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得其所

1962年，我结识了弗朗索瓦兹的母亲。她那时在巴黎第13区看门，丈夫在雷诺汽车厂当熟练工。光阴荏苒，经历多次搬迁之后，我们仍然保持着不太热络然而良好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联系，主要是因为她的长女弗朗索瓦兹的关系。

1987年，一家人陷入不安当中。弗朗索瓦兹多次向我讲述了她跟邻居——仅有一墙之隔的独栋住宅的主人——之间的麻烦，以及她为了结束这个难以忍受的局面所采取的做法。听着她的叙述，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感到不过是日常社会杂闻而已。凭我对她和她一家人的了解，那些话肯定不无道理。可是，对这个家庭太了解反而影响了我的看法。纠纷的结果还不错（如今全家住在国营铁路公司的干部住宅），于是我有了采访的借口，不妨把它当作一项有关住房条件的调研的内容：弗朗索瓦兹可以讲一讲她先后的住所，重点谈谈各次搬迁的理由和后果。

1991年3月27日，“萨图维尔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名叫哲麦尔的阿拉伯移民青年被“欧洲市场”^[1]的保安员杀害）的次日。弗朗索瓦兹按照约定时间来到我家。这天她显示出典雅的衣着趣味：一件英国风格的灰黄色华达呢外套，黄褐色的筒裙半长不短，碎花衬衫的领口从黑色羊毛衫里向外翻出，脚蹬一双“塞琳娜”牌的上光黑皮鞋，头发剪得短而直，没有丝毫化妆的痕迹。跟平日一样，她的神情无可挑剔地超然，不过带一点忧虑，言语踌躇，似乎在寻求对方的肯定，这些都透露了她的心情。她很快就明白，为什么把家务事跟先后住所联系起来有助于说明那一场“危机”。

弗朗索瓦兹的父母1948年在阿谢尔（Achères）完婚。他们在外祖母花园里的小棚屋里住了几个月。然后……她不知道该不该说……“他们擅自搬入阿谢尔的一座城堡。那个时期，有不少设施不错的漂亮住宅无人居住。于是，他们和另外一对夫妇……这在当时是可以接受的，不像现在……”，他俩“就这样开始了生活”。她父亲在纤化水泥厂工作，离普瓦西镇（Poissy）不远。

1950年，她两岁，母亲在巴黎市区找到了一套公寓看门人的住房。公寓的临街面墙用红砖砌成。这个地方紧挨着制糖厂，整个巴黎第13区都能闻到制糖厂散发出来的有臭味的烟尘。这套门房有一个主居室、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很不错，很像一个小套房”。父亲曾经短期失业，母亲为了她的吃奶问题，只好去镇政府领取牛奶补助券。父亲后来回到雷诺汽车厂，直到去世。这段时间他在厂里有些艰难，因为他从未参加工会，“他反对这个”，“总想去工作”。她回忆道：1968年罢工期间，加入工会的工人可以从住处所在的镇政府领取一份补助金。父亲没有工会会员证，无权领取。他不敢参加罢工，他一直是普通的熟练工，工资不高，“从来没提过级”。父母“挖空心思地节省”，不休假，也不出门旅游。母亲1957年罹患重病，对于痊愈期的病人来说，看门的工作过于繁重，他们只好搬出这套看门人公寓。提到这个时期，弗朗索瓦兹承认：“有时候，我对母亲说，一想到我们从哪儿来，又到了哪儿，我就害怕。”

全家于是在同一栋公寓的一个套房里安顿下来，两居室带厨房，二层，位置正好在门房上面。第二个女儿帕特丽夏是早产儿，“这下子更困难了，房租得交，两个孩子得养活……”。母亲去另外几栋公寓当保洁工。帕特丽夏在医院的婴儿暖箱里过了好几个月，“医院把她交给我们的那天，来了好几位社会工作者，他们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养育，条件怎么样……”，这就意味着，除了艰难的物质条件以外，她还要在当母亲和料理家务的能力方面受人侮辱，其实她在街坊里很有名气，口碑很好。这件事她们有时会提起，但不愿意多说，毕竟有些事还是忘记为好。1965年，多栋新公寓在萨伊制糖厂^[2]对面拔地而起。母亲提出入住申请：“我们眼下的住处破旧不堪，加上有两个孩子……”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感觉到滚滚烟尘：“真是特殊荣誉……真棒，从前没人住过，帕特里夏兴奋得想跳进浴缸里睡个觉，因为我家从来没有过卫生间。好日子来了，我们感到前途光明，可是房租贵了，生活越来越不容易，不过我们享受住房补贴，可以过体面的日子。”

“他们能喘口气了。”1968年，弗朗索瓦兹的母亲从外祖父在波尼舍（Pornichet）的住宅继承了一部分遗产：三万法郎。她马上用这笔钱投资，在那个小镇上买下了一个小套房，“度假时住住”，一个用处不大的特殊恩惠。弗朗索瓦兹拿到会计师文凭后开始工作，1972年嫁给了结识已久的铁路助理机械师梯叶利。梯叶利的父亲梅纳日先生是铁路工人，小梯叶利在四岁时就立志“在火车上工作”。他14岁当铁路学徒，干了三年，通过了电气设备技师考试，一步步升上去：助理机械师，机械师；又上了六年夜校，升为机务长。梯叶利对火车的热情一直未减，他不打算在职场里爬得太高，因为那样会“呆坐办公室”，而不“在机器上”，可是他热爱机器。弗朗索瓦兹有点不满这种过于偏专的兴趣，不过她有一条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她反倒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料理家务，决定孩子的教育和料理财务。梯叶利一直附和她的想法。她提到他的时候不多，似乎这桩婚姻顺理成章，既不可避免，伉俪之间也信任无隙。

1976年，弗朗索瓦兹的父亲52岁。这一年他因癌症亡故：“那一刻天塌地陷，生活停止，我们从此开始了第二次生命……那是最最糟糕的事……一场大祸。”母亲才48岁，两年之内无权“享受任何福利”，必须等到年满50岁才能享受一份退休金，整整一年没有社会保障津贴。我们心想：“大祸降临，再也恢复不过来了。”父亲过世以后，弗朗索瓦兹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她不去工作了（“整天鼓捣纸片没啥意思”），抚养女儿卡萝尔，时间分别用于做家务，一下午一下午地织毛衣，跟母亲聊一些看破红尘的话题。梯叶利在国营铁路公司的前途看好，可是工资依旧不高。妹妹帕特里夏已经19岁，还没有找到工作。母亲此时失去生活来源，令她觉得“天要塌下来了”。这么一大家子人令人惶恐。她决定担负起“一家之主”之责，千方百计地把日子过好，她得知母亲会领到了一笔保险费，相当于丈夫五年的工资。她说：“如果我们没提要求，她就不会……张口求助不那么容易，可是人总得活下去呀。”

可是，这笔保险费管不了什么事，因为母亲只能领取一半退休金，拿不到社会保障津贴……因此，必须想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独栋住宅”。亡故保险费只是一笔最初的进项，母亲仍然得跟他们一起生活。为了分期缴付购房贷款，弗朗索瓦兹重拾旧业，梯叶利也调到圣拉扎尔火车站工作。

在锦绣芒特（Mantes-la-Jolie）拥有一栋现代化的房子曾是夫妇俩的梦想。那一带环境优美，不失“法兰西岛”的风格，浓密的树木和绿地，厨房也宽敞明亮，每人一间卧室，至少有两个卫生间。然而，他们买下的独栋住宅“是旧式的”，修葺有点马虎。房子坐落在图维尔的一条很普通的小街上，厨房狭小。对于一个五口之家来说，房子小了点。不过，最大的缺陷是与隔壁的房子共用一堵墙。不管怎样，弗朗索瓦兹还是高兴的，她把上了年纪的姨妈留给她的家具一一安放好，一套亨利二世风格的餐厅家具摆在房子里恰到好处，还有一张令她倍感骄傲的“老”床，“其他家具不是我们已经有的，就是来自父母，没什么大件家具”。

生活平静地流淌了两年。梯叶利每天晚上准备他的考试，工资也提高了。次子让-巴普蒂斯特出生以后，弗朗索瓦兹毫不留恋地再次离开职场。在第一份工作中，她曾经发现上司伪造文书和挪用资金，从那时起，她就对职场心生恶感。世界上尽是骗子，一切都应该留给家庭，勉力持家。这也是她母亲的信念。

他们与隔壁房主的关系一向没有什么不妥。“您早，晚上好。再没别的话可说。”

直到有一天，隔壁的房主，一位葡萄牙裔泥瓦匠，事前毫无预告地在房顶上加盖了一层。为了方便室内采光，他还辟出一个“带阳台”的窗户，正好俯瞰梅纳日家的屋顶。梅纳日一家无法忍受对自家花园的侵扰，怀着对自身权益的充分信心，写信告到省政府设施管理局。一场调查开始了。葡裔邻居觉得受了羞辱，这场纠纷于是进入恶性循环。弗朗索瓦兹和梯叶利并不占优势，因为那位葡裔邻居一天到晚收听里斯本电台的广播，根本不在乎吵闹，而他的老三甫告出生，房子要扩建，必得大兴土木，而且得持续好几年。工程进度时快时慢，全看季节和一家之主是否忙于本职工作而定。一点嘈杂声吓不住那位令人讨厌的邻居。尽管遭到普遍反对，他不久还是把小花园改建成了鸡窝和猪圈。他毫无顾忌地从窗户往外倾倒垃圾，要么干脆偷窃梯叶利精心培育的西红柿。

这下弗朗索瓦兹和丈夫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知道法律在他们一边，可是不知道如何伸张正义。省政府的设施管理局承认他们的理由正当，可是其他邻居起初仅止于声讨那半扇窗户。于是，重新推动行政部门成为必要。萨图维尔镇的镇长是法共党员，碍于礼貌，他多次接见了夫妇俩。然而，几次上访都没有下文。夫妇俩设法动员其他邻居，散发请愿信，而且，既然行政和一般管理部门的路看来走不通，他们就给检察院写信。他们遇到了彬彬有礼的冷漠态度，工作繁重的行政部门甚至表达了某种怀疑。这一点对弗朗索瓦兹的触动极深，尽管她没有妨碍任何人，行事尽力保持尊严，遵守道德规范、惯例和国家法律。她心中再次产生了不安全感。一个时期里，由于购置了象征着安逸生活和财产的独栋住宅，有了自家的“窝”，他们似乎已经摆脱了贫民阶层的粗陋杂乱状态的威胁。本来以为能够永远避开的一切，如今又冒出来了。“那个东西”（她在晤谈中始终这样称呼一种莫名的危险）只会有一个结果：死亡，不是她死，就是那个人死。

房子卖掉以后，“住宅区”的房客——都是国营铁路公司的干部——对她的礼遇令她很满意，也带来了新的希望：她觉得这里的环境既友善又舒心得体。头几个月里，梯叶利和弗朗索瓦兹还有点害怕那些地位稳固的铁路干部，俩人有时谨慎地婉拒一些庆祝会的邀请。不过，他们倒是接受了次日聚餐的邀请，“去打扫剩饭”。一般来说，这种关系符合行为规范，她甚至天真地把它拔高到道德规范的高度。

如今已是1991年，事情起了变化。不仅干部，任何人都可以租住国营铁路公司的房子。这跟以前完全不同。老房客们上了年纪，没心思出门聚会，新房客对此不感兴趣。气氛完全变了。

弗朗索瓦兹说自己思虑多，她的孤独感与此不无关系。孩子们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很像她。这也许不是什么好事；他们没有几个玩伴。她“总是惦记着可能有什么事降临到全家头上，想到灾祸，想预先有所准备”。其实，无论是父亲去世，还是离谱的恫吓，抑或是隔三岔五的侵犯和可耻的挑衅，她都没有预见到，也没有看到她所说的“那个东西”。她一向担惊受怕，现在是忧心孩子们。离她家不远，街道的另一边就是萨图维尔的两个居民区，阿谢尔居民区和尚特鲁居民区，户主大多是“马格里布人，青少年，没工作的人”。由此产生了势不两立的帮派，他们不时气势汹汹地出现在居民区的中心地带，寻衅滋事，看来根本没有具体目标，或者是要清算某一笔谁也说不清的账。弗朗索瓦兹的童年是在国家大道附近度过的，这一带阿尔及利亚人居多，可是“什么事也没出过”。当年，她还跟阿尔及利亚儿童一起玩耍。令她难以理解的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一带的学校里，马格里布少年越来越多，“层次很低”。她只好把孩子们送去一所教会学校，可是离家相当远，为此她学会了开汽车。她承认“送孩子上学对我也是一种锻炼”——她是指繁多的宗教节日和仪式，以及孩子们跟“在零花钱上太受宠的”伙伴们的来往。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她想把一切机会都留给孩子们。

弗朗索瓦兹很顾家。她母亲罗歇太太开玩笑地说，世界上无论什么也无法让女儿离开这个家，哪怕只是一趟短暂出行，她每次都得花至少半个钟头检查一番，煤气阀是否关掉，每一扇窗户是否关严，窗帘是否拉上，屋门要锁上好几道。“这些癖好可不是从我这儿来的。”罗歇太太补充道。她过去一直生活在优哉游哉的杂乱无章当中，一种没什么可隐藏的人才有的闲适。如今，她睡在女儿的整洁的客厅里的长沙发上。跟我一样，她大概想起了当年在巴黎第13区的那套两居室，餐厅里的餐桌上摊着女儿的作业本、尚待填写的社会保障申请表，或者一件刚开始编织的毛衣。那个时期，没有人想到应当清空餐桌，一家人吃饭往往在厨房里解决。因此，老太太有时候弄不懂，这个终于到手的“窝”，女儿何苦为它的产权牵肠挂肚呢？

与一位独栋房主人的谈话

采访者：罗兹妮·克里斯坦

“我们住过地狱”

［…………］

弗朗索瓦兹：……事情是从吵闹开始的，后来是人身攻击、死亡威胁等等……闹到这个地步！我呢……有一天……元气大伤。有一天，一把榔头……我气恼得没法控制自己，使劲拍打两家的隔墙，他出来了，我也出来了，这事发生在我们两个之间，因为梯叶利当时在花园里。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他拿着一个工具，吓唬我说：“我要你的命。”我觉得，这件事从这一天起，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可以说，搅得我心神不宁，出了家门也是如此。在街上……学校里……影响了我本人……影响了好几个人。（……）

竟然弄到这个地步

孩子们一块儿去上学。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刚出生，另外两个都比卡萝尔大。可是，真不走运，那两个小孩跟父母是一路人，上学的时候，他们恫吓卡萝尔。我开车送她上学，他们也有一辆车，不知多少次，他们竟然想把我撞倒在便道上。竟然弄到这个地步！我去（……）的时候，去信箱拿信的时候，我家拐角有一家咖啡馆，有一天我去信箱投一封信，他们开车过来，在街角拐了个弯，剐蹭了我一下，险些把我撞倒。无缘无故的。哪怕在街上，我也觉得不安全。我总有这种担心，弄得我连门也不敢出。大部分时间，梯叶利送孩子们上学。我只好去找校长解释，因为他们纠缠卡萝尔，打她，威胁她。竟然到了这种程度！真让人受不了。不是争吵一顿就完事，竟然还接着干。吵闹是一回事，令人难以忍受，可是毕竟不是威胁，大概因为施工吧，这事现在消停了一点，他也许不能这样一辈子吧，也许……我一直希望……

——您认为郊区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吗？

弗朗索瓦兹：吵闹倒是听说过，因为那件事过后，我跟别人联系过，一个也是因为太吵闹才搬走的人，可是像这样的恫吓……没有，从来没听说过。这是头一次。这些人常喝酒，情绪一定不稳。再说，遇到这种事的我不是第一个，因为这件事过后，我发现，住过这栋房子的人，甚至街对面几栋房子的人，都是因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才搬走的。

——总的来说，这儿的邻居友善吗？

弗朗索瓦兹：大部分人挺好。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郊区嘛，我觉得相互是隔开的，居民不太喜欢交往。我们至少还修建了……直到让-巴普蒂斯特出生，也就是第三年……三年里我们住在家里，回家，出门，没有人过来打一句招呼。我们搬进来的那天，只有一个人过来看了看，自我介绍了一下，只有搬家那一天。他们那时候挺友善。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到此为止。以后就不见人了，遇不上，他的作息时间跟我们不一样。再也没有人跟我们说话了。住在旁边的人也一样，不跟我们说话。等到让-巴普蒂斯特出生，人们才……多少出于好奇吧，加上有一点……那个……可是整整三年里，我们可以说谁都不认识。六年以后，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走过街道的时候……街上有些人，我们还不认识。

那些人你惹不起

所以说，这里已经是人们相互不大来往的市郊地带。可是，说到底，一旦所有那些麻烦找上门来，毕竟大家住在一起，他们还是支持我们的。我必须承认，我有点惊讶，他们平常不跟我们搭话，连招呼也不打。可是警察一来，因为受不了，我们才把警察叫来的，有些人反倒第二天上门来问出了什么事，他们想弄清楚事由，声援我们。然后我们想写封请愿书，大家都去了镇政府，整个这件事……这个谁也不能否认。好几次，梯叶利和我去见镇长，他有值班钟点啊。我们先去见他，跟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整个经过，唉……别提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具体情节……那些人你惹不起。最后，等大家都看见了我们的处境，越折腾我们越气馁，全家都到了那个程度……这时候，大家决定写一封请愿书，请那栋房子的街坊四邻签字，让他们周围的所有住户都签上名。我们签了名，大部分人签了，我们收集起来（……）包括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登门解释经过，他们也很烦恼，因为他们的花园跟那栋房子是相连的。不管怎样，总之大家都被惹怒了。他们都很友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就把请愿书寄给镇长，他叫我们去见面，我们又去了。谈了好几个钟头，竹篮子打水。有人看到这个情况，提议说：“那好，咱们给检察院写信吧。”以前派出所就是这样建议我们的。［话说得越来越快，咬字也不清楚了，情绪激动。］我们给检察院写了信。我们甚至被告知，如果你们不高兴（……）就是这么说的（……）就把我们打发掉了。我们一年当中经历的净是这种事。连健康都受了影响。再说，孩子们……当然，小孩的反应比大人要强一些，可是他们毕竟不了解细节，我可是不行了，真的很消沉，他们马上就看出来了。卡萝尔上学受到影响……让-巴普蒂斯特当时还小，意识不到这件事。可是，直到现在，他还会说起：遇到葡萄牙人，他就说“葡佬”如何如何。我们从来不提这件事，现在也不谈它，都过去了，结束了。这件事对我们有全面的影响，着实把我们伤害得不轻。我的体重减了16公斤。我妈那阵子也病了。可是，我不得不离家好几次，家没法待，待不下去。大夫告诉我：“您必须离开，不能待在家里。”我吃不香，睡不踏实，是心理问题，没法补救，脑袋全是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而且，自从他恫吓我以后，从那一年起，我老是害怕，每天担惊受怕。再说，那些人暴力倾向严重，这个我们清楚，他们有很不一般的过去。

我只有一个念头：杀了他

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同样重要的是，在家里，因为跟那些人没法沟通，闹得我俩之间也不咬弦。这个很可悲，因为夫妻不互相扶持了。我俩都埋怨对方。没办法，这个责任不在我们，可是也没法怪邻居不好。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我自己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梯叶利也没有，他不是这个脾气，可是有好一阵子，我只有一个念头：杀了他。我发现，事情竟然闹到这个地步！有些人天生好斗，而我呢，不瞒您说，我一看见他，哪怕只要听见他说话，如果手里有家伙，我当时是做得出来的。真是心烦意乱，很容易冒出这种想法。不过，我毕竟思考过，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那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自找麻烦。可是，说实在的，这个念头我常有，梯叶利也一样。我觉得这非同小可，因为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确实很可悲。我们知道，在廉租房里，被吵得心烦意乱的人做得出这种事。现在我知道了，起初不知道，我那时心想“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真不应该啊”；可是现在，经历了这些以后，我心说，确实会如此！烦透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过后肯定会后悔，可是在那个当口，真的干得出来。有一天，我恨不得过去杀了他。梯叶利只好带我去看大夫。我记得是在圣德尼（Saint-Denis），我俩在那儿散步，回来的路上，还去参观过高速火车……这是闲话……没多大意思……参观高速火车是为了躲开争吵。我们尽量多出门，还去拜访过邻居，也都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散步的那天就是那个人威胁要我命的那天。梯叶利带我去看大夫，因为，说真的，我当时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什么都干得出……连自我了断的念头都有，因为真的受够了。不过，那天下午我过得很好，挺开心，一切都好，只要他跟我这么说就没事……另一点也很重要，礼拜六和礼拜日，我们经常在邻居家过夜。他们请我们过去，不让我们单独在家。他们很友善。我们很幸运能有这样的支持，这个我得承认！如果没人帮助，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那儿住那么久。（……）还应该说说我们的小花园，实在很小。我们不在那里活动，从来不进去，因为要跟很多邻居打照面。从这个花园能看见别的住宅的里边，会经常跟人家打照面。邻居把他的房子建高了以后，他的卧室俯瞰我们的花园，这下就更别扭了，因为除了以前那通恫吓以外，我们的花园里又出现了各种垃圾，毫无用处的废物。再有，他还沿着隔墙养起了家禽，飘过来的那个气味啊！真是要多难受，他就让你有多难受。这次也是这样，我们叫来地区卫生局的人，墙根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养兔子，猪，什么都养。连猪都养过，他给小女儿举行洗礼时宰掉了。郊区养猪，这算怎么一档子事！换成乡下就没问题。再说，我们的花园四周都是矿渣砖垒起来的墙，形成一个四方形的小花园，可是周边都是矿渣砖，活像住在一个小监狱里，矿渣砖一直延伸到那儿，让人觉得不舒服。我们有一块小草坪，侍候一个小菜园子——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可是我们种的西红柿晚上全被那个邻居给偷走了。所以除了种点菜，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花园得到什么好处，从来没有。兔子的气味等等先不说……（……）这个独栋房子，我们把它卖了，因为实在受够了，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

［…………］

——那么，您现在的住处叫什么？

弗朗索瓦兹：这儿是国家铁路公司的住宅。住户都是同行。（……）

——您觉得在这儿过得好不好？

弗朗索瓦兹：不错。因为我想——也许这么说不太合适……可是我觉得这儿都是聪明人，懂得实事求是，讲道理，他们能跟你谈话。哪件事出问题了，他们会跟你交谈，说明缘由和办法，事情就解决了。问题不常有。这儿人不多，只有六对夫妇……人不多就容易相处。总有一两对夫妇聚在一起，可是谁也不妨碍。我觉得每家都尽量安分守己，也互相帮助。有了什么问题，相互可以指望，可以各得其所。有时候各家互相邀请做客，请吃饭。这一次，我们决定参加地中海俱乐部，出趟门，这样就不会总是女人在家做饭。我们决定把钱凑起来，每家每个月往储蓄箱里放一点，等到11月，我们就去地中海俱乐部，吃吃饭，玩一玩。换个活法。女主人就用不着忙碌了。去年圣诞节，我们一块儿吃了晚餐。准备工作提前很久开始，弄了一张菜单，每个女主人都有点东西要做：小菜，主菜，甜点。每个女主人都参加，我们一道去采购。先把钱凑起来，再一块去采购。最后每个人还多拿出来一点东西。比方说，我做了一道烧松露，有人做了糖衣果品，这些都不算集体的菜品，是每个人带来的小手艺。吃不完，我们第二天再来，因为有剩菜。接下去是化装晚会，我俩没参加，出去散步了。化装晚会总归是老一套。那次连续闹了三天。吃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两个没去化装晚会，所以他们第二天又来邀请，因为我们没参加，倒不是不愿意去。所以，我们连着被邀请了两回。因为我们没去，他们就登门来请。

1991年3月

注释

[1]萨图维尔（Sartrouville）是巴黎西北郊的一个镇子。“欧洲市场”（Euromarché）是法国一家老牌连锁超市，1991年被连锁超市“家乐福”兼并。——译者注

[2]萨伊制糖厂（Say）经历过多次兼并，后于2003年改名为泰雷奥斯制糖厂（Tereos）。——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