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代表的困惑

我早就应该结识哈米德，因为人们经常把他挂在嘴边。每当我提到移民在工厂里遇到的“问题”时，人们就跟我说：“你还没有见过哈米德？你应该去见见他。”其实我跟他不是没有交集，而是打过好几次照面，尤其是在1989年10月罢工期间。我知道他身材矮小、敦实，见过他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头。他出现在多部纪录片里，也出现在一部1990年拍摄的有关工厂的电影里。那部电影里有好几个他身在工作岗位上的镜头，对自己的动作和操作作出评论，谈论他从事的工作的艰辛。我在法国电视三台的时事节目上也见过他。每当涉及内饰配装车间（即新的车身厂）的劳动条件的时候，往往由他来作出见证，因为他是工会代表，而且“不害怕”畅所欲言。他的话在工会里很有分量。他是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他们能够扮演代言人的角色，而且近五六年以来，妇女和移民的比重大为增加。

哈米德在蒙贝利亚地区工作了20多年，在索绍的工厂里也已经有15年。不过，他40岁刚出头，干过不同的岗位，始终在生产线上，而且在完成工段为时很久。他进厂两三年就参加了工会。1981年的罢工结束后，他同意担任代表，至今仍是。几个月以来，特别在参加了那个出名的莫维拉尔培训班以后，他来到了1989年年底开工的新的内配车间。法国劳总联和法国民主劳联在这里的代表不多（“数得过来的几个人”）。活跃分子和工会代表至今大多仍然在“老”涂装厂。可是，在1990年3月的员工选举中，法国劳总联在新车间里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在若干部门里甚至占70%。

我提前三天跟哈米德约好，趁着索绍的法国劳总联庆祝日的机会，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见面。每年这个庆祝日都在贝东古尔的运动场上举行。贝东古尔是一个距离索绍不远的小镇，法国共产党人当权。人们携家带口地参加庆祝活动。一天的安排始于一场足球比赛。球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冲压车间对涂装车间，结构车间对铸造车间，男工对女工。这不是真正的比赛。有些球员还化了装。人们都乐开了怀。一些男人化装成女人，女人化装成男人。观众为女工使劲鼓掌加油。各个车间的出名人物必定在草地上现身，踢上哪怕五到十分钟的球。一局大约为二十分钟（三四年前，一局往往超出半个小时，可是如今球员们老了，上气不接下气的）。球场内外是一片开心嬉笑的气氛。只管踢球，不问结果［我一边观看比赛，一边想起金属产业工会（IG Metall）^[1]的乐团，我在一部关于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厂的电影里看到过它们的身影］。在场的工人似乎大多是熟练工，年纪明显相仿；他们当中或许有专业人士，但是为数很少。另外还有经常能够见到的两三个技术员，可是一个干部也没有。我觉得在整个庆祝活动期间，我是唯一看起来不像工人的人。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哈米德的。他刚刚踢完球，由于跑动多，仍然有点气喘吁吁，他半躺在草地边缘上。妻子和女儿跟他在一起，而不是几个“伙伴儿”。我当时跟一些认识很久的活跃人士在一起，他们就把我介绍给哈米德：“这位伙伴儿你可能听说过，写过有关工厂的文章，来索绍好几年了。”还用了“社会学者”“记者”等等我记不太清的名号。哈米德的举止显得我并不是一个陌生人，实际上他肯定见过我跟某某在一起。人们接着告诉他：“他希望跟你聊聊内饰配装的活儿、车间里的气氛和工会代表的工作。”我简单地说了说我所了解的内饰配装工作、前几次采访和我遇到过的几位工人。他立刻就同意了，没问题，毫无矜持之态。

上午十点半，我来到了他居住的公寓，这是蒙贝利亚的一个“城镇化重点区域”（ZUP）。这个狭长地带里聚居着大批移民工人的家庭，人们在这里只用一个词称呼它：“那一片”。哈米德身穿一件宽大的围裙，罩住T恤衫，下穿牛仔裤。他正在给家人准备午饭。他自己稍后很快扒拉了几口饭，准备出门上班（这个星期下午班轮到他，从下午一点一刻到晚九点）。家中窗户敞开。外面是蔚蓝色的天空，天气很热。他显然从做饭当中得到很大乐趣：择完几棵青菜，鲭鱼也清理好了，然后被放进肉汤。随后他给我介绍菜谱，一个南方的家用菜谱，根据本地条件加以改造。

哈米德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似乎我并没有打搅他什么。他说没有忘记我们的约会，一直在等我。我也感到没有必要解释我登门的理由。一切都显得我们好像早就认识，现在不过是重拾中断了的话题。我心想，这次谈话一定“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依然站在前厅里谈话，当然，我也没有提出允许我打开录音机的要求。他一上来就详述前一天车间里发生的事，不遵循什么先后顺序，我自然不想打断他。叙述开头有点杂乱无章，可是他用词相当激烈，像什么“我真受不了”“这个我从来没遇见过”“这个我就完全搞不懂了”，于是我感到这个事件一定超出了“每日惯例”和“工会的日常工作”，对于他个人有很大触动，而且属于一个与我们事先打算谈及的完全不同的范畴。

出了什么事？简单地说，此前一日，车间里一个跟他所在的部门很接近的部门（临时工一走，这个部门继海湾战争后就不断重组，来自厂里其他部门的“老工人”陆续到来）的一些跟他年龄相仿的从前在涂装车间工作的工人（他很熟悉他们，都是“好哥们儿”“好工人”，参加过1981年和1989年罢工的“没问题”的人，即使没有加入工会，也都投法国劳总联的票），也就是说，一些跟他的“团结一致”的价值观相同的工人，多少在“头头”的鼓动下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把一个工人不仅从这个部门而且从索绍厂“排除出去”。这份请愿书是针对一个工人的，而且此人从前是工会会员，在厂里干了10年到15年，只不过从未在生产线上干过，因而跟不上节奏。哈米德希望工人们回心转意，可是完全失败了。

他为此感到灰心丧气，沮丧至极。他平日是一个沉静和好思考的人，此刻讲起话来却滔滔不绝，仿佛再次回到了昨天的激动情绪里。他对我说到他如何吃惊，如何困惑和气愤，又如何上前跟伙伴们激烈地争吵——利用代表专用的几个小时时间——和质问那几个头头，把他们带到他们的负责人面前。这事件他认为“丢人现眼”，完全不可接受。他模仿着头头们惊讶地质问他的样子：“你这么激动干什么？”“这事怎么对你触动这么大？再说，你们这帮代表，人家平时可没有给你们香饽饽吃呀！”哈米德再次跟我解释，他如何情绪激动地三番五次去找头头，呼吁面谈和召开会议。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深刻地刺痛了他，似乎对他产生了人身伤害，有损于他的工会活跃分子和工人的荣誉。

在我看来，他的抗争更多是道义上的，而非政治上的。这种抗争并没有变成揭露领导层的行为，那种话反倒常常能够从久经锻炼、熟悉工会斗争的活跃分子口里听到。他的愤怒比较有节制，既不用大词儿，也不高声喊叫，而是表现在声调的起伏上。这种愤怒针对两个方面：他不满“哥们儿”“老人儿”的做法，认为他们过了头，超出了可以原谅的底线，即工人之间团结一致的最“基本的”原则。不一会，他又讲到法国工人特别是法国劳总联的同情者在海湾战争中的立场，以及很多老资格的工会会员如何表现得比某些“铁杆普吉奥”更加反阿拉伯。他找回了有节制的愤怒的语调。他虽然没有原谅那些伙伴，可是没有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因为他知道，他们的苦难有多么深重。

对于管理层的高级干部，那些“大头头”，他同样不满，因为他们不理睬“真正的”工人集体，偏袒一个围绕着监督员和工段长的人为制造的小团体，鼓励个人主义、竞争、妒忌，实行一种近乎愚蠢的策略。他认为，这种盲目的策略终有一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把极端个人主义的做法与他所说的最基本的社会联系遭到破坏相提并论，认为在哪怕是实行泰勒制^[2]科学管理最彻底的车间里，这种最基本的社会联系也能够保障较为有序的人际关系。对此我感到十分惊讶。他几次重申，这是因为心怀恐惧和为未来焦虑的人的做法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联系。他坚持认为，其后果是弄不好有一天会累及领班们自己。

我们站着谈了一会儿以后，他提出坐下来谈。我们就坐在厨房里他刚才准备青菜和鲭鱼的桌子旁边。我问他是否可以打开录音机，他爽快地同意了。几句干巴巴的话之后，我们彼此又开始用“您”相称。他说：“我不太清楚您想知道什么。”我告诉他恰恰是谈“什么都行”，既可以谈谈那些平时人们注意不够的“故事”，也可以接着谈刚才的事件，“什么都行”在我看来很重要，因为我从未“真正地”倾听一位身处第一线的工会活跃分子。

我们就这样在桌旁坐了很久，喝掉了一瓶啤酒和一杯咖啡。我们轮流不时起身去照看一下锅里的鱼肉汤。我稍后也下手去择青菜，既为了有点事做，也因为此情此景“召唤”我如此。

随着哈米德的妻子返回家中，我们的谈话中断了。我跟她只简单交谈了几句（这一带的情况），不能耽误哈米德去上班。

一位技工出身的工会代表

采访者：米歇尔·皮亚鲁

“工人那时抱团对付头头，如今抱团对付别的工人”

——您最好先说说你们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再提出问题……

哈米德：好吧。我那时候在生产线的完成工段……就是流水线！那时候制造普吉奥35，他们管它叫流水线是为了好听一点！那是一条生产线，生产405，还有205。我在的那会儿，还没有造605，现在我不清楚……

——您在那儿干了很长时间吗？

哈米德：从1972年起，我就在那条生产线上，没挪过窝。605就是在那儿开工的，205、405也是。一直是一条试验线，因为他们挑选上这条线的工人都是干活干得最好的……相比之下……他们没有太多毛病。我必须说，连管理部门也承认，劳总联负责人，工会组织，特别是法国劳总联的负责人，这些起劳资纠纷啥的时候会给他们找麻烦的人，干活都挺棒的，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上头对他们也没啥可不满的，而且经常在车身制造厂里说：“是啊，我们跟劳总联的代表们从来就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指工作方面吧？

哈米德：指的是工作，因为当我们去见他们，告诉他们“某某干不了他那份活儿”的时候，他们会说：“是的，可是跟你们这些劳总联的代表，我们从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我们这时就把话题绕开，因为不想上他们的当，听他们的甜言蜜语，没法……我们毕竟能感觉到，有的工人有时干不好活儿，为什么干不好，等等，于是我们就说：“还是拿得下来，全靠手边用得上的办法。”不过我得承认，有一回，有个工会代表干不好活儿，他知道那个岗位的活儿太繁重，他就拿笔记下来，他也知道有个整修工专门负责补活儿。不过，对于一个工人，哪怕是老工人，这种事也不是那么光彩。我亲眼见过一些工友，为了补上一个活计，跑着追出十多米远。

——是谁落下了工作，最后补工补不上？

哈米德：……监工要是看见谁忘记了什么，他不动手，也不提醒，而是走过来让人家跑下生产线十多米……那哥们只好在下头十多米以外补活儿。如果监工本人没有填补他的岗位，也没有叫别人来，他就得赶紧再往回跑。好些人就这么上了当。不过，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要是他叫你下去，你必须要求有人顶替。该返工要返工，可是这个时候他得顶替你！”

头头让他们头脑发热

——可是，这些人大多在车间里干了十多年了，对情况很了解，本不应该害怕跟车间主任或者领班说说，对吧？

哈米德：车身制造厂的气氛跟完成工段不一样，比如……他们从别的工段弄来一些工人，把他们安排到生产线上，可是这些人都不习惯，因为我们这些人，甭管怎么说，已经在线上十七八年了……工作节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也在逐渐加快。这样干了几年之后……每一年都给我们加码，生产年年都增加一个百分比，于是我们就想，他们明年还会让我们加快节奏，这成了心理问题。我们倒是有所准备，可是那些刚来的人还不够专业，是干质量检验的，没过两天就被放在生产线上了，他们跟不上啊……

——这样的人多吗？

哈米德：如今不少……比方说，他们弄来一些铲车司机，放到生产线上，他们干不了啊，而且还有一些经过职业训练的人是从别的车间来的……有好几个是从材料库来的学徒工……昨天就来了两个，都是从冲压车间来的，从来没有上过生产线……也许都是匆忙培训出来的技术员，空降到生产线上，但是跟不上趟……于是就出了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沉默］。最糟糕的是他那个班组的工友们写了一封请愿信……当然是头头怂恿的。头头做他们的工作，对他们说：“你们一天到头累得要死，可是分派给那家伙的一丁点轻活儿，他还是干不了！”于是分发了传单，我们很快就得知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去见伙伴们，无论如何，这些伙伴我全都认识，因为他们跟我在35生产线上一块儿干过。我就一个个地跟他们谈，问他们“怎么会……？”他们说：“我们能干好，他反倒干不了！”

——是为了开除那个人而请愿吗？

哈米德：不是为了把他从这个工段赶走，而是为了把他赶出普吉奥汽车制造厂！这个要求可是工人们提出来的呀！说到底，这些工人都很优秀，因为［1989年］闹工潮那阵子，其中不少人参加了罢工。他们不理解，于是我就一个个地做工作，他们也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意识到是头头怂恿他们这么干的，加上那个家伙干不了，干脆让几道工序从眼前溜过去了……头头和监工无法指望他顶替干过好多年的人……这可对他们触动很深。再说，保证了质量还有50法郎奖金，就因为他，大伙一下子都拿不着了。他们心里认为拿不着全赖他。我这下发了火，对他们说：“工友们请愿反对另一个工友，这不行！”最后，我跟每个人都探讨过，包括跟车间主任都谈过，我也跟别的工会代表商量过，我们去见了人事处的临时头头，告诉他：“你小心点，这种事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会把人都记下来，让全厂都对他们戳戳点点，让工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些……告密的家伙，这些人把……”我对其中一个人说：“你必须明白：如果他有家，有孩子，或者欠了债，那他怎么办……他万一被解雇，你能想到他会遇上什么问题吗？”他却回答说：“那关我屁事，反正他必须跟我们一样干！”

——这个他们打算赶走的人，年纪不小了吧，在厂里也干了10年到15年了吧？

哈米德：这个人37岁，在厂里少说也干了15年了，往少里说……问题是他从前在质检那边，从来没上过生产线，这可是两码事。他也早就觉得难适应……他认为自己是被调离的……。因为他是一级熟练工（P1），可是被当成学徒工（APF3）使用。级别倒是一样，可是他感到受了伤害。最最糟糕的是，工友们都看不上他，都……那个头头成功地让他们觉得这个人是懒汉，绝不能上他这种人的当。

我从来没见过工友们这么仇视那个家伙

——那么，您这样教训这些工人，他们不也是在厂里干了15年以上吗？他们就这么听头头的话？

哈米德：是听雇主的话……他们在莫维拉尔的培训班上教给我们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些理论。一旦出了那个班，人们就……不过，他们在实践那种理论，因为他们总是说“班组”什么的。“这个人妨碍了班组，使得班组没法工作”，只从班组方面说。我就说：“班组嘛……我们在班组里干活儿干了好多年了……你们跟这个人干的年头一样多，万一哪一天人家把你们放到他的那个岗位上，你们照样不知道怎么干呀……他这个人是有资质的，只不过……”于是，我就去见了他们的头头，告诉他：“您听好，我只说说我本人的情况：有一回我被放在一个女工的岗位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干才好，派我去的领班还以为是送了我鲜花呢。后来，他把我放到一个更不好干的岗位上，弄那个刹车杆，可是我把活儿拿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得看是什么情况……这个人干不了这份活儿，干吗偏要把他放在这儿？工厂这么大，派他去别处不就行了？在别的厂区给他找个合适的位置，他有准备的工段，给他点时间习惯一下生产过程，过后还可以把他弄回咱们的生产线来。”我还跟他说：“这个紧张关系可是一把双刃剑哟：您要是鼓动全组反对一个工友，这里有我们，我们这些工会负责人可不允许这么干，我们会竭尽全力让这个人有一份活儿干的……不过，您也得负起责任来，因为您这么干，事情会闹得没法收拾，最后肯定有一天对您不利。”他一听，多少有点害怕。［沉默］不过，我从来没见过工友们这么仇视那个家伙。自打进了工厂，确实有人会嘟嘟囔囔，有人会……可是，这回真是彻底抛弃，根本不想听别人说到这个人，他们觉得：“这人是个懒汉……不想干活儿……”我告诉他们：“我跟你们一样，也在班组里干活儿，有人不想干活，那不关我的事。我干我的活儿，谁干得不好，我也不会像头头那样训斥他：‘你怎么不干活儿呀？为什么心不在焉？！假装生病？！’”在同一个班组里，我们见面都互相打招呼，忙自己的活儿，再说也没空聊天，因为生产线运行很快。我对他说：“他没有妨碍你吧？影响你干活儿了吗？”他说：“没有。”于是我就问：“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激烈地反对他？”我觉得很遗憾，因为签名的这些人有很多好人，而且一个月以前，我刚刚去给他们分发过一个申诉记录本……他们也都接受了……每逢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把它记下来，这种本子在生产线上很有用处……这些人也都参加搜集问题，一下子忽然都被头头给“迷惑”了——也不知那个头头给他们许了什么愿。不过，有两三个从别的工段来的伙计没有在请愿信上签字，他们说：“我们跟这个不相干……我们倒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他干他想干的事，我们干自己的活儿，这个问题得由头头去解决，我们没必要签字！”可是工段里大多数人签了。

——大多数人签了字……看来对这种事还是有某种附议，还是有一部分人进入了这个制度……

哈米德：彻底进入了这个制度，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头头甩掉了不少责任，连带薪假什么的也不管了。“这个由你们在班组内部自己商量着办。”如果谁五点没来，七点才来，头头就问全组工人他该不该付这个人工钱，还说什么：“我会付他钱的，因为这是班组的决定。”所以不是普吉奥厂方付工钱了，而是车间主任自己在付工钱，这么做有好处。“头啊，你就不能付我这两个小时的工钱吗？我来晚了吗？”所以有时候，车间主任让他们留下，直到晚上十一点半，零点，要么他们就十点钟走人，车间主任付给他们直到十一点半的工钱……

雇主的说教又回来了

——把所有那些敲点小竹杠的办法教给他们，那些小聪明……

哈米德：就拿工作制度来说吧：我们下午一点或者早上五点来上班，刚开始干活儿，头头就开口了：“今天没有手套了。”要么就提前一天宣布：“你们的手套别扔掉，我领不到手套了，我可是按预算来的，可是已经超支了。”于是我们一个礼拜干活儿不换手套，这么热的天气，真难受。我们来到新厂房真是凄惨。幸亏不全是这样，可是你要是不小心，很可能很危险……。且不说对双方都危险，这么热的天气，干活儿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如果有人跟普吉奥对着干，掉进陷阱……那反而对普吉奥和自己都不利，这种事你是控制不了的……另外，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还专门为这件事开了会，任凭他们这么干是不行的……

——是工会代表们的会议吗？

哈米德：是的。看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召集所有工段的同事们开了会，就在车身厂里。除了别的事情以外，我们讨论了这件事，因为我们不想出了事就这么让它过去。普吉奥这么做会让我们分裂的，然后它就会为所欲为……再说，下个月会给我们再增加50部汽车的工作量……就在九月里，即将出现失业……现在，我们经常加班，随后就是失业啦……比方说，一个礼拜会有两天没有活儿干，周一和周五，一周只干三天，可是七天都得生产啊，因为普吉奥要加快生产节奏，生产更多的汽车。有人会说：“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吃亏，打三天鱼，还有两天可以晒网嘛。”可这不是办法……它这么干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大家要说：“小心点吧，如果它让我们没活儿干，再给我们加码，那就没它的好果子吃！”（……）我们要是听任它这么干，说真的，谁也不知道最后会闹出什么事来。（……）

这个奖金制度，我觉得没有比它更坏的

——还有奖金制度，也是一种施压的手段……

哈米德：这个奖金制度，我觉得没有比它更坏的，因为就连分级制度之类的，普吉奥也不平等。它在分级方面很吝啬，发奖金反倒区分得很严，“你干到夜里零点就能拿到奖金，你星期六来上班也能拿到奖金，你要是都不干就什么也拿不到……”还有，医疗方面也跟工人讨价还价，“哪天哪天你歇工了，可是休病假是要占百分比的，百分比已经超出了……质量也得有个百分比，你离那儿已经差不多了……告诉你每天早来五分八分钟参加班前会，可你就是不来……这太过分了，我没法发给你奖金了！”

——这主要是指班组奖吧，如果这个人让全组丢了奖金，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他那一组的工友才都签署了请愿信吧？

哈米德：是的，紧张关系就是从这里来的，再说车间主任把这个意思暗示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就是因为他才丢了奖金。”而且这些人头脑就是这么简单，他们以为那50法郎是个大事……由于这个家伙而丢掉50法郎，那是绝对不行的。“我干我的活儿。”最恶劣的是，普吉奥厂想方设法把最重最累的活儿派给这些人，派给提出异议的人，总是能够让他去相对而言“最棒”的岗位，这个最棒可是带引号的，因为真正最棒的岗位根本不存在……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人的岗位比同事们的强许多。于是别人说：“他的岗位已经很‘容易’，可是仍然干不好，我们呢，岗位不好干，我们还是照样拿下来了，且不说他还会出次品，我们却没有。”由于如今已经没有……一切都全球化了，什么都全球化，班组才是……比方说，假如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得益的将不是我一人，而是全组。既然啊我做了一件蠢事，全组都得付出代价，即如我不去上班，也没有打电话……全组都会问我：“你干吗不打个电话来？”工人给工人打电话……我认识一个这样的女工，她给一个女同事打电话，因为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可说人家说：“你这么干可不行！你不来，也不事先打招呼，我就不一样，我预先想好哪一天不去，可是你……”车间主任跟她说过：“你歇工我没意见，可是你那个同事不在呀。”打电话的不是头头，反倒是这个姑娘给同事打电话，那个同事在电话上骂她。她只好缩短了病假，只休息了三天，因为她想：“她今后好几年会跟我过不去。”于是只歇了三天……这一周都去工厂上班，虽然还病着。我对她说，其实她应该反击那个女同事……我让她明白，那件事办得真蠢，她说：“下回我不会这么办了。”可是她还是上班来了，她不该接着干活儿……大夫让她休息一个礼拜呀……还有一个女工，没有领到手套她就用旧的，还拿回家去洗，回来还跟同事们吹牛：“跟我学吧。”另外还有一个甚至跟我说什么：“如果普吉奥提出要求，我可以把工资的一半拿出来给它。”……我说：“普吉奥跟你的工资没有半点干系，不管是一半还是全部。”我才不管她怎么想。可是她就是这个样子。如今一种雇主的说教又回来了，而且，例如，不允许工人们散发……我还是散发我的传单。头头要么不言语，要么对我说：“我可是看见你工作时间发传单了。”我说：“没关系，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过，一些工人，年轻人，对我说：“现在不是散发传单的时候，要发去外面发好了！”这些人都出于好意……因为有人告诉过他们：“只要你们看见谁干傻事，别跟他学。”我回答：“凭什么？你小子在岗位上才混了几年？你还没权利对我说三道四呢！”有些人就是这样……

人们已经习惯如此……听得多了，就中了圈套

——跟老完成车间相比……那时普吉奥厂的厂风早已形成…现在这里有什么不同吗？

哈米德：有不一样的和新的东西，因为……就说昨天吧，在大厅里，领班对我说：“你们离开的时候，得保持这个地方跟上班时一样干净！”我说：“好吧。”我刚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同事就想吸烟，同事提醒说：“别吸烟！别吸烟！”因为培训那会儿被告知不能吸烟，他们也就不吸了，成了习惯。可是在这儿，有的同事说：“吸吧！为啥不吸？只要烟头没丢在地上，就没有理由不让吸！”饭后，有人就说：“这个地方得保持跟我们来时一样干净”，于是每个人都捡起自己掉下的东西，有一个女同事说：“不能像另一个工厂那样，那边有清洁工打扫，这边没有。”有些事情虽然你不一定愿意，但架不住别人老跟你说，也就习惯了。听得多了，就上了当……有时候，为了甩开这一类愚蠢的要求，我们马上有反应，可是我们自己也在说，机器似的，哪怕不这么认为，嘴上也这么说，因为身边有人在说呀，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搞得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这样。

——也就说，首先你得进入这种思想逻辑……

哈米德：你去要求把一瓶水带到岗位上吧……很不容易办到，如今在车身车间，人家几次三番地告诉你，岗位上什么个人物品都不能有……有个伙伴对我说：“你又把水带来啦？”我说：“那又怎么样？我们跟管理部门争论过这个事，现在允许带一瓶水了。”“那好，趁着排除故障，我也去弄一瓶来，喝一口。”然后他就拿来了一瓶水。

——是一瓶水吗？

哈米德：对……有时候是加了薄荷的饮用水……

——从前在老厂时，带点葡萄酒、啤酒上班，这些都没有了吧？

哈米德：还是有……［微笑］到了新厂还是有，当然。

——允许带葡萄酒？

哈米德：酒嘛……什么都可以带，因为工人们有这个要求……因为在老厂的时候，头头们都坐办公室，工人都在车间里。到了这儿，大家都跟头头们说话，吃饭在一块儿，没人去别处吃饭……休息室里有工人、车间主任、领班，他们都坐在一块儿。在厂里干了30年的老工人轮流带酒来，从来不落空……于是就延续下来了。可是，正因为这样，头头有办法给那些酒量大的加码……昨天签署请愿信的人里头，就有一个爱喝酒的老家伙，有点酗酒的意思吧，头头们对他说：“你要是不签字，我们就告发你酗酒，打你的小报告，会把你赶走。”他于是签了字。这样一来，都怕了，这是一种施加给他们的压力……

——这个问题跟恐惧有关，许多头头仍然在利用这个……

那些对普吉奥厂感到失望的人

哈米德：这跟在旧厂一样：那时候就开始了……车身车间里的这些小伎俩，旧厂时期就验证过……实际运用在老车身车间上，有20%到30%的成功率，到新厂后又经过改进……工人们都掉进了这个陷阱，这个没错。可话说回来，有那么一小部分行不通……举个例子吧，有位先生没法……他厌烦了，因为人家答应他“如果你顶替头头……就能从225点提高到265点……”于是他礼拜六也来上班……现在他厌烦了，就对头头说：“你把我放到岗位上去吧！”这个人可是个有不少创新的人物，为了表明他给普吉奥厂工作得比工人阶级还要多……这么干让他变得疯疯癫癫的，脑袋里转的只有普吉奥，夜里不睡觉也要想着普吉奥，他家里一定有好多“标致”的照片什么的，因为“付给我钱的是雇主啊……”［笑］因为还有不少年轻人跟着他干，经验不如他多……他要求被安排到岗位上去……因为有时候大家会对普吉奥厂很失望……

——对普吉奥的厂风失望的大有人在……

哈米德：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为普吉奥厂做了不少好事。可是厂方呢……现实是……它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有时候到了极限，职业上再没机会晋升，生活水平上不去，等等。这个时刻就会有抗争……不总是这样，但是会出现。普吉奥厂在培训和信息等等方面，并不总是做得很好，好多事情会引起反弹。那些从米卢斯的工厂来的人都说：“这可不行，他们说过，我们会自动提高到180点，也说过一回来上班，工资就会增加200法郎，都没有兑现。他们应许过一笔300法郎的达标奖金，我们连影子都没见着，因为哪怕把活儿干得再好，只要生产线的上线出了点毛病，生产的汽车少了，也就不给了……”拿到这笔达标奖金有好多要求呢。可是，旧厂那边我们是有奖金的，每个人都会拿到，用不着说什么。

——比起新厂来，奖金制度在旧厂里不那么重要。钱不多，可是更容易到手，是吧？

哈米德：说到底，每个人都有份，连生病的都算……如今有些人被排除了……我们跟负责人谈这个事情，他们说：“这个我们就不明白了，90%的人拿到达标奖金，你们反而跟我们说什么……”“我必须告诉您，70%的人拿不到。”他们又说：“80%的人拿得到。”我们又说：“70%的人拿不到。”可是，我们更占理。

无论关系好坏，工友们都不喜欢给别人看工资单

——总之，工友们谈论不谈论这个奖金的事情？说不说出来？

哈米德：说归说，可是……自从我上了生产线，无论关系好坏，工友们都不喜欢给别人看工资单，谁知道是不是因为妒忌还是别的什么，可是确实有一种不便。“你拿了多少？”“六千法郎。”可是当你真的看见工资单的时候，那上面不是六千，而是六千五。比方说，“你拿了多少？”“四千五百法郎。”其实不是四千五，他只有四千。连头头们也从来不说实话……一个同事问我：“你拿了多少？”“五千六百法郎。”他说：“五千六百法郎很不错啊，比我多出一点点。”可是我拐个弯看到他是六千二百法郎。过后我对他说：“我看见你拿到六千二百法郎。”“是啊，那包括礼拜六的，你礼拜六可没上班。”于是我说：“我没有问你减去礼拜六的是多少呀……”还有，他们过来看我的工资单，可是从来不把自己的给我看……不过，也有些人像我这样做：拆开信封，把信封丢进垃圾桶，工资单留在车间里，因为，因为我才不怕……我现在有170个点数，在厂里干了18年了，有时候拿五千六，五千七，五千九，有时候六千，看情况而定，我不怕……正相反，因为一个礼拜得早上四点半上班，下一个礼拜得晚上九点半回家……

——可是很少人会把工资单给人看吧？

哈米德：有些人会，因为，比方说吧，我是代表，大家不那么怕我，把工资单直接拿给我看，“你瞧瞧，我有个问题……这儿有一个礼拜六没有付给我工钱……那儿把我剔出去了……我搞不懂。”能解释的，我马上解释，解释不了就去监管室，要一个答复……人家把工资单给我看，就是为了拿到工会，或者……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为他们好……可是在他们之间没有……

——如果把这个跟70年代做个比较，还是能看出不同之处的，因为那时候班组内部很团结，很牢固……

哈米德：班组内部的团结是针对头头，针对控制的，如今工人们针对别的工人抱团儿……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不接受某些不公正现象的，认为工作量太大的工人不被看好，因为头头告诉大家这些发牢骚的人将来会砸烂厂房的，说什么假如大家都发牢骚，就生产不了汽车，也拿不到工资了，就只好把钥匙往擦鞋垫下面一藏，走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的。1970年到1978年那些年，我们一领到工资单，就把它们都摊在桌子上，一张挨一张地看，还会比较资历什么的，“你怎么会没我拿得多？”比我拿得多的这位就说：“去找你的头儿问问吧，你比我资历深，拿得却比我少……”工友们给我打气，那时候我还不是代表呢……那是1974、1975年的事……他让我去索要。如今，你向一个工友要求看看他的工资单，“不行，不行！”假如这家伙让你看，假如他有这个勇气，想让我看看工资单，他会把单据上边折起来，只让我看下边，那个写在下边的总数，不让你看见上边写的东西。这么说吧……“这是私人的事”……

——这种个人化的逻辑很值得分析，因为通常这个人们是不谈的，看来普吉奥厂真的打赢了……

哈米德：确实是普吉奥厂方的一个胜利……不过，我一直认为普吉奥的胜利都是双刃剑，因为它做了那么多蠢事，到头来会自讨苦吃……因为工人们不接受……当然，工人分两种：一些人不想给人看工资单是因为害怕，工资没有别人高，就自己琢磨：“我并不比别人傻呀，可我拿得少。”另外一些人往往比别人工时多……一丁点事情就足以拉开对工资不满意的和虽然满意但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之间的距离……因为工时超额的，在厂里干到半夜的人，也许工资单上钱多一些，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你必须看到他们的代价：他们回到家，一个人要是通常晚上九点半下班，回到家就十一点差一刻了，如果他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半，到家就是凌晨一点。还有，工友们往往相互调剂，搭住在附近的工友的便车，他们把别的伙伴送回家去……至于那些住得远的，只要有人“得便”，也许就付给他汽油钱，或者是普吉奥厂付给他现金……有时候直接由头头按超时工作付给他钱……这样他就把伙伴们送回家，四个五个地送，得走好些弯路，回到家已经累瘫了……第二天还得上班……他把工作和生活都交给普吉奥厂了。

工友攻击我：“闭嘴吧，只有你老发牢骚”

——这么说，头头们在这些事情上保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区别对待……似乎跟团队精神是针锋相对的……

哈米德：是的，团队精神的逻辑是当你迟到的时候……在这个厂子里，我自己头一次迟到的时候……可以说，哪怕我五点一刻醒来，我五点半或者六点也到不了，我是跟那些七点钟正点上班的人一块儿到的……他们是上正常班的，因为反正他们把我的工时已经扣除了，所以怎么着都一样……有一天，头头对我说：“他们决定付你工时钱。”我说：“这可是新鲜事，我自从来到普吉奥就没人付钱给我，哪怕是四分之一个小时。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这儿是班组做决定。既然你这是头一回迟到，全组决定付你工时钱。”我说：“那很好啊，接着这么干吧，我以后争取多迟到几次！”他说：“那可不行。这回是工友们，你的班组送给你的一束鲜花，你得……”这就是说人家付你工时钱，可是你得小心！下次不可以给人家找麻烦，所以说，他们把责任推给你了……迟到的人有很多，可是只要一跟他们这么说，他们就不迟到了……这不是收买是什么？！

——确实如此，他们这是多少在收买，同时也呼吁集体观。

哈米德：另一次，劳总联（CGT）要我去厂外参加一个简报会，是车间主任安排好的。我发言说：“给我们发言的机会真好，可是让我们解释至少十分钟吧。我周围的工友们都在谈论生产节奏和质量方面的问题，情况并不好……他们说汽车出厂时不够干净……可是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得安装部件，再取下，再卸掉，最后从另一侧重新装上去，因为有的活儿没干好……你们不是安安静静地让汽车过去，而是逼着我们进行一些操作，你们再安装上去，结果是安装，重新安装，卸掉，重新安装，可是这对汽车并不是好事……汽车产量已经很大，你们还在给我们加码和……就这么玩手段。”说完，人事处长刚要回答我，可是并不是处长，而是工友，是年轻人开始攻击我：“闭嘴吧，只有你老发牢骚！我们这是头一次见到你！”我说：“当然是头一次，我在这儿六个月了，或者说一年了，今天是第二次开会，可是我不是来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讨论的，我是来跟人事处长讨论的。你这个人来这儿还没有两三年，我在这儿可是20多年了，你趁早闭嘴吧……”于是，这几个钟头通常是付钱的，可是这次他们把钱付给了别的人，没给发牢骚的人……［打出意思明确的手势：“他们没拿到钱。”］人事处长奉承了我两句，然后却对主任说：“把他的工时划掉。”于是我告诉他：“别这么干，不然我会发火的……”好在有些工人支持我，他们对那一个年轻人说：“你闭嘴！”连主任也插话对我表示支持：“不管怎么说，哈米德说话就是这样，他把他的观点、想法亮给我们。”（……）没错，我们在老厂都习惯了过另一种日子……从前，人们一下班就急着回家……如今他们留下，“面朝”自己的岗位……转悠起来……为的是向头头显示自己还没走……

——仍然“可供支配”？

哈米德：是啊……车间里那么热，可他们仍然“可供支配”……因为普吉奥就是他们的领导……不应该……技术工人当中。如今工会工作越来越……不好干。

——为什么？因为如今头头们承担了一部分工会过去的工作吧……

哈米德：是的……再说，如今好多工人真的在玩游戏……最早在解雇某个人的信上签字的人都是劳总联成员。

最没本事的小小监工也想弄个好位置

——跟70年代相比，管理部门跟你们不那么对立了吧？

哈米德：好多了……因为那些人变得更［寻找合适的词汇］“鬼”了。比方说吧，他们说：“我们注意到你在散发传单……”我说：“那又怎么样？别人不也散发吗？”“也这么做，不过我们只是注意到，指出来而已……”他们说：“我们不打算区别对待不同的工会。”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们对工会组织是区别对待的，例如基督教工联（CFTC）和劳总联……［模仿极和善的口气］“我们只是告诉你而已……”也就是说，不像在老厂那会儿，用众人指责的害群之马的说法……可是，怎样弄到一个好位置现在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对我来说，我看到一些年轻人阻止我散发传单，把我挡下……他们说：“你这号人不该在这儿……”两年前，那个家伙［说这个话的人］……来厂两年，甚至不足两年，从前当临时工，我对他解释说，我们已经抗争了好多年了……他却说：“唔，可是就因为你们这些人，我们才面临失业。”［长时间沉默］厂方的说法被接受，越来越容易……最没本事的小小监工也想弄个好位置……所有这些都行得通……确实，工会的工作明显地……越来越难做。

——工会代表被人拉后腿……监工多少取代了代表的工作。您的车间里有没有像铸造车间那样的“车间顾问”？有个人问题的工人可以去找他们……

哈米德：“车间顾问”我们那儿也有，不过都是一些管理部门的人。例如，负责面谈的是领班或车间主任……如果他哪一天看见谁没来，他就召见他：“我们不大知情，所以准备跟您好好谈谈。如果您有问题，家庭啊，金钱啊，贷款啊，等等，我们可以帮助您……可是不能［压低声音］对我们这样不理不睬。病了，您就说病了。”他们开始拿家庭生活说事……然后另一个人来了……他就告诉那个人：“你瞧，某某［说出了名字］来找我们，说他老婆要和他离婚……”他们还说：“对呀，某某［或男或女］开了口，我们帮他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去找过某某……”他们就是这样玩弄是非的，还举出例子……连个人私密都在人与人之间说来说去……他们说：“你们看见了，我们把某某的问题给解决了……”

——这也是一种把别人拉进来的方式，相互牵制的方式吧？

哈米德：没错［沉默］……因为，事实其实不是那样的嘛！当人们遇到子女问题等等……让你难受的事……他们就说：“有人跟我们说了你的难处，我们知道你在休病假……遇上问题了。我们正准备帮帮你呢。”此时出问题的人就会想：“他们多少还是努了一把力……”所以，哪怕生了病，这个人也会来上班！我认识一位，正在办离婚等等，他们给他打了电话，然后那个人缺勤就……不多了，因为从前他经常缺勤。等他回来上班，我去找他，他对我说：“连劳总联也没有这么为我撑腰……”埋怨起劳总联来了！我告诉他：“那是因为你没来找我们呀……早说，这事属于个人私密，我们不想插手……”他说：“同意。可是劳总联应该干预，应该管管个人问题……”于是，您看，管理层干预不是没有回报的。

——可是，对于工会来说，这不是很可怕吗？

哈米德：正是这样！这对于工会来说很可怕……［沉默］可是对于工人们来说也很可怕……我们说，普吉奥厂里的老人有的是……谁都了解。它能够翻云覆雨……场内场外都行……可是，就像常言说的，如果他们这么干下去，工人们就还会有好多麻烦……

——与此同时，在选举长期代表时，他们有60%的票投给了法国劳总联。

哈米德：是的，我这个工段，77%～78%的票投给了劳总联。他们知道，如今这个一塌糊涂的境地，都是普吉奥厂把他们搞的，他们也知道能够指望劳总联。不过，与此同时，普吉奥厂的指令还在，它是雇主，还得接着干活儿……［沉默］普吉奥厂一直成功地给工人灌输这个思想：劳总联管理不了企业委员会……工人们说，“凡是跟劳动条件有关的事，你们劳总联说了算；可是只要涉及我们的生活来源，劳总联嘛，不如共产党”［做出挑战的手势］。这就使我们懂得，如果把管理企业委员会的责任交给劳总联，劳动者的钱就得归共产党管，或者别的什么机构……这样一来，事情就运转起来了！我们这里好多人说：“我们可没有搞管理的本事……”

［…………］

工人之间你争我夺，我无法接受……

哈米德：最让我震惊的也许是工人之间的争斗。这才是最让我为将来感到担忧的事……我的个人感受是在工会各个分部有好多工作要做……我是说我们这里，我们法国劳总联。这才是努力的方向……试着运用一切手段……指责普吉奥这个体系……

——必须加以分析……

哈米德：一个班组长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卖力？我一天来过五六次了……”我对他说：“我这么卖力地干，只有一个理由：如果一个工友跟主任或者领班的关系紧张，这对我虽说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我要试着找出哪儿出了毛病，可是只要遇到工人之间对立的局面，或者一个工人打算赶走别的工人，我就要说，如果为了赶走这种［寻找合适的词语］‘不舒服’……我没有做一切能做的事，我就不认为我尽了义务。”我说：“工人之间你争我夺，我无法接受……这种事我无法接受。”我还说：“他们都是好人，那些签了字的，都是一些我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友，一块参加过1989年大罢工的工友……”所以，看到他们要“赶走”其中一个同样参加过四个星期罢工的工友，我就想：“这太过分了，不行，这个我看不下去！”这时，他说：“是啊。”我说：“是的，哪怕是你，也得注意点……这件事可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被‘鼓动起来’的工人，他们的目标明天可能就是车间主任或领班。”我提出1989年罢工期间发生的冲突，我说道：“例如我们的大罢工：它显示了工人的［自律］能力……我们没有攻击管理部门的员工、主任、领班们……虽说他们找我们的麻烦，围剿我们……除了扯了几句咒骂以外……事情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弄得不可收拾。”我说：“假如我们听任这个事继续这样下去，有一天工潮起来了，你们就会，就会……弄不好就会被斩尽杀绝，不管是用石块、棍棒，还是用别的什么，因为苦果是你们种下的，是因为你们现在正在干的所有这些事……”我告诉他：“这些做法我觉得不会长久。我早就跟两个同事，也是工会代表，见过好几次人事部主任，试图……改变一下局面。”第二件我同样觉得十分重要的事，就是主任和领班都打社会交往的牌，拿工人利益做文章，这个我觉得特虚伪……

——他们也信服这个吗？

哈米德：信服一部分，是的。可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去做呀！我们一直想解决问题，解决工人们遇到的难处。可是，一旦面对一个确实有难处的工人，他们就甩手不管了，“这个不归我管”。只要工人们还在干活儿，只要他们能够影响工人，让他们多干活儿……早来晚走，一切好说！可是只要涉及我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拔脚就溜，甭管他们嘴上说什么，“你的个人问题我们可解决不了”。这方面我有好多具体例子……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不再有人休病假！这个事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也是公开这么说的！工人生了病，在他们眼里就是残疾人。他们几乎明说了：“生了病就不该有工作。工作得交给别人，没毛病的人。他们不适合工作。”这件事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前些年……可以，即使残疾了，也不是不能来厂、无权上班的理由啊……

——这里头有那种排斥异己的逻辑吧？

哈米德：直接排斥呗……［模仿一位车间主任的口气］“某某生病了，他总是生病，不来了，病了……”在所有议论里，他们都尽量夸大这一点，使劲强调。工人们呢，听得多了，也就……没错，工人都小心别得病。我觉得他们确实得注意……我也是这么跟大家解释的……因为谁都无法担保身体永远健康，多运动或者别的什么也都担保不了……说不定哪一天会生病，出个意外（……）。

1991年3月

旧秩序（20世纪60—70年代）与社会活动家、工人和管理部门之间的某种力量态势相联系，它要求一系列前提条件。首先是多年中建立的机构之间的某种“调整”。这种秩序由于生活各个方面的众多变化而受到严重破坏。在哈米德看来，管理层正在建立一种反常的管理方式：监督员、奖金制度，以及对于个人利益的诉求，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条件和共同生活，而且威胁着工人和工会代表之间的（他所说的）“正常”关系。

他认为管理层故意打这张牌的想法并没错。当然，这样说首先是指管理层的某些成员鼓动班组工人的方式。并且他明确地指出了一个要点：管理部门新成员的行为是一套跟老厂完全不同的策略的一部分，这套策略的目的是构建全新的劳动班组……不过，他的批评仅限于管理层的行为，然而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说得严重一些，我们不妨认为，曾使旧的象征的和政治的秩序（例如在给车间主任和工会代表分配具体任务和明确的角色方面）得以维持和复制的条件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例如，在社会和学历方面，监督员大多跟从前的班组长十分不同，其中有些人是从临时工提拔上来的）。

从前的情形似乎是，工会代表与监督员之间有某种心照不宣的协定，一套道德代码，二者的关系靠它维持。他们之间的冲突虽然有时候很激烈，可是每一方都各有介入的领域，另一方不涉足。每一方均有对方不去使用的技巧（请愿书为其中之一）。每一方都多少熟悉使用规则，懂得“适可而止”。如今被打破的正是这些疆界，分治的规则遭到践踏。

与此同时，尽管不情愿完全承认，哈米德发现，他这一边的人，同伴们，他所说的“罢工参加者”却接受了管理层的逻辑，雇主的逻辑。这套逻辑完全是针对工人的旧式的团结精神建立起来的，例如请愿信的签署者竟然要求赶走一个“老罢工参加者”。他显然觉察到，这是一个开始很早的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并非只质疑管理层在某一时期的不正常做法，而是从属于一场破坏结构的缓慢运动。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老派的工会代表的不稳定的道德观，虽然他是外国籍，年纪不大，却是依照旧式的社会活动家的逻辑培养起来的。出于多种复杂的理由，这种逻辑在索绍工厂生存已久，比在其他工厂更有抗压力。他不仅看到自己跟以往不同，已经很难完成使命（作为工会代表的那份“活儿”），他不得不面临的局面不太正常，同时也看到自己在车间里比以往更应当出面捍卫“伙伴们”的利益，不能放弃使命，逢此劳动条件变得比以往更差之时，不可“一切撒手不管”。

哈米德感到车间里被称作高级技工（BTS）的技术员越来越多，新的管理人员（培训方式与技术员类似）以及大多数监督员陷入了另一种逻辑当中，被置于与“老式班组”的头领完全不同的地位。过去，在老厂车间里，大家都明白，身穿班组长的工装对于一个有巴结上司恶名的工人意味着什么，都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如今反倒很难知道新技术员会运用什么样的策略。

因而，本来明白无误的东西出现了裂隙。在外力破坏下，旧的关系似乎在慢慢改变。这种缓慢的撼动的后果被这位工会代表忽然间看到了。这就是他的困惑。

注释

[1]金属产业工会（德语Industriegewerkschaft Metal），是包括汽车工业的德国金属制造业的重要工会，既代表蓝领员工，也代表白领员工。——译者注

[2]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于19世纪末建立了西方管理学的开创性理论，他提出的一套管理理念和方法被称为“泰勒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