任，他说：“我信任她，我要她来组织一切。”我也是这样做的。后来市政府有变动，廉租办的高层换了人（……）。为了谋生，我不得不离开，被除名了，被廉租办除名。我心想：这是谁干的，民选官员还是廉租办的高层？我是个技术人员，是不是在政治上碍人家的事儿，让民选官员为难了？还是说，廉租办的工作出了问题？我最后还是觉得是廉租办的工作有问题，不在于别的。它的管理层打算用老办法行事，把我做的工作一笔勾销。

——尤其是你在住房分配上的工作吧？

帕斯卡：一笔勾销各个方面。是的。整个权力（……）我想，我这个人知道的太多了。

——那就是说，一切都完了，所有跟您共事的人都完了，社会工作者、退休人员……人人都完了……

帕斯卡：那倒不是，我觉得他们人还在，仍然在积极活动，可是人少多了，因为计划改变了，这个团队只剩下居民代表了。那时有三个组织：廉租房办公室、社会服务中心、居民。居民做了一些相当新奇的事，雇了一个秘书，通常只用一个不领酬金的义工，这个做法正相反。他们采取的路子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准确无误，是技术性的。我们要像雇主那样行事”。

居民代表终于能够分配住房了

——换句话说，你们做的事有相当的颠覆性。这些协会什么的，很受人们爱戴，都是为了获得民主制度的荣誉感：“我们平头百姓有个协会”“我们有个街区协会”等等。可是，这些机构都没有什么权力，人们需要的时候才咨询一下，才倾听你们的意见，都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无下文的宣泄渠道，不过您本人倒是做了一件很不同的事，您这么做就把一种真正的权力整合起来了。

帕斯卡：正是。

——换句话说，您这是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基层民主……

帕斯卡：跟常规很不同。

——所以这让人很难容忍，因为您让有实权的人参加进来，说话算数，对住房分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

帕斯卡：没错，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在这个问题上握有大权的部门，你们这样做当然通不过，因为民选官员，那些干部是不会喜欢的。他们失去了全部权力。

帕斯卡：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那些愿意为街区做事的居民代表终于能够分配住房了。他们是我唯一的对话者，我们之间也是逐步建立起信任的，有了一种互信。有一位活跃人士最后成了廉租房办公室的领薪职员。她负责探访样板住房。我觉得这是一件特棒的事，因为她为街区写报道。人们不光为了看看公寓什么样才来的，他们还要求我们不太了解的其他东西。她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例如有关学校的问题，她能够说出“有这个，有那个”，或者是“我认识某某人，对这个问题我认识某某人”。

——您周围有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

帕斯卡：唉！人不多。

——五十个人左右，三十人？

帕斯卡：没有这么多，人数也总在变。

——都是些什么人呢？退休人员、教师、职员？

帕斯卡：都是住公寓的人，退休人员居多，因为他们了解的情况多，也有工夫。我遇到的领薪人员很少。这是因为，正相反，我看见来了新住户，一些年轻夫妇，他们都忙于上班、带孩子、买东西等等。所以，我看不见他们。我见过一些不上班的妇女。或者是做点家佣零工的妇女。我见过失了业的男人，三十多岁吧。所以，这些人有时间来我这儿，在这儿还能找到一个交谈和相互认识的地点。这才是最重要的，参与和有一个……

——当成一根生活的支柱。

帕斯卡：正是，生活支柱，一种生存方式。（……）

——这三十几个人当中，有社会公益工作者、社会工作者、辅导员什么的吧？

帕斯卡：教员、辅导员、街坊会聘用的领薪秘书、社会福利中心的社会与家庭福利顾问、家庭补助基金的、社会保障局的、市政府的、国民教育部的，都有。那些社会福利工作者比一般官僚更关注这些问题，也比较远离官僚制度的逻辑。

——换句话说，他们是派到第一线的人……

帕斯卡：而且一出事，就是他们的错。

——可能会被撤换下来的第一线人员……

帕斯卡：没错，他们的任期没有保障。

——可是，如果他们办成了事情，例如您搞起来的那种组织结构，那就会很令人尴尬，因为那会带来改变……

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帕斯卡：对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我能够以知情人的身份谈谈，因为没有过滤网。我是亲自去做家访的。这个最要紧。这比我现在的角色要多出很多东西。我现在在市政府，得通过中间人才能跟居民见面，我对他们没有权威，市长才有。而且我必须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本来可以做别人做过的事，挨门挨户地家访，直接跟人们接触。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有过这方面的第一次经验，可是还没有打算［在F市］再次这么做。我心想：“去见人，就得给他们带去一点希望。至少有一个人上门，跟他们提出……他们期待这个人能稍微改变一点他们的生活。”再说，我不是唯一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人。小学教员也可以做到，社会福利中心的主任也可以做到，只要他愿意改变他的……我呢，我只能改变一点市政府的态度，还有过问街区事务的各方，也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管理部门和它们的地方代表的态度。我的任务是改善人际关系，把资金带进来，然后走人，消失。所以说，如果这些人不干正事，不立即做事，不亲自做，我就推着他们去做。如果他们不做事，我就总是一个多余的人，给他们捣乱的人。（……）

——如果一个体制内人士试图摆脱这个体制，就像您这样——也可以是省级设备管理局的某位青年工程师——在一段时间里，在内部弄出一点响动，然后一走了之，要么被赶走，要么感到厌倦……

帕斯卡：他会感到疲惫厌倦，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放任一切，对吧？

帕斯卡：是的，因为感到精疲力竭。

——有人会感到精疲力竭？

帕斯卡：是的，精疲力竭，完全是精疲力竭。

——而且管理部门的职工没有一个协调性的组织，跟街区没有协会一样，管理人员也没有一个（广义上的）有新意的协会，能够……

帕斯卡：在我看来，眼下最严重的事情是，例如在F市，由于我是一个能够对街区的需要做出分析的人，我可以把它传达给市长，“跟某某人一起有所行动”。一个街区最重要的人物是廉租房的推销商，可是他级别不够，他不到街区来，不跟人们见面，管理部门的人也不见踪影，什么都不做。我虽然能够描写、理解和传达一切事情，可是如果他们决定什么也不做，也就是说，蒙上脸假装看不见，我就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大家都不露面

帕斯卡：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住房上、休闲上做点事情。为了让人们重拾信心，任何领域都可以考虑。所以，我们应该在所有的事情上做点什么，可以使所有的事情……（……）最要紧的是使每个人重拾信心。可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随便什么变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事，都会让你失掉这种信心。不过，这是笼统地说。所以，应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给每一个人找到适合个人的办法。因为我觉得，人们头脑里都在想……我可是筋疲力尽了……到头了……完蛋了。得找出一条出路。我觉得人们脑袋里没有……都认命了。

［…………］

没有人露面。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我知道，因为整整一年里，我试了各种办法，也不缺少沟通。我们寄过信，说“你们市长如何如何”。也许市长露面不多，因为人们分不到廉租房就向市长呼吁。市长不在，有人值班，他们可以直接去市政府，可是他们不来市政府，不来见市长。别的办法也有，要求市长来见他们。现场见面会安排在一个公众地点。我们尽可能按照最好的条件安排：廉租房管理局和市长同去一个地区，同一个地点，就在街区的中心地带，同一个时间，这样人家就愿意来了，用不着费好多事。我呢，我就写一封信，投进每一个信箱。信写了上千份，每个人一份，市里派人徒步投送到信箱里。人人都收到了一份邀请信，有市长签名，说是“某日某时我会来贵府附近的某个地点，希望能见到您”。投送我们至少用了10个人……

［…………］

在我的印象里，他们觉得我们这么做毫无用处。我们必须再深入不可，因为我觉得，群众什么话都不说才是最危险的……。有时候，沉默可能是爆发的前奏。

［如此说来，居民与社会工作者当中有隔膜，更不用说居民与互相推诿、互不理睬的管理部门之间的鸿沟了，因为后者听任个别人——也就是众人或者说无人——关注和料理公用事务。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一个“无人地带”，被遗弃和衰落的命运在所难免。］

帕斯卡：第一条分界线出现在经营住房的推销商和管理屋外空间的市政府之间，所以有街道和屋内之别。照明设备是一个经常引起纠纷的问题。住户往往不清楚，打破的灯泡究竟应该由谁负责换新，是归廉租房管理局呢，还是归市里。

——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应该知道向谁去反映，这件事该谁做，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说……

帕斯卡：该谁做！……回答是：“不该由我做，得另外找人。”因为，在办公室接电话的那个人往往自己也不清楚。既然这个问题涉及地产，那就得知道走公家的路子还是走私人的路子。好了，除非是住在这儿已经好多年的人，否则头一回听说这事的职员自己也不清楚。

——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谁来开这个头？因为，说到底，人们可以去……

帕斯卡：是的，“我才不管呢，反正会有别人来管”。

——再说，如果打算宣布这件事，他们得知道向谁宣布啊。

帕斯卡：是的。这还得看有关负责人是不是有良好的意愿。

——这个嘛，成立一个机构去处理这些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

帕斯卡：人们的习惯很难适应它。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越来越难办，冲突也逐渐显现，解决问题更难了。因为没有一个裁决机构。

帕斯卡：根本没有。有些廉租房楼群［说到T市的情形］，退休的人在那儿过日子，正常日子……得到了住房，安顿下来，他们工作了一辈子。有些人靠1977年的金融改革，获得了一点地产，可是有些人年龄太大了，他们说：“不行啊，这不是给我们预备的，我们的公寓挺好，我们还是留着住吧。”所以，我认为，买一所小房子，这个想法他们没有，他们很满意自己的住房、自己的街区和环境、自己的生活。等到经济危机一来，变动也来了。来了另一类居民，他们来这儿是因为没有选择。所以，时代不同了。来这儿的居民不是因为找到了工作，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住。那些提出要求的人、露面的人，都是退休人员，他们习惯于捍卫自身利益，习惯于说出要说的话，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所以就接着发出声音。有点什么事情，哪怕是细枝末节，他们也要说出来。如果办公室没有人听（那就在他们住处的楼下），他们就会打电话来，就会走出家门，去廉租房管理局，去市政府，他们就要表明态度，让你们知道。

这个从来就没有

［只有配合常态化的努力，一个一个地说服管理部门，“现场办公”才有意义。这些部门故步自封，根本不打算支持社会工作者“超越官场”的行动。］

帕斯卡：我经手过一个案例，已经受理的，而且让打算拒绝我的人十分光火。这里头，我经历过做决定的各道程序……有点像出门打猎：谁出钱？此人口袋里还剩多少钱？我会让他高兴吗？还有，千万不可说出去他还有余钱。这是一份协议，像地毯商人似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

帕斯卡：是一个我给现有的商家争取到重建资金的案例，跟其他任何案例都不一样。只有从事商务的才可能获得商务资金。不难想象，各个居住点都有大型居民楼群，可是缺少商家，大家都觉得没有商家是件很烦人的事。你得把它们招进来。我管的那个街区正好是个老旧街区，那儿的商家都可以说有四五十年的历史。我打算做的是，维持这些已经有的商家，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先例。因此，没人回复，都说不接我这个案例。我试过好几次，甚至找到政府商务和手工业部，因为我在当地没有代表。那是一个很小的部委。出来了一位官员，列举了好多标准，结论是：商务重建资金嘛，没门！至于住房重建资金，那倒是……

——比较容易。

帕斯卡：人人都能得到。我办理的住房重建争取到了大批资金，最后只剩公寓楼脚下的几个小单位，什么事儿都没有。我甚至拒绝了一位建筑师给它们涂一层油漆。他说：“我搞好了一大片房子，翻修完了，涂好了漆，现在跟新的一样；还剩下四个单位，像四个肉瘤子。”他还说：“你真的不让我搞完吗？”我说：“我会的，可我这是故意的，因为我要争取商务资金。我得让人看到，资金我弄不来，也不能动用住房资金来干这个。”一听这个，建筑师灰心丧气地走了，因为他的工作完成了一半，而那几个“肉瘤子”还在那儿。我于是就让人来看，跟他们说：“瞧见了吧？涂不成漆，我没这个钱。”“那好。我们研究研究你这个情况。不错，你这个案例有点意思，确实有点意思。”过后他们又来了，我看见了那个总是待在办公室的人，这个人往返多次，在火车上还要工作，精疲力竭，还为我的这个案例尽力，结果是告诉我：“这不可能，没有先例。”

［经过反复争取，帕斯卡终于说服了两位部里的官员。他们从一笔剩余资金里下拨了商务重建所需的资金。］

他们找到了最便捷的办法

［为了迅速将一个官场决定付诸实施，纯粹的政治考虑促使将失业补助金交予家庭补助基金（CAF）经办。因为唯有后者拥有全国性的网点，而且能够把发放补助金与找工作和监管合同区分开来。］

帕斯卡：在我看来，失业补助金不过是一个诱饵。它的出发点很好，好极了，可是实行起来失败了……彻底失败。（……）签订返归岗位的合同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个人们事后才想到。所以说，谁来投入资金？重要的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然后才求助于家庭补助基金，因为这个基金会有经验，有办法弄这个，补助金都是由它发放的，所以说，他们最终找到了最便捷的办法……可是有些人要求……尤其是社会福利中心，那些跟家庭直接打交道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他们明确地要求（这一点我可以肯定），由他们直接领取这笔款项，确定返岗合同，他们要求有这种交换的能力。“我来给你们钱，补助金和返岗合同，也就是说，人们从补助金领取者那里所期待的东西，由我来看管，让它切实实行。”

我认为，出于迅速实施的理由，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全法国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而所有的家庭补助基金都采取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模式，可是社会福利中心很不一样，而且肯定有些部门你是顾不过来的。如果要保证全法国所有人都能领到就业补助，那这个工作量就太大了。如果家庭补助基金发放补助金之后，还得决定谁来处理返岗合同，一年以后你就会发现事情原地踏步。还是那句话，这个事取决于有能力做这个事的人，取决于每一个人的意愿……还得有一些人物来推动，得有一些志愿者让它切实得到实施，而且依照人们对它的看法去实施。

［…………］

我觉得，只要跟那些期待从社会得到什么的人常打交道，你就很快会得到答案：他们大多数人在等一份工作！我们恰好做不到，给不了工作！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你很快就会看到。这份大名鼎鼎的返岗合同揭示的情况，你在人们的收入里是看不到的。它让你觉得，这帮领取补助金的人都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流浪汉。人们想到了这一层。人们觉得，这批人有过工作，领过工商就业协会的补助金，只是福利一到期就又没有收入了。这个当然能够代表这批人，可是还有很多人实际上没有去登记，因为他们没有失过业，那些年轻人从来没有工作过，他们多少在故意拖延学业，已经成家，靠打零工过日子，处境一直没有保障。虽然没有完全掉进井里，可是他们肩上还有家庭，完全可能……

如今，你告诉他们：“来吧，你们可以享受就业补助啊！”你看到的是一个有小孩的家庭，而且一分钱也挣不到。他们怎么办？他们回去给人缝缝补补，干点临时工。要么就领一份助学金——所以我才说“多少在故意拖延学业”，是故意的。他们说得很清楚，这本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在找实习的机会，那种……我对细节知道得不是很清楚，可是就我所知，说到实习，那是有一种厌烦情绪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实习只是暂时的，其实每个人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才去实习的……他得看看是什么样的实习，他才决定是否去，找实习机会的人都会注意报酬好不好。他找的首先是报酬，实习内容还在其次。所以，当你向他们推荐返岗的或其他什么的实习机会时（因为没有别的可以推荐），只要不是正式工作，那么好……他们就不认真回去返岗实习，因为那还不是工作。这是那些社会工作者告诉我的，他们跟这些人打交道，而且……

——返岗合同有哪些内容？

帕斯卡：没有固定不变的内容。（……）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家庭补助基金根据一些标准发放了所有的补助款，现在人们在等待实行这份大名鼎鼎的返岗合同，可是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社会工作者们说：“我可不愿意弄出一份虚假的合同。”再有，压力还是有的，因为根据“打分”的结果做出了一些比较……F市的地方返岗办公室没有什么作为，因为领取返岗补助金的人多，返岗合同少。换成E市，合同就多得多。我们只谈数字，没有时间下去看看具体情况。没有人有这个工夫去深挖问题，所以就让人家把返岗合同签下。可是有一位女社会工作者告诉我，我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搞错了，因为我对她说：“有的时候，通常如果一个人不遵守合同，他遵不遵守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到时候就可以对这个人明说：我不同意延续你的合同。”她告诉我，应该说：“好，可是还得绕一道坎，因为这事不由我做主……我只是告知我的意见。”我说：“你的意见很重要，因为他会去……这是一条意见，有人会看到的，他还是会去……如果他们只了解你的意见，这个意见就仍然很有分量……”“可是不光是我一个人啊，还有地方办公室，主持人是省长，实际上，得省长本人签署才算数……”

［拟定、审查和评估帕斯卡的计划的具体过程显示，社会工作的制度化解决不了官僚制度的内在矛盾。］

帕斯卡：我想跟您详细说说官员们的态度，他们被派来……

——遵命来开会，来的人都是谁……

帕斯卡：……遵命行事，没错！真是神奇：遵照政府的命令建立了制度，每次开会必到，而且参与其事，这是对每个人的规定，从1989年以来就是这样。

——所有参与您的计划的人，协调他们的活动是否已经制度化了？

帕斯卡：制度化了。副省长组织会议，各个掌管资金的管理部门在会上都有代表，还有街区代表，每个街区都有。会议产生了一份破纪录的文件，是协调工作的产物。我在1989年就开始了，因为整个1989年——所以我才跟您谈地区、民选代表和技术人员——完全是在跟民选代表的讨论中度过的，他们对地点的分布没有做成决定。

——您的意思是……

帕斯卡：哪些城市可以享受资金，他们决定不下来。

——利益攸关呀，没有不喜欢拿钱的……

帕斯卡：对。最后，到了一年头上，他们必须得做决定了……

——争斗了整整一年？

帕斯卡：结果不得不下决断……

——您也参与了吗，还是说……？

帕斯卡：我一点也没有掺和。

——一点也没有，那么完全是在民选代表之间进行的喽？管理部门呢？

帕斯卡：也没有。我觉得完全是民选代表说了算。

——在地区议会这一级吗？他们没有咨询像您这样的人？

帕斯卡：绝对没有！

——没有人说有这个必要吗？

帕斯卡：有些技术人员，那些出了名的地区技术人员用数字，用统计数字做出了评估。他们试图缓和一下，找出一些标准……

——这些人是地区的正式官员，还是专为这件事叫来的？

帕斯卡：是签了合同来的。

——合同工吗？能续签吗？

帕斯卡：可以，正是这样。

——他们只从技术角度，从统计数字的角度说话，对吧？

帕斯卡：正是。不过，举出了一些标准……

——……移民参加的比例是多少，这种或那种人的比例如何？还有其他人，他们讨论最没有油水的部分……？是这样吧？

帕斯卡：［笑］正是。这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就是说，在地区的层面，有一些有政治眼光的民选代表，几个负责提供辩护词的技术人员，然后，在这一切的最底层，有那些……

帕斯卡：然后，某个时刻一到，决定就做出来了。

——显然，他们尽可能掰开揉碎，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这个方式把事情完成了。

帕斯卡：正是这样。

——可是这就变得十分荒谬。

帕斯卡：确实荒谬。

——没有出现整体的、有意义的行动吗？

帕斯卡：一点也没有。

——可是，连把专门款项用在这上头也没有保证。

帕斯卡：没有……也没有。目标没有说清楚。

——那会后怎么样呢？

帕斯卡：一年过去了，灾难性的一年。1989年年末，新的项目主任到任，从1990年起就到处聘用项目主任，因为他们很清楚那些地点在何处［“定点”］，而项目主任是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市政府理当聘用具备某种资格的人。

［提到职能模糊的项目主任。］

——这么说来，这次会议本身如何呢？

帕斯卡：我要说的是，地区的民选代表用了一年时间，浪费了一年，消磨时光，项目主任最后一刻才任命，他们只好在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当中斡旋。接着就让大伙表态……

——这是协会的幻想，假咨询，假民主……

帕斯卡：是的。当我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急疯了！因为这份文件必须说明，谁都咨询过、都见过面，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这才建立起这个计划——用去六个月时间，真是神奇得很——一个面面俱到的计划。于是，好了，我们完成了一件事，是的……东拼西凑的，可是看起来还站得住脚，然后就拿出来了。不过，运作过程我心里有数……

——就为了那次不寻常的会议？

帕斯卡：正是为了那次不寻常的会议，它将对我们的方向做出答复。某某议题，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你们本来应该阐明嘛，街区要求的正是这个东西，你们自己也打听过嘛……（……）我说过，我知道管理部门怎么运转，运转不灵。每一个在会上发表意见的人，你都必须给他备好一个复印件。所以，6月，最晚6月10号以前，我们必须向省政府提交材料，复印16份。

——向那个会议提交吗？哪一天举行？

帕斯卡：没有人知道。总之……七八月份吧。因为你得说明，每个人都快马加鞭，加紧做事，公务员们工作条件极其糟糕，都加班加点，我知道每个人都像我这样猛干活儿，人人都被榨干了。

——他们都参加了会议？

帕斯卡：是的，是的。

——他们都读了这份材料？

帕斯卡：没有。

——这就奇怪了。

帕斯卡：不奇怪，因为省政府的那个人每隔一两天就从60个不同的寄信人那里收到20封信。有的寄信人不会写，所以她得一一核对。我送去了我的小邮包。十天以后，我又去了，直接去了收发室。

——还没寄走吗？

帕斯卡：一直没寄出。当然，我问过她：“收到了吧？复印件够数吗？没问题吧，我寄得不晚吧？”“不晚，一切都好。”我说：“这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两个礼拜以后就要开会了。”“是吗？没人跟我说呀。”（……）

——她还没有把材料寄出去……

帕斯卡：“是吗？那我现在就寄走。”她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开会时他们来不及读我的材料。

——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跟您提出的地点有关的部门吧？

帕斯卡：它们的人都来了。

——他们说了什么？发言的人……

帕斯卡：各级部门我都了解，为了阅读起来方便，我就简明扼要地做了介绍。大家还给我的介绍鼓掌呢……

——每个人都可以只读跟自己有关的段落……

帕斯卡：没错。还有，既然每个人都能在两个章节里找到涉及自己的东西，从他们的反应，我就能知道谁读了第一章，谁读了第二章。这样一来，我就知道人们在大会上的举动，行为如何变化……有的人被派来在一无所知的议题上谈意见。他得依赖具体的东西呀，于是就赶快翻阅。“文化事务在某某页。有了，她是这么说的。那好，我说得蛮像一回事，我告诉她：‘你这个不够哇。’”另一个性子更急：“不行，这事你根本没弄懂。”人人各自为政。你听到最多的是：“跟我们接到的指示完全不搭界，我们只能在某某方面提供资金。您介绍的东西不适合我们这个部门。”我真的很惊讶。

——这是去年七月份的事吧？

帕斯卡：对。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些反应造成的那种气氛：看着这些被委派来的人根本不了解我们要求什么——我也没时间跟他们对话——可是还得回应。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跟一个可怜人过不去……

——那个可怜人是您吗？

帕斯卡：正是本人。（……）

1991年2月

注释

[1]下文将涉及的其他机构及缩写：工商就业协会（ASSEDIC）、家庭补助基金（CAF）、终身干部工联（CSCV）、街区社会发展处（DSQ）、最低失业补助金（RMI）管理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