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历程

塞巴斯蒂安是一家听众不限于本地的电台的政治记者。他起步较晚。经历过一段相当动荡的学校和职业时期后，他于1981年修读了一所著名的新闻学院的课程。当年他28岁。访谈在他位于一幢有钱人的公寓内的新居进行。楼房建筑虽旧，但是翻修过，地处一个外省大城市的中心地带，这套设备齐全的住房与他的职业生涯的近期变化更为般配。尽管有了他呈现的成功，但塞巴斯蒂安似乎深受一种痛苦的困扰，虽然他的社会哀悼的工作可能最终使之缓解（“抗争活动的锐气尽失啊。”他坦诚地说道），可是从未完全消除。

塞巴斯蒂安是一个下层资产阶级家庭的长子。这个家庭付出了可敬的牺牲，做好了踏入上升之路的准备。由于无法立即彻底改变家庭境况，他们大量投资于教育，把真正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塞巴斯蒂安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为移民摩洛哥的西班牙人后裔。小学毕业之后，父亲幼时参加过一段专业培训，但是不得不放弃，进入摩洛哥铁路系统，当了一名熟练工。多亏上夜校和文化比他高的妻子的帮助，他逼着自己苦练写作，后来当了领班。他的妻子曾经一路上到初中二年级，因为没钱，同样被迫中断了学业。这个家族似乎祸不单行。她的父亲多年前本想高中毕业后当一名公证员，不意父母突然离世，彻底摧毁了这个计划。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在父母的训诫之下，塞巴斯蒂安就义无反顾地追求学业成功，以保证全家走上发迹之路。

压在幼年塞巴斯蒂安心头的这种道义负担十分沉重，那时他只隐约地意识到这种远非他承受得起的利害关系的重要性。他的学业上的困难之所以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这种负担无疑是促成因素之一。然而，当读小学的长子似乎“带来了希望”时，内心有“很深的挫折感”、对孩子的学业“实在着迷”父母感到有可能最终摆脱家庭迄今遭遇的不幸。在他和小他五岁的弟弟的学习上，父母倾注了全部精力。例如，为了不打扰两个孩子的学习，甚至不买电视机。母亲出去当保洁工，以支付两人的学习开销（尤其是数学家教课）；父亲呢，自从塞巴斯蒂安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他的宿愿就“展翅高飞”了，他积极对待儿子的在校表现，从未错过一次家长会，越来越多地跟老师约谈。按照“不太会说话”的塞巴斯蒂安的说法，这些约谈不过提供了“多几次挨老师骂”的机会而已。

尽管家庭动员如此有力，但塞巴斯蒂安无疑是“填鸭式教学”的受害者。最初令人看好的成绩（领先全班）很快就放慢了脚步（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说）。回顾上学的经历，塞巴斯蒂安对父母怀有既感恩又内疚的复杂感情，但是把坏角色留给了自己［“我不那么出色”“真正拉着我往前走的是父母，他们一直给我输血打气。没有他们（……）我坚持不下来”］。忍受这种焦虑的压力并不容易，它常常与提高社会地位的计划相伴相随，对这一点他毫不讳言。

有好几件事能够说明父亲与学校的冲突。学业是一项极特殊的投资，因而也是所有抱怨的对象。因此，例如，小学三年级那一年，父亲跟女教师发生了争吵，因为他怀疑她故意把儿子全班第一的地位拿掉，换给了药剂师的女儿。塞巴斯蒂安的评论倒是很清醒，“糟糕的场面”，“我父亲把我的成绩算错了”。父亲从前是工会活跃分子，抗争精神十足，“可以说一直在跟命运抗争”，这种抗争精神被他生搬硬套在学校上：由于文化水平低，除了拒绝和固执地怀疑以外，他没有别的武器可以用来跟学校对抗。至少在塞巴斯蒂安上学的头几年里，他以为，如果校方的决定与他的愿望相违，那么捍卫儿子的利益的最好办法是坚决不接受。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塞巴斯蒂安被离家最近的一所普通初级中学勉强录取，父亲却拒绝让儿子去那所市郊学校读初一，反而“违背当时老师们的意见”，送他上了市中心的一所最大的公立中学。因为那所中学有精英学校的美誉，而且分区政策要求接收来自某些位于交汇地带的乡镇的学生，这些大多来自中产家庭的学生能够在此准备高中毕业会考和报考名校。

父亲坚持“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子”，可是犯了一个后果严重的“过头的错误”，这个错误他不会在小儿子身上再犯。塞巴斯蒂安9岁半上中学，一下子被推入了一个奇怪和陌生的世界，遭遇了一场“震荡”，结果学习瘫痪：一上初一就是“一场灾难”，全面崩溃，“他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知道”。从地域、学业和社会各方面来说，中学对于塞巴斯蒂安而言都是一场背井离乡的体验，他感到被连根拔起：脱离了家人、学校伙伴们和熟悉的天地，清晨得搭乘大巴赶赴学校，在学校吃午饭，全天不着家。学校的要求更高（例如，他在初一发现自己的“拼写一塌糊涂”）。学校带给他陌生感：这里的学生被要求做“乐谱听写”，他觉得“教法语、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老师”好像“魔鬼”“半仙”“外星人”，总之“来自不同的世界”。周围的目光、同学及其家长和中学老师的想法都不断提醒他的社会环境，对此他也不无感觉。他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这种感觉因父亲与老师的痛苦的会面和冲突而增强，“跟达不到他们的标准的人打交道时，他们并不和善”。初中三年是阴暗的、受罪的和屡遭挫折的三年。他永远不会“不担惊受怕地走进校门”。面对随时会展现“虐待狂”或者居高临下的态度的教师，他在课堂上越来越感到恐惧。然而，这种恐惧在家里也不总是能够缓解——那是另一个舞台，因儿子受挫而“气恼”的父亲不时有暴怒的“场面”（“家里的那些动武的场面和争吵，我就不拿来烦您了”）。时至今日，只要提到“糟糕的”初中二年级，他仍然会“浑身冒冷汗”。初二结束后，他“被安排进了一个职业再定向的班级”，实际上是被中学开除了，而且老师断定他将“前途黑暗”，这就残酷地否定了父亲的社会追求——因为它高得“不靠谱”。

这段经验使他心怀一个“沉重的心结”和忍辱含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学业要求变得不那么严苛，他仍然无法打开受挫的心结。假如不是父亲再次强烈反对，他差一点去上短期技工班。经过多次复考，他终于以最低分数段通过了技工类高中毕业会考。在困难的学习过程中，塞巴斯蒂安终于和文科教师们建立了较好的、不那么抵触的个人关系，而且在普通初中和技工高中——或许因为他在一所著名的中学上过学吧——获得了老师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1971—1972年间，正上高一的他发现了中学生运动和积极斗争的精神，这使他能够自我肯定，而且为他的懵懵懂懂的叛逆提供了一种表达的手段和支持。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学习当发言人的过程有助于克服“羞怯”“心结”和语言压抑，逐渐培养起一种能力和自如，从而能够在继续学业和参加政治运动时延续斗争精神。但是，他从最初与教师打交道中产生了对各种权威的厌恶，这种“发自肺腑”的经验使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加环保主义的双料左派”，声称自己在任何政治或工会组织内都无法长期待下去。

不难理解，新闻记者的职业何以吸引了塞巴斯蒂安，至少它在一些青少年心中可能有的威望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这些人虽然学业“落败”，可是仍然怀有社会抱负，随时准备投入抗争和揭露社会不公正现象，而且必然从他们有切肤之痛之处开始。然而，投身此行以前，他也曾犹豫过，无疑因为缺少从事记者这一行所不可或缺的社会关系，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对记者的看法不够明确——他觉得记者毕竟是统治阶层的代言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就读新闻学院之前，他轻而易举地考下了技术贸易科的高级技术文凭。他也打过各种“零工”，甚至一度打算考一张厨师证书。

塞巴斯蒂安最终找回了信心，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不过，诸如此类的转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些邂逅和偶发事件，这些出自校门的“机会主义者”的人生方向往往因之改变。命运的这些小小的推手使转机成为可能，虽然不一定启动全部成功的机制，它们至少能够抑止失败的势头，重新鼓起受阻于一连串失败的家庭教育的抱负。在高中毕业会考之前，塞巴斯蒂安就巧遇了一位担任审议员的前中学老师，幸获此人的帮助。

目前，尽管已经成为站稳脚跟的受尊敬的专业人士，塞巴斯蒂安却无法——或者不想——融入记者的圈子，也不承认自己是什么“记者搭档”，而且拒绝在级次体系中占据高位，例如他婉拒了一个助理总编辑的职位。宣示保持距离无疑是一种拒绝跻身支配者行列的更一般的表达，这从他使用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来，他的遣词用句隐约保留着一些俚俗说法（“我弄了个第一名”“我干过仓库保管员”），同时也表明对于电台记者这一行的不屑。事实上，他对这个乏善可陈的环境没有丝毫自负，也不抱幻想：工作总是急匆匆的，“草率凑合”，广播时间不足，新闻力求耸人听闻，以及那些知足认命的同事，泡在积习和平庸的智力中得过且过。他本想借这次访谈的机会“反思一下（他）自己”，这就促使他多少有点自我抹黑地把自己纳入了对整个行业的否定，甚至有点夸张地宣布，选择新闻业是因为“这是一种干不成什么大事的职业，只需花言巧语，加上一点煞有介事就行了”。

事实上，塞巴斯蒂安至今尚未完全“消化”他的就学经历，他认为这场经历是可耻的灾难。教育制度拒不承认他，从而一举促成他对一切鄙视阶级的表现都极为敏感。正如失恋者的矛盾反应恰恰从反面证实了一种迷恋和得到承认的含糊愿望，塞巴斯蒂安的愤懑既针对在学校受的委屈（某位学生家长或老师的评论、精英高中的独特气氛），也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针对社会贵胄驱赶擅自闯入者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表达了一种自我憎恨，看来这位年轻的记者自愿降低身份，自称“自己的刽子手”，甚至鄙视自己身上那种被社会舆论斥为可憎的东西。

同样可以理解，塞巴斯蒂安对于当记者的好处和特权并非全然无知，它们能够给他一个报复社会的机会，特别是当他采访精英人士，尤其是老师的时候——这些人是他那么多的痛苦、惊吓和怨恨的始作俑者。看到他们面对麦克风时的紧张神情和倏然表露的羞怯，他会情不自禁地提醒他们自己当学生时站到黑板前的恐惧。虽然他有时认为，在雇佣他的电台的范围内有可能从事某种更激进和介入更深的新闻实践，可是他向来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会陷入幻想，同时把真正的抱负尽力隐藏起来，那就是，他终有一天要从事一种高水平的新闻职业，他认为《外交月刊》^[1]的文章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榜样。这无疑也因为他早就学会了防止野心过大，未来在他看来似乎只是目前的惨淡局面的无尽延伸，因为他觉得：“今后20年，我还是会在X市当记者，还在这个层次，这个级别。”

与一位记者的谈话

采访者：阿兰·阿卡德

“让我继续学业，这是我父母的执着想法”

［…………］

塞巴斯蒂安：我4岁半上学，小学，因为那时还没有幼儿园，我上的是学前班，然后又上了另一个学前班，所以我耽误了——其实没有真正耽误，因为4岁半还是个儿童，很小哟。后来，嗯，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学上得很顺利，我在学校的成绩很好。只出现过一个小故事：我父亲跟二年级老师发生过争执，因为我被列为第二名，本来应该是第一名，可是第一名是药剂师的女儿。我父亲就抱怨：“可不是么，药剂师嘛，所以……”我父亲把我的成绩算错了一处，结果一个糟糕的场面出现了！后来，我继续上学……我……我父母来到V镇以后，盖起了一个小房子。我在V镇小学读四年级（CM1）。我其实很……非常好，总是第一名。五年级（CM2）稍微差了一点，我不清楚为什么，好在还是升入了初一。这期间，我父母都非常后悔自己没能上完学——这一点对我求学非常重要——他俩对自己早年辍学都特别后悔，都有很深的挫折感，这才有了他们的那种执着，真正执着于儿子能够继续上学和深造。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欠他们很多，尽管学习挺辛苦。

——您家有几个孩子？

塞巴斯蒂安：两个，我弟弟比我小五岁，出生在法国。

——因此父母在你们身上寄托了很大希望？

塞巴斯蒂安：正是这样，完全寄托在我们身上，这让我有时候觉得很不舒服，可是这也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基本上做到了，不然是做不到的。我的确信服这一点！所以，我一上初一，父母就……感到自豪。能进M中学，这不是跟当初老师的看法相反嘛。唉！M中学是一场灾难。一进去就是灾难。我对它的记忆，回想起来全跟老师有关。唔，我那时是一个小毛孩，一上学就是一整天，等等。教法语、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老师，怎么说呢……都是魔鬼，对，是魔鬼！那个年代，老师是半个神仙嘛！于是，整个初一，我什么也没学懂。法语拼写，我从前并不差，初一变得一塌糊涂：满篇错，等等。

校长评语是“前途黑暗”

塞巴斯蒂安：所以，我完全找不到方向了。初一我成了落后生。升入初二，糟糕的一年，糟糕透顶！回想那一年，我现在还浑身冒冷汗，学年末我有……学年当中……校长有一句评语——“前途黑暗”。那好，我就去见校纪委员会，因为之前我跟一个同学交换过作业，所以说，最终还是可怕的一年。那一年结束，我被安排进了一个职业再定向的班级（CPPN）。我爸爸为这事气恼得要命，家里的那些动武的场面和争吵，我就不拿来烦您了［笑］。

——您是个捣蛋鬼吗？

塞巴斯蒂安：不，不是。我没捅过娄子。可是，也许在这件事的打击下，我的心结越来越复杂。

——和同学的关系怎么样？

塞巴斯蒂安：哦，我和他们都很好。

——那时候招生情况怎么样？

塞巴斯蒂安：我爸爸在我身上花了巨大的精力，他去找……接待室里已经有一些家长，有一位家长对他说，唔，他记得是一句评论：“您儿子在M中学没有位置。”意思是他有这样的想法。我记得，在M中学，我有一个后来又在男生技工高中见到的同学，那时他正准备技工类高中毕业会考^[2]，已经在技工高中上高三了，而我刚上高一。他说：“你吓了我一跳，怎么会在这儿见到你！没想到，你能走到这一步。”所以，这样我就到S校上了普通初中（CEG），这个跟我更对路。我在那儿上初三，多少是我应该去的地方，除了我爸爸要给我……我父母不得不花钱给我请数学辅导老师。这个为我升入初中毕业班帮了大忙。初中毕业班的第一个季度，一切都顺利，后来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大下坡哟。那是在1968年。因此，年底出现了好多干扰；好吧，我尽量拉开距离去看它，您知道——我那时14岁——受到很大干扰，也就是说，上不成高一了。于是，我转报电子类专科技能证书（CAP）。我父亲说：不行！他不想这样。所以，我重读了一年，他们叫什么特殊初中毕业班，也就是说，把大部分重读这一年的学生收下，对他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等等。这一年不是真正重读，不过，也就是这样了。然后我进入了技工类科目。为什么呢？我父母，特别是我爸爸，他总是告诉我，如果不能一直上到最后一年的毕业班，我随时可以转入专科技能证书的轨道，再找一份工作，可是学文嘛……所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等到上了技工类高一，我感兴趣的却是法语、历史和地理，这太糟糕了，可是，咳，人已经进入轨道了。所以，高一学习凑凑合合，很一般，我凑合进入了技工类F1课程，不是有意选择，不是，因为我正在……最优秀的进入技工类方向，然后学F3和F2课程，然后最差的进F1。然后，嗯，技工类那时候相当难念。再后来，我上了高二，学习还算说得过去，可是毕业班念得马马虎虎。后来，第一年高中毕业会考没通过，于是我想远远离开，因为无论如何，告诉您吧，我讨厌研习班。我们每周上12个小时的研习班，工业设计我整个是零蛋，而工业设计是高中毕业会考的一部分，平均分是6分，可是我第一年考出4分，第二年5分，考成这个样子，追上去根本没希望！所以我第二年在P校复读，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靠1分之差通过了，真的只差1分，那是因为我有运气，遇到了我从前的初中数学老师。我相信他大大帮了我一把，我想他的确央求过阅卷老师给我额外加一两分。就这样，我通过了。他是考试委员会评委，一个偶然的时刻，他正要去……我碰巧遇到了他，但是不知道他是评委。我想我还差8分，但是有1分超出，他在那儿加了1分，虽然只是1分，可是按照系数往上加，我就……成了！我拿到了高中毕业会考文凭。于是，我千方百计想摆脱技工科目，那是……后来，我申请学习当记者。我去过教育指导处，他们问我：“哎，你有熟人吗？”我说没有。他们就说：“如果什么关系都没有，最好别学这个专业。”所以，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拿了技工类文凭的人的一些心结，我就说，那好吧，反正已经做出了选择。所以，怎么办呢？我搜寻了一番，我对经济学有一点兴趣，因为它是……它跟社会活动等等有关，所以，凡是跟经济学有关的我都着迷。于是，我在T校选报了高级技工证书（BTS），技术贸易类的。我在那儿念得非常顺利，这个很适合我。我顺利念完，不费力地拿到了高级技工证书。我想，我甚至获得了“优异”的评语。后来呢，嗯，就开始找工作。

我曾经在考厨师证书和新闻学院之间犹豫

塞巴斯蒂安：我在仓库里干过几个月，也做过一点人寿保险。后来，我去了跨国工业公司W。这些零打碎敲的工作跟我的训练不对口。不过，那个仓库属于辛格公司的售后服务部，他们招有高级技工证书的人。那在当时已经是……他们愿意有一个……做一份连高中文凭也用不着的工作，有一张证书就行，那就是我啦。所以他们聘用了我，那个工作根本用不着我这种资质，却属于管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仓库，但也得搞一些盘点之类的管理工作。我有点大材小用，不过也就算啦。我在那儿待了三年。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厌倦，就辞职不干了。不过，我并非随便做了三年，因为我知道，满三年就可以参加带薪培训，那个年代仍然有这么一说。于是我参加了培训，结束才离开。我后来在餐馆工作过，那是X镇的一家独立经营的餐馆，所以……我对做饭很有兴趣。之后，考厨师证书还是进新闻学院？我曾经犹豫过。经过一段时间，这种体验结束了，我去了乡下，因为想散散心。我打过一些户外的零工，只是为了找点事做罢了，为了……为了能够生活。有些时候，我没有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想：“你总得做点事情，总不能这样空耗余生吧！”后来，我路过新闻学院，因为有个在W公司跟我在一起，后来被解雇的哥们，在我之前刚刚进了新闻学院。这就又把我往学新闻的道路上推了一把。我的路就是这么找到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去了那儿呢？可以这样解释：在生活中一直支持我的父母。如果没有他们，我是说在我住的那种社区里，没有一个年轻人拿到过高中毕业会考文凭！……

——那个社区是一个住房开发项目吗？

塞巴斯蒂安：那些开发项目您是知道的，小房子加一个小花园，开发小房子的项目，仅此而已。我父母好多年前买的就是这样的小房子，价钱很便宜，靠贷款，就是您一进W公司看见的那一种，嗯，那是给工人和小公务员搞的开发项目，多少是这样。这些人当中有3／4在铁路上工作。

——您大概是少数几个能上M中学的子弟之一吧？

塞巴斯蒂安：哦，是的，是的！没有人上过M中学，没人去过那儿。我父母也没有在我弟弟身上犯同样的错误，他上的是V初中，过渡期要轻松得多，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我搞不懂发生了什么，搞不懂。

——您有没有进入一方陌生天地的感觉？

塞巴斯蒂安：有，正是如此！不错，我当时还很小，只有……因为我上学很早，尽管有过复读，但我那时也才9岁半，一个真正的小不点儿，连公交车的门柄都够不着，我早上6点半就得起床离家，整天在外面，最后成了日托的孩子，别的事情也很多……小孩子容易习惯，我是说，就没问题了，虽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我来说，那无疑是一个冲击，加上后来的M中学！那个时期，M中学是“地道”的学校，我父母当初选择了最好的，最适合自己儿子的学校。的确，小学时期我给了他们希望，五年级走下坡路也是真的，不过，也不完全如此，不完全如此。我不那么出色，可是你也得看看C初中、V初中是怎么回事，那个时期肯定不是……我所有那些小伙伴，我几乎没看见一个能上……后来，就是那样。那时，要是你准备考取证书，就意味着你在争取小学毕业后最好的东西。我想，我的小学同学很多人顶多拿到初中毕业文凭（BEPC），是这个吧？对，就是这个，也就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念完C校就算到头了，连V校也是。所以，我的意思从那儿能升高中的人已经很好了。我们有音乐课。唔，音乐我不懂……他们会学那个乐谱听写，有的人会弄这个，也学习演奏乐器，听写乐谱哟！还记成绩呢……

——您读书读得多不多？喜欢阅读吗？

塞巴斯蒂安：不多，书是要读的，要读的，后来读得多了，虽然读古典作品，我还是在读哟。

——那是在M中学的时候？

塞巴斯蒂安：后来也一样，书我一直读，虽然是经典作品。那时候我读巴尔扎克、左拉等。

——因为喜欢？

塞巴斯蒂安：喜欢，也因为是规定读的，也有乐趣。不过，或许我总是有一点落后。小时候，我……是的，我肯定一直在读，我没有电视机，一点电视节目也不看，看电视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我父母很晚才有一台电视机，我18岁的时候；因为之前他们不想要。他们很长时间里买不起电视机。我父亲有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已经40岁了，拿到驾驶执照也是40岁，我们出门骑电动车，就是这样，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所以我们没有电视机。后来他们还是没有买电视机，因为怕影响我学习，所以没买。

我是自由主义加环保主义的双料左派

——您刚才提到了社会活动？

塞巴斯蒂安：这个么，1968年5月，我确实不懂当时发生的事。那时才我十四五岁。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有点落后于形势。即便如此，还是有必要说说我弟弟和我之间的情况。我的意思是，他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里跟我经历了同样的事，虽然我俩相差五岁。也就是说，他在学校里比我轻松得多，那时候，我父母呢……这我得解释一下，按说真的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得解释一下：我父亲在摩洛哥就参加了劳总联（CGT），回国以后，法共指责他信奉殖民主义。于是他撕毁了劳总联会员证，再也没有参加工会。

——他是哪一年回法国的？

塞巴斯蒂安：是1953年到1956年之间回来的，阿尔及利亚之前的一些事件，当时的气氛……都是从阿尔及利亚开始的。

——阿尔及利亚是从1954年开始……

塞巴斯蒂安：是的，不过，摩洛哥也出了些事，所以，他们回国时都是戴高乐的拥护者，很多下层老百姓都是这样。我跟父母一样，也是戴高乐派。后来，我看出了差异。真的，即使在学校里，我也能看到差异。复读初中毕业班的时候，我有一位法语老师，在我的人生中，她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们经常聊天，这位女性一直在做很有意思的工作。后来，我上了高一，不知怎么回事，我遇到了一些不那么政治化，可是很好的人。接着上高二，我心想，我要当学生代表，我那时候有很重的心结，总想超越自己，就是如此，还想打破一点什么。那是1971—1972年之交，局面很快就躁动起来……不久以后，高中学生开始示威游行。因此，这似乎是我的一种下意识的策略，后来我的确卷入了造反活动，不过，我没有党员证，我哪个党派都不是。

——您从来没有真正属于某一个组织？

塞巴斯蒂安：没有。准备高级技工证书的第一年，我跟社会党学生在一块，可是后来变成……我曾经想加入那些筹备《解放报》［左翼报纸］的团体，可是走错了门，跑到社会党学生的集会上去了［笑］。嗯，我那时头脑里没有“政党”这个概念。有的人在苦苦挣扎，有的人甘心情愿地接受一切。我没有站到哪一边去……所以，我观望了一段时间，因为，事实上，哪一边都让我觉得不舒心。1974年大选，我在观望，密特朗和德斯坦的第一次对决，总统选举，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吧。所以，也可以说，我是……怎么说呢？一个自由主义加环保主义的双料左派，对，那时候什么都有……

——为了对抗既成秩序？

塞巴斯蒂安：您说对了。可是，您也得看到，我父亲对他的生活境况一直以某种方式……多少抱着抗拒心理。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法国劳总联的会员，所以他有强烈的情绪。他参加过大规模罢工，等等。再说，他一直强烈反对等级制度，不过方式是……个人主义的，不是野心家的那种，也有那么一丁点。的确，这样对抗整个教育制度，他肯定干过不止一次！我设身处地为他想过，他不太会说话，写得也很差，非常差，等等。他肯定吃过很多苦。可是，学校对于不符合它们的“标准”的人也不好，这也是真的。老师哟，校长哟，主任哟，等等，所以，他一定没少吃苦头。

我很久很久以后才明白，教师多数是左派

——为什么还有老师呢，为了盯紧您的表现？

塞巴斯蒂安：对，是的，为了盯紧我。只要老师召集会面，他就会去，每次家长会——他是学生与家长的小组成员。但是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想办法帮助我，对我弟弟也是一样。所以，这也许就把事情……从这个方面说，我想说……所有那些不及格的成绩，我的意思是，当你是一个孩子，可是有人说“前途黑暗”，那就使我产生了沉重的心结。我很害羞，我的意思是，要么你被彻底摧垮，要么你心里还留下一点……后来，我遇到一些人，初二我遇到一个历史老师，确实是非常好的老师，他让我们对历史有了很多思考，我还遇到一个法语老师，这一年对我来说决定性的，也可以说，是思想斗争很激烈的一年，有想法倒不是很难……各种想法到处冒出来。

——所以，您觉得您站在反抗者一边，即使懵懵懂懂地这样做？

塞巴斯蒂安：是的，甚至是懵懵懂懂的。告诉您吧，非常有摩尼教的意味：事情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人也分成左派和右派，就是这样分的，许多年里都是这样。我后来才多少明白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但是那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得告诉您，一个时期里——不过这是常有的事——我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但是跟过去一样有点好奇。我记得去参加集会的时候，逼着自己站起来说话，胡乱说点什么，哪怕说几句全世界最傻的话。我逼着自己当众说话，把话说出来，学着讲话，等等。真是一种折磨，绝对是受罪！

——您那是为自己说话呀，既然您不属于任何组织，对吧？

塞巴斯蒂安：对［笑］，以我自己的名义。我一直不愿意归哪个组织管。我很快就退出了法国劳总联。

——您领到过会员证没有？

塞巴斯蒂安：领过，劳总联的。我来后一个月左右。

——您当了多久劳总联会员？

塞巴斯蒂安：当了一年会员，但是那种方式……我与人相处得很差，因为，嗯……

——您退出是由于出了严重问题，还是由于做事不合？

塞巴斯蒂安：那个时期——我不想用“极左”这个词——我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排斥一切权势、党内运作、工会等等，还有官僚作风，因为所有这些，才有这种排斥。

——一个老1968年派对于制度的抗拒？

塞巴斯蒂安：正是！首先，真的，头一条就是这个，而且我一直保留着，或许它已经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是我的第二天性，可是它来自我的内心，比如说，我跟教师是对立的，我憎恶教师！讨厌他们。

——您有时候谈起他们还挺感激的。

塞巴斯蒂安：是的，但不是感激涕零！其中可能有三四位，其余的嘛，我恨他们，都恨！这么说可怕是可怕，但是确定无疑。因为初二的时候，我把同一门课的三个作业簿忘在家里了，一个上午就得了仨零蛋；也因为怕老师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拽起来，我不得不把头发剃光光；还因为老师嫌你做得不好，就用戒尺打屁股，我倒觉得那是一种性虐待。对我来说，我很久以后才明白，教师多数是左派，明白这个让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当然，我是不知不觉之间意识到的，老师都是另一类人。法语—拉丁文—希腊文像一幅漫画，这些课对我来说好像在月亮上，是异国他乡，他们都是外星人。我呢，过了一阵子还发现，有些孩子上学没有任何问题，很正常地去上学，平平静静。而我呢，总是害怕。哪一天上学没害怕？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日子。

——小学也是如此？

塞巴斯蒂安：不，不，我是说初中。小学不是这样，小学我没有任何，不多……初中完全不一样！那么，到了高中以后，高一、高二和毕业班，参与政治活动以后，我落后了一点，随后，有些事情毕竟得自己把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部分教师的认可，倒不是因为学习成绩，我不是明星学生哟，他们，嗯，因为有了一种力量的平衡，承认了我的地位、作用等等。这些也许就是我的存在方式，因为我的存在没法靠成绩，是靠抗拒。

我一边上新闻学院，一边憎恶这一行

——为什么要上新闻学院呢？

塞巴斯蒂安：高中毕业会考以后，我想学新闻。那么，参加政治活动使得我对时事产生了兴趣：唔，世界大事，当时的各种事件，包括国家大事、政治事件、社会事件。于是我大量读报，电视、广播、报刊的报道都会使我发怒。嗯，我从来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人道报》［法共日报］不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后来创办的《解放报》让我们觉得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嗯，那时还有一些杂志，像《查理周刊》《张嘴》［均为左翼刊物］等等，就是这样。我记得高二时读史地方面的报刊，有关历史的报刊，等等吧，贪婪地读报，没什么本事，可是对当下的事件很感兴趣［笑］！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很有才华，凡是跟数学有关的我都没戏，法语也不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本领，讲话，表达自己，因为下过功夫，取得了一点成功，就是这样。所以我心想，找一份知识不必很多，但是得能说会道，多少有点唬人的工作吧。所以，嗯，当记者喽。从学校毕业以后，我没能马上做这一行。那以后有一个时期，发自内心的，一个时期里……唔，那种憎恶哟［笑］！也憎恶记者，觉得他们……现在心里还有，算是我的第二天性吧。于是，我一边上新闻学院，一边憎恶这一行。千真万确，真的憎恶……也不再读报了，也就是说，甚至带有一种挑战的意味：哼！我才不读报刊上的东西呢！我记得，这个话我对一位老师也说过：“哼，我什么也不读了，没兴趣了。”他一听完全愣住了［笑］。

——您是从高中直接到Z电台去的？

塞巴斯蒂安：是的。结果真是这样。我的运气不错，因为电台编辑跑来“采购”，也就是找人试听，完事以后把我留下来了。我没有了不得的嗓音，凡是有的都被留下来了。长话短说吧，老师告诉那位电台编辑：“如果你把一个麦克风交给这个家伙，他能给你讲个故事。”就是这样。于是，我们学校有六个人被录用了，当特约通讯员。我们制作了一个节目，然后，嗯，我赶上这班车了，就是如此。我后来也取得了一些专业经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职场是怎么回事，也多少了解你得怎么干才会被聘用。我的问题不少，因为，可以说，没人想雇佣一个败家子。他们此前向W公司打听过我，所以他们并不打算聘用我。妙的是，我发现，我从前陪一位NQ［一份重要的地区性报纸］的记者采访过W公司，那时就已经被Z电台聘为自由撰稿人了！

——现在您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了？

塞巴斯蒂安：是的，位置有了，而且成了政治专家、职业记者，这个级别多少是职权下放的结果。后来他们想让我当助理总编辑，但是我不想往上爬，我不是不想动一动，但是得跟我的能力般配，晋升一步能获得这份工作的知识，可是我不愿意高升、掌握等级权力。因此我拒绝了，现在还是拒绝。这样一来，近来我又收到了……CNT愿意给我一个助理编辑的职位……这回还是一样，又惹恼了他们，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怎么看待我这种情况，他们反倒责备我对上级过于客气［用“您”称呼他］，实际上我一直没那么客气［用了“你”］，其实他不过是个播音员罢了。好多微妙之处哟……

——您还“憎恶”记者吗？

塞巴斯蒂安：还是憎恶［笑］，我没有——除了几个，为数不多——几个下班后还有来往的，我不随便跟什么人交朋友，我不跟任何记者来往，没有一个记者哥们儿。是的，我的确与三四个人交好，他们……这么做也是因为“尽管”他们是记者。那些从Z电台辞职的人当中，有一个叫高莱特·D．的女记者，因为出了一点法律纠纷……；另一个叫范妮·R．，精神科护士，现在正在找别的事做；还有一位叫杰米纳尔·G．，他的经历非同小可，父亲是西班牙难民，参加过抵抗运动和西班牙内战，使劲督促儿子学习。杰米纳尔有文学硕士学位，已经是记者了，不过他是……就是这样，都不是刚毕业的菜鸟。

我们好像是体制里的捣蛋鬼

塞巴斯蒂安：咳，那不是个人的怨恨，是怨恨他们做的工作，还有，真的，我们做别的事情的能力，是当……我们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好像是体制里的捣蛋鬼，体制比我们强大。还有，我们所做的99%的工作都是“垃圾”。你最好不要拿自己开玩笑，但是也有不少辩论，也就是说，每天都有，我是指例如那些长度为1分钟的采访。有些电台有35秒的播出时段，35秒！如同一场战斗，真正的战斗。只要分得1分钟，你就必须开始战斗！一旦超过了1分钟，如果你做的采访是1分零10秒，1分零15秒，你就得，就得……那可了不得！这个很可笑，在不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看来，这是一场很可笑的战斗，但是，这场战斗是有意义的……你还必须努力把你的想法传达出来。至于我，我目前的主要战斗是新闻业，新闻业的确很难弄，但是这跟别的任何地方一样。教学也是一样，你不得不跟大山搏斗，制度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让你知道，我们是不是占了上风。

——您批评的是制度，不是个人？

塞巴斯蒂安：我的意思是，两方面都既有责任，也没有责任，记者还是一个应该把所见所闻写出来的人。的确，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最懂得如何利用媒体，也最会说话。嗯，比如说，昨天市长举行了宴会，主题是“某市与海洋”，今天上午又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题目是“某市的公共工程”。他什么都没说。我们不会接受来自任何人的说法，我们会返回现场，我们会感到气愤，写一篇怒气冲冲的报道。这样一来，故事会照这样继续发展。市长昨天整晚发布新闻，接着是早晨的一场，还有今天早晨的新闻早餐会——结果全都什么也没说！嗯，我的意思是，新闻界真正是彻底屈尊俯就。这是例子之一，还有别的。你得知道，社会在运转，可是整个社会上面悬着一把吊锤！您试试找一个卫生与社会事务管理局的人谈谈，这个机构覆盖整个社会领域。根本找不到！领工资的人不能谈论他们的工作，一位社会工作者能说出50个故事……对，告诉你用葡萄酒招待员工的本地大酒庄；告诉你有些地方，文盲比例极高的贫民窟，民宅里还是泥土地面呢。你从来都听不到任何相关的报告。因为到那儿去的社会工作者，他们不谈这个，必须严守这个秘密。农业工人当然更不能说了！你甚至进都进不去；你能够做得到的就是品尝佳酿、名酒等等，可是永远写不出有关真相的报告。

——作为记者，如果由您提出报告呢？

塞巴斯蒂安：我可以，唔，我可以提出报告。那可是一份复杂的报告！我们赶着写出来，得写三份——日产量是有要求的——每天写出三份、四份，甚至五份报告。所以，报告写得越多，我们就越少有机会看到内情，事情的机制的复杂性，等等。像这样的调查，我不得不说，调查报告是需要时间的！你得去揭盖子！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有恐惧，很少有人愿意深谈，并且面面俱到。你去找工会，谈谈学校、企业等，他们才不会跟你谈，因为他们得维护自己的角色，捍卫工人利益。他们不会跟你谈这个社会的实际运作。要想了解事情如何运作，真正谈论它，你必须从事社会学家的工作，可是我们没有当社会学家的手段，而且跟高等教育界打交道有很多困难，进行得特别缓慢……还有，唔，只要我一提“大学教授”“学术会议”，每个人都会做鬼脸……“哦，你又来了，又要用你那些故事招惹我们。”诸如此类！

——新闻界是不是有一种反智主义的心态？

塞巴斯蒂安：是反智主义，例如不能用“工人”这个词，不能提工人。我的报告里的“工人”这个词会被删掉！我不得不说，这么一来，这是不是成了一个坏字眼了？

——那应该怎么说呢？

塞巴斯蒂安：工薪阶层，雇员。

各个层次都有审查制度

——谁删掉了这个词？

塞巴斯蒂安：记者。不一定是编辑，是记者删的。这里有一种审查环境，一种压力，而且每个层面都有。就拿海湾战争来说，关于佩罗^[3]，关于号召逃避兵役，H电台都给删掉了——有人做过一次采访——所以，H电台把它删掉了，没通过……他们用一篇文章顶替了。我采访了第二天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我采访人们的反应。我找了一个年轻人，问他：“您反对沙漠战争吗？”他说：“反对。”这段对话被他们删掉了！因此，出现危机的时候，审查制度就用上了！既然有海湾战争，你就得赞成海湾战争。我的意思是，好吧，可是，不同意见呢？

——是不是总有一种非正式的审查制度？

塞巴斯蒂安：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自己判断，我的语言、遣词用句，都采取转弯抹角的办法，因为，说实话……

——不过，那个年轻人的话并不是您拿掉的呀？

塞巴斯蒂安：对，真不是我！他一剪子就给剪掉了！他剪掉，我们就指责他动用审查手段（……），正义在记者身上用不上，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诋毁、操纵我们想要的东西，你对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司法系统拿我们没办法。如果司法系统做出什么，那就是呼唤拿起武器，进行“一场针对新闻自由的攻击”，等等。其实发起攻击的往往是我们，我的意思是，这里头还有那些现身说法，例如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杂闻”的那些故事：永远是民众的，平头百姓的故事。我们让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拿他们开心。他们不善言辞，常有口误，我们就取笑他们，然后就这样播出去！嗯，就这样侮辱老百姓，不过，这个……

——您认为这是新闻界的特点？

塞巴斯蒂安：哦，是的！正是侮辱老百姓，“老百姓喜欢顶尖的50名”，句号，完事大吉。被侮辱的既是老百姓，也是……只要不是记者，不属于上层知识分子的人都在内。

——不过，这些社会上层也许具备某种诱惑力？

塞巴斯蒂安：权力呗。知识阶层没有权力，一切跟经济相关的东西都有权力。连一个小创业家也有权力，能够为自己的观点发出声音，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然后是政治权力，对，政治权力，于是，从达比到塞格拉^[4]，这种乱七八糟的气候就形成了。

——作为记者，您好像不是很乐观……您有过某种报复之心吗？

塞巴斯蒂安：是的，有过。可是，我最反感的是看到……最近我去了一个地方，做一篇报道，就在那后边，过了火车站的桥，那一片拆迁安置房，从二战以来一直在那儿。咳，那些可怜人，父母一个月挣不到4 700法郎，孤立无援。女儿的男朋友想买一辆摩托车，父母二人合伙贷款，给他买了一辆，出了事故，他又买了一辆，俩人又给做了担保，那家伙溜了，不付钱了，他俩除了3 000法郎的债，什么也没有了。也有一些人欠下买房子的债务，可是这3 000法郎，让他们无计可施。母亲看来挣扎了一辈子，如今离不开氧气瓶，不然没法呼吸。这样一来，他们就……看看那些房子，你会琢磨，这样怎么能住人！于是，人家说要给他们翻修翻修，也就是说租金得翻倍。我从那个地方回来以后，的确，我……心里那个恨哟，真是憎恨。有没有报复心？那是玩笑话，可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位老师的时候，他说：“哎呀！很抱歉，我不习惯这个，我在发抖。”我告诉他：“唔，没错！这跟我当年上黑板写字一样，也是浑身颤抖。”［笑］这不假……真的，当我和一些人面对面的时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我往往……那是一场战斗，而我肯定是为了击败他们才提出问题的，必须如此。那么，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是武器，是知识。干这一行你得有更多的文化，我还不够。

——这是训练问题吗？

塞巴斯蒂安：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任何心结了，因为，真的，缺少学问，嗯，我嘛，真的，一部分是由于对于社会的好奇心，我也以某种方式弥补了。也就是说，我的实际的社会知识要高于有学校或者大学文化的人，虽说他们的教育水平比我高。真的，了解事物如何运行，对干这一行非常有用。

——报酬方面，你觉得满意吗？

塞巴斯蒂安：这个很……我的净工资11 000法郎，扣除税款，看电影、听音乐会不花钱，书籍几乎全是免费的，净剩11 000。此外，我有时候教两三门课。这个我感兴趣，它让我回想新闻学这个行业，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我的意思是，我计算过，加上缴纳的税额，去年我总共挣了13 000法郎。这已经很宽裕了，事实上，相对于高中毕业会考加两年的教育，说到底，这个报酬太多了一点，当护士还得高中毕业会考加三年教育呢，可是她们的工资是我的一半［笑］，再说，那叫什么工作呀［笑］！

四分之三的记者稳坐办公室，身旁有秘书

——如今，人们议论得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记者的职业道德。

塞巴斯蒂安：职业道德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意味着，干这种工作，你总得考虑时间。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事情发生，你把一个记者派去报道某一件事情，这个人最多对那个问题有点研究。好，他得到那个地方去，他已经两年没去过了。可是，他到那儿以后，两三小时内就必须写出一篇文章来。你要他怎么办？如何把信息传递出去？因此，他得去找新闻机构，找那里的人，人得接触几个，当一回特派大使，然后就行了，就写出一篇报道，不管好坏，他什么也不了解，所以他得弄三个……还得有一个吸引眼球的东西，一个令读者有好感的角度，等等。那么好，的确，这一切都要求行动要快。

请看《世界报》办的《外交月刊》，为什么那上面的文章看来完全不一样？因为，首先，他们有个把月的时间，其次，那一班人研究一个问题要花几年时间！所以，这个事的确很复杂，一个问题得研究好几年！的确，你不可能总是身处最前沿，这些都不假。可是这样一来，工作会严肃得多，深入得多，能够真正对问题做出解释，还有，四分之三的记者更糟糕，因为他们完全按照法新社稿子评论新闻影像。举例来说，H电台的播音员B先生，他总是在播发新闻之前讲出那句套话，因为没有那句套话，新闻就播不成，那句话很有趣，也很精彩，而且新闻得跟那句话一致！他对派出去的记者说：“我要这个！”我有一个搞社会杂闻的朋友，有一天，为了让那个家伙说出播音员在她离开之前要的那句话，她采访了他四遍，最后终于说出来了！再说，那些记者多少年没出过门，稳坐办公室，身旁有秘书。有了法新社，大功告成！这些人顶多是跟有权力的人泡泡饭局，不管是什么权力，有权力就行。社会上的事情他们什么都看不见。

——您身边有没有这种情况？

塞巴斯蒂安：凡是播音员都是如此！

——您是说全国都如此？

塞巴斯蒂安：都是这样，我身边也一样。我们有一个负责《晚六点》节目的播音员，他已经有一阵子没出去过了。他对社会的看法非常……他上过新闻学院，他那个环境里都是律师、法官什么的，其他的事他一概不知。他不懂什么叫“吃奶的牛犊子”，以为那是一种生小牛崽的方法［笑］。真的，我这不是跟您开玩笑！所以，那些刚从新闻学院毕业的年轻人，直接到法国新闻台当了播音员，直接当！可是，他们没有见过现实世界，不会做报道！这一行的基本功是拿着录音机或者笔记本，赶到现场，然后在那儿待一阵子，沉下去，这是必须的！这个问题跟训练有关，跟好奇心有关，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您在这一行里的未来，您怎么看？

塞巴斯蒂安：我承认，这个职业对我来说并不代表一切，因为，我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一块儿喝一杯，旅行，去海边，登山，走路，等等。而且我觉得这才是生活，工作只是……

——就是说，您不想把它当成毕生职业？

塞巴斯蒂安：不想！不过，我觉得，今后20年，我还是会在X市当记者，还在这个层次，这个级别。

1991年10月

注释

[1]法国《世界报》办的月刊，专注于外交政策和事件。——译者注

[2]法国公立高中毕业会考分为三大类：职业、技工和普通。初中（四年）毕业生必须选择高中的学习方向。准备职业类会考者另可在高二结束时报考专科技能证书（CAP）或职业资格证书（BEP），不必参加高三后的毕业会考。技工类会考细分为不同方向，这里说的是机械制造（F1）、电子学（F2）和电子技术（F3）。——译者注

[3]当指法国著名调查记者和作家吉尔·佩罗（Gilles Perrault，1931—　）。美国1990—1991年攻击伊拉克的海湾战争期间，他和一些法国名流曾经组织了反对美国和法国用兵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译者注

[4]雅克·塞格拉（Jacques Séguéla，1934—　）是法国富豪，曾任密特朗总统的传媒顾问，以大胆放言引起媒体辩论和围攻知名人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