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观点的空间

皮埃尔·布尔迪厄

“住宅城”、“大型居民区”、众多教育机构，这里人们既彼此隔离又汇聚一地。必须共居一地的结果不是互不了解或互不理解，就是明里暗里产生纠纷，忍受着由此产生的一切苦恼。要弄懂这些地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仅仅分别解释各种观点还不够，应当依照它们的实际面貌进行对比，不是让一些交织盘错的意象无尽无休地相互作用，使之相对化，而是相反，应当通过简单的并列，展示不同的甚至冲突的世界观的交锋的后果，即产生于格格不入的观点之间的悲剧性，因为这些互不让步、互不妥协的观点都各有各的社会理由。

访谈是按照自足的单元设计和安排的，可以（依照任何次序）分别阅读。分布方式如下：如果谈话者同处某一个物理空间，属于某一使之彼此接近甚至发生冲突的社会范畴，那就放在同一个阅读单元之内，例如，廉租房的管理员、住户、成年人和青少年，以及同类民居里的工人、艺术家和商人。这样安排基于我们希望达到的两个效果：首先，我们想说明所谓“陷入困境的”场所（例如今日的“居民区”和学校）很难描述和想象，一厢情愿的简单化的形象（例如报刊所传播的形象）应该被一种复杂多样的表现方式所取代，因为同一个现实会有不同的说法，往往难以调和；其次，应当像福克纳、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小说家那样，放弃单一的、中心的、支配性的，总之近乎神圣的观察角度：观察者通常十分乐于采取这种角度——读者也一样（至少当他觉得与己无关时）——我们应使之让位于多重角度^[1]，允许数种观点并存，甚至竞争。

这个角度绝不是主观的相对主义，因为那将导致某种犬儒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相反，它实实在在地扎根于社会现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从利益、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冲突中产生的许多苦难；这些苦难因不同的人同居一地或者同处一个工作场所而加深，例如街区或公寓里的邻居、办公室同事等。人们长期共处，各种各样的经验之间形成心理疆界。在每一个这样的群体内部，都可以感受或者体验到把阶级、种族和世代隔开的各种对立，尤以生活方式为甚，其中包括偏见所导致的误判（特别是看错目标时）。虽然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人，阅历和地位使他们有偏激和分裂的看法（我不禁想起那位在“艰难的”居民区经营体育用品的女商人，她尽管表示理解青少年，可是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奋起抵抗他们的袭击），但是差异之间正面冲突的后果有助于使争论各方多少保持清醒（例如，有一位西班牙移民举出了家庭结构的差异：一个是低生育率和素来严谨的生活规矩并存的欧洲家庭，一个是多子女的马格里布^[2]家庭，后者往往由于父权产生危机——这种危机是移民的生存条件和适应不良造成的——而必然发生紊乱以及不得不经常依赖子女度日）。

在小社会里（办公室、车间、小企业、邻居和大家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社会互动甚至会支配或者至少改变人们在大社会里对于自身地位的体验。帕特里克·舒斯金^[3]的剧作《低音大提琴》极成功地展示了在一个享有声望和特权的群体里，一切地位卑微不明者的痛苦体验，正如剧中交响乐团的低音大提琴手那样。由于这个群体在整个社会空间里地位优越，这种体验必然更加痛苦。涉身其中的程度正好使其感受到自己相对低下的地位。如果从大社会出发，与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相比，那么这种与封闭在小社会里的感受者的视角相关的地位之苦必然“完全是相对的”，即如常言所说，完全是不真实的，其用意通常要么是责备（“你其实没啥可抱怨的”），要么是安抚（“还有比你更惨的，这你知道”）。可是，只讲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而排斥其他一切困苦，无异于对很大一部分反映社会秩序的困苦视而不见和不理解。无疑，社会秩序已经使大苦大难有所减轻（不过没有达到人们所说的程度），可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社会空间大大扩展（特殊领域和次领域），从而制造了助长各种日常困苦空前加深的条件。在各种观点的空间里，如果不给面临日常困苦的社会范畴留出位置，就无法正确地再现一个跟宏观社会一样，以产生无数的自我表象为特点的世界。这些范畴即一切以个别应对或谈论日常困苦为使命的社会职业。当然，由于视角分殊，观点难免偏颇。

注释

[1]我们还可以举出《堂吉诃德》的例子。利用各种词源学释义给人物起名字，或者游戏于不同语体之间，可以重建“词语对于不同的人的多种意义”，同时可以重建导致人类生存的复杂而歧义的多样性（L．Spitzer，Linguistic Perspectivism in the 《Don Quijote》，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Essays in Linguis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48，p．41-85）。

[2]马格里布是三个北非法语国家的阿拉伯语统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译者注

[3]帕特里克·舒斯金（Patrick Süskind，1949—　）是德国当代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编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