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观点

社会困境只会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存在于媒体当中，即依照记者所认可的样子得到呈现。但是，它们远远不止于媒体的说法，更不仅仅是媒体看到后所呈现的那个景象。当然，记者谈论的问题不是七拼八凑的产物，他们甚至会不无道理地认为，在揭示社会问题，使之进入所谓的“公众辩论”方面，记者功莫大焉。可是，说到底，如果停留在这个看法上，就未免太天真了。困境并不都“适合媒体”，即使那些“适合的”，也难免有一部分被媒体处理得走了样，因为记者的职业远不止于记录这些困境，而是将其视为一通名副其实的建构活动的对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建构活动服从这个领域的自身利益。

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把日日出现在报刊上的“困境”都摆出来，也只能得到一大堆不妨称之为“为记者准备的困境”的东西，也就是说，展现这些困境是为了引起记者的兴趣，或者说，这些困境因其戏剧性或者令人动情而“非比寻常”，也就是说，它们的商业价值吸引着记者趋之若鹜：它们符合值得“上头版”的事件的社会定义。说到底，媒体撷选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不仅涉及相关的社会群体，而且能够说明记者的行业及其工作方式。^[1]

制造“事件”

记者对于事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反映出新闻职业的多样性，分析这些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并非本书的目的。无论效力于哪一种媒体，记者们反正都经常相互查阅、倾听和观察。对于他们来说，“报刊汇编”是一种职业需要。它能够显示应当处理的主题，因为“别家”都在谈论。它还能提供一些报道的点子，至少能够让记者找准自己的位置，拟定一个与同行有别的角度。此外，新闻界的各种看法在行业内部分量有所不同，从外部建构社会表象时更是如此。例如，海湾战争、1990年冬季的“中学生运动”“沃昂维兰的骚乱”^[2]等事件，如果重新翻阅当时的全部有关文献，则看到一两篇不失中肯的文章或报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可是，这种完整的和事后的阅读容易使人忘记，这些文字往往湮没在巨量口气迥然不同的文献当中，无人注意。^[3]不过，媒体面对的是时下的行为，而且集体制造出一种社会表象。尽管脱离现实，事后可能有反面证据和得到纠正，这种表象也会延续下去，因为它往往只会加强一些直观的解读方式和优先利用一些偏见，从而变得更加牢固。另外，在新闻领域里，电视的作用不可小觑，其传播的广度能够产生十分强大的支配性效果，尤其是电视新闻，在延续一个事件的支配性表象方面，它有十分可观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图像信息”造成的戏剧性效果尤其能够直接诱发群体情绪。最后一点，影像能够造成极其强烈的确凿证据的效果，比词语无疑更有力，显得是在指明不容置疑的事实，尽管它们本身也出自某种操作，多少得经过确定的筛选和建构。电视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字报道，或者从与之相同的来源取得素材（主要是新闻社的新闻稿件），可是这种工作有自身的逻辑和特殊的制约，这些都影响到制造事件的过程。电视既面向普通观众，也面对其他媒体。文字记者如今已经顾不上头天晚上八点的电视“头条”新闻说了些什么。

例如，1990年10月，第一批中学生上街游行，电视新闻决定予以报道。这场起初规模不大的运动只限于巴黎北郊几所初中和数百所高中，学生们抗议师资短缺和一些学生受到攻击。巴黎的多家文字报刊的教育专家认为，媒体的处理方式会招来盲目模仿，因而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昏了头！”“‘八点钟新闻’上来就说这个，脑袋进水了吧！”“让人觉得中学生倾巢出动，都上街了，其实总共只有三千来人”等等^[4]）。不用说，电视记者决定在“八点钟新闻”上播出这个系列报道并非出于恶意。他们已经有一个这方面的主题和适于电视转播的画面（一位巴黎的文字报刊的记者解释道：“电视记者从来不懂得如何用图像说明教育问题，他们经常征求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许1968年大中学生的游行示威仍然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那场运动也是逢开学的日子爆发的，开始于某个学校的罢课行动。这种逻辑关系清楚地留在大多数记者的脑海里。他们还担心贻误报道一场革命的时机，加上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再次见证一场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开端。这些也许能够解释他们何以对局部的抗议活动作出了这种特殊处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中学生罢课运动是借电视转播的效果扩大的——“电视有点像这场运动的晴雨表。既然电视新闻谈论这件事，咱们就得加入。”巴黎各家日报的主编旋即对教育口的“专栏写手”施加压力，而且压力越来越大，要求他们拿出这方面的“起底的文章”。在撰写评论时，一些擅长教育问题的记者显得有所保留，这不仅因为历练使他们不会大惊小怪^[5]，也因为对于这场基本上是电视制造出来的运动，他们感到不易把握。他们搞不懂也弄不清这场运动谁在负责，要达到什么目标。不过，既然轮到他们发言了，他们也就不那么心甘情愿地推波助澜说这场被媒体变成真实的社会问题的运动十分重要，它表明“中学生的困境”，也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的“年青一代”所面临的困境。恰逢此时，一些负责协调中学生运动的年轻人站出来了。在媒体策略方面，他们得到经验更丰富的成年人（共产党、反种族主义组织和社会党的领导人）的指点。此时他们只好真把自己当一回事。在每星期三下午的直播节目里，他们在“中学生大会”上发言的样子俨然是国民议会讲坛上的政治家。巴黎一家著名日报的记者跟他们并肩而坐，他回忆道：“协调机构的负责人自视为影视明星。我们太把他们当真了。其实他们只是面对电视说说话罢了。这里头有一套夸张的明星式的举止。他们觉得怎么干都没关系。他们去过爱丽舍宫，跟总理若斯潘^[6]共进早餐……”由此我们也能够懂得，为什么往往一旦媒体不再谈论，那些基本上是媒体产物的运动就会很快销声匿迹。再者，我们不必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只问新闻界对什么感兴趣，而是应该追问：究竟什么使得记者对其一手促成的事件逐渐意兴阑珊。有一位年轻的记者很熟悉附近广播电台的编辑流程，他幽默地说：“在电台的采编会议上，总会有某位编辑开口：‘现在这个足够了，已经够烦人的了。郊区问题开始令人生厌啦，受不了了。咱们换个玩法吧。’时政消息不愁青黄不接。《世界报》会安静下来。《解放报》^[7]会挖出一些解读和分析，总结一通。也许，报道实况和耸人听闻的消息的人士会卷土重来，但是不会有追随者。”

弄错了对象

归根结底，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挑唆的，常言所说的“事件”从来就是调动媒体的产物。针对某一件事，媒体在一定时间内一致同意把它当作一起事件。如果引起媒体关注的是被边缘化的或者底层的民众，媒体化的效应就远非这些社会群体所能期待的了，因为记者此时掌握一种特别重要的建构的权力。事件的炮制过程，这些群体根本无法知悉。

80年代初期，里昂市郊的维尼西厄镇（Vénissieux）移民极为集中。紧接着曼盖特街区发生的事件，报刊上开始出现一套有关“问题郊区”的新说法。通过大量报道比较惹眼的事件（烧汽车，筑街垒，各种砸向警察的抛射物和燃烧瓶，等等），新闻界聚焦于一个新的民众群体：移民家庭的青少年（阿拉伯后裔）。他们学业无成，无资历，无工作。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市郊地带的恶劣状况，破旧的建筑物内财物被盗窃一空，廉租房管理机构弃之不顾。这些事件爆发时，社会党掌权未满两个月，因此这被认为是一场针对左翼政府的真正的政治挑战。为了把这些文化孤岛改造翻新，政府当时采取了各种举措，在一些廉租住宅区逐步实行。此外还创办了一些新的团体，收容辍学的失业青年，帮助他们接受专业培训和进入劳务市场。这些措施的协调工作都置于“街区社会发展计划”之下。1990年当中，实行这个计划的地区大约有400个之多。

可是，1990年10月，沃昂维兰事件爆发，郊区问题被媒体再次提出。沃昂维兰镇在里昂市郊，1987年被纳入“街区社会发展计划”。1990年9月底，这个镇经过重建的马基道霍街区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庆祝会在一年前建成的新的商业中心大门前举行，这个地方位于社会住房的中心地带。为了庆祝重建工程竣工，一面瀑布墙当着前排落座的政界人士的面揭幕。一个星期以后，一辆摩托车在警车的追逐下倾覆，后座上的18岁年轻人倒地身亡。此人是意大利后裔，患有小儿麻痹症。于是，居民区聚集起成百的青少年，对于他们认为制造了惨剧的警察当局大肆谩骂。他们怀疑警方故意掩盖了一个“过失”，把惨剧按普通交通事故处理。局势于是变得十分紧张。当晚，有人投掷石块，焚毁了三辆汽车（这在这个社区不算稀罕）。地方报纸通过高频接收机不间断地收听警方的谈话，迅速传播讯息，并且给出有关这场悲剧的正式说法，当晚传至全国各家媒体。次日一早，一群14岁到20岁的青少年再次向沃昂维兰镇派出所投掷石块（为了引出躲在里面的警员）。随后，接近中午，一辆失窃的汽车被推入马基道霍街区的超市，超市和当地的若干商店遭焚毁。警察、消防队员和记者均被青少年逼退。众多街区居民在一种节庆气氛里趁火打劫，掠走各种各样的商品。无论如何，这些商品本来也会被付之一炬。一个现场的当地报纸的记者说，他看见一群少年怀里抱着糖果、香烟和运动鞋从商店里夺门而出。有一个老太婆双手撑起超市大门，好让满载而归的球童们跑出来，直奔汽车后备箱。总而言之，即使劫掠超市无可否认，或许还有预谋^[8]，可是巴黎的报刊记者，特别是电视记者的所谓“骚乱”的提法至少过于夸张。

受支配者很难控制自己被表现的方式。在记者眼中，他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一些干巴巴的乏味场景。这是因为，他们在文化方面一无所有，而且无法按照大型媒体掌握的形式表达自己。正如一个自认为代表电视行业的观点的政治领袖所宣称：“一个节目不应该让人人都来讲述自己的精神状态，给出各自的意见，而应该学会清晰地表达自己。”这些事件发生的前几天，里昂市的一家熟悉城镇化进程的新闻社未加思考地建议调查郊区状况，可是无人响应（当时得到的回应是“没什么意思，那儿啥事也没有……”）。竞争的逻辑促使记者争夺“热点”，赶赴“出事现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沃昂维兰的戏剧性事件的报道蜂拥而至，纷纷竭力说明和解释这一带郊区出了什么毛病。虽然认真观察郊区的日常生活和问题会更有说服力，记者们却大多聚焦于最令人惊讶即最不常见的暴力行为^[9]。这样一来，媒体就为非直接相关的大众制造出一种表象，一种强调问题之罕见的表象，偏重于保留暴力行为和与警方的冲突、破坏行为、燃烧中的超市和汽车，而且未加整理地抛出新闻界搜集起来的解释，作为混乱状态的起因，加上警方的过失、无所事事的青少年、犯罪现象、郊区“生活之苦”、住房条件、恶劣的生活环境、稀缺的体育和游乐设施、外籍居民过分集中等等。

恶性循环

这种表现方式留给受支配者的发言空间很小，他们的声音很少被人听到。被人谈论多于谈论自己。向支配者讲话时，他们倾向于借用别人即支配者用来谈论他们的话语，在电视上发言时尤其如此。我们会听到他们重复前一天在电视新闻或郊区问题的专题节目上听到的话，而且在谈论他们自己的时候，时而用第三人称（例如其中一人在报道里说：“至于年轻人嘛，他们希望能够有个聚会的场所”）。

无论是巴黎的大报，还是外省报刊的不起眼的“栏目”，记者作出的“调查”通常更像警方的调查，而不是社会科学所说的“调研”。有时候，在某一事件中被当成榜样的不是社会学者，而是与警方“齐头并进”的调查记者。另外，特别是一些全国性的大型媒体（电视台，包括新闻社），它们的考虑（多在商业方面）是如何做到不站队，避免刺激形形色色的观众。它们制造的表象力求在所有相关观点之间不偏不倚，显得矫揉造作。记者的调查与法院的调查有类似之处：在均有发言权的有关各方之间表现出客观性，就像在一场诉讼当中那样。在每一个案例里，记者们都明确地力求辩方和控方即“正反两方”均有代表，对于一起事件兼顾官方和见证者的说法。由于工作本身的要求，实地调查只限于数日，甚至数个小时，只为使报道“带一点现场感”。脚本通常在编辑会议上预先敲定并通过报道表明。^[10]

有时候，记者会为媒体量身定做某种实况。例如，里昂的一位法新社记者说，沃昂维兰事件的高潮过后，整个新闻界密切关注这个镇子，期待出现新的事端，而且，恰恰是在当地现身的记者引发了预期的事件^[11]。而且，即使什么事都没发生，新闻机器也会不停歇地空转。例如一位派往郊区实地报道的电视记者，尽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却接到总编辑从巴黎发来的指示，要求他为当晚的电视新闻直播制作一个两分钟的节目，仅仅为了不使运达当地的昂贵的技术设备空置。很多记者尽力挖掘事件背后的隐情（例如，一位里昂的地方报纸的记者便说：“社会杂闻能反映真实问题，本应深入发掘，可是我们时间有限啊，再说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可是到处受到掣肘。在竞争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赶往同事们所在的现场。“如果一个事件在别的频道上出了彩，”一位电视记者说，“主编就会冲你嚷嚷：‘怎么还在这儿愣着？你必须马上赶到那儿去。’”一位里昂的法新社记者也说：“只要沃昂维兰有点什么事，人们就会议论，不是因为事情值得议论，而是因为它发生在沃昂维兰。他们才不管马赛市郊出的事是不是更糟糕。巴黎（总编室所在地）不断催逼。竞争导致竞相抬高调门，导致失误。我们很难抗拒，因为我们有些要求很高的客户要求了解‘一点儿沃昂维兰的事’。我们有时候自问，该不该为焚烧两部汽车发篇快讯。（……）一个月后，我们发了一篇长文，可是事件已经过去，没有人感兴趣了，读者减少了，这个时候发表看法，影响不大。”

沃昂维兰事件之所以引来铺天盖地的报道，另一个原因是这些事件同样反映出许多经过媒体建构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凄凉的郊区生活、移民、不安全感、帮派、青年、让-玛丽·勒庞^[12]、宗教极端主义等等。但是，这种“媒体报道”远远未能帮助人们加深理解，反而成为一个机会，使得那些对于郊区和大型居民区的刻板印象重新浮现，这些印象在以往三十年里形成于社会杂闻，再次被生搬硬套给沃昂维兰。然而，此类概念程式显然不适合说明那里发生的事情。有些记者努力揭露“寄宿城”的问题，然而，这个镇子新创办的企业一直在增加。还有一些记者重提病态郊区的话题，说什么这些城镇缺少灵魂和凝聚力，长年累月地晦暗阴沉，人情味减少；然而，这个镇子三年以前就施行了一项重要的社会住房重建方案，重新盖起一个十分活跃的商业中心。这些矛盾之处，媒体不仅不为所动，反而认为“投入百万巨资，重新油漆楼梯间，铺设方草坪，让大型居民区恢复生气”是什么“庸见之灾”。大多数记者赞成对城镇化提出质疑，宣称建筑师设计的这些居民区导致遗弃、失望和缺少对话。记者们几乎都提到青少年和警察格格不入，既然事件有必要追根溯源，特别是警方管控失灵，那么重启对话和恢复信任才是根治问题的药方。

显然，这些主题是各种报刊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取向发掘的。例如，《解放报》主要强调警方的疏失，用一份很长的名单强调了警方管控的牺牲者（10年当中有10多个人）。按照这家报纸的看法，这是参加骚乱的青少年愤恨警察的缘由。这家大报站在造反的青年一边，提出“城镇化重点区域的不满情绪”，认为这些地区在一代人的岁月里建成，如今却使这些人的归属成为问题，并且希望“对这些见什么烧什么的孩子，国家得拿出催泪弹以外的办法”。“骚乱”发生一个星期之后，这家日报的主笔塞尔日·儒利（Serge July）撰写了一篇社论，充满牵强附会的类比，可是很适合唤起集体幻觉，而且把沃昂维兰放入由新闻界书写的地球历史当中：“一切都是这部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我们又回到了开局的位置：一幅解体的城镇景象加剧了种族隔离（……）沃昂维兰才是无身份的社会边缘当中的城市，反映出无可救药的社会崩溃。这些郊区上空笼罩着第三世界的幽灵：近来发生的骚乱和抢劫很像巴勒斯坦起义，也很像加拉加斯的食品暴乱。”《费加罗报》的说法截然相反，认为那是一小撮企图搞一场暴力（伊斯兰）革命的专事捣乱者所为，而且津津乐道地详述年轻示威者抢劫和攻击的场面。这家报纸提醒读者，沃昂维兰一带的日常犯罪率很高，这场骚乱异乎寻常地严重，同时认为，它所揭露的“知情人的空话”（左翼人士和一部分社会工作者有关郊区生活之苦的言论）和当地居民揭露生活条件的说法之间存在着差异。比较接近事实的当地报纸（《里昂晨报》和《里昂进步报》）则趁机抓住一些巴黎记者的笼统说法不放。它们指出，除了一些无人反对的说法——例如“文化孤岛、寄宿城、移民受到的压制、蛮横的警察、郊区暴力等等”——以外，还有一个更加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人们付出了十分典型的努力（例如重建体育设施和各种协会）的地区，某种有组织的违法活动总是拿一次事故、一种情绪来借题发挥。”

一是实际情况的呈现方式，二是耐心的调查所能提供的实际情况，二者的差距从电视台处理事件的方式^[13]当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记者关注冲突本身，而不是导致冲突的客观局势。这些冲突已经成为更普遍的社会危机的象征，然而对于社会危机的处理却倾向于脱离具体情境^[14]。奇怪的是，记者在实地调查时几乎不关注当地的实际情况。正因为如此，他们制造的媒体事件反而可以用于客观地检验接受采访的各种社会角色，因为每个人都会借此机会确认自己长期以来的想法。

污名化

大多数记者摈弃和谴责业内的糟糕做法，他们愿意承认，哪怕是诚信自律的讯息处理方式也难免有倾向性。尽管如此，他们认为，跟这些困难和邪门歪道相比，沉默才是最糟糕的。他们说，即使媒体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报道郊区问题，而且承认为了追求戏剧性而对一些边缘的或无关痛痒的东西作出了昧于日常实情的特殊处理；然而他们仍然认为，从有利于将问题公之于众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还是有用的。这种至少过分乐观的态度显然没有考虑到象征性后果，这些后果在文化穷困的民众身上体现得尤其强烈。沃昂维兰镇政府承认，这些事件造成一种紧迫的局面，拨给重建方案和社会活动的信用贷款多少加快了进度。不过，这大概是唯一的积极的后果（谁是这些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尚不得而知）。反过来说，这些暂时的物质益处使居民在象征性的作用方面付出不菲的代价。这一带的居民对此心知肚明，因为我们发现，一些居民在事件过后接待记者的态度越来越消极，显示出一种感觉遭到背叛时的无力的反抗。当然，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更不理睬记者，他们不愿被人认出，也不愿意上警察局的花名册。在这些居民区的住户那里，记者的命运也是如此，因为随着不断出现的电视报道和报刊文章，当地居民眼看着一个非常负面的郊区的形象逐渐形成。怪就怪在媒体不仅没有对郊区居民施以援手，反而助长了往他们身上泼脏水的风气。

这些街区被说成阴森森的，居民被说成违法犯罪分子。这里的年轻人在求职时也不敢说明住处，因为自从登上“报纸头条”以后，这些居民区就臭名远扬了。例如，一位电视记者讲述道，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到访特里厄（Dreux）附近的沙玛街区，因为特里厄成了国民阵线发迹之地的象征^[15]。这个污名大概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新闻界运作的结果，但是超出了促成它的事件，被硬安在哪怕身处街区以外的当地居民头上。又如，一条有关加尔（Gard）地区的一家青年客栈的事件的快讯被整个新闻界迅速热播，只因到那里度假的青少年来自沃昂维兰。同样，一些来自福来谷的青少年在汝拉（Jura）山区度假时受到当地居民的冒犯和冷遇，因为自从媒体（尤其是电视）大量报道福来谷事件以后，当地居民变得戒心很重。如此制造的紧张气氛本身就会诱发新的事件，于是反倒肯定了媒体最初的刻板说法。

新闻界对郊区的这种说法遭到上述街区一部分居民的强烈反对，这些平常比较积极地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人被激怒了：“假如我居住的郊区真像报纸说的那样，我是绝不会住在这儿的。”“亲戚都不愿意来看我了，他们觉得这里似乎到处都是牛鬼蛇神，在任何一个街角都可能被强奸！”“那帮家伙除了胡诌，别的不会，我就是这么看待报纸的。随它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还当街拦住我们，要我们表态，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倒是不会闹到动手的地步，因为我反对暴力，可是我也知道怎么说话。”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房客协会，致力于反对媒体抹黑沃昂维兰，让公众知道这里绝不比别处更糟。不过，由于是一个文化穷困的群体，在谈到自己时，他们大多重提对这里感兴趣的围观者制造的观点（“这里是文化孤岛”“没人拿我们当一回事”）。当然，这一群有几分偷窥癖的围观者不是别人，正是记者。

沃昂维兰的不少居民起初吓了一跳，有的甚至对自己社区出事感到有点羞耻。有些商人解释说，他们平常跟青少年的关系不错；初中老师们虽然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仍然觉得“社会爆炸”的说法太过分。有些居民淡定地指出，麻烦其实来自一小部分人——一小撮青少年，其中很多跟警方熟稔，抢劫商业中心是借题肆意发挥（指警方的管控），违法犯罪者大多是外来的成年人。当地记者虽然认为这些事件很重要，却不会轻易上当，他们的看法跟当地居民大同小异：“我在沃昂维兰溜达的时候，管它叫文化孤岛。可是更糟糕的地区我也见过。你应该知道词语背后藏着什么。郊区多少被妖魔化了”（一位里昂地区新闻界的记者如是说）；“最要命的也许是那些江湖记者，那些自视为新星的家伙，他们去过海湾战争，后来才报道郊区，接下去是中学”（一位巴黎的文字新闻记者如是说）。

“媒体政治”的药方

总之，从今以后，媒体成了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说，通过制造一种由媒体主导的对现实的看法，他们制造出现实的效果，因为这种看法参与制造了他们自称描述的现实。尤其重要的是，不幸事件和社会诉求今后都必须通过媒体表达，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而且以某种方式取得政治当局的“重视”。政治人物、记者和“公众舆论”专家之间的关系的逻辑使得任何政治行动都很难脱离媒体，更不用说针对媒体的行动。因为如此，政权从来不会对新闻界无动于衷，因为它想方设法掌控人们所说的“时事”，否则就通过新闻发布官参与制造时事。政治当局不喜欢受惊吓，甚至不愿意看到一些事件赶在他们前头发生。当局势紧迫时或在压力之下，他们谨慎地避免被人强加对当下社会问题的界定和处理方式。简而言之，他们力求掌握自己的日程，尤其害怕难以预见的突发事件（例如变得无法收拾的地方事件），忌惮被暴露在时政新闻的前沿，因为时政新闻掌握在文字媒体和电视新闻手里。^[16]例如，众所周知，一些大企业利用一些模拟方案应付不可预测事件，以求做到必要时胸有成竹地面对记者（法国电力公司便为大型核能事故筹备了预案，备有应付媒体的“最佳答复”）。当权者尤其害怕媒体制造（或联合制造）这一类事件，特别是当记者完全依照行业规则处理它们的时候（例如媒体包装、记者诘难、戏剧化处理等等），因为，纵然持续时间很短，这些事件也会有相当重要的政治影响，使政治当局难堪。1990年10月发生在沃昂维兰的事件就属于这种情形，随后11月里的中学生示威游行也是如此，当时媒体报道越来越多，政治当局却无法真正了解年轻的示威者究竟要什么，后者自己也不总是很清楚。

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公众的注意力随之迅速投向穷人，局面此时是否对后者有利呢？例如郊区和中学这样的问题，权力当局是否必须解决呢？没有人敢肯定。实际上，主战场在格格不入的新闻界和政治权力之间。一切迹象显示，新闻界想要证明自己享有专业自主权，竭力陷权力当局于被动；政治人物则设法尽力操控媒体（如今只能做到间接操控）。换言之，斗争主要而且看来会继续在媒体领域里进行。权力当局在传媒专家的帮助下，采取一些旨在结束媒体骚动的策略，进而结束骚动。例如，为了结束1990年的中学生示威——因为担心会像1986年那样变得不可收拾而导致“一场悲剧”——国家教育部的传媒专家们起用了一位“应急方案女士”：此后，这位举止稳重、母性十足和善解人意的女人被认为能够为初中和高中的一切问题迅速找到解决办法，还被派到视听媒体广泛巡视了一番。

沃昂维兰事件过后数星期，一个“城镇事务部长”的职位被设立起来，这也许满足了一种行政需要：就地协调负责困顿群体的政府各部的行动。不过，一切都使人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设立这个职位同样是为了便于操控处理此类问题的新闻界，使之有一个负责针对媒体采取行动的官方对话者，同时能够有一个代表国家的公开视角，超越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

要弄清这里头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征询普通居民对日常生活的看法，例如必须花点时间弄清沃昂维兰的历史沿革。这个乡镇在20世纪初还是一个小村庄，1921年的人口只有1 588人。到了1925年，人口随着一个人造纤维工厂的建立明显增加。^[17]应当提到1953年至1959年间盖起的最早的社会住宅，当时是为了给大批困难家庭提供住所。还应该提到这个乡镇20世纪60年代的迅速发展，以及1964年设立的“城镇化重点区域”。尤其应当注意，1971年至1983年间建造的9 000个居住单位所产生的后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迅猛增长：1982年居民已达45 000人。最后，还应当分析一下，局面为什么会随着1979年空置住房剧增而急转直下，特别是马基道霍一带，那里的超市于1985年被迫关门大吉。我们看到，沃昂维兰跟其他许多陷入困境的乡镇一样，本身有不少结构性问题：建筑较新，居住形式以集体住宅为主，人口非常年轻，多人口家庭比例很高，原籍外国的人口比例也很高，居所流动性大，以及对日常生活有严重影响的失业率高。

第一代移民是危机发生以前来到法国的，面对当前的失业的打击，他们往往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自认为是住在法国的外国人（尤其是很多妇女还不会说法语）。他们的子女则情况不同，他们只了解法国，要求得到跟任何其他法国人一样的待遇。由于觉得自己已经有所归属，对于客观上尚未融入社会这一点，他们极难接受。他们觉得失业对他们不公平，对他们的打击大过其他法国人。他们欠缺资历、学业受挫全因文化方面的理由。他们揭露说，别的不说，雇主如今很不愿意优先聘用原籍外国的年轻人。而且，反作用之下，这些年轻人不自觉地加剧了被边缘化的恶性循环。他们觉得遭到排斥，倾向于采取某些行为方式，结果却是更加被排斥，同时妨碍他们博得一些不常见的友善表示。公共设施经常被破坏，他们的雇主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特殊的问题（盗窃、暴力等等）。

郊区的这种局面是一些过程的产物。这些过程的逻辑关系不在城镇内部，而在一些更加具有全局性的机制之内，例如住房政策和经济危机。因其如此，以社会工作者和教员为首，那些负责本地举措的人往往费力不讨好，因为全局性的机制总是使他们完成事情的努力付之东流。也正因为如此，设立“城镇事务部”无疑更多地属于一种“媒体政治”的办法，而非真正的解决之道。无论如何，这些郊区的局面之所以表现形式十分特殊（违法犯罪增多，破坏行为，贩毒，盗窃汽车，抢劫商业中心，等等），是因为这些负面的机制在同一个空间里累加。表面永远只能说明表面。法国北部的一个派出所把郊区的违法犯罪现象归咎于垂直式民居（塔楼），只因它跟水平式民居（独栋住宅）相反。然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并非那些被“码起来”的居民，而是积累起来的问题和难点。住房市场的运行状况和社会住房分配机构的工作机制所产生的效果之一，是对穷困群体进行空间重组，这些以移民为主的家庭聚居一地，招致一些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议论。另外，这些街区里还有一些所谓“底子潮”的家庭（有违法前科，至少在警察局备了案），它们是被省政府和社会服务部门分配来的。这种家庭为数相对不多（里昂市的整个贫民郊区约有数百个），它们没有生活来源，在法律的边缘上讨生活，把城镇化重点区域当成自己的领地。集中居住区设计得比较适合他们，由于故意建造在远离主要道路的地方，形成了与市中心隔开的名副其实的孤岛——一个并非人们乐意看到的后果。这些家庭里的一部分青少年靠某种地下经济获得生活来源，主要是盗窃，近来加上了贩毒。

最后，不能不说说比以往更难对付的当前的失业现象。近20年来，经济发展和销售链的普及使相当多的消费产品更容易获取。我们知道，在大型商业场所的偷窃行为并不限于生活无着的失业青年。何况我们也理解，对于越来越觉得在超市里“自便”十分正常的青少年来说，这种行为成了一个稀松平常的解决办法。盗窃甚至成了无所事事的青少年打发空虚时光的一项体育运动，甚至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因为团伙内部往往据此划分尊卑贵贱。毫无疑问，在失业青年的消费欲望与可支配的收入之间，差距从未像今日这么大。这一点或许能够解释，根据一举两得的道理，商业中心何以成为这些城镇青年的暴力行为的首选目标之一：这些遭到他们破坏和洗劫的场所切实象征着将其排斥在外的消费社会；同时，大肆劫掠也给他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这一点同样能够解释，汽车何以总是被盗、遭破坏和焚烧：在这些青少年眼里，汽车代表最典型的消费产品，是多种资本投注的对象（钱财的，还有情感的、社会的和时间的投注），它既是必不可少的代步和消闲的工具，又象征着接近和融入劳动市场。一旦找到稳定的工作和“入壳”（结婚）之后，汽车通常是他们购买的第一宗大件商品。

媒体“头版”刊登的暴力场面掩盖着平日的小规模暴力，后者每时每刻都会侵蚀这些街区的所有居民，连犯罪的青少年自己也是牺牲品，因为他们的暴力是对他们从小就遭受的隐藏更深的暴力的回答，这种暴力存在于学校、劳务市场、性市场等等。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些郊区里的“可怜的白人”以“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自认为身在“自己家里”，他们尤其对周边的移民孩子总在捣乱感到愤怒。这些不断发生的冲突有时的确很富戏剧性，也为报纸连载的社会杂闻提供了素材，它们怎么会不激起容易被人利用的愤怒呢？

注释

[1]媒体有时会为这些问题制造出一种相当空幻的现实。例如，一部回顾性的电视片就把近20年的青年人历史缩略为一连串新潮的连环画式的图景，其中接连出现了嬉皮士，鲍勃·迪伦音乐会，音乐剧《毛发》，违法占地者，硬摇滚，反种族主义音乐会，焚烧汽车的郊区青年，电视剧《皮囊》，光头党和另类祖鲁人，说唱和涂鸦艺人，还包括新近出现的情景——年轻人在巴特里克·布吕尔的演唱会上点燃打火机。

[2]沃昂维兰（Vaulx-en-Velin）是里昂市东北郊的一个乡镇。此地自1971年以来多次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译者注

[3]我们只有对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才会发现“中肯的”文章。就目前而言，凡属我们知之甚少或全无所知的题目，我们就只好依赖已有的评论文章。

[4]这些数据大多来自多米尼克·马彻蒂（Dominique Marchetti）对记者的采访。这些采访是在对中学生运动的调查的框架内进行的，由我本人指导。更完整的调查报告以后将会作出。

[5]巴黎一家日报的主编对我解释说，专家们由于谙熟自己的领域，通常不会大惊小怪：他们谦虚谨慎地填满报纸版面，一切在他们看来都平淡无奇，很难让他们对什么表示惊讶。反倒是报纸主编往往需要促使他们表明立场，因为主编们对电视新闻制造的局势更为敏感。

[6]若斯潘（Lionel Jospin，1937—　），法国社会党人，1997—2002年担任法国政府总理。——译者注

[7]《世界报》和《解放报》都是法国全国性报纸，在政治倾向上前者中间偏右，后者中间偏左。——译者注

[8]沃昂维兰的居民告诉我们，他们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听说有些年轻人在准备这种行动。这个悲剧性事件本身无疑被当作借口或导火索。同样，有一位记者在商场劫掠开始前不久就在场，他也告诉我们，一些年轻人曾劝他留下别走，因为很快就会出点事情。

[9]例如，商场被焚烧的次日，有一个电视频道便要求里昂的一家影视公司制作一个报道，题目是“沃昂维兰的打砸抢分子和中介人，包括戴面具的”。这个调查报道的负责人也是马格里布人（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把这个要求修改了一下，不是退而制作一个多少是人为的戏剧场面，而是决定尽力使生活在大型公寓楼里的年轻人得到理解。他们制作了一部有关三个马格里布青年的报道影片，这三个人既不是打砸抢分子，也不是中介人，只是失业者和青年活动中心的积极参加者。不过，这个报道至今尚未播出。

[10]是否有必要说明，这些看法并不是对记者职业作出的“批评”（就其常见的和新闻报道中的意义而言）？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有身体危险的职业，而且很多记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这里只能提醒记者工作所承受的各种限制，以及这些限制造成的精神后果。

[11]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电视记者一面花钱雇人以“重现实况”，一面隐而不提这个说法（年轻人焚烧汽车、涂抹墙壁、袭击路人等等），而且借口这是常见做法，表明他们并没有制造虚假信息。他们没有看到，应当到别处去寻找最真切的信息。

[12]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1928—　），法国著名极右翼政治人物，法国国民阵线的创立者和前党魁。——译者注

[13]燃烧中的商业中心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展示，给人留下整个地区都在燃烧的印象。事件过后不久，法国电视三台播出了一个专题节目，标题很戏剧化：“何故如此仇恨？”“骚乱”刚过两天，电视一台的一个场景节目（“天哪，我的星期二！”）就组织了一场辩论，邀请了“打砸抢分子”（或者被假定如此的人）戴着面具出场，这些人使用的所谓边缘性的刻板说法，大多是在电视台诱导下说出的。有一些沃昂维兰的居民告诉我们，电视画面让他们的外地亲属十分担心。

[14]在这种语境中，任何社会杂闻都可能被发现了可用线索或可挖掘的路子的记者们按照种族主义和郊区困境的概念程式加以解读。法国北部的一个派出所警员告诉我，在“到处都看到沃昂维兰”的新闻界的眼里，只因发生在社会住宅区的南斯拉夫人身上，一个普通的私人报复事件就变成“种族主义罪行”，反映出“郊区的困境”。

[15]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于1983年首次在特里厄市长选举中胜出。——译者注

[16]读者不妨参考1990年9月爆发的“伊斯兰头纱”事件，恰在沃昂维兰事件之前不久。

[17]我们这里给出的简要数据来自皮埃尔·苏善和让-皮埃尔·沙鲍诺指导编写的《沃昂维兰：一个面向未来的中心》一书，编写单位为里昂市城镇社区服务局、沃昂维兰乡镇服务处和库尔律城镇化服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