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未卜^[1]

拉巴斯图海夫妇上了年纪，他们一边跟独子在一块农耕地里从事劳动，一边等待有人接班。儿子弗朗索瓦年纪很轻就结了婚（20岁时），生了三个女儿。我们访问这家人时，拉巴斯图海先生56岁，妻子53岁，儿子32岁。全家人经营的农场是一个“父子农业合作社”^[2]，有90公顷土地，这在这个地区不算很大。他们自己只拥有其中20公顷，另外30公顷早就租赁给本地的小资人士了（医生和公证员），剩下的40公顷租给了别的农户。这些农户表示，他们有意在承租合同1996年到期时将其出售，从而无意中加剧了这个农场已经很脆弱的经济局面。的确，拉巴斯图海夫妇和儿子目前遇到的困难十分巨大。这个情况，一位农业局官员已经告诉了我们，他负责本地的“困难农户”。这些农户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涉及的方面也愈来愈多。

这个农场位于一个本身已经较为偏远的村庄边缘，距离一条贯穿诺曼底的国道4公里。虽然离本省的一个重要城市只有20余公里，离巴黎也只有150公里之遥，但是看起来这个农场依旧比较传统。父母们居住的房屋虽然翻修过，可是那些用来存放设备的房屋却因为缺少资金而显得破旧，破损严重的屋顶，虫蚀严重和破烂的房门，较新的机房显然是利用便宜建材盖起来的，里面胡乱堆放着已经不那么新的农业器械、成捆的稻草、肥料袋和别的一些生锈的物件。农场宽敞的院子凸凹不平，到处是湿泥巴。在这些凌乱不整的建筑中间，能够显示有人居住的只是缺少维护的两三块草坪，门架下吊着的几具儿童秋千，以及地上几块稀薄的花圃。另一位农户由于“出生的阶梯高”而比较成功，他的邻居都是巴黎人和领退休金者，他们出于“有特点”这一原因而买下了偏僻的老旧农庄，并加以翻修。农场对面，公路另一侧，住着一位退休的宪兵上校。仔细修剪过的高高的篱笆墙半遮着一座诺曼底风格的房子。外露的墙筋木，簇新的草屋顶，整个房子环绕着得到细心维护的繁盛花草。

一家三口在父母家里迎接我。这是一座很小的平房，典型的诺曼底建筑风格。从前卧室、牲畜栏和谷仓是并联的，直到1985年才全部改造成居住房间。我们在一个宽敞房间里落座，这里与地面取平，可是由于窗户狭窄而有点昏暗，房间取暖靠一个取代了从前老式大壁炉的新式小壁炉。房间当中是一张长桌，覆盖着的蜡面桌布已经由于用久而图案不清。窗户旁边有几只活跃的金丝雀，墙上响动很大的挂钟每隔半小时就将寂静打破。靠墙放着一只长沙发，已经很旧，为了经久耐用而用花呢子布罩起。房间翻修尚未完工，一个简陋的深色橡木柜橱是室内唯一的家具。

我们围着长桌落座，开始了持续三个多小时的谈话。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父亲话不多，语速却很快，时常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身着长裤和衬衫的母亲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回答，谈到儿子时语带几分狡黠，话题涉及放弃农场时情绪有些激昂。儿子身高体壮，穿着一件羽绒服，话语流畅，而且都是抗争性的，不抱幻想。谈话中间，两个女儿进屋打招呼，拥抱了每一个人。儿媳我没有见到，她始终在距此约150米开外的尚未竣工的小阁楼上。她在农场帮忙，不过也在物色一份工薪工作，以便增加收入。“去老年人家里做做家务，先是替班，可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正式的位置。”丈夫弗朗索瓦说。

拉巴斯图海夫妇1959年结婚，当年一个23岁，一个20岁。四年以后，他们从男方家接手了农场。农场面积为90公顷，在那个时代算是不小了。如今在这一地区，农场的平均面积已经达到120公顷。农场循依旧例，什么都做（多样的耕种加蓄养牲畜），有奶牛20多头，肥料牛10多头，还有7匹马。不过，农垦现代化的进程过于缓慢。拉巴斯图海先生说：“我爸爸不是一个开创者。”家里1952年才购进第一台拖拉机，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晚。1968年，拉巴斯图海夫妇决定安装自来水和修建一个小卫生间，一个适逢失业的表兄弟当帮手——“那一年全都武装起来啦！”

作为家中长子（他在本地有一个学屠宰的弟弟），拉巴斯图海先生1963年接手父亲的农场时对此兴趣并不大。这么做主要是顺从严父之命，也因为妻子有此愿望：她觉得这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她来自本地一户比较贫寒的农家。当年只有一个26公顷的农场，10多头奶牛。家中长子20岁去了巴黎，为的是“找老婆”和当工人。二儿子满25岁后也决定远走高飞，此时唯一留在农场的父亲已经55岁，也不得不离开，进工厂工作。

30年以来，每逢影响农业的重大变化出现时，这些农户几乎总是慢一拍。1963年接手农场时，拉巴斯图海夫妇便未能享受帮助青年农民立业的贷款，只因丈夫的年龄超了一岁（26岁，而非25岁）。乳制品配额颁布的那一年——旨在稳定被视为过剩的乳制品生产——他们大幅度增加了牛奶生产。他们逐渐认识到，仅仅改变经营活动和加速“现代化”并不够，还得把握时机。1978年，他们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了管理中心，夫妇俩当时已经40多岁，旧习很难改变。在社会集资过程中，俩人都有点不知如何应对。父亲带着某种戒心谈起管理中心（“我就是这么进去的”，“那是后来的事”，从前“那阵子……所有这些都还没有……”）。其中的道理，母亲也不知道如何说清：“牛奶我觉得不赖，因为能带来一笔进账。再说，我的想法依旧没变，也不知道想得对不对。”她说起现代化让人身陷泥沼，觉得现代化并没有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收入也没有增加，而且整个传统农业最终都卷入了这个过程。她说：“自从着手这个事，我们的日子不停地改变。”她详细地为我们解释道：随着农场各项必要开支的增加（例如，越来越大的农业社会互助基金的分摊比重、保险费、地税、农业设备、肥料等等），他们不得不不断扩大牲口畜养，同时劳动力却减少了。又如，庄稼和牛乳产品搞得越来越好，收入却停滞无增。他们加入管理中心的1978年，他们当年每头牛平均产奶3 800公升。“虽说现在能达到7 000公升，我们还是高兴不起来。”儿子说，“如今躲不开的必要开支太大，弄得收入上不去。”亨利和皮埃尔两家都是农业合作社（GAEC）的成员，可是1992年这一年，每个家庭每月收入仅为7 000法郎。仅就从农场经营中获得的效益来看，这个数目已经算是不错的。

由于现今没有资金就无法建立农场和扩大规模，中小型农场都面临着各方面的财务压力，并且因此变得头绪复杂和脆弱不堪：“越往前走，事情越复杂”，父亲说，那口气如同一个“扛不住事情”的人。儿子也表示同感：“真是复杂得没法说！”他认为，由于如今制约农业生产的法律规章十分复杂，“如今要当个农民，恐怕得先上两三年法学院才成”。这个变化的主要后果是削弱了家庭农业，使之越来越依赖银行。这场演变的不同以往之处是，如今“要想背上一屁股债容易得很”，儿子继续说，他在这方面有切身体验。不过，农场的生产仍然处在一个很好的水平，麻烦出在银行方面。小农场不具备跟本地区一些大型农场竞争的资格，后者能够以它们不敢问津的价格买入一些无主的土地（“咱们块头不够大啊”）。这些无地可增产的农民于是更加依赖各种名目的顾问。按理说，这些顾问本应指导和规范小农户，帮助他们加强农业活动，可是小农户实际上完全听凭其错误评估的摆布，例如一份算得过于精细的财务计划（35万法郎，却算成20万法郎）给供应商和合作社造成一大笔短期透支（这次调查期间仍有210万法郎的透支额），即数额巨大的亏空。乳品监制员“让人干出一些傻事”，即毫无用处的开支；顾问们整天上蹿下跳，而且能力参差不齐。不论在这个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例如医疗等等），跟大型农企都是不一样的：后者拥有从优秀者当中选出的最优秀顾问，中小农户却只能随遇而安和碰运气。

再有，这些受困的农户往往会遭遇不幸和事故的打击，身体上的、社会的都有。由于农场本已脆弱，家庭关系对于生产活动又十分重要，此类事件都在社会轨迹上留下了严重后果。例如某位母亲早亡，某位父亲因多关节病而过早地落下残疾，劳动时严重跌伤，等等，这些都给健在的家庭成员造成了负担。家庭内部的冲突亦不鲜见，如兄弟姊妹之间的龃龉或分家、夫妻离婚等等。简言之，亲属关系往往缩水，化为各项负担。所有这一切对年青一代安家立业都有影响，他们无法指望获得一笔不可缺少的家族资产。正如儿子指出的那样，他提到住得不远的一个搞得不错的农家：“父亲把两个儿子一下子安顿在各有100公顷地的农场，而且看来什么问题也没出。（可是我呢）我得从头做起才行。”

我们很理解这些农户的抗拒心理和苦楚，他们竭力做到别人让他们做的一切，如今却陷入困境，他们当中破产的人越来越多。现在连那些生产合作组织也越来越不看好他们。母亲说：“农业信贷银行如今变得对农民很不信任，它们再也不相信农民了。”儿子的教女有工资收入，她在为购买汽车跟农业信贷银行打交道时，受到的待遇比儿子要好，对此儿子颇不以为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些农户何以十分反感欧洲的农业政策，以及“布鲁塞尔的那群技术官僚”——他们只从经济角度构想法规制度。他们凭什么要颁布补贴金制度？公众舆论认为，他们怎么就一直没想到，这个制度把农民置于领取救济的地位？再说，对于农户的损失，这个制度只给予微薄的补偿。既然他们拼命试图扩大生产，为什么又赞成每年将10%的良田变成休耕地？农民依旧十分依恋牲畜，他们看到，借口从东欧国家进口的数量巨大，市场消化不了，于是用奖励的办法，鼓励杀掉新生的公牛仔，他们怎么能够不认为这是一种“疯狂的做法”？他们甚至视之为一桩反自然的罪行（“这样一来，牛就没有干劲儿了。”母亲说）。简而言之，一旦发觉失去了有公众舆论撑腰的传统（“如今呢，游行让你觉得自己有点属于令人讨厌的一伙”），他们怎能不感到惶恐和无所适从呢？怎么会不尽力寻找稳固一些的支撑点呢？正如儿子所说：“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往哪儿走，经营什么才对。”

这种中小型农业充满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孩子们往往没有更佳选择才会接手农场，这是因为畜牧业越来越难以在困境中支撑，农户们也很自然地会不断跟工薪阶层进行比较。这些年轻农民虽然已经同意投入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却不认为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应得的报偿。儿子年幼时，母亲曾经十分期待他完成学业，盼望他能够脱离农民这一行，取得更好的前程（“哪怕天天啃土豆，也得培养他成材。”母亲说）。不过，儿子学业受挫之后，想方设法让儿子回来接手农场的也是这位母亲。她虽然对穷日子满腹牢骚，却下不了离开的决心。她热爱这个职业，“付出了那么多”。她一方面担心退休以后如何生活，一方面却说正在焦急地等待那一天的来到。农业劳动艰苦，收入少，可是占据了她的全部生活，令她无法离去，这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全部意义。至于儿子，他仍然会努力坚守，然而缺乏信心，因为他心里清楚，别人也多次告诉他，这个农场没有前途了。“赶走三四十万农民”的政府已经提前宣告了他将决然离去。这个国家通过尤其是贷款、补贴和锁定农产品价格（“我们自己没法进行价格谈判，只能听任政治家去谈……”）而拥有将这项预告变为现实的空前的手段。根据农业杂志对一个似乎既可取又不可避免的未来的展望，到了2000年，农业将只剩下大企业，以及一些充当配角的不甘放弃的农户和寥寥可数的兼职农民。读到这样的报道，他怎会不感到义愤填膺呢？

一对农民夫妇

采访者：巴特里克·尚巴涅

——［对父母二人说］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母：在学校的课桌旁边［咯咯笑］。我丈夫家住这儿，我家住隔壁。

父：我老婆一出生，我就去看过……好像……［开玩笑的口气］……是跟我妈一块去的。我不记得了，我妈倒是跟我说过好几次。

儿子：那个时候，大伙说的国土尽头就是指三百米开外……

告诉您吧，我们这儿没多大变化

——年轻时你们经常进城吗？

母：不常去。我们只有自行车。

父：我们逢赶集的时候才去A城［18公里以外］。我们也搭火车，火车经过这儿，我们就搭车去那边。也就是这些了。别的嘛……

母：再就是去看电影，不远［5公里外］。（……）我有一个哥哥，20岁去巴黎当了工人。告诉您吧，我们这儿没多大变化。哥哥结婚的时候，婚礼我们都没去参加，因为对我们来说，巴黎是天涯海角。所以我们没挪窝。他有两个证婚人。连我爸爸也没去。我还有一个哥哥，结婚比我早六个月。他在这儿的时间长一点，一直到25岁。他走了以后，农场我爸爸一个人侍弄不过来了。55岁时，他去了工厂，一家纸板厂。他说在那儿的10年是他最幸福的时光。他等着卡车来，来了就有活儿干，没来也一样拿工资。那时候，他有工资入账，日子过得挺好。

——［对父亲说］农场是您接手的，是因为您是家中长子吗？

父：对啊，嗯，都是这么做的。

——您愿意接手吗？

父：［微笑］不愿意，可是不接大概也不行。

——您那时打算脱离农业？

父：是啊……［含糊不清。］

——务农有什么您不喜欢的东西？

父：每天都那么忙，不知几点才能回家。休假嘛，我从来没有过。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晚上也得几点几点以前回到家。

——因为回家还得照顾奶牛？

母：还得挤牛奶，虽说我家雇着一个牛倌。

母：对呀，你爸爸不是说过吗？“规矩就是规矩。”我公公这个人特厉害，不按他说的做不行……

父：时间就是时间。他说午夜回家，你就得午夜回家。礼拜天晚上，如果我们去看电影、跳舞，回到家得敲窗户才能拿到门钥匙。那是半夜，不是凌晨一点，不然，等到下个礼拜天，你就会明白了……

母：他走了以后［退休以后］，开头一段时间他还会回家，看看我们是不是按钟点吃饭什么的。

父：有几次，我们还想晚一点，把什么事情做完再吃饭，可是办不到。

母：那阵子，他住自己的房子［距此处300米］，可是他每天都回农场来。

他们不愿意看到我从事这一行

［母亲述说全家如何逐步接手了农场。奶牛起初有四头，后来慢慢增加。1965年，他们迈开了步伐，建成一个开放式的牛舍，即一间取代了牛圈的大棚，奶牛的活动天地更大了。］

——［对儿子说］您上学上到几年级？

儿子：没上几年。想上的话，本来能上完。可是，学校没有给我学习的动力。现在我多少有点后悔。

——您上的是什么学校？

儿子：我上的是寄宿学校，念了初一、初二，因为我的年龄不够上技术科目。后来我去岗城，学习冶金。

——您想过接手农场吗？

儿子：咳，我那时十二三岁，将来要干什么，没想那么多。

——那您的父母呢？

儿子：他们特别不愿意看到我从事这一行。

母：我那时有准备，哪怕天天啃土豆，也得培养他成材。我每天啃土豆都行。他是一块成材的料，可是后来还是没成。

——您不希望他接着办下去吗？

母：不，我希望他干别的行当。我说过，我们这一行太忙……虽然我自己愿意，因为喜欢务农。我就是喜欢干农业这一行嘛！我希望［我儿子］有别的职业。

——您不觉得务农蛮有意思吗？

母：总之，连做菜汤用的盐都挣不够。

父：越干越复杂。

母：交完各种杂费以后，钱还能剩多少？什么都剩不下！哎，总之，务农向来是一件苦事。

——［对儿子说］您曾经被引导从事技术性职业……

儿子：是我自己选择的。十二三岁时，我特别喜欢机械，我觉得自己天生喜欢摆弄工具。我那时尤其热衷机械，想当飞机机械师。很想跟飞机打交道。

父：他特别羡慕航天员。有人登月的时候，呵，他能盯着看到凌晨一点钟。

儿子：说到学业，这个很快就让我头大。我学过两年汽车机械，高中一年级没有上。我没有专科技能证书，就这么停学了。回到农场来了。（……）1978年农场要投资。我们那时候打算不搞牛奶了，搞粮食，为的是把农场的日子过得舒坦一些。

——［对父母说］那时候正逢你们的儿子刚刚离开学校，你们投资不是想让儿子以后接班吗？

儿子：［转眼看母亲］应该这么说：那时候他们使劲敦促我接着干下去，而且做到了。

母：［为自己辩护］你还记得粮食入仓吧？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儿子：记得呀。可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说到牛奶配额。我只说有一天我们农场的奶牛可能会有上百头。那阵子我还不懂养牛是怎么一回事。我小时候不管牛。9岁我就去了寄宿学校，回来的时候已经17岁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务农。总之，我生来是个粮农，不是养牛的。1987年的时候，我真以为我能够学会，可是我并不喜欢这个。

——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受约束？

儿子：因为劳动条件——又脏又累。我不喜欢早起，还弄得两手都是大粪。这么说挺惨的……［不愿意母亲伤心］……我们是谁还是谁，改变不了的，可是这不合我的胃口。不过，我还是挺努力的。

——您为什么回农场来呢？父母需要您回来？您知道，这个时候一回农场，就很可能留下走不了……

儿子：我知道。我父母在这个农场没有别的人了，这些奶牛，加上别的农活儿，劳动量不小。

——是父母要求您留下来的吗？

父：他一回来就出了问题：他想去工厂。有一天，他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打麦子，走过来见我就说：“我能不能回去？”我说：“行啊，可是你要是来回折腾，那就没必要了。”

母：这么一说，他真的留下来了［笑］。

儿子：我那时候18岁……

母：［好像说私房话］那时候他有个女伴，后来嫁给了他。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儿？是不是父母付的帮工钱不够多？

儿子：对。我俩那时租了一个单间房，离这儿20公里，需要的钱就多了。

［接着是一场有关父母当时如何接济儿子的讨论。母亲认为他俩每个月给儿子2 500法郎，儿子纠正说只有1 500法郎。母亲说：“也许是吧，可是不用交房租和水电，这已经很不错了……”］

他告诉我们，事情这下有转机了

儿子：我在家帮工，一直干到1980年，也服了兵役。当兵期间我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服完兵役以后，我又回家帮工。后来，为了有保险，我22岁当了带薪农工。1987年，我安顿下来了。

——退役以后，您想过接手农场没有？

儿子：唉……

母：这么说吧，那时候还得靠我。事情应当照实说。

儿子：我们做过一项研究，可是没有实行。我们研究过农业合作社的可能性，但是那个东西我不喜欢，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独立，我热爱自由，这对我很重要。如今我很怀念这一类东西。我们也考虑过建立一个小公牛研究站——小公牛那时候可火啦……可是又冷下去了——还有就是资金方面也不怎么强，我们在纸上研究过。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也没有设备。

——您说的“我们”是谁？

儿子：管理中心呗。我自己没有加入。我们随着事情自然发展。1986年，我们又开始认真考虑农业合作社了。

——“我们”是谁？

儿子：主要是农业顾问，他们好歹还在推动这个事。

——［对母亲说］那您呢？您怎么看这个事？

母：我对这个很热心。嗯，那一次没有弄成。

——［对父亲说］您呢？

父：哎，有了农业合作社，等我走了以后，他接手可以更容易一些。

母：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管理顾问给我们出的主意：不管对他还是对我们，这么办到头来放血都会放得少一些［指纳税制度］。

——［对父母二人说］农场会带来多少收益，你们最初清楚吗？

母：我们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参加过。我什么都没有一个数。

父：那个时期……还没有……

母：牛奶我觉得不赖，因为能带来一笔进账。［压低声音，好像感到办错了事］再说，我的想法依旧没变，也不知道想得对不对。

——你们是什么时候加入管理中心的？

父：1978年，开始课公司税的时候，那个税太……一位农业发展顾问来商量这个事。我跟他讲了想法。他说：“您稍安毋躁，我来打个电话。建议我们总是会接受的呀。”就这样，我们加入了。

——你们那个时候知不知道自己的收入情况？

母：知道，因为从前我们不那么清楚。

——你们挣多少钱？

儿子：我觉得那个时期［1980年］，我们家一年能挣两万五千法郎。

母：哎，过日子呗。不过，也剩不下什么钱……1980年，有了农业合作社计划，照农业顾问的说法，我们有很大希望，事情这下有转机了。

——唔。账算得也有差错，东西有的地方搞乱了。

一开头就出了大差池

——在研究当中，农业合作社的创立计划有什么依据？

儿子：首先是要提高牛奶配额，这个我们得到了。［他接着解释说，配额对他们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在1984年增加奶牛头数时已经迟了一步。1983年开始实行牛奶配额——依照共同农业政策（CAP），目的是把乳品生产量锁定在此前的最高水平上。］这倒不很要紧，再说那一年牛奶产量也不好，结果我们还被罚了款。1984年增产不少。配额就是冲这个来的。这可把我们害苦了。好多剩余的牛奶都倒掉了。［于是他们搞了那个失败的小公牛研究站，饲养长到6个月大的牛犊子。效益微乎其微］无论如何，没有增产，我就站不住脚。我们从169 000公升提高到278 000公升。然后有了接着生产的意愿，因为从收入来看……我们一直没多少收入。（……）

——1978年安顿下来以后，您的投资增加了多少？

儿子：［对父亲说］咱们投入了多少？一共50多吧？库房啊，水泥啊，大棚啊，这里头有很大一部分靠自筹资金。

——资金全靠自筹？

儿子：是啊，这么一来就打破了预算，欠下供应商的债。一开头就出了大差池。这个问题，我不能说全赖农商会，但是，可以说，他们派人来建档案，帮你订计划，因为他们想让你显示有多大的规模，这个时候竟然有人一点也不作为。照他们的计算得要两千万，可我们实际上花了三千五百万，可是款子是按两千万贷下来的。这样一来，整个财务都要补资金的窟窿。结果是几乎处处欠供应商的债。说是手续费，其实是不让你脱身，因为债越欠越多。现在回过头看这块地方，心情特别沉痛。我们还有两三年的路要走。我们跟管理中心一起盘算的时候，财务搞得挺好的……

——除了他们依然观望不动以外。

儿子：对，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过，除了这个把我们的钱财折腾干净的事情以外，我们倒是没有遇到天灾。我们在奶牛的遗传基因上下了大气力。钱花了不少，这事可没有免费的，得买回高品质的奶牛才行啊。

［…………］

——［对儿子说］您受过哪方面的训练？

儿子：我没有专门学过农业。

——你上过200小时的培训班没有？［指农商会组织的培训班，青年农民必须参加才有权领取安居补助金。］

儿子：上过，不过那些全是理论，学不到什么真东西。培训班上——总共不过两三天——学得最多的，是怎么陪着农业信贷银行的代表参观，他给我们讲讲他那些财务小账目。然后来了一个农业商会的人，实际上是个技术顾问，外加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是法律顾问，跟这样的人你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意识到，说到底，如今要当个农民，恐怕得上两三年法学院才成。真想不到，好多事情我们不清楚。

——例如……

儿子：就拿承租来说，这个大家平常谈得不多，可是问题就在这儿。我感到，好多务农的人上了当……比方说，土地承租吧……大农场都有自己的顾问。

［谈起土地和承租的问题。这个地区无地可供出租或者购买。“很残酷啊，跟打仗似的。”父亲说。他们寻找土地，是因为不久前得知，他们出租给别人的40公顷土地将在1996年被出售。］

儿子：还有，我们这儿有一伙人，大农户，很大……咳，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字眼，叫他们大农场主吧，看起来他们日子过得蛮不错，铆足了劲买东西。这些人之间也你争我夺。我们比不了他们。两年前，我们打算买一块地，地是乡里的，从前土地整治协会^[3]以每公顷39 000法郎买下，又以52 000法郎一公顷卖出去了。［嘲讽口气］真得感谢土地整治协会！我呢，是出价39 000而不是52 000法郎的候选人。（……）

［他提到附近的大型农场，每个都拥有250到300公顷的土地，雇有农业工人。一个经营土豆，另一个有1 000公顷土地，外加一家亚麻加工厂，第三个大农场经营猪肥料。母亲说明：侍弄亚麻的是几个比利时人，搞土豆的是一个荷兰人，倒腾猪粪的那位呢，呵，是个法国人。］

我们……总是擦肩而过

儿子：我们从来不是能够把东西拿回家的那种人，总是擦肩而过。1963年那个时期，我们还是比较大的农场之一。如今归入中型农场。我们算不上本省的中型农场，得有120公顷才算数。最佳时机一来，偶然因素从来跟我们无缘。

——什么是偶然因素？

儿子：有人总能找到能够拿回家的东西，也就是可租佃的土地。这种机会我们从来没有。

母：［反驳］前不久，有过一块6公顷的土地。

儿子：［激烈地］是的。可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地块！为了接手［租佃］6公顷地，有一天他们［地主］来到院子里。当天晚上就得拿出6万法郎来！那可不好办。

母：［最终同意儿子的说法］后来拿过一份大的，一份18年的合同，可是地租很高，到了第9个年头上可能还要涨。再说，也没有好地了。

——在这一带，得要多少地才能侍弄好？

儿子：种粮食得要120公顷才行。有的地块可以侍弄好，可那不是我们干得了的。

——你们这儿有多少农民？

母：就两个！

——他跟你们一样困难吗？

母：不一样，因为，坦率地说吧，我们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家是穿着衣服的。

——他比你们多点什么，土地吗？

母：家长的设备比我们多得多，容易上轨道。

儿子：这个没法比，人家有三个儿子。他把两个安顿在两个农场里，每个都有100公顷。看来没有任何问题。

母：有的人起步一帆风顺，我们是背着百万法郎的债起步的！

父：有人起点高，有人起点低。

儿子：对，我的起点就很低。

［…………］

好吧，我们试试跟他们对着干

——我的印象是，你们越现代化，越改进，困难就越多，是吧？

儿子：这个我们知道，别人跟我们没少念叨，可悲的是，国家现在尽量减少农民的数量，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这么做，而且看来能做到。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这种做法的对象？

儿子：正是。我在《农业法兰西》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到了2000年，会剩下三种农民：一种是大企业，某一些企业，就是不愿意放弃的人，还有一小部分临时的农民，他们有自己的小农场，一半时间在外头打工。（……）我感到真的要被赶走三四十万农民的农业政策给盯上了。好吧，我们试试跟他们对着干。他们为这个调动一切手段。（……）他们要发奖金，可是我不相信这一套。还弄出一项什么共同农业政策（PAC），不知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从会计账目看，我们的收入会减少15%到30%。有了那个虚设的奖金，如果就不给我们的话……

——目前谁在跟踪你们？

儿子：有个管理顾问。管理中心负责拉响警报。反正，这个我们很清楚。我们做不到收支平衡。一张账单寄到，我们付不起，何况我们还欠着供应商的债，高达32万法郎。去年我们欠债23万5千法郎。外加其他开销，银行的手续费。

父：让我们干蠢事的是那个乳品监察员。

儿子：我们有过一个技术员，不称职，向来不做事，他叫我们分发压缩干粮［牲畜饲料］，说是好得不得了。这一项花掉我们一大笔钱，至少五万法郎。我们被那个走邪门歪道的技术员给误导了。我们就把这个事自己抓起来，自己干，跟兽医服务站合作。

母：这样就好多了，收入增加了。

［…………］

接下来的事才最烦人

母：我们本来去年能够退休，可是退不成啊。

儿子：这个是我的错。原因是1996年我将会遇上麻烦，丢掉40公顷地。只要有什么还没有干成，他们就想留下来看看。

母：［佯做生气状］嗨，这个当口你惹我……因为我烦透了，真的烦透了。

——您会退休吗？

母：我丈夫退，我就跟着退。

——看来你们有点心灰意冷。

儿子：是的，我们感到心灰意冷。马上我就满32岁了，有一件事比其他什么都让我灰心，那就是任土地闲着，什么都不种。我们不得不让15%的土地闲着。我们这93公顷地，今年不得不让10．5公顷闲在那儿。

母：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年会少收入4万法郎。

儿子：接下来的事才是最烦人的。四年以后干什么好？［意为他目前出租的40公顷地将在1996年出售。］

母：［激动地］这个才让我烦透了，因为对我来说，农场必须生存下去！

——你们对这个农场很上心……

儿子：［不无激动地替母亲答道］那当然！

父：我们这块地已经出租了70年了！

——［对儿子说］您呢？卖掉农场，一走了之，您都不在乎吗？

儿子：也不完全如此。那真是最后一招了，因为首先就过不了我妈这一关。她一直没离开这儿，而且付出了这么多。

——这种不确定性是当今的一种新情况，对吧？

父：活儿我们都干了，就是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

母：自从我们开始在这儿干活儿，生活一直在变。从来没有确定不变的事。我记得，开始我们有一个雇工，十七八头奶牛。没过几年，奶牛必须添到21头，因为我们付不起工资、杂费和税赋了。后来，为了对付局面，我们又添进三四头奶牛。后来，还是为了对付局面，我们投了资，借了款，开始盖开放式大棚，为了达到饲养30头奶牛的目标。后来，我们达到了三十五六头。为什么？因为总是急需钱，也因为牛一多，什么都跟着大涨，保险费，农业社会互助金^[4]，一点点加起来就……

儿子：现在我们有50头奶牛。工薪农工也多了！（……）只有各种杂费跟不上趟。在收益方面，我们跟其他农场一样干得不错。土地税高了一点，不过，最重的是农业社会互助金，保险费。延迟付款是我们掉进赤字里的主要原因，这个开支巨大。［接下去，三人讨论了一番各类保险，意思含糊不清：哪些必须购买哪些不必，是主要的还是辅助性的，他们都理不清楚，于是查找明细表。他们每年得给农业社会互助金和农业合作社交纳7万法郎，各种保险每年7万法郎。］

——扩大规模是为了交得上这些杂费吗？

儿子：所有这些杂费，增长起来要比其余的钱快得多，这要了大家伙的命。

这事真是疯狂

——你们也无法保证价格……

儿子：我们有那个剪刀差，那些多少应该能够弥补一点的奖金，还有社区里那些出了名的补助金，我都觉得靠不住。

母：我们早就料到，刚生下来的小公牛会被宰杀，只为……只为不让它们上市。

儿子：有的人已经这么干了，按照全国的，也许也是全欧洲的指示。为这我们能领点奖金，680法郎。可是光宰牛一项，我们就得付给兽医250法郎。带着产品出诊又得付240法郎。领到180法郎，只为宰掉小牛！我们现在跟一个牲口商贩合作，我那些小牛，凡是公的都被他弄走了。

母：牛犊都宰了！这样一来，牛就没有干劲儿了。如果说，取奶非得宰牛不可……我们费尽力气产牛犊，可是如果必须把刚生下的小牛宰掉，疯子才做得出来啊！一点逻辑也没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条销路，那就是意大利。

儿子：如今它们来自东欧国家。

母：说是比法国的小牛还好……

——如果从头来，你们还会这样做吗？

母：我父亲凭双手干了一辈子，没挣到什么钱。一贫如洗是啥意思，我们向来有体会。

儿子：我早就知道，如果五年后必须从头来，我才不干。

母：我连退休也不看好，因为我在琢磨活着我得做什么。我得学着把事情安排好。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娱乐。除了干活，别的不会。我问自己，我肯定是错了：不养牛，我会干什么？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这一辈子必须跟打蜡棒和抹布打交道，那可不行！也许我没有学会。年轻时，除了劳动就是劳动。不过，也许我们动脑筋不够。这我觉得倒是真的。

［…………］

——你们加入了农会没有？

儿子：入了，可是从来不见人［指农业工会代表］。

——入农会有哪些好处？

儿子：这个嘛，如果要打官司，税务审核，等等，他们会跟管理中心一块帮我们说话……不过，这类事我们从来没碰上过。

——你们参加过游行吗？

父：当然参加过。

儿子：我也参加过。我们最近去过省会游行。说到底，我们觉得游行示威起不了什么作用。从前游行，还有人同情我们。可以说，起初我们觉得众人还是同情我们的。如今呢，游行让你觉得自己有点属于令人讨厌的一伙。（……）

——这一带的农民都参加游行吗？

儿子：我们不那么团结。

父：参加的都是年轻人。

儿子：大农场很少有人去，只看见平日里坐办公室的那些人［农业工会的］……

母：另外还有一个事，在电视和报纸上，我们看到发放了不知多少亿法郎。钱都去哪儿了？

儿子：我们从来没见什么动静。这事我们感觉很不舒服。

母：有人会说，看吧，农民抱怨起来了。

父：我们开着拖拉机去游行，当时就有人说，瞧，他们的机械设备真是呱呱叫！幸亏人群里有个农民，他告诉他们：“没错，可是钱还没还清呢，拖拉机还是农业信贷银行的。”

它们再也不相信农民了

儿子：如果您在一个农场里见到一台新设备，那很可能属于农业信贷银行，或者是另外一家什么银行的，因为农民不非得用农业信贷银行不可。如今可不像从前了。

母：农业信贷银行如今变得对农民很不信任，它们再也不相信农民了。

儿子：总之，这种做法很可悲。你去银行申请一笔5万法郎的信贷款，它会拒绝你。我那个教女要买一辆汽车，她有工资单，需要7万法郎，他们对她说［低声道］：“可以，小姐。”

母：要是农民想借钱，他得有担保人和抵押，可是买汽车的人呢……这也是弄得很糟糕的一件事。

儿子：他们不愿意借钱给农民。务农成了有风险的行业。干这一行，你得有一大笔开发资金。这样一来，你就很难维持下去，因为更新设备越来越贵。就拿拖拉机来说，跟十年前相比，如今得多拿出一千万。看到农业设备的价格变化，买一台小拖拉机，你必须经过银行才行，没有别的办法。眼看着大门当着我们的面关上了。

——不过，人家还是鼓励你们接着办下去，对吧？

母：那个把农业合作社办起来的人走掉了，接替他的人不怎么管事。

儿子：一般说，管理中心对于出了什么事情不大关心。我就是这样认为的。钱不是它们的。要是它们的，它们就会哭天抹泪了。我们有一位不作为的管理顾问。这个人最多是个技术人员，没有什么好主意，根本不在乎。不得不做的事，他对付着做。多一点都不干。我就是这样看他的。不是因为没有从他那儿得到过什么意见，而是他从来没有指引一个好方向。如今更甭说了。我问过他，我们还可以做点别的什么。他说：“哎，您知道，你们这一带做不了什么大事。”这是他唯一的答复。我就此打住，不再提了。另外一个因为亏空随访我们的顾问不太一样，因为我跟他熟识……我跟他一块思考农场的前途。这个人倒是不催我们，他出过几个主意，有几种设想。也许有一些办法更有效，不过我们还没想到。他建议我们关掉农场，离开此地。这个可不是我们的想法。我把我们的麻烦摆出来，谈了谈，我们还要接着讨论。他认为今年我们干得不错。

父：我们把螺丝都拧紧了！

儿子：今年，也就是今年，我们也许遇上了机会。好不容易有一次！

——你们目前的赤字有多大？

儿子：短期债务有21万法郎，快付清的长期债务是22万法郎。花钱多的是短期债务，因为钱财上的开支。（……）看到电视上说，农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1%或2%，我们总是说，这可不是我们家哦，不包括我们！（……）也许我太悲观，可是20年以后，他们也许得央求什么人来耕种这儿的地，因为农民也许比现在多。嗯，不该做梦啊，如今限制在120公顷以下，以后也许是150或者200公顷。（……）艾特雷塔（Étretat）那边有个人已经改行了。他如今饲养矮种马，还弄了几间客房，搞得不错。可是，这不是我要的东西。这杯咖啡不是我的。再说，你必须多几分务农的头脑，而不是经商的头脑！也许如今要当农民，你什么都得有，商人、律师、法律专家……瞧，农业变得多么复杂啊！变化这么快，全都乱了套。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吃不准前途，反正不那么光明。总之，最可怜的是没法靠自己的职业体面地讨生活，不得不干“黑市”的活儿［他解释说，为了补贴家用，他不得不做一些瞒报税务的泥瓦工或管道工的工作，今天倘若我没来采访，他早就去工作现场了……］。

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儿子：好多项杂费降不下来，评估也有问题，弄不清事情究竟是怎么随着时间演变的。互助金上涨了不少。还有税赋和按公顷征收的杂费。牛奶和每公担小麦的价格反倒下跌。如今，要搞一场灭顶之灾很容易。我们已经很脆弱了。

母：［听天由命貌］我父亲早就说过，等不到富起来，我们就死了。其实我们不算最穷的，有房子住，有饭吃。只要不坐吃山空就好。应该知足。

1992年10月

注释

[1]英译本未收入此文及其访谈录。——译者注

[2]农业合作社（Groupement Agricole d'Exploitation en Commun，GAEC）的目的最初是通过将多位农户合并为一个企业，求得扩大农垦的平均规模和发展合作农业。这种协作方式因其在赋税方面的优越性，曾被用来保障几代农民在完成继承之前能够在一个家庭农庄里共存。此类合作社中以父子农业合作社为数最多。

[3]全名为“土地整治与乡村设施协会”（Sociétéd'Aménagement Foncier et d'Établissement Rural，SAFER），是一个法国政府机构，拥有购买上市土地的优先权。——译者注

[4]法国农业开发者和工薪人士必须购买的一种社会保障（la MutualitéSociale Agricole，MSA）。——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