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失窃

我在巴黎的妇女之家初遇克劳蒂。这里位于巴黎第11区，是女同性恋者和社会活动分子聚会的场所，这些人属于女权运动中教育水平较低的一部分人。经历长期失业之后，克劳蒂参加了一个“再就业培训班”，主要学习接待和管理，目的是能够胜任一些对资质要求不高的临时工作——相对于她的新闻记者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经验而言。克劳蒂曾经在国立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有过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还主持过一个家暴收容所。

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对她“悲伤的”外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总是神情十分严肃，只是时而被声音尖锐的大笑所打破，仿佛经历过某个沉重的惨剧，沉重得一开始倾诉就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回顾每一段自身经历，时常情不自禁地涕泗滂沱，哪怕在尽力述说那一场历险的“积极方面”时也是如此。那是指她曾经创办过一个家暴收容所。这件“自己的作品”被人“偷走”了，虽然它“不久前刚刚庆祝了十周年诞辰”。

克劳蒂的童年在乡下度过。她生长在一个凶悍的父亲支配一切的家庭环境里。父亲习以为常地痛殴母亲，加上妇女在农村受剥削的场景，这些体验很早就使得她用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中不公正的现象，特别是不公正地对待妇女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她在巴黎接触到妇女解放运动（MLF）以后，她的女权主义的抗争立场找到了表达渠道。对于她来说，那是一个精神愉快的时期，她兴致勃勃地结伴从一个小组到另一个小组，从一个讨论会到另一个讨论会，从一个行动到另一个行动，终日忙个不停。她跻身于“女权主义革命者”之列，与一群“红色女同志”即信仰共产主义的女同性恋者为伍，后来她还参加过一个“觉悟社”，此时与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的频繁往来使她的思考“有进展”。由于很早就从大学辍了学，这些经历使她感到十分需要学习，因而这是一个获益颇丰的时期。活跃了一段时间以后（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事调查工作），虽然妇女之间的交往，包括她在作为专业人士的妇女当中遇到的同性恋的交往方式给她带来了满足感，但是她终究厌倦了不稳定的生活，回到了家乡Y城，打算在此定居和找一份工作。此后她在国立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工作了几年。返回位于法国东部的Y城不久，她曾经徒劳地试图找到巴黎的那种社会活动的气氛。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她只找到了几位妇女解放运动的活跃分子。这些人严守1968年五月风暴的路线，只关心“阶级斗争”。

她与这些人之间的异见越来越多。例如，优先对待“工人阶级”的事业还是“巴勒斯坦”的事业，妇女在男性统治下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理论思考和“意识形态斗争”孰重孰轻，支援被压迫妇女的实际行动，等等。于是，她很快便脱离了这个MLF群体——因为她们不停地“纠缠她”，对她的敌意和怨恨越积越深，而且批评她的做法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她打算致力于援助妇女的具体行动。

“巴黎的伙伴们”建议她按照此时在巴黎建立起来的各类妇女救援组织的榜样，在Y城建立一个小组，作为巴黎的妇女权利联盟（西蒙娜·波伏娃为名誉主席）的分支机构。这个小组将以夫妻生活中的暴力作为斗争目标。从这以后，她便把毕生精力投入了这个事业当中。在国立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之余，数年当中，她致力于应接被虐待妇女打来的求援电话，帮助她们寻找解脱的办法，特别是司法途径。她努力促使公众舆论关心这方面的问题，迫使一些机构予以关注。一个小组计划在她的头脑里逐渐形成：为受到身体伤害的妇女建立一个收容所，让她们能够逃离丈夫的魔掌，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她用全部心身投入了一场困难的斗争，为了使有关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卫生与社会事务管理局^[1]，医生、妇女权益部的代表，地方当局的一些部门——认识到这样一个收容所的必要性，也为了争取维持它的运转所必需的资助。有时靠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她竟然克服了这些机构给她设下的所有的障碍和抗拒，使它们最终认可了她的“工作”。援助妇女的斗争虽然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却并没有就此止步：她的夙愿是再办一个收容所和采取新的行动。

在Y城开展的斗争中，她扮演着最积极的角色，往往必须独自面对来她这里避难的妇女们的丈夫。她也是跟那些必须说服的机构沟通的主要对话者。她说，如果没有经验更多、武装得更完备的巴黎的伙伴们的支持、建议和道义声援，以及有时候给予她的直接帮助，她肯定做不到如此坚定（例如，多亏她们的干预，卫生与社会事务管理局和妇女权益部的代表才愿意阅读她进呈的资料，而妇女收容所运转所必需的补助金恰恰归卫生与社会事务管理局管）。对于她孤身一人在这座比巴黎闭塞的外省小城市里进行的斗争，她们也对其正确性加以肯定。这里唯一的女权运动团体无可救药地对她采取敌视态度，因此她说，她很需要通过坚信自己的斗争是朋友们在巴黎的斗争的延长，二者密不可分，从而有安全感。

赢得第一个胜利以后，她的行动跟同组其他成员之间的差异便显现出来了，这种差异无疑从最开始就存在。克劳蒂说，收容所揭幕前夕，很多朋友由于厌倦多年的田野工作而离开了小组，有的继续学业，有的去“体验别的事物”。至于她本人，除了女权运动的计划以外，显然没有任何别的感情生活和野心。她独自面对着一件实际上已经成为她个人的作品，此时甚至无法享受这场带有失败意味的胜利，因为她只能指望自己一人之力了。从此以后，她再也见不到动员群众所带来的激昂情绪。

不过，她并没有止步不前。她辞退了工作，当上了收容所主任，认真地监督和料理事务，后来干脆搬进所里住下，为了使收容所运行良好，不分昼夜地把一切新任务都承担起来。收容所自成立以来，仅凭志愿人士此时已经无法胜任管理工作，很多难题于是出现了。她雇用了秘书、厨娘、值夜员，这些还都不是问题。还得雇用一位“心理辅导员”，但是她很快就发现根本无法与之合作。这是两个世界观之间的对立：一方是社会活动家，行动依凭其心，全仗反抗精神和同情心，往往解救燃眉之急，属于慷慨和创造性的临时发挥；一方是“专业人士”，其不带个人色彩的行动先要经过服从纯粹的官场逻辑的规范。“‘辅导员’是一个行当……”自有其要求，“你得能证明自己”，克劳蒂评论道。她不无所指地用了“行当”一词，同样，她接着说收容所时还“故意用了”“管理人员”一词。她解释说，管理人员“与斗争精神完全不是一码事”，“他们想的是工会”，“他们还告诉我，那可不是我的本职”。她激动地回顾令她反感这位“合格的”管理人员的每一件事，不无真知灼见地分析了官场的日常运作：官场术语和空洞冷漠的行政层级，在将其烂熟于心并加以运用的社会工作者与“客户”之间，这些思想和行动的工具造成了社会距离感。过于偏专的任务分配排斥创造性，依赖制度的和集体的资源往往妨碍调动个人积极性，使之尽忠职守。例如，她认为收容所的那位辅导员甚至对这些妇女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在她眼里，她们只是又一拨等候她处理的人！那是她的日常工作。她还述说，前来收容所避难的妇女进退两难，抱怨员工和她们之间有一道鸿沟。“她们跟我反倒没有隔膜，”她说，“这些妇女挨的打，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落到我头上。”“我不会居高临下地对待她们。”“只不过，有那么一类人……他们会认为，嘿，我有职业，我是心理学家，是辅导员。”对于所有那些她有机会观察的各类专业人士，她的看法相同：他们既不抱幻想，也没有恶意。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从来不冒险行事，大概因为他们对一切形式的权力都敬而远之，把职业伦理作为合适的借口，充当避风港。她提到，在“思想和内心的开放程度”方面，专业人士之间也有差异（“有些医生也是人啊”），因而善意地降低了批评的温度，而且天真地为自己的行为下了结论：“……这是个性格问题，因为我喜欢这个。不错，这里头有危险，我得冲锋陷阵。说到底，我做的事，拿公司钱的都不做。”

“这位辅导员满脑子都是工会”，她躲在“惯例”和经常征引的各种“权利”的背后，“要求的东西越来越多”，对收容所的妇女却不感兴趣。她很快就感到难以容忍此人，打算在试用期结束前打发掉她。预感到威胁的辅导员找到了某某夫人，此人是一位在女权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著名作家的妹妹。克劳蒂本人此时已经是收容所的主任，无权兼任主席，所以邀请这位夫人担任她们这个团体的名誉主席，因为她的显赫名声有利于她同政治和社会机构打交道。然而，这位主席夫人远离团体，忙于自己的绘画艺术，根本无心顾及收容所的事务。可是，当解雇一位员工的消息传到她耳朵里时，她却大动肝火，突然决定，作为主席，她有义务介入，拨乱反正，重建受到威胁的王道正统。后来，在一次专门审查她的全体大会上，克劳蒂受到一向与她为敌的人们的围攻，这些大搞“阶级斗争”的女权主义者是主席夫人瞒着她吸收到团体里来的，她们拉帮结派，逐步掌握了团体内的权力。她们成功地运用不同的策略，迫使克劳蒂承认工作上犯了错误，再把她逼入辞职的境地。

克劳蒂败下阵来，被一伙争强好斗的女人“搞死了”。她们并没有因为她有过善举而宽恕她，虽然她们自己只会说一些无用的空话。克劳蒂落得一无是处，一无所有，很久才从这种情绪中恢复过来，因为她曾经全身心投入收容所，为它付出了一切，甚至以收容所为家。但是，她不以这一切为忤，反而认为收容所办得不错，这才是最重要的。她的个人遭遇像是整个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微缩版，她从中获益匪浅，坦承变得对别人有戒心，对女权运动的其他群体、集会和讨论也都心存戒备。她现在弄懂了，社会的和文化的控制也渗透了女权主义运动，权势照样存在其中，而且属于那种“最会讲话”和“知识最广”的女人。“有那么一些人，”她说，“不妨让他们去奋斗、去工作，可是绝不能让他们成功。他们没有这个命。成功不符合他们的形象。我不是那位X城的太太，我是克劳蒂啊。”

一位女社会活动家

采访者：桑蒂丽娜·加西亚

“她们批判社会，但是用了从内部摧毁的办法”

克劳蒂：就从我创建的小组说起吧。说到底，还得从头说起。这个头就是我的童年，我从童年时期起，就看到了压迫，压迫妇女。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说过，我经常看到我母亲被我父亲毒打……他那时是火车站站长，起初当过工人。就是这么简单。

——你母亲呢？

克劳蒂：我妈当过会计，也就是管理部门的职员，直到结婚。因为在当时，一个妇女既要生养孩子，又要继续工作，这个是无法想象的。我父亲逞凶的场面有过好多次，非常凶暴，比如把我母亲打倒在地，用脚踩，打翻桌子，等等。他倒是不酗酒，可是下手特别狠。好了，我不想详细说了。这么凶暴，原因很简单，他想把钱给自己留下，好去搞别的女人。他根本不打算负什么责任。他只要有个家可回，吃上现成饭，衣服也给他洗干净。她呢，总是忍不住对他说：“可你还有孩子呀，你还有责任呀。”这下就惹翻了他。

——他于是发火了……

克劳蒂：发火了。这里头还有一个环境方面的原因，乡下，也就是一个小环境。我奶奶、教母她们，我很小就看见男人是怎么对待妇女的。

——你的意思是……

克劳蒂：我看见到处都是女人干苦活，那个时候，出现了第一批拖拉机。我很小就意识到，大家也告诉我：凡事男人做主，最强大，我看到他们端坐在拖拉机上头，妇女跟在他们后头，用铁锹掘地！

——这种劳动你也参加吗？

克劳蒂：我在旁边看，观看。正逢学校放假，我不断看到这种暴行，使我很快就睁开了眼睛。我很小就对社会怀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尤其在对待妇女不公正方面。我也听到一些怪事：男人打人总是有理，知道为什么打人，这个让我很难接受，因为我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所以说，我很小就觉悟了，但是很孤立。因为即使我跟初中的女伴们讲这些，她们也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和看法。

——你是说，她们可能经历跟你一样，但是看法不一样？

克劳蒂：也许吧。不过我心想，总有一天会遇到跟我想法一样女人，跟我一样敏感的女人，为什么这么想？我也不知道，虽然我孤单，可是我确信，我能遇到跟我想法一样的女人。因此，19岁那年，我来到巴黎，那时候是70年代，很快，没过几个月，我就找到了妇女解放运动（MLF）。这是大型集会，很多人在一起讨论问题。我跟很多从外省来的姑娘聚在一起，她们都有跟我类似的经历。能够聚在一起是件很快乐的事。

——那是一些什么样的组织？廉租房楼群里不是分成很多不同的派别吗？

克劳蒂：一开始很随意。我参加了革命的女权主义派。另外有一派叫“红色骚娘们”（Gouines），这些人都是周末活动的。我是调查员，工作在外省，周六才回巴黎。不过，有一个组织对我帮助很大，那个组织使我大彻大悟，思想进步很快，因为在那个组织里……我上过一个新闻学校，没读完，大学我基本上没上过。学校里有些女孩子是社会学者、心理学者，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所以我跟她们学了不少东西。同时还有一种团结精神，志同道合，就是这个。后来，到了1975年，我去过西班牙一段时间之后，回到了Y城。

——是工作的缘故吗？

克劳蒂：回到Y城是因为我以前到处旅行，为了工作，为了那些调查。为了调查，我不停地东奔西跑。这个星期去格勒诺布尔，那个星期去里尔，总在外面。

——你为什么机构工作？

克劳蒂：给L公司［一家大型食品公司］搞调查，那家公司也有很多妇女团体，虽说不是女权主义者，不过也很团结，因为我们都孤身在外地，一块儿工作，也都年轻，既想把工作做好，也想好好玩乐。我们挣钱不少，因为那些调查别人不熟悉，而且必须同时写出长篇说明。这种经历跟女权主义运动多少有点相似，因为都是一群自由自在的女人，随时准备远行，同性恋也不少。可是，一段时间过后，酒店啊，餐馆啊，都腻烦了，我想还是先安稳下来再说，就回到了Y城，后来在国立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可是我发现这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跟巴黎完全不一样，跟前几年的生活也不一样。不过，至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作妇女解放运动。于是，我就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那里遇到了一群姑娘，十多个人吧，她们正在热论一件事，一个被解雇的工人……（……）我就想，这可不行。这个群里有个姑娘跟我的看法相同，她叫阿妮克，是从美国来的。她跟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共事过一年。在这个群里，我俩都有过女权运动的切实经验，有女权主义的主张，也有女权主义的批判眼光，我俩都在这个可以说是工人运动的组织里。于是，我有一段时间没吭声，任凭她们去说话，这样过了几个星期，我对大家说：“请你们听好，我觉得你们不算妇女解放运动，你们跟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都不搭界。你们只谈工人问题，而且只谈男的！这跟妇女解放运动有什么关系？”就我参加过的所有讨论而言……于是她们回答说：“阶级斗争一旦开展起来，妇女自然会跟上来……”

一个不思考的小组……是行动小组

——这恰恰是阶级斗争！

克劳蒂：是阶级斗争，没错！而我自己出于兴趣，多少也研究过一点历史，所以我很清楚，她们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说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因为我看到很多确实有妇女问题的女工，干脆就被轰出去了，说什么“你们的问题我们不感兴趣，这些故事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所以说，她们在欺骗那些女工。我毫不含糊地告诉她们：“你们不能这样干下去了。你们得起个别的名字。嘴上说你们是妇女解放运动，欺骗那些女工，这么做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如果三个礼拜之内，你们还不改名字，我就告诉所有在巴黎的伙伴们，大家都会知道。”我说得很清楚，很明确。她们害怕了，把组织改了名。［她提到了这个小组组织的一次“女性狂欢节”，主题是巴勒斯坦，以及针对她们的行动的激烈批评，也提到了从德国赶来声援的妇女的失望即参加了一场排斥她所关注的部分妇女的活动。她还强调了一些妇女解放运动积极分子造成的“损害”。］

没过几个月，我在地方报纸上读到，三个月内有三位妇女死于丈夫的毒打，每次都使我为之一震。我的教母有一天来我这儿，说：“太不像话了，就在这Y城，一个女人被丢出窗外，被打死了，那个混蛋却不闻不问。”我后来在报纸上看到，说是死于心脏病发作。我于是跟巴黎的伙伴们联系，告诉了她们事情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一个伙伴告诉我：“告诉你吧，我们这里正在发起一个妇女救援团体，也许你也应该弄一个。”我说：“那好，可是这儿只有我和阿妮克两个人，我们什么也没有，真的没有，怎么着手？”她们回答说：“你们能做到，克劳蒂，能做到的。”她们依然推动和鼓励我们去做。于是我们着手组织，就用我家里的电话。白天我在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上班，得坐班啊，所以用家里的电话，用了三年时间，我接到过差不多一万多个电话，都是挨打的妇女打进来的。所以，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切实开始了这项工作。

——有一套接待办法吗？你们是怎么做的？

克劳蒂：没有，只靠一部电话，而且没有录音机，我没办法给电话机加上录音，我们就是靠这样一部个人电话开了头。［她逐一列举了做过的事情：给挨打的妇女出主意；根据电话次数统计身陷困境的妇女；跟女律师们接触以求得她们的帮助；联络地方机构和一些“觉悟团体”，招募志愿者，以便物色今后可用的收容所。她要求后者亲自前来“采取行动”，而不是“用好几个钟头讨论来讨论去”。］

确实，很快就来了几位姑娘，有的来过两三次，有的来得更频繁，还有的说：“我某日某时有空，有事要做的话就告诉我吧。”我们安排得很有条理。不久以后，“阶级斗争”的说法又出现了，让我们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那些真实的恶习总也丢不掉。我们随即就得去妇女状况部^[2]查找档案等等。妇女状况部的第一位代表是位女医生，她接待我们的态度很友善，可是她说：“要知道，我是医生，可是在我的诊所里，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妇女讲过这种事。都是一些跟酗酒有关的故事，一些跟……你们使我们关注这些事。”不巧，这些故事都被她记录下来了。我呢，我马上通知了巴黎的伙伴们，引起了挺大的动静，因为她们是弗朗索瓦兹·纪胡的朋友，弗朗索瓦兹那阵子正在政府妇女状况部。可是，这位女大夫——我得说这事很重要，在政治上、人道上都很重要——过了几个月明白了，因为她从报纸上读到了文章，看到巴黎也有这方面的讨论，于是她开始到处赔不是，发表公开声明，在报刊上，到处发，这么做真是值得尊敬！因为政治人物决不会这么做。接着，她在政治上遇到了麻烦。这个女人属于右翼，有人对她说“滚回家织你的毛衣去吧”等等。于是她辞了职，也辞去了妇女状况部代表的职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当时人们的心态，因为政治人物可以面对新闻界公然这么说话，而且行得通。我们呢，就在Y城这里给遭受家暴的妇女到处物色收容所，这里可是一个政治上相当反动的镇子。不过我还是跟社会事务专员约好了见面。他一上来就嘲弄我们，然后说：“我们这个城市啥都没有。”然而，我知道他们有大量土地、大量场地，因为毕竟这是个相当重要的城市。那么好，这已经是1975年年底1976年年初了，我开始调查死亡妇女，死在丈夫拳脚下的妇女。我能够获得一些地址，对调查工作我还是习惯的，毕竟是从新闻学校出来的嘛。调查从我的邻居开始。然后……首先是家庭，当然，对吧？比方说，受害妇女的家长，当然还有这些妇女的家庭。这些人往往出事后受到惊吓，一旦找到一个可以谈话的人，他们就十分乐意跟你讲述一切，往往还要感谢你。所以，我是从邻居着手的。有过一个很特殊的邻居，他对我说：“您听好，这些都是独栋住宅，你看到房子之间的距离了吧。那个人是距离最近的邻居，晚上他回家的时候，狗都不敢动弹，不敢出声。”他还跟他的邻居说：“老子是搞体育的，你要是想上街，我马上就打断你的腿。”因此，打这以后，邻居就不敢出门，不敢干预了。他老婆经常挨打，给打死了。孩子们都在，整夜躲在厨房里，精神接近崩溃。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像这样的情况。这个家伙被判决之后，还曾打算脱身呢。他是大公司的股东，甚至有一家企业，有不少钱，他觉得三个月的拘押就够了，出来就没事了。我决心组织的示威游行为了全体妇女的权益，为了死于家暴的妇女，为了孩子们，也针对无动于衷的社会，针对那种集体接受的态度。我们得到了一些特别棒的妇女的帮助，她们都在家庭规划部门工作，都很忙。虽然自己也要斗争，可是只要需要帮一把，她们就一定会来。这里有一种敬重。好了，当然，这些战斗的妇女总是说：“啥？示威游行！那我们去喊它几嗓子。”因为示威游行似乎是一件怪事，只要扯着嗓子喊两个小时，一年喊那么一回，一切就都搞定！不过，我们打算搞的是一场完全静默的示威。真正的示威游行出现的时候，人们会说，看哪，示威游行来啦，可是，静默的示威游行一来，人们就会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它能引起注意。对，斗争需要发挥想象力，尤其当缺钱的时候……［她讲起那次运用象征手段的示威，那次示威使她跻身于各国女权运动团体派来的代表的行列，而且得到新闻界的支持。］

我做的事，拿公司钱的人都不做

——你们接到的电话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吗？

克劳蒂：是的。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吧。都是什么人给我们打电话？有一位法律教授的妻子。法律他当然很懂，打老婆他也知道往哪儿下手。还有医生的妻子、企业家的妻子，很多是家庭妇女，有些属于工薪阶层。似乎没有自由职业者，商贸界的不少，但不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工作的妇女比较多，而且带着孩子。还有就是医生扮演的角色。我们要求这些妇女先到医生那儿开具医疗证明，再提起诉讼。这下可好，医生工会发了通知，要求从此以后，凡属开具外伤的医疗证明，不再用正常价格，而要按照不是K5就是K6的价格付钱。具体价位我记不太清，反正得付350法郎。我要求解释，我马上就去了。他们告诉我：“来申请证明的人太多啦！”也就是说，他们承认问题是存在的，说是为了限制申请的数量。可是费用加到了谁的头上？不过，也不应该忘记，有一些好医生，他们做得正相反，打电话来要提供帮助，说是要……还有一些医生给无路可走的妇女提供住处。说到底，这是一些有情有义的人，看到了人道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医院也会打来电话，因为有被踢出家门的妇女，头部有外伤的。打电话来的有受害妇女本人、医院、邻居，也有雇主，是为了例如他们雇用的保洁女工、小学教员。这说明友谊并非一钱不值。孩子们打来的电话是最最令人伤心的……我们在报刊上看到那些有关弑父的报道，我们注意到那些孩子大多数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母亲才动手的。这种做法传播得越广，报道得越多，人们就越是敢于突然有所表示，就越会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有些报道反倒重申对身处危险之中的人的无救助原则。说到底，这个人们都不乏了解。这些以外，就轮到政府各个部委了，因为她们在巴黎显然对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换成Y城，就是卫生与社会事务管理局。［她讲到卫生与社会事务管理局的抗拒和不作为，不处理堆积起来的个案。她自己去巴黎的政府部门上访，她维护的个案终获重视。］

我时不时还要往巴黎跑，因为我需要新数据，了解问题的进展情况，这个到了巴黎才能知道，还有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我把它们都带回Y城。这就是女权主义的那种凝聚力，研究的深入，等等。我们Y城的这个小组里有大学生，有像我这样的妇女，还有一些正在办离婚的妇女，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们都感到需要加入我们的组织，因为她们需要有人倾听，不愿意孤单下去，需要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需要知道自己被人接受，属于一个整体。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把事情说清楚的妇女，她带来几首诗。不过，大部分人是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不更事。还有一个女孩子的男朋友，他了解女权主义运动，知道我们这是为之斗争，有时还会帮我们一把。男人在这些事情里能够起很重要的作用，能够跟那些有暴力倾向的男人谈心，跟他们讨论……他们不是我们小组的成员，但是能够做这种工作。因为我们只处理急事，所以说，要做的事还是很多的。如果他们愿意做，也有人去做，那就很好，很重要。现在我要说说布鲁塞尔。我们开了个会，世界各地来了很多妇女，很多女权主义活动家，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召集会议。那是1976年，女权主义大会，国际会议，盛大的节日啊。我们趁这个机会相互认识，见到一些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有，一样的，都是男权文化造成的问题。后来我们组织了24小时的活动，抗议对彼此愉悦的亵渎。我们也真切地看到了一些重要的派别。我们这个妇女救助团特别实用、特别活跃，加上别的不再寻找自身定义的妇女，她们反对暴力，可是认为例如不应该鼓励妇女去打官司，不要踏入这个领域。刚才我说到小组，提到了干预行动，但是说得不多。我必须说，还有很多妇女打来电话，说警察不管，不出警，所以我自己也去管过这种事。这样，我就看到了一些人的行为。有一个家伙打发我回家，他站在门口的电铃前对我说：“您看看这上头写着什么？”写着什么呢？他的名字。他说：“我住在这儿。”所以说，说到底，老婆和孩子是他“豢养”的，都属于他。我进了门。很明显，电话听筒吊在那儿，她曾经有时间打电话，可是他把听筒抢走了。我还得说，墙上还有斑斑血迹。很明显，家里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话都说不出来，吓坏了，蜷缩成一团，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一动不动。那个家伙说他在工厂上班，说我不了解是怎么回事。我平时出门总带着一个公文包，方便做笔录，因此我被当成一个知识分子。照他这么说，在工厂上班很累，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回家得打老婆。我一听就说：“在工厂上班的妇女也不少啊，就我所知，她们回家可是没打丈夫。”那好，这次干预行动，事情很清楚，医生不愿意出诊，我就逼着他来。因为他得给这个妇女开医疗证明。唉，还有不少别的事情，也有放狗咬人的事情［她提到有个当丈夫的放狗威胁她，也提到她如何把一个阿尔及利亚姑娘从家里弄出来，只因家长不允许她上学。］

所以说，干预行动很多，什么样的都有。如今回过头看，我得说，这是个性格问题，因为我喜欢干这个。不错，这里头有危险，我得冲锋陷阵。说到底，我做的事，拿公司钱的都不做。

总会有一些人反对等级制度……这个问题跟心胸有关

——那么，收容所又是怎么回事呢？

克劳蒂：个案处理得很慢，把你叫去了，可是找不到场地，因为卫生与社会事务管理局虽然给钱，可是不给你场地，你还得去找啊。我和巴黎的伙伴们，反正是一道工作，不是一块儿上班，而是说，有了她们，想到正在战斗的妇女等等，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心想：我们这个小组很重要，它跟巴黎的小组有联系，所以嘛……这是一种策略。可是我必须说，我们的工作太繁重了。小组内部的工作，我们是分担的。可是，有些朋友做不了多少事，她们还得上学什么的。所以，分工不是很好。再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来我们这儿，这件事我觉得也很重要。这种事可以借口“我没时间”来拒绝。可是我觉得对于女权运动十分重要，学生来，特别是学社会学科的，学家政什么的。特别是年轻人分布在社会学科里，老师也是，也就是说，在那种地方，人们都……

——……都会做这种工作。

克劳蒂：那将是她们的工作。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接受她们。因此，那时候还有一个寻找资金的工作，核心问题还是收容所，应该放在这个地区之内，因为我们在这儿已经开始有一些听众了，知道女权运动的人比较多。而且，我们小组里有一两个姑娘对艺术感兴趣。我们就决定搞一个女性电影节。那是1977年的事……［她讲起她们如何在艺术团体的帮助下，通过使两个政治倾向对立的镇政府之间竞争，为妇女协会的收容所找到了场所。不过事情并非轻而易举：人家起初提出利用“采石场旁边的兵营”，后来在她们的抗议下，才提出另一个场所，但是要求三十万法郎的工程费。］

那一阵子，我可是累得要死。他们看到了我们做出的工作，我这才争取到了所需资金，因为这是一个全天的工作，没有资金是不行的，我没有假期，什么也没有。那些资金总之就是干这个用的，为了在工程期间有个长期场所，当时离启用收容所还有一个月。那么好，我不是做了很多工作吗？不是了解那些个案吗？我就得从国立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辞职，专门搞这个长期的工作。所以，我一直跟踪那项工程，那些社会服务……我刚才说了不少，就是没提到宗教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嘛，卫生和社会事务管理局是个大头，它的任务是给一个协会作出评估，看它是不是合格，然后拿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嗨！这个事嘛，说到社会福利制度，社会工作者，问题又来了，跟医生的问题一样。说句实话，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思想开放不开放的问题，是心胸问题。这个问题跟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关。比如说，有一个社会工作者，收容所启用以后，她给我打电话，说到一位被我们收容下来的妇女：“您瞧，某某太太跑掉了。”我问：“怎么搞的？怎么会跑掉？她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回答是：“某某先生找她来了，她丈夫，您把她送回来吧。”如同送一条狗，是吧？这倒好。说到社会工作者，还有别的故事呢。有个妇女找到我们，当时收容所还没开张，她无处可去，我们也不知道她可以去哪儿。我们刚建立小组那阵子，我在自己家接待过一两个妇女，可是长久下去不行啊。再说，还有一个小孩子呢。那个女人来了，她确实有难处，因为习惯告诉我，从语气和处境就能够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有危险，能不能再撑两个礼拜。这个女人处境确实十分危险。我们让她尝试一切可能性，比如说去一家旅馆住下，可是……随后，社会工作者把她叫过去，命令她回家！后来，报纸上报道了这个女人，她挨了不知多少刀，死了。当然，那个社会工作者没有任何责任。另外还有一个（……），她来告诉我，眼下她照顾着一个男人，这个人有个坏毛病，喜欢把孩子绑在床上痛打。她说这事只能跟我说，她自己没法去说，因为如果说了，那个男人就会觉得她背叛了他对她的信任。她说她无法跟那个人过下去了，可是不能明说，得我去说！有些人就是这样，说什么：“我不能给警察打电话，您明白吗？那等于告密！”［笑］她们自己才不明白啊！上过三年学，她们还是不明白这个区别：告密是把一个无辜的人举报给混账当局，这跟拯救一个面临危险的人根本是两回事。这个她们一直搞不懂。这是一种对于权力的恐惧，害怕主子和强者，也就是打人者。可是，其他一些社会工作者完全相反……

［她认为一些宗教组织更开放，更能帮助遇到危险的妇女。］

我呢，我是把个人和处境区别看待的。总会有一些人反对等级制度，将来也不会接受……六个月工程结束以后，收容所启用了。我们一直是个小组，可是到了一定时候，人家要求我们转为协会。这是个地位问题、责任问题等等。我那时候当主席，阿妮克是副主席，干活最多的其实是伙伴们……权力的问题很快就被提出来了，最初就被提出来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没有明说出来的，到处都有的问题倒不是权力，我们不想要权力，我们是小组工作。这个时候，您瞧，在一个小组里，这个权力的问题总是存在的。就是那个最会讲话的、知识最广的、说话声音最大的人，还有什么呢？最会操控的那个人吧。反正这样的人就在那儿，只是不显山不露水，是从负面表现出来的。我们呢，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说：“是啊，权力问题永远存在，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可是权力的标准是工作，是效率。”我呢，我坚持认为，任何决定都由全组做出，总之决定应该由全组共同做出。那么好，这个收容所……当时还得去找家具等等。

——收容所规模很大吗？

累得要死

［她提到一个时期的拼搏结束于开办这个有20个床位的收容所：疲惫的朋友们，完成任务后的成就感，离别，她自己也感到精疲力竭，重陷孤独的凄凉，然而她决心继续和扩大行动。］

克劳蒂：那不是万事大吉！这么说不是要批评什么，不是的。因为她们完成的事已经太出色了，对吧。她们都不能在收容所里工作。因为，这么说吧，一个有很重要的工作，她是法律专家，时不时给我们很好的建议，是个好朋友……昨天她还给我打过电话，所以，这证明……［啜泣］关系是多么牢固。当然，不用说，一些人不能因为收容所耽误自己的学业，或者影响本职工作。于是，问题出来了，卫生和社会事务管理局缺那么多工作岗位，这是不用说的，一个明摆着的障碍。如果只是秘书、厨师什么的，那没问题，可是缺少教育工作者，这可是一种职业啊，社会活动家根本不能用。你得亮出真功夫才行。这样一来，于是……［语速变得不顺畅］于是，于是就用了一些人，然后还得招一些人，一些妇女，来做这些工作。于是有了一位半职的女秘书，她干得很好，很了解自己的工作，她以前在一个戒毒收容所工作过，因此，这一套她全懂。还有一位值夜的等等。他们都很好。另外一个姑娘是半年前来到小组的，她既是教育工作者，也是心理学家。我心想：“干吗不要呢？毕竟我们需要一位心理学家，半职的，照顾小孩。”对吧，因为孩子们的心理创伤都很严重，我们开头开得很好，妇女们陆续到来。我观察到一个非比寻常的现象——这些妇女很快就表现得十分团结友爱。因为她们离家出走的时候往往很匆忙，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什么都没带，孩子也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得跟她们去找衣服，这可能变得很危险。有一次，我请一个辅导员陪着去，可是，别提了，那次我真正遇上了麻烦。跟你打交道的不是社会活动家了，而是心里想着工会的人，她说那不是她的工作。瞧！她害怕了。如果是这样，你就别来参加收容所的工作，对吧？我呢，有好多别的事要做，我是收容所的所长呀，我得处理好多的个案等等。因为我们这个收容所只是一个更大的收容所的雏形，那个有50个床位的收容所当时正在筹备，由妇女状况部代表主持，很容易，因为只要开了头，而且显示出……坚持一年就行。你得显示出管理有方，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胡来……因为卫生和社会事务管理局的人过后跟我说，按照他们的想象，“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意味着不会管理，随意胡来。瞧，他们过后对我这么说。所以，从女人的立场出发，必须团结，必须互相帮助，还要对一些人心存感激……就在去年，我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事情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她还要对我说：“谢谢你们，圣诞节愉快！”

［她接着讲起小组的工作方式，如何分担繁杂的工作。］

所以说，根本无法指望那个辅导员去找什么衣服。我自己跟大夫有约诊的时候，那些妇女和伙伴们就帮我打理。慢慢地，她们也会琢磨一些向我提过的问题。她们问我：“我们觉得管理人员和我们之间似乎有隔阂。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说是因为她们跟我反倒没有隔膜。也因为她们对我说：“这个东西只发生在我们身上，别人没有。”我就说：“很遗憾，你们身上发生的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呀，几率比较小就是了。”我呢，我从来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别人都在我脚下。只不过，有那么一类人，不是所有人，他们会认为，嘿，我有职业，我是心理学家，是辅导员。只需瞪她们一眼，这些女人就会降低调门，她们已经很脆弱。收容所的目标不是这个，而是相反。

——你就是这样跟管理人员打交道的吗？

跟我打交道的看来是个工会人士……

克劳蒂：不是跟所有管理人员都这样。只跟一个人，可惜她是辅导员。她之所以一直这么做，是因为她正处在一个时期，正在……她正在三个月试用期里。于是，她开始跟我说什么“惯例”。我整天都听她念叨这个，她躲在这个惯例背后。只要我要她做什么，她就说：“我有权休息一天。”要给一个律师打电话，她会说：“这个我有权多挣一个法郎，那个嘛，我得拿双份工资，另外还得休息一天。”由于收容所总有周转的问题，礼拜六，礼拜天，所以也有付报酬的问题。跟我打交道的看来是个工会人士，要求的东西越来越多，不顾妇女和孩子们在做什么，这个她才不在乎。那好吧，我把她叫来，告诉她，你看，这三个月试用期完全不是我期望的那样，我们最好还是分手，应该和睦相处，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这么说是因为她想自己做点什么，希望有人帮她。也好，其实我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因为我认识Y城一些地方上的人，这对她自办企业会有帮助。我们商量了一阵，她表示同意。于是我说：“我来准备这封信，明天咱俩把它签了。”她说：“我不会签任何东西。”简单说，她后来去了，因为我那时是协会主席，可是只要当上所长，你就不能兼任协会主席了，没这个权利，不能身兼两职。可是我干了件蠢事，请一位知名人士，艺术家，总之……大名鼎鼎，问她愿不愿意当主席，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决定，心想她在官员那儿会有分量。当时我们几个自己在拼命做事，累得要死，她答复了：“当然可以，我是女权主义者，不过……我不会掺和你们的决定，你们请我做这个工作，可以。”这下可好，那个姑娘亲自跑去见了这位艺术家。她是X城的S［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的妹妹，人称X城太太。她住在阿尔萨斯省，是个画家。不过她有那么点妒忌她的姐姐，这个也不难理解。我们那个姑娘跑去见了她，这位X城太太特别激动：“你们先得看清楚，总之，这可不是女权主义。总之，打算解雇人，做出这种事，你们发疯了吧？”你做什么都行，可以把一切打乱，可是女权主义者就是不能解雇人！我告诉她：“不是解雇的事，而是结束试用期。”可是这个傻瓜弄不懂二者的区别，艺术家嘛。我不反对艺术家，我自己也喜欢摄影什么的，可是我想说的是，你不能瞎掺和自己不懂的事。于是，好了，事情闹到一个管理层的评议会上。会上有阿妮克，她做过好多工作，我，还有一两个做过好多工作的人。艺术家也来了，她是主席嘛，也是管理评议会的成员。我们都在这个会议上。我说明了当时的局面，解释说，那个姑娘把一切都搅乱了，她不是女权主义者，不是。这样下去行不通，试用期必须结束。她接着对我说：“打住！我是主席，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行！我要召开全体大会。因为我反对你们的决定！”她冲我们大喊大叫，我们可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啊！这个时候，收容所里的妇女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很明显，平常都是我在那里干这干那，而且我们缺少一个岗位。卫生和社会事务管理局说过：“收容所平时总得留人。”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没有人在，那你就麻烦了。可是我们缺一个人手啊。有人跟我提出权力的问题，我回答：“用我的工资除以工作的钟点嘛。我挣的钱还没厨师多呢！”这种事我不擅长，可是既然有人提出我“在某地有个职务”，我就得交代清楚，因为我知道，不出一年，我就会把事情完全理顺。这里运转得不错，50张床位的收容所也有希望。那些虽然不在一起工作，可是一起奋斗过的伙伴们理解这个策略，也理解收容所对那个姑娘的处理。可是那些妇女呢，她们一点也不懂！她们给我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当然，她们感到收容所出了点问题，为什么有我就行，换了她就玩不转？她们在琢磨这个事。她对这些妇女也不报什么希望了，人多，难办！这是她的工作。（……）这个她学会了，也习惯了，总之这是另外一套做事的办法，跟女权主义没关系。不过，这位X城太太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就做了决定，而且是在评议会上。她呢，通过全体大会召我出席，可是材料掌握在谁手里？当然是在我手里嘛，因为这些事情一直归我管。所以，我手里有份人名单，协会女成员的名单，都是缴过会费的。有一天，她冷不丁地对我说：“请你把名单交出来。”我虽然不愿意给她，可还是交出去了。

［在全体大会上，她看到大厅里一下子进来“一大群跟协会毫无关系的妇女”。］

置于死地

克劳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看见了很多当初一块共事的姑娘！都来了！（……）阶级斗争啊！都来了，一个不少！紧跟着X城太太，因为她宣布过：“我就是主席，因为我是X城太太！”我问道：“这些人怎么是协会成员，怎么从来没缴过会费？”她把一张名单，一叠纸，一共37张，37张签了名字的纸给我看。“属于协会，签字如下。”建立协会的时候，我们在章程里说明，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参加协会，我当时没有注意这一点，只顾着照料那些挨打的、借宿的妇女，还有那些案卷。我就睡在收容所，顶替夜班女工。那些东西都签上了名字，因为有另一种加入协会的方式，趁着我在忙别的事，她们就去找章程，抱成了团儿。我问：“谁签的名？”她回答说：“您看得很清楚呀，是我姐姐签的。”你知我知，反正她随便怎么签都可以。我不是批评这个做法，不过她确实帮了她妹妹的忙……

——她肯定不了解这里头的门道……

克劳蒂：肯定不了解，这个跟她的年龄等等都有关系。话虽这么说，但我过后感到很吃惊。后来我觉得这不难理解。收容所的妇女，没有例外，全都写了一封两页的信，说她们不理解，总是看到我在忙，说我是一个好所长，不理解我为什么遭人质疑等等。因此，又开了一次管理评议会，收容所没有一个妇女，还有帮过我们忙的巴黎的伙伴们，没有人认为这件事跟女权主义扯得上关系，这个很清楚。于是，第二次管理评议会要求我马上聘用一位妇女，补上一个急需的位置。这是因为我们跟卫生和社会事务管理局之间有一份合同。如果不履行合同就没钱了，收容所也就完蛋了。这个在我们的预算里写得很清楚，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预算。你绝对不能超支，尤其是第一年。她要我雇用这个妇女。我始终不知道怎么付她工资，怎么付社会福利。这样一来，要么我雇用她，成为一个很差的管理者，违背对卫生和社会事务管理局的承诺，要么不雇用她，也就是犯下一个错误，不服从管理评议会。那么好，卫生和社会事务管理局对这件事多少有所听闻，于是告诉我：“所有这些都是行不通的。您的工作很出色。我们认为您应该保留这个位置，因为我们信任您，您管理得很好。”那么好，还有别的事呢。我接到了一张到会通知，我不知道还有这些臭毛病。接到传唤就得去，通知是别人悄悄塞进我的笔记本的，我一直到最后一刻才看到。这就又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出席评议会。这样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事情越来越多。我去巴黎见了一个当律师的伙伴，向她说明了局面，我说：“有些票投得蹊跷，计票过程有问题，有的留下计票的人告诉我了。”她说：“克劳蒂，你掉进角斗场里了。你要么离开，要么留下，可是人家想要你的命。有人在朝你放箭啊。”我确实掉进角斗场里了。她们有权力，不过，这主要还是因为有那么一些人，不妨让他们去奋斗、去工作，可是绝不能让他们成功。他们没有这个命，成功不符合他们的形象。我不是那位X城的太太，我是克劳蒂啊。这个克劳蒂，你可以把她派到枪林弹雨里，派到下刀子的地方去，她一定会把事情办好。可是，那个在她亲手创办的收容所当所长的克劳蒂呢？且不说，我当时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最后我心想，卫生和社会事务管理局早就告诉我，要小心，他们听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消息，简单说吧，他们有意关掉这个收容所。我是个很好的管理者，可是如果不能把秩序恢复起来，收容所就很可能关闭。另外，A太太告诉我：“那个50张床位的收容所，就不要再提了。你们协会已经有这么多故事，那个就别再提了。完蛋了。”于是，我就琢磨这个角斗场里关于公牛的说法，它最后被宰杀了。我确实预感到这一点。我心想，那个姑娘，我没法付工资，我不会雇她。于是，我不得不辞职了。直说吧，全怪X城太太干的蠢事。我走了。我离开的那一天，克劳蒂重生了。有一天，有个妇女来找我，她怀孕了。我呢，那之前我一直是主张计划生育的，跟别的协会不一样，对于计划生育比别的事情更重视，因为我们有一点钱，计划生育是个经常的议题，跟妇女们解释、讨论。那么，这个怀孕的妇女要求给她说明一下，可是她拿不准自己究竟打算怎么办。众人不停地告诉她：“做流产吧，你打算什么时候做？”她对我说：“我都听烦了。”我不同意，我赞成妇女有自己做决定的自由。我就告诉她们，流产做还是不做，都不要多嘴！于是，我说：“行啦，别再说了！谁都不要再跟她说这个事了。”结果她决定保住这个孩子，还请我当孩子的教母。我走的那天，孩子出生了，取名叫克劳德（……）所以说，美好的事依然很多，不能只看到消极方面。不过，好事都出自社会活动家，全小组都有，或者是被收容的妇女，很多很多。可是不会来自管理人员，我故意用了“管理人员”这个词，因为这跟她们没关系。而且，这些好事有些干得特漂亮。

［她得知收容所后来解雇了那个辅导员。］

［…………］

——收容所一直在吗？

克劳蒂：一直存在，因为它是我创办的，还在。我要给你看一些报道它的文章。办得不错。这毕竟是个积极方面。这很重要。它在12月里庆祝了建所10周年。我难受了好几年，心里乱糟糟的，因为我毕竟把全部身心都投进去了……

——你的全部精力……

克劳蒂：完完全全地，我把一切都献给了它。它仍在运转，继续存在。这毕竟是一个积极方面。如果我打官司的话，或许我能赢。不错，我走了，可是收容所还在。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也许，受到这样的打击之后，一般情况下……瞧，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我们跟环境保护主义者有很好的关系，因为精神是一致的。他们有时候跟我们要一些材料读读，有时候打电话。我还可以告诉你，我还是女权主义者，仍然保有女权主义的取向，这个一点没有改变我内心的东西，你看到了吧？因为我内心的东西就在那儿，看到了吧？不过，我变得多疑，怀疑别人，非常小心。如果有事要做，我会去做。可是，如果是开会啦，小组活动啦，那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早就腻烦了。再说，也有一些妇女自称女权主义者，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她们冲我来，打击过我，也打击过别人。有人告诉我，有个创办了一个街道协会的人，她们对那个人也是这么干的，利用同伙搞渗透。那个人自杀了，自杀了。因为她们是个专搞破坏的组织，毁人，彻底破坏。她们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她们批判社会，但是用了从内部摧毁的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就是这么做的，这比从外部入手更容易。

1991年

注释

[1]卫生与社会事务管理局［La Direction（départementale）des Affaires Sani-taires et Sociales，DASS］，法国地方政府机构，负责卫生、社会和妇幼保健。不过，自重组立法于2010年4月生效以后，这个部门已经不复存在。——译者注

[2]法国德斯坦政府1974年设立了负责妇女状况的国务秘书，该部门后经多次改动。2012年奥朗德政府上台后，这个政府部门改称为家庭和妇女权利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