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与合作伙伴

艾莲娜是一位影视编辑（起步时期，她有幸跟几位“新浪潮”的重要导演合作过），她曾经经常与她同为电影导演的丈夫合作。共同生活20年之后，他的离去把她的情感生活和职业生活都搅乱了。

艾莲娜50岁上下，住在巴黎西郊一栋公园环绕的住宅楼里。自从独自带着小女儿居住以来，她的公寓显得过于宽敞。丈夫离去后屋内看起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她说，前夫有时来取走客厅书架上的一些唱片和书籍，他事先会打电话，以避免碰面，仿佛只是暂时离家）。这次采访时，他们分手已逾一年半。她在谈话中告知，她至今尚未办理离婚手续。

通过她在高等电影艺术学院^[1]的一个老同学的介绍，我见到了艾莲娜。她于20世纪50年代进入这所学院。那时候，电影行业里的职业女性很少。虽然她那一届招收的女生比男生多，但她心里很清楚，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不会有相同的机会。那个时期，电视的扩张带来了对于“电影技术人员”的巨大需求，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女生大多都找到了技术性岗位，虽然比较稳定，可是不像大部分男同学那样称心如意地当了导演。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艾莲娜有个同届同学是唯一当上导演的女性，其人在职业生涯之初也当过一段时期的剪辑师，而且目前的工作状态仍然不太稳定。艾莲娜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一直拿她当“参照”，一个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参照，并且反映了她们这一代人能够选择的范围。

这个职业，艾莲娜说是一次学科重新定向的“偶然”产物，此前没有任何准备。19岁那年，在天主教学院读文理预科期间，她决定放弃她兴趣不大的人文学科，准备报名去读偶然听说的高等电影艺术学院。她的父母起初曾鼓励她换个专业，他们最初只了解到报考名校这回事，即先上一所公立高中的预备课程，避开大学生活和报考国家文凭等等的干扰。他们于是把艺术方向去掉了。

艾莲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天主教家庭的独女，父亲是工程师，母亲从未工作过。她在大巴黎地区的一个小镇读了女子中学，那个地方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属于乡下。她跟父母一起住到25岁，父母对她依然没有出嫁的意愿有点担心，于是在巴黎给她买下了一个单间公寓。她30岁上结了婚，这在当时算是比较晚的。这是因为她学习电影“多少出于偶然”，况且缺少“从事这一行的热切渴望”，从而可以说被推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一行里的夫妻往往不稳定，这使得她最初很难同男性交往，即便在工作当中。

因此，她在访谈的第一阶段里详加解释说，她为婚姻付出的牺牲或者奉献（不仅是嫁人，也是嫁给“男人的事业”的想法把她跟丈夫紧密联系在一起，她自己反倒没有强烈的创业欲望）恰恰是她对待工作环境中的男性的态度的反面，不妨叫作“委身”。看起来一次不大不小的专业改变，实际上是社会环境的改变（“高等电影艺术学院，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有思想的环境”），她因而能够遇到以往环境里没有的男性，一些“创造力出众”的人。那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她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培育（“我家从来不谈政治”）。不过，现在她承认，50岁一到，她“变得很有幻灭感”。她的生活中曾经被这个职业剥夺的东西，尤其是跟男人打交道时的自信，随着她在职场中渐入佳境而逐渐恢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不自觉地学着调整与男人的关系，与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人的婚姻最终近乎神奇地使她产生了事业和个人兼佳的愿望。“我不想只当那些小伙子的欣赏者，把他们理想化，所以我开始跟年龄比我小的人交往，对那些小伙子来说，我能够代表一些专业上已经有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我不再是个傻乎乎的姑娘，而是一个很懂专业的人，跟我可以建立有意义的工作关系，关系也可以发展得更深入。”

至于那个与她共同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男人，她在访谈的第二阶段详谈了她的看法是如何改变的。当年这位年方22岁的导演，虽然事业刚刚开始，却在业内已经有了口碑，他身上最吸引艾莲娜的正是一种“创作者的态度”，这将使她的没有“任何特别的野心”的技工生活更令人满足，也更丰富。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两人的合作似乎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艾莲娜身兼剪辑师和红颜知己，不仅负责剪辑了他最初的几部电影作品——这仅仅是她的一小部分的活动——而且，更重要的，也许也更具决定性的是，她满足了一个“创造者”希望从同伴那里得到的鼓励和精神抚慰，尽管他从来没有开过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不那么“欣赏”这个丈夫，因为他的事业并没有满足俩人共同期许的东西。她虽然仍旧喜欢丈夫的电影，却渐渐地疏远了他的那些项目，责怪他“尽图省事”。两人最初那些共同的朋友不知不觉当中也分化了。她不得不重拾自己的职业生涯，但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因为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由于全心关注两个女儿的教育，她多年来已经有点忽视自己的职业了。况且，对于丈夫来说，由于被她看到了职业生涯的局限，她对于电影的“技术性”知识也给他泼了冷水，令他难以忍受。

像他那一代的许多导演一样，他在40岁前后经历过一段艰苦时期。他为拒绝向商业电影“妥协”而付出了高昂代价，不得不长期把精力分散在没有什么意义的项目上，甚至导致失业。他不再像起初那样能够轻易容忍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他说：‘每拍一部电影，都像重考一次高中毕业会考似的，我真的受够了’”）。虽然她不认同父母的观点——他们本来希望她嫁的人“最好是一个公务员”，但她选择了一种“更平常的，然而更安稳的生活”。自从不再跟一个变了样的男人共同生活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他跟孩子和老朋友们都没有太多联系”），她甚至有了跟父母差不多的想法：“回头看这25年，结果不一定是那么正面的。”

这两个同校毕业生对电影的共同热爱最初为两人的感情契合和专业协作铺平了道路。两人都曾经先后师从让-路易·博里和亨利·阿热尔^[2]。在丈夫的眼里，她具备扎实的专业经验，这一点从她参加过几部当今被认为最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的剪辑工作便可证明。虽然出身不同（他父亲是商业管理干部），年龄也有差别（他年轻6岁），可是电影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职业生涯的利益矛盾可以视为导致他们分手的一个重要因素。

的确，回顾过去的这些年，工作的逻辑占据着生活的中心。看来她选择的职业延迟了她的婚期和生育（即使从教育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使她远离适合她的男人来看），她作为妻子和同事，也被双倍牢固地跟丈夫拴在一起。同时，她的剪辑师的职业弥补了能干贤妻的谨小慎微的一面，尽管工作时间与正常的家居生活很难并行不悖，但她总是想方设法地把专业工作和操持家务都安排妥当。从中不难看到，一切都与例如教师夫妻不同：即使只就一部分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而言，教师职业也使得夫妻能够比较公平地分担家务。从这个角度看，艾莲娜的工作更像一代人之后的女工程师或私企女经理，她们往往单身未嫁，向以男性为主的职业冲击。

这些女性成年以后才对女权主义有所了解，通过她们遇到的这种专业和感情的冲突的典型的生活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受历史条件规定的一代人的经验如何区分了不同年龄的独立个体，尽管家庭乃至阶级和性别各有不同的存在形式。

艾莲娜出生于二战前夕，属于在教育大发展和1968年之间过渡的一代人（至1968年，她已经有近10年的专业经验）。在个人生活当中，这一代妇女受到取得专业资格所带来的“自立”的实践的双重影响。对于她这种年龄和出身的女性来说，家庭环境有着天主教观念的深刻烙印：例如，为人妻者不消说应当留在家里，而“生活自立”并不能保证可以跟男性更平等地“讨价还价”。这一代人比女权主义只早了几年，却不得不面对同样的冲突，然而以她称之为“一套传统教育”的东西作为出发点，带有某种“多愁善感”，以及一种传统的婚姻观。照此，夫妻和谐的要义是二人之一必须懂得“最好保持谦卑”的道理，这个人非妻子莫属。

看起来很奇怪，在某种意义上，艾莲娜靠刻苦攻读获得的职业自立反而变得对她不利，并且促成了丈夫的出走（他甚至不认为有义务资助两个上学的女儿）。留给艾莲娜的只有某种苦涩的满足感，满足于终于弄懂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倒是有助于把似乎无法承受的命运看成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未曾预料的自由。

电影剪辑师

采访者：让-皮埃尔·法盖尔

“幻想嫁给一个男人的事业，我完全错了”

艾莲娜：（……）我从来没有从事这一行的热切渴望。我以前上过一年大学预科。那一年，我突如其来地改变了方向，全凭头脑发热，可是我最终感到很高兴。事情多少出于偶然。有人跟我谈起高等电影艺术学院（IDHEC），我很着迷，心想：“为什么不试试呢。”其实我对它并不真正了解，没有真正了解电影。（……）。我在伏尔泰中学读了预科班。我们那一届有很多女学生，大家都知道那几年电视会提供很多工作机会，因为那时正逢全国电台电视网（ORTF）全面启动。我们知道，这个行业将大批招收毕业生。事实上，确实如此：我们这一辈人有一半，半数以上，都从事过电视这一行，不一定都签过合同（……）。我们毕业班20人，有12个女生（……）。实际上，没有给女生预备的导演职位，只有技术性职位（……）。我们12个人当中，有两三个想当导演。她们盘算，先从剪辑做起，以后再当导演。后来真正成为导演的只有一个。导演职位是1968年才对女性开放的。总之，我们知道会进入电视这一行，但是只能想象当技术人员。我们就是为这一行被选中的（……）。进入这一行，当年有一种排斥，排斥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说是“他们从电影学院出来，自视甚高，知识分子，他们会烦我们”（……）。可是，我很幸运，能够进入几部重要的影片，做实习（……）。

——您在高中有什么计划吗？

艾莲娜：我上的是女子高中，在一个小城市里，可以说是远郊区吧。我那时候想从事社会公益工作，您看，这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和我一道上电影学院的女同学当中，有些人有更好、更稳定，也更明确的职业前景（……）。我反倒糊里糊涂，什么都不懂。亨利·阿热尔、让-路易·博里这几个男人才使我开了窍，熟悉和热爱电影。确实，伏尔泰高中的预科班，加上两年电影学院，让我们具备了一定的电影艺术知识，但是，最重要的是，也使我们染上了电影的病毒（……）。毕业以后，我接到过两三次全国电台电视网提出的合同，为他们做年度剪辑师，两次我都拒绝了，虽说实际上我们好多人都是为这个目的接受培养的，但我拒绝了，因为1960年，1965年，这个行业发展得很不错，而且我们的人数相对来说不多，我们学习也很认真，这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学习很努力，而且我们反而沉浸在电影里，与“新浪潮”运动相伴相随，不想去电视台工作。

男人高人一等，我从那时起就感到有点失望

——从男女生关系的角度看，大学预科、电影学院、高中，这中间有什么区别？

艾莲娜：这个么，告诉您吧，我大学预科是中学教育的直接后果，那时我思想不开放，男生有一些，可是我没有接近他们。我是在天主教学校哟，我母亲认为这样更严肃［笑］，她有点担心我的未来（……）。跟如今18岁的女孩子相比，我那时候特别无知。我家住在远郊，晚上放学回家，然后给我带来了一点问题：如果要去电影院看晚场，就有点麻烦。在电影院为了搭上末班火车，几乎所有的电影我都没法看完。其实，我开始接近男生是在19岁以后，那是在伏尔泰中学和电影学院期间。但是，由于我受到的教育非常严格，我跟他们没有太多接触（……）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从我19岁起，男生们都在谈论政治。那是1956年，发生了布达佩斯事件。共产党人都支持暴动。这就使我开了窍，我并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我家从来不谈政治，我是通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了解政治的。那个时期，人们上街游行示威（……），我于是学到了一些事情。我当时尽可能倾听，然后选择站到哪一边，根据（……）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党的同情者，都是左翼，都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游行示威不断，我也跟着去，很真诚地相信，这是我们确实应该做的，是真理，每个人都十分真诚。1958年，我们都投票反对独夫戴高乐上台。

——那时候，您的一些朋友是不是已经开始出双入对了？

艾莲娜：是的，当然，有些开始过二人小日子了，卿卿我我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没有，因为19岁，我依然很拘谨，懂的不多，我还得学会生活，为了开始一种正常的生活，我得把时间全用在电影学院上。因为受到的教育的关系，我是很封闭的。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做到释放自己。高等电影艺术学院，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有思想的环境，假如我没有上这个学校，谁知道，也许会当个公务员，那样我的变化会缓慢得多。

——您那时候怎么看男孩子？

艾莲娜：我多少恋上过一两个，崇拜他们。

——他们有什么值得您钦佩的地方？

艾莲娜：没有什么可钦佩之处，除了他们想当导演这一点。我知道自己不打算当导演。事实上，我一辈子都这么想。我知足，一切于我都已经足够好。此外，我也没心思创作，没有野心，在我看来，凡是会成为导演的男生都很神奇。我们当中也有几个音乐家。他们那么富于创意，我完全目瞪口呆。我被男人迷住了，所以接近他们有困难。我觉得男人高人一等，我从那时起就感到有点失望［笑］，我那时幻想比较多，傻乎乎的。

我自动放弃了事业

——您是否认为，夫妻一道对您的工作有益处？

艾莲娜：我想是，但是，有时候，夫妻之间也会有竞争。

——您知道身边有些人有这种情形吗？

艾莲娜：是的，我知道一些，有的夫妇两人都是导演，有时会出问题。

——那么，您认为，把它变成好事需要哪些条件？

艾莲娜：两人当中得有一个比较低调，没有个人野心。我认为，如果双方都有个人野心，那就困难了。

——轮流来不行吗，这种情况不存在？

艾莲娜：我想肯定有，谁知道，但是不常见。我认识很多干这一行的夫妻，最后都分开了，大部分都分开了（……）。这种事让我父母感到很困扰：他们看得很清楚，这个职业里没有一对夫妻是稳定的，这真的让他们很担心。我呢，我认为我有自信心，从长远看能够做点事情。我一直认为，而且仍然认为，这一点我能够做到。我这个人并不脆弱，但是，我觉得，为了共同的计划长期合作，干这一行的夫妻大部分都很难切实做到。

——在您的职业环境里，女权运动是否有重要的影响？

艾莲娜：首先一点，我搞的是一些女权主义的项目，非常依赖那个时代的项目。我个人认为，我的生活相当独立，从我的职业生涯看，总之，从我的专业和资金方面看，都非常独立。可我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无论如何，我想我的生活可以证明，我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女权主义者。

——从哪个方面说呢？

艾莲娜：在我看来，一个女权主义者意味着首先在职业和经济上独立，但是在与一个男人的关系上，这说明不了任何东西。我一直从平等而不是竞争的方面看待这种关系。的确，如果我想成为导演，如果一直有这个想法的话，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不会试一试。正是因为不想当导演，我才选择了当剪辑师。

——您刚才说，两个人当中必须有一方比另一方低调。据您所知，有男方更低调的情形吗？

艾莲娜：嗯，是的，男方比较低调的情形，我知道一些（……）。我想起几对夫妻（……），都是朋友。我要告诉您的也许有点简单化，很多人会奚落我，可是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总是顺从另一个人的欲望和创造力，这另一个人就是男人。如果我有过欲望，我或许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我没有个人的创作欲，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帮助别人完成创作欲。

——在一个实际上大多数夫妇都不稳定的环境里，你们是否曾经被视为一对关系稳定的夫妇？

艾莲娜：绝对是。人们正是这样看我们的，以至于很多人告诉我：“哦，按照我们的想象，你们两个本来应该白头到老，保证不会出问题。”等等。其实并非如此（……）。

——职业没有把你俩分开？

艾莲娜：没有，他越来越频繁地跑外省，出国，这些都没有把我们分开。我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这种工作有点疯狂，为了孩子，晚上8点还在那儿（……）。这对我的职业有点损害，想做的事没法切实做到，我于是放弃了职业追求。我自动放弃了事业，因为我越来越多地做一些边缘性的项目（……），事业渐渐地垮掉了，不完全是因为孩子，而是因为我没有做商业电影。

——对于您想做的事，您那时有确定的想法吗？

艾莲娜：有，我的想法就是不随便做什么事情，我拒绝那些平庸的小玩意儿。

——你们夫妇之间谈不谈专业选择？

艾莲娜：谈得很多。例如，1974年，我跟一个女电视制片人做点东西，合作得很不好，搞得我只想甩手不干了，因为我真的无法忍受同她合作（……）。由于我俩确实遇到了资金的问题，他对我说：“嗯，那是愚蠢的，一旦开始做一个东西，就应该把它做到底。”终于，我也一样，真的，我心想，应该把已经着手的事情做完，所以我迫使自己完成了。我浪费了一年时间，过后我们俩说：“咱们犯了一个错误，其实你本来最好摆脱她。”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们有一些20多年的共同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我的（……）。不过，慢慢地，我们有了别的朋友（……），后来的事情便不同了：过去几年里，他又结识了一些朋友，偏向他个人的朋友，可以说是“他的朋友”。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夫妻关系变得有点不一样，有点疏远了。我开始做故事片，跟一些他不怎么熟悉的人一起工作。他做电视、录像带，这些事我没有参与。我不懂视频技术。还有，除了电影以外，他还有别的专业和学问上的兴趣，所以在这些方面发展了很多友谊，逐渐成为我俩的朋友；我是作为他的妻子被接纳的，但是后来更多的是他的而不是我的朋友。我也发现，那些人我再也见不到了，而我们共同的朋友，我继续见，他反倒不再见他们了。

——他的生活改变了吗？

艾莲娜：他整个人都变了，是某种意义上的断裂、破裂。我明白了，实际上，他跟孩子和老朋友们都没有太多联系。

——身体方面也有变化？

艾莲娜：身体方面是肯定的，不过更多的是个性的变化。按照我的分析，都是大概近10年里悄悄发生的变化（……）。我在这10年里开始有所意识。1985年有已经有过一些断裂，发生过一些我遇到和了解的事，我们重新开始过，后来我不那么警觉了，因为在生活中发生了我父母过世等很多事情，我更多地关注孩子和父母，顾及他少一些，就是这样。再有就是更多地关注我的工作，因为我又开始做故事片了，过去这几年我做了很多工作。

工作没有使我们更亲密

（……）再一个就是，10多年以来，工作没有使我们更亲密。所以，我俩呢，他更多地做电视片、纪录片，而我更多是做故事片。1985年，他做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电影，可是我却变得更疏远了，他也意识到了。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被人品头论足？

艾莲娜：也许他觉得被人品头论足吧。我不像从前那样佩服他，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谈过这个（……）。他这个人有一些神奇的可能性，在文化素养方面，从敏感性和富于创意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极有内涵的人，可是干这一行久了，他慢慢僵化了，因为这种工作很难做，他没法真的去做想做的事情，因为这一行不允许。他尝试过故事片，没有成功，因为他不得不像大家一样做电视片，这就使他变得枯竭了，然后，一点一点地，他对自己想做的事业也不再那么坚定不移，放任自己去做容易的项目，那些轻而易举的电视片他都接受。我有一些朋友就不接受这种东西。不过，这很难做到，他们都经历过难关，而他呢，也许他接受是因为我们有孩子，可是别人也有孩子呀（……）。

——您没有提醒过他？

艾莲娜：提醒过，可是为时已晚，而且大概提醒得不够。再说，我有提醒他的权利吗？一段时间以后，我不再这么想了，我不认为有权对他的职业生涯施加影响。我认为，他是自己的主人。

——他或许认为，您能够用“专业”眼光看他呢？

艾莲娜：也许他最终受不了这种职业眼光，打算摆脱它了，可是，与此同时——他现在告诉我——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最亲密。也许真是这样吧。所以，如果确实如此，那是很令人伤心的。不过，这大概是真的。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初15年，我是帮了他的，他那时认为我在贡献。现在，他无疑认为那不是贡献了，我对他没有用处了，很可能他不再需要有人同他有相同的职业目标，我不知道，没办法知道（……）。长期一起工作的老夫老妻，我认识的不多，凡是我知道的，其实，女方一般不做同样的工作：男人是导演，妻子不是，也许不在电影界，如果在，也是从事制作，做文秘，做附属性质的工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天长地久。

——如果不做同样的工作，您觉得更容易吗？

艾莲娜：我认为更难，因为，不是同行往往不理解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很难融合，不过，从长远来看，这不是更好吗？

换个伴侣，在这个行业里很常见

——进入这一行的年轻一代的女性，单身的更多？

艾莲娜：40岁左右的比较年轻的女性不是这样。在我这个年龄上，那些把单身当作命运接受下来的女性，她们仍旧这么看，可是几乎是自愿单身的50岁以上的女性，她们很悲惨，这是一场灾难。她们的经历非常糟糕，她们很悲惨，不能更糟糕了，她们为了专业把一生给糟蹋了，大多如此，只为选择自由、独立和职业生涯。你只要看看，40岁一到，她们那股突然想要孩子的劲头，用什么方式都不在乎了。如果做不到，那就成了一场灾难。我认识的其他女性，40岁上下，在“正常”年龄过上了“正常”的夫妻生活，生儿育女，过了15年、18年以后仍然在一起，她们才是成功的。我认为他们彼此是忠实的。我还认为，二人必有一方支配着另一方，通常是丈夫。照实说吧，女方支配男方的很少见，如果是妻子主宰，我想她会很独立，我觉得她不会嫁人，或者过夫妻日子，但是不结婚。总而言之，你不会为了有更多自主性而嫁人呀。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夫妻，我觉得在这一行里再也找不出来了（……）。如今的夫妻生儿育女，一起过若干年，一到30几岁，40几岁，就找一个伴儿，但是不结婚，共度余生。我觉得事情更像是这样一种结果。也就是说，似乎第二个伴侣更牢靠。我丈夫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事对我来说是不同的，破裂发生得太晚了，它在我的生活里来得太晚（……）。我不代表这个行业里的常态。我认为，一般情况下，换个伴侣，对于男人来说，永远容易得多。可是对于到了一定年龄的女人来说，就不容易了（……）。不过，我对您说的这些也许有点简单化，过于简单。

我觉得上了独立自主的当

（……）除了安排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外，那时我们俩过的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自由的生活，他真的在做他想做的事，按照他要的方式，在他想做的时间去做。不过，也许他并不这么认为。

——您负责照顾孩子……

艾莲娜：是的，总之还是我。

——您不属于分担家务的那一代人吗？

艾莲娜：不是，我不是那一代人。很不幸，我认为我属于上一代，我们是遵照有些陈旧的观念被养育成人的。那种观念认为，妻子总得负起家庭职责，担负着喂饱小孩和全家、采购等职责。实际上，他是不分担家务的。不过，我想他现在会的。但是，那是我的错，我只要逼着他做就是了，可是我呢，我以为我一人做家务很正常，我其实只需要求他做就行了，也许他会做。由于他这个人对自己的职业特别感兴趣，总是工作，工作，工作，我于是给他机会，让他从这些事情上完全解放出来，100%地解放出来。看来我错了（……），也许我们俩一开始就没有明确出发点，把它说清楚，我不知道，我做不到很好地分析事情，反正我觉得他支配了我。也许，我们是从一个松松垮垮的基础上开始的。他已经走了一年半了，可我还没有把一切梳理清楚。

——具体地说，您的生活里发生了哪些变化？

艾莲娜：变化很多。事实上，我有被欺骗了的印象。情感方面，我不想多说，因为我也许会让您觉得过于多愁善感，太浪漫，所以这个不值得谈论。但是，单从社会层面讲，我要告诉您的会让您觉得比传统还传统，也许还有点不识时务，因为我有被欺骗了的印象。20多年里我们在各方面都分享了一些共同的东西，现在我落得不得不在财务方面独自承担一切，他突然一下把什么都丢给了我。一夜之间，不管是我的财务负担，还是为了女儿们，他什么都不管了。当然，他能够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独立的，我有自己的职业，自由，自立。总而言之，这恰恰是我父亲想要的，他要我自立，我要的也是自立。可是，女权主义，独立自主，我觉得我有点成了它的牺牲品，因为我能够想象，父亲那一代很多人娶了没有工作的女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永远不会嫌弃她们，这是我的想法。假如我对他说这个，他一定会发笑，说：“不，当然不，不管怎么说，我也要离开。”但是，他就是这样离开的，而且油腔滑调地告诉我：“该付的钱你付吧，我什么都不管了。”这就是说，他把一切都丢给我了（……）。离婚手续我目前还没办，还没有正式和合法地了结这件事，但是，这些负担我目前确实有，小女儿还跟我一起生活，做不了贡献，日子过得非常难，非常沉重。他知道我能够自立，所以走得更心安理得。我近年来拼命工作，他也不再有丝毫的愧疚感。

——从前你们一直能够很好地分享职业生活吗？

艾莲娜：我们一直各有各的生活，我做我自己的电影，也许是他不喜欢的电影。看过我的电影以后，我们有时会谈论一番，他会说“我这么想，那么想，你这一个不错，那一个不行，这个你本来不该弄”。但是，我认为，他那些年里确实没拿我做的片子当回事，我对他的东西也不那么欣赏（……）。我认为，我丈夫离去不只是我们夫妇生活的结束，也是他的职业生涯里的一个时刻，起了变化，转变。朝哪个方向转变？我没法告诉您，我还没有掌握足以谈论它的事实，我自己肯定不会改变，因为我没有个人野心。我的目标是继续做剪辑，这个没变，所以在工作方面没出现危机（……）。我的生活简单得多，做剪辑，孩子，加上他。他显然不是这样：对于他来说，事业成功是第一位的，然而，过去几年里出了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一代人的问题，而且，在未来几年里，它对于整整一代人会更加关键。他已经满50岁了，却未能拿出他本来希望做出的作品，这很清楚。过去这10年里他做了能够做的一切，虽然他做了一些不错的片子，可是也做了一些很平庸的玩意儿，他并非只做好东西哟。他着急了，觉得如果现在不做，就永远没机会了。我认为他有这个意识。我认为，想到这一点，他害怕了，离开这儿也是因为我，我这个人稍微简单一点，我的想法更直截了当，生活选择更明确，不妨说，更讲求所谓的道德。我愿意走直线，我大概让他感觉不舒服，因为他迷失了方向，在好几种可能性之间犹豫不定，包括彻底放弃这一行，他倒没有这么对我说过，但是跟女儿们说了，他也许心里想：我上当上了20年，路走岔了。反正，谁知道，他一定对很多事情提出了质疑。

他说：“每拍一部电影，都像重考一次高中毕业会考似的，我真的受够了”

（……）在我们这一行里，事业不一定变得越来越稳固。正如他说的，这个让他觉得不爽：“每拍一部电影，都像重考一次高中毕业会考似的，我真的受够了。”的确，你似乎每一次都得证明你依然存在，你依然是最棒的，你做了一件好东西。实际上，技术人员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做一部电影做得不好，当然会有一些负面后果，但是跟导演不同。对他来说，负面后果是了不得的，如果他每制作一个东西都得不到承认，那是了不得的事，40岁是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的年纪，如果不被公认最好，那就会被视为失败（……）。女导演也会遇到这个问题，而且更严重，因为女性做起事来会难得多。女人更难以证明自身能力。

——和女人一起工作是不是容易一些？

艾莲娜：对我来说，跟女人一起工作更困难，（……）我跟女人的关系时好时坏。（……）一个女人永远得被认可，女人和女人一起工作时，有时甚至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冲突，变得有压制性，（……）当导演的女人都很刚强，而保持女性特点的女人（……），她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女性的特点使她们备受质疑，她们制作电影的方式十分女性化，总是受指责。不然的话，女人就得愿意用男人的方式制作电影（……）。

——回到男人的职业危机的话题上，您是否认为，作为夫妇更经受得住危机？

艾莲娜：我认为有可能经受得住这种危机。问题也许在于，一起生活时你意识不到这一点，后来才会意识到（……）。

——您的那些年纪较轻的同事，她们能够把职业和家庭协调得很好吗？

艾莲娜：这个我真的说不好，我认识的年轻人不多。我认识的比我年轻的妇女都在40岁上下，孩子都10多岁了。更年轻一点的都是单身，26岁、30岁吧，她们目前仍想过单身的日子，努力在事业上取得成绩，一旦她们的事业成功有了保证，她们肯定会生儿育女。

——这样的话，她们不会给别人带来压力吗？

艾莲娜：会的，某些人会，当然会。但是，工作上的压力最大，这种职业就是如此。比方说，制作一个故事片，当你要做混合录音的时候，每天晚上得连续干好几个小时，直到九十点钟，没人会要求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女人做这个事。我之所以能够继续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尽可能把一些时间推给导演：我已经当头领了，不是助理。如果我还是助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导演责怪手下人把家庭置于工作之前，这种情形有没有？

艾莲娜：直截了当地责怪是没有的，但是会间接地责怪，这个有。（……）不用说，如果用一个助理，这个人理所当然地要花时间。

最后落得孤身一人

（……）年轻女性相信夫妻世界，只是不把赌注都押在这上面。实际上，她们认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随时会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可预测。这种想法我也有过，尽管心里想，一切尚在未定之天，可是我仍然相信它，我有一种相信它的意愿。咳，我天性如此，我愿意不顾一切地信赖它。他也一样，愿意相信它，力图去相信它，后来生活让他明白很难做到，不过，他也为生活中的这种破裂感到难受，尽管比我轻一些，也许因为他在夫妇生活里的投入比我少一些吧，我投入了20多年哟。所以，对于这种……失败，他的痛苦可能少一些。所以，他不是牺牲品，我觉得自己是牺牲品，错误地以为。我觉得我这一代人没有一个跟我相同，我这种情况很多女性能够更平静地面对。

——可是，无论如何，您的工作给家庭生活留下的时间很少，具体地说，电影剪辑在工作时间方面是怎样一种情形？

艾莲娜：时间限制比较严格。通常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这应该足够了，9小时多于8小时。让我算一算，一般来说，我大约9点钟出门，晚上7点半到家，总共是11个小时不沾家，工作9个小时。我也接过一些工作量更大的电影。还有一些女剪辑师更努力，疯了似的工作。我有一些女性朋友，工作是为了自由，她们热爱工作，做很多事，个人生活一点都没有了。由于毫无个人生活可言，她们不得不用工作填补时间。这里头有一种恶性循环：工作是因为你独自一个人挣钱，而由于工作，你独自一人，没有别人，最后你45岁仍然是独自一人，一个人工作，直到一生最后的日子。这跟我现在的情形有点像。现在，我看到自己已经不得不在工作中投入了很多，工作过，有子女，心里却想，我的未来是什么？目前，我还得继续工作，首先得有自知之明，我必须一个人生活，所以，我有点像一个独身女人，除了有过生孩子的好运气（……），这是一个不可理想化的职业，你在剪辑当中投入了大量时间，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很有温情，可是，电影一制作完，哗啦一下散伙了。电影完成后的这种分离，你必须习惯。干了30年之后，我习惯了，可是起初很难习惯，因为，真的，投入很多，太多了（……）。我做出的总结是相当负面的，就夫妻关系而言，因为，具体地说吧，夫妻关系破裂了，不过，回头看不愿意在一起的原因，不仅有个人的，也有职业上的。我发现我一直在幻想里生活（……）。我这个人介于两代人之间：既要自立又要自由，同时又感到二者没法完全兼顾，因为我还是想过传统的生活，就像我所学会的那样，就像我也许本来会喜欢的那样（……）。我没法让自己解脱出来，因此有点成了我受到的教育的牺牲品，而且我也太老了一点，你得年轻15岁才能真正有所体悟（……）。再说，每个人面对自己的想法都很孤独。幻想嫁给一个男人的事业，我完全错了，虽说有几年还真是这样，但从根本上说错了。我没有试图找到原因，那对我而言太难了。

1991年12月

注释

[1]高等电影艺术学院（L'Institut des hautesétudes cinématographiques，IDHEC）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80年代经重组更名为国立高等影音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étiers de l'Image et du Son，La Fémis）。——译者注

[2]让-路易·博里（Jean-Louis Bory，1919—1979），法国影视编剧和演员。亨利·阿热尔（Henri Agel，1911—2008），法国电影演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