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性观念的女性观念

    结构将其局限性强加于统治关系的两项，因而也就强加给统治者本人。统治者从这种统治关系中获益，与此同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这是因为，正如与大小对立相关的所有活动已经充分表明的那样，统治者不可避免地将无意识的模式用于他们自身，也就是说用于他们的身体以及他们所成为的和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的状况中，无意识的模式导致了相当多的要求———正如不愿意丈夫比自己个子矮的女人预感和默认的。此外还应该在统治的矛盾性中分析统治的男性经验，这就要求助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但这里所指的，与其说是那些被不厌其烦地列举的女性主义经典之作《自己的房间》、《三个基尼》的作者，不如说是写《到灯塔去》的小说家，后者无疑由于写作活动所促成的回想[1]，提出了对性别之间关系的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摆脱了所有关于性别、金钱和权力的陈词滥调，而她的更加理论化的著作却仍旧在传播这些陈词滥调。总之，在这种叙述的背景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对本身就非常明澈的女性目光的无比明澈的暗示，这种目光对准存在于无可辩驳的无意识中的令人绝望且相当悲怆的努力，任何男人为了与童年时期的男性观念相符，都得付出这种努力。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开篇所展示的，正是这种令人不安和宽宏大量的明澈。事实上，大部分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与担心没人听她丈夫讲话的拉姆齐夫人不同，很可能在刚开始阅读的时候，不理解甚或看不到拉姆齐先生所处的奇怪甚至有点可笑的处境:“忽然间一声大叫，好像出自一个半睡半醒的梦游者之口，‘冒着枪林弹雨’或者诸如此类的诗句，在她耳际强烈地震响，使她提心吊胆地转过身来环顾四周，看看是不是有人听到了他的喊声。”[2]也可能，他们又往下读了几页，当拉姆齐先生被其他人如莉丽·布里斯库和她的朋友撞见时，他们仍不大理解。他们只能通过不同人物可能对此所持的不同观念，逐渐理解拉姆齐先生的举动和他妻子对他的担心:“他养成了讲话或诵诗的习惯，她很担心这一点。令人尴尬的情形由此出现了。”[3]从小说的第一页开始，作为一个了不起的、慈父般的男性人物出现的这同一个拉姆齐先生，被当成稚气的现行犯捉住了。

    人物的整个逻辑处于这种表面上的冲突之中。拉姆齐先生，俨然《印欧制度词典》的作者邦弗尼斯特（Benveniste）提到的古代国王，他的言语就是判断；他用一句话就能让他儿子的“异乎寻常的欢乐”烟消云散，他六岁的儿子詹姆斯，一心想着第二天到灯塔去（“但是，”他的父亲一边说一边在客厅的窗前停下脚步，“天气不会好起来的”）。他的那些预测，本身具有从词语的本义来讲证实自身，也就是变成现实的权力：它们要么像命令、祝福或诅咒一样起作用，魔术般地召来它们说出的东西；要么通过一种极其令人生畏的作用，仅仅说明体现在某些迹象中的东西，这些迹象容易受到几乎神圣的幻想者的唯一预见的影响。这个幻想者能够赋予世界理性，将自然的或社会的法则转化为理性的和经验的法则，转化为对科学和智慧的既理性又合理的陈述，从而增加这些法则的力量。父亲预言的绝对证明，作为科学的预测，将未来打发到过去；作为智慧的预卜，给这种仍旧不真实的未来带来经验的和经验所包含的绝对保守主义的必然后果。

    导致法则躯体化的精神与身体作用，主要是借助在家庭内部拥有垄断的合法的象征暴力（而不仅仅是性权力）的人来实施的。父亲的话有一种任命和创造性指定的神奇作用，因为这些话直接指向身体，正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那样，身体严格地采取隐喻；如果“天职”看起来通常令人惊讶地与事实上可达到的社会地位相符（按性别，也按出生的等级和其他各种可变因素而定），这无疑主要取决于这个事实，即大大促进了这些“天职”形成的父权话语和判断，即使它们看起来只是出于随心所欲，但仍旧出自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本身是被对必要性的审查且为了对必要性的审查而造就的，他被迫因此以事实的原则作为快乐的原则。

    作为对事物秩序的无条件赞同，父亲的不容置辩与母亲的理解互相对立，后者以一种对必要性的怀疑，和对建立在一种纯粹的信仰行为基础上的偶然性的确认———“但天气会好起来的，我相信天气会好起来的”[4]，来反对父亲的判断，并对欲望和快乐的法则给予一种明显的赞同，但这种赞同同时也是对现实原则的一种有条件的双重妥协：“‘是的，当然，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拉姆齐夫人说。‘但你们必须一大早就起床’，她补充道。”父亲的“不”不需要说明，也不需要证明:对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说（“要懂道理”，“以后你会明白的”），除了无言地屈从于事物的强大力量之外，别无选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父亲的话语处于预防式的预言逻辑中，这种逻辑预告可怕的未来，只是为了消除未来不利的影响（“你好不了”，“你会破坏我们大家的名誉”，“你永远拿不到中学毕业文凭”，等等），而且这种逻辑通过事实的证明，提供了一种回想式胜利的机会（“我早就对你说过”），即对没被指出错误的失望所引起的痛苦的幻灭式补偿（“我本想你会让我说谎”），父亲的话语才在其毫无怜悯的关怀中显得如此可畏。

    正是这种令人扫兴、作为世界秩序同谋的现实主义，激起了对父亲的仇恨，如同在少年时期的反抗中，这种仇恨与其说针对父亲的话语自以为揭露的必然性，不如说针对万能的父亲对这种必然性的随意赞同，这种赞同由此证明了他的软弱:同谋式的顺从的软弱，不加反抗地服从；殷勤的软弱，从让别人的幻想破灭，也就是说从让别人分担自己的失望、顺从、失败的残酷快乐中得到满足和虚荣。“要是手头有一把斧头、一根拨火棍，或其他任何一种可以捅穿他父亲心窝并让他一下子丧命的武器，詹姆斯就会抓到手里。拉姆齐先生一出现，就在他的孩子心中激起如此极端的情绪，他站在他们面前，以他的方式出现，像刀子一样瘦削，像刀刃一样单薄，嘴边浮现出讥讽的笑意；这笑意不仅来自让儿子失望和嘲讽妻子的乐趣，而且来自他对自己的判断正确的自鸣得意，尽管他的妻子（在詹姆斯眼中）在各个方面都比他强一万倍。”[5]也许，儿童和少年时期最根本的反抗与其说是针对父亲，不如说是针对他对父亲自发的顺从，针对他要服从和屈从其道理的第一个活动。

    在这一点上，多亏了间接自由的风格用法所许可的犹豫不决，读者才从孩子对父亲的看法不知不觉地过渡到父亲对自己的看法。实际上，父亲的看法没有任何个人色彩，因为作为主导的和合理的看法，它不过是对自己的过高评价，他有权利和义务把自己培养成那个想要在他的存在中实现社会世界为他规定的应在———他必须成为的男人和父亲的典范———的人：“他所说的是事实，一向是事实，他无法不讲真话。他从不歪曲事实，从不把一句刺耳的话说得委婉一点，以敷衍讨好任何人，更不用说他的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亲骨肉，必须从小就认识到生活是艰辛的，事实是不会妥协的，到那传说中的世界去意味着一种考验，首先需要勇气、真诚和毅力，因为在那里，我们最光辉的希望也会破灭，我们脆弱的孤舟会被黑暗吞噬（说到这里，拉姆齐先生挺直他的脊背，眯起他蓝色的小眼睛，凝视着地平线）”[6]

    从这个视角来看，拉姆齐先生非理性的冷酷不再是像让人失望的快乐那么自私的一种冲动了；它是一种选择的自由表现，这种选择是正确的选择和不言而喻的父爱的选择，它拒绝陷入一种女性的、盲目母爱的宽容的、有罪的随和，而必须借助这个世界的必要性中最无情的东西来表达这种必要性。这无疑就是刀子或刀刃的隐喻所代表的意义，天真的弗洛伊德式的阐释弱化了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在卡比尔人那里，将男性角色———戏剧语言和隐喻至少有一次产生了说服力———置于中断、暴力、谋杀一边，也就是说置于一种被构造的文化秩序一边，以反对与母亲天性的先天融合，反对随心所欲和放任自流，反对女性天性的冲动和刺激。我们开始揣测，刽子手也是受害者，而父亲的话语由于其力量强大，有把可能性转化为宿命的危险。

    当我们发现这个坚定不屈的父亲刚以一句不可挽回的话击碎儿子的梦想，就被莉丽·布里斯库和她的朋友撞见他自己正像孩子一样玩，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他向“闯入一个私人领地”的他们显示了“他没想过要向他们展示的某种东西”[7]:以隐喻的形式表现在打仗游戏中的学术欲望（libido academica）的幻觉。但是，应该逐一说明丁尼生的诗在拉姆齐先生身上引起的绵长梦想，在这些梦想中，对战争冒险的追忆———在死亡谷的冲锋、失败的战斗和将领的英雄主义（“但是他不愿躺着死去；他要寻找一个悬崖峭壁，在那儿站着死去，眼睛凝望着暴风雪……”）———与对哲学家死后命运的焦虑思索密不可分（“一代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达到Z”，“他永远都达不到R”）：“他问自己：‘十亿人当中，最终有几个人能达到Z?’当然，一支令人生畏的探险队的队长也许会自问，并且在那些追随者不背叛他的情况下回答：‘或许只有一个。’一代人中只有一个。如果他不是那个人，他应该受到责备吗?只要他真诚地付出了努力，毫无保留地竭尽所能?但是他的名声又能维持多久?一个英雄可以在临死之际思考人们在他死后将如何谈论他。这名声或许能维持两千年……怎么能责备那支令人生畏的探险队的队长呢?他毕竟已经攀登到一定的高度，看到了岁月的虚妄和星辰的死亡，在死神让他变得僵硬和无法活动之前，他带着些许庄重的神情，把他冻得麻木的手指举到前额，挺起胸膛。因此，在救援队找到他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以一个优秀士兵的身份殉职。拉姆齐先生挺起胸膛，巍然屹立在石瓮旁边。谁会责备他呢，倘若他这样伫立片刻，让他的思绪停留在名声、救援队和充满感激的追随者在他的骸骨上建造的石头金字塔上?最终谁会责备那不幸的探险队队长，如果……”[8]

    弗吉尼亚·伍尔夫所熟悉的迭化技巧在这里创造了奇迹。战争冒险和使这种冒险神圣化的名声，是一种对智力冒险及其所追求的名声的象征资本的隐喻，因而游戏幻象允许人们在一个更加非现实化的程度上，以更低的花费，再生产日常存在的学术幻象及其至关重要的赌注和狂热的投资———一切激发拉姆齐先生和他的弟子们讨论的东西:游戏幻象准许部分地、有限地减少投资的活动，这种活动对于承受和克服幻灭是必要的（“他没有才能，他也没有任何野心”[9]），与此同时，游戏幻象保住了基本的幻象，在游戏中的投资，对于游戏无论如何值得按照规则玩到底的信心（既然，无论如何，最后一个士兵至少可以是“站着死去”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投入的表现基本上是姿态式的，通过其全部意义指向笔直、挺直和挺身或其象征替代物如石头金字塔、雕像的身体姿态、姿势或动作实现。

    组成男性特征的原始幻象无疑是它在不同场中以所有特定形式出现的统治欲望（libido dominandi）的基础。[10]这种幻象是使得男人（与女人相反）被社会构成和培养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会像孩子一样，听任一切游戏的摆布，这些游戏是社会分配给他们的，其典型形式就是战争。拉姆齐先生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中被人撞见，这种状态表现了他投入最深的幼稚的虚荣心。他忽然发现，他像其他男人一样所投身的游戏，是儿童游戏———而实际上他们却看不到这些游戏中的真理，恰恰是因为同谋赋予他们公认的明显事实以必要性和现实性。在组成社会存在的游戏中，那些所谓严肃的游戏被留给男人，而女人则注定要当孩子并稚气未消（“她没有回答，表现出一个轻率和盲目的人的态度，低下了头……没什么可说的”[11]），这个事实使人忘记男人也是一个扮演男人的孩子。总体的异化是特定的权威之根源:这是因为男人被迫认同以某种统治形式为赌注的社会游戏，他们很早就被制度的常规指定为统治者，而且以这种名义具备了统治欲望，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有不计后果地投身到游戏之中的特权。

    女人这一方则有全然否定的特权，不受争夺特权的游戏的欺骗，而且她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卷入其中，至少不直接地、亲身地卷入其中。她们甚至能在这类游戏中看到虚荣心，而且，只要她们不直接地参与其中，她们就能以一种好笑的宽容看待“男人—孩子”为了成为男人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他的失败将他抛入的幼稚的绝望。她们能对最严肃的活动采取从河岸上观看暴风雨的旁观者的疏离视角———这会使她们令人觉得肤浅，无法对政治一类的严肃事情感兴趣。但这种距离是统治的一种作用，她们几乎总是被迫参与进来，而且与游戏者达成情感上的团结一致，虽然这种团结一致并不意味着一种对游戏的真正智力和感情的参与，并且常常使她们成为无条件的，但对游戏和赌注的现实不大知情的支持者。[12]

    因此，当拉姆齐先生高声朗诵《轻骑兵队的冲锋》时，拉姆齐夫人立刻理解了她丈夫的尴尬处境。与其说她担心他被人撞见成为笑柄会给他带来痛苦，不如说她担心作为他奇怪举止的根源的痛苦。他的举动将会说明这一点：那位严肃的父亲刚从“让他儿子失望并嘲弄他妻子”[13]得到（补偿性）趣味的满足，就受到了伤害，沦落到大孩子的现实境地，他为了一种产生于幻象和幻灭的痛苦而请求安慰：“她抚摸着詹姆斯的头；她将自己对丈夫的情感转移到儿子身上。”[14]通过实践的逻辑所允许的一种简洁，拉姆齐夫人用她的整个社会存在要求她做和培养她做的一个充满感情的保护动作[15]，对小男孩与成年人一视同仁，小男孩刚刚发现事实的无法忍受的否定性，成年人同意把表面上过度的慌乱的真相合盘托出，他的“灾难”把他抛到这种慌乱中。拉姆齐先生明确地提出他关于到灯塔去的意见，请求拉姆齐夫人原谅他反驳她时的粗暴语气（他“不无羞怯地逗弄他儿子裸露的双腿”；他“非常谦卑地”提议问问海岸哨兵的意见），他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这种粗暴的拒绝与可笑的场面、与幻象和幻灭的游戏之间保持着一种关系。[16]拉姆齐夫人小心谨慎地掩盖她的洞察力，无疑是为了维护她丈夫的尊严。即便如此，她完全清楚，毫无怜悯地被发表的意见来自一个可怜的人，他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真实判断的受害者，他需要怜悯；后来我们发现，她完全清楚她丈夫随时都有可能被碰到的敏感点:“‘啊，您认为这类小说能流行多久?’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好像有一双触角从她身上颤动着向外伸展出去，抓住了某些句子，强迫她对它们加以注意，这句话就是其中之一，她觉察到危险来自她的丈夫。这样的一个问题几乎肯定会引起某种使他想到自己前途渺茫的看法。他立刻就会想到，他的著作还能流行多久。”[17]但也许她因此而抵挡不住一种最后的策略，不幸的男人的策略：这个男人扮作孩子，肯定会唤起与母性的同情相关的配置，这些配置按照惯例是分配给女人的。[18]

    应该在这里举出拉姆齐夫人以含蓄的语言进行的不同寻常的对话，她在这种对话中一向谨慎地对待她的丈夫，首先她接受家庭场景的表面赌注，而不是从拉姆齐先生的愤怒与其公开原因之间的差异中找理由。两个谈话者表面上微不足道的每一句话，都牵涉了更庞大、更基本的赌注，两个对手———拍挡中的每一个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对交谈者有着深刻的、近乎全面的认识，交谈者几乎不用什么恶意的串通，就使得对方与自己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在一切方面都引起最终的冲突。这种事无巨细的逻辑促使交谈者随时随刻自由选择最彻底的不理解或彻底的理解，前者将对手的话语引向表面的对象（这里指明天的天气状况），并把这种话语归于荒谬；后者通过言外之意进行争论并寻求和解的默认条件。“‘明天完全不可能到灯塔去。’拉姆齐先生生硬地说。他变得暴躁起来。他怎么知道？她自问。风向是经常变的。这种意见的极端非理性特征，这种妇道之见的荒谬，使他勃然大怒。他刚才跃入死亡栖息的山谷；他曾被化为齑粉；而现在她却对抗现实，给她的孩子带来明显荒谬的希望，总之就是说谎。他气得在石阶上跺脚。‘真该死!’他说。但是，她说了些什么？不过说明天可能是晴天罢了，这很可能发生。但是，气温下降，风向又朝西，这就不可能。”[19]

    拉姆齐夫人异乎寻常的敏锐得益于她是女人。当她听到男人们对如此微不足道的话题，如立方根或平方根、伏尔泰和斯塔尔夫人、拿破仑的性格或法国农村财产制度进行讨论时，这种敏锐使她“揭下他们当中每一个人身上的遮羞布”[20]。她对男性游戏和对自我的强迫性赞颂及对这些游戏要求的自我的社会冲动的强迫性赞颂感到陌生，她很自然地看到，赞同或反对瓦尔特·司各特的貌似最纯洁和最热烈的立场，通常只是把以塔斯莱的方式“一往直前”（又是身体的基本运动之一，接近卡比尔人的“直面”）的欲望当成原则，塔斯莱是男人利己主义的另一个化身：“他总是做同样的事情，直到他升任教授或结婚；那时他就没有必要老是说:‘我，我，我。’因为就是为了这个他才批评可怜的瓦尔特爵士，也许他对简·奥斯滕也是一样:‘我，我，我。’他总是想到自己和别人对他的印象；这一点，她从他说话的语调、夸张的语气和坐立不安的表现中判断出来。成功对他有好处。”[21]

    事实上，妇女难得摆脱一切依赖性。即使不依赖社会游戏，至少也会依赖玩游戏的男人，以便把幻灭推至这种同情的境地，而对男人的幻象而言，同情有点恩赐的意味。相反，她们的全部教育都帮助她们做好准备间接地进入游戏，也就是说处于既是外在的，又是从属的地位，并像拉姆齐夫人一样，为男人的忧虑提供一种同时也产生一种极大安全感的温柔的关怀和充满信任的理解。[22]人们将她们从权力游戏中排除出去之后，安排她们通过加入游戏的男人参与进来，无论这些男人涉及她们的丈夫，还是像拉姆齐夫人一样，涉及她们的儿子：“他的母亲，看着他灵巧地剪下那幅冰箱图片，想象着他穿着法官的红袍，披着绶带，坐在审判席上，或者在国家管理的一个关键时刻，领导着某种严肃的事业。”[23]

    这些情感配置的原则存在于女人在统治的劳动分工中被赋予的地位。“女人，”康德说，“作为个人无法维护她们的公民权利和事务，如同她们没有打仗的权利一样；她们只能通过一个代表来实施。”[24]康德把放弃归咎于女人的天性，这种放弃被纳入组成习性的配置的最深层。习性作为第二天性，只有在通过社会形成的欲望以一种特殊形式实现时，才能表现出那么多自然的表象，这种特殊形式的欲望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求。区分的社会化使男人喜欢权力游戏，使女人爱慕玩权力游戏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男人的神赐能力是权力的魅力，即对权力的拥有本身对身体的诱惑，身体的冲动和欲望甚至也从政治方面被社会化了。[25]男性统治在无知中找到了最好的支持之一，从统治关系中产生的思维范畴在统治者身上的应用促进了这种无知，它可能导致这种命定之爱的极端形式；命定之爱即对统治者及其统治的爱，也即对统治者的欲望，这种欲望意味着对亲身实现统治欲望的放弃。

    注释

    [1]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到了某种悖论，这种悖论只令那些对文学、对她自己的真实道路具有一种简单化观念的人感到惊异:“我更喜欢在真实性重要的地方书写虚构。”（V.Woolf，The Pargiters，New 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7，p．9）抑或:“虚构在这里可能比事实包含更多的真实。”（V.Woolf，A Room of One′s Own，Londres，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1935，p.7）

    [2]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24．尽管人们只能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发现和理解这部小说，但是应该知道，拉姆齐先生，一个被学生和同事簇拥的教授，在高声朗诵丁尼生的那首题为《轻骑兵队的冲锋》的名诗时，被人弄得不知所措。

    [3]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87．

    [4]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11（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5]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10（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6]V．Wool f，LaPr omenadeaupha r e，op．c i t．，p.10-11（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7]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27．

    [8]V．Wool f，LaPr omenadeaupha r e，op．c i t．，p.45-46（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应该再次引入学术欲望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以文学中性化的名义表现出来，以对大学场的分析为基础，这种分析类似于《学术人》（Homo acaG demicus）中呈现的分析（P．Bourdieu，Paris，Editions de Minuit，1984）。

    [9]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44．

    [10]关于这一点，参见P．Bourdieu，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97，p.199sq。

    [11]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41．

    [12]这一点在平民阶层的青年妇女分享“她们的男人”爱好体育运动的热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分享由于其暂时的和情感的特征，在男人看来，显得肤浅甚至荒谬，甚至与对立态度没有两样，婚后这种对立态度更加常见，这种态度也就是她们对别人热爱她们不理解的事物而生出的嫉妒的敌意。

    [13]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47．

    [14]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40。

    [15]拉姆齐夫人的保护者功能曾数次被提出，尤其是通过母鸡为保护小鸡而拍动翅膀的隐喻（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29，30，31）:“她把所有不属于她的性别的人置于她的保护之下，她这样做是出于她也意识不到的理由。”（p.12，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又及p.48）

    [16]同上书，p.42。

    [17]V．Wool f，LaPromenadeauphare，op．ci t．，p.126-127．

    [18]通常可以看到，女人具有一种调节男人情感生活的净化和几近治疗的功能，平息他们的愤怒，帮助他们接受生活的不平或困难（参见N．M．HenG ley，op．cit．，p.85）。

    [19]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41（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20]同上书，p.1 25-12 6。

    [21]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126．

    [22]许多调査表明，女人倾向于用她们丈夫的成功来衡量她们自己的成功。

    [23]V．Woolf，La Promenade au phare，op．cit．，p.10．

    [24]可以看到，奥托·魏宁格尔（Otto Weininger）继承康德哲学的衣钵并没有全错，康德在责备女人轻而易举地放弃自己的姓氏而采用丈夫的姓氏之后，得出结论说，“女人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姓氏，这是因为她天生缺乏个性”。在接下去的篇章中，康德借助一种社会无意识的联想，从女人转向“大众”（传统上被视为女性），从被纳入委托必要性之中的放弃，转向致使民众为了“祖国父亲”的利益而放弃的“驯顺”（E．Kant，Anthropologie du point de vue pragmatique，trad．M．Foucault，Paris，Vrin，1964，p.77）。

    [25]这里要反对一种倾向，即把官僚空间中的一切性交换，尤其是老板与秘书之间的性交换（参见R．Pringle，Secretaries Talk: Sexuality，Power and Work，Londr esGNewYork，Al lenandUnwin，1988，尤见p．84-103）纳入一种取舍，要么是“性骚扰”（无疑被最“激进的”揭露所低估），要么是对被当成攫取权力工具的女性魅力之厚颜无耻和工具化的使用（参见J．Pinto，Une relation enchantée: la secrétaire et son patro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84，1990，p.3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