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理解
皮埃尔·布尔迪厄
我在这里不打算过分强调理论或方法的思考，因为那是给研究人员看的。“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相互诠释而已。”这是蒙田说过的。即使只能如此，不过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我还是不想写一篇高头讲章，专论解释学或什么“沟通活动的理想情境”。要想从一般意义上研究沟通活动的关系，我认为，最真实也最现实的办法是从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入手，重视这个特殊情形所凸显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际的，不可分割。
关于采访技巧的“方法论”文章不胜枚举，我不认为求助于它们能带来什么益处。虽然它们能够说明采访者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某个效果，可是几乎总是因小失大。因为它们往往只想模仿成熟学科的严谨性的外部标记，死抱着陈旧的方法论原则不放，例如，追求把工作程序标准化。总之，看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做的和了解的事情，这些文章都没有注意到。研究人员尊重调查对象，也很注意社会主体在日常行为中运用的策略的无穷的微妙性。
几十年中，从种族学到社会学，从所谓封闭式问卷到随兴所至的畅谈，各种形式的调研实践使我相信，这些实践在无论在科学主义往往大于科学性的方法论条例里，还是在相信心灵契合的神秘派的反科学的警示中，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表述。出于这个理由，我觉得有必要对我们在研究中运用的原则和程序试做一番说明。这些研究的成果本书已经有所展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再现产生文本的构建和理解活动。[1]
调研关系与大部分日常交流不同，因为调查以获得知识为唯一目的。无论如何进行，查访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对取得的结果产生影响（参数不同，影响也不同）。[2]不消说，科学的提问理应排除故意使用某种形式的象征性暴力，以免影响回答。然而，在这方面，也不能只相信良好的意愿，因为调研关系的结构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畸变，必须了解和把握。这只能在深思熟虑的和讲求方法的实践当中才能做到，而实践不必是某种方法或某种理论思考的实际运用。
反思性与方法同义，然而是一种基于“本行”和社会学“眼光”的反射的反思性。访谈从中展开的社会结构的作用只能靠它在引领访谈时就地感知和掌控。如果不努力了解自身的预设条件，怎么能够声称从事预设条件的研究呢？这就是说，必须反思地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去把握调查的效果，在能够把握提问的必然效果的情况下投入访谈。
实证主义幻想一种纯洁无瑕的认识论状态，它掩盖了一个事实：区别不在于此科学从事建构，彼科学不从事建构，而在于一个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这样做，另一个不仅意识到了，而且尽量全面了解和把握不可避免的建构活动及其产生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效果。
“无暴力”沟通
调研关系建立起来以后，要了解受访者的所作所为，首先就要了解无意间的冒犯对采访者的影响，而这种从来都带有任意性的冒犯正是交流活动固有的属性（主要见于自我介绍和介绍访谈的方式，是否吝惜鼓励的话语，等等）。这也意味着揭示受访者对情境、整个调研活动及其建立的特殊关系，以及调研目的的看法。它还意味着说明受访者之所以同意加入交流活动的理由与调查目的、受访者的理解和解读与采访者的构想是有差别的。事实上，采访者必须权衡这种差别的程度和性质，才能减少它造成的扭曲，或者对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那种阻止受访者说出某些话的审查机制，以及促使他强调另外一些东西的理由，至少都必须尽量理解。
调研者启动游戏，制定规则，通常不预先磋商就单方面确定采访目的和前景。可是，至少对于受访者来说，这两个东西有时并没有被解释清楚。在各种资本构成的等级体系中，尤其在文化资本方面，这种不对称性每每因采访者的社会地位高于受访者而加倍地不对称。每一场采访都建立起一个语言商品和象征性商品的市场，根据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客观关系的不同——换言之，根据双方拥有的各种资本，尤其是语言资本的不同——这个市场的结构也不一样。
鉴于调研关系有这两个固有的特点，我们千方百计地掌控其影响（但不自诩完全消除），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尽可能减少调研关系中的象征性暴力。为此，我们试着建立起一种积极的、有条不紊的倾听的关系，它既不像无方向的谈话那样完全自由放任，也不像问卷调查那样引导话题。在实际访谈中，保持这个貌似矛盾的立场并不容易。它实际上结合着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采访者任由受访者支配，完全依从后者的特殊的生活史——通过有节制的模仿，还可能接受对方的用语、观点、情感和思想；二是在了解整个社会群体的客观命运的基础上，讲究方法的建构活动。
要使调研关系尽可能接近这个理想的限度，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在互动当中，一如任何“好的”调查人员都会自发地做到的那样，只顾及那些可以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掌控的因素，特别是语言风格的运用和一切用于鼓励对方合作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符号，是不够的，因为只有当受访者把访谈当成自己的事，而且成为访谈的主体的时候，他才会做出实实在在的回答。在某些场合下，还得对这种关系的结构本身采取行动（进而对语言和象征手段的市场的结构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对于受访者和采访者的选择采取行动。
强人所难
有时候，我们会惊讶于受访者竟会友善地回答一些愚蠢的、武断的或者不着边际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在民意调查中往往“在监督下”提出的问题。不过，只要从事一次采访，就能意识到，困难在于既要持续专注于话语内容（不仅是词语本身），又得提前想到哪些问题能够被“自然地”顺着话题提出，同时还得守住某种理论“思路”。这就意味着，无人能够免于“冒犯效应”的影响。造成这种效应的要么是一些自我中心的天真的问题，要么干脆是不经意的提问。更重要的是，如此追问下的回答反过来可能影响分析者自己，因为分析者在解读时总是可能把一个自己在不经意之间制造的假象当真。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一位冶金工人告诉采访者，自己如何幸运地一辈子没离开同一个车间；采访者尽管既体贴又细心，却紧接着问他“就个人而言”是否“准备离开隆维”。片刻的惊讶之后，他得到一个礼貌的回答——仓促的采访者和民意调查机构会把它解读为一种默认：“眼下吗［惊讶的口气］？干吗要走呢？离开……我看不出有什么用……不，我不觉得我会离开隆维……从来没这么想过……特别是我老婆还在工作。这也许是个障碍……可是，离开隆维……我不知道，也许，为什么不呢？总有一天……谁知道呢？可是我还没想过，没入过脑子，何况我还留在这儿没走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呢［笑］？我不知道，你永远不敢说……”
因此，我们决定让采访者在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人当中自行挑选受访者。社会邻近性和熟悉程度实际上满足了“无暴力”沟通的两个主要条件。因为，一方面，当访问者与受访者在社会意义上十分接近时，就为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可互换性提供了一种保证，使之免于将主观推理化为客观原因，也使以往做出的选择能够摆脱分析所揭示的客观决定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形下，双方能够在有关沟通的内容和形式的预设条件方面迅速取得一致，这种一致性在一切与语言符号相协调的非语言符号的经过调节的释放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地释放很难做到）不再得到确认。非语言符号表明哪一部分话语应获解读，以及说话者是如何解读它的。[3]
但是，满足熟悉程度的最佳条件的社会类别是有限的（即使由于地位相似，社会学者与某些受访群体——如法官和社会教育工作者——之间有实在的类似性）。为了尽量扩大这个范围，我们本来也可以像早先所做的那样，采取一些不同的策略，如角色扮演，也就是拼凑起一位有特定社会地位的受访者的身份，假装买东西或者打听消息（主要通过打电话）。此时，为了使采访者多样化，我们有步骤地采用了威廉·拉勃夫在哈莱姆区调查黑人语言时所用的办法。为了消除正经八百的语言引起的冒犯效应，拉勃夫请一些黑人青年实行语言调查。同样，对于那些因熟识而能够接近我们希望接触的受访人群的人，我们尽可能通过培训把调查技巧教给他们，从而消除导致调研关系走样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一个青年物理学家采访另一个青年物理学家（或一个演员采访另一个演员，一个失业工人采访另一个失业工人，等等）的时候，对于后者的可起解释作用的知与行的主要特点，采访者有近乎全面的了解，而且由于熟稔，二人是紧密联系的。他提出的问题基于一种客观上与受访者一致的心态。即便有对象化倾向，那些最突兀的问题也不会带有威胁性或者攻击性，因为受访者明白，采访者与之共享一种使他说出重要东西的心态；同样道理，双方也共享泄露可能导致的风险。任何一个采访者都不应该忘记，将受访者对象化等于自我对象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整某些问题，从使用对象化的代词“您”转而使用无人称集合代词“人们”，旋即转用“咱们”，采访者清楚地表明自己加入了对象化的进程：“换句话说，您的整个学习过程，人们的整个学习过程，最终使得咱们热爱理论。”无疑，受访者的社会比邻性能够解释几乎所有在这个位置上的研究人员都承认的不适感：他们都有体会，有时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有时从分析一个特定的时刻开始。的确，在任何情况下，提问都十分自然地成为针对双方的社会分析，分析者同样接受质疑，丝毫不逊于被提问者。
但是，这种与拉勃夫运用的策略做出的类比并非完美。因为简单地搜集尽可能少受文化不对称影响的“自然话语”是不够的，还必须科学地构建这些话语，使之能够为其本身的解读提供必要的元素。这就显然提高了对非专业调查人员的要求。虽然为了汇集他们所掌握的有关受访者的所有信息，我们跟他们每个人都预先谈过话，也一道大致确定了采访策略，可是，仍然有不少在这些条件下完成的调查未能在本书发表，因为它们提供的社会语言学数据太少，连解读这些调查本身都不够。[4]
除开这种社会学者能够找到某种替身的情形，还有一些能够使他克服一部分社会距离的调研关系，熟人关系能够使他与受访者之间亲近和开诚布公，有利于进行基于各种次要的利害关系的坦率交谈。此类关系正是善意理解的保证：例如，亲戚关系和童年友情，或按照一些女性调研者的说法，女人之间的同情心。这些都多次帮助我们克服了社会地位差异的障碍，特别是对于高人一等的畏惧。这种畏惧很常见，甚至十分普遍。社会学者如果被视为居高临下，往往会加剧其对被对象化的担忧。
一场思想活动
不过，为了缩短社会距离，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程序和招数都是有限的。访谈笔录虽然无法显示口语的快慢缓急，但是只要连着阅读几篇访谈就能看出，受访者远离心照不宣的采访要求的零碎话语与按照预设的要求调整过（有时会调整过度）的话语之间的不同。
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消除或搁置社会距离带来的不对称性的社会效应，我们就只能期待通过不断建构获取一些尽可能少受采访情境影响的回答。看起来矛盾的是，这种建构工作做得越好，越是带有“自然的”话语交流的一切迹象（指日常生活里的家常话），就越显得无斧凿之嫌。
采访者如果能够通过讲话的语气，尤其是提问的内容，向社会距离与之最远的受访者表明，自己并不是在矫揉造作地消除这种距离（与看不出个人观点的民粹派不同），而是设身处地为受访者着想，就能够使对方感到，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完全是正当和合理的。
考虑受访者的社会地位，设身处地，以此为出发点提问，以理解对方必然所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站到他的立场上［即弗朗西斯·蓬热[5]所说的“事物的立场”］，这样做并不是现象学家所说的“将自己投射为他人”，而是做到从总体上和源流上理解对方是什么人，这种理解基于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受访者由之产生的社会环境：既要把握影响他所隶属的整个社会类别（中学生、技术工人、法官等等）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机制，也要把握与他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和特殊轨迹相关的心态和社会环境（二者不可分割）的调整过程。与狄尔泰[6]的旧区分相反，我们要说，理解和解释是一个整体。
这种理解不单单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它贯穿于既明白易懂又令人安心地介绍、延邀访谈以及引导谈话的方式当中，从而使受访者感到访谈本身和（尤其是）摆出的议题都有意义。议题及其呼唤的答复都得自一幅对于受访者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塑造他的条件的经过核查的图景。也就是说，只有对于受访者有深入的了解，采访者才可能有机会跟受访者平起平坐。获得这种知识有时候要耗费毕生的研究，有时候得事先与受访者或报告人晤谈。这里发表的访谈录大多只是很长的一系列交流的一个片断——当然是受重视的片断。跟缺少专门知识的采访者匆忙完成的调查的那些有限的、任意的和随机进行的会面相比，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这种信息只表现为否定性的，特别是它能够启迪谨慎而殷切的态度——受访者能否信任你和加入访谈取决于此——以及提问不为难对方或者偏离议题，采访者据此也能够不断地随时提出恰当的问题。也就是说，凭借对于受访者的生成方式的本能的和临时的理解而做出的名副其实的设问，能够鼓励受访者更充分地揭示自己。[7]
无论事先了解多么深入，如果缺少日常生活里少有的对他人的关心和忍让豁达，就依然达不到对受访者的真正的理解，尽管这种了解能够为熟悉的实际知识带来某种理论对等物。实际上，相比那些有关日常困苦的多少俗套化了的说法，我们对于这些困苦的关注跟引出此类说法的问候语“您近来可好？”一样，大多也是空洞的俗套。通过各种知觉范畴，有关遗产继承和邻里冲突、学业困境和职场倾轧，我们知道的故事不在少数。这些知觉范畴把个别变成普遍，把个人悲剧变成社会杂闻，似乎可以大大节省思考、兴致、感受，简言之，节省理解。即使动员起一切资源——从职业敏感到个人的恻隐之心——我们仍然很难摆脱似曾相识或似曾听闻的幻觉导致的注意力松懈，无法进入每一个生命的故事，也无法从单一性和一般性两方面去理解生活中的悲剧。心不在焉和习以为常的即时的一知半解会破坏我们为打破陈词滥调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些陈词滥调，而且用它们来谈论生活中的细琐难题和大灾大难。不定人称代词“人们”（on）在哲学上受谴责，在文学上被摈弃，它适用于任何人；而“我”要求最普通的单一性——我们认为指我们自己。相形之下，“人们”因手段极“不可靠”，它要表达的东西无疑最难听明白。
抵制对象化
不可仅凭反思性就认为社会学家能够完全掌握调研关系的所有效果，这些效果永远是极为复杂的和多样的。尤其是受访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对这些效果加以利用，以便给访谈的情境定下调子，使一场交流变得对他们有利，因为交流的要点恰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希望展示给别人和自己的自身形象。正如调查的目的所提示的那样，在这种情境下，在说出自己的生活“怎么不对劲儿”的同时，他们就把自己置于一切负面推定前。只要不照搬政治、法律、心理学、文学所提供的合法说法来表达合理的不幸，他们就只能忍受针对痛苦和不幸的一切负面推定。换句话说，在多次访谈（特别是与国民阵线成员进行的访谈）当中，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造成强烈的审查效应，使用录音机使之更甚：它无疑使得受访者没有说出某些见解（除非是顺口说出或口误）。有一些谈话带有许多受访者尽力把握情境的制约的迹象，以显示他们能够主导自己的对象化进程，并且为自己掌握设计调查时所包含的反思的观点。
因此，抵制对象化的最微妙的方式之一便是，受访者利用与采访者的较近的社会距离，无意识多于有意识地通过表面上投入游戏和摆出一副自我分析的样子——并非总是自觉地——竭力自我保护。然而，这些外表距离参与的对象化过程远之又远，因为参与意味着采访者协助受访者通过痛苦而有益的努力，揭示后者的想法和行为当中难以明言和承认的决定性的社会因素。虚假地迎合的对象化过程则不同，这种半遮半掩其实更加令人困惑：虽然能够带来清晰明白的快感，却无法质疑任何重要的东西。
此处仅举一例：“有那么一种苦恼，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把自己往哪儿摆（……），不知道我在社会上身属何处……也许这跟承认别人有点关系（……）。我意识到，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别人也许对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一点令人十分烦恼。对我来说，同时拥有好几个不同的社会身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我做不到坦然处之，尤其当事关别人怎么看待你的时候。”
这些说法给表面上的供称披上了一件解释的外衣，有时候会诱发从中认出自己的采访者的精神自恋，因为用来建构它们的思想工具和表达形式都很接近他自己的。这种精神自恋或者与民粹主义的惊喜相结合，或者隐藏在后者当中。
例如，一位移民的女儿相当轻松地提到她的分裂的生活之苦。采访者从她的说法里能够看出一些失衡的体验，然而她设法使采访者忘记了她提出的经过精心修饰的生活观的核心，即她正在从事的文学研究，从而使她能够让对方感到双重满意：既有一套跟采访者对社会底层的看法尽可能相近的说法，也从形式上抹去了一切跟社会文化差异相关的障碍。我们把问题和答复完整地引用如下：
采访者——你来法国以后才有所意识，可是意识到了什么？
受访者——意识到真实，即对我来说，世界上的事物从此变得清晰起来。我亲身经历了父母的离异。母亲对我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从我在那边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时期开始，其实是跟我母亲和她的家庭（在摩洛哥，母亲离异后留下没走）一起生活，直到在这里我才终于发现了我父亲。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生活。即使他跟母亲结了婚，他的社会生活也是在这里（法国）过的，所以他俩分多聚少，我们很少见到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第一次真正发现的人（……）。自从我们一起生活，他才进入我的生活。所以，对这个方面有所意识，离异显得重要了。我意识到，我有个父亲，一个从来没有一起生活过的父亲。（……）还有，意识到还有另一种风景。时间空间完全不同（……），要知道，你是从父亲过渡到母亲了。这个也让人有点兴奋不已，在某种意义上，可是现实情况是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也使以往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所以，风景不一样，人不一样，时间空间也不一样了。对于我来说，我从这个时期开始，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相当含糊不清的时期，两个世界之间得搭起一座桥，两个我觉得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多少停留在这儿，滞留在这种不同当中，它远比父母离异更厉害。
她稍后又说：“我好像任何事情都放不下。现在的问题是我应该留在这里面，还是想法子彻底摆脱？坦白地说，我不相信我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永远停留在半路上。是的，我确实对非黑即白不感兴趣。我的心愿是留住这股新鲜空气，这个中间位置。这些我说不清。”
我们看到，对话变成了自白，受访者自问自答，话说得很多，一口气答完。这就迫使采访者接受她的话题（采访者显然求之不得），甚至讲话的风格（“你是不是觉得在这儿失去了根基？”“你最不满意的是什么？”）。事实上，除非跟她打算描绘的自画像有关，一切涉及人生经历的客观事实的问题都被她排除了。
这种交流关系的双方都有点自欺欺人，因为采访者对于受访者的证言的“真实性”深信不疑，自以为发现了一通原始的、内容丰富和原汁原味的话语，是别人听不到或者诱发不出来的（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某些农民和工人的话语也能产生类似的诱惑）。受访者则装作采访所期待的女性移民的角色，虽然无需公开要求，但她确信自己的谈吐的文学色彩得到了承认。也就是说，她的话忠实地同时见证了一个分裂的内心世界和一种利用语言风格自保的努力。[8]
因此，尽管可能会使顽固的方法论者和灵感丰富的解释学家大为震惊，我还是要说，访谈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思想活动，旨在通过忘掉自我，真正达到改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的目的。[9]与人为善的态度意味着把受访者的问题当成自己的，也是一种依照这些问题的独特的必然性，实事求是地加以把握和理解的能力，这是一种知性的爱，一种赞许必然性的眼光，一如“对上帝的知性的爱”，也就是爱自然秩序，斯宾诺莎认为它是知识的最高形式。
无疑，访谈的“最佳条件”的中心内容仍然无人注意。采访者为它提供一种完全特殊的沟通情境，摆脱一切羁绊，尤其是制约着大多数日常交流的时间羁绊，促使或允许它有权选择在表达苦恼、缺失或要求的过程中发现的不同途径，从而为一套不寻常的话语的出现创造条件。这种话语可能从来不会被说出，然而就在那里静候实现的条件。[10]有些受访者，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者，虽然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可资利用的情境的全部信号（这种可利用性无疑要求比简单的换位思考更多的东西），但看起来却把它当成了一个少有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做出见证，发出声音，把个人经验变为公众经验。这也是一个在最完整的意义上自我辩解的机会，也就是说，一个营造有关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个人观点的机会，既可以说明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出发点，也可以显示出他们是可以理喻、言之有理的——首先是出于自身的需要。[11]有时候，不仅不当采访者的工具，他们甚至会以某种方式在言辞之疏密和语气之缓急方面引领谈话；例如，他们经常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找到了某种慰藉甚至成就感，从而感受表达的愉悦。
我们就此可以谈谈什么是提示下的和陪伴的自我分析：我们不只一次地感到，受访者会借访谈之机审视自己，在我们的提问或建议（永远是敞开的和多重性的，往往只是静等）的提示和引导下，他们做出既沉重又使之感到欣慰的澄清，有时还会声情并茂地说出一些保留或压抑已久的体验。
现实的建构活动
采访者预先做好功课，态度亲和，受访者也有所期待，双方的配合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尽管人们有时会有神奇的感觉。真正的实事求是意味着进行建构活动，它基于切实地把握社会逻辑。事实就是依照这种逻辑形成的。以看起来很平常的三个女中学生的谈话为例，若想真正听懂她们在说什么，就得避免像许多“录音机社会调查”那样，把三个活生生的人简化为三个名字，而是从言谈话语里读取其求学轨迹与教育制度之间的现在的和过去的客观关系，进而看到教育制度的整个结构和历史。关于社会人的独特性的人格论观点是幼稚的，与之相反，只有把局部互动当中的随机的说法的内在结构揭示出来，才能把握构成每一个女孩的特异之处的要素，及其行动和反应的特殊的复杂性。
从这个意义[12]上理解，话语分析不仅能够看到话语互动作为市场的随机性结构，也能看出把它组织起来的隐性结构，即以上那个例子中的女孩子们所处的社会空间的结构，以及她们所经历的不同轨迹所在的学校空间的结构。这些轨迹虽然属于过去，可是继续指导着她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学业，甚至对于她们自己的独特的看法。[13]
因此，与那种以为取消了观察者便能够做到不偏不倚的幻觉相反，必须承认，尽管看似矛盾，但所谓“自发性”只能通过建构才会有，然而这是一种务实的建构。为了使它能够得到理解，或至少使人感觉到，我想举出一件轶事来说明，只有凭借对于现实的先期知识做出建构，研究工作才能够揭示它打算记载的现实。我们在调查住房问题期间，为了避免人们偏爱的涉及购买和租赁的不现实的抽象问题，我决定请受访者谈谈他们先后住过的地方、曾经遇到的居住条件、导致他们选择或离开的理由和原因、他们对这些住处做出的改动等等。在我们看来，如此设计的采访进行得极为“自然”，受访者出乎意料地坦言相告。可是，很久以后，我在地铁里完全偶然地听到了两位40岁上下的妇女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人不久前搬进了新居，正在述说她先后住过的地方的故事。另一方看起来完全遵循那些我们给自己定下的访谈规则。我把事后凭记忆随即记录下来的对白抄在下面：
——我这是第一次搬进新公寓。真不赖……
——我在巴黎的头一个住处在布朗西翁大街上，房子很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翻修过，全都一塌糊涂，都得重来。还有，天花板怎么弄也弄不干净，全是黑乎乎的。
——是啊，那真是个大活儿。
——从前，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连水也没有。带着两个孩子，能有一间浴室，真是不可思议。
——我父母那儿也是一样。不过，我们倒没有弄得那么脏。话是这么说，有比没有还是要方便多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搬到克雷代伊（Créteil）去了，那栋公寓挺现代化，不过也有十几年了……
故事照这样继续下去，十分自然，其中穿插着干预性词语，要么以肯定或疑问语气重复一下前一个句子，简单地予以“确认接收”，要么表明对某个观点的兴趣或认可（“这可不容易，站着工作了一整天……”或者“我父母那儿也是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加入交谈，而且借此也能促使对方参与。采访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了不偏不倚而排除一切个人介入，这种访谈有别于日常交谈和我们所实践的访谈。
这种催生的办法跟把议题强加于人有云泥之别，后者正是许多幻想能够“不偏不倚”的民意调查的方法。强人所难和人为拼凑的问题制造出大量被认为是照实记录的人工制品——何况是从受访者那儿榨取出自电视台的意见的电视采访。[14]第一条区别是在了解所谓“公众舆论”实为变动不居的基础上具备防范意识：深层次的心态会有各种表达形式，这一点从预先准备好的答案（封闭式问卷的预定答案，或者现成的政治语言）和相对不同的说法里便可看出。这就意味着，把话题强加给对方最方便易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更“自然”的做法。举几个例证：民意调查以一无所知的天真面目出现，频繁地绑架公众舆论（从而理直气壮地当作煽情蛊惑的工具）；更常见的是，各怀不同信念的鼓动家总是匆忙肯定一些显而易见的期待，尽管人们并非总有办法确定什么是自己的真实需求。[15]强加于人的意见一经发表就会得到巩固，同时被赋予一种社会存在。因此，在“不偏不倚”的幌子下，强人所难的危害更大，因为出版物造成一种民意调查机构已被认可的假象，使之显得更为可信和可靠。
可以看到，由于严谨的知识几乎总是意味着与广为接受的信念——即通常所说的常识——发生多少引人注目的决裂，而且显得立足于某种有待证实的理由或者立场，从而强化了学术的经验主义的表现方式。事实上，人们之所以会犯错误，恰恰是由于袖手旁观，避免做出任何干预和建构，因为这样就大大方便了前期建构和自动生效的社会机制——后者甚至影响到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构思和拟定问题，界定代码的种类，等等）。只有积极地揭示常识所蕴含的预设条件，才能抵制谈话双方始终得面对的所有那些社会现实的表现方式。我在这里特指新闻界的表现方式——文字的，尤其是电视的。它们有时作为现成说法被硬塞给弱势群体，以解释后者的亲身经验。
社会主体并非天生就拥有一门有关自己所是与所为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并不一定清楚他们的不满或烦恼的根源。况且，尽管无意掩盖什么，那些最自然的宣称要表达的意思可能跟字面迥异。社会学确信（这一点有别于民意调查之类无学者参加的学术研究），从提问阶段开始，就必须掌握能够挑战谈话双方的全部预建构（pré-constructions）和预设条件的办法。建立调研关系往往全靠谈话双方在潜意识里就这些东西达成默契。[16]
社会学同样确信，一些最自发的，因而看起来也最真实的意见可以满足调查机构的行事仓促的调研员及其委托方，但这些意见的背后却是一种心理分析学所阐明的逻辑关系。例如，在没有跟移民直接打过交道的农民和小店主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针对外国人的先入为主的敌视。与基于理解的解读方式相反，这种敌视以一种置换的形式，为这些收入堪比无产者的有产者的矛盾及其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认为后者必须对无法接受的再分配方式负责——提供了一条出路。看到这一层，我们就能超越这种敌视的阴暗和荒谬的外表。只有努力发掘埋藏在这些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以扭曲的形式呈现的不快和不满的真实基础才会进入意识，即明确的话语。他们虽然对这些东西有亲身体验，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也比谁都清楚。
社会学者犹如接生婆，能够协助他们做这个工作，但是必须深入了解使之成为今日之所是的生存条件和调研关系——包括自己在这种关系当中的位置和基本构想——可能造成的社会效果。不过，作为研究意图的一部分，发现真相的愿望如果不以“工艺”的形式实现，仍然不会有任何实际效用，因为“工艺”是体现所有前期研究的产品，与抽象的和纯智能的知识无关。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求真的习性”（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说的hexis tou alètheuein）。在采访中的节点，无论是自荐策略，还是恰当的答辩，抑或是表示赞同或者适时提问，等等，它随时都能够现场发挥作用，从而有助于受访者道出真相——另一个更好的说法是，靠道出真相求得解脱。[17]
写作的风险
在对录制的访谈进行建构时，这种构想仍然继续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较快地分析一下誊写和分析的程序。实际上，显而易见，即使逐字逐句地照抄原话（简单的标点符号，例如一个逗号往哪里摆，能够决定一句话的完整意义）也是一种移译，甚至可是说是一种解读。何况我们这里要提出一种誊写方式：跟话语“不言自明”的自发论的幻觉相反，这种誊写方式有意识地运用写作语用学（特别是把从采访录里直接提取的词语当作文章标题或副标题），以便引导读者注意一些因不经意或粗心而未能察觉的相关的社会学特征。
誊写员写出的访谈记录在两个方面受到制约，而且二者往往很难调和：一个是忠实性，即把采访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不光是录音磁带实录的内容，还要求还原话语中一切被书写过程和作为苍白无力的一般工具的标点符号所剥夺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赋予话语真正的意义和机趣。另一个是可读性，这种制约随着有不同期待和能力的潜在读者而变化，它意味着不可能出版一篇语音誊录，配上必要的脚注，以还原一切在从口到笔的过程中丢失的东西，包括声音、念法（尤其是有社会寓意的语音变体）、语调、节奏（每一场访谈都有跟阅读不同的特殊节奏）、手势和各种肢体方面的语言等等。[18]
因此，誊写必定意味着书写，也就是重写。[19]一如戏剧是从笔语到口语，由于介质改变，从口语到笔语要求作出一些不拘泥于原话的处理，这大概才能做到真正的忠实。通俗文学的一些著名的二律背反提醒我们，真切地传达话语并不是向不熟悉它的人“原封不动”地传达，原话里有犹豫和重复，有用手势打断或者接续的语句、眼神、慨叹、惊呼，也有大段的离题话，还有一些誊写时不得不放弃的含糊说法和具体的参指，例如某个市镇、工厂、家庭的特定历史事件（如果采访者认识受访者，比较熟悉他所熟悉的总体环境，后者会比较主动地提及这些情形）。
看似矛盾的是，有时候，出于对受访者的尊重，我们不得不从文本里去掉一些附加的成分、意思不清的语句、连接词，以及填充成分（“是啊”“哦”等等）。这些冗词赘语即便能够赋予口语某种特殊色彩，起到某种重要的沟通作用（防止述说因换气而中断，或者征求采访者对某一观点的支持），也会模糊誊写文本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听到过原话的人甚至根本读不下去。出于同样的道理，凡是可以纳入介绍性文字的纯信息性话语（社会出身、学业、职业等），我们都从誊写稿中自行剔除了。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用别的词替换任何一个词，也没有改变提问和访谈的展开顺序，而且凡遇中断之处都明确地标出。
通过举例、具体化和象征手段等，访谈的誊写文本有时带有强烈的戏剧性，有一种类似文学篇章的情感力量，从而产生一种昭然若揭的效果。这一点在那些境遇与受访者相似的读者那里尤其明显。一如先知的演讲里运用的比喻，这些文本比复杂抽象的观念分析更简明易懂，包括通过一些貌似特殊的表述活动的特点（语调、发音等），使得研究工作所力图揭示的客观结构更为显豁。[20]它们触动和感动读者，拨动他们的情愫，然而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耸人听闻；它们促使有思想、有观察的对话逐步展开，而思想和观察往往恰是理解的先决条件。
不过，情感力量的反面是歧义，甚至是象征效果混乱。我们能做到既转达种族主义言论，使之得到理解，又不使种族主义变得合理合法吗？怎样做到公正地转达一种见解，但不接受和赞许其推理？再者，就更一般的情形而言，如何提到一个低级女职员的发型而不引起阶级歧视？如何既不表示赞同，又能够转达它不可避免地留给熟悉传统审美观的人的印象，即使这是她的绕不开的客观真相的一部分？
可见，分析者的介入活动既会带来困扰，又是必然的。这些话语如邦弗尼斯特[21]所说，处于一个“多少有意地影响对话者的实用主义的局面”。分析者既然负责将其公之于众，就不仅是象征效果的传达者，更不得不听任每一位读者自由地解读，即读者必然对读物进行的自发的，甚至是肆意妄为的构建活动。这种游戏用于未形成文字的访谈尤其危险，因为无法预先防范人们忧虑或排斥的解读。用于那些不用书面语讲话的人的话语时，他们很可能得不到大多数哪怕是善意的读者的好感。正如所谓通俗文学，只有有学养的人才能看出其“纯朴”或“笨拙”的特点。
出于避免限制读者自由的顾虑而采取放任态度，无异于忘记，无论你做什么，任何阅读都要受一些解读模式的制约，至少是在其引导下进行的。例如，我们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未受过专门训练的读者把阅读受访者的证言当成倾听友人心声或关于第三者的说辞（或闲话）。这是一个自我证实和区别于他者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确认共同的价值观，对某种道德共识做出判断、谴责和重申的机会。出版这一特殊的政治行为将一些平时没有进入——总之从未以此种形式进入——公众领域的东西公之于众，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被扭曲的，完全丧失了本身的意义。
因此，刊行访谈录时，利用标题和副标题，特别是访谈录的导言进行干预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导言要为读者提供完整阅读的工具，体现产生文本的立场。吃透每一份证言独有的必要性要求持续的和包容的关注，通常我们把它留给伟大的文学和哲学文本，但是也可以通过某种解释学立场的民主化，将其赋予日常遭遇的一般记叙。福楼拜告诉我们，要学会用通常看待君士坦丁堡的眼光看待小村伊沃托[22]。我们可以学着例如把对于有关身世悬殊的联姻的文学叙事的重视和兴趣同样赋予女教师和邮局员工的婚姻，像接受某种高雅诗歌或哲学的阅读传统那样接受钢铁工人的话语。[23]
因此，对于读者即将开始的阅读，我们一直尽力把理解话语的工具交给他们，以凸显受访者的生存意义及其必然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帮助读者找到产生受访者的所有看法的那个社会空间中的点，一个使得受访者的特殊的世界观变得不言而喻、必然如此和理所当然的点。
不过，一个公众作家不得不对向他们表明的心迹做出评论，这对于写作活动无疑是最危险的。由于必须不断努力自觉地把握写作的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把握隔开二者的距离，他必须力争保持“历史表述”的客观性。在邦弗尼斯特看来，这样做能够把事实在无叙述者介入的条件下客观化，同时避免临床病例记录的冷漠感。他一方面要为客观地看待受访者提供所需的所有要素，另一方面要调动一切语言资源（如自由的间接引语，或者福楼拜喜用的“貌似”如何如何），以避免与对象拉开的距离过大，因为那会把他置于被告席上，甚至是耻辱柱上。同时，所有这些都最决然地要求不可（也是“似乎”的另一个功能）不适当地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自我，因为，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后者依然是一个对象。滥用会导致采访者把自己当成受访者的世界观的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牢牢把握观点才能有严谨性。这种把握自始至终体现在写作的每一个细节上（例如，说“她的学校”如何，而不说“学校”如何，便可表明这所学校发生的事情是从受访者的角度，而非分析者的角度叙述的）。此类细节如果没有被忽略，就很可能显得只是一种考究的文笔或者报道语体，其实它们恰恰体现出罗兰·巴尔特所说的“个人的声音”和“科学的声音”的不同，以及拒绝在二者之间下意识地移动。[24]
社会学者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观点其实是针对某一观点的观点。要表达对象的观点，而且通过使之回归社会空间，实事求是地构建它，就必须以这个极个别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特有的）观点作为出发点，只有设身处地才能（从思想上）把握所有可能有的观点。社会学者虽然无法推卸地处在一个被社会指定的位置上，但只有将自身对象化，才能设身处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想（这个对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一个自我）和采纳后者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此时才能够理解，假如处于他们的地位，自己无疑会跟他们一样，也会像他们那样思考。
讯问[25]
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我们下面要对几场行政调查做出分析。这种调查在好几个方面很有意思。首先，除非特别警觉，它会引发所有严重影响调研关系的效果，反之也可以使人懂得，为了在访谈过程中消除这些效果而必须付出的努力有多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约翰·冈柏兹（John Gumperz）所说：“尽管表面上显得平等、互惠和友善，但参加者的角色即发言权和有问必答的义务，都是事先规定的，至少是一种强大的制约力的对象。”[26]对话双方拥有的经济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是极不平等的。如果说，这种不平等本身固有的象征性暴力可以表现得全无节制，那是因为负责进行访谈者感到肩负着国家交予和授权的职责，而国家合法地垄断着象征性暴力，访谈者本人也是这样为人所知和承认的。例如，一位被追问健康状况的妇女惊讶地给出了一个堪称卡夫卡式的回答：“连这个他们也要问啊。”意思是女采访员不过是某种在别处被设计好的意图的工具，这种意图即来自“上层”的意图。
为了评估施行了三年的失业补助金政策（RMI），法国政府研究与科技部要求某一调研部门（请谅解此处不提名称）对几场采访的录音做出分析。这番分析使我们看到了官方讯问与其他形式的政府讯问——以警方审问和司法问询为甚——之间的殊异，以及推而广之，官方讯问与一切普通的官方调查之间的共同点。[27]跟司法调查和特别是警方调查不同，官方讯问虽然以科研的面目出现（和进行），可是行政调查有被严格界定的官方目的，从头至尾在规范性意图的指导下进行。此外，调查的时间（全国就业补助评估委员会须向政府总理提交报告的当年）、实施地点（市镇政府或负责就业合同的社区社会行动中心）、问卷的内容和形式、每一场讯问往往由两名采访员不停歇地提出多达300个问题，这些都促使受访者感到必须证明自己领取失业补助金的合法性［如同其他人在申请补助、培训班或住房的时候，必须证明自己具备“求职者”“走投无路（fin de droits）的失业者”“无资质青年”“单身家长”或“无家可归者”的行政身份］。
轮番提出肤浅或可笑的问题（当然与受访者的处境和所忧所虑相关：“您最喜欢的娱乐是什么？”），用轻松的口气提出陷阱问题（“那是一个公开的工作吗？”“您整天忙些什么？”）或者语带嘲讽（“您瞧，看来您并没有生病呀……”），这些都会使访谈有时候带有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暴力，尤其当抱有善意的施行者拥有科研和道德的双重合法性时，这种暴力就更显得全然清白无辜。
在某种意义上，调研关系的结构包含着大量预设条件。因为，正像此处这样，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存在社会资源和地位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使得官方讯问的内在不对称性近于完满。在实力差距之下，采访者不必考虑自己提出的问题受访者是否也会有。那些涉及制度的问题仅对资助调查的机构才有意义。
这种将议题强加于人的做法无疑掩盖着这种交流活动的基本设定，其根据是被普遍化的官僚机构的特殊需要。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讯问依照怀疑的逻辑展开，它将受访者当成藏匿不报者、潜在的造假者，必须诱其上钩。除了就业补助的领取者如何得知有钱可领、他们如何看待法律、派发就业补助的家庭预算的项目等问题以外，还有很多问题要提出，目的是发现他们是否有隐瞒未报的收入、是否有其他经济来源、是否真像他或她（因为这个问题往往向妇女提出）所说过着单身生活、申请就业补助是否仅为领取社会保险。由于不能排除作弊之嫌，采访者还会问到受访者是否参加选举，而且紧跟着表示同情的一句修正：“我们可没问你投谁的票啊！”
这里分析的三个案例之一，是一位50多岁的妇女。她在儿子20多岁去世后离开了从事手工艺的丈夫，而且从未有过工薪工作的经历。第二个案例是一位59岁的小商贩，在平民区经营一家酒馆，后来身体出了毛病，没法站立工作了。第三个案例是一位青年搬运工，曾经当过学徒。母亲去世后，当守门人的祖母把他带大。讯问达到了审讯式的凶暴程度。这些震惊得不知所措的人难以被归入标准问卷预想的类别，因为标准问卷是为整齐划一的回答设计的，涵盖不了导致申请最低补助的各种具体情况。惊讶的表示、矜持的责备和恩赐态度——怜悯无疑是其最高表现形式——都体现着一些预设条件或者偏见，也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启动了一整套设定：有关什么是家庭的“适当”结构，有关应该与之有什么样的关系，有关“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才会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
那位丧子和离异的妇女说，她放弃了一份一个月的工作，因为她希望陪陪不久前产子的上中学的女儿，此时她被告知：“您做母亲的本能真强大！”可是她另外又受到了采访者的责备，角色在后者眼中似乎颠倒了：“怎么会呢，您女儿做饭会溢锅！”对于这样一位家庭妇女和单身母亲，采访者竟会提出这样的论文题目：“在您看来，什么是单身生活？”“看着女儿长大，这对您十分重要吗？”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下面这道虚假的分析题？这个涉及童年回忆的问题被生硬地提出来，全然不顾受访者并不情愿揭示内心世界和痛苦的记忆。例如，一位年轻的家庭主妇这样回答：“都是很遥远的事（……）我记不清了。”小时候，她被从一家换到另一家，不认识自己的生身父母。另一些受访者干脆以沉默回应，例如那位搬运工人：
采访者——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童年？
受访者——［沉默。］
采访者——您对这一段生活有什么样的记忆？
受访者——［沉默。］
采访者——您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受访者——记得。
采访者——那您是不愿意谈喽？……也好。
采访者并非完全是故意冷嘲热讽，但受制于自身的阶级立场，身处一种既帮助又监视的关系当中，既保持家长式的态势，又满腹狐疑。如果系统地分析一份更全面的资料，无疑将证实调研队伍在性别、年龄、社会出身和专业地位等方面的构成情形会直接影响素材的采集和诠释。例如，对于什么是适合“贫穷”家庭的住房，采访者所处的社会阶层自有心照不宣的定义，她只会以此为参照对家境如此的受访者的住房做出假设：“这个很贵呀！我原来以为您住在……（犹豫片刻）一套一居室或者两居室呢！”受访者意识到，必须做出解释才能开脱自己：跟从前的两居室相比，多亏有住房补贴，她同女儿和孙子目前居住的四居室才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同样，采访者讯问那位住在正在改造的街区里的小商贩：“知道要拆掉这件事以后，您是怎么看的？……房子很快就……（自我纠正）是一栋房子吧，也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独栋房，还是一套公寓？（……）那个房子属于您父母，还是属于……？（……）都是一回事，从哪一年开始？”这位采访者不经意地流露了对适当的就业率的看法，因为她对数字表示惊讶：“这么说，有个时期，你们六口人挤在这个房子里？”接着，她高声历数：“两个小孩，父母和亲戚……好吧。现在您父母住在……？”（沉默。他们已经去世。）她一边接着计算，一边下了结论，似乎对空间变大感到释怀：“所以说，你们现在两个人住？”
整个讯问过程靠行动哲学支撑，促使调研者在一些意图和理由当中寻找能够解释一切社会主体——他们被认为也能把握自身命运——的一切行为的原则，而且默认就业补助领取者应该对自己的穷困处境负责。语言暴力此时无疑达到了顶点。每当受访者提到丢掉工作、与配偶分居、辍学、健康状况、失业时，一句“为什么？”令人觉得受访者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例如，采访者询问一位12岁就辍学的妇女“出于什么理由这样做”，甚至明确地追问：“那是因为您自己愿意还是不得不如此？”言外之意，每个人都能够和应该主导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生活。
采访者2——［重申问题］您出于什么理由不在酒馆干了？
采访者1——生病……
受访者——因为我干不下去了。
采访者2——也就是说，出于健康原因。
［受访者补充道，他“干过20年邮政工作，后来不干了”。］
采访者1——所以说，不干这个工作，真的是因为您太太？
受访者——是的。
采访者1——不然的话，您还是会干下去？
受访者——那我就退休……不是，不完全是。
采访者2——［糊涂了］不干哪一个工作？
受访者——邮政工作呀。
采访者2——您是因为太太才不干了？为什么，她不……？
受访者——［不得不重复］她得了抑郁症，工作干不下去了，于是就……
采访者2——［重复］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受访者——财会。
采访者1——于是您就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受访者——正是……
采访者1——那以后，她就满意了？
受访者——您是指我太太？
采访者1——酒馆？
受访者——不，不，可是总之……她习惯了。［沉默］我也是。
采访者1——是啊，都会改变的，对吧。
受访者——当然。
采访者1——您进入邮政局之前，打过别的零工吗？
受访者——干过！先是当理发师。理发师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采访者1——［欣赏的口气］您的经历真不简单！［提高声音］您有专科技能证书吗？
受访者——有。
采访者1——那么您从事过……？
受访者——时间不长，因为挣钱太少，只干了4年。那时候，当理发师糊口都困难。
采访者1——是吗？
采访者2——那是什么时期？哪一年？
受访者——1945年……［想了想］1945年到1949年。
采访者1——您从理发师的职业得到了什么教训？最早，后来从这个职业……？
受访者——有时候，你学了一门手艺，后来发现没什么大用处。这要看是什么职业，我从来没想过当理发师。
采访者2——是吗？那您为什么要干这一行？
受访者——因为……我想当修船木工。那个时期，那个医生，幸亏他死了，他觉得我胆子太小。我那时确实胆子小。
采访者1——［嘲讽的口吻］您现在可不像胆子小的人，您改过来了……
受访者——正是这样，那时候，要当木工年纪太小。我看什么都觉得很大，很了不起……然后呢……后来有人建议我……而且得有工作才行啊。战后那个时期，生活不容易。
追问受访者“为什么”，这是要求对方思考其行为的意图，使之为某种局面负责（甚至要他本人承认），这一局面被视为是本人自愿的，至少是被动地自愿的，同时显示自己没有“把握”它的能力。例如，一个小商贩的妻子兼当小酒馆的会计，负责行政报表，采访者却讽刺她连是否填写过报表和签署过“就业合同”（“那是天书”）也不清楚，因此必须提醒她。
采访者1——您是什么时候领到补助金的？
受访者——两三个月以后吧，我觉得，我也不很清楚。因为，首先，这种事不归我管，我老婆管报表。
采访者1——嗯，她管这个。那么您是从1月份开始领的，还是说……？
受访者——不不，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我不管这个事。
采访者1——您不知道吗？［责备的口气］那么您知道有权领多少吗？
受访者——2 300法郎吧……［沉默］也许还有点零碎钱。
［…………］
采访者1——［就业合同］您知不知道自己签过字？
受访者——不知道。
采访者2——无论如何，您是就业补助的申请人、领取人呀，要么就……是您，没错吧？
受访者——是我。
采访者2——那么签字的必定是您了，通常都是如此。
受访者——我记不清了。
采访者1——那是拿一份工作交换的，这么说，您能想起来了吧？
结构性失调导致明显的误解。例如，采访者没听见年轻搬运工12岁丧母，而且比亲戚关系本身更担心保持关系正常，居然问他是否仍跟母亲见面，当搬运工因惊讶而沉默下来时，采访者脱口而出：“哎呀，对不起。”年轻人说过，他跟父亲不见面，采访者居然以为在国外生活的父亲已经去世。与此相同，小商贩有一个成年的孩子常住家中，采访者问及子女时的口气却如同谈起无可置疑的事实：“他们不跟您一起生活，是这样吧？”小商贩被弄糊涂了，回答说：“不，不，我儿子……他来家。”“住在家里？还是说，只是来看看？”“他回家，这么说吧，他住在我这儿。”
有时候，甚至基于时间（和金钱）支配的生活经验的绝对明证会导致与鄙视相连的误解。例如，掺杂着辛酸和羞惭，搬运工讲到他如何在地下劳务市场遇上了一个不付工钱的老板，“上过当”。对此，采访者却问他是否正常地拿到过工钱……片刻之后，小伙子说在职业介绍所什么工作也没找到，采访者此时却轻率地问道：“您去职业介绍所干吗？”一位家庭佣工羞于说明自己的职业，此时两种生活命运的整个差距、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以保护者自居的采访者、其居高临下的态度，都反映在下面这句话里，口吻戏谑：“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反正，只要是当母亲的都清楚那是什么工作。”
两场讯问[28]
此处我们只留取两个较长的段落，它们集中反映了行政调查的所有观念模式。失业补助金的领取人被要求甚至被迫交代收入来源、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家史、私生活，他们要么用简短回应、寡言少语或沉默来抗拒，要么——就那些最顽固者而言——就用各种办法说明自己的穷困处境，其中最常见的是向社会工作者求助的言辞。
怀疑
受访者局促不安地解释了自己的坎坷命运：儿子二十几岁殁于癌症，之后自己患上抑郁症，与当工匠的丈夫分居，目前跟上高中的女儿一起生活，女儿不久前生了孩子（她是抱着孙子来的，谈话时把奶嘴塞进婴儿口中）。看来命途多舛使她感到有几分尴尬，讲话的口吻是自嘲的，提到另一个问题时还笑了起来：她的健康因这些事件而每况愈下。
采访者只顾达到自己的目的，屡屡有失分寸，竭力核实对方在什么时间看过病，以便监控为了领取失业补助金所保障的社会保险、就业补助的申请有没有在治疗的时刻发放。受访者说到抑郁症、尝试心理分析、免疫系统的病症时主动提供的信息，采访者都未予理会，只顾展开问卷当中有关医疗的部分。
采访者——您主动去看过心理分析师吗？
受访者——看过。
采访者——您一直在接受分析，还是说……
受访者——没有（……），我接受过两个月的分析。
采访者——那是在分居之后吧？
受访者——不是，这跟它没有任何关系……也有，整个乱套了。我儿子去世，分居，女儿的情况，出了好多事。好多事。好多。
采访者——您从这里头得到了一点什么……看来这些事对您不无帮助，还是说……？
受访者——我想也许吧，我在儿子身上花了两年时间，才把该做的事做完。这件事我本来要花点时间的，花时间做完一些事，我本来一个人就能做到。我本来应该自己去弄那个心理分析的，可是，身上有个去不掉的毛病……
采访者——是吗？您患上……
受访者——是的，有一个……［尴尬地笑］健康问题，这就又添了一件事。所以，事情挺紧迫，得有人给我……别人来帮帮我，我说出来了……所以帮了我的忙（……）。
采访者——既然您说身体有毛病，那我们就谈谈您的健康状况。您这个病有多久了？
受访者——唉，这个，从1982年起［叹气］……1982年做了检查，因为我那时候有过敏的毛病，皮癣，还有荨麻疹，所以就，到了1986年，做了全面检查，大夫说：“太太啊，您对什么都过敏，所以嘛，您就吃这个药就行了。”
采访者——那是什么，抗过敏药？
受访者——不是，不是……
采访者——您不是对什么都过敏吗？
受访者——是啊，对什么都过敏。后来，有一天，我也想，我说，事情就是这样：艾里克一死，把大家都搞乱了，也许灾难、病痛一下子都冒出来了。自从我弄懂这个的那天开始，一点一点地，身上就好多了。
采访者——确实，您自己分析了自己。
受访者——是的，可是我费了很长时间才这么做。可是，我还是弄不懂。自从我跟我丈夫出了问题以后，唉，那些问题……又一次，问题又来了。不过那次要严重得多。后来就发现是免疫系统的事，我有一个自身免疫的问题。
采访者——您接着治疗了吗？
受访者——治了。
采访者——您定期去看……
受访者——每个月都去。我一直在用可的松。多久了（今天几号？现在是10月），已经8个月了。
采访者——领取失业补助金是否有助于您申请社会保险？
受访者——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个事。
采访者——我不是警察，我寻找这里头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永远不让您的名字出现在什么地方。我呢，我尽量只从经历方面思考，为什么这个事更多地跟社会保险相关，而不是跟住房相关。
受访者——不是这样。我申请就业补助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调查。我要说的是，连生了什么病都还没发现，没有这方面的动作。4月份才出了这个事，4月里。所以，因为我从1月份就享受这个了，所以我要说，根本不是这个让我去……这个事，我也得承认，既然现在都是……
采访者——治疗费用高吗？
受访者——治疗不贵，检查贵。
采访者——就是说，医院给您检查了……
受访者——那些检查里头，有血小板检查，总之两个月里头，每两三天一次，稳定一些以后，检查就少一些，后来是每个礼拜去一次，再后来两个礼拜一次，现在是每三个礼拜检查一次。正常情况下，治疗快结束了（……）。可是，还得检查眼睛，因为用一种药的关系。现在我用可的松了（……），还有住院治疗（……）。开始的时候大夫让我住院，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后来他们觉得是一种病毒，后来又说是别的东西，再后来我就又住院了，因为血小板太低（……），就是这样。
采访者——呃，在这件事上，这个最后变成社会保险的就业补助，您能说点什么吗？
受访者——我想说，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采访者——是啊，这个关系到财务和及时的帮扶，还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对吧？
受访者——这个真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我想说，目前虽说是这么个状况，可是这对我是雪中送炭啊，让我少伤一点脑筋，实在是一桩大伤脑筋的事（……）。
采访者——［回到调查问卷］目前您的状况如何？您睡觉睡得好吗？
受访者——不好［笑，提高声音，表惊讶，强调“这个”一词］他们连这个都要问？
采访者——是的……您夜里会醒吗？
受访者——那是一定的［笑］！我有失眠症。
采访者——用得着安眠药吗？
受访者——不用，实在睡不着就吃点［镇静药］。
采访者——您还有欲望的，对吧？快感，欲望。没有吗？
受访者——［笑］没有了。
采访者——什么欲望都没有？有没有阴暗的想法？
受访者——没有……呃，对了，有的时候会，可是不那么……
采访者——时不时地？
受访者——时不时地有。
采访者——您有注意力难以集中的问题吗？
受访者——有的。
采访者——有一点还是很严重？还是说，一点问题也没有？
受访者——有一点点。
采访者——记忆力减退呢？
受访者——这个跟年龄有关系！
采访者——呼吸方面的症状？呼吸沉重，压抑感之类……？
受访者——这个当然……可都是这个病自带的，而且郁闷一来才会有。就是这样。
常识的法庭
两位采访者一位年轻，一位年纪稍长，嗓音尖细，面对一位面带病容、接近退休年龄的小商贩。他在经历过一次手术后放弃了自己的生意。他声音疲惫，松懈。
如果情境不像这样令人难过（这从面谈一开始就能看出来，受访的小商贩说，作为失业补助金领取者，他感到“害臊”：“工作了一辈子……最后落到这一步……唉！”），人们会相信这是一场故意安排的喜剧彩排。很多问题提过两次，第一次由年轻的采访者提出（采访者1），第二次由到场的调查活动的地方负责人提出（采访者2）。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惊讶表示，一样的评论，最后是一样的互不理解。只是到了最后，老人才抱怨被迫“展示了履历”。
［…………］
采访者1——就业补助这个事，您是怎么知道的？听别人说起的吗？
受访者——东听听，西听听就知道了，也有了解这个事的必要，对吧？
采访者1——是的。您是如何着手的？怎么才……？
受访者——我在职业所登过记，我也……
采访者1——职业所，［随即开始打官腔］就是说……您去过全国职业介绍所了？
受访者——去过，登了记，不过没申请工作。我这个年纪……
采访者1——先生，您今年多大了？
受访者——我很快就60岁了。8月份我就满60岁了。现在59岁。
采访者1——您去全国职业介绍所登了记，您那时做什么工作？
受访者——我从前是小商贩。
采访者1——做什么生意？
受访者——有个酒馆。
采访者1——我们待会儿再谈职业经验［问卷内容］。所以，您去过全国职业介绍所，您没有……权利了，什么权利也没有了，而且在那里……跟您谈过就业补助的事吧？一位全国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对吧？
受访者——是的。
采访者1——您亲自去的？
受访者——是的。
采访者1——她给您提出了……什么建议？
受访者——［沉默］她说我有权申请什么东西。完了。
采访者1——第一笔补助金寄到家以后，您有什么感受？
受访者——［低声］我觉得害臊。
采访者1——为什么？
受访者——工作了一辈子……［声音更低，喘口气］最后落到这一步……唉！
采访者1——［惊讶］工作了一辈子，最后什么权利都没有吗？
受访者——有是有，可是一年以后，我就得退休了。
采访者1——是这样！那么，您现在的处境是临时的了……
受访者——正是。
采访者——您是什么时候歇工的？
受访者——1989年年底。1989年11月，11月底。
采访者1——您那时候……
受访者——生病了。
采访者1——您生病了？
受访者——腿疼，非做手术不可。
采访者1——等一下。［问卷上］有一个部分是关于健康状况的，我直接跳到那儿去。那么您的腿有什么毛病？
受访者——一个……静脉曲张，血液流通方面的毛病。
采访者1——您在酒馆一直是站立工作的吧？
受访者——正是这样。
采访者1——您做过手术？
受访者——做过。
采访者1——什么时候？
受访者——［喘口气］4月底，我记得是4月28日，记不太清了。
采访者1——您于是卧床休养？
受访者——是的。
采访者1——卧床了多久？
受访者——十多天……我记得是十多天。
采访者1——您那时候就决定不干了吗？您的决定是在手术之后做出的……
受访者——不是这样，甚至在这之前就决定了，因为我干不下去了。
采访者1——之前已经歇工很久了吗？
受访者——不是，可是我已经不干了，干不下去了。这一下子，我老天，大夫给我做了手术，可是……不错，好了一点，可是不比当年了，不是30岁那时候啦。
采访者1——［轻松的闲聊口气］您签署过就业合同吗？
受访者——您的意思是……？那些词儿对我来说，都是天书。我从来不管文字的事……不知情，对这一类的事完全不知情。
采访者1——您太太管这些事……
受访者——她是我的秘书［笑］。
采访者1——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让您本人签过字，签字的意思是，作为就业补助的交换条件，政府要求签字者再就业，也就是……
受访者——没有，没有。
采访者1——您没签过字？
受访者——没有，我觉得没签过。想不起来了。
采访者1——您怎么看这条法律？
受访者——挺好的呀，可是……是挺好的。
［…………］
采访者1——［提高声音］好了，我们现在不说您的工作了，您最后一个职业是经营酒馆，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做这一行的？
受访者——从1974年起，1974年。
采访者1——您那时买下（……）盘下这家酒馆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您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
受访者——这个么，挺奇怪的。我老婆是会计，她有过……那时候她有抑郁症，得换个工作才行。干什么好呢？我那时候在邮政局，我就辞了职。我俩买下了这个生意。经过就是这样。
采访者1——您在邮政局做什么工作？
受访者——我是搞照相制版的。从前我一直搞排版，后来转到照相制版去了，印制和发行城区地图。
采访者1——呃，知道了，您从前是……
采访者2——嗨！您好！先生，您好。
采访者1——这位女士负责这次调研。
采访者2——我不知道你们已经开始谈了……也不休息休息……
采访者1——我们刚刚开始。这位先生有个酒馆，他不久以前不干了，等着退休……
受访者——得等一年。
采访者2——您的酒馆在什么地方？
［受访者语气显得疲惫，提到他工作过的街区的名字，已经介绍过的酒馆所在地。］
采访者1——您上学一直上到多大年纪？
受访者——上到14岁。
［…………］
采访者1——那么您是后来拿到专科技能证书的了？
受访者——是后来拿的。
采访者1——您是在16岁取得证书的？
受访者——16岁半，16岁半拿到了专科技能证书。
采访者1——上学上得还好吧？
受访者——这个嘛，我上学上得不多，那时候有战争啊，我……怎么说呢……撤退了。也就是说，三年半到四年里没学上……
采访者2——战争期间您在哪儿？
受访者——在比利牛斯山里。
采访者2——比利牛斯山？一家人都在山里……
受访者——不，我一个人。
采访者1——就一个人？
采访者2——是在一个学校里吗……？
受访者——是个农场。
［…………］
采访者2——……为什么让您撤退呢？
受访者——因为我害怕。警报一响，我就晕菜。
采访者2——是您父母做出的决定吧？
受访者——不是，应该是大夫决定的，我那个不正常。
采访者1——您在农场里干农活吗？
受访者——干，再说我也挺喜欢。
采访者2——既然您喜欢干农活，一定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吧？
受访者——是，也不是，挺凄惨的。
［…………］
采访者1——所以说，学校是个很好的理由……您十多岁就离开了学校，是吧？您离开了……？
受访者——离开得正是时候，我离开学校的那个时候最重要。
［…………］
采访者1——好。那份再就业合同，这位先生并没有签署，我觉得，总之……［解释］他太太给他当秘书。
受访者——我太太打理一切，文字的事我从来不管。
采访者1——［就业合同］您知不知道自己签过字？
受访者——不知道。
采访者2——无论如何，您是就业补助的申请人，领取人呀，要么就……是您，没错吧？
受访者——是我。
采访者2——那么签字的必定是您，通常都是如此。
受访者——我记不清了。
采访者1——那是拿一份工作交换的，这么说，您能想起来了吧？
采访者2——或者参加一个培训班。
受访者——我没上过培训班呀。
采访者1——有人跟您提过这个事吗，培训班的事？
受访者——没有。倒是有一些年轻人等着去培训班……我可不去……
采访者1——［翻阅卷宗，回到前面的话题］4年理发师，然后进了邮政局，或者……？
受访者——不是直接去的，那阵子我东干点，西干点，总得工作不是？后来进了邮政局。
采访者1——您有一段时间没工作，有自己的理发店，不是吗……？
受访者——不是，不是的。
采访者1——那么是在一家理发店上班……
受访者——是工人，工人……
采访者1——工人，是啊，可是您中断过，打过零工，干过小零活……
受访者——从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我一直在工作，对。哪儿有钱可挣我去哪儿，就是这样。
采访者2——这样一来，您离退休还有多远？
受访者——还有10个月［沉默］。
采访者2——那么这段时间您做什么？打打零工……是吧？
受访者——不，不，我还是出去，去我妹妹家，她买了房子，我整理她的花园，找事情做，就是这样。
采访者2——［转为令人放心的语气，以便使对方不感拘束地谈劳务黑市］我们跟社会扶助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来不是为了……您很清楚，我们可不是……
受访者——是的，跟我解释过了，这位女士［采访者1］跟我解释过。
采访者2——……是为了……如果你干点零活，可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从研究方面了解打零工占多大比重，所以您尽管说，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
受访者——没有，没有黑市交易。
采访者2——不对呀，您可能会……您是……看起来您身体也不错……
受访者——我的腿不好，已经治不好了。
采访者1——您不是去料理花园吗？［似乎在谈论一种不当行为。］
受访者——料理花园……这个由我管，是真的。
采访者2——怎么管呢？您整天忙些什么，还是说……除了来见我们以外，可是您并不常来啊……！
受访者——弄弄花园，看看书，我还……走路，这是必须的，我得走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对吧？
采访者2——房子是您父母的吗……？
受访者——是他们的。
采访者2——如今很少有人仍然……
受访者——再说，我们的房子很快就要拆了，得迁到200米以外的地方去。这事倒不亏，只是有一点……（……）
采访者2——知道要拆掉这件事以后，您是怎么看的？［顿了一下，接着说］房子很快就……
受访者——我们一年前就知道了。我那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不舒服。现在呢，说到底，我觉得挺高兴，要住新房子了。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是粗制滥造的。
采访者2——知道要拆掉您父母的房子，既然是家传的房产，您认为这件事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受访者——没有，没有［长时间沉默］。
采访者1——是一栋房子吧，也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独栋房，还是一套公寓？
受访者——都不是，是一间铺面房，跟人家共用一堵墙。
采访者1——您的父母跟您住在一起吗……？
受访者——我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采访者1——真的啊？
受访者——我结了婚以后就回家住了。
采访者1——住得下吗？
受访者——住得下。
采访者2——您就没有……您有孩子吗？
受访者——有。女儿37岁，儿子36岁。
采访者2——［口气肯定］我想，他们不跟您一起生活，是这样吧？
受访者——不，不，我儿子……他来家。
采访者2——住在家里？还是说，只是来看看？
受访者——他回家，这么说吧，他住在我这儿。
采访者1——您的儿子有工作吗？
受访者——有，在邮政局。
采访者1——呃，在邮政局工作……［沉默］女儿呢？
受访者——我女儿不工作。
采访者1——她结婚了吗？
受访者——不不，她现在有工作，有工作。她正在办离婚，她……
采访者2——［笑起来］这个算不上工作……！
受访者——不，她是有工作的，在那个什么……中学，中学……就在通道那边，那边不是有个中学吗？
采访者1——呃，在中学，当监理员还是……？
受访者——是的，我也不清楚，她教孩子们……［重复］她教……我的天！那个词我说不出来……！教他们用电脑。
采访者1——［表示惊讶］是吗？那么她是电脑专家啊？
受访者——是的，她学过一个什么……水平不是很高的那种，我想，她上过培训班……
采访者1——［惊讶的口气］真的呀！（……）
受访者——我儿子也是……不在家，可是反正差不多。
采访者2——就像常言说的，他［一字一顿］过的是同居的日子。
受访者——对，是同居。
采访者2——［笑］就像技术官僚们所说的那样。
采访者1——那个房子属于您父母，还是属于……？
受访者——不，属于廉租房管理局。是的……
采访者1——都是一回事，从哪一年开始？
受访者——从1930年起，我是1931年出生的。
采访者1——这么说，有个时期，你们六口人挤在这个房子里？
受访者——是的。
采访者1——两个小孩，父母和亲戚……好吧。现在您父母住在……？
受访者——［沉默］都去世了。
采访者1——所以说，你们现在两个人住？
受访者——两个人。
采访者1——有好几个……。房子有多大？
受访者——三间卧室（……）。
采访者1——好。舒适的设备房子都有吧？
受访者——现在不行了，房子太旧……再说，我什么都不干了，我曾经想换换地毯，可是爬不了梯子，我们就随它去了，反正就是一年，我们就这么住着吧。
采访者1——还有，您的童年是怎么过的？您留在……
受访者——过得很好。
采访者1——所以您留下来了……您有兄弟姐妹吗？
受访者——有。
采访者1——几个？
受访者——五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两个已经去世，两个年长的都去世了。
采访者1——去世的时候他们都还小吗？小孩还是……？
受访者——不不，一个44岁去世，一个50岁……
采访者1——嗯，所以您这是六口之家。
受访者——我是男孩当中的老幺。
采访者1——你们都住在这个房子里……
受访者——是的，太狭小了。
采访者1——［与采访者2齐声说］那确实是太小了点。
采访者2——这个我同意……本来应该……。可是你们也过来了……
受访者——过来了。
采访者2——［抚慰地］人们都说没有地方，可是那个时代，一定有好多人这么生活……
［…………］
采访者1——［口气严肃］您小时候，有没有一件特别的事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您是否还记得某一件特别突出的事情？
受访者——战争呗……就是战争。
采访者2——这倒是个要紧的因素。
采访者1——战争，你昏过去……
受访者——是啊，可是这算不了什么。我哥哥被递解出境，出过好几件事，可是……［表示不愿意再谈这个］都是很遥远的事（……），已经不再去想它了。
采访者2——被递解出境的是那个44岁去世的兄长吗？
受访者——是的，他死于心脏病。
采访者2——是不是因为……？
受访者——不，不是从那儿来的。
采访者2——［怜悯口气］不是说这个，是因为被递解的人毕竟一切都被剥夺了。
受访者——是的，不过他的死倒不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他的心脏就有病。
采访者2——呃，那倒是改善不了什么［沉默］。
受访者——对他倒是一件好事。
采访者1——您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您的家庭、父母，您父母那时做什么工作，您父亲是……
受访者——我父亲在港口工作。母亲守在家里，我只知道她在家里。
采访者1——在港口做什么工作？
受访者——当领班。
采访者1——你们那时有……嗯……经济上还过得去吧？
受访者——还行，还行。当然，日子并不富裕，可是该有的都有。
采访者1——全家和睦吗？
受访者——非常和睦［沉默］。
采访者1——那时在家里能见到哥哥姐姐们吧？
受访者——能。
采访者1——经常见吗？
受访者——是的，我们经常见面。
采访者1——您在家里接待他们，去他们那里看他们，还是……？
受访者——我去他们家，我家房子条件不好，我就不在家里接待他们了。总之我们经常见面。
采访者1——那您是去他们家喽？好，您经常到街区外面去吗？
受访者——不常出去。这么说吧，我们过得像老年人。
采访者1——您多长时间出一趟门，一个礼拜一次？
受访者——不出去了，我们不出去了。看戏和见朋友什么的，咳，没有。从来没有。
采访者1——［虚情假意地］您最喜欢的娱乐是什么？
受访者——钓鱼，钓鱼和打猎，还有足球。现在我只看着别人玩。
［…………］
采访者1——您从来没跟社会工作者打过交道吗？
受访者——从来没有过。
采访者1——您家里没有人出过什么问题吗？
采访者2——就是当您不得不申请就业补助的那个时期？
受访者——我本来不会提出申请。就连有就业补助这回事，我都不知道。
采访者1——是职业介绍所，是在那里有人告诉您的，对吧？
受访者——应该是在那儿。
采访者2——那么是他们给您建议的，对吧？
受访者——对。
采访者2——［虚情假意地］您填写过经济来源情况的报表吗？
受访者——填过，反正我没有经济来源。
采访者2——您从什么时候起陷入这种处境？
受访者——从去年11月起。
采访者2——［重提已经问过的问题］那么，您为什么开那家酒馆呢……酒馆是您最后一个职业吗？
受访者——是的，是的。
采访者2——出于什么理由……？
受访者——因为我不能工作了。
采访者2——嗯，出于健康原因。
［受访者谈出售酒馆的经过，不太顺利的经过，因为酒馆位于平民区，采访者将其与市内的酒馆进行比较。］
采访者1——您认识的人很多……您就没有听人讲过就业补助的事吗？
受访者——没有，再说我也不谈论这个。
采访者1——您不谈论这个吗？
受访者——提都不提，是的。
采访者2——就业补助和有关这个事的法律，您怎么看？
受访者——很好啊，可是本来不应该有。
采访者2——您的意思是……？
受访者——我也不知道。让人觉得，我是说我本人，觉得很不舒服。
采访者2——可是这个很重要啊，您不是跟我们说……有那么一点……
受访者——可是我有点害臊，这个我刚才说过了。有的人，享受这个好多年了……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很好，帮助他们……［似乎在自言自语］。可是，如果没有工作，那年轻人也制造不出工作机会呀……
采访者2——有点害臊，为什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受访者——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本来不应该需要它。
采访者2——您认为，既然工作了一辈子，就……
受访者——是的，正是这样。讲述一生和同伴……不，这个我不同意。
采访者2——［感到气愤］不是这样，您不是非说不可呀！
受访者——那好吧，那我就说说……
采访者2——可以说，我们跟地方的就业补助发放中心有点脱节。
受访者——不光是这里，处处都如此，你得展示自己的履历。
采访者2——［语气疲惫］是的，处处都是如此，无论社会工作者，还是职业介绍所，到处都这么要求……
受访者——对！
采访者2——……非得展示……这个惹您生气……
受访者——很不高兴！连来这里都……
采访者2——那么我们双倍地感谢您……［笑］因为您来这里就是帮我们的忙……
采访者1——特别是有些先生根本就不来赴约。
受访者——是吗？有这回事？
采访者1——女士们来的很多，先生们总有别的事要做，或者……我不知道。
受访者——您听好，假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会来的。是我太太她……
采访者1——我们又不吃人［笑］！
受访者——这个我同意，可是，说到底……还是有点别扭。
采访者2——［和蔼地］您知道，我理解，您确实感觉有点别扭……
受访者——反正人都有点自尊心。
采访者1——没错，我理解您感到别扭，我们知道得很清楚……
受访者——这对您没任何影响。这一点我同意，当然了。
采访者1——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搜集的资料越多就越……再说，这也是一种接触嘛。
受访者——这个当然，我懂。
采访者2——也许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材料。就像这位女士［采访者1］一定跟您解释过的那样，我们的目的是……
受访者——说过。
采访者2——［终于找出一个理由］您参加了科学研究。这个您明白吗［大笑］？
受访者——那很好啊，我派上点用场了。
采访者2——［笑］链条上的一个小环节嘛。
受访者——小小的环节。
采访者2——不，大链条都是用小环节组成的（……）。另外，您是不是觉得每次都得重复一遍，让您觉得很不舒服……
受访者——没错，正是如此！
采访者1——重复一遍自己的一生经历，对吧？
受访者——是的，是的……令人很不愉快。
注释
[1]在各次工作会议中，我阐述了从我自己和我的合作者（特别是罗兹妮·克里斯坦、伊薇特·戴索、米歇尔·皮亚鲁、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多年来的经验中得出的研究目标和（临时的）面谈原则。每次我们都仔细考虑了如何根据潜在的受访者的社会特点选择主题和面谈形式。在许多情况下，聆听或阅读第一次面试都会引出（有关事实的或诠释的）新的问题，需要第二次面试。接下来，在我的法兰西公学1991—1992年的研讨会上，我们定期讨论了采访者在面谈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难点和教益。在不断对比这些经验和参与者的反思的过程中，通过明确和逐步排定施行步骤，一点点形成了方法。
[2]所谓量化方法（如问卷调查）与定性方法（如采访）之间的传统对立掩盖了二者都基于社会互动这个共同点，而社会互动则是在社会结构的制约下完成的。两种方法各自的支持者的共同点是忘记了这些社会结构。再如，种族方法论者的主观主义看法便忽视了客观结构不仅对于他们所记录和分析的互动（如医生和护士之间），而且对于他们自己跟接受观察和问讯者之间的活动都会产生的影响。
[3]谢格洛夫（E．A．Schegloff）把这些反馈符号叫作“回应记号”，如“是啊”“是吗”“当然”“哦”，以及表示认可的点头、目光、微笑和一切收到信息的表示，所有那些表达兴趣、赞同、鼓励或认可的肢体的或语言的符号，都是延续良好交流的条件（以至于往往一次分神或目光游离便足以使受访者感到不自在并使他失掉话语的线索）。只要运用适当，这些信号都能证明采访者在思想和情感方面的投入。
[4]导致不足的原因之一无疑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完全相同，以至于除了不言自明的东西（例如，一个演员对另一个演员说话的时候可以略去戏剧体裁或导演的等级之分，以及戏剧领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种种结构性对立），受访者什么都能说（如个人看法和历史文件）。因此，调查工作处于两个无疑从未完全达到的极端之间：或者采访者和受访者完全重合，什么都不必说出，因为什么都不成为问题，一切都不言而喻；或者完全不同，因此理解和信任变得全无可能。
[5]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1899—1988），法国诗人。——译者注
[6]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译者注
[7]跟别处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最典型的失误的例子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失误的主因都是潜意识或者无知。重自身实效的采访的某些优点必然无人注意，因为它们主要表现在一些缺失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在下文做出分析的官方采访很有意思（见原书第1425页），因为采访者此时因自己的制度偏见和伦理信条而画地为牢，用“妥当”与否测度受访者的行为。此类采访引起的问题很多，尤其是仅凭事先的了解，排斥被视为与妥当的看法或受访者的行动哲学不相容的看法。
[8]这是一种你来我往的确认身份的游戏，调研关系的逻辑无疑为之提供了一个极佳的领域。这种逻辑的用武之地不只是我们被迫放弃发表一些（为数不少的）“搞砸了”的采访。我可以举出一些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的作品，比如尼娜·布拉维（Nina Bouraoui）最近出版的小说《遭禁的偷窥女》（La voyeuse interdite，Paris，Gallimard，1990），以及在更普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文学的某些新形式，这些作品既绕开了真正的社会学见证的要求，也绕开了真正的文学作品的要求，因为它们虽然看起来结合了两者，却都有一个盲区，即自己的观点。不过，在我看来，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说《小世界》（Small World，New York，Warner Books，1984，trad．française，Un tout petit monde，Paris，Rivages，1991）。这部小说是一个神秘的去神秘化过程，把阿谀奉承的一切陈腐的表现方式尽收囊中。表面清醒，实为自恋，正是大学教授们喜用的表现自己及其世界的方式。在大学和跟学术界沾边的圈子里，它合乎逻辑地大行其道。
[9]这里不妨举出爱比克泰德或者马可·奥勒留所说的态度，即善意地欢迎一切与全人类大业和自然界有关的事物（乐见新意）。［爱比克泰德（Epictetus，55—135）是古罗马时期新斯多噶派哲学家。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gustus，121—180）的统治时期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他也是著名的斯多噶派思想家，著有《沉思录》。——译者注］
[10]“苏格拉底式”的工作有助于诠释，它旨在推荐而非强迫性地提出一些建议，有时明确说出（“您该不是想说……吧？”），用于为受访者在寻找话题、踌躇或物色适当词语方面提供多种开放式的延续途径。
[11]我自己多次看到，受访者带着明显的满足感，再三重复能够说明他们自己——即他们的地位——的字眼或语句（例如，说到一个受访者在工作单位的等级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我用过“保险丝”一词，其蕴含的意义可以形象地说明他承受的巨大压力）。
[12]也就是说，这跟把控制对话方式当作研究对象时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后者如开启和结束对话的策略，至于参加者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则另当别论。
[13]此处我本来还可以举出对一位中学生的采访。在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所说的意义上，这个移民的儿子能够证明教育制度转型造成在体制内遭排斥者大量增加；如果沿用古德曼的说法，在有关这个方面的分析文章当中，他可被称为新一代中学生的一件完美的“样品”。（见本书第735页“当年的好日子”部分。——译者注）
[14]这里有必要提到我早前发表的较为全面的分析（notamment，《L'opinion publique n'existe pas》，Questions de sociologie，Paris，Minuit，1984，p．222-250）。
[15]这些思考尤其针对那些说教者，他们认为民意调查的批评等于民主制度的批评。
[16]有一份关于政客（德斯坦、希拉克、马歇等）的民意调查，完全按照一个中国游戏设计（假如某人是一棵树、一只动物等，那将会怎么样？）。我曾经仔细分析过这份调查的答卷。我指出，受访者在答卷里不自觉地运用了分类观念（强弱、刚柔、贵贱等），问卷的设计者同样不自觉地将其运用于问题。他们附在公布的统计表上的评论流于干瘪空洞，说明他们根本没有弄懂他们自己拿出来的数据，更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如何炮制出来的。（P．Bourdieu，La Distinction，Paris，Minuit，1979，p．625-640．）
[17]此处不宜全面分析学术习性的悖论。这种习性一方面尽力把重要的社会设置说成是有意识的，以便将其淡化或者消除（更好的说法是将其“剥离整体”），另一方面——也是动机之一——却尽量将其加以整合，即把那些有意地为趁手的不同方法确定的原则说成近乎“无意识”。（所谓有意识的“知识”和无意识的“知识”在这里仅为方便表达，这组对立其实完全是人为的和荒谬的。事实上，学术实践的原则能够既存在于意识当中——依此类实践的时机和“层次”而有程度的不同——又以合并设置的形式起到实际的作用。）
[18]例如，我们知道，讽刺往往产生于肢体象征手段和语言象征手段之间，或表述行为的不同层次之间故意制造的不协调，这些在誊录文本里几乎不可避免地都会丧失。同样，体现口语特点的模棱两可、语带双关、半信半疑和含糊其辞也是如此，被书面语——特别是标点符号——丢弃几乎是必然的。还有专有名词所包含的信息，熟悉有关领域的人马上能够听出其中意涵（为了不透露受访者的姓名，我们几乎总是不得不将其略去）。人名、地名、机构名称往往蕴含这类结构性差异。例如，实验戏剧有别于通俗戏剧，有一个女演员误把一位通俗戏剧女演员的名字混同于一位伟大的古典悲剧女演员，对于能够听出其中意味的人来说，这个口误透露了实情：在两条戏路之间，最初的错误选择导致了她后来的受挫。
[19]P．Encervé，《Sa voix harmonieuse et voilée》，Hors cadre，3，1985，p．42-51．［全部182份采访誊录稿（非录音资料）撰写完毕后，连同其录音磁带完整归档。］
[20]尽管使用了冰冷抽象的概念性语言，对于一位邮局分拣处的女职工的话的分析揭示了比没有明说更多的东西。这篇分析说的是外省职工的轨迹，他们往往被迫付出离乡久居巴黎的代价来谋职或争取升迁。“我们知道，例如某些职业在居住方面的制约：进入职场——例如邮政局——或升迁均须长期背井离乡。”P．Bourdieu，La Distinction，Paris，Minuit，1981，p．136．（参见本书第443页“上夜班”部分。——译者注）
[21]邦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译者注
[22]伊沃托（Yvetot）是法国上诺曼底地区的一个乡镇。福楼拜遗作《庸见词典》的最末一个词条即：“Yvetot：到过伊沃托，死了也心甘！”——译者注
[23]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学话语的接受显然归功于它们落脚于直接现在时态，或者说“时事”——如同新闻报道，然而它在各方面毕竟与之迥异。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按照研究对象的时间远近区分级次的。可以肯定的是，一场克雷代伊教区主教的布道，即使同样富于精妙的修辞和神学与政治的智慧，其讲稿也不会得到与拉昂（Adalbéron de Laon，？—1031）撰写的文本——且不说用拉丁语写成——同等的重视。至于奥尔梅森王朝创始人奥利维尔·勒菲弗（Olivier Lefèvre，1616—1686）说过的话——大概是杜撰的——与报刊对这个家族的后裔的采访相比，人们也会更为重视前者。凡事都绕不开学术界潜意识的逻辑，它支配着先入为主的尊卑之别。毫无疑问，本身克服了这些偏见的社会学家所写的文献和分析很难得到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尊重，因为对于教师的苦恼和护士的愤懑情绪，各种日报和周刊都有大量的煽情报道。毕竟在这个问题上，后者更能够满足人们对于正当事业的常有的善意。
[24]尤其当必须克服的社会距离属于邻近性的一种终极差异时，这种自始至终的对于观点的制约从来就没有必要，而且很难做到。以那位女教授为例，她喜用的说法（“我感到内疚”“夫妻关系问题”等）可能有一种既悖逆又失真的效果，有碍于感受它们所表达的悲惨现实。如果将日常争论与难以容忍的生活方式——只因担心从中看到自己——随意比附，漫画式地说明二者，就未免太容易了。
[25]此文英译本未收。——译者注
[26]John Gumperz，Engager la conversation．Introductionàla sociolinguitique interactionnelle，Paris，Minuit（Le sens commun），1989，p．15．
[27]尽管显然无法指名道姓，但我们还是要感谢使我们得到这些录音的那位人士。有关这场调查的所有信息，可参阅Mire（Mission interministérielle pour la recherche）和“都市计划”的集体著作（Le RMIàl'épreuve des f aits：Territoire，insertion，société，Paris，Ed．Sycro Alternatives，1991）。这场调查也是1991年11 月8日至9日举行的一次研讨会的题目。有关局部地区的分析报告见于研讨会的13份报告书。
[28]此文英译本未收。——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