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课

高莱特觉得自己近来“情况”还不错。两年前，她通过了高等教师资格会考（Agrégation），后来到莫镇初级中学教书。最近，她分到了两个班，一个毕业班，两个初三班。这正是她要求的。作为新来的代课教师，只能带别人挑剩下的班级，这些班级是最难带的，授课时段也最差。能不能带好，她现在还不敢肯定。

最初，取得硕士学位以后，高莱特未能考下中学教师资格证书（CAPES），于是决定一边当代课教师，一边继续研读。她向巴黎附近的几所学校递交了求职材料，最后被分配到博韦市（Beauvais），担任长期代课教师。薪水只比最低工资线稍高一点，可是在她看来已经“近乎神奇”，因为此前她只打过零工，现在终于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不久又有了假期。不过，她很快就尝到了“可怕”的班级的苦头。

又过了两年，她未能通过高等教师资格会考，但是考下了中学教师资格证书，选择了教书的正式职业，由亚眠（Amiens）校区董事会分配工作，这样她就不必离开大巴黎地区，还能够在同一所学校继续教一年书。她于是被分配到克雷尔（Creil）附近的一个工业区，担任一所学校的法语教师。这是个很不起眼的“草房子初中”：两栋长方形的水泥楼房，一座“预制板”房子，靠燃油炉子取暖。学生大多是移民工人的子弟，居住在住宅区或小型廉租房里。打架斗殴和语言暴力是家常便饭。虽然有一些年纪稍长的少年在“警察那儿挂过号”，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孩子，比少年罪犯更不稳定和容易冲动。这里依然维持着一定的学习秩序，而且乍看上去，共同的规章制度仍然得到遵守，至少经常得到提醒。高莱特讲述的此类普通初中全国到处都有。在某些班上，甚至在学生年龄最小的班上，也有吸毒现象。校内表面上看不到毒品交易，这让教师们大松一口气，因为吸毒过量引起的不适和丧失意识有时会引发悲剧。

她以前在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教过书，那所中学“什么问题都没有。除了由于不交作业，她连一小时的课后留校的惩罚也没有用过”。这一段正常教学的经验使得她比较放松，可是，用她的话来说，结果“被钻了空子”。从复活节假期开始，班上的新学生就察觉出她的弱点，她不得不奋战整整一年，以防出现最恶劣的失控。

她每周5天，到校18个小时。校内那些老资格、年龄大的教师和中学普通教育教师^[1]因为在当地和校内已久，跟校务部门熟稔，所以能够要求对自己来说合适的授课时段。拥有“正式教职”者可以在校区范围内调换工作，有的在一所学校只工作一年就换地方。他们年轻，往往刚考下中学教师资格证书不久，待遇没有那么优渥。高莱特一通过资格考试就搬出了学生宿舍，在巴黎第18区找了一个舒适一点的单间公寓，就在火车往来亚眠方向的巴黎北站附近。上午的火车班次很少，因此她一周4天都得搭乘早上7点1刻的火车。早上5点3刻起床，6点半出门。她在站台上会遇到其他教师，有些日子里人还不少。他们彼此遥相致意。每个人都似乎心照不宣地在陌生乘客之间找一个座位，打个盹儿，或者批改最后一批作业。火车抵达后，因为没有公交车接驳，他们就结伴搭乘出租汽车：“三个人司机还同意，第四个你就得多交点钱，那等于多载一个大号行李箱嘛。”

一到这个时刻，高莱特就感到“陷进去了”。她得思考有问题的班级，今天如何使学生保持安静。一周最长的一天里，她得上午上三个小时课，下午上两个小时课。课间她必须在教师休息室休息一会儿。房间里光线暗淡，几把模压塑料椅子，两盆绿叶植物，最重要的是那只能够带来安逸感的电咖啡壶。人们围着它取暖，一阵耳语，几番抱怨。气氛不是很和谐：一年到头，普教教师、“老教师”和年轻教师都相互暗中较劲。

这所中学孤零零地位于工业区中间，附近无咖啡馆可去，也没有地方“跑出去买点东西”。晚上，有自用轿车的教师把家住巴黎的同事载到火车站或公交汽车站。“这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能够轻松地聊聊天。”高莱特说。

她对初二那一班的学生记忆犹新，他们的年龄在14～16岁之间：“接手这个班的那天，我很不舒服……夜里没睡好，不停地琢磨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他们在椅子上坐稳。”

从走向教室的一刻起，“你就觉得完蛋了”：经过涂鸦满墙的楼梯和走廊，这里永远人来人往，人声鼎沸（一只“地道的压力锅”）。中央走廊的两侧，每一层楼都有10个教室，用齐腰的玻璃围板分隔开来。这可是个好玩的东西，因为“只要轻轻一跃，再笨的人也能跨过去，扰乱另一边的课堂”。迟到的、四下游荡的和“缺勤的”学生整天都能遇到，后者往往被叫去二楼的辅导员办公室。

在教室门口排队是第一个考验：“连这个也很难做到……30个学生有一半在排队，可是有些学生在喊别的班的朋友，也有人在卿卿我我，还有人继续一场鬼知道因为什么而起的对骂……总之是没完没了的脏话和谩骂（最常说的是‘你个狗娘养的！’）。如果楼梯上谁踩了别人的脚，就会招来一大堆脏话，对方显然认为事关面子，于是以牙还牙。”

进入教室有时得费时10分钟。他们虽然尚未落座，不过总算“进了门”。这时“有个学生进来报告一件不寻常的事，他刚才去了辅导员的办公室，因为他头一天没来上课。辅导员说的话有些他不爱听，于是气呼呼地走回教室，诉说他的怒气，其他学生都支持他”。就这样，又过去了好几分钟。

学生从来不会到齐。有的早上来，有的下午来，有的甚至连续几个星期不见踪影。学年之初，高莱特排定了一个座位表，每个学生都有了一个全年的座位。这个原则一开始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可是几个星期以后，争抢桌椅的战斗再次爆发。有几个学生在布满刻痕的木头旧课桌上到处涂鸦，班上最软弱的学生不得不凑合使用。“班上最差的学生，那个在特殊教育中心读完小学的小家伙，有一张这样的课桌（……）。他不会写字——就是这么简单，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不是用刀子，就是用他的指南针，使劲刻他的桌子。有一天，他特别高兴，因为他掏了个洞，把桌面挖通了。”最好的课桌不过是带塑料贴面的双人桌，大小可以根据学生的身材用凹槽和螺钉调节，“于是成了马戏表演……我把它给你装上，再把它给你卸掉”。椅子大多是坏的，因此，上课之前还得调换一通座位，班上地位高的学生把破损歪斜的椅子给地位低的用，“如果你是班长，头头，你就得有那么点……得有一把好椅子，一张好课桌”。

二十分钟过去，可以开始上课了。十多个学生有法语练习本，其他学生什么都没有，只见纸笔传过来递过去。阅读课文——“默读”练习——一开始只有十来个人认真做，其他人做什么的都有。然后是朗读，“他们倒是想读，可是不知道怎么读”。轮到做问答练习：“我让他们把问题和答案抄下来。为了让他们保持安静，我尽量让他们多写字，防止做口头练习时乱成一团。”这种练习锻炼记忆，要求回答有关主人公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以及有关另一个特征的问题；还有理解题、逻辑题、语法题。真正做练习的学生很少，大部分学生很快就放弃了，他们不顾呵斥，起身去看邻座在做什么。无论分数还是趣味智力或者竞争，什么都不能吸引他们参与。他们的热情在别处。“学生分成帮派，有话彼此诉说……可是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可怕的事端。也就是说，一旦涉及联合起来跟校长或辅导员作对，他们就会团结一致，可是他们也会互相抛出可怕的脏话。例如，他们把别人的成绩簿——实际上用处不大——抢过来，在上面胡写乱涂一些诋毁的话、粗野的脏话，这往往发生在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

这个年龄的中学生总是如此，放纵不羁的言辞和服饰是他们的规矩，这些规矩既是共享的，也是强制的。自由放任不仅是一种处世之道，也是一种个人的和集体的确认。今年流行宽松的运动衫和篮球鞋，鞋带却要系得松松垮垮，鞋舌得耷拉在外边。

有时候，课桌上会出现一部随身听。随后，为了要不要把它放回书包里，一场讨价还价开始了。试图没收是没有用的：“反正只会导致激烈的对抗场面，大孩子比我们还强壮，惹这个麻烦不值得，闹僵了以后只能是肢体对抗。”你得谈判，得尝试建立起权威和信任的关系，不那么确定的那一种，不过下节课还得从头来，“这种事从来不会一劳永逸”。有些日子，你最好避免转身写板书，以免背朝全班，那会给他们一个“搞你一下子”的机会。

做笔头练习的时候，她常常会在各排学生之间巡行。此时，一个“没事可干的”小头目会评论她穿的牛仔裤品牌是利百多牌还是莱瓦斯牌，问她多少钱买的，还会贴近细观她的鞋子和外套，提出老师或者他自己，发出一番奇怪的议论：“对啊，这东西我知道，我虽然不穿，可是我知道，再说，我哥哥还从舍维农成衣店偷过东西呢……”

1992年6月

注释

[1]中学普通教育教师（PEGC）属于地方教育机构，但享有全国性的公务员地位。与认证教师和取得高等教师资格的教师不同，他们通常能够教授两个不同的科目，负责为学生进行评估并提供职业规划方面的指导。——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