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观点

“社会困境”被“媒体化”的后果是制造大量出版物和名目繁多的报告书，分别描述、解释和“治疗”这些“困境”，进而影响到公共领域。跟某些人所声称的相反，重要的媒体从来就不只是见证者而已，它们不止于报道实况，或者就事论事地提出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公开谈论实情的做法本身会改变这些困境的性质，因为“个人或局部问题”此时变成必须从政治上解决的“社会问题”。责任本来属于个人，现在属于群体了。简而言之，作为隐私或私人问题的个人“困境”变成公众的谈资，随后又变成学术会议和思想研究班的主题，而且出现在全国性日报的“论坛”栏目里，成了政治评论和公众知识分子争论的对象。这样一来，一个经济上有利可图的名副其实的市场启动了，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有人授意的各种证言和调查纷纷出笼。另一方面，媒体摆出的社会问题是它们制造的。这种制造主要基于把最富戏剧性的现象——往往也是最肤浅的现象——展示出来。通过一些词汇的运用（“棚户区”“种族主义不法行为”等等），也通过被挑选来发言或采访的社会人士之口，媒体制造出一种针对被评论的“困境”的真正的公众话语。它们提出了困境的说法（例如“郊区之苦”“辅导员的困境”之类），同时告知应当如何对待，把它们的解读既加于无关者，也加于困境的主要相关方。后者在这种话语里找到了一种合理的表达，因为他们虽然多少感受到困境，却由于不正当而难以表达。

这种公众话语全靠貌似展示显而易见的事实施加影响，由于它是一种十分接近常理的话语，所以更能够混淆视听。再者，它倾向于质疑政治当局，从而促生了大量与政治有关的出版物：有民意调查，也有行政文件——主要是在政治当局的要求下撰写的调查报告，因为新闻界（和通过新闻界发声者）迫使当局不得不尽快解决那些上了报纸“头版”的问题。

郊区的困境仍然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已经有过不少都市社会学和移民社会学的调查，为理解那些街区的当前局面提供了几乎全部分析所需的要素（仅举数例：亨利·高安与高莱特·贝道奈关于贫民住房的调查，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关于移民状况的调查，米歇尔·皮亚鲁关于此类居民区的青少年临时工的数篇论文，以及最近《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集》第81-82期“住房经济”专号）。这些专家们才熟悉的研究成果几乎无人注意，因为它们不属于得到及时报道的新闻。80年代，郊区和移民问题出现在媒体上，因为可为媒体所利用。通过当时对曼盖特街区冲突的报道，以及90年代对沃昂维兰事件的报道，我们亲历了一场出版物和期刊专号在这些题目下的大爆炸。个中理由之一，是尤其在这些街区的选举中飙升的极右翼政党在把它们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激起了记者甚至民众的兴趣。从一般的见证到社会学调查报告，当时的出版物都加入了一场比思想交锋的味道更浓的政治象征手段的战斗，其要务是“趁热打铁”地使某种观点和诠释占领阵地。

社会学不可轻视这些文献，不仅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占据一方，其本身性质对于更严谨的分析构成障碍，而且因为这种大举出动不会没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和一些切题的分析。尽管我们此刻无法列出详尽的清单，但是只要读一读许多有关“郊区”“青少年”“移民”和“郊区的移民青年”的出版物，我们就能确信，在某种意义上，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不必期待社会学去揭示什么隐情或未曾预卜的现象，甚至某种前人没有想到的社会进程。不过，巨量的信息和纷杂的分析导致混乱，为残缺的、不切实际的解释大开绿灯，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希望听到的解释。谁都能够从下述任何一个问题里找到“郊区之苦”的原因：糟糕的城市规划、经济危机、宽松的或过于严厉的维持秩序的力量、无限制的移民、家庭解体、毒品泛滥，乃至这一切加在一起。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学的主要任务——而且任务并不轻松——是区分什么是相关的而什么是不那么相关的，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是第二位的或者衍生的。社会学尤其应该通过一个缜密的体系，区分和整合一系列起不同作用的因素。

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以期对这些文献加以鉴别。这两个例子分别代表这些应时的出版物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普通的民意调查，着意在政治；一个是专家报告，它们为政治当局汇集了便于概括的可用信息。

在公众和一些记者看来——甚至在一些专家眼中——民意调查看起来很有“学术性”，因为它们带有学术的一切外部特点：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似乎能够说明实质）、各类问卷、按百分比或图示列出的显豁答案等等。此外，这些调查结果还有一个好处：社会学者本人不露面，连那些用来分析社会机制的特殊问题在实际调查过程内外也不见影子。记者尤其喜欢这种调查，因为它们从来不带三言两语不能或者很难概括的大段评论，记者还能够很快地提取他们认为可靠的信息。然而，民意调查提出的问题也是政界的问题。因此，至少在责成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看来，这些既是政界时下提出的，也是为了时政而提出的问题实在很平常。例如，对于家庭和社会的青少年犯罪，为什么不敢要求“民众”承担责任呢？在那些“谁都会提出”的问题上，尤其自郊区问题上了媒体“头版”以来，不是已经有很多清晰无误的统计数据了吗？不是已经有“胜于雄辩”的数字了吗？这些数字难道不表明我们面临新的“社会问题”（失业、媒体的语言暴力等等）吗？

民意调查者提出的问题在大众眼里毫不稀奇，这同样因为民意调查机构多年来一再重复同样的问题（据说是为了能够仔细比较变化），以至于几乎无人会对听过上百遍的问题感兴趣，它们的价值和用处仅限于一小部分热衷于政治的人。民意调查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意（针对民意调查的民意），这种民意往往远离本应测度的现实，而且妨碍理当提出的真实问题。民调耗资费时，总是匆匆忙忙地进行，而且促成一种幻觉，似乎存在着一种方便快捷的科学知识。实际上，它们只能说明委托调查者、调查设计者和使用者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问卷上的问题往往比答复更有价值，它们常常泄露政治领袖和当权者的天机。

只举一个例子。1991年，沃昂维兰事件甫过，城市事务部才设立不久，应《巴黎人》日报和“法兰西国内”电台的委托，国家视听委员会（CSA）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也可能是受到总理办公室的委托，由另一家民调机构做出的）。问卷一共提出八个问题，值得我们在此全文援引，因为这是一个极佳的样品，能够反映一般民调和时政问卷所采用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方括弧内是我们加的简短评语：

（1）您是否感到，法国民众之间近十年来的不平等现象……有加剧的趋势？无变化？有减弱的趋势？不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是国家行政学院入学考试的经典作文题目（尤其在社会党执政十年之后），这是在征询意见还是在确认一个事实？这样的问题主要在政界争论不休，“民众的感受”有什么用？况且接受调查的青少年很难对近十年来的变化谈出什么看法，乱答一通又有什么用？事实上，我们要等下面的问题出来，才能了解隐藏在这道题背后的出题者的意图。］

（2）按照您的看法，目前法国民众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令人无法忍受？很严重？不太严重？一点也不严重？不知道？［不同的答卷者如何理解这里使用的“无法忍受”“严重”等形容词的含义？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这样提问只为把答卷者引入一个纯属政治的领域，以利于他们回答接下去的两个问题。］

（3）在下列领域当中，哪一个应当优先有所行动：住房？收入与工薪？健康？教育与培训？不知道？［政治人物经常提出优先权的问题。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1]就说过：“执政即选择。”不过，他当时的意思是如何在明了原委的情况下，做出符合整体利益的选择，哪怕一个措施暂时有违民意。后来，为了避免不受民意欢迎，建立了轻重缓急的名单，直接征询公民的意见，因为可以推想——难道还有别的推想吗？——他们在答复时会自私地将直接涉及个人利益的领域列为优先。］

（4）在减少法国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方面，您个人对米歇尔·罗卡尔的政府是否有充分的信心？较有信心？没多少信心？毫无信心？［这个问题其实是打算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而且总结了以上三个问题。这是一个“信任问题”，并非要向国民会议提出，因为当时大部分议员游移不定，而是直接向民众提出，他们多年以来对罗卡尔政府似乎抱有“正面看法”。］

（5）以您之见，我们的社会经历这么多变化以后，大城市今日的生活……很困难？相当困难？相当舒适？很舒适？［这个问题提得含糊空泛，难以收集到准确的信息，而且是为下一个有关郊区的问题做铺垫的。接下去的问题涉及一些媒体报道过的具体事件和媒体反响巨大的政治决策。］

（6）那么，郊区又如何呢？［我们快要听到调查者一直欲言又止的问题了。］

（7）新上任的城市事务部长负责大城市和郊区的问题。在下列各群体当中，哪一个您认为应该优先关注：老年人？商家？年轻人？移民群体？单身妇女？不知道？［问题提得很空泛。这段话提醒答卷者，今后将有一位城市事务部的新部长，他打算优先关注某些群体。这些群体的称呼取自常理，可是恰好排除了真正的问题（例如，有一位年轻妇女，移民出身，开一家小商铺，应该怎样归类？）。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真正作用在于悄悄测度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优先帮助移民，因为众所周知，他们受郊区问题的影响最严重，然而此处被混同于政治上受牵累较小的群体了。］

（8）正如您所知，乡镇从本地企业获得部分资源，即职业税。政府正在筹划一项法案，旨在从较为富裕的乡镇所征收的职业税中划出一部分，分配给那些本地企业很少或者阙如的乡镇。您对这个计划持赞同还是反对的态度？［这个问题纯属“政治学”，它劈头就认定“正如您所知”，其实大多数接受调查者恰恰什么也不知道。接下去是短短一句提醒，貌似无关痛痒，其实说的是一项重要的税务法的进程（专家们都知道，地方税收的文献汗牛充栋，涉及问题极其复杂）。问题末尾提到政府的一项计划，使用了令人难以反对的表述方式：80%的答卷人赞同这项法案，即从最富的乡镇拿出一点钱，支援最穷的乡镇。］

以上这番评论可以告诉我们，这次民意调查要起什么样的作用。从材料方面看，它采取了一份单薄的文件的形式，没有任何评论，只有几页表格。每一页上端，问题用黑体字，而且被框起，问题下边是答案。第一页对分布情形做出总的说明；接下去的几页，答案按照通行的“社会学”选项互相关联。每个问题都照此安排。事实上，展示调查结果是从纯粹的政治考虑出发的。第一页完全按照投票或公决的样子说明分布情形（“按照大多数法国人的看法……”），其后几页依照粗略划分出的群组（例如性别、年龄、职业、政治倾向和住所），逐条展示互相关联的答案和选项。

实际上，这种划分对于当政者的行动比对于理论分析更有利。换言之，这些答案互相关联的表格的目的，与其说是解释一些现象，不如说是用来甄别支持或反对某一观点的群体。观点是政治人物制造出来的，答案也被他们当作内斗的炮弹。这些答案有利于确定哪些群体仍然有待说服，以作为未来竞选运动的“标靶”（青年人还是老年人，男子还是妇女，富人还是穷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等等）。遵照1977年的法律，民意调查标明了日期，这个标记无疑最有价值，因为它表明，此类民意调查的唯一用处不是理解与郊区相关的问题，而是民调当日民众对于政府作为的一个“舆论标杆”（正如民意调查所用的一个摄影的比喻所说，它只是一帧“公众舆论的快照”）。它提醒我们，事实上，这份名为“法国人的社会关注”的民意调查泄露了时任政府总理的“米歇尔·罗卡尔的政治关注”。

为了说明这些被媒体间接促成的文献的另一侧面，不妨再举一例：由国务部长、城市事务部长和领土整治部长共同撰写的题为《贬黜》的报告。1991年，沃昂维兰事件发生不久，刚履新的城市事务部长要求让-玛丽·德拉绪阐述郊区的困境。德拉绪是最高国务会议成员。数月之后，他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有关：作者以前就对社会问题很有兴趣，这在行政高层的“左翼”或“知识分子圈子”里并不罕见。此外，他受过社会学训练，具备研究这个问题所需的基本能力，尤其是能够揭露媒体对于此类问题的偏颇之论。这份报告是在广泛研读社会学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而且认真听取过社区工作者的意见。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解。总而言之，毋庸置疑，这份报告运用的社会学知识比许多官方报告高明得多，对升斗小民和劳动者的认识也比大部分高官来得深刻。

不过，这份报告的分析也有一些局限，也是撰写当时的社会条件造成的。描写实际情形的部分，即如何理解郊区当下困境的部分相当单薄（在这份200页的报告里只占20多页）。不可忘记，高官的使命主要是政治性的。这篇分析倾向于服从一种政治的而非学术的逻辑关系。的确，高官们应当搜集专家的意见，以民主的方式“不带宗派偏见”地倾听大众的心声，可是政治逻辑跟严谨的学术建构几乎永远格格不入。报告从一些著述中征引了一些脱离语境的零碎分析，这些作者分别属于极其纷杂甚至矛盾的理论门派（只需看看这份报告的征引作者的人名录，即可了然。在社会学者看来，这份人名录简直是一通普雷维尔^[2]式的文字游戏……）。指导起草的方针导致这份文件里描述多于解释，它是一份各种肇因的清单，并非被建构出的一个有解释力的体系。

社会现实被切分成行政范畴（例如，德拉绪区分出“都市”“社会”和“青少年”三个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些范畴虽然并不准确，却提供了一个适用的框架，当政者也可以理解，以便提出解决的办法。其实，人们从这种报告里期待的是理念、解决办法、解决思路，以及最好是能够“进入媒体的”，即看得见的、见效快的主意。尤其是报告提出的办法仍显肤浅，这是分析的不足之处：要么是简单的“好心好意”的办法（例如，有必要协调迄今零打碎敲的行动，各个行政部门都应当过问这些郊区），鉴于出自高层官员之口，考虑到目前的官僚体制，这些办法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它们跟分析当前局面很少或毫无关系；要么就是一些毫无新意的办法，不光跟前面的分析无关，而且很难摆脱政治唯意志论的幻觉。例如，德拉绪的报告把一切都置于“公民资格”的概念之下，似乎它能够解决问题，其实问题的根源远非单纯在政治方面。

这些报告旨在答复媒体提出的问题，因此不可能真正摆脱媒体。报告人不了解，其实应该分析社会群体的空间印记，质疑它们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内部的个人轨迹，还应该评估这些群体在住房公共政策、培训体系（教育）直至求职等方面所受到的影响。所有在“郊区”工作的人，无论社会工作者，还是全国职业介绍所和临时工作介绍所的负责人，只要倾听他们的说法，就会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在“郊区”本身。简单地说，问题的原因不在居民区内部，而是在别处，往往就在政府的核心部门。

注释

[1]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07—1982）曾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先后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和总理。——译者注

[2]普雷维尔（Jacques Prévert，1900—1977），法国著名诗人和电影编剧，以大量运用文字游戏和民俗语言见称，不少诗歌被著名歌手改编为歌曲，至今不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