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对一种统治形式的科学分析进行披露必然具有社会的、但可能是意义相反的后果:这种披露要么会从象征意义上加强统治，因为对这种披露的实录似乎再现或印证了统治话语（其否定判断通常采取一种纯粹的描述性记录表象）；要么会以有点类似泄露国家机密的方式，通过支持动员受害者，有助于抵消统治的作用。因此，这种披露有受到各种误解的危险，预料这些误解比提前消除它们更容易。

在这些如此困难的接受条件面前，若不是分析者知道，在如此敏感的事情上，仅有善意是不够的，他会恨不得纯粹求助于自己的善意；实际上，即使是怀着为启发许多致力于研究女性处境的著作提供启示的战斗信心（它同时也是关注至此被轻视或忽视的事物的根源）也还是不够的。其实，人们无法高估被外在的考虑指定其目标的一切科学计划所面临的危险，不管这种考虑多么高尚，多么慷慨。“良好的动机”无法代替认识论的证据和避开反思的分析，反思的分析有时迫使人们发现，“良好的感情”的合宜并不一定排斥对与“良好的斗争”相关的利益的关注（这丝毫不意味着，有时人家以为我说的，“一切战斗的计划都是反科学的”）。尽管问题不在于以某种乌托邦式的价值中立（“弃绝价值判断”）的名义，将一种政治和智识动员的存在所引起的个体或集体的动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无论如何，最好的政治运动注定要造就错误的科学，并且从长远来看，造就错误的政治，如果这一运动最终没能将其颠覆性的配置转化为批判———首先是对自身的批判———的启示。

无疑，为了避免以表面上采取科学记录的方式承认事实，人们对统治和剥削最明显的消极作用缄默不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些人考虑为民众恢复名誉或害怕为种族主义提供武器，因为种族主义恰恰将文化差别纳入被统治者的本性之中，并且使自己有借口“责备受害者”，却对受害者产生的存在条件弃置不顾，所以这些人多少会以有意识的方式谈论“大众文化”，或美国黑人的“贫困文化”；有些人像今天的某些女性主义者一样，偏爱“回避对服从的分析，担心承认女性加入统治关系会导致将责任从男性推到女性身上”^[1]。实际上，许多颠覆运动曾经迎合了这种表面上慷慨的诱惑，即以同情、团结或道德愤怒的名义，提供有关受压迫者和被谴责者的一种理想化表象，却对这种统治的作用，尤其是最消极的作用闭口不谈。为了抗拒这种诱惑，应该冒些风险在表面上为法定秩序辩护，揭露某些属性，统治所造就的被统治者（妇女、工人等）有可能通过这些属性助长对他们自己的统治。^[2]表象———难道还需再次强调吗?———总是为了外表而存在，揭露的举动有同时招致保守主义的愤怒谴责和革命主义的虚伪揭发的危险。凯瑟琳·麦金侬（Catharine Mac Kinnon）很有洞察力，因此，她对此种洞察力可能产生的作用也一清二楚。因此她哀叹道，当她努力描述性别关系的真实性时，有人立刻责备她“用恩赐态度对待女人”（condescending to women），于是她所做的只是说明女人“如何成为恩赐的对象”^[3]。当轮到一个男人这样做时，谴责就更有可能了，这个男人显然根本无法反对那些女人，她们以女性“经验”构成的绝对权力为借口，毫不留情地谴责意欲思考她们不费力气地取得垄断权之对象的任何企图。^[4]

因此，人们对关于两性差异的男性著作经常抱有先决的怀疑，不是完全没有基础的。这不仅因为分析者局限于他自以为理解的东西，不知不觉遵照辩护的意图，可能会提供他为揭示行动者的前提而自己设定的前提；尤其因为，他与数千年来被纳入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和认识结构的主观性之中的制度打交道，他用以思考男女之间对立的只是一种按照这种对立构成的头脑，他暴露在这样的危险之下，即把理应当成认识对象的认识和思维模式作为认识工具使用。因此，连最内行的分析者（某个类似康德或萨特、弗洛伊德或拉康的人物ƻƻ）都极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在一种不经思考的无意识中，获取他试图用来思考无意识的思想工具。

如果说我在犹豫许久之后，满怀忧虑地在一块开拓极端困难且迄今为止几乎全部被女人垄断的领地上冒险，那是因为我感到，我身处同情的外在关系，会使我依靠受到女权主义运动鼓舞的巨大成果，以及我本人对象征统治的社会原因和结果的研究成果，作出一种能够指向别处的分析，研究女性的处境，或以更具关系性的方式，研究性别关系以及改变这种关系的行动。事实上，在我看来，如果家庭单位是男性统治以最不可辩驳和最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仅通过使用身体暴力）的一个地点，那么在家庭中起作用的物质和象征力量关系的永久化原则，则基本上处于这个单位之外，存在于诸如教会、学校或国家这类机构以及它们特有的公开或隐蔽的、官方或非官方的政治活动之中（为了让人信服，只需看看当下的现实中对社会联合契约计划的反应和抗拒即可）。

这就是说，即使女权主义运动将表面上属于私人范畴因而被政治传统排除或轻视的对象和事物，引入在政治上有争议的或可争论的领域，从而有力促进了政治或政治性事物的区域的大大扩展，女权主义运动也不应该因此以斗争属于最传统的政治逻辑为借口，听任自己发展到排斥与决策机构斗争的地步。这些机构由于它们消极的且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到的作用———因为它们与男性的以及女性的无意识结构和谐一致，大大促进了性别统治的社会关系永久化。但是，女权主义运动同样不应该听任自己封闭在专门的女权主义政治斗争形式之中，比如关于男女在政治机构中机会均等的要求。如果这些斗争的功劳在于强调宪法所标榜的原则上的普遍主义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普遍———尤其在这种普遍主义只承认抽象的和缺乏社会性质的人这个方面，那么这些斗争就很可能优待与现在占据统治地位的男人来自相同的社会空间区域的女人，从而加强另一种形式的虚构的普遍主义的作用。

政治行动只有真正考虑到所有统治作用，才会在长时期内借助不同的机制或相关的制度所固有的冲突，促进男性统治的逐渐消亡。因为所有的统治作用都是通过（无论在男人身上还是在女人身上）被归并的结构与重大制度的结构之间的客观同谋实现的，不仅男性秩序，甚至整个社会秩序都是在这些重大制度中实现和再生产的（从国家开始，国家是围绕它的男人的“右手”与女人的“左手”之间的对立构成的；还有学校，学校负责所有基本的观念和区分原则的有效再生产，它本身也是围绕同源的对立组成的）。

注释

[1]J．Benjamin，The Bonds of Love，Psychoanalysis，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8，p.9．

[2]同样，揭露男性统治对男人习性产生的作用，并不像某些人愿意相信的那样，是为男人辩解。这是表明，光有把女性从统治，也就是从对她们实行统治的客观的和被归并的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没有把男人从这些同样的结构解放出来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结构使得男人协助统治实行。

[3]参见C．A．Mac Kinnon，Feminism Unmodi fied，Discourses on Li fe and Law，Cambridge（Mass．）et Londr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同时是主体和客体，或更确切地说，亲身体验需要进行科学分析的人类处境的特殊形式。那么仅以这个事实被认为保证的认识权威的名义，要求得到一个随便什么东西的垄断权（哪怕通过在某些女性主义著作中通行的“我们”这个简单用法），就是在科学场中引入对本位主义的政治保护并对普遍主义提出质疑，这种保护允许先验的臆测，而普遍主义尤其借助所有人有权接触所有事物的原则，成为科学共和国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