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融入社会的家庭

玛丽娅住在“新城”住宅区。这个二十年前建成的住宅区位于大都市的近郊。70年代初，玛丽娅因翻修工程被赶出了居住了十五年之久的市中心，被重新安置到这个“城镇化重点区域”，当时这里最早的几栋楼房刚开始建造。从1987年起，这个城镇化重点区域被列入“街区社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把玛丽娅介绍给我，大概是因为这位原籍西班牙的女人是一个“地方人士”，口才极好，可视为住宅区的一位“可圈可点的”的干练的住户代言人。确实，身为法共党员的社会活动家，她是在重建工程的架构下成立的社区房客协会的活跃人物。玛丽娅个子不高，有点神经质，决不会被人轻易哄骗，而且，正如常言所说，“决不把舌头掖进口袋里”：她讲话常常十分幽默，语速很快，有时几乎听不清。声音高而有力，滔滔不绝，口音浓重。这种讲话方式常见于讲法语的西班牙移民，大致不错，毫无顾忌。

玛丽娅在家中接待了我。她穿着一件花纹朴素的短上衣，一件坎肩和一条淡色的裙子。她的公寓套房位于这个城镇化重点区域已经翻修的地带，房间里整洁得无可挑剔，干净利落，一尘不染。我们围坐在餐厅桌子旁边谈话。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她边说边机械地用手抹去桌上难以觉察的面包屑。玛丽娅看上去五十岁上下，注重衣着但不过分，全无率性随意的迹象，而且拒绝一切轻浮：“您瞧，我不是那种人，把时间一下午一下午地浪费在女人当中，不是的。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会议之类的事情上。让我去谈论那些女人之间谈论的蠢事，像怎么整理指甲和发型之类，这个我不干。”

玛丽娅出身于一个有十个子女的农民家庭，60年代中期来到法国，当时她才18岁。因为她在村里没有工作可做，“1959年和1960年，法国有好多好多工作。”法国雇主通过一个天主教团招募乖顺而廉价的劳动力：“那时候我们在乡下，年纪轻，没有太多（要求、野心）……很多外出机会也看不到。（……）他们寄来一份合同，可以说是催着我们接受。他们还提出承担我们的旅费，还给我们一小笔津贴。”她受雇于一家回收旧衣破布的工厂。后来，好几个兄弟姐妹来法国同她会合，都在这个地区安顿下来（他们至今依然频繁来往）。她在法国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也是西班牙人，也是在跟她相仿的条件下离开祖国的。他在西班牙的一所军事学校里学过钣金焊接，23岁时被一家法国汽车制造厂招募。几年之后，他成为车身工，妻子曾为抚养两个孩子在一个时期里脱离了工作（谈话中提到的两个儿子分别为24岁和16岁），后来重新做半职工作，如今为一个富裕家庭打理家务。

提到刚搬来“新城”的那几年，她带着惋惜的口气：住房比市中心的要好一些，楼房有绿地环绕，她觉得既漂亮又惬意。她讲到楼房如何在十年之内陆续竣工，人口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由于失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出现了“问题”。玛丽娅回忆说，以前，送奶员可以把奶瓶放在楼梯口，房客也可以把钱留在脚垫底下。不久，偷盗逐渐频发（先是偷自行车，后来偷汽车）。随着日常小打小闹的违法行为逐渐成为家常便饭，又出现了楼房逐渐破旧的问题，能搬走的家庭于是都搬出了住宅区。她随后讲起共处一地引起的问题，在欧洲裔人口和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裔人口之间，这些问题大量增加：“有些人开始发牢骚……弄来太多阿拉伯人……好多人抱怨阿拉伯人的封斋期。因为那时抱怨太多，如今我觉得好多了（……）因为有好几年，说真的，封斋期间，街上像过节似的……仿佛身在阿尔及利亚。”不过，在她看来，住宅区的日常生活是随着80年代初大批“问题家庭”的到来才变得“地狱一般”的，这些“名声很差”的家庭被安置在这个城镇化重点区域的越来越多的空房里。“没人不偷东西。我不清楚他们在外头是不是也偷，可是，说真的，大家都偷。假期当中、夜里、逢年过节，随时偷。”

这个移民家庭不知不觉地融入了社会，而且没有受到失业的威胁。这个住宅区里发生的一切本来应该迫使它像很多家庭一样搬走。尽管玛丽娅和家人看到的难题越来越多（汽车失窃，地下室被盗空，入室盗窃，等等），然而她之所以留下没走，不仅因为她不愿意放弃这个她十分牵挂和多少已经适应的住宅区，而且因为像很多移民一样，她长久生活在一个“回国”的幻觉里（玛丽娅和丈夫一直保持着西班牙国籍），在法国以一种滞留者的方式生活，滞留时间渐渐延长，使得一些重要的计划无法实现：“起初我们不知道是留下来还是回西班牙，于是决定不买房子。可是，拖呀拖，就这样拖延下来了，直到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还要了一个车库。后来我们说，等攒点钱就离开这个住宅区。”

可是，玛丽娅很清楚，留在住宅区意味着必须对付一个怪圈：孩子们不是被吸引去违法犯罪，就是被边缘化。她必须加倍小心和努力，让孩子们远离“不好的交往”（这在她看来只有一步之遥），以及街头设施及其虚假的诱惑：“在我们这儿，如果你有孩子，就得特别警惕，如果你愿意孩子们成功，你就必须让他们脱离（这儿的）学校。所以，一看到有这些问题，那些年轻人（的家庭）就搬走了。”

不过，跟住宅区的许多阿尔及利亚裔家庭不同，玛丽娅守住了阵脚，没有让孩子们学坏，这是因为她有一些客观的特点，跟大多数马格里布女性移民很不同。出生于非洲和北非的妇女大多为了与丈夫团聚才离开自己的村庄，她却正当豆蔻年华而自己决定移民，为的是工作。马格里布女性在移民过程中完全服从家庭需要和男性的支配地位，欧洲裔女性的移民活动则更直接地以劳务市场和提升社会地位的逻辑为转移（玛丽娅不是通过家庭关系办理移民的，而是通过一个为她找到了工作和住处的天主教团）。“我不是法国人，可我是欧洲人啊，这完全是一回事。”她说道。确实，跟大多数根依然扎在本国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相比，她与接受国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差距要小得多。例如，那些妇女很多基本上足不出户，无从学好法语。让玛丽娅感到不快的是，只有阿尔及利亚男人才来参加会议：“他们就是如此，男人来开会，女人留在家里！”

另外，跟马格里布移民相比，欧洲移民的社会地位高一些，他们往往具备一些有利于在接受国里获得某种社会地位升迁的特点（尤其是专业知识）。玛丽娅夫妇便能够有一种站稳了脚跟的感觉，大多数马格里布家庭却不是这样，这些家庭里的丈夫即便没有失业，也是在工厂里当一辈子熟练工。这种局面对可能怀有职业憧憬的孩子们不无影响。以玛丽娅的大儿子为例，他在父亲的汽车修理铺工作，因此可以考虑走父亲的路，接手这个小小的家庭产业。可是，马格里布移民家庭的孩子大多不仅拒绝相当艰苦的工人生活，而且往往看不起一声不吭地忍受他们所说的“剥削”的父辈。玛丽娅融入社会的程度极高，如今甚至会像一个外国人似的谈论她的祖国：“今年，为了一所房子（租用度假房），我们在西班牙付了一万一千法郎。他们可不白送！他们一跟我亮出价钱，我就说，你搞错了吧？！这帮西班牙人，真跟贼一样！”

子女的多寡是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玛丽娅虽然出身多子女家庭，可是主动节制生育，只生了两个孩子，而且紧盯他们的学业。第二个孩子险些被“新城”初中的学生帮派拖下水。她让孩子上这所初中，原本基于政治信念（为了证明这个住宅区的孩子照样能够成功）。大儿子失业后，她曾经催促他出去找工作，后来，她才提议儿子在父亲的车铺里干活，权当一个替代办法。在这个住宅区里，出大问题的大多是多子女家庭，尤其是马格里布人，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在这种城镇地带，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家长或更大的社区组织基本上做不到密切有效地监管所有的孩子，这一点跟农村并无二致。这些家庭是社会福利部门根据空余住房和资源的情形安置的，不考虑家庭关系或者原先居住的社区。它们孤立无援，自生自灭，只能靠自己。父亲不得不严厉管束不学好的儿子，但是毫无效果，儿子终至离家出走，“学大哥的榜样”。此外，这种生育策略不适应发达社会的生育和社会地位升迁的要求，因为孩子们的学历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投资（学业的、物质的和情感方面的投资），费时很长，多子女的工人家庭实际上做不到。

有必要认真对待我们在查访过程中无数次听到的一道否认：“我可不是种族主义者，不过……”住宅区居民以此反驳对他们的指控，后者尤见于媒体的戏剧性杂闻的报道。这些报道使得国民阵线在这里的得票率上升更为可信。玛丽娅跟很多非马格里布居民一样，对于处于困境当中的群体既同情又愤懑。玛丽娅住得离这些移民很近，不可能不了解他们家中发生的事情，也不会不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她曾经陷入几乎完全相同的处境，所以对家长们的无能为力有更深的体会（“那位父亲把他们揍得几乎趴在地上起不来，他们却更加一意孤行”）。她也许会有跟另一次谈话中的一位“新城”的廉租房管理员一样的看法，尽管后者的投票决不会跟她相同，那位管理员说：“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有子女的问题，孩子长到十三四岁，问题就来了。小时候一切好办，你怎么说都行。可是等到十四五岁，不知怎么，一转眼，在学校，在中学里的交往……让他们变得更有侵略性。十五六岁一过，你怎么说都没用，全变了。他们仍然跟你搭讪，可是你能感觉到，他们要的不光是这个，你就……他们躲着你。他们自认为……是大人了！家长都说：‘就这样吧，他已经十四五岁了，随他去吧。咱们什么也管不了喽。’”带着跟访谈的情境不太合拍的同情心，玛丽娅还提到屡进屡出监狱的青少年和他们给家长带来的失望：“我认识几个小家伙，因为偷汽车进监狱，已经进去三四次了。从监狱一出来，被父亲打个半死，唉，还是去偷。是这里头的事（她指指脑袋）。您知道，这个是没办法的。可是家长——真可怜——他们害得我好苦，唉！他们可是阿尔及利亚人啊！可怜的老头，我见到他的时候，说真的，一副被害苦了的模样。我一见他就有这个感觉。他绝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样，命中真不该有这样的孽子，真的。”

不过，对于这些家庭，玛丽娅无法不同时感到气愤。一方面是因为她每天都受到某些青少年的各种冒犯，她的日常生活因此并不好过。另一方面尤其因为她经过努力和勤俭节约，已经摆脱了这种处境，而这些青少年却不想全力以赴。虽然她很清楚，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我们这个时代，你怎么能要求他们乖乖地听话呢？”），青少年缺少她的经历，但是对于这一点她仍然无法接受：“我跟孩子们说过，我们当年都很勤奋，比现在年青一代实诚。他们游手好闲，动不动就喊累，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遇到过难处……”事实上，玛丽娅相对成功地实现了社会地位升迁的计划，这跟她在政治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斗争精神是分不开的，因为政治活动只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从中获取的关系和信息业还可以加强后者。同时，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确认道义原则的方式。这些道义原则正好使得缓慢而平稳的地位升迁成为可能，“只要有工作，就有一切，哪怕工资很低。工作就是一切，有工作就有自由”。不管听天由命、宿命论，还是与之相反的那种往往代表一部分底层工人阶级特点的不切实际的计划，玛丽娅与二者都不同，她表达出一种理性索求的态度，即应当通过斗争改善自身条件，但不去要求绝无可能的事情。应该量入为出，不要入不敷出。索求的应该是可能得到的。简言之，必须确定限度：“我们开会是讨论年轻人需要什么，可是这些年轻人什么都想要。这让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挺幸福的，我那时候挺高兴的，可是他们不高兴……所以，不该有那么多要求。”谈完话，临别的时候，录音话筒一关，玛丽娅就告诉我，在她当家佣的主人的高级公寓里，经常可以听见楼上女邻居的高跟鞋的声响，“踢里踏拉”。她对主人说：“您也许有宽敞漂亮的市中心的公寓，可是太吵了，我在新城的那个小公寓要舒服得多，也更安静！”

廉租房的女房客

采访者：巴特里克·尚巴涅

“千万别自称种族主义者”

——您有两个孩子。他们在新城能够继续正常的学业吗？

玛丽娅：这两个儿子，一个在上初一的时候，一个在上初二的时候，我都让他们离开了新城。（……）大孩子（24岁），您知道，上完高一，考下了电子职业资格证书（BEP）。我希望他接着读下去，可是他不愿意。老二嘛，他在离我上班不远的初中上完了初一，现在上高二了。不过，由于我为党［共产党］工作，我就说：“孩子学得不错，我把他留在新城吧，也让别人看看，在新城照样能有出息。”是啊，他读书读得好，我就把他送到路易·阿拉贡中学上初一。我得告诉您，他那阵子［在小学里］学得真的很出色，别人都赞赏他学习这么棒，好多次呢。

费德里克，如果你被学校赶走，当心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玛丽娅：他转到初中的头一年，呵呵，勉强升了级。您瞧，人去了，换了环境，凑合过得去。可是，我被校方叫去两三次，说他不听老师的话什么的。我问：“真的吗？”我训斥了他一顿。我觉得事情还是改善了一点。虽然初一勉勉强强，但是总算通过了。然后是初二，他没有通过，重读一年。我去见过校长和其他教务人员，发现他全年逃学了17天，我竟然被蒙在鼓里。你猜猜，我是怎么知道他旷课多少天的？是因为，要送他去英国，就做点这方面的准备。（……）我去见了学校的社会工作者，说明情况，还问有没有我应该注意的问题，像吸毒之类，还有没有别的故事。那个人说：“没有，没有！您跟孩子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啊！”她就问：“您儿子叫什么名字？”我说叫费德里克·D。她一听就说：“我想应该是这个费德里克，旷课17天那个（……）我们只好通知了学区。”我一听就急了：“不会的，不会是他！你们搞错了！”

［…………］

确实是他。我觉得这不可能。我见了校长，还有负责考勤的教务员。我说：“这如何是好？我儿子旷了这么多课，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人家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可是他出去干什么，我全无所知。他们告诉我：“对不起，太太，您一定接到过通知单吧？”我说：“没有哇，对不起，绝对没有。”我跟门口的那位太太说：“太太，您听好，如果你们寄出了通知单，我没答复，那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整整17天啊，太过分了！”可那位太太怎么说？她说：“听着，太太，我们学校有500个学生，如果给每个人都打电话，我打得过来吗？”咳！我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吧。”知道他不听老师的话以后，我就想，不能由着他胡来。因为，如果由着他，那他不就跟那么多学坏的孩子一样，也要开始学坏，不听老师的话了吗？我要来了档案。对这个老二，我是很强硬的，我说：“我不会从这儿把他弄走，我把他交给你们管教［新城的路易·阿拉贡初级中学］。”不过，我也说：“请听好，我还会继续为学校争取一切，可是我的儿子，如果由着他胡来，一切就全完了，生命只有一次。”

——您过后跟儿子解释过吗？

玛丽娅：解释过。不过，他什么都跟我讲，特别是当我跟他相处得很好的时候，我问他：“你在外头都做什么呀？”他说：“呵呵，不就是闲溜达嘛。”有时候，他走到校门口的时候，有的伙伴就问他：“咱们一块儿去勒克莱买点东西，怎么样？”他们就这样浪费时间，浪费一个上午，不去学校。就这样，有时候是整整一个下午。我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没什么，散散步。”我说：“这可不行！”我还问：“有时候，是不是有人跟你表示亲近什么的？”他回答说：“有啊，有过两三次，我只好躲起来，因为有些人我不认识，他们会问：‘费德里克，你在外头做什么？’”他告诉我：“有几次我只好开溜，躲到车库里。”我说：“这可不行！”连他也说，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因为他跟同学们说不出“不”字，那些人有时候在教室里有点胡闹，他也跟着胡闹！他跟那些人一样，都有责任，应该……可是，等他到了那边［市中心的另一所初中］以后，他就开始守纪律了。头一年，我接到过两三次通知，因为他习惯了新城这边，于是我就对他说：“听着，费德里克，如果你被学校赶走，当心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所以，他开头有点问题，后来还行。还不错，甚至去年，我还对他说：“唉呦！费德里克，我什么都没接到呀，整整一年，什么都没接到！”连他自己都说：“嘿，是啊，您瞧，人是会变的。”

［…………］

街区死气沉沉，没人愿意住在这儿

——翻修工程是三四年以前的事吧？

玛丽娅：对，因为当时街区死气沉沉，没人愿意住在这儿。翻修工程开始的时候，这里没有多少空房，没人愿意来。局面全面恶化，到处都如此。所有外墙都破败不堪。还有，您得知道，问题在于他们弄来好多外国人，好多马格里布人。有时候，这让我为他们感到很难受，因为好人也有不少。我在这个街区住，有的人我很喜欢。有的人很愿意工作，可是被晾在一边，没人理睬。说话得公正。［有人说］他们人不好，偷东西，是他们自己把名声搞坏了。不过，反过来说，我们也没有主动向他们表示善意啊。（……）没有必要跑去要求给份工作，他们不会给的。你让他们怎么办？还是偷，接着偷……可是，有时候，那些时不时小偷小摸的男孩子，只要给他找到一份工作，就会变得很认真，好好谋生，也可以说，把自己管起来。到了18岁，20岁，甚至二十四五岁，他就不再混日子了。因为很多人没有工作，后来也就习惯了不工作，不为那个费脑筋了。因为，有时候，你向他们推荐一份工作，他们尽管啥都没有，还挑肥拣瘦呢！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我跟孩子们说过，我们当年都很勤奋，比现在年青一代实诚。他们游手好闲，动不动就喊累，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遇到过难处……

——还有，这儿没有吸毒的问题吗？

玛丽娅：说到这个嘛，今年倒是挺平静。唉，有好多好多呀。那是去年，无论你白天什么时间来这儿，都能看到七八个青少年坐在楼梯上，那叫聚众啊。来了又走，聚众啊，贩毒啊，当着你的面！我们这些住户，有时候得下楼，就在楼梯里，我们说：“你们至少得把走路的地方留出来呀！”哎！你可不能跟他们这样讲话，而且他们不住地开灯［定时开关］。我呢，有时候我就说：“都给我出去！”我说：“对不起，可是照明费是我付的，我不愿意看到这副样子！”那些都是大孩子了，可是我差一点喊出：“你们待在这儿，我受够了！”有时候，他们说：“您住口吧，我们对您算是不错的。”“我不愿意在这儿见到你们。你们凭什么待在过道里？在这儿干什么？”“我们又没有妨碍您。”“我就是不想在这儿看见你们。”不过，有那么一两次，他们在那儿吸毒、酗酒什么的，有个岁数大一点的家伙，一头卷毛，我发誓，他真有点吓人，让我害怕。他说：“太太您听着，您要是喊叫，我就弄死您。”唉！然后我就说：“那好，我要上楼。”这件事我在镇长会议上提过。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反正这里安静下来了。可是，毒品，哎呀我的天！

我倒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

——翻修期间安装了防盗门，是吧？

玛丽娅：对，就是那阵子。

——有人砸破过您的家门吗？

玛丽娅：有过。有人入室盗窃，把门砸了一个窟窿，那种房门都……［不结实］，破门进了屋。当时正逢假期，我们没在家。他们时间选得很准。弄走了电视、录像机、我儿子的音响、录音磁带、几瓶酒。我丈夫有些收藏品，他喜欢那些玩意儿，值不少钱呢，全没了。

——他收藏什么？

玛丽娅：法国旧币。不过，四年以来，这个城镇化重点地区变得好一点了。外表干净了，什么都翻新了。（……）我觉得，虽然这不是一个高级街区，住户们也不太注意，但是我倒觉人们过得还不错，不比市中心差。（……）我觉得，这儿都是廉租房，可是暖气烧得很足，有热水、电梯、垃圾槽，服务也很好。他们建造的公寓楼很不赖。只是，住户们……有点那个……只顾自己。（……）

——您准备买一栋房子，是为了置房产，还是为了搬离新城？

玛丽娅：不不，您得知道，我不想离开新城。买房子，这个很有可能。（……）我不想离开新城，我在这儿认识好多人，也是很好的人。所以，我不想离开新城。有些人不太友善，可是这样的人哪儿都有啊，您知道得清楚，小偷也不光是新城才有。我妹妹住在T镇［一个不远的城市］，有一天，汽车被偷走了，所以说……她说，也许是新城的人干的。是不是谁也不清楚。同样的问题别处也有。

［她解释说，重建工程结束以来，房租上涨了一倍：目前，她的一套带车库的三居室公寓的房租是每月2 410法郎，包括水电费。她说，如果住户的收入达到一定标准，房租就会翻倍，这也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宁愿搬离新城，另外择地购房的一个原因。］

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挺幸福的

——您参加了一些组织，出席街区委员会会议……

玛丽娅：是的，不过今年我有点放手了。首先因为我浪费了好多个下午，有些人的做法有时候也让我不满。（……）有那么两三次，我跟阿拉伯人争吵起来，也不算是争吵吧，怎么说呢，他们要这个要那个。我们开会是讨论年轻人需要什么，可是这些年轻人什么都想要。这让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挺幸福的，我那时候挺高兴的，可是他们不高兴……所以，不该有那么多要求。他们要一个活动室，要这个，要那个。我就跟某某先生说：“我最好还是待在家里，因为我觉得会跟阿拉伯人吵起来，还有……”我们和社会福利中心一起举办一次文化主题的聚餐会。我们做了好多事。我不是法国人，可我是欧洲人啊，这完全是一回事。可是有些人，怎么说呢，人和人不一样。有宗教问题。他们打听有没有猪肉，是不是早知道他们要来，就往里头掺猪肉！我们带来点烈酒，可是您想想，他们没喝过。哎！这个不行，不行。阿赫迈德先生说：“哎呀，安拉不要这东西。”我说：“您听好，安拉在睡觉。”那是个晚上，“安拉睡了，别打搅他”。（……）可是，阿尔及利亚人，还有黑人协会的人，都是穆斯林，带着夫人来了。可是阿尔及利亚协会来的全是男人。他们就是如此，男人来开会，女人留在家里！我就说：“我以后再也不给他们举办聚会了。”这个事我们也就没有再弄。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您知道，这个也必须……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可是有时候看到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的，结果有时候就不得不说……唉。（……）不错，我觉得我谁都喜欢，可是我说，既然我这一方面有点什么作为，你那一方面为什么就不能呢？试试嘛！把宗教搁在一边吧。我在西班牙的时候是天主教徒，非得去做弥撒不可，可是来这儿以后，这事就结束了，再也不去瞎掺和弥撒。即便去了，也不是为了跟阿拉伯人或者中国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扎堆。这我懂。他们呢，有时候看见好多欧洲人，他们就眼盯着门，不往里走，看见阿拉伯人多才进来。这是他们的事，对吧？不应该说我们是种族主义，他们自己种族主义才最严重。还有，说到法国共产党……有群众运动或者这一类活动的时候，我就参加，可是他们总是找理由，说他们没工作，挣钱不够花，说我们对他们种族主义，这个那个的。可是，当你跟他们说，听着，你们也是种族主义者，不应该……我跟您说吧，就是因为这个，协会的事我今年放手了一点。

［她提到廉租房住户把街道弄得脏兮兮的，而且“从窗户往外丢垃圾，香蕉皮、酸奶罐、奶制品之类、婴儿尿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随后，她提到“那些很想工作，可是没有工作的人”的难处。］

——年轻人有失业的问题吧？

玛丽娅：有啊有啊，问题很多。

——那您的孩子呢？

玛丽娅：没有。您瞧，我没有这个问题。新城的好多问题，我都没有。（……）您瞧，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在这个城镇化重点地区，不少家庭过得不错。不应该认为，凡是住在这儿的都过得不好。不是这样的。有些有工作的家庭，家里两三口人，汽车有两三辆呢。（……）不少事情把外表改进了一点，做了一些修整。可是内部的问题，我觉得有问题的人会接着有问题，总是有问题。照旧失业。

——有问题的是什么样的家庭？

玛丽娅：人口多的家庭最突出。不论哪国人，人口多的家庭总是这样：五六口人以上的家庭不常见，不是为了这个，我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家庭，也许有……可是，一个家庭的人口在五六个以上，问题就来了，这个不分国籍。（……）有个西班牙家庭，父母离了婚，父亲总是醉醺醺的，母亲不干别的，总是为孩子跟谁都打架。有一个意大利家庭也有问题。我告诉您吧，家庭人口一多就爱出问题。不在于哪国人，除非家长严厉、行得正……不过，还是阿拉伯人居多，人口多的阿拉伯家庭，这些家庭大小不一，不止一两个或者三个孩子，一年接一年地不工作，没人进过［监狱］的家庭极少。新城我认识的家庭当中，我不知道有哪个家庭没有一个两个孩子进过［监狱］。他们失业好多年，有时候人家让他们工作几个月，半年，他们就又有了失业的权利，就这样拖呀拖。有的人的儿子快30岁了，可以说还从来没工作过。这个，放在我家，哼，行不通。一个男孩子就这副样子，换成我家？（……）要是他没法找工作，我会给他找。工作如果不好，他就得回学校更努力地学习。我跟阿拉伯人就是这么说的。

——他们又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玛丽娅：我跟他们谈得很多，他们有时候说：“是啊，对，对。”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好好上学？你们说什么工作不好找，还说找到的工作也不好，等等。你得奋斗啊！奋斗！从学校开始。”“对对，不过，太难了。”“那么工作就不难了吗？”“难，很难。太太您说得对。哎呀！您这位太太人真好，给我们的建议很好。”我跟他们说过上百遍。没错，是的，我告诉他们：“你们在电视上看到了，阿拉伯人也有当记者的，干什么的都有，你们并没有被歧视啊。你们如果能好好上学就行，还是得好好干才行啊！”他们总是嬉皮笑脸，他们都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这里的年轻人，我都是看着长大的，要么就是看着出生的。我告诉您，我在这儿20年了。（……）我家有10个娃。我记得，从前不一样，我爸爸一直在工作，每个人都缺这少那。可是，尽管缺这少那，我们很幸福。可是，如今他们可不是这样。你知道，他们每家都不一样，有的姊妹六七个，有的四五个。好多家庭的父亲不是没工作，就是唯一工作挣钱的人，工资很低。

只要你妈我在，你就不能失业

——这一带找工作很难吗？

玛丽娅：这一带，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工作，因为我看到，先生，只要有工作，就有一切，哪怕工资很低。工作就是一切，有工作就有自由。可是，您知道，工作一旦没有了，那就得想办法对付。是这样，是这样，因为您知道，那些年轻人，你一旦给他们找到一份工作，他们就会认真起来。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混日子的年轻人不算，混日子的还是有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人。（……）您知道，我们没法百分之百地解决一切问题。有的人利用别人，利用一种处境。有些人利用失业的机会，因为，我那个儿子，开始跟他父亲一起干活儿以前，参军之前，工作过一年。我告诉您吧，他得到过一份合同，电子方面的，安装警铃、汽车电话一类劳什子。人家跟他签了六个月的合同。他呢，他知道六个月以后就会失业，他什么都不想干了。可是我告诉他：“听着，傻小子，我还活着呢！”他说他要休假。我们八月里都去度了假，九月一到，我就说：“你去找工作吧。”他不想去。其实不是不想找，是拖延，我看着他在那儿磨蹭。唉，我丈夫去工作，我也起了床，等他等到九点钟，这时候，我就拉开窗帘，把被子掀开，他已经不小了，18岁，完成了学业，已经不小了。我说：“你去全国职业介绍所^[1]找工作吧。”“好，好，我昨天去过了。”“今天你还得去。”他已经是大人了嘛！我这么一激，他就穿好衣服出门了。我说：“去吧，去吧，至少别赖床。”他拖过了整个九月份，您知道，我们娘俩这个月是怎么过的吗？每天都争吵！我跟他说过，你不想继续上学，那是你自己的事。他上私立学校是我们给付的学费。先生啊，他反倒说不去。我告诉他：“只要你妈我在，你就不能失业。”我发誓，只要我们身体没问题，这个家就不能有人失业。我们这么过了一个月，每天吵架，每天吵。我对他就是这样！天天如此，一直到有一天，他去了临时工介绍所，他干了几个月。后来我丈夫拿到了修理车身的活儿，事情好办了。可是他耗费了整整一个月，每天如此。您看，我们俩每天都争吵。我说：“我很遗憾，可是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我很清楚，工作不是每个青年人都有，可是，只要你跟着我，你就得做事。我这是要告诉您，我儿子是个什么精神状态。我开头想跟您解释的就是这个。有些年轻人有权享受失业，只要有失业补贴，他们就没心思费力找工作。补贴没了，他们还要耗上三个或六个月，就这么拖着。您看出来了吧？他们人数不多，不过还是有。另外有些人，一旦你给他一份不错的事做，就是说，一旦他开始工作，他也就干下去了。（……）我向您保证，他们两个跟着我都有事做。我那个小的，目前还不错，在上学。可是……不行，就是不行！家里我是每天最早起床做事的一个，七点或六点半，我让小儿子接着睡，犯懒，我跟我丈夫却不停地傻干？这可不行！不过，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

［…………］

您瞧，我们都工作，都工作。下一代年轻人也一样，你得督促他们去工作。我哥哥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儿子，有工作，小夫妻俩有两个女儿，都在上学。家里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也工作。我们，还有西班牙人，大家都在一些不大起眼的地方工作，虽然不起眼，却都自食其力，这就挺好。我们都不是那种混日子的家庭，混日子就是给别人添麻烦。能挣五千法郎，就挣五千法郎。社会福利中心的人，我都认识。每个人都尽其所有安排生活，这里头有退休人员，有时也有失业的，可是总之……能挣五千法郎的家庭就按五千法郎过日子。能挣一万法郎的家庭就……是的，我总是跟孩子们说，他们头脑里必须保持一种精气神，人们所说的上进心，工作的精神，不随波逐流，不瞎混。有了工作，什么都能干成，可是如果开始混日子，这儿混那儿混的，不行。也不该气馁，撒手不干。人有时候会灰心丧气，可是必须接着干，不管怎么样都得干下去……我觉得，如果父母在，就得帮助他们，不让他们灰心丧气。我还跟他们说，你挣这些钱，挣多少花多少，别胡思乱想。我这辈子从来没干过不正经的事，从来没有！从来没去过不正经的地方，从来没有过不正经的打扮，或者别的什么。我守住我手里的东西，如果看到我能够……是的，我跟孩子们说，不要想入非非，超出自己的能力。为了住进什么，或者为了……我在这儿住了20年了，挺不错，没必要付四千法郎房租，住进一个漂亮的街区……我就住在这儿，问心无愧，管他怎么样，就住在这儿。在这儿我有支付能力，换成那边行吗？我不知道。

1991年3月

注释

[1]全国职业介绍所（Agence Nationale pour l'Emploi，ANPE）。法国政府于1967年成立的帮助失业人士求职的机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