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于1972年出版的《实践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见证了布尔迪厄特有的理论结构，特别是早期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的惯习概念。在布尔迪厄自己看来，这本书是“一部更加全面、更加完善的著作的前期草稿”。事实上，他十年后正式改写《大纲》，出版了《实践感》这本在他看来最能体现自己思想的著作（Bourdieu，2010：263）。其后，布尔迪厄再一次在《帕斯卡式的沉思》（1977）中更加清晰地阐释了《大纲》和《实践感》两部著作中已经初见端倪的一整套人类学理论。

这里不是重新建构整个实践理论社会起源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指出两个可能的进路。卡特琳·科利诺-特莱纳（Catherine Colliot-Thélène，2006）曾努力证明了“布尔迪厄理论的德国起源（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同一视角下，吉塞勒·萨皮罗（Gisèle Sapiro，2004）分析了惯习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展示了布尔迪厄如何在自己的论述中与萨特、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戈夫曼（Goffman）划清界限，而接受并融入了莫斯（Mauss）、帕诺夫斯基（Panofsky）、韦伯（Weber）、卡西尔（Cassirer）、乔姆斯基（Chomsky）等的理论。两位学者在她们的分析中都强调了源流和其他理论的影响。但正如路易·品托（Louis Pinto，1998：72）提到的：“我们承认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使人们领悟到理论化工作中的实践层面的意义，此时为这一理论描绘一幅纯理论的图景”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实践理论大纲》（以及与此书同时出版的卡比尔民族学三种）中，理论的构筑产生于对经济活动、婚配嫁娶和卡比尔农民的日常惯例的观察。有一种虽然有些夸张却也不失为事实的说法认为，布尔迪厄（2003：6）“曾习惯说，事实上，在这些调研中他已经搜集到了全部资料（tout trouvé）”。在强调调研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的层面上，阿兰·阿卡尔多（Alain Accardo，2011：62-71），作为布尔迪厄和萨亚德在阿尔及利亚调研工作的参与者，认为卡特琳·科利诺-特莱纳提出的“布尔迪厄理论的德国起源”这一论调没能抵御住“重回哲学老路”的诱惑（在这里他并非质疑布尔迪厄铸造的社会理论图景受到德国现象学的影响），此外他强调，在他看来，“对于布尔迪厄来说，为他的理论发现带来启示或起催化作用的，更多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而非制度哲学这一歧途”。与此同时，路易·品托（1998：38）强调在布尔迪厄的一生中阿尔及利亚这段经历作为一个节点的重要性。他写道，这段经历的重要性体现在“发现与哲学家不同的研究课题和不同的视角”，而且他重申布尔迪厄这一努力是有损哲学家的尊严的，因其“不仅当认定哲学的统治地位的哲学家们致力于阅读不同文本或以不同视角审视经典文本时，暗示了与‘田野’（terrain）上的实际情况做对照的重要性，而且他无限期地推迟了使得贴着理论标签的生产活动可被接受的，证明其超越前者的哲学论述”。这场关于实践理论精神来源的争论可以到此为止，但我们要强调针对阿尔及利亚社会的调研和布尔迪厄在卡比尔实地调研中的操作方式（modus operandi）对于这一理论的影响，以及需要说明引导着这些调研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来自布尔迪厄所接受的哲学训练。换句话说，如果说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确实借鉴了现象学，并且它确实是社会学的欧洲传统——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莫斯——的继承者，同时还是列维-斯特劳斯用其著作辩证地反对以让-保罗·萨特所代表的“全能知识分子”形象（Bourdieu，1980：8）为标志的50年代法国学术圈的产物，那么这一理论也是一种根植于经验研究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而其最初的样子就是布尔迪厄（2002）在贝阿恩省（Béarn）和卡比利亚地区之间奔波所做的实地调研。如此说来，我们大概应该阐明这一关于社会世界“非理论化关系”的理论，得益于“对结构主义人类学暗含的伦理学立场和学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高高在上的、保持距离的研究关系的深刻拒斥”（Bourdieu，1987：31），而这一拒斥本身来自布尔迪厄融入社会世界的实践，来自他对各种形式的唯智论（intellectualisme）的批判，来自其在现实主义视角下对贝阿恩和卡比尔农民们生活条件的深入了解。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布尔迪厄（1980：n．2，89）看来，惯习概念，加上习得的、永久的、可延展的倾向性体系组成的整体，是史上对这一概念的所有用法，而其最有价值的地方莫过于它通过移除错误的问题和错误的答案而产生更好的提问方式和更好的解答方案，以及揭示由此产生的学科上的困境”。实际上，他旨在对反复出现的、或多或少相互可重合的一些理论取舍做切割，如瓜分着社会学思考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决定论和唯智论、目的主义和机械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等。因此，大部分惯习概念所针对的旨在使得理论取舍的两方更加对立的批评，都通过不厌其烦地“回到”（其实更应该称作退化到）叙述、行动者和主体等，使得对于知识积累的期待落空。

为确定观点之便，我们可以记下布尔迪厄在《大纲》（Bourdieu，1972：256）中提出，并在《实践感》（Bourdieu，1980：88-89）中再次强调的惯习概念的定义。其中，他仅仅用一句话就贯穿了至少四个分析框架：作为结构的产物的惯习、作为传播理论框架的惯习、生成实践和策略的惯习和作为实践统筹的惯习。“建构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环境的结构（大致上就是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特性的环境的物质前提），以及可以通过规律性与社会性建构的环境之间的联结方式来理解的结构，两种结构一起生产的便是惯习，也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倾向性组成的系统，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结构生产特性的结构来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一个衍生出实践和意象并使其结构化的原则，同时可以客观地使它们‘有规矩’（réglé）和‘有规律’（régulier），而不需要向规范屈服，这些结构客观适应其本身的意图而不需要有意识地以针对一个目标并为此迅速掌握必需的运作方式为前提，因此，它们在没有指挥组织的情况下整体协调起来”。

正如弗朗索瓦·埃朗（François Héran，1987）所说的，布尔迪厄给定的惯习的定义中，大部分以“双连画（diptyque）的形式把这一概念的被动和主动、之前和之后两方面相互重叠”。正是这样，通过“把被动转化为主动”，“惯习被视作把外在世界内化并使内在世界外化的场所”（Bourdieu，1972：256），“被视作生产了生产者的产品”（Bourdieu＆Passeron，1970：248），“根据历史衍生出的模式，生产了个人和集体实践，也就是生产了历史的历史的产物”（Bourdieu，1972：277），“是一个被简化为它所拥有的、它曾经是的或者它使得其他事物拥有的存在”（Bourdieu，1980：282），“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生产结构能力的结构来发挥作用”（Bourdieu，1980：88），“持续存在到当下，并将在未来中延续的过去”（Bourdieu，1980：91）等。在承认第一个部分（社会化）和第二个部分（实践）之间的关系并非时间顺序而是辩证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梳理作为传播模式的惯习的“外在的内在化”和“内在的外在化”两方面的特性。并不存在两个时段，一个用于倾向性的内在化，而另一个紧随其后，用来实践（虽然童年早期和最初的社会经验看起来像是原始积累，是“最初惯习”的内在化过程）。外在化经历的内在化和内在化经历的外在化是同时发生的。所有的经历都同时是外在的内在化，也是内在的外在化。

热拉尔·莫热（Gérard Mauger）

2016年4月于巴黎

参考文献

Accardo A．，2011，“Les racines algériennes de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Engagements．Chroniqueset autres textes（2000-2010），Mar-seille，Agone．

Bourdieu P．，1972，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précédé de trois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Genève，Librairie Droz［Éditions du Seuil，2000］．

Bourdieu P．，1980，Le Sens pratique，Paris，LesÉditions de Minuit．

Bourdieu P．，1987，“Fieldwork in philosophy，”Choses dites，Paris，LesÉditions de Minuit．

Bourdieu P．，1997，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Paris，Éditions du Seuil．

Bourdieu P．，2002，Le Bal des célibataires．Crise de la sociétépaysanne en Béarn，Paris，Éditions du Seuil．

Bourdieu P．，2003，“Introduction，”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n°150．

Bourdieu P．，2004，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Paris，Éditions Raisons d’Agir．

Bourdieu P．，2010，Entretien avec Pierre-Marc de Biasi，“Le sociologue et le généticien（suivi d’un entretien avec Pierre Bourdieu），”in Jean-Pierre Martin（dir．），Bourdieu et la littérature，Nantes，Éditions Cécile Defaut．

Bourdieu P．et Passeron J．-C．，1970，La Rep roduction．E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Paris，Éditions de Minuit．

Colliot-Thélène C．，2006，“Les racines allemandes de la théorie de Bourdieu，”in Müller H．-P．et Sintomer Y．（dir．），Pierre Bour dieu，théorie et p ratique．Perspectives f ranco-allemandes，Paris，Éditions La Découverte，2006，p．23-46．

Héran F．，1987，“La seconde nature de l’habitus．Tradition philosophique et sens commun dans le langage sociologique，”Revue f ranÉaise de sociologie，ⅩⅩⅧ-3．

Mauger G．，2012，“La théorie de la pratique，”in Lebaron F．et Mauger G．（dir．），Lectures de Bour dieu，Paris，Éditions Ellipses，2012，p．125-153．

Mauger G．，2015，“Le style de pensée de Pierre Bourdieu，”in Le- clercq C．，LizéW．et Stevens H．（dir．），Bour dieu et les sciences sociales．Réception et usages，Paris，Éditions La Dispute，2015，p．53-71．

Pinto L．，1998，Pierre Bourdieu et la théorie du monde social，Par-is，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piro G．，2004，“Une libertésous contrainte．La formation de la théorie de l’habitus，”in Pinto L．，Sapiro G．，Champagne P．（dir．），Pierre Bourdieu，sociologue，Paris，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2004，p．4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