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乐园

跟很多同学一样，克莱尔、穆丽尔和娜丁一上高中就对教育的大幅度贬值有了亲身体验。发现这一点之后，她们被迫搁置期盼，痛批中学的制度和学习条件。她们来自三所不同的初中，目前都在魏尔伦高中上学。在这里，她们失望地看到更严峻的等级分化：凡是未能踏上“理工科的康庄大道”的学生都被瞧不起；价值观也不再相同。她们都是从前的“好学生”，得到过好学校的承认和鼓励，因此对于高中处理她们的困境的方式，感到特别震惊。她们突然发现，学生如果对于高中的严格要求毫无准备，就会受到校方的粗暴对待。

魏尔伦中学是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条件不是很好，它所属的学区覆盖两个城镇，居民以工人为主（虽然“雇员”和从事“中间职业”以及普通服务业的人口有所增长），其中一个城镇离巴黎不远。它是唯一一所提供理工科（C类和D类）和文科（A1类、A2类和A3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公立中学。它汇集了来自12所初级中学的顶尖学生，除转入巴黎高中者以外，更多的“中等”学生分别升入一所普通高中和一所职业高中，以便考取技能证书，或者参加B类和E类（经济科）高中毕业会考。为了限制这种“外流”，尤其在进入理工科毕业班方面，魏尔伦中学的校方和教师尽力维持较高的教学水平（因为决定学校声誉的主要因素是高中毕业会考的成功率）。可见，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前往巴黎上高中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初中阶段。

升入理工科班级的主要根据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绩，学生大多此时发现这所中学的要求极高。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成绩远远低于预期，因为进入高中时的“难度骤升”发生在“成绩普遍下滑”当中。而事实上，相比其他不提供名声最佳的毕业会考学科的高中，魏尔伦中学的高要求最为系统，评分标准也最严。这一点从学生们升入高一后，成绩比前一年普遍下降就可以证明，特别是数学和法文。下降的幅度在这里比在另外两所中学都要大，尽管课程名义上相同。

“成绩下滑”跟学生来自哪一所初中也有关系。如今不像从前，每一所初中的社会特色和教学特点可以通过选拔过程得到“调整”，这一点因而更显重要。政府的意向是80%的学生升入毕业班，可是这一意向不仅远未做到优化教学体系，而且使之变成了一整套行政措施（就不同学科的容纳能力而言）和压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迫使初中管理部门凭“资历”给一些在旧常态下根本通不过的学生放行，包括升入初中毕业班；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因为学生人数必须维持（至少）四年^[1]而降低要求。这些在高中一年级暴露出来的差异，法国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通常不予透露，此时依学生来自哪一所初中，其学业前景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例如魏尔伦中学，学生依照所来自初中的不同，复读和把方向改为考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的比例有从8%到50%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初中成绩的优劣对高一学生失去了意义，他们大受学习成绩突降的影响。由于同班有比初中更优秀的学生，成绩下滑的局面更加严重。

见到克莱尔、穆丽尔和娜丁三个中学生之前，我在魏尔伦中学所属的学区已经做了好几年中学教育调研。在此期间，无论是国家教育部的工作人员，还是学生家长和中学生，我都接触了不少。这三个女孩都很爽快地同意会面，愿意谈谈她们在学校遇到的问题。她们也很乐于把我介绍给其他志愿加入的同学。或因所处局面，或因就学经历，或因参加共产主义青少年活动，她们之间很熟络。第一次聚谈我就注意到她们互相鼓励，说出高中对她们影响最大的事情（特别是校方对她们的困难的漠视和责难）。于是，我要求再聚，因为在一间“官气”不那么重的独立房间里谈话，无疑有助于她们更放松地表达对管理部门和教师的看法。

谈起她们的困惑和跟校内成年人无法讨论她们遇到的困难时，她们一再强调，不愿被视为“耍小聪明”，为自身不足找借口。有鉴于此，我在接过她们的话茬时，尽量用“咱们”代替“你们”，这样做可以凸显我赞成她们的观点，也能够减轻她们的心理戒备。

克莱尔：“全面贬值”

克莱尔15岁，来到魏尔伦上高中一年级将满三个月。她在三个人里是最寡言少语的。她父亲是工厂的工人，母亲是医院职员。中学期间，持有文科（A1类）高中毕业会考文凭（而且有佳评）的姐姐常常施以援手。姐姐本人也得到过担任医院总监的姨妈的帮助。

穆丽尔和娜丁出身于文化和社会地位优越的家庭，所以大胆地肯定合自己口味和课外兴趣的计划（新闻、摄影），克莱尔则相反，她提到自己的目标是国际贸易时有点害羞，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有可能成功（“人家告诉我，这个领域有出路”），并且考虑到她的学习状况（“我尤其在语言方面比较强”）。看来，她跟穆丽尔和娜丁一样，在初中阶段都是“好”学生（“良好”一语在她初四最后一个季度的成绩单里出现了7次）。不过，只有她一人明确地预先排除了理工类的高中毕业会考，尽管她很清楚这个选择的负面后果。她插话虽然不多，可是几乎每次都提到理工科（C类）高中毕业会考，似乎在这个毕业会考和进入就业市场尚无把握的一般阶段，选择理工科是唯一有积极意义的事。她几次遗憾地说，成绩下滑使得她报考的其他学科“全面贬值”。她提到，初中四年级老师展示过一本杂志，其中有一张漫画正好表达了她对前途的忧虑：漫画上有一个“正在扫街的小男人”，身旁写着“文科高中毕业会考”，而“通过理工科高中毕业会考的却是一位企业总裁”。克莱尔的父亲没有什么专长，在“维修部门”工作了很久。这张漫画给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克莱尔一直“力保”在所有学科上都得高分，而不仅是在若干学科上成绩最好。可是，进入高一，她只做到在语言课上取得好成绩。根据学科的不同，其他学科的分数下降了2到7分^[2]，这也是出自同一所初中的学生们的成绩变化的平均值。这所初中所招收的学生大多出自下层老百姓，而且日益被该地区的优秀学生抛在后面（何况压低选拔标准是定期施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克莱尔仍然是能够满足老师的期待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而且能够跟他们一道加入令双方满意的游戏。这些从前的“好学生”——通常是女孩子——一旦落入被视为“平庸”的高中学生的群体，她们对初中的怀念只有跟她们从前所受的重视相比才有意义。初中有很多在一些学科上“挂了”的学生，这就使得老师的工作特别难做，因此老师特别重视和欣赏像克莱尔这样的“珍稀动物”，希望她们留在学校。教育环境如此不利，她们却能够努力学习，教师们极表认可。他们一有机会就不吝鼓励和赞扬之词，使得师生关系有点像父子关系。难怪克莱尔后来说，“初中就像一个小小的家庭……总有一个老师给你撑腰”，高中则使她“不觉得能够去见见老师”。

穆丽尔：“前后完全矛盾”

自从明确了我们要讨论进入高中的种种不适应，克莱尔和我接触的其他几个人就都提到了穆丽尔：“她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她也有时间，她在文科班……”穆丽尔的父亲（体育老师）的一位同事说，同时委婉地表示，她的女儿念中学，可是跟穆丽尔完全不同，是靠“苦读”获得理工科毕业会考证书的。穆丽尔是个非常聪明的学生，甚至提前一年升入了高中（此后成绩仍然超前），然而做出了一个可以说避重就轻的选择。这个众口一词的说法主要基于穆丽尔是学校的当选代表，参加了一个高中生的全国性协调组织（倾向于共产主义青少年运动）。她同意不躲在“发言人”的地位背后（我们原来有这个担心），只谈她自己的故事。

她提到学习期间的两次关键的断裂：第一次发生在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时期。学生不多的小学离家不远，有一种“家庭似的”气氛，而且因为同为小学教师的母亲与学校老师之间的关系而亲上加亲。初级中学却是“灰不溜秋和冷冰冰”的，其前身是魏尔伦中学的初中部，学生很多：600人。第二次断裂发生在升入高中之后，理工科（她最不舒心的学科）的至上地位颠覆了她一向享有的“好学生”的形象。

魏尔伦初中部招收学区内顶尖的学生，由此观之，它在各初级中学当中最接近魏尔伦高中，而且学习要求很严格（升入高一时，来自魏尔伦初中部的学生的成绩下滑幅度最低）。不过，跟成绩中等的学生相反，穆丽尔总体成绩不错，数学和自然科学不行（成绩平均从12分降至7分）。虽然她把选择文科方向尽力说成一个自主的决定，但有时候也承认，文学是她相对较新的爱好，而且跟读高一后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遇到困难不无联系，况且她讨厌在对结果心里没底的情况下“为进理工科而拼命读书”。

由于意识到这种“选择”会降低身份，她谴责理工科和文科的武断划分，提倡各科平等，从而将这个选择的后果尽量相对化。她语带自信地批评这套“前后完全矛盾”的制度：“要想进入名牌大学的文科预备班，最保险的办法是通过理工科高中毕业会考。”这也是文科教师向最优秀的学生推荐的方向。可是，虽然有许多否定的说法，尽管受到诟病，但她仍然感到和表达了某种挫折感，似乎自己今后在学校里的地位降低了。这种感受促使她跟“一帆风顺”的初中同学进行比较。“我俩当初是一样的。一块儿上高中——一上高一，数学就难多了——嗯，有些事我俩都放松了。我呢，数学家里没人能帮（……）。她呢，一直跟她爸爸学……所以她通过了，总之通过了……我不是说她真的成功了，可是人家进了理工科，进去了。”另外，她强调高一数学老师所起的负面作用，认为这令她和许多同学对数学失去了兴趣。

娜丁：“我走出了梦想”

娜丁，18岁，高中毕业班学生，正准备文科毕业会考。对她来说，很明显，高中的两年是决定性的和最困难的。在社会和学业方面，她曾经就读的那所初中跟克莱尔的相似，她同样讨厌魏尔伦高中，怀念初中。那时候，除了数学以外，她是个优秀生。她自己料理一切，对充分信任她的父母没有任何要求。她父亲在法国职业介绍所当工会代表，母亲是法国科学研究院（CNRS）的化学技术员。

打算成为职业摄影师之前，她从初中辅导员那里发现，招收中学毕业生的摄影艺术学校大多要求理工科类的高中毕业会考证书：“要么你亮出C类或者D类理工科的毕业证书，要么放弃你的打算，没有别的选择。”人家这样告诉她。明白理工科课程的重要性以后，她努力大幅提高初中四年级的数学成绩，并且做到了。

但是，正如大部分来自同一所初中的同学那样，她的成绩一进高中就明显下滑：从各科平均只差两分直到数学落后好多分；头两个季度，她的数学评分掉入“差”等。再加上教师“差距巨大！”的评语，她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失望：她觉得自己既永远“深造”不了，也无法参加理工科高中毕业会考。于是，她改变了想法。在父母的建议下，而且由于很难完全放弃自己的职业规划，她寄希望于复读一年，重新开始。可是，复读这一年的“压力”比以前更大，她的理工科成绩依旧上不去。终于，她“走出了梦想”。

娜丁的故事，以及从她的话里不难听出的情绪和困惑，都使我们相信，高一这一年，她不仅经受了学业和职业目标的挫折，连对自己、校方和成年人的看法也被一连串幻灭和失望改变了：学业受挫（几个月前还难以想象），失去尊重，以及与从前的和谐相处相比，人际关系在一般意义上的损失。谈到父母和师长时，她说“我向来跟他们相处得不错”，可是到了高中一年级，“我跟谁都争辩”。

虽然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但克莱尔她们尤其是穆丽尔都坚信自己仍然是不错的学生，至少在喜欢的科目上如此。娜丁却由于复读了一年，完全丧失了“好学生”的自我感觉。而且感到受到了一场迎头痛击。因为第一次考理工科对她来说无疑是非有不可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令她来不及调整期许和机会。此外，娜丁很晚才意识到，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以对于理想学校的看法为借口，拒绝父母在数学上的有益的建议不是现实的做法。她已经习惯于不要大人帮助，取得好成绩完全指望老师，根据是：“有些孩子，父母帮不了他们（……）……能不能成功，全靠老师。（……）我一直觉得：家长必须干预是不正常的。”不过，她并没有完全否定家长的干预，实际上最终放弃了自己原本的看法，并且同意参加课后补习班，也承认为了克服某些困难，通常“都是这样做的”。

克莱尔、穆丽尔和娜丁三人的经历类似，都体会到从初中的快乐到高中成绩下滑的痛苦的转变。在她们的发言里，这种共同的经历以历史的形式呈现，或多或少跟她们同属共产主义青少年运动有关。转变开始于无所排斥、团结一致（她们对此依然怀念）的初中，从一个社团似的温暖世界，转入凭借暴力、区隔和竞争的高中，一个冷漠和无名无姓的世界（她们对氛围、组织和运转方式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这三个人的故事符合女孩子学业顺利的主流模式：初中阶段，她们在数学或自然科学上的表现不如其他学科。理工方面的弱点在高一变成了切实的学习困难，此时三人都缺乏有效的家庭支持（娜丁拒绝了），否则迎头赶上并非不可能。进入高一以后，相同的学习背景使得三人面临同一种取舍（并且预告了高中毕业会考之后的取舍：上名校预备班，还是上普通大学？）：要么冒着失败的风险，靠苦读走上“理工科的康庄大道”，要么选择“不受重视”的文科，找回从前的自信和坦然。

娜丁的情形清楚地表明了第一个选择包含的风险有多大：一旦受挫将打破关系的平衡和造成身份降格。同样，对于很多一上高一就设想理工科方向（C类毕业会考），然而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的学生来说，第二年年初“凑合”进入理工科班的后果才是沉重的，也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高二学生的“崩溃”（抑郁症、厌食症、自杀倾向）。

这些从前的好学生进入高中的全新天地，难以适应严厉得多的要求和新的科目排名体系，他们把文科（A1类）当成一个康复中心，建构起另一个世界，其中有两点接近从前的事物秩序：学生有可能把在班上较高的地位找回来；在高一被视为次要的科目重新被认为颇有价值。不妨说，A1类文科唯一的不足是始终笼罩在理工科的阴影下，因为人们公认，理工科汇集了最优秀的学生。

这三个高中生所做的对比——在“选拔机制”支配下的地狱似的高中、社团精神所主导的以前的天堂般的初中——反映出她们所经历的初中和高中的差异。首先，初中没有“区隔”现象，几乎所有初中生，尤其是在“好班”的学生都能够升学，而高一结束时，学生按科目分配到等级明确的班级去。其次，初中四年期间，每个学生都“熟悉”她们，来到高中却“无人知晓”她们；人数明显增多的班级更加强了这种身为无名小卒的感受。高中作业量也显著增加了。可是，这些差异并不能说明一切；（失落的）亲人和家庭的比喻反映出对小学和初中的愉悦和怀旧的体验，这种体验看来与一个受青睐的中学生小群体的经历相称。在普通学校里属于好学生小圈子的孩子们，尤其是女生，由于人数少而备受赞赏和羡慕。一旦来到学习要求更严格的高中，她们就突然失去了那些可喜的关系及其带来的平静日子。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地位较低的学生，因为显而易见，教师对“优秀”学生善待有加（以致“差一些”的学生有自动疏远教师的倾向，例如把课堂提问的机会让给好学生）。同样道理，受益于与教师的良好关系的学生（正如初中时期的克莱尔、穆丽尔和娜丁）把这种关系归因于跟成绩无关的人际关系。娜丁在长达两年里显然是失败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最清楚人际关系有赖于成绩排名：“我在他们眼里成了什么？”她痛苦地自问，同时指出，在她成绩下滑期间，老师和父母注视她的目光都变了。

克莱尔、穆丽尔和娜丁都指出：“只有理工科学生最风光。”“反正最好的学生都被安排进了理工科。”不过，说起高一时师生关系恶化时，她们并没有归因于她们从初中到高中的地位的下降，而是归因于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性质的变化。初中时学生们比较“团结一致”，而且“总有一个老师给你撑腰”；她们在高中遇到的却是选拔机制，“内疚”和“孤单”，这些都增加了受挫和逼人“崩溃”的风险。

她们没有提及这些问题是否其他初中同学也有（我在采访笔录以外询问她们时确认了这一点）。而且，我觉得，她们之所以义愤填膺地批评高中，一个必要条件是对比从前的好学校。实际上，愤懑情绪很快就失去了势头，因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内，为了短期内不招惹太多麻烦，地位较低的学生通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隐瞒困难、抄袭好学生等）一些很快使之感到无权批评与地位低下相关的无助和遭轻视的行为方式。克莱尔、穆丽尔和娜丁从前一向被视为模范学生，也深信校方会帮助困难学生，正因为如此，她们才对一些现象十分反感：“谁跟不上，谁活该。”“你要是什么地方没弄好，毛病在你自己。”

1990年秋季的中学生抗议运动，克莱尔、穆丽尔和娜丁都积极参加了。虽然表达得不总是很清晰，但这场运动实际上指向这个矛盾重重的制度，它一方面使进入高中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将大多数学生引向贬值的科目。此外，这个制度以学生表现欠佳为由，为这些违背初衷的矛盾的取向辩解，可是并没有保障良好的“学习条件”，这就迫使很多学生去校外寻找校内设置不能提供的帮助。

五六年以来，推迟学科定向的国家政策已经加速实行，很多学生似乎开始重视自身价值，而且产生了一些希望，这跟以往从小学起就根据成绩决定学科方向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以平民子弟为对象的公立中学，学科定向过程开始得最早、最密集。随着较差的学生被淘汰，那些从前被逐渐引导承认自身“弱点”的学生，现在能够越来越持久地保持良好或中等水平。可是，正如频繁发生的“高一成绩下滑”及其重要性所揭示的那样，这个成果更多地来自行政措施和压力，而不是切实地将满足高中要求的机会平等化。但是，这些中学生习惯于自认为“中不溜”，而非“极差”，因此，在这个已经能够批判地对待周围条件的年龄上，对于他们许多人遇到的挫折（相对于期待而言），他们不那么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全面促成高中毕业会考水平提升的政策开始实行时，那一代学生中的30%能够达标，这离2000年学生达标率为80%的目标尚不足一半。如果实行这套政策仍以降低面向平民子弟的学校的门槛为基础，不承认目前教育体系所延续的社会不平等，那么可以预期，上述矛盾还会激化。依照成绩确定学科方向既然来得更晚和更普遍，更多像克莱尔、穆丽尔和娜丁这样的学生将照样谴责导致学业受挫的环境。

巴黎郊区的三个高中女生

采访者：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我们在高中被人瞧不起”

穆丽尔：有件事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那是个很现代化的小学，实验性质的……怎么说呢，我真的很喜欢去学校。星期天没课还觉得闲得慌（……）。可是上初中以后……

——哪一所初中啊？

穆丽尔：魏尔伦初级中学［魏尔伦高中从前的初中部］。学校很大，很旧，什么都没有，冷得很，特别冷。日子也不好过……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好过……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起，互相都认识。那个时期真美好，跟老师也不用客客气气的，好像一家人……我们来到这儿……怎么说呢，这所高中比初中还要大两倍，初中有差不多六百人吧［实际上有一千余人］，谁也不认识谁（……）。上学来，放学走……像一座工厂，不像一个家庭。后来呢，上了高中，可是高中更糟……下课后连说两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得赶去另一堂课……有时候，紧张得要聊天就得占下一堂课的时间……有的班学生多，35个人……有时候连班上同学叫什么都不知道。冷漠得很！

娜丁：我呢，一上高中就有这个感觉。初中一切还不错（……）。有时候班上人满为患，设施破旧，可是那是另一个问题……在这个高中里，我总是感觉到有一种压力，初中一点也没有。我越是怀念初中，就越是不留恋高中。我希望早点离开这儿……我对上高中就是这个感受：总是感到压力。离家上学前，我经常得吃几片镇静药，或者这一类的药片……有时候晚上也得这样，不然睡不着……第一年上高一，我经常有可怕的失眠，怎么说呢，那种总的气氛，某种沟通不畅……

我们没有犯错的权利

穆丽尔：我还觉得，高中有一场游戏，游戏，嗯。也就是说，大人们故意把我们往压力上推，因为到了高一，人人都想走上康庄大道……也就是进入理工科班：他们把人人都得走这条路，或者能够走上这条路当成目标……跟不上的活该……非跟上不可哟！不感兴趣的也活该，因为他们必须像别人一样跟上……这样一来，我们总是有压力，功课成山，地狱一般的日子……。为了完成作业，睡觉不分钟点。如果哪天你累得学不下去，一切都会彻底完蛋，整个学期就完蛋了。［娜丁首肯。］我有一回生了病……去年12月，我得了两次流感，相隔一个星期，所以没上学。年底前的物理课我跟不上了。他们已经开始教化学……我从来没学过，整个一年我什么也没听懂。

娜丁：还有，他们让你感到内疚……你要是什么地方没弄好，毛病在你自己。只要你提出什么问题……老师的评论有时特别吓人……只要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只有生病的时候才有权缺勤……。根本不管我们的心理状态……去年有个老师家里失去了亲人，一个很亲近的人吧，她一个星期没来上课。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可是，不久以后，有个同学，她的亲密伙伴没了，开轻便摩托给撞死了……她连说都说不出来，一个星期没到校。可是，还是那个老师，她唯一的反应就是：“是哟，她连生病都不是，我那天在街上还看见她呢……就是旷课嘛，她没有病。”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犯错的权利。我们无权也有自己的……

穆丽尔：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想试着跟他们说说，可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真觉得……老师一回教室，他是上帝哟，我们就得听着……当然，老师不都是这样，可是这样的也不少。老师一讲完课就走了，课外从来不跟学生讲话。

娜丁：倒是有几个人主动过来跟我们说说话，不过很少。很难去见一位老师，说：您瞧，我没来上学，因为不舒服……我心里有点事过不去……

——是不是因为很难就不尝试了？

［三人异口同声说“不是”。］

穆丽尔：其实，这跟担心随后会挂科有关系。我们觉得……知道……预先知道，反正不管用，所以连试也不去试。我们被说成自作聪明——“这倒是不上课的一个好棒的理由哟。”——好像我们拿不上学当成好玩似的。

娜丁：我一直没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每逢我没去上学或者完不成作业的时候，我去见辅导员或者老师，总是被他们臭骂一顿。我真的觉得，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女孩子，不拿自己的未来当一回事……根本不是这样。如果旷了课，我能意识到，害怕……我知道会影响前途。用不着他们告诉我。每次旷课，我都会一直发愁，直到想办法得到原谅，或者补上这节课……有时候你觉得他们拿你当没心没肺的小孩子，不懂得前途的重要（……）。

——你呢，克莱尔？这些事你也这么想吗？还是有不一样的想法？

克莱尔：跟老师的关系并不是……反正老师就是……我们就是上课，做作业，谈不上有什么接触……

——如果出了不寻常的状况呢？你觉得有可能得到理解吗？

克莱尔：我不这么觉得，我很久不在那儿了，可是我真的不觉得能够去见见老师。

——在初中的时候呢？

克莱尔：初中就像一个小小的家庭……谁都认识谁。老师知道我们是谁。总有一个老师给你撑腰（……）。

学理工的学生最风光

——高一的时候，老师让你们觉得只有理工科一条路可走，可是你们意识到，走上这条路得付出巨大努力，于是就感到某种压力……

穆丽尔：有时候是自己不愿意学理工。

——如果是自己不愿意学理工，可以想象，压力应该会小一些……

穆丽尔：绝不是这么回事！

娜丁：那会被人瞧不起……只有学理工的学生最风光。我复读高一的那一年，决定学文学，我的文学课都上得很好。不过，他们给我的评语不怎么样，因为我的理工科目跟不上。我不在乎……不过，说真的，我挺喜欢数学和物理，我就接着学下去。可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文学课。我在这方面的成绩都很好，可是评语上不去。评语上不去，这对我是个打击。他们给你写评语的时候不考虑兴趣……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会因为那些毫无关系的科目让你复读。

——非理工科的教师也会参与进来，这倒很令人惊讶……

穆丽尔：这是个问题，因为现在的理工班上的学生不是只在物理、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成绩最好的，他们在这些科目上可能成绩平平。老师们认为这些人将来会使劲学习，反正把最好的学生放进理工班就是了。头一个学期末，数学老师过来对我说：“根据你在其他科目上的成绩，你的数学课应该多得几分，我让你上理工班吧。”别别，我的兴趣不在这个方面。他说：“不行，最好的学生都上理工班。”……“不，我不感兴趣。明年我不想玩命学数学和物理，我宁愿学我喜欢的科目。”老师当时的神情很惊讶。

娜丁：是哟，我们一告诉老师，他们就大吃一惊！我不知道，第一年上高一，高中毕业会考大多数人打算报考文学科目。我们有些理工科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可是他们根本不拿我们当回事，一年下来都在敌视我们。第一天他们就对我们说：“你们报了三种语言课，我们是不喜欢的……你们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你们。”总之他们就是这种说法。相反呢，跟那些教偏文学科目的老师，我们的关系要好得多。复读高一的那一年，我刚巧进了一个多数人报考理工科的班，可是那个法语老师呢，校方认为他不具备教书的能力（……）。

克莱尔：我呢，学年开始，我选修了第三门语言，打算报考文科高中毕业会考，可是很想学第三种语言。可是他们呢，硬是把我放进文科A2-A3班里［被视为专门收容数学较差的学生的班级］。学年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们：“好啦，我们知道你们数学不行，怎么都考不过，所以呢，我们在数学上不会对你们严格要求。”这么说让我有点惊讶，毕竟是开学第一天呀……

——第一天就这么说……？

穆丽尔：返校第一天！丝毫不掩饰。

克莱尔：说是高一，是一切未定的高一，（……）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竟然说“你们在数学上不行，我们不会对你们严格要求”……［克莱尔后来调换了班级。］

［与特别是初中时期相比，同学之间的团结一致的关系被削弱了。娜丁为此感到惋惜。］

娜丁：上初中以后，我跟父母开始发生问题，那一年我的学习成绩下滑。除了复读高一以外，我跟家庭向来没有任何问题。唔，我知道，这一年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一直不能适应他们要管我的……学习。因为我一直是个好学生，所以很难适应连我的学业他们也要过问，而且在家里造成了一些冲突……真正的冲突！

穆丽尔：［打断娜丁的话］再说，我们一个星期当中都是独自学习的，压力那么大，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六，我们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想睡觉，出去玩玩，找找乐子，去看看小伙伴，星期六夜里不想睡觉，胡乱做点什么……家长呢？他们开始发疯！可是他们什么也禁止不了我们，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有的时候，如果不让我们开开心，好，那就……我们就学不下去了，跟不上课了。可是，玩得开心以后，照样可能跟不上趟。所以……

上学，上学，还是上学

娜丁：家庭冲突里一直有个事，我从高一起……父母开始操心我的学习。看见我的成绩下滑，接着大大下滑，他们在家里谈的于是都是上学的事，别的都不谈了！上学，上学，还是上学……这门课怎么样？那门课怎么样？我妈妈特别关心我的数学成绩——这个跟她心里盼着我学理工有关系。我告诉她：“法语我得了‘良’。”——“那数学呢？……数学怎么样？”根本不提法语的“良”。她总是这样，总是追问个不停。还有……我记得，有时候我心想：“我在他们眼里成了什么？”我有过心里特别难受的时刻。我们之间没少争吵。然后又和好（……），我母亲不提这个了，只有我成绩下滑的时候，她才旧话重提！好在在很大程度上，她已经不那么计较了。可是，那两年高一，我上得真不容易！

——是不是有时候相同的压力来自老师和家长两边？

娜丁：没错。不过，我觉得，我父母因为我的学业也有巨大的压力。还有，从我哥哥那边也感觉有压力。压力巨大！尤其是我妈妈。压力也许不一样，因为事情不同，谁知道，压力很大。

穆丽尔：家长的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知道眼前的事关系到我们的前途。他们跟我们一样担忧我们的前途。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也许不同。因为他们已经在那儿了，走进他们自己的前程里了。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也许有些事情，也就是他们犯过的错误，我们可以避开，反正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同时，给我们忠告对于他们来说不容易做到。我们听不进去呀［笑］。反正我们不那么想听就是了……［获娜丁首肯。］这是因为我们在课堂上听到的道德规劝够多的了。

［…………］

穆丽尔：我心想，无论如何，我想做什么自己清楚，那些压力嘛，我得把它们，尽量把它们放在一边，（……）我心想，为了进理工科班而发疯似的学习，那没有任何用处，再说我也不心甘情愿……

——是因为你父母为了让你学理工，也给你压力吗？

穆丽尔：不是，我想这个事早就说清楚了。还在初中的时候，嘿，我数学就学得很好，但是我的兴趣不在那上面。

娜丁：我父母倒是从来不直接给我压力……从来没说过“你得学理工啊，别的可不行”（……）。这挺奇怪的，我成绩最差的那一年（第一年上高一），他们没有太……烦我，呵呵。复读那年，我的成绩又上去了以后，那一年压力可真不小！我妈妈是……真是莫名其妙！等我的数学平均成绩上去了一点，她还在说：“也许你能学理工科这个，理工科那个……”

［…………］

毕业会考，你要报考理工科哟！

克莱尔：还有怪事呢……我姐姐上亨利四世中学［在沙特尔学校^[3]的预备班上］，报考了文科，文学……他们不再报考数学、物理等等了（……）。全班四分之三的学生报考理工科，这些人是最先通过的。（……）其他类的毕业会考完全不受重视。还有，我听到老师们说：“你要报考理工科！报考理工科哟！”因为会考过后，你要是想优先进大学，毕业会考就得考理工科。他们就是这么明白地告诉我们的，所以……

穆丽尔：要想上文科预备班，最好是考理工科的毕业会考。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嘛？！

娜丁：应该只有一种毕业会考才对！

［…………］

——你们是否记得，高一有多少同学想报理工科毕业会考？

穆丽尔：这个嘛，一个班35个人，我们是4个，学年一开始就要报考文科，（……）其余同学都想报考理工科。

娜丁：最开始，刚上高一的时候，我本想报考理工科来着。可是不知怎的，我想上摄影学院。后来呢，放弃这个幻想了。我想过，为什么不呢？我直到那时学习一向不错，所以摄影学院看来不那么适合我……高一第二个月底，我心想，反正我没有搞大研究的能力，学习也达不到进理工班的程度，于是改变了想法。

克莱尔：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打算报考理工科毕业会考（……）。反正我不想学理工，因为我实在讨厌数学。

［…………］

娜丁：初中四年，我跟老师们的关系始终很好。高一那一年跟大家都不错，没有例外……有一个东西很奇怪，那就是直到初三，我都是个好学生，好像是天生的，这事不可能出在我身上……我绝对不会有挂科这种事……可是，另一方面，复读高一对我来说也很正常。高一的确很难。我哥哥就复读过。（……）有一个东西也许有影响，我妈妈，她不是故意的，的确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能感觉到，在好几次……我们聊天的时候，她倒不是不信任……唉，怎么说呢，跟我比，她更信任我哥哥。我记得，高一一开学她对我说（不是刻薄，是为了安慰我）：“不管怎么样，假如非得复读不可，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哥哥就复读过。”（……）回过头想一想，（……）高中第一年确实有……对我有点缺乏信任。复读高一似乎很正常……这个看法来自老师，来自初中，来自我的家长，来自一切地方。它使得我的高中第一年没有什么压力，可是第二年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不过，这里头是不是有一层含义：只要复读，事情就会自然好办一些？（……）

娜丁：（……）在我看来，高一几乎每个人都得复读……实际上，我的伙伴好多都升了级。我最终被分到一个我谁都不认识的班里，（……）都是玩命干的人，都使劲学习。在这个班上，我只交了两个朋友。其他人我连话都没说过，相处不来（……）。再说，我得努力学习哟。我还发现，说是复读，其实看到的全是新内容。我得全心全意地学习，还得搞好关系。我从前那些朋友，不是考过了毕业会考，就是升入了高二。这样一来，虽然我们课外还会见面，可是还是有点疏远了。而且……反正可以说，我走出了自己的梦想……高一的第二年，我边上学边思忖：我在这儿做什么呢？经常这样自问，因为我意识到，我本来头一年就应该能够通过的（……）。

最先崩溃的，就活该啦！

娜丁：在班上，我经常看到，同学是分成小团体的。有的人不合群，而且通常很多会挂科……

——不合群的人会挂科？

［三人异口同声说“对呀！”。］

娜丁：我有这个感觉（……），是在复读高一的那一年。可是我也看到一些人不是独来独往，就是总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些人都读不下去：要么干脆退学，要么，最严重的，企图自杀。因为，就我所知——我读高中读了四年了——就我所知，高中有过五个同学试过自杀。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大（……）。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不少学生心理有毛病。有一个女同学不来上学了，一个半月没到校。（……）去年有一个女同学生了好几场病，全是因为压力太大（……），高二年级的，怕毕业会考通不过……嗯，还有好多人生了说不清楚的小病……我得的是热病疱疹……

［…………］

——在扶助有时候陷入困顿的人方面，看来什么准备也没有做。

［…………］

娜丁：这有点像适者生存的法则，扛得住才能成功。这个很像在大学里，谁扛得住，谁就有希望成为500人的阶梯教室里剩下的那200人。最先崩溃的，那就活该啦！适者生存嘛。适者才能达到……

——归根结底，没有提供帮助的预案，没有扶助机制，这在你们看来似乎再正常不过……

娜丁：我不觉得很正常。看来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逻辑。因为择优机制的逻辑已经在那儿了。已经有了择优的逻辑，泼冷水的逻辑……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这么想的，可是，哎……既然他们千方百计搞择优录取，弄什么精英中学，精英毕业会考……还有……我想说，他们不会帮助我们学业成功，他们早就开始淘汰我们了……

穆丽尔：他们也不会从外面看问题……反正你没法要求他们太多！……

1990年12月

注释

[1]按照法国公立中学的学制，初中为四年，高中为三年。——译者注

[2]法国学生成绩评分历来实行20分制，而非百分制。——译者注

[3]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 IV）是巴黎最负盛名的中学之一。该校设有比普通学生多学一年的预备班，专门为学生报考名校开设。名校沙特尔学校（L'École des Chartes）以古文字学和文献学最为知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