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为什么、尤其是为了谁而写作？也许为了给传记和传记作家泼冷水，与此同时，通过一种职业的荣誉观念，在我试图理解过去的作家或艺术家时，透露我发现的信息，并努力把反思的分析扩展到科学分析本身提供的一般发现之外——但这样做并没有迎合戳穿或驳斥歪曲和诽谤、挑错或当场捉拿的（非常强烈的）诱惑。我不是不知道我的分析反过来引起的或多或少粗暴的客观化企图，这种企图除了对那个实行客观化的人实行客观化的恶毒意愿之外别无根据，而且按照“就是说话的那个人”的幼稚逻辑：作为荣誉和名誉的揭露者，他贪图荣誉和名誉；作为媒体的抨击者，他“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作为蔑视学校教育系统的人，他受制于学校的名誉，如此下去，以至无穷。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怎么说，即使我作为经验行动者并不是不可确定位置的，我仍不断地尽最大可能做一个作为研究者的经验行动者，尤其通过关注我自己的位置及其在时间中的变化，如同我在这里所做的，以便努力把握它们可能对我的科学立场产生的作用。这样做不是出于一个几乎神圣的研究者（如某些人所说的，“为了神圣”^[1]）对绝对知识的渴望，避免别人将我的研究工作还原为其社会条件，而是为了尽我最大可能把一个非常艰难的职业做好，这个职业旨在促成被压抑的东西的再现，并当所有人的面说出没有人愿意知道的东西。

但我也是并且也许尤其是为了我最年轻的读者而写作，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在其中完成的历史条件的这种展示，他们能够体会到我所感受的。这种历史条件无疑在不同方面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相距甚远，每当我在研究中稍稍成功地做到如福楼拜所说的“采取作者的观点”，也就是使我在思想上处于作家或画家还有工人或办公室职员在社会世界中占据的位置时，我就有了这种感受：在一部作品和一种生活实现的必要运动中体会它们，并由此能够获得对它们的一种主动占有，即本身面向创造和行动的共同实践（sympraxie）而非同感（sympathie）；其实最终，自相矛盾地，尽管历史化与一个作者保持距离，这个作者被保存和囚禁在学院评论的裹尸布里，历史化也提供了手段，以接近作者并把他变成另一个真正的自我，甚或变成一个在老手艺意义上的出师留用学徒，他像所有人一样有微不足道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手稿投到哪里，如何说服一个出版商，等等）。我从不认为，当我如许多有灵感的批评家那样，在没把自己当成福楼拜或马奈的情况下，提出福楼拜或马奈是像我一样的人，就是做出了亵渎神圣的傲慢举动。没什么比这一点更让我高兴了，即我成功地使得我的某些男女读者对我的经验、困难、疑问、痛苦等感同身受，并从这种与赞同的投射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认同中，得到比他们所经历的和所做的稍稍好一点的行动和生活手段。

注释

[1]即bourdivin，从作者名字（Bourdieu）而来的文字游戏， bour转为pour，意为“为了”， divin意为“神圣的”， dieu意为“神”。——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