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条区别

在那些“问题多多”的居民区里，公寓管理员所处的地位特殊，因而能够见证廉租房住户们的“切肤之痛”。因为，在那些反映街区生活特点的事件或悲剧中（由于无法忍受入室盗窃频发，房客或商家怒而枪击青少年；警察在采取强制措施时表现“勇猛”；商店遭劫；等等），他们首当其冲。出于维护公寓的责任，他们不断清理和补救故意造成的破坏，有时还不得不对付人身攻击，以及针对汽车和公寓的报复行为。跟这个街区的其他社会工作者（培训人员、学校教员、警察、社会工作者等等）不同，他们无法回避那些往往十分严峻的局面，哪怕暂避一时也绝无可能。一位接受采访的管理员用了“压力”一词。他们住在工作地点，住户们时刻都可能要求他们做这做那，不分昼夜。他们被固定在这些居住地带里，比住户更甚。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调到较为平静的居民区的申请能够得到批准，然而总是归于失望。

雷蒙，廉租房管理员，已婚，50多岁，神情疲惫，穿着一件常在干活时穿的蓝色背带裤。雷蒙的妻子身穿一件日常的灰色外套（她也在廉租房管理处工作），她不时加入谈话，时而表示赞同丈夫的解释，时而加以修正。夫妻两人住在一套位于第二层的公寓里，宽敞，但是有点阴暗。这栋公寓在一个亚城市化地带的一组楼群当中，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城”。20世纪70年代，这里建成了大批这样的公寓。简单的家具壅塞客厅：桌椅、衣柜。衣柜的隔层用玻璃罩起，里面挤满小摆设和布娃娃，大多没有拆除包装，原封不动放在那里。墙上挂着一只塑料制的鹿头。放在厨房角落的一只大鸟笼里传出好几只鸟的鸣叫声。厨房紧挨着堆满花草的小阳台。

雷蒙以通讯员似的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不掺杂情绪地讲述居民区发生的日常杂事。这是因为他在这里像一个局外人。的确，他来到此地完全出于偶然。对他来说，这群公寓楼房只是一个工作地点而已。一到周末和节假日，他就会盘算着车后挂上大篷车，到乡下去，他说这样才能找回“大自然”和“鸟儿的歌唱”，也就是说，才能唤起他对乡下老家的回忆。他来自迪戎（Dijon）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母亲是护士，父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不像现在”，但是通过自学做到“惊人地博学”。他在钢铁厂里当领班。雷蒙13岁就不上学了，“没受过多少教育”，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喜欢念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干装卸工。（他有一个没有离开当地的姐姐，嫁给了一个木匠。她以前当过一家保洁公司的领班，现在已经不工作了。）雷蒙的妻子也是当地人，也很早就离开了学校。她出身贫寒，父母以伐木为生，她有两个兄弟，一个当油漆工，一个在一个城堡里搞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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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时，雷蒙觉得工作苦，薪水少，下决心离开了老家，去了一个地方大都市。他在那儿干了9年木匠。一次严重事故以后（脚手架垮塌，他从好几米高处跌落），他被迫改换职业，带着半身残障寻找“不那么艰苦的”工作。在一位农产品上门推销员——他在这一带“谁都认识”——的帮助下，他找到了目前这份廉租房管理员的工作。他负责楼房的维修（修车库、焊接、补刷墙漆等等）。妻子以前不必工作，现在负责楼房内部的维修（楼梯和楼梯间平台）。

廉租房管理处免费给了他们住房，每个月发给他俩大约为一万法郎的工资。雷蒙的生活一直很辛苦，所以觉得能找到目前这个工作还算幸运，对于命运基本相似的青少年，他抱着比较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新城”的另外两位管理员却明显地不那么“理解”，他们的想法读者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工作的街区就是他们的出生地。两人说话虽然有些漫不经心，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愤懑情绪。他们觉得身在自家门口，是在针对不断侵入的“外来人”捍卫“自己的”居民区。

谈话是在梯叶利的家中进行的，他几个月前才开始在这个城镇化重点区域当管理员。不过，由于一直生活在附近一个同类的楼群里，所以他熟悉这个相似的街区里的生活。这一带的项目负责人联系过他，希望他能够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他就请另一位在职的管理员克里斯蒂安·T同来参加讨论，后者当管理员比他稍早一些。梯叶利的妻子希尔薇也主动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她临时受雇于廉租房管理处，协助大多原籍马格里布和非洲的房客填写与进行中的重建方案相关的表格。这种小组讨论似的访谈渐渐变成了坦率的对话，有时还相当激烈。希尔薇的观点跟丈夫梯叶利有明显的差异。

梯叶利和克里斯蒂安对世事的看法一致，反应也相当接近。两个人都出身平民家庭，家中人口众多，遭遇过不幸事件或者某种考验（一个母亲过早去世，另一个父亲出过严重的工伤事故）。两人都是因为别无选择才当了管理员，尽管方式各异。不过，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居民区和这一带郊区，他们在这里长大，从未离开过。他们都觉得这份工作蛮有意思，前者认为这份工作不太束缚人，后者认为这份工作能够接触各色人等。“我觉得这份工作不错，能跟人们搭讪，总是在户外（……）再就是有机会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住在管理员公寓里，这对他们是很大的便利，因为他们收入不高。居民区如果不是变得让人住不下去，则他们本来可以生活得很“安逸”。简而言之，他们十分牵挂这些街区的过去和目前的日子，很难接受这一带的凋敝状况。

不过，俩人的说法还是有些差异，主要因为俩人出身于平民阶层的不同群体，社会轨迹不完全相同。克里斯蒂安个子矮小，圆脸，头发长而凌乱，有点发胖，时年35岁，有贫苦生活的体验。不用说，虽然对跟他一样贫穷的同龄青少年持批评态度，可是多少有些同情心。此外，他的衣着很像一个改邪归正的市郊流氓，黑皮革外套，宽松的罩裤也是黑色的，又旧又脏。他家里有五个孩子，生活从来不宽裕。他母亲在一所残疾儿童学校当“服务员”。父亲如今70岁了，当过养路工，可是，遭遇一辆失窃汽车造成的车祸以后，近20年来已经不工作了。那次事故对家庭破坏巨大。由于母亲照顾不过来孩子，大部分动产也被法院扣押了，社会扶助机构把克里斯蒂安和姊妹们安置到一个收容家庭（本地农户）里。克里斯蒂安16岁辍学，没有考下文凭；开始工作后，先当了两年搬运工，后来做过各种室内工作，一干就是12年。后来，他参加了成人职业培训班^[1]，操作机器。他曾经找到一个职位，不久随着企业因经济原因倒闭而再次失业。由于连房租也交不起，廉租房管理处给他提供了一个物业管理员的位置。当时他依然单身，跟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很差，他们只会制造麻烦，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承担了照料年迈体弱的父母的责任，跟两个兄弟闹翻了，跟另一个作为失业画家的兄弟和一个妹妹的联系时有时无。这个妹妹在阿尔代什省（Ardèche）经营一家“餐饮客栈”（“情况很不错。”他说）。

梯叶利今年38岁，他比克里斯蒂安严厉得多，几乎可以说脾气暴躁，他似乎毫不谅解那些他认为对自身问题负主要责任的青少年。他是一个平民家庭的八个子女中的长子。这个家庭深受母亲早亡的打击。他之所以能够避免社会沉沦，全靠父亲教育下的一套严肃的道德规范，这一点甚至可以从他自我介绍的方式看出。他身材偏瘦，短头发梳理齐整，小胡子经过仔细修剪，一身运动服，牛仔裤加无领运动衫。按照他的讲述，他父亲是火车司机，鳏居以后，“竭尽全力让全家人有个好着落”。父亲的三个女儿都考下了裁缝专业证书，在很大程度上靠婚姻做到基本上自食其力：大女儿在贝济耶（Béziers）经营一家餐馆，二女儿在巴黎老佛爷商城经营一家服装店，三女儿在一家制药厂当操作员。儿子们的路没有这么平坦：梯叶利的四个兄弟年纪轻轻就在附近的商号（面包店和肉铺）当学徒，服完兵役就脱离了这些他们不太喜欢的行业，像父亲一样干起了货运司机和仓库保管员。梯叶利本人很早就离开了学校，15岁进入父亲工作的工厂当装卸工，不过很快就离开了这份他觉得过于繁重的工作。他打过多种零工，后来当了十来年货运司机。因为“受不了总得赶时间”，他35岁时不干了，找到了一份体育场管理员的工作。不久，在寻找住处的过程中，廉租房管理处提供了一个在这个难题多多的地区当管理员的职位，同时他得到了现在住的这套公寓。他结婚已经十多年，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妻子希尔薇是他在舞会上认识的，来自比他稍高一点的社会阶层。她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小学教员，另一个子承父业，当橄榄球教练。希尔薇除了有会计技能证书以外，还通过持续教育课程取得了一张电脑技能文凭，不过未能找到对口的工作。她目前做零工，“有什么干什么”，也就是说，在几所中学里当计时领酬的保洁员。

梯叶利自律甚严，没有在社会上堕落。全凭这根唯一的保险杠，他做到了自食其力。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个居民区的青少年的行为，他态度严厉，而且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怨恨情绪，对他们毫不留情。这里的帮派成员多为马格里布少年，他怎么会原谅他们把一些“规矩”强加给“他的”居民区呢？既然更激烈的办法不是没有，那么为什么不用（国民保安队分片巡逻）呢？这种办法他小时候见过，用来对付这一类麻烦很奏效。作为母亲，希尔薇倾向于对孩子们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她受的教育也不如丈夫的严格。她更愿意跟青少年展开对话和讨论，虽然她承认那并不容易做到。她认为说服比压服更有效，条件是设身处地地为青少年设想：“可是，你得设身处地为这些年轻人想想，”她对丈夫这样说，“他们知道，反正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出路就是暴力，但不是伤害人的暴力，那其实是求助的呐喊，是说‘瞧啊，我们在这儿，这儿有我们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希尔薇的这种态度来自她的社会背景（尤其是相当重要的文化背景）跟社会工作者的背景比较接近，以及她的“左翼”社会活跃人物的经历（她参加过基督教青年工友会，有一段时间还是共青团团员）。不过，她也隐约地表达了某种苦恼。经济危机导致她找不到跟专业和愿望对口的工作，尤其是既是现实也是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这些都促使她弃绝政治。失去政治取向的她用道义当挡箭牌，厌弃一切政党，因为它们永远一边“教训年轻人”，一边搞“乌七八糟的明争暗斗”。

这几位管理员的说法不尽一致，但是很有代表性。他们跟这些居民区的大多数住户一样，住在这里并非基于选择，而是基于经济考虑或者行政方面的理由。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另谋住处，只好住在这个一切都会引发争执、全面衰落和依赖救济制度的地带。不要说接受，社会经历使他们无法理解有时会带来毁灭的青少年暴乱。他们都出身平民，只有靠严格的教育和往往残酷地压低自己的期盼和需要，才能免于陷入更低下的地位。简言之，他们只有付出不情愿的努力，才能够维持现状或者摆脱困境。评论年轻人时，他们基本上只能从道德规范着眼：“太宽容了”，“应该把不愿走正道的都抓起来。没有别的办法”，等等。他们认为失业不过是游手好闲的一个蹩脚的借口：“他们觉得干什么工作都累，可是偷东西反倒不觉得累……”“我得说，一个人只要想工作，就一定能找到”，等等。盗窃只是寄生虫生活所使用的一个敲诈手段：“什么都不干，全靠……明偷暗抢过日子。”在他们看来，跟他们从前的必须自律的消费欲望相比（现在也一样），年轻人过于热衷于消费：“他们不懂得节俭”“他们什么都要，可是还不满意”“这些人只知道‘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至于破坏公物和吸毒行为，他们认为都是父母放纵的直接后果：“这一带的孩子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家长根本不管。”然而，他们有同样的切身经历，所以并非不了解这种局面的真正缘由。他们知道，跟他们相比，如今年轻人受到的失业压力也许要大得多，也承认偏激行为跟尤其以居民区为集散地的移民现象所造成的不正常状态有很大关系，家长权威的丧失殆尽便是后果之一。他们也很清楚，随着电视和无处不在的广告的传播，以及在甚至贫寒的街区里（依照法规的要求）的大型公共场所的建立，年轻人的期待也在改变。不过，也许是担心了解过多会原谅那些道义上不可接受的行为，他们似乎不愿意真正知道个中的原因。例如，提到东欧体育界人士到访这个地区，一个管理员抱怨不该领他们去镇上的大商店，理由是这么做可能引起难以满足的欲望。不过，他不知道，在很大程度上，居民区超市里的偷窃乃至顺手牵羊也都服从同样的逻辑。

虽然接受采访者都显得有所保留，我们在访谈中不难看到，但是这里的青少年受到“可怜的白人”的强烈鄙夷，不可简单地归入“种族主义”的鄙夷。管理员常常欲言又止，避免可能刺激对话者的特殊字眼：“他们在这儿很难融入，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很多，都是……生活全靠……”“政府还不够……”等等。比较富裕的社会阶层住不下去便搬离，与之不同，那些不得不留在这里的“俗常白人”的反应更强烈。他们觉得，那些通常比他们晚搬入的住户构成了某种挑战，他们也很难一声不吭地忍受后者的冒犯及其五花八门的交易。他们愤愤于“最好的”住户搬离了此地（“真正的法国人，唉，都搬走了”）。虽然他们真诚地尽力帮助这里的年轻人，可是仍然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偏激行为背后的冤屈感。他们不懂，这些年轻人怎么可以自诩比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还要法国人？30多年前来到法国的移民生活贫穷，但是安分守己，什么都不索要，且感激和认可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家，下一代则不同，他们一直生活在法国，要求被当作法国人看待（“你送给他们一样东西，他们毫无感激之意”），因此更难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

无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于工人和小商人（后者尤其面临轻罪活动的危害）来说，呼吁强硬对待和驱赶不安分的、四海为家的“外国人”的任何政治诉求都有莫大的吸引力。

廉租房管理员

采访者：巴特里克·尚巴涅

“我要投勒庞的票，吓死他们”

——您住在这儿很久了？……

克里斯蒂安：我生在这儿的“新城”小区，1956年生人，一直住在“新城”，没离开过。当然不是从来没出过门……

——这个“新城”小区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

克里斯蒂安：这个嘛，有些楼房已经有20多年了。我想是1964年开始的。那时候从阿尔及利亚来了一些“黑脚丫”，这些楼房是为他们盖的，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地区的那阵子，都住在临时帐篷里，那时候还没有公寓，于是就盖了一些，这里几座，那里几座，都是廉租楼房。我记得，我们那时还是小孩子，最早盖起来的是那几座，都在那一边。他们用铁轨盖房子。您知道，板块什么的。一层一层地搭建，把板块一个个顺进去。这样的楼房起得快，很快。呵呵，那阵子，我告诉您吧，没有别人，都是“黑脚丫”，这儿有一种和谐的气氛。后来就（……）因为人们受够了，搬走了。在这儿怎么能生活呢？住户的家里人挤人。您瞧，我楼上是一套跟我家一模一样的公寓，三居室，可是他家有……九个孩子，一共住了十一口人啊。再往上一层，一家十二口。这一带的孩子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干都行，都行。家长根本不管。轻便摩托车形成了车流，就在那下边，地下那一层，总也不停，总也不停。好么，直到两点还敲敲打打，在过道里弄，留下垃圾，过道里油渍斑斑，全是垃圾。有时候，他们在外边待到晚上十一二点。（……）起初，这一带很不错。没有这么多公寓楼，周围没有这些东西，小孩子也少，没有这么多……怎么说呢？没有这么多集市……不过，也应当说，生活在变，是吧？有一个时期，人家说，这儿的公寓应该重新出租，于是安装好人家想要的东西。（……）阿尔及利亚家庭就来了，跟黑脚丫家庭一块进来的，瞧见了吧。不过他们从来不出屋，总是待在屋里。给别人惹麻烦的不是这些家庭。公寓有些归省政府管，有些归镇政府管，而且……这么说吧，这一点应当提到，属于省政府的那些公寓，他们想让谁住就让谁住。您想吧，这就弄进来一些人，原先住在管理机构里的人，一些无人待见的人，被打发到这儿来了。

梯叶利：没错，所有那些，他说的对，没人待见的家庭，由谁负担？由“新城”负担！（……）那个［廉租房办公室］的管理机构，他们发现这儿的局面恶化，住房空闲，他们就说，管理机构也该挣点钱啊，就说要把人弄回“新城”去。人倒是给他们弄来了，如今小孩全长大了，都是泼皮。

——这些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他们工作不工作？

梯叶利：家长大多数工作……大多数。家里如果父亲是1953、1954年来法国的，而且一直有工作，到如今他就退休了。老婆呢，从来不工作。长大成人的孩子呢，就是失业喽，他们找不到事做。那他们干什么？偷汽车，破坏，干那个，嗑药。现在，有个事儿我得说说，年轻人互相都认识，不论哪个街道的，所以，如果他们打算在某个地点聚会，你就没办法阻止。

——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恶化的？

克里斯蒂安：从1981年起就不行了。这一带成了地狱，睡不成觉了，偷汽车的事件每五分钟就有一起……有人开枪，驾着偷来的汽车撞进车库，街头到处打斗混战……你能看到13岁的小屁孩开着宝马牌汽车，车里看不见人，只看得到头发，然后他们就干蠢事。警察那阵子厌烦了，不来了。人人在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情况全面恶化。

人差不多都走光了

梯叶利：新城太宽容了，这么说是因为我在某某小区［邻近的一个居住区］住过三年，一模一样的故事：我那时在某某小区，叫来国民保安队。不分昼夜，日夜不停，这才稳定下来。是的……他们在新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特别是眼下局势这么紧张［海湾战争期间］。他们还说要一切重新开始，说局势会更糟糕。

克里斯蒂安：只有他们才会这样做。可是我，我个人不想说，我不想对他们有种族歧视，可是，我得说……

梯叶利［语带讽刺］：他们可是“二代阿拉伯人”啊！

克里斯蒂安：没错！不光是他们，还有一些法国人，法国青少年跟他们在一起，而且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因为……凌晨两点，你被叫起来，去一个楼门过道，看见40来个年轻人在那儿扎堆，还用粗话骂你，这事有过两次，现在我要说，我受够了！

——他们多大年纪？

梯叶利：都在18岁到20岁之间吧……

克里斯蒂安：岁数大点的也有……有一个事，个人看法，我一直弄不明白，那些父母为什么让这些小孩，平均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整夜待在外头……你看他们晚上从楼门里出来，成群结伙，骑几辆轻便摩托车，就这么进了城，回来时骑着偷来的摩托车，满不在乎。还有，你要是给差佬们打电话——对不起，差佬这个词……不过就是这么回事——给新城的警察局打电话，他们会说：“这个嘛，我们现在不想动。”他们不愿来，因为害怕。就是如此。（……）

梯叶利：是啊，就是如此。情况恶化了。这就是恶化……

克里斯蒂安：我们有漆匠。派个年轻的漆匠去，他把所有的楼门过道都重新粉刷了一遍，粉刷得很好看。这样很好，都干净了，崭新的信箱，都是新的、漂亮的信箱。可是他们都给糟蹋了，弄坏，砸坏了！他们就是喜欢破坏。我们干活儿，全换成新的，叫公司来翻修，可是第二天一早，您猜怎么着？又给弄坏了！安装了一些没用的电子玩意儿，电动罩门，礼拜一装上去了，礼拜二晚上就没用了，全弄坏了。

梯叶利：要是让我说，这种人你得想办法对付。因为，听起来好听，您听见镇长某某先生［新城的镇长］说什么：“我们要给那些负担重的家庭搞到社会住房。”可是，上哪儿去找社会住房呀？他是不是找块空地，当中盖几座塔楼，然后把他们弄进去呀？我要说，那不值得。应该在远离新城的地方找块地方，然后向这些没人要的家庭提出，搬到那儿去吧，把他们弄到那儿去，让他们自己去折腾……这么说不太好听，可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没错，这些家庭在这儿住了20多年了，都是廉租房办公室的客户。哎！你知道他们说什么来着？“我们受够了，一切都变坏了，给我们安装的新信箱全给砸坏了。”……还有的装上防盗门，防盗门一弄开，就把你家给偷空了。你要是有个阳台，那他们就溜进住户家里，哪怕是夜里睡觉的时候，把你的电视偷走。你看到了什么？永远是同样的故事。（……）你拿这种人怎么办？还有，汽车的事……那好，你住在新城，不装防盗门不行，窗户上不装栅栏不行，还得开辆破车……不行，这怎么行？！

克里斯蒂安：您开车来这儿，上楼回家，没几分钟，下楼一看，车窗玻璃被砸碎了，收音机被偷走了。在这儿怎么住得下去？这就是我弄不懂的地方，我不知道……［模仿有点可笑的女性尖声］。“随这些小家伙去吧，总得让他们生活啊，随他们去吧。”可是，这怎么行呢？后来，我们琢磨，除了马格里布人，为什么城镇化重点地区留不下别人？究竟为什么？那些家伙待在楼门洞里聊天，凌晨三点还在那儿，喝酒，抽烟，调解纠纷。不一会儿，因为烟酒一起上，他们变成一摊烂泥。我们出去跟他们说点什么，他们就用天底下所有的脏话骂你。还有，第二天你正要开车上班，发现轮胎扎破了，保险杠砸坏了，什么都砸坏了，就是这么回事。（……）你什么都不能对他们说，得随他们去才行。那么我们……我们这些管理员就商量说：“既然他们什么都砸，我们也就不修理了，反正也没用。”

［…………］

这儿太宽容了

——你们跟这些年轻人有接触吗，怎么接触？

克里斯蒂安：跟这些年轻人什么接触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问题就在这儿。他们觉得我们打小报告，是败类，是这个是那个，随便叫什么都行，不值得他们费神说话。我呢，我跟年轻人谈过，谈得很好，可是你从他们那儿听到的，都是什么：“我要一间屋子，我们要一间屋子。不会再破坏了，不会有这个，不会有那个了。”（……）重建工程开始的时候，得让几个街区的年轻人参加，让他们参加企业的工作。这儿年轻人不少，他们说：“要是跟油漆公司或者电气公司一块干活儿，我们就干，我们就不许别人来这个街区了。”因为，他们一直是这么说的：“如果重漆楼梯的是我们，参加翻修工程的是我们，那你就再也看不到破坏了。”

梯叶利：这个我不同意。

克里斯蒂安：可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呀。

梯叶利：你刚才说“我们就不许别人来”。别人能干什么？你想让我明说吗？别人，唉，我得说，他们也会给我们捣乱，跟他们一个样，因为他们会说：“怎么没人给我们做点事呀？”因为，廉租房办公室很想做点事，可是别人不想。大家都应该做点事，每个人，每个人都应该做。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他讲述交给居住区青少年使用的一间活动室如何遭破坏后关门大吉。］他们说“是啊，我们找不到工作，没有人给我们工作”，可是他们连这么点事都干不好，怎么让人家给他们工作呢？他们什么都偷，那间活动室连一个礼拜也没坚持下去。他们把什么都破坏了。他们往玻璃窗上胡乱涂抹，那可是刚刚重新油漆过的。眼见油漆工在那儿发愁，我真过意不去。他愣在那儿，手里拿着油漆刷子什么的。一个礼拜以后，全都被他们毁了，彻底砸烂。谁会给他们在每座公寓楼后头都盖一座国会大厦！要求别太过分！我在高速公路边上的廉租房里住了25年，就在那边，那些破楼房里。我来的时候才6岁，我在那儿住了16年，就在那里头，16年啊。那些年里，我们闯的最大的祸，是在草地上踢球的时候打破了一块玻璃，因为那儿有这种玻璃护栏。球踢出去了，不幸的一脚，哐当，玻璃碎了。后来，别担心，那块玻璃，我们赔偿了，我记得。那么大一块玻璃，我们赔了50法郎。可是，我们从来没干过偷光整座公寓的事，只因为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没完没了地要。不应该啊……新城太随便了，太宽容了，就是如此。（……）您看，不少年轻人一辈子什么事都不做，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喜欢偷鸡摸狗！好了，偷汽车，拆汽车部件，偷东西比工作省事啊。就是这帮家伙，打个劫，蹲上两三个月、一年监狱，出来以后，老实两个礼拜，又开始了。找回从前的伙伴，重操旧业。什么都破坏。

克里斯蒂安：还有，对于有些人来说（……）蹲监狱是件值得自豪的事，（……）年纪大的教唆年纪小的，当你看见小家伙也加入（……）时真让人害臊。

梯叶利：如果什么都不改，以后也改不了，永远改不了，照旧是一座疯人院。有些明摆着的蠢事，连报纸都懒得登了。你制止一些人在M城胡闹，有人就会说“跟战场似的”。确实有点像，可是我有权……国民保安队抓你的时候，这么说吧，我当年头发卷曲，被骂“臭鸡窝”——他们把我当成阿拉伯人了，命令我趴在车身上，搜身。可是，这也是代价。（……）

你一开口，他们就说你种族歧视！

克里斯蒂安：（……）也许我不太清楚，可是，廉租房办公室大概也缺点什么，他们应该想点办法。另外镇政府也有欠缺，因为镇长也一样，这是他管的镇子啊，他应该考虑点什么才对。（……）你［对年轻人］一开口，他们就说你是种族歧视。我可不赞成。我有体会，我的朋友里就有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

梯叶利：我也有。

克里斯蒂安：……都是些好伙伴。不过，有一次，我对这些年轻人说，我告诉他们，我是种族主义者，可是只对那些蠢蛋。我容忍不了毫无道理地搞破坏的家伙。这些人因为心烦，就搞破坏！他们去工作才对嘛！他们还说不给他们工作，可是一到公司就开始偷。老板可不留小偷，对吧？只要看看工业区发生的故事就清楚了。他［雇主］雇了一个小伙子，信任他，可是他［小伙子］在那儿还不到一个礼拜，就给了女秘书两下子［迎面打了她两拳］，抢了钱柜。警察呢，把他抓住了……再有，他有一把铁砂枪，朝警探开了枪。可是，我不是说，他们把他抓起来就算了，他们狠揍了他一顿。其他人［青少年］都离开了，边走边骂“去死吧，混蛋警察、混账种族主义者”。

［…………］

克里斯蒂安：我认识一些在公务部门工作的管理员，他们被人威胁过……

梯叶利：没错，我也被人威胁过……

克里斯蒂安：我有两个当管理员的伙伴，公寓竟然被人放了火……

梯叶利：我也是，他们恫吓我。两个家伙来我这儿，说什么：“不许你再跑到车库里探头探脑。”我说：“我没有哇，我在工作。车库里根本没有你们什么事，我在做我的工作。我该做什么，有人告诉我。”后来，他们来找我，又说：“不许你再跑到车库里探头探脑。不然的话，哪一天你会吃枪子。”您听，这就是他们说的话！还有一个家伙竟然冲我的孩子来了，那是两年前，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孩子那时9岁，那个家伙20岁。我抓住他，警告他：“这是头一次你碰他［他揪我儿子的头发］，也是最后一次，你下回小心点，哪天你身后没有伙伴，走单了，我就把你抓起来。”他连话也说不出，结结巴巴的，眼睛盯着脚底下。

克里斯蒂安：他们晚上才会成群结伙地出来，至少又有50来个人……整宿在外头。我告诉您，如果天气好——像上个礼拜那样——人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才回家睡觉。整夜在外头胡来。整夜整夜地听见他们喊什么“萨达姆·胡赛因万岁，张三李四有那些摩托车”。……您想想，整夜的呼喊乱叫。住户都说：“真受不了，叫警察吧。”凌晨两点，我给派出所打电话，告诉他们：“喂喂，应该把他们都抓起来，他们都疯了。”还有，人家给了他们一间屋，他们走在屋外，一直吵到清晨。闹得人没法接着睡，只好起床，准备上班了。您看看，这一类的事情叫人怎么过日子？为这，我想说……

我跟住户们说，“你们不该走啊”

梯叶利：你要是跟他们说点什么，他们就拿汽车出气。

克里斯蒂安：把轮胎的气放掉。

梯叶利：他们不断地拿汽车出气。于是，住户们到时候总会有点……［吹一声口哨］。他们找好去处，就会搬走。您瞧他们怎么说：“管理员先生，我们在别处找了一套住房，我们要走了。”

克里斯蒂安：所以我才跟住户们说：“你们不该走啊。应该留下来，留在你们的公寓里。你们一走，他们反倒会兴高采烈。”还有，这样不行，我总是说：“我们这儿的好住户早晚都会搬走，都会搬走。他们会看到这儿都变成空房子。那他们还翻修个什么呀？照样会弄来这种家庭！大家都走了，很快就要起变化了。剩下的就都是这种家庭喽。”有时候，不是工作让人受不了，而是压力。这个更累人……

梯叶利：可不是嘛！压力大。我开过运货卡车，每天干十三四个钟头，还没有现在有的时候这么累呢……

克里斯蒂安：而且神经总是紧绷着。

梯叶利：……受到威胁的时候，神经挺紧张。因为只要你工作，就会受到威胁。

“二代马格里布人”就是这样

［…………］

梯叶利：我搞不懂，他们只要把国民保安队派来就行了嘛，可他们就是不愿派。国民保安队一来，手里有作战用的枪，还有子弹夹，想抓谁就抓谁，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怕，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就立刻掏出短棍，噼里啪啦一通猛打。那些小家伙就欠这个，这个跟监狱不一样，有时候狠揍一通有好处，能让他们冷静下来，比丢进牢房还管用。反正他们每隔一两个月就得进去一次，然后就放出来了。嘿，好，这下倒好……个个都觉得自己是那里头的教父。（……）“二代马格里布人”就是这样！我真不知道这帮年轻人要的是什么。我跟他们聊过，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去帮忙收葡萄啊？报酬不错啊，而且收葡萄挺有意思的。”［模仿可笑的娇声低语］“哎呀，我们试过两天，累得腰酸背痛，我们就溜了。”有个摩洛哥人，身高一米九，身板有落地柜那么宽，他跟我说：“什么，两天？不行不行，我身体会累垮。”你能指望他们干什么？才收了两天葡萄就累垮了，可怜的家伙！

克里斯蒂安：［也用嘲弄的口吻］是啊，干什么活儿他们都觉得累，可是，要是去偷的话……

梯叶利：另外，还有那么多……我跟丈母娘的一个朋友聊过，他在博若莱（Beaujolais）地区那边有一个葡萄园，他说：“我再也不要他们了，再也不要了，老是偷，老是偷。”他宁可要外国人［非马格里布人］或者法国人，因为有不少外国人去博若莱地区帮忙收获葡萄。所以我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一干活就肯定有人出问题。这是肯定的，没跑。出了问题以后，人家会认为你们个个都不好。

——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办，你们有什么主意吗？

梯叶利：主意嘛，我不知道。警察已经抓人了。

克里斯蒂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梯叶利：我们只做我们的工作。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就行了？

——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的问题，这份工作你们还是挺喜欢的，是吗？

梯叶利：没错！

克里斯蒂安：是的，正是。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梯叶利：这个工作挺有意思，我觉得讨人喜欢。因为我一直比较习惯户外工作，要么当货车司机，一个人单干。有了这个工作，我能跟人们搭讪，我们总是在外头聊，总之是在户外。

克里斯蒂安：对，这份工作不错，再就是有机会建立一些良好的关系。不过，绝不跟像那些人似的家庭建立关系！

梯叶利：如果不做点什么，局面以后不会改变，新城还将是现在这副样子。如果不做点什么，以后这里就是个贫民区。

——你们没有想过申请调走吗？还是想留在这儿？

梯叶利：坦白地说，我不会申请调走，因为，我一直住在这儿，相熟的人很多……

克里斯蒂安：也没必要离开这儿！（……）我们看见，那些领取家庭补助或者别的什么的家庭，它们领到的钱比房租还多。所以，我得说，这些家庭早就应该撵走，对吧？且不说，给别人带来麻烦的正是这些人。

梯叶利：对，撵出去。问题是没人愿意搬走！只有新城收留他们。可是，这也有问题。凭什么总是新城？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弄到别处去？其实只要弄到附近地区就行，别让他们在这儿扎堆。要不，给他们另建廉租房，不过，那得在外边。镇长就是这么说的，得让他们住到外边去。他们住在一起，结果很糟糕，可是如果想要有效果，只能这么办。

——镇政府在政治方面怎么样？

克里斯蒂安：新城是共产党当政，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我个人来说，我得告诉您，我本人不想对他们用种族主义的态度，可是您去镇政府瞧瞧，都是些什么人？在那儿工作的都是马格里布人，一家又一家的。您申请一个工作试试，甭管什么工作，那就……什么都没您的份儿，什么都没份儿。

梯叶利：是啊，可是他们都投了镇长的票啊……

克里斯蒂安：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你要是生了病，不管什么病，去申请一个什么劳什子，要是没有工作，想把看牙医的费用交给镇上报销，那好，他们会说“不行”。您还得跟一位蔫头耷脑的家伙软磨硬泡，他们呢，另一位揣着那么个小玩意儿，马上就送医院去了。在新城，如果你想由别人负担你的费用，那就别去工作，当小偷，什么权利你都享受得到！

梯叶利：大家都这么说，只要你把自己晒黑一点，涂上鞋油，你就变成他们，什么都能弄到手。这可不好，可是情况确实如此！他是个人物，没有种族歧视，可是很严肃。

——依你们看，政策能不能改变什么呢？

梯叶利：让我说，新城哪一天共产党不掌权了，就会有一点变化。因为，有个时期，唉，他交了背运，没选上，那个医生反倒选上了，保卫共和联盟^[2]的。不过，他是个人物，不是种族主义者，可是挺严肃的。他说，不是他们才有，别人也会有，有那么一个机构，有名的社会活动中心，他说：“如果我能当选镇长，我就把这个机构关掉。”倒不是彻底关门，按他的说法：“把它交给老人和有困难的人使用。”他没说不给他们用，他是说那个时期只给这些人用。他们呢，一点头疼脑热就送医院，什么钱也不付。至少不应该滥用吧。（……）新城的政策不好。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这里就会只剩下移民了。对，没有别的人。再说，令人惊讶的不是一下子人都没了，而是过后再想把人弄回来，不那么容易了。

［…………］

——跟其他一般的住户相比，你们受的影响不是更大吗？

克里斯蒂安：对呀，我们更受影响，这是肯定的。

——廉租房办公室召集你们管理员开会吗？

梯叶利：按理说，有这么个会，归管理部负责人召集。会上要谈各方面的问题。

——谈得最多的是什么问题呢？

梯叶利：环境恶化、人为破坏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问题。我们花光了预算，修理费的预算。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白费力气。（……）我们修好了，他们背地里破坏，我们再修理，他们再破坏，我们再修理。一年到头总是这么干。

克里斯蒂安：什么也挡不住他们破坏。白白给他们安装那么多超现代化的玩意儿……

梯叶利：安装什么也没用。

［…………］

——勒庞提出的那些办法，对某些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吧？

梯叶利：这个我不知道。我就是等着瞧，想看看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说我们是种族主义者，说法国人是种族主义者……

克里斯蒂安：不对，那是胡说……全是胡说八道。

梯叶利：还有，如果一个法国人是种族主义者，就不会来新城住。他们说我是种族主义者，我回答说：“你们胡说，我要是种族主义者，就不会在城镇化重点地区当管理员，我早就干别的去了，重操货车司机的旧业，对不对？”重新挑起种族主义的正是他们这些人。所以，就是因为这，我才要等着看下回选举怎么样。嘿，是的，我倒想看看。好多人在等，因为我听到不少人说：“我们，我本人，什么都不想知道。勒庞嘛，管他是什么人，我就是要投他的票。”听见了吧，听见了吧。他们说什么：“没人干事，镇长什么都不干，警察局什么都不干，没有人做事！嘿，那好，我们去投勒庞的票。他这个人还是要做点事的。”

克里斯蒂安：让他掌一年的权吧，就一年时间……［他提到跟吸毒有关的不法行为。］

梯叶利：我想说，只要有毒品，就有人胡来。嘿嘿，毒品是祸害，大祸害……

克里斯蒂安：还有，这东西给他们带来金钱，我告诉您吧，不用干活就来钱……

［两位管理员接着讲起如何发现毒贩子使用的各种藏匿毒品的伎俩，例如电梯间、灯泡里等等。如果你招惹他们或者报警，他们就会发出恫吓。］

他们烦透了，没有任何前途

［梯叶利的妻子希尔薇来了，带着女儿。我给她简单解释了一下采访的目的。］

希尔薇：我在楼下跟那些年轻人谈了一个多钟头，他们心烦意乱，没有前途，人们给他们提不出什么建议……他们看不到前景，有些雇主还有种族主义。可是，应该说，当雇主的也挺心烦。

梯叶利：确实应该这么说……

希尔薇：正是如此。可是，说到底，这可以说是一种纠缠交错……

克里斯蒂安：我们刚才正说到这儿，好人给坏人背黑锅，对吧？

希尔薇：有好人啊，特别好的人也有。

梯叶利：是啊，可是也有特别坏的人啊。

希尔薇：我们看见小孩子干坏事，就在父母眼皮子底下，可是父母不吭声。那么小的年纪就习惯干这些，我是说四五岁的小孩子，连买东西还不会呢。所以，这是一种……一种心态。他们见到什么都不会往自己身上联想。你给他们提供活动室什么的，他们都给弄坏了。有一种病态，一种生活的病态，可是，这个我们不光在城镇化重点地区能看到，因为我在让-宰伊中学工作过，那是个这一带位居第二的中学，学生们真的很优秀，拔尖的，哎！还不是一样。他们说话跟新城一样，同样的用词，对待老师方式也一样。我可是很吃惊。唔，不尊重老师……满嘴脏话……所以，不是说……

梯叶利：因为，说到底，他们谁都不尊重。他们的老师，哪一位他们都不尊重。

希尔薇：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这好像癌症，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剔除，因为……你没法跟他们讨论事情，他们不信任你。有一次，他们对我说：“行啊，可是你一定是想从中捞点好处。”我说：“我想讨论，才跟你们讨论，没有丝毫好处可捞。”如果说能看到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我从中可能获得某种个人的满足。

克里斯蒂安：［怀疑地］从中获得什么？

希尔薇：他们总觉得别人想从他们那儿捞走点什么，偷走点什么……

梯叶利：想捞点什么的正是他们自己，从我们这儿！但愿他们别再偷东西，但愿公寓楼能够保持清洁……

希尔薇：而且，我总是跟他们说，你们就是法国。我们得明白，他们是代表未来的年轻人，他们将来要……这么想真让人不寒而栗，是吧……他们说，新城给年轻人设置的活动室什么的，全是表面文章，全是虚假的。那些活动室年轻人根本进不去。

梯叶利：他们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说到底，就算给了他们也挡不住他们去偷。

希尔薇：跟他们谈谈很好，跟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哪怕你觉得是对牛弹琴，哪怕是……总会有某句话，某个字眼，我都会觉得……

梯叶利：［表示很怀疑］好了，那只是你的印象罢了。我看得一清二楚，你给了他们活动室，给了他们全套家具，椅子、桌子、画品。一个礼拜以后，活动室关门了：他们把什么都给弄坏了。

希尔薇：［竭力为之开脱］肯定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他们……

梯叶利：［语气激烈］总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永远会有点毛病。永远如此！

——在家庭内部，父母无计可施了吗？

希尔薇：他们正是这么说的。有个年轻人，跟他后母的关系出了问题，详情我不清楚，我告诉他：“应该谈一谈，总会有调整的办法。”“呵，这个嘛，你可不知道，我跟我爸爸是不说话的，我不跟他说话。只要他跟我开口，就一定是要揍我。”

克里斯蒂安：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因为汽车没有给他开，他就打他爹。

希尔薇：他跟我说：“可是你看看，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狗窝里，像这样的贫民窟，你怎么还能要求我们有……”他还说：“到处都是蟑螂，里里外外脏兮兮的，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腌臜。”我还想说，回家走进楼门的过道里，我会害怕。真是脏得不得了……唔，我要说，这怎么让人从心里尊重那些……可是，我还是尊重他们，因为我就是这么个人，可是那些街头逛游的青少年，他们的生活怎么能稳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有时候十口、十二口、十五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有私人空间，每人把着一个角落，这么小年纪，是吧，他们没有……

梯叶利：咳，别夸大嘛，嗯……

希尔薇：可是，小孩子有个自己的角落，这很重要。

梯叶利：［语气激烈］不对，瞧瞧我们自己吧，十口人住一套三居室，可是我们并没有心慌意乱啊，没有在街区里又打又砸啊。

希尔薇：你有福气，能玩得转，找到自己的路。再说，从前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你要是不喜欢一个地方，哪怕是打零工，你能够很快离开那个地方，第二天再找一份工作就是了，对吧？什么活儿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是阿拉伯人，工作就没有你的份儿。

梯叶利：是啊，可这是为什么？

希尔薇：那我就不知道了。

梯叶利：假如他们不吸毒，情况就会好一点……［示意前面谈过的话题］那，收葡萄的活儿是怎么回事呢？那又怎么说呢？

希尔薇：他们［葡萄园主］不要他们！

梯叶利：确实不要他们，这事我跟他们聊过……那好，为什么不要呢？

希尔薇：不知道。

梯叶利：如果他们不偷就……

希尔薇：可是，你得设身处地为这些年轻人想想。他们知道……反正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出路就是暴力，但不是伤害人的暴力，那其实是求助的呐喊，是说：“瞧啊，我们在这儿，这儿有我们存在，请看我们合起来能干出什么事吧。”（……）我要说，那些当父母的，终归是……。不错，我们在学校里开会……因为有个教员被人打了，打人的是个马格里布人，他上来就打了这个教员一拳，只因为教员动手打了他弟弟。一个教员跟一个孩子发生争执，扇了他一巴掌。孩子的母亲赶来，把教员的肋骨打断两根，用棍子什么的。搞得全家都动了手。这样才召开了一个会。那么，会上都有谁呢？还是开学时我们看到的那些人，还是那批人。一共多少人？300个学童，家长才来了20位，还是当初那些人。而且，孩子们一般不会有问题！教员很难办。可是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我对他们也很欣赏。不管外头能挣到多少钱，他们都不会改去别的街区（……）来这儿工作的教员，工作都很出色。他们做的事你已经都看见了，是吧？

［…………］

——您认为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应该支持现在的镇长，还是搞个大动作，支持例如国民阵线？

希尔薇：我听到人们说，因为我这个人喜欢讨论，我听到好多人说，有一伙国民阵线的人要来这儿……那就会有好多人出来，好多好多人出来。我要说，应该支持镇长，支持他做的一切，他们做过的一切，一切……那就太棒了。

克里斯蒂安：［怀疑地］当然，那就太棒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准确地说，我不清楚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希尔薇：我告诉年轻人，你们只想着毁坏、砸烂，就是没心思建设！（……）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我对他们这样说——把年轻人召集起来，起草一份材料，写上你们想要什么。还有，至少你们得有一个人真正负起责任来呀。他们就是不想负责任。连自己的价值观都没信心。

克里斯蒂安：那是不久以前，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去找镇长，要求有一间体操房。镇长很友善，把钥匙给了他们。平静了两个礼拜，镇长有一天晚上来体操房看他们。嘿！当时他们都喝高了，满地酒瓶子，他们就在体操房当中点燃了仲夏节的篝火。这下可好，镇长说：“我今天收回钥匙，这件事到此结束。”

［…………］

梯叶利：镇长告诉我，那间屋子交给他们用了一段时间，我不想跟您说收回时的那副样子：十足一个垃圾场。事后，他们说：“哎呀，你们是种族主义者，我们想要活动室，你们不给！”又是同样的故事。你失业了，确实失业了，那又怎么样？

希尔薇：我也失业过呀。

克里斯蒂安：必须说清楚的是，如果失业者真的打算工作，就能找到事做。

希尔薇：不对，没那么容易。这些青年什么资历都没有……

梯叶利：瞧瞧那个小伙子吧，他叫什么来着，对了，叫阿布代勒，他找到了工作，折腾了好久才拿到法国国籍。他工作很努力。你不觉得他伤心吗？居民楼的门洞都是他重新油漆的，他全力以赴地干。可是没过一个礼拜，全被他们毁了。好了，他拎着桶又回来了。不过，他确实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在他们当中算一个，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希尔薇：总之，惩罚是必要的，对吧……非得压着点儿不可。

梯叶利：说了也白说，宽容得太过分了！

掩盖贫穷是徒劳一场……

梯叶利：（……）政府应该……

希尔薇：为什么总是政府呢？未必是政府。

梯叶利：因为他们提出预算什么的……

希尔薇：对，可是这不是钱的问题，对吧？这是个心态问题，人的心态必须改变……

克里斯蒂安：心态？咳，首先是人的心态，他们干蠢事的时候……

希尔薇：……因为翻修这个那个的都是白费，那么漂亮，那些劳什子，掩盖贫穷，问题还在那儿，甚至就在翻修后的表面的底下，对吧。那改变不了问题。

梯叶利：［生气了］唉！只要把他们都撵回家就行了！这听起来荒谬，可是……

希尔薇：［口气依然冷静］不对，应该讨论，再讨论，应该听取人们的看法，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任自流。这有点像往脑袋里硬灌似的，可是，不这样不行，必须……谈话，谈话，谈话。

梯叶利：你知道，如果你跟他们谈得好，他们也愿意，那就好。可是他们心里不比你想得少，他们才不拿你的话当回事呢。

希尔薇：没关系！开始是这样，慢慢就能听进去了，就这样，不是吗？我想说，金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梯叶利：好吧，可是，为什么人们都来要求我们这些管理员呢？连警察也对我们说：“跟他们谈谈，跟他们谈谈。”嘿嘿，我们可是公寓的管理员啊……

希尔薇：你在家里不也当父亲吗？

梯叶利：你让我怎么办？难道你没看见他们怎么对待我们？

希尔薇：他们怎么对待你，这不要紧。

梯叶利：我跟他们打招呼，他们连理都不理我。

希尔薇：没错，他们没礼貌……你不是为惩罚他们才在这儿工作的，这不是理由……

梯叶利：不对，正因为如此，那些明偷暗抢的勾当，才同样跟我没关系。在楼门洞里鼓捣一辆轻骑摩托车，直到凌晨两点……你过去对他们说“干这个可不应该呀”，他们认为这是跟他们过不去！你是种族主义者，混蛋，随他们叫什么，你得滚一边去，回家去。就是如此。那么好吧，你还能干什么？谁能找出办法来？

——确实不容易，得有巨大的耐心才行。

希尔薇：就像做一场心理分析似的，对吧。心理分析有的得连做好几年，在家里，突然松动，一下子都倾吐出来，就是如此……

梯叶利：你不可能跟每个人都讨论一番，对吧，连着讨论好几年更行不通。

希尔薇：对。可是，我的意思是，我总是在抓交谈的机会，总是这样，直到能够谈起来的那一刻。他们起初奚落我，你看他们是怎么说话的。总之，我跟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时不时会有一个人不耐烦了，说：“我们这是谈什么，谈什么呢？”另一个就会劝他安静下来。所以说，他们真有交谈的意愿，喜欢一起谈谈，哪怕这样谈话没什么结果，真的没有……他们还是喜欢有人倾听，有人倾听他们，还有……

梯叶利：这个毕竟挺难的。

希尔薇：不管怎么说，傻瓜总是有的，可是……

梯叶利：不错，可是新城有一大帮傻瓜，哼。

希尔薇：因为这儿太拥挤，所以有好多［笑］，很快就有更多……

克里斯蒂安：……更多的傻瓜……

希尔薇：实在不行，就得照顾那些儿童，最可贵的，最可贵的儿童们，好孩子们。至于他们，他们是傻瓜，随他们去吧，就这样。警察会把他们抓起来，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对吧……

［…………］

梯叶利：我有个哥们儿是种族主义者，他从来没在新城住过。

希尔薇：他的种族主义是天生的，就是如此，找不出原因……

梯叶利：他对我们也是种族主义。我们出去野营，英国人、德国人都有，可是一遇上阿拉伯人，他就厌烦极了。他从来没来新城住过。

希尔薇：我不一样，我一方面挺高兴，因为我的孩子经常跟不同种族打交道，各种各样的……我想说，没有……这很简单。

梯叶利：你是说，没有像我哥们儿那样，把孩子在种族主义的气氛里带大。他家那个最小的闺女，五岁还是四岁的，正在上幼儿园，我哥们儿总是跟她说什么：“阿拉伯人都是臭大粪。”

希尔薇：那个孩子将来会有问题的。现在只是在幼儿园，将来还要上大学啊！

我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路，哪儿都找不到……

——你们参加一些协会的活动吗？

希尔薇：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参加过基督教青年工友会的活动。我还当过……我还有自己的一个小组呢。后来，这些都跟我不对路……对不上，实际上，我在哪儿都找不到自我了。连政治上也是如此……我有点儿……

——失去了方向？

希尔薇：失去了方向。后来我参加过共青团的活动。唉，还不是一样！我上过共产党的党校。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路，哪儿都找不到……没有一个政党对我的路子，一个都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甚至有一次对自己说，去投勒庞的票得了，吓死他们，而且……再说，这样做也不是我一个……我是从一个方面说……好了，我想说，我不知道往哪儿走，不知道……再说，它们都让我厌恶。我觉得，这不符合我们对一个政党的期待，乌七八糟的钩心斗角，他们想给我们……教训别人，［政治人物不停地］钩心斗角。的确，他们掌管大笔钱财，对一个小小的基层分子根本看不上眼。还有，这个共产党，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政党如此封闭。话说回来，现在有了新人［改良派］，也许就……可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党已经说了”，得，完事了。开会的时候，总是这一套，我说：“这不行，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不然开会有什么用？我们都缴党费，可是你们只要这个。”瞧瞧他们在巴黎的公寓吧……这怎么行？！

1991年3月

注释

[1]成人职业培训班（Association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Adultes，AFPA），由法国各级政府、工会和企业联合管理的职业训练机构。——译者注

[2]保卫共和联盟（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RPR）是法国议会第二大党，属于传统右翼。前身是戴高乐1947年创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亦称“戴党”（gaullistes）。——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