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1]

阿伊莎今年28岁，是一个有6个子女的摩洛哥家庭的长女。父亲是一幢大厦的吊车司机，1968年来到法国；母亲1971年来法团聚，当时阿伊莎刚满9岁。这6个子女当中，只有老幺出生在法国。全家住在克雷尔高原地区的一个住宅区里。这里的住户大多是移民家庭，都是他家的邻居，跟这个“姑娘们都戴头巾”的家庭熟稔。还是在摩洛哥时期，父亲有一辆出租汽车，而且“干得不错”。阿伊莎觉得父亲是“出于选择”而移民法国的，跟其他移民不一样。

阿伊莎在大学主修心理学和社会学。1988年，她通过了本科三期文凭（DEA）的答辩^[2]，研究方向为影响摩洛哥青年学业投入的社会文化环境。五年以来，她和一个法国人同居，过着一种“双面生活”。前不久，她向家里宣布了结婚的打算，也递交了入籍申请。

在法国，无论找工作还是跟家里谈感情选择都很难，加上父母也很愿意了解老家的情况和返国的问题，这就促使阿伊莎抱着回去“侦察一番”的心态，于1988年夏季回到摩洛哥找工作。工作没有找到，她意识到自己难以“适应”了。

在这次访谈期间，她的家庭遇到了一个麻烦。其根源在于，她多少明确地认识到，返回摩洛哥已经全无可能。当阿伊莎宣布要跟法国人结婚的时候，她不得不应付父亲的强烈反应（“那个局面的经历就像犯了罪似的”）。另外，尽管受过高等教育，但她仍面临着就业问题（“我完蛋了”）。她总结了一番家族史，家庭在她眼里恰是一个为了“融入”社会而不断讨价还价的关键场所。

他们的移民轨迹的特点，母亲的摩洛哥家史的特点——由于从小被遗弃，又遭收养家庭虐待，赴法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损失，或者说，什么损失也没有——孩子们的学业投入，让他们都能“上大学”，这些都使得这个家庭的成员在克莱伊高原地区的其他摩洛哥家庭看来很像（融入过程中的）一些“通讯员”。半演员半观察家的身份使阿伊莎对这些家庭了然于胸，使她能够重构它们面对融入问题时的两难境地、冲突和家庭选择方面的困境。

阿伊莎指出，正值一个移民的返国和留法均遭质疑的历史时刻，媒体所说的“面纱之争”是一种手段，用来评论和化解身份难以管理所引起的矛盾。她也提到面对“返乡的神话”，男性和女性的立场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在她的家里，父亲一直没有放弃返国的目标。他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让步，是因为这样做既维护了为全家掌舵的男人本色，也是一种捍卫家庭的方式，防止因对未来的想法不同而在精神上解体——“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事实上，无论是在法国求学还是在摩洛哥置房产，父母双方的实际做法都证明，分歧并不像言谈话语中显示的那么严重。阿伊莎的母亲不是说出了父亲私下的所思所想吗？她给孩子们慢慢灌输的是一种对于未来的不同看法，这项工作不正是在争取理解所需要的时间吗？

无论如何，在跟行政部门、学校和医药界打交道时，男女之间的家务分工的逻辑关系当然使母亲能够显示自己的适应和学习的能力及其观点的正确性（这种情形也常见于教育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无论是否移民家庭）。通过跟不同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不同的价值观交往，阿伊莎的母亲逐渐获得了独立、新的能力和与背井离乡地独立生活相适应的讲话方式。

阿伊莎分析了自己与父亲的矛盾、母亲的变化（她一度不得不看护罹患重病的幼子，这个严酷的过程使她“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宗教习俗和有关这个家庭的宗教信仰的说法。她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融入过程，一个颇费踌躇和有时候前后矛盾的过程（“麻烦是我夹在两个人中间，不知如何是好，里外不是人”），永远可以抱怨别人“融入”得不是太深，就是不够，每个人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地位讨价还价：女人的，男人的，移民的，留在法国不走的，家长的，儿子的，女儿的，长女的（“我父亲说我是他的左膀右臂”）。长女的地位使之必然肩负着传承家庭价值观的责任，更因为她是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家庭成员，也就是说，她身兼翻译和家庭内外的联络员。对于伴随着“融入”过程的令人感慨的种种客观矛盾，阿伊莎虽然身处明显带有双重制约的印迹的矛盾地位，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了这种清醒她是付出了代价的：“整个担子都压在我肩上，我能体会父母的伤痛。”

无疑，这种源于社会关系的苦恼使得读过书的这一代移民的女儿（往往是家中长女）的话更显沉重。阿伊莎把自我剖析作为贯穿家庭叙事的一根红线，使谈话的对方不得不视之为达到理解的唯一途径（如果不懂得社会分析对于某个特定类别的社会学的必要性，便有双方互不理解的风险）。她一开始就声明，对于她来说——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只要是近亲——自我剖析是一种手段，适用于把握她本人和家庭所处的局面，以及她在家中的特殊地位的内在矛盾。她属于那些需要社会学以做到自我解脱的人：“头一次做社会调查，我就觉得自己心里其实有疙瘩。因为对于她们经历的事情，我太有体会了。有时候，有些很好的问题，我却不敢向她们提出，因为我也是那样自问的呀。这事让我搞砸了。第二次，我心想，我必须问，因为我需要答复，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上——这毕竟有点自私，或者说一点也不客观，不过某种客观性我还是有的，而且用上了我得到的结果，毫不愧疚地利用了。”

一位摩洛哥裔女学生

采访者：弗朗辛·米埃尔-德雷富斯

“我什么都要分析一番，想得太多”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正要去摩洛哥，你那时刚拿到社会学的本科三期文凭吧？

阿伊莎：我是两年前去的。那时候我正逢困难时期，大困局，因为，的确，我对就职不顺利非常失望。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了——为什么要费力求学——我似乎最终困住了，无路可走。既然在这儿找不到工作，我就想，只剩下摩洛哥一条路了。我总得试试吧。于是我就去了。我的朋友也没拦我，他理解我有多难……唉，这个处境也给了他极大压力，不过他总之也准备要去摩洛哥。这样一来，我就回摩洛哥去了。之前我已经很有一段时间没去了，一到那儿，你看，那种差距真的让我感到失望……我很想做点事，可是要做的事情太多。咳，我接触了一些在社会部门工作的人，政府医疗部的，对我来说，可以供我周旋的余地不大，根本没办法重新融入摩洛哥。

——你接触的人怎么说？

阿伊莎：他们先是说，回去的想法是发疯。

——直接这么说吗？

阿伊莎：其实，我听过两种说法，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我的家人认为我在法国差不多当上部长了，还有一套相当优越的知识，而且很容易就能够融入摩洛哥的生活，他们觉得我可以在摩洛哥过上好得多的生活。

——这边的家人还是那边的家人？

阿伊莎：那边的家人呗，摩洛哥的。也有人说：“你彻底发疯了，这个游戏一开始就玩坏了。看你这脾气秉性等等，这儿的生活你适应不了。”至于我父母，真让我受不了。第一，我是长女，他们在子女学业上投入很多，对孩子们都是这样，尤其为了我。他们完全移情到我身上了，在我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不过，最难以忍受的是我去摩洛哥的那一年，那是两年前的事，唉，那时候我已经有了点岁数，他们觉得我拿到了不少文凭，足够了，应该回摩洛哥去了。实际上，这套说法可以从不同层次分析，因为他们想要我回去，是因为我岁数不小了，应该结婚了，因为在法国，好的男方不容易找——摩洛哥人，穆斯林嘛，剩下的连谈都别谈。所以我应该回到摩洛哥去，找个好人家嫁掉，安顿下来，再找一份好工作，总之他们不担心我能不能找到工作，再说天底下没有比女儿更优秀的人了。嗯，我知道，怎么说呢，我知道这是他们急着要办的一件事……

——他们有什么担心吗？

阿伊莎：很担心，不过他们实际上很想在摩洛哥有个落脚之处，所以就催促我，你懂我的意思吧？他们人在这里，没法回去。反正他们总能找到［回不去的］借口，总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那一年是说，孩子们正在完成学业，不能再次打扰他们。那么我呢，他们觉得还不错，足够了，可以回去了。再说，他们毕竟也能有一个家，也许不完全是，不过还是一个家，他们可以落脚，因为那个时期，我们回摩洛哥都住在我奶奶或我姑姑家。

倒霉的返乡

——他们没有盖一座房子吗？

阿伊莎：跟所有要面子的移民一样，他们在那边也盖了一座房子，可是不知多少年了，一直没有完工。总之，我不觉得他们会盖完这座房子，因为房子是一个象征，已经拖了十年了。每年都得投点资过去，钱不多，工程不大，名副其实的象征。而且，我心想，等到房子完了工，他们干什么去？也许会再盖一座。奇怪的是，我父亲本来可以把它盖完，可是他每次都是做一些小工程，他一切自己动手——其实他完全可以雇工——自己精雕细刻，把房子盖起来，现在进入最后的工程了，油漆……

——他从事什么职业？

阿伊莎：他在建筑工地上工作。

——泥瓦匠？

阿伊莎：不，开吊车。不过他有一双巧手。今年他本该回去，把房子盖完。早该完工了，已经拖了十年了。可是今年他不回去了，因为他手头拮据。我觉得我们能够安排得开，因为法国是个消费社会，可以借贷，可他不愿意。我想如果让他们盖，房子哪个地方会出现裂缝，某个东西会停下来，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梦想着房子。现在呢，房子快盖完了，他又开始想在法国盖房子。因为这个，我才对你说，说到底，他要做的就是再盖一座房子。所以我父亲老是念叨这个，因为我母亲——所以我才对你说，哪天我跟你说说我母亲——我母亲10年或者15年以前，就打算在这边买一座房子，因为她不想回摩洛哥了，不去那边常住了，可是我父亲呢，成天唠叨：“我们要走了，要回去了，要回去了。”他们有过很多机会，因为我父亲干的就是建房这一行。他一直拒绝，现在却念叨“我们的小屋”。从他们打算在这儿买房的意愿里，我们可以听出心思的变化，这是很稀罕的事，特别是它出自我父亲。因为他是这么一个人，你瞧，他总是说“我们无论如何会回去，孩子们也会回去”，等等。如今他却开始……提起这个事……不过，事情已经过去，我们不回去了。他有一天说的话真让我寒心，因为我能感觉到什么东西毁掉了，也许重新生出了另一种东西，某种东西正在展开，正因为如此，我才注意观察我父母。特别是他们现在知道我有男朋友了，这就把他们想做的事完全颠覆了。这个房子的事，我想已经结束了。返乡的想法妨碍移民融入社会，这种想法已经没有了。事实上，回归传统和某些严厉的做法都出自这个倒霉的返乡。他们感到这种想法开始变得含糊不定。抛弃它以后怎么办？回到更强大的现实上来，回到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

［…………］

——是不是因为你在摩洛哥没有找到工作，这对你父母影响很大？

阿伊莎：对他们来说，正是这样。因为他们是把我当侦察兵派回去的，就是侦察一番。由我来观察，怎么说呢，全家能不能重新融入那边的生活。这个我很难承受，因为我觉得很压抑。更甭说我什么都知道，因为我做了很多分析，不这么做不行，我感觉得到父母对这个事有多么重视。我回来以后，摩洛哥那边的家人并没有觉得失望，他们猜想得到，感到失望的是我父母。他们把这件事放下了，因为他们心地善良。不过，回来以后，我觉得那个时期裂隙开始出现。他俩之间说“她没能留下不走”，这么说很有意思，因为关系到……我递交过入籍申请，三四个月之前吧，这个我跟父母早就谈过。因为，比方说，我妹妹想考接生员，但是不被允许报考。我父亲总是说：“她们可以干点别的嘛。”可是，自从我从摩洛哥回来以后，他们终于接受了我们在这儿可以生活得很好的想法。而且，我的难处是在这儿找不到工作。起初，我父母一直不理解，父亲对我的学业一直不理解。他们不明白我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做出了那么多牺牲，为的就是让孩子们完成学业，既然有了专业训练和文凭，那么照理应该找得到工作，我找不到工作，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社会学、法语等专业的学生有同样的问题，这个他们不理解？

阿伊莎：不理解。他们想象不出，这样一来，他们就开始找房子，我父亲也同意我申请入籍……不过，这些我母亲早就能理解了，她说过：“我的孩子用不着回去，反正摩洛哥两个钟头飞机就能到，干吗还要回去？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她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父亲却很难做到。我想，他跟那些马格里布家庭一样，在这儿很痛苦，他们实际上不知道往哪儿走才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在我们这个街区里，我父亲的子女是年龄最大的，上过大学，等等。整个一代新人已经长大，刚刚上大学一年级，于是他们来向我父亲请教。因为我父亲在街区里的形象可以说很好，男子汉，等等。他在这一带已经住了很久，融入得很成功。有意思的是，从他和别人的谈话里，你能感觉出……如今他反倒劝起别人来了！他告诉他们：“好啦，说到底，您的孩子都在这儿，干吗不让他们尽快融合呢。他们现在就应该申请入籍。因为我闺女参加了药剂师会考，能通过的外国人只占5%，她不在这5%之内，因为平均分稍低了点，所以说，如果她有法国籍，机会可能更大一些……”（……）

脱离家庭的庇护

——你认为回摩洛哥去的想法很重要吗？

阿伊莎：这个回去的想法，我早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因为，实际上，我打算远离一些东西。我想摆脱在法国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知道我学的东西跟劳务市场对不上号，被困在什么地方了，这是从求职方面说，不是就个人能够获益而言。因为我遇到过一个法国朋友，他打乱了我的生活处境……我已经有的处境，因为，从某个方面看，我心理失衡已经很久了，哪怕走得更远一点，这也许有几分野心勃勃，学业不光是敲门砖，说到底，还有比专业训练更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一直想自立——它更是一种脱离家庭庇护的途径：不惜一切代价脱离家庭，对，离家出走。对，就是这样，学业对我来说更是一种脱离家庭的策略，实际上我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我不是那种不知廉耻的女孩，甘愿离开父母，我内心不情愿。再说，我的学习成绩挺不错，还能进一步深造，跟父母保持距离，不光从地理上，人也离得远远的。

——社会学专业是你随意选择的吗？

阿伊莎：不是。我想研究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

——你有朋友学这个专业吗？这个选择是怎么做出的，在中学时谈过吗？

阿伊莎：没有。可是我对社会学一直有兴趣……手头早就有几本书，有一本书名记不得了，《心理学的钥匙》之类，达科^[3]写的，其实是一本有关心灵之河的书。我想我买这本书是因为他向我……不过，买这本书的那个时期，已经有一种需求，我这么想，不过我……我不喜欢谈论自己太多，可是，我一个女孩子，已经开始大量观察了。

——你的处境也很特殊，长女，在那边生活过9年，经历过社会变化……

阿伊莎：是这样。我觉得我总是在等待什么。跟妹妹们相比，我什么都要分析一番，想得太多，她俩最后都混得很不错。俩人都有法国男朋友，也没有因此而精神崩溃。我父母很想回摩洛哥去，可是回不去，这也没有让他们精神崩溃。可是我呢，我得把这些都扛起来，整个担子都压在我肩上，我能体会父母的伤痛，感觉得到他们需要什么，我觉得我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我想这一切促使我选择了社会学、心理学，我想弄明白。我在孤军奋战，我觉得我会找到钥匙的。实际上，我那时是用一个放大镜看世界的。我那时比较年轻，真的放不下那些事，焦虑，即使现在也不时有焦虑感。对呀，心理学，社会学，都是策略，上大学也是为了这个。

——因为一上大学你就能搬出去，对吧？

阿伊莎：住到外面去，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因为我一直很独立，小时候就有自己的世界。离家对我来说是去别的地方，过自己的生活，同时不打扰父母。我小时候就想离家出走，因为做不到才回来。几次回家，我就想，得改变一下，得另想办法。那时候一回到家就不许说法语了——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只说10%的阿拉伯语，时代变啦！那个时候，我只跟女伴们聊性生活，在家不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聊怎么出去玩，回家不能谈。我们聊男孩子，聊勾引，都是13岁到15岁的女孩子嘛。因此，上学成了一种逃避，我总是埋在书本里……因为不想跟这个世界对抗，你看，因为我知道自己身上有一种野性的东西，一旦爆发就会乱摔乱砸，甚至现在也是如此，只要一发火，我会把一切都打烂。结果呢，就像我母亲说的，我一直显得很理性。不这样不行啊，我理性是因为把什么都藏着掖着，妹妹们是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放炮，一放炮就把屋门震得山响，妈妈着急不着急，她们才不管。

——你不认为这跟你是长女有关系吗？在研究工作里，你对别人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阿伊莎：是的。不管怎么说，长女就是长女，身上有家长的很沉重的感情迁移。老二呢，已经好多了，老三更甭提，老幺实际上自顾自。这些都是联系在一块儿的。小时候你协助妈妈，是第二母亲，你已经有不小的责任了。记得小时候，刚12岁，我就帮父母填写报税表了。如果填写得不好，去父亲那，法语他会读不会写，除了一些常用词，如果我填报税表填得不好，上来就是一巴掌。可是我也理解父亲，也接受挨巴掌，因为，你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害怕填错，所以我得挨巴掌。所以，12岁我就填报税表了，我还得看他的工资单，得看清楚，其实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可是那个时候，我得找出他的净收入才能申报，这已经相当……

——相当麻烦……

阿伊莎：是的。我得写贺年卡，经常一写就是50张。

——是往摩洛哥那边寄吗？

阿伊莎：不，寄给这里的摩洛哥人、法国人。我父亲说，我们要寄50张贺年卡，于是我就得一张一张地写。我觉得，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这太……没辙，要么反抗，那是不可能的，我是说，那样就没法过下去了；要么忍受，接受，给自己另外制造一块小天地。等我有离家的能力时，一拿到高中毕业会考文凭就……

——那么，跟写贺年卡一样，报税也是为了维持与外界的联系，与这边的社会、与留在那边的人维持联系，对吧？

阿伊莎：正是如此。正是因为这个，我觉得自己被夹在当中……我父亲呢……我记得移民的孩子都是这样，陪着母亲出门，翻译各种文件。不错，我一直当联络员，当翻译，是家里家外、摩洛哥和法国之间的联络员。想起那50张贺年卡，唉，写得满纸都是错别字！没错，这个地位比较难。相反，我妹妹们，即使是老幺，也从来没有填写过什么东西。我也就更懂得这是必须由我担起的责任。他们让我扮演的角色，我觉得我担起来了，其实这个我早就明白。

——这个角色是……搭桥，充当全家的发言人，对吧？

阿伊莎：正是。有些方面的发言人，多少担保跟外界的某种联系畅通。即使是现在，我也是好多好多事情的担保人，今天还是。还有，我把男朋友介绍给父母的时候，父亲的反应真有戏剧性——三天没吃饭。我知道他会难过，因为他对我说：“不行，尤其不能从你这儿开头，不能是你！”于是我就感到父女关系……我知道他在我身上寄托了很重的东西，我这下把他伤得不轻。可是，我也知道，说到底，也该轮到他难过了。我心想，我已经很难过了，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让步了，我五年里一直过着双面生活，已经尽量保护了他们。对，保护他们，一直在保护他们。当他说“尤其不能从你这儿开头，我简直没法想象你会给我来这么一下”，这个话的言外之意是，另一个妹妹如果这样做反而不会有事，我却不行。

——因为你出生在摩洛哥？

阿伊莎：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父亲说我是他的左膀右臂，说我是……就因为这个。我告诉过你，我一直是家庭稳定的一个保障。我出生在摩洛哥，在那边没找到工作，返回这边，实际上都是我自己要这么做，是为了在某些方面预做准备，可以说是他们的卒子，他们想移动就移动，不行他们就往后退一步；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是他们的保障，他们没法超越我给他们带来的东西。

——你这个位置真是沉甸甸的……

阿伊莎：沉重得要命。所以我刚才才没法多说。

［…………］

其实不是面纱的事

——与此相关，那个“面纱”的事，你怎么看？你与父母之间是怎么说的？你可是认识不少女孩的，也了解你那个街区……

阿伊莎：那些女孩子么，我跟她们的家很熟识，男人不是激进派，但是笃信宗教，因为你不能把什么都混为一谈。那个男人特别信教，而且遵守教规，我总是把他跟一个遵守教规的基督教徒相比，因为只要你严格遵守教规，有些事情就跟外界不合拍了。从那个时期起，我父亲就给我们打了预防针，那件事让他发笑，因为他对我母亲说：“你知道吗？他去摩洛哥期间，因为怕老婆出去买菜，自己跑出去采购，把冰箱填满。”你看，只为老婆不出去花钱。女儿呢，比如说上学吧，往往有小弟弟陪着。当我们听到那个“面纱”等等的故事时……我弟弟跟他很熟，说他不是一个凶恶的人，可是很信教。这个人的确被这个事件吓坏了，媒体抓住这事大做文章，迎合大众，可是他完全不知所措了。我父亲遇到他时，他说：“这事我从来没想过，我女儿只想按照教规做事。”女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必定一直实行伊斯兰教的习俗，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墙上有挂幅，手边有经书，凡是用来培养一个好穆斯林的东西都不缺。再说，她们戴面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件事出来之前，面纱她们已经戴了一年了，谁也没有妨碍呀。然后，突然一下子，因为跟另一件别的事碰上了，于是就得惹出点动静。那位父亲很吃惊，因为面纱女儿们已经戴了好一阵了……一个女儿，上小学，戴着面纱，是头巾，连面纱都不是，面纱得遮住脸。一个头巾罢了，因为穆斯林妇女只能露脸、手和脚，所以你看，这还是挺合乎逻辑的。不过，也不是特别合逻辑，因为她们戴着头巾、穿着长裤走来走去，所以时代显得完全颠倒，可是这些事件被人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了。

你问我，我父母怎么看待这件事。我母亲么，因为有一个时期，有些妇女闹过一阵子这种运动，不是宗教激进主义，但是出门要戴头巾，穿黑袍，等等，就这样登别家的门。有一个女人对我母亲说：“你想想看……”……其实，一开始，这些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聊伊斯兰教，这个啦，那个啦，然后慢慢地变成有人说我母亲不真正遵守教规，只因为她穿戴跟她们不一样……

——都是一些穆斯林姐妹吗？

阿伊莎：是的，别人叫她们……我母亲跟她们都很熟，她们的生活就像她从前那样……好玩的是……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吧。她们日子过得很正常，穿戴跟欧洲人一样，外出，等等。可是，一下子出来很多穿传统服装的妇女，戴着头巾，就这样在街区里溜达。她们其实是在宣传伊斯兰教。一天，我父亲见到一位来看我母亲的妇女，问“你来干什么”，等等。他特别严厉，因为他说：“这一套全是演戏，一场闹剧。穿上黑长袍，戴上头巾，就以为离真主近了。信奉真主不是靠这些东西教给你的，害人的正是霍梅尼，他怂恿小孩子们去杀人。不行，这不行，他永远教不会我信奉真主。”我母亲于是谨慎起来，那个妇女来我家时，变得有点咄咄逼人，她对我母亲说，她觉得害臊，因为我母亲的女儿们出去闲逛，而且开着汽车，连去哪儿我母亲都不知道。她还说我母亲都45岁了，穿着却像个小女孩，应该注意了；还说什么“瞧瞧吧，姑娘们一来就昏了头”。我母亲一听很不高兴：“数落我女儿，那不行。”她不太清楚这里头的联系。而且我弟弟是去清真寺的……这些同时发生的事情很有趣。过后，那个妇女如今又穿戴得像欧洲人了，而且她丈夫差一点跟她离婚，因为他们没法一块儿生活……。他不得不自己去市场买清真肉食，他们不去超市采购，你懂的。

——丈夫不赞成她吗？

阿伊莎：不赞成。他在巴黎开出租车，肯定好多事不知情。

——这怎么解释？她们是一个妇女群体吗？

阿伊莎：是个群体，彼此相熟，我觉得都是同伴。不过，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突发奇想，你看，不是一种让人觉得放心的怪念头。告诉你吧，当你看到闹腾这个东西的时候，她们实际上是在试探，都是试探。闹腾了不到一年就是证明。

［…………］

我母亲的确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还有，我弟弟常去清真寺，有一天他一到那儿——我弟弟特别天真——有一帮常去那儿的小伙伴忽然守起斋月来，那是两年前的事。因为弟弟常去，父亲就问他：“你去那儿干啥？”母亲说：“随他去好了。”无论如何，我家没有宗教教育，我母亲认为儿子还能从清真寺学一点知识回来。于是，一天，弟弟对母亲说：“瞧，你应该穿长袍呀，让别人只能看见手脚和脸，然后人家就……”我弟弟并不是那种典型的阿拉伯男孩……母亲于是说：“不行，别再说了。你在那儿都学到了些什么？”其实，他们在那儿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穆斯林，不是实行宗教习俗，而是当一个好穆斯林。一个好穆斯林应当阻止姐妹、妻子和女儿外出，自己自由自在地过男人的日子。其实这些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因为我问过他：“你们有什么改变？”咳，改变的是妇女，他们也讨论妇女应该如何当一个好穆斯林。妇女能够担保某个传统，担保某种延续性，所以一切必然都得由妇女承担。

——这跟有这种变化的某一个人有关吗？你说的这种局部的新潮流是怎么回事？

阿伊莎：没有，我觉得始终都是清真寺的那个人，可是，突然间，他吸引了大批信众。

——对于你弟弟来说，就是伙伴们，对吧？

阿伊莎：对，伙伴们。有一个伙伴一直做祈祷，守斋月，非常……是哟，我不知道，可是，无论如何，他们人数不多。我说过，这些人做出试探，为了放心试探。

——你说的试探是什么意思？

阿伊莎：就拿清真寺说吧，从前人很多。记得我弟弟为了占个位子去得很早，现在他不去了，位子也空出来了。我觉得，特别是媒体的那些说法，在人们身上的实际效果完全相反。非但不能扰乱人心，使人害怕——我是说穆斯林——反而迫使他们高调回归某一种传统。事实上，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而且，看似偶然，其实一旦扼杀就会出现这种倒退。渐渐地，留胡须的男人不留了，戴头巾的妇女也不戴了，好像是偶然发生的事。所以，怎么说呢，他们想在什么地方寻找救助、回应，或者说，某种保护。要我说很简单，是为了心里踏实。当然，出大事情的时候，清真寺里人山人海，令人害怕。人们心里恐惧，就去清真寺，他们还能去什么地方？看到扰乱人心的环境，除了至少躲进自己的家，他们还能够做什么呢？退入一个全家在一起的天地，人多安全嘛，等等。

——你记不记得，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的时候，电视上一天到晚谈这些事……？

阿伊莎：记得。我母亲非常惊讶，因为我家就在那个公寓对面。头几天，尽是卡车、欧洲电视台：法国的、比利时的、荷兰的都有。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了。最初，我母亲说：“她们疯了。”她以为那些女孩子被操纵了，是那个父亲的问题。我后来得知——我小弟弟就在她们班上——她们一直是这样，一直与人为善。她们以某种方式寻找自己，某种方式，那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方式。

总之，差距巨大，相比我们这些已经居住……我们多少已经融进了这个社会。她们呢，完全封闭，你能要求她们做出什么反应呢？外部世界随时会威胁到她们生活的天地。很简单，躲在头巾后面是一种自保的方式。但是，并非穆斯林妇女都是这样。对我来说是上大学，对她们来说，也许是戴头巾。她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

［…………］

回归毕竟行不通

——你是不是也认为，那个时期，由于看到回归毕竟行不通，大家做出了某种最终结论？

阿伊莎：无论如何，那是一个总的概括，不一定就回归传统而言。我觉得法国现在提出的问题很好，因为不这样做已经不行了。从前，家长们贴着墙根走路，小心谨慎，等等。他们看到了问题，琢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说对不起，他们也知道早晚要离开此地。他们忘记了，既然自己努力工作，那么无论如何有在这里生活的权利。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不像从前那样……他们有要求，怎么说好呢，有一些权利，也有一些义务。这些年轻人闹出一些响动，他们很会讲话，因为有些年轻人很成功，有些文化群体站住了脚，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他们也讲不好话，因为有一些小孩在成长过程里不一定会做出反应。所以，对于这群人，有一份总的概括，他们要做些什么，未来如何。这样就提出了回归的问题、阿拉伯青少年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个概括还是非常笼统的。对这个情况应该仔细研究。问题还没解决，我认为前景非常不妙，因为谁也不能假装看不见了：从前，他们还小，听不见他们发声，现在学校里到处都是这些孩子，有人说升学率下降就是他们拖累的——这一点我绝不敢苟同。有些年轻人在市中心捣乱，等等，砸汽车，偷汽车收音机。这是一种概括。回归么，回归总之是行不通的。

——你一开始说你母亲变化很大，是朝什么方向变化？

阿伊莎：她是个女人，让我想到一只小老鼠。她在摩洛哥和我父亲结婚。我父亲那时候是个狂妄的小伙子，说是一头狼也可以。然后呢，这个女人就在他身边，身边，然后一切就这样了。他俩可以说很相爱，生儿育女。我父亲离开了，我母亲来法国的时候，看到丈夫在这儿生活得不错。其实，别人把工资全数寄回家，他只寄一小部分，他过得很好，不是凑合。母亲独立养育我们，还有婆婆的监视，动弹不得。

——那样过了多少年？

阿伊莎：两三年。她其实是一个很有梦想的女人：梦想能有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未来。掉进这个陷阱以后，她很长时间里一直在想……她很想离开，想离开我父亲。可是，那样一个社会，她怎么能离开呢？离不开呀。再说，她是孤儿。来到法国以后，她有过很严重的抑郁症，总是哭泣，我记得很清楚，总是哭，总是哭。最后她明白了，生活并非她想象的那样，因为，虽说摩洛哥生活不好，但毕竟还有一个能够保护她的环境，周围还有一些人。一到法国，她成了孤身一人，孤独得很，不会法语，连衣服也得改换；夫妻生活也是一样，两年一过，日复一日的生活就不那么轻松了。她必定感到非常沮丧，对我父亲常常百般顺从，说是顺从，其实我父亲也不是那么大男子主义。于是，她就过起了贤妻良母的小日子。她曾经提出要出去工作，我父亲不愿意。她想去参加一个扫盲班，父亲也不干。后来，我的小弟弟生了一场大病，在巴黎住了好几个月医院，我母亲得每天去看他，得跟医生商量。而且我父亲一周当中脱不开身。我母亲生平头一次坐火车，以前她从没有觉得那有什么用处。于是，她又坐火车，又在巴黎坐出租车。她跑过好几家巴黎的医院。她跟我弟弟在圣德尼一起待了很长时间，见识了很难对付的医疗服务，跟医生教授商量的一直是她。因为小弟弟要靠家长送饭，你看到了吧……

——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是在内克医院吗？

阿伊莎：在圣德尼，内克医院就在那儿，利拉门附近。

——你弟弟当时要靠家长送饭？

阿伊莎：对，所以我母亲不得不学着做。为了全面掌握，还参加过培训。都是很麻烦的事。她跟教授们讨论，还给他们出了一些很棒的主意。她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制作一个录影带呢？那样大家都方便，谁都能学。”教授说：“那可真是太棒了，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她有了自我感觉，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谈起这些我觉得很尴尬，因为她确实付出了……这个女人让我大吃一惊，大大地吃惊。我父亲呢，周六、周日不上班，可是他不去见医生，等等。全是我母亲在忙活，商谈一切。

［…………］

我母亲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就这样早出晚归，她是个妇女哟。我父亲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即使是现在，很有趣，因为我母亲呢，你感觉得到，她有时会提高声音，她不受人摆布。我父亲对她说“是哟，自从坐了火车以后，你把自己当成谁了”，等等。我记不起他对她说了什么，那一次他俩大吵起来，我父亲说“哼，要不是我把你从摩洛哥弄来，你会落得什么”，等等。总之，大吵大嚷。母亲说，反正她自己在那边也能过得很好，因为她一个人抚养了孩子们两年，对吧？是谁跟医生商讨我小弟弟的治疗来着？她还曾经跑到第13区，找到医院的药房，因为医生对她说，你儿子一周之内无药可用。她就想：“如果我能办到，现在就去！”她现在不再任人摆布了。而且，她考下了驾照，考得很辛苦，那是她生平第一个考试，她考了6次才考下来，现在她可以开车了。她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一切都搅成一锅粥了。不过，是我父亲催着她考驾照的。

——对呀，所以说，改变并不是单方面的。

阿伊莎：实际上，不是一清二楚的。不过他俩确实在讨价还价，双方的地位啦，身份啦。这个我们有明确的感受，因为每天都会出点事情，从前很自然地去做的事，他俩也得讨价还价一番。

［…………］

——你最终怎么解释在摩洛哥找工作的想法？

阿伊莎：那个时期，我非常焦虑，我想什么办法都找。摩洛哥对我很有象征意义，是回归本源，也可以看看是不是行得通。虽然离开了摩洛哥，可是我年轻，有很多幻想。我觉得那边有我的位置，人们也各有各的位置。再说，只要选择还没有做出，我就不得不做一个选择，因为必须有所取舍，你没法同时在两个身份下生活，哪怕是像我这样有一定程度的思考的人。决定去摩洛哥就是要试着做出选择，因为我感到，选择无论如何已经做出了。不过，我还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希望在投身职场之前，取得某种自信。这对我很有好处，因为试过了，才能确信这边有我的路，别处行不通。人们生活中带着伤痛，意识不到他们的取舍早就定下了。不过，人还是会怀旧，怀念过去的时光。

——这一点不适用于你母亲吗？

阿伊莎：不怎么适用。她怀念的是女人之间的默契，往昔的那种，大家都是如此。尤其是当我们聊天聊到摩洛哥的时候，我母亲看到的永远是现实的一面，我父亲看到的却是经过美化的一面。她能够一五一十地列出那些不好的地方，父亲却视而不见，永远说好话。父亲总是批评母亲，说她怂恿女儿反对摩洛哥。

——他俩其实相处得很好吧？

阿伊莎：很好。相处得很好。两人之间有一种深深的默契。不过，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俩还在为地位讨价还价呢。

1990年9月

注释

[1]此文英译本未收。——译者注

[2]本科三期文凭（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DEA），法国高等教育本科第三阶段的国家文凭，通过便取得了继续攻读博士文凭的资格。自2004年法国教育制度改革以来，各大学停止了颁发这种文凭。——译者注

[3]皮埃尔·达科（Pierre Daco，1936—1992），比利时心理医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