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所望^[1]

1991年年底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玛丽。她当时正在圣尼古拉·德·沙道奈教堂^[2]前兜售国民阵线的杂志《国民周刊》。这里是传统天主教派15年来的聚集地。她的摊位在教堂前的庭院里比较靠后的地方。桌上摆着《冲击》杂志和一些《国民周刊》的夹页，还有印有让-玛丽·勒庞头像的打火机，并列摊开的两幅画像展现一对出售《利瓦罗尔》和《国民周刊》的活动家夫妇。玛丽把一张关于活体解剖的传单递给了我。见我表情惊讶，她微笑着说：“相干倒是不相干，不过他们挺友善的。”我翻了翻这一周的《法兰西时刻》，里面有好几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国民阵线此前不久才发现了环境保护的主题，看来对活体解剖也开始关注了。

我告诉玛丽，希望能采访几位国民阵线的活跃人士，她认为自己不属于此列，因为“活跃人士必定是少数”，但是很乐意把“凡是知道的都告诉您”，但不是今天，因为弥撒马上就要结束，她得开始兜售报纸、发放传单了。她明确地告诉我，她曾经是国民阵线在巴黎第4～6区的负责人，让-玛丽·勒庞那个时期正竭力在第20区站稳脚跟。

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慢慢加入了我们的交谈，他表明赞同国民阵线，但并不是积极分子。他和我都希望玛丽描述一下勒庞当年走进咖啡馆的情景。那个年代，同情勒庞的人不多，以至为了把集会厅填满200个人，街头流浪汉也被招来充数。玛丽还跟我解释，她是因为厌恶共产主义才加入国民阵线的。“我得告诉你，我妈妈是俄罗斯人。”她说。她最初经常接触“新秩序派”和“新力量党”^[3]，尽管它们“很晚才吸引了我”。她半怀旧半嘲讽地回忆起当年的社会活动，边说边模仿一些“走路晃肩膀的家伙”的姿势，认为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她指出，如今支持国民阵线的“资产阶级”对于真正从事社会活动是三心二意的，不知这个话是否暗指加进谈话的这个年轻人？

玛丽50岁出头，个子矮小，热情洋溢：蓝色的眸子直视对方，红头发是染过的，发福的身体今天裹着一件外套，其他日子里穿一件波浪图案的旧套头衫，引人产生好感。我在后来的采访中注意到，她跟谁都熟识。除了我以外，她还跟每个走近摊位的人亲切地打招呼，跟很多来看她的人拥抱。她十分痛快地同意下个星期天跟我再次见面：“我在两场弥撒之间有点空。”

实际上，过后的那个星期天，她因为生病未能赴约，我一月初才得以跟她再次见面，还是同一张摊位桌子。我在第一场弥撒散去时到达，玛丽正朝着老顾客们起劲地晃动手中的《国民周刊》。见到我时，她似乎不像三个星期前那么爽快。她不是“真正的活动家，您最好采访一下别人”。我后来在谈话中发现，这只是她对我的第一次“回避”，接着还有一连串这样的举动。

摊位桌上，弗朗索瓦·比格诺的《我最后的笔记本》摆在打火机和单张画页旁边。第一本是有关贝当的，第二本是“拉比之子口中的犹太种族主义”，第三本有关勒费尔主教^[4]。一位60多岁的妇女在抱怨价钱：“太贵了，怎么没告诉我们啊。”一对20多岁的外省夫妇一边在买《国民周刊》和单张画页，一边打听如何前往国民阵线所在的克莱日利将军大街。玛丽花了很长时间耐心向他们解释。一位40来岁的男子走过来，把一份马恩河谷联盟的挂历送给玛丽，上面的照片是勒庞搂着一个金黄头发的男孩。玛丽和桌旁的人问：“那个孩子是谁？”男人笑答：“反正不是阿拉伯人就对了。”玛丽后来告诉我，此人是政治避难者，罗马尼亚人。他询问玛丽是否愿意利用一个机会：有一个罗马尼亚人要离法赴美，另辟天地，正在出售他的全套家具。玛丽回答说，这一阵她实在没有钱。她私下告诉我，所幸有些朋友送给了她一个灶具和一个冰箱。她在这几通谈话之间得空跟我闲聊，抱怨今天销售情况不佳，社会活动如何艰难，妻子们阻拦丈夫出去活动，担心他们有外遇。

跟那些圣尼古拉·德·沙道奈的多数“高饰领”风格有出入者和一些前额剃得发亮的身穿罗登呢的年轻人相比，玛丽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她跟其他社会活动分子开玩笑的方式以及这些人的外貌和无特色的便宜的朴素衣着，全都迥然有别。她始终没有走近教堂的前廊。这个距离本身就说明，她代表的是国民阵线的平民活动分子，这些人跟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极右翼没有太多交集，各干各的。

玛丽一边请一对出售《利瓦罗尔》和《法兰西行动》的夫妇照看她的摊位，一边跟身旁的人打趣：“把你丈夫借给我使使吧。”那一位回敬说：“丈夫一借出去，恐怕就有去无回喽。”她把我领进蒙日大街的一家咖啡馆，这里是她的地盘：“这儿是活动家聚会的地方，是个卡比利人开的咖啡馆，从来没出过问题。”一进门，她就宣布：“我买单。”玛丽是利用一个机会邀请我来的：有一对年轻的外省夫妇付了一张500法郎的钞票，她得找给他们零头。我们坐下来，玛丽要了一杯橘子汁。她讲话声音很低，以至于有一刻我不得不停下来检查录音质量。她的悲伤的语调跟欢愉的外表恰成鲜明对比。玛丽始终在微笑，然而是一种羞涩的笑，甚至显得拘谨。紧张和心烦意乱导致她答错问题，她时而自我纠正，时而请求谅解。这是一场很严肃的谈话，她只能调动社会活动家的经验才不致“丢面子”，她的眼睛还频频瞥向录音机。

不过，仅凭这一点大概不能解释她的态度的大幅度变化。有限的谈话时间要求玛丽详述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对此她没有思想准备，也令她不得不面对由此而来的压力。她本来以为只需回忆一番社会活动家的经历，讲述一连串的挫折。首先是职场受挫：“我干过36行（……），常言说，干36行，吃36种苦。”连萨拉查^[5]当政时期的葡萄牙她也去过。玛丽失业已经一年，目前靠失业补助金生活。其次，她在家庭生活中也遇到了挫折：她跟“讨厌”社会活动和政治的丈夫分居了。儿子“也不拿这个当一回事”，尽管“他还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的”，玛丽纠正说。政治上的挫折也许是相对的，因为她在这个党派内部已经不大认得出自己了。为了结束谈话，她数次用沉默和比较偏激的言词来躲闪，最终达到了目的。此时她并不完全在谈度日的艰难，也透露了她和父母的出身，以及她经历过的（许多）职业。玛丽想避开不谈的是，政治生涯已经不是她的避风港或者突发奇想的产物，而似乎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当我再次问她失业以前从事什么工作的时候，玛丽回答说，她“宁可不提这个，因为您马上就会……”看来，她的职业跟她参加新秩序派，随后加入极右翼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在政治生活方面，玛丽看来保持着少见的一贯性。正如她自己所说，从最初参加政治活动起，她一直忠实于俄罗斯母亲的历史和她本人在葡萄牙的经历，也忠实于她的职业轨迹。从极少政界人士能够做到的角度来看，她的社会活动家的经历并不多见。不过，这在法国极右翼阵营里也不算新鲜。例如，玛丽出售其著作的弗朗索瓦·比格诺（François Brigneau）便参加过新秩序派，参与创建国民阵线，后来组织了新力量党，最后才回到让-玛丽·勒庞的身边。

于是，在自发社会学的启发下（国民阵线的活动家对其成员便运用此道，玛丽本人也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她对自己的沉寂的解释得到证实），我自然会揣想玛丽从事过何种职业。参加警察或军队，除非被辞退，或者被除名？不然凑足年数便可径直退休，万无一失地领取失业补助金？当过服务员？售货员？总之是一个能够勉强糊口的职业，那就既跟“吃过36种苦”，又跟必然投身社会活动多少取得一致了。

玛丽自命“一贯”地忠实于自己，这种连社会活动也不惜放弃的忠诚表明一种选择，而不是社会制约，并且传达着某种政治信息。她向来用道德标准描述社会活动家的工作：勇气、无私和奉献。可是，对于一些以失败收场的游行示威和几次同居经历，她并没有像很多国民阵线的男成员那样感到兴奋不已。她对别的社会活动家大谈“第二年的士兵”^[6]和“桂河大桥”只表示“厌恶”。她虽然摈弃“名门贵胄”，但是没有按照一种理想化的观点去看待参与政治和目前退出政治的连带后果，即唯有国民阵线才是好的，其他政党都是坏的。她忠诚于既是朋党又是革命的极右翼，而且对国民阵线走向职业化感到失望。她只赞赏和同情——这是她用的字眼——不谋私利的草根派。这些从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抨击资产阶级，这次又抨击“吉斯卡尔^[7]派的老狐狸”都能够得到明确无误的证明。被问起如何对待外国人时，玛丽立即亮出了她的观念体系：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玛丽“知道什么是吃苦”，很愿意为社会边缘的“底层白人”代言，这比那些小有名气的国民阵线人士进了一大步。

玛丽有过多次幻想破灭的经历。谈话及此，她显得不太自然，可是没有掩饰。因为她有捍卫底层白人的理由。她毕竟需要一个自己的自由空间，一个做出政治选择的空间，同时也为了能够得到承认，正如我们在教堂前的空场上分手时，她所说的那样：“请不要讲太多我们的坏话。”说完，她再次露出微笑：“请再来看看我，告诉我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一位国民阵线的女活动家

采访者：费德里克·马东迪

——我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国民阵线的，或者说，您是如何投入社会活动的？

玛丽：稍等一下，我得想想［边说边小声笑，带着几分尴尬。玛丽跟咖啡馆的一位顾客打招呼］，因为毕竟日子久了。那好，等等看……勒庞是什么时候当了巴黎第20区议员的？就在那个时候吧，那一年是多么……

——是1983年。

玛丽：对，1983年，已经是市议员了。那是10年前的事了。这就对了。

——您是在那个时期参加社会活动的？

玛丽：对，积极参与。就是那个时候，我投入了社会活动，我们跟随他一起干起来，就在第20区。对，对。

——此前您参加过社会活动没有？

［玛丽想了想才找回思路，先否认，然后表示歉意。］

玛丽：参加过，我加入过新秩序派。

——新秩序派？

玛丽：对，还参加过PFN，就是新力量党吧［得到我的首肯］。在新力量党里……

——那么，您后来怎么选择了国民阵线呢？

玛丽：这个嘛，因为有好多人从新力量党出来了。他们曾经……观念基本上一样，基本上……大致相同吧。您知道，在我看来，右翼内部主要是一个人格魅力的问题，人都差不多……想法是相同的。我是指全国的右翼运动，然后才是区别，这个来自首领的特点。人格魅力有大小之分。显然，如果想法一样，首领却不那么讨人喜欢，你就去得少了，尽管观念跟您的一样……这个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知道新秩序派的人毕竟不多，您参加这个党派是谁介绍的？

玛丽：您是指哪个方面？

——那时没有那么多人嘛……

玛丽：唔，不多，数得过来的几个人……干吗问这个？等等，让我想想，因为日子久了［沉默］。我在那个时候以前去过葡萄牙（……），葡萄牙有好多人讨厌共产党。在他们的……在他们的殖民地里，共产党祸害不浅。我是反共的。等我到法国以后，新秩序派是唯一真正反共的。新秩序派不怕……不怕表明民族主义的、反共的立场。所以，可以说，从根子上说，这个党最符合……跟反共立场最契合……那阵子只有新秩序派最……因为大家都和共产党串通一气……

［我问到她在葡萄牙从事什么职业，玛丽第一次避免明确回答。我接着问她加入新秩序派的时间，她想不起具体日期，只说当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

他们用不着我了

——您现在的活动区域是塞纳-圣德尼地区吧？

玛丽：不，告诉您吧，实际上，无论积极还是不积极［伤感一笑］，可以说，我都在从事温和的社会活动，因为，我告诉您吧，有意思的是，起步慢一点，观念要清晰，还得有章法，还有，我一向有那么点，怎么说呢，有那么点挑战性。您看，这个有点像刚上学的学童，或者说，有点像最初的……民族主义者，这是一种精神，这个……后来变成……可以说，变成大机器，从而失去了它的……这么说吧，他们用不着我了［浅笑］，如今无论我活动还是不活动，都没有什么关系……身在一个小党派里，您就会，您就会觉得责任不小，涉及得更深。

——那么，您是不是觉得国民阵线规模过于庞大？

玛丽：这个嘛，看起来是这样……不，不，这样很不错，我的意思是……它不那么使人意气风发了，因为……上了轨道嘛。那么好……不过这里头有一点危险，就是里头有好多老活动家，他们不那么在乎，我绝不会……绝不是为了金钱，什么都不寻求。不过，如今嘛，有好多新加入的人，他们……都想给自己弄一个位置，特别是都想［咯咯笑］……怎么说好呢？都想拿报酬，当选……

——是吗？

玛丽：是哟，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觉得这个很有关系……这个时候，您就会有……这个就像［咯咯笑］二战时期，那时……就像他们说起那个时期时所说的，人少得可怜［咯咯笑］，可是，最后一刻冒出来成千上万。告诉您吧，效果恰恰有点像这样，可是真正的活动家、老活动家等等……正直的人当中最正直的……我这么说，因为我们都有点理想主义……（……）他感到自己有点被忽视，因为那个时代不是这种做法……大多数人，我现在说的是我个人的看法，几个好朋友的看法，无法代表普遍观点……有些人过去是很棒的活动家，可是现在要变成一位……可是……最好还是看看（……）他们的过去。

［玛丽接着发挥。我问她是否出身热衷社会活动的家庭。并非如此。不过，无论我怎么提问，除了母亲是俄罗斯人以外，她没有透露任何家庭背景方面的情况。］

真可怕，我甚至被人攻击过

——塞纳-圣德尼地区的情况怎么样？这边应该容易应付一些吧……

玛丽：不好。他们真棒，都是塞纳-圣德尼地区的英雄人物，我可以大声这么说。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我可是做不来。他们非常出色，胆量大得出奇……反对他们的人不知有多少，全世界都跟他们作对……不要以为我们得到整个传统右翼的帮助，绝对不是这样……从传统右翼，希拉克一派，德斯坦一派，我们都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才不管我们呢。要是谴责我们，他们甚至会附和别人的声音呢……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明白。［玛丽解释道，右翼人士误以为国民阵线的选民都会投自己的票，其实不然。然后回到有关国民阵线的活动家的话题上来。］他们非常出色……我找不出更有力的字眼，因为这些人不光工作，还搭上……晚上也留下不走……还有，遇到麻烦，还得找警察，从烫手的街区把那些给他们捣乱的人找出来……

［玛丽继续讲述社会活动家们的勇气。］

——他们经常受到袭击吗？

玛丽：哎，这个我不知道。在圣德尼广场上卖《国民周刊》，您试没试过？没有？那就试试嘛。［笑］很恐怖哟！我在第20区卖过，那边根本算不了什么。在一些街区卖报的时候，我挨过骂，叫我什么的都有，真可怕，我甚至受过袭击。有几次，我不得不报警，没办法，我不得不当一回……到处都像麻风病人似的被人驱赶。（……）这不就是因为他们听见了勒庞的名字嘛，不论在街上还是别处，那个很容易就……一直很不容易哟……如今好一点，可是当初一直是……那个时期我可是知道的，只要说自己是法国人，只要扛着法国国旗溜达一圈，我记得那个新秩序时期，带着国旗上香榭丽舍大道，呵呵，极左派就会迎头扑上来。还有警车、保安队，别的就甭说了。恐怖极了！

［…………］

这些人都是闲坐办公室的德斯坦派

玛丽：这个您懂的，那些新来的人，仕途多少已经为他们所划定了（……）。那也好，只要他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得告诉您，这些人都是大部分时间闲坐小办公室的德斯坦派［笑］。我可是听到过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令人震惊哟！有一回，他们聚在一块开会，一个人说：“呵呵，不管怎么说，如果共产党人来了，你们这些极右派、民族主义者，应该跟他们开打。”这不是故意把我们往坑里推吗？！我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又做什么呢？你们作何反应？”（……）那个家伙啥也没说，看来他根本没想过究竟能做点什么。（……）可是，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通谈话真有点超现实主义……因为那个家伙故意送我们去拼命，还是个法国人！

——那个家伙已经是国民阵线的活动家了？

玛丽：根本不是！那位男士是我偶然遇到的，属于所谓传统的右翼。不过，平心而论，他的胆子可不小。哎，谁知道呢？我承认……我是彻底的……不管彻底不彻底，参加还是不参加活动，我都有自己的观点，也尊重任何别的观点……告诉您吧，说到底，有时候，我反倒喜欢一个人……那是一个法共党员，这个人正直，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实在，做事像疯子一样不惜力……诚实，而且勇敢。跟那个为了私利而利用别人的家伙相比，我对于这样的人要尊重十倍。

［玛丽再次避谈她的职业活动，急着离去。我试探着重启谈话。］

我住在八层楼上，带着一个孩子，没有自来水，没有……

——我采访过一些国民阵线人士，他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外籍人，您却从未提起……

玛丽：是的，我不谈外国人是因为，怎么谈才好？您知道，我对这个话题有点厌烦了。我们，已经有……好多年以来，我们尝试过关闭边境，喊停！没有什么用……等不了多久，越来越多的人会涌进来［笑］，没法赶他们走，你不得不适应……我不是不想争一争……可是，怎么说呢……这事有点令人沮丧……唔，我们嚷嚷很久了……我们被人变着花样骂，说我们是恶人，是法西斯，丑陋，是这个，是那个，对吧？这本身不属于政治，因为狠批一个人，（……）没有建设性。再说，改变不了事态呀……外国人仍然不断到达。至于我，我想说，早就烦透了。

［…………］

——看起来，这不是您加入国民阵线的原因……

玛丽：我嘛，起初是因为反共。我去美丽城、巴拜斯，或者在教堂大道^[8]上散步的时候，显然，不能说心情很好。坦率地说，就是不好。再说，我不喜欢的是，我们，比方说俄国移民，我们来法国的时候，那时我们……（……）努力适应，我们不光要权利，也会尽义务。如今来到法国的人态度傲慢。（……）他们没有身份文件，还要上街游行。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不行，全世界哪个国家都行不通……您去中国、美国看看，没有身份文件，还要上街吵闹，行吗？这个过分了，太过分了！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正在……我们成了擦脚垫，让人家随便践踏，我觉得无论怎么看，这个局面都让人很不舒服，不是吗？我认为，我们已经失掉了自豪感，作为法国人的自豪感，当家做主的自豪感，这个……我承认……（……）有一个歌谣不是说“送煤工，主人翁”吗？所以说，尽管可以利用的办法不多，我们仍然能够……毕竟我们是……不能忘记，死了好几辈法国人，我们才有了自由［强调“自由”两字］，对不？才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不？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说这个有点悲情，可是您去看看战士墓园吧，他妈的，那些人毕竟为法国打过仗，为了自由［再次强调这两字］而战。如果说，今天我们不得不挨骂，任何人都可以骂我们……我不反对班图人，他们跟我没啥关系，因为哪怕有一天我必须出门挣口饭吃，我也许会去美国，我也不会做人家的主，批评美国，不然我会留在家里。总得有一点规矩。

——您是在法国出生的吗？

玛丽：是啊，当然是生在法国了。我是法国人，也为此感到自豪，这个没有问题［笑］。可是，如今我觉得这成为一种权利，他们来到法国，吵闹，没有身份文件，要钱花，（……）可是您知道，我住在八层楼上，带着一个孩子，没有自来水，没有……我知道什么是贫穷，可是我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黑人，什么也不是。可是我们还得谈论法国人和小人物，还有那些人，他们都……根正苗红哟！您去北部看看，去看看吧，太可怕了。这些人不在街头，没有摇旗呐喊，这些人……他们不吵不闹，他们会无声无息地饿死。没有人提到他们。哎，我喜欢两套做法，双重标准，您懂吧？谈论外国人，这个我没意见，可是也应该说说法国人哟……我觉得……因为法国人得去哪儿才能……出国不成，可怜的伙计，他能做什么？很明显，一个加纳人总是可以来法国，那么可怜的法国人呢，他能往哪儿去？我遇到过一个……告诉您吧……一件怪事，一个法籍阿尔及利亚人，他重新申请原先的国籍，只为领取补助，他要重归阿尔及利亚籍。这事绝了。为了法国，他打过仗，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有过可怕的遭遇（……）。好了，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你就不用总在问，为什么人们会感到厌烦透顶。这种事甚至不是政治问题，是常识。

［玛丽急着离开，在我的要求下，谈了谈前夫和儿子的情况。］

1992年1月

附　景观宗教

费德里克·马东迪

自1976年3月被天主教传统派占领以来，圣尼古拉·德·沙道奈教堂一直是天主教传统派的大本营。每个星期日早上，这里都会为观众提供两场礼拜和两场演说。第一场演说在礼拜过程中举行，就在教堂内；第二场在仪式完成之后，在教堂外面的广场上举行，由于不拘礼仪而复杂一些。教堂有个侧门，一部分信众由此出去，既可以避开广场，也免于太早卷入广场上的政治活动。

每逢星期日，举行两场礼拜时，教堂里人很多，以至于一部分信众不得不在靠近出口的地方站立着做礼拜。领圣餐的仪式至少得有十位神父照管。信众当中男略少于女。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

第一场礼拜尚未结束，领完圣餐的信众还在陆续离开祭坛，第二场礼拜的常客便已落座。从他们的交谈可以听出，这是为了占到便于观看的好座位。这种贪欲或许与圣庇护五世重视程式的精神大为迥异。自从圣尼古拉·德·沙道奈教堂1976年3月被占领以来，教众便要求用拉丁文做礼拜，不仅如此，主持神父还得背朝信众。其实，这里的一切都是表演，这种贪欲便与之并行不悖。

这样比拟于每周连续放映的电影厅而更有道理。一座“漂亮的教堂”，浓重的花卉图案，通明的烛火，巴洛克吊灯和水晶玻璃，用聚光灯照着的彩色玻璃窗，这些都是表演；一场“美好的弥撒”，童声唱诗班，穿法袍的牧师，合唱队，香气氤氲和管风琴，这些也都是表演；仪式临近结束，表演达到高潮。神父由唱诗班儿童和牧师陪伴，跟随一面教区的旗帜，沿中堂下行，随后从低到高走向祭衣间。

自1983年以来，圣尼古拉教区由拉阁利教长职掌，这种唯美主义是这座教堂的核心举措，也是他在当年五月一日宣誓就职时提出的。纪念占领教堂十五周年的一场布道更是把圣尼古拉教堂及其信众的价值观彰显无遗。他说，教区的努力方向是把教堂和弥撒仪式搞得更漂亮。这种审美追求虽属少见的做法，却能够把一些不再上教堂的信众吸引到圣尼古拉教堂来，因为他们认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的教廷太过严苛。把这种追求像布道所宣示的那样当作一个目标，这也是对教廷权威的一场挑战。拉阁利教长说得十分明白：弥撒是“我们的旗帜”，传统派教会则是“抵抗活动的堡垒”。此外，在圣尼古拉教堂，人们说得更多的是如何“解放”教会，而非占领行动。拉阁利教长毫不犹豫地强调说，这场挑战“受到上天的赞赏”。三月一日那天，我也看到，教堂山墙上悬挂的条幅上写着：“十五年的传统，这就是进步。”

对于这场从战略上导演的弥撒仪式，大部分信众的反应是一种怜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秀。十分之一以上的到场者跪着完成了大半弥撒，半数信众每逢星期日参加领圣体，张张面孔呈现出冥想的样子。在圣尼古拉教堂，信仰也应该是戏剧性的，好斗而自信的，属于抗争的一部分。拉阁利教长在描述信仰的返归、教区信众的“虔诚”，甚至“一些圣洁的灵魂”时，口气一贯地泰然自若。

这里很多年轻妇女和姑娘戴着当今很少见的头纱，人们可能会觉得她们的衣着一定很“寒酸”，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浓妆艳抹的妇女、貂皮大氅和各类皮草衣服随处可见。即使不是如此，从古典的装束依然能看出她们的富有：正式套装，苏格兰褶裥裙、褶纹裙，名牌披巾，齐整的发式，一片海蓝色。

看得出，为数明显不多的一部分人——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吧——来自平民阶层。在圣尼古拉教堂的仪式上，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妇女们尤其显眼。不过，弥撒结束后，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却见不到她们的身影。教堂里有，仪式的第二场里却没有，这就不能不令人思忖，一部分信众貌似仅寻求圣尼古拉教堂提供的奢华的天主教仪式而已。

参加弥撒的男人们经常在胸前别上一朵百合花或一枚圣心徽章。这种与布道大义完全契合的宣示——一如既往——表明，这里同样而且尤其展示了一整套右翼传统人士的价值观。这一点从精心挑选的仪式歌曲也能看出来。整个星期天，我听到人们咏唱圣歌时，比唱天主教节日歌曲还要激情四溢。例如，《我是一个基督徒》《以圣心的名义，拯救法兰西吧》，而《啊，玛丽亚，我的母亲！》的结尾是反复咏唱的一句：“天主教与法兰西，永世不变！”这些以“高雅趣味”为主的规矩却被一些人打破了。事情倒不是为数寥寥的几个人要表达不同见解，而是这些人通身上下在效仿一种调和天主教、传统和保皇党的价值观的方式：朱安党造反^[9]。这几个平民出身的男子留长发，佩戴大十字徽章，身上有圣心和百合花图案的刺青。一个星期天，我遇到一个30多岁的汉子，显然出身小资阶层，他不仅有大十字徽章和长发，而且双手每一指节上都有此类刺青。

这些行为并未妨碍弥撒的进行。第一个星期天，我跟着一群信众走进地铁。一位50岁上下的妇人高声向一个同行的男子打招呼：“亲爱的雅克，上帝保佑您。”一个小伙子翻阅手里的祈祷书，一边合上书，一边在胸前划十字，随后开始读《天主教法兰西》报，上面的大标题是“查理·贝居^[10]回来了”。

然而，这样一套价值观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展现得最为显著。那些从正门走出的人仅在主要的行为方式方面，才与走出其他任何一个教堂的信众相仿。亲朋好友汇聚在一起。几个小伙子额头剃得锃亮，正在热议一场即将举行的游行，这说明他们都是捍卫联合小组^[11]的活跃分子。他们来到出口处寻找伙伴。几个等父母来接的童子军在玩耍，他们胸口都佩戴着百合花，另外几个年龄稍长的在兜售糕点。拉阁利教长走出来跟教区信众交谈，握手，亲吻幼童。我后来还听到他谈论如何纪念3月1日，讨论如何清理广场上停泊的车辆和要在教堂上悬挂什么字样的标语。

每个星期天的交谈内容都一样。一伙人用赞同的口气议论皮埃尔·布当解释穆拉斯^[12]何以皈依宗教的文章。另一个佩戴CNC（国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罗歇·奥兰德^[13]主持的“全法战士中心”）的别针的男子气愤地把一份塞尔日·克拉斯费尔德^[14]采访录的复印件交给朋友。几个保皇派在散发一份请愿书：《征集天主教徒签名：路易十六陛下乃虔敬基督徒，恳请圣父教皇恩赐宣福礼》。还有人手持印着安茹公爵头像的传单，宣布“保皇派和天主教的伟大日子”……即3月1日。最后是蒙茹阿-圣德尼的合唱队，四位30岁上下的男子在广场上立定，一支接着一支唱歌，保皇派的、传统派的歌曲都有。同时，教堂义工向教区信众分发葡萄酒和巧克力热饮。

如果不是经常涉及当下政情，这些交谈会很容易失去时间参照。这个参照显然是3月22日的选举。他们不断提到“克莱松这个婊子”，有些人宣称“轮到地方选举，咱们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3月1日，一个40多岁的女人在一群国民阵线活动家的簇拥下，走过来散发国民阵线的传单，全然不理睬照常守着摊位的玛丽。

不过，即使在议论政情的时候，圣尼古拉教区的信众也从未远离历史——他们自身的历史。例如，一月里的一天，在授道厅里举行了一场叫作“为信仰而战”的义卖活动，期间有一位不到50岁的男子发出预言：“达比的下场要比斯塔维斯基^[15]还悲惨。看吧，总有一天他会自杀！”正在同他交谈的是一个守摊位的女人，她大骂达比是“坏蛋”“垃圾”，然后点出了激起她的义愤的社会答案：“一个在女佣人的房间里成长到15岁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亿万富翁？”

1991年12月

注释

[1]英译本未收入此文。——译者注

[2]圣尼古拉·德·沙道奈（Saint-Nicolas du Chardonnet）是一座位于巴黎第5区的天主教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被传统派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占领。——译者注

[3]新秩序派（Ordre Nouveau）是1969年成立的一个法国极右翼政党，1972年加入同年成立的国民阵线。新力量党（Parti des Forces Nouvelles，PFN）是从法国国民阵线分化出来一个极右翼政党，由一部分反对勒庞的国民阵线成员于1974年11月组建。——译者注

[4]勒费尔主教（Marcel François Marie Joseph Lefebvre，1905—1991）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位总主教，1970年创建了圣庇护十世兄弟会（SSPX）。这个天主教传统主义团体与梵蒂冈天主教廷存有诸多异见。——译者注

[5]安东尼奥·萨拉查（Ant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1932—1968年期间的葡萄牙独裁者。——译者注

[6]当指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次年（1794年）全国规模的征兵活动。——译者注

[7]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1926—　），1974年至1981年的法国总统。2003年获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译者注

[8]美丽城（Belleville）、巴拜斯（Barbès）、教堂大道（Boulevard de la Chapelle）都是巴黎比较平民化的地区。——译者注

[9]法国大革命期间，布列塔尼地区的朱安党人（les Chouans）于1799年发动保王党叛乱。法国19世纪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朱安党人》便以这一事件为背景。——译者注

[10]查理·贝居（Charles Pierre Péguy，1873—1914），法国诗人和散文家。35岁以后信奉天主教，作品对此多有反映。——译者注

[11]捍卫联合小组（Groupe Union Défense，GUD）是法国保守派大学生发起的团体。——译者注

[12]穆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记者和社会活动家。保皇派组织“法兰西行动”的理论家和组织者。——译者注

[13]罗歇·奥兰德（Roger Holeindre，1929—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副主席。——译者注

[14]塞尔日·克拉斯费尔德（Serge Klarsfeld，1935—　），法国社会活动家，以坚持不懈组织搜寻二战时期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知名。——译者注

[15]斯塔维斯基（Alexandre Stavisky，1886—1934），出生于乌克兰的法国富商，以商业丑闻和最终神秘自杀而留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