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工与临时工

米歇尔·皮亚鲁、斯特凡·波厄

1989年9月，索绍镇，普吉奥汽车厂^[1]的罢工已经持续数日。第一波罢工游行在车身制造厂举行，以熟练工人为主的数百人参加，也有几十位专业人士。宽敞的车身车间里（新型的普吉奥605汽车本月初从这里驶出），罢工队伍环绕总装生产线前行。罢工在这里已经仪式化，每天都依照同一个模式进行。队伍首先在生产线完成工段的过桥下集合，随后开始游行，昂首挺胸，嘘声、口哨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生产线外侧的过道被队伍堵得严严实实。十多个人走在前列，几位代表打头。

车身制造厂在参加罢工的人数和效果方面有关键作用。为了控制罢工势头，避免波及普吉奥集团内部不赞成罢工的人和更多的工人，同时向管理层显示局面尚可控制，厂方宣称生产线的运转未受太大影响，大部分汽车照常出厂。罢工工人则邀请记者进入车间，让他们见证，罢工已令生产活动基本停顿。事实上，大量工作没有完成，或者尚未做好，所有汽车过后都得返工。

示威游行有好几个目的，既要阻断生产，又要维持罢工者的士气，激励其他工人加入。游行队伍步伐缓慢。罢工者时而密集扎堆，时而稀稀拉拉，四下散开。领头的常为能征惯战的工会积极分子和工友代表。有的领头者手中拿着扬声器，其他工人散乱地跟随其后，叽叽喳喳，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看来人人都为能够把这么多人聚合起来感到高兴，他们谈论着1981年的大罢工。虽然喧嚣一片，可是没有出现任何破坏行为。为了把响动搞大，不时有人有节奏地敲打着金属柜橱。

沿着生产线，干部、技术员、职员和监督员一字排开，他们大多数年龄较大，着正装，系领带。几个年轻的工程师神情茫然，不过厂方已经设法不使这些年轻人和许多新来的高级电脑技工^[2]与罢工者发生直接接触，他们站在那里是为了防止罢工者破坏“生产工具”。其中也有一位门卫。他们相隔两米站开，紧盯着鱼贯而行的游行队伍，但避免跟罢工者的目光相遇。有的眼睛盯着罢工者的脚下，有的故意扭头顾盼。这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有的罢工者不时高声呼唤某人，偶尔交谈几句。我们事后不久了解到，这些干部（工厂里常常管他们叫“跟屁虫”，一个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叫法）早已被告知，对于嘲弄和“挑衅”，勿予回应。

气氛紧绷。争吵随时可能爆发和急剧恶化，谁也不知道如何收场。罢工者走进第四生产线时（这里工作仍在继续，管理部门希望借此证明生产并未停顿），局面显得更为紧张，人挤人，咒骂声越来越高，扬声器距离干部们的面孔只有十几厘米。好几次几乎出现推搡，尽管两边都尽量压低调门。

实际上，这条生产线周围的气氛有点怪异。仍在干活儿的工人年龄往往稍长，有些人麻利地干完手中的活计，不时抬头来回敬粗话和发出嘲讽，显然是要表明不赞成罢工的态度。另外一些人看起来不大自然，有的人看到游行队伍走近，便在车间主任的首肯下离开了生产线，表情尴尬。我们知道，等队伍一过，他们就会返回。还有一些人留在原地，面带微笑地略显退让，他们似乎经常经历这种局面，不那么在乎。这些年轻人是临时工，似乎置身冲突之外。他们时而放下手中的工具，做出不起眼的赞同的手势，向罢工者挤挤眼睛，随后重新捡起活计。罢工者从他们身旁经过时尽量避免喊粗话，而是轻轻打个手势，说一两句友善的话。这些年轻人，罢工者并不认识，没有人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们被划入一个叫“临时工”的群体。看来大家都认为这样做很自然。有些临时工在身边摆放着一块硬纸板，或者更多的是一块硬纸板的边角，上书“临时工”字样，笔迹潦草。其实年龄往往足以说明身份。“临时工”成为一个起保护作用的字眼，他们明显地不会被要求跟别人一样（一个说法很快在车间里传开：有几个“工贼”为了躲避挨骂而冒充临时工）。其实，那些在罢工期间继续工作的人——在生产线上，即表明罢工成败的最关键的地方——分为两类：一类多被罢工者视为“黄色”工贼，另一类就是被明确视为与罢工无关的临时工。

联想到1981年的大罢工和以往几十年里发生的冲突^[3]，即使一个人既非社会活动家也没有加入工会，属于不跟老板坐一条板凳的工友群体，如果他从来不参加罢工，两三年后仍会受到相当强烈的指责。

这次罢工，谨慎的地方工会领导人下达了明确的口号和严格的指令，以免罢工者把临时工当成靶子。他们很清楚，在一场大罢工期间，“基层”工人不太容易接受“有人”准许临时工“有权”继续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全体工人，包括在工人阶级的斗争“原则”方面毫不妥协者（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借口，可以原谅“非议罢工者”），怎能信服对临时工网开一面是合理的呢？

问到这个问题时，老工人的回答似乎表明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他们说：“这又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享受不起罢工的奢侈”“如果他们哪一天参加了罢工，临时工作介绍所和企业马上就会联手赶走他们”。拿罢工去赌“转正”太危险，很难要求他们做出这样的牺牲。临时工虽然不参加罢工，但是不会被视为“破坏罢工”，人们很乐意承认他们“情有可原”。大家都知道，他们只剩下工厂一条出路，因为他们大多辍了学，而且如今学业受挫的后果比“咱们那个时代”要严重得多。罢工者的年龄在35岁到55岁之间，他们在临时工身处的局面里似乎看到了对自己子女的担忧，尤其担心孩子们面临的求职活动对于文凭的新的要求（非有不可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恰逢这个明确而“快乐的”罢工时刻，他们觉得，临时工与其说是工作的竞争者——客观上正是如此——不如说是跟自己子女经历相仿的年轻人。从工厂内部来看，可以简单把这一点视为工作稳定的工人（“正式工”）和工作不稳定的青年人之间的一种对立。可是，一旦把局部的社会空间放入较大的视野，这种对立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因为从“工厂的”角度出发，只能看到两代工人的身份差异，在较大的视野下却能看出一种社会相似性。

除了对弱者的同情，还有一个希望——一种利益一致性的赌博。一切都显示，一些高度政治化的罢工者事前便认为，临时工对罢工首领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是一种抗拒（临时工自身的一些小小的迹象也鼓励了这种看法）。他们觉得，临时工也应该具有自己当年参加罢工的斗争精神，他们对后者的哪怕极其细微的赞同的举动都感到满意，似乎临时工只要甩掉头上的紧箍咒，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吸纳自己年轻时的“本能反应”和自卫的态度。他们未能准确地理解，二者的差距其实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年龄，更是代沟问题，因为十年未雇新人已经打断了工人代代相承的链条，这些临时工在干“苦活儿”和打零工的岁月里成长起来，进厂之前大多便已经“俯首帖耳”了。

尽管心存误会，罢工者和临时工之间也许还有一个默契。在罢工者经过时摆出写有“临时工”字样的纸板，这个举动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礼尚往来”：临时工表明尊重罢工者的“勇气”，反过来要求罢工者宽容他们；作为交换，罢工者“宽恕”不参加罢工的临时工，而且要求他们从道义上许诺，一旦转正就站到罢工者一边。罢工者或许主观地倾向于把这个举动视为显示社会软弱性，政治性最强的罢工者更愿意视之为一个将来加入工人斗争的许诺，一个可能参加罢工组织的信号，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他们组织的斗争是有道理的，甚至附和作为斗争基础的政治文化。因此可以把这块纸板解读为一种许诺：工人群体将得到整合和统一（就不同的年龄组而言）。随着时间的流逝，各代工人将回到自然接续的轨道上来。

一年以后，1990年7月，法国汽车工业遭到经济衰退的重创，索绍的汽车厂难逃厄运，经济指数显示前景黯淡，恶性循环的颓势因海湾战争而加剧。暑假开始之前，临时工都接到了九月返岗时合同不延长的通知。随即，按照短期生产的预期，工人人数很快被调整。这个时期，车身制造厂（HC1^[4]）内的紧张气氛明显可见，达到生产目标的代价是在不同程度上违反紧缩管理方式的规则，特别是不得不密集动员工人队伍，迫使他们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紧缩生产和电脑化）^[5]，顺应加快生产线节奏，并被要求随时听从调遣。这家超现代化的工厂远未全面掌握生产技术。这项大规模的工业计划（2000年的工厂）的设计者野心太大，或者说过于重视“先进技术”。故障频发，总装线很难达成“零瑕疵”的目标，越来越多的汽车非得“修整”不可，即必须从生产线“下线”，送到其他独立部门的工人手中进行必要的修改。

众人神经紧绷。虽然制造新型车身的新车间很漂亮，宽敞明亮，时逢七月，这里却弥漫着令人憋闷的热气（预先没考虑到安装空调或制冷设备）。伏天里，厂里消防队用高压水枪往屋顶上喷水，让厂房冷却下来。工人们却说，那主要是为了防止生产线上的电脑系统出故障。他们说，车间里工作环境恶化，工人出了一连串事件，往往涉及青年工人。

1992年7月，索绍的汽车厂一个临时工也没有了，最后一批临时工已经在1990年12月离开。此前一段时间，工厂附近小城镇里的职业介绍所一度十分兴旺，现在陆续关门大吉。机械行业的临时工职位已经完全看不见。地方上的临时工求职机构人满为患：找不到临时工作的年轻人前来寻找“实习”的机会（按照略显疲惫的求职顾问们的说法，这种“实习”能让他们领到2 400法郎的补贴）。这个时期，能够获得雇用的临时工共数百人。

1987—1990年是这家工厂的扩张时期，当时招募了大批临时工，人数一度很多，而且稳定持续地增长：1989年罢工发生时，临时工为1 500人；1990年7月，最多时达到3 500人。这些工人集中在几个组装车间和喷漆车间里（眼下这次罢工发生时，70%的临时工在喷漆车间）。受雇的临时工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很多工人相信，他们当中很多人会获得正式录用。他们到工厂的头一天就被分配到生产线的岗位上，在一位本部门的老工人带领下学习，有时只需一天就能上岗工作了。有些人只工作了一天就走了，特别是本地人；有些人待的时间长一些，期盼得到一份“雇佣书”（不定期的雇佣合同）。由于工作地点主要是车身制造厂的总装车间，特别是完成部门，他们的岗位往往被视为“最繁重”，要求既吃苦耐劳，又身手敏捷。这个时期生产节奏加快了，老员工在岗位上越来越吃力，他们认为，临时工都很年轻，“上班来得很早”，车间主任把他们直接领到岗位上，没人介绍姓甚名谁，而且往往停留时间很短就离开了，本部门的其他工人还来不及认识他们。留下来的临时工跟本部门的老工人交流不多，似乎人人都很谨慎，彼此有一种不信任感。

在跟上生产线的节奏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临时工比有20年工龄的熟练工人做得还要好。他们往往不能理解，“老员工”为什么总是指摘这不好，那不行，躲在角落里嘟嘟囔囔地发牢骚。新老工人一起劳动难免发生龃龉，越来越紧张的工作节奏往往引起关系紧张、口角频生（关于临时工拒绝各种怠工方式的理由，有不少描述）。冲突也可能是由于新人不遵守熟练工车间的不成文规矩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习惯做法而引起的（尤其是在车间内饮酒的问题）。这些习惯和规矩对于60—70年代进厂的熟练工人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很多临时工，尤其是外地来的会感到惊讶，有时候还会愤懑不平。

对于很多熟练工人（或“老员工”，这个叫法在车间里已经叫开了）来说，临时工意味着他们自身地位降低了，知识没用了。在某种意义上，临时工生动地表明，老员工随时可能被未经训练的新人取代，后者的唯一优越之处是年轻，体能充沛。无论公开还是私下，任何人只要随便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身边的这些年轻可用的劳动力更让他们显得老气横秋。

这就使得工人分裂为两拨人，一拨是60—70年代入厂的“老员工”（1979年已停止招聘员工），一拨是“年轻人”，大多是1988—1989年间经过挑选转正的临时工。这几百个“青工”都很清楚，他们属于大量招聘的临时工当中的最后一批人。不过，人们直到1992年仍然以“临时工”称之。此外，这一代“青工”还包括一个作用越来越大的群体，通常被称为“高级技工”（BTS），他们是80年代后半期招进厂的，他们自视为一个有别于他人的独立群体。“老员工”和“年轻人”的区别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进厂的途径。其实有些“老员工”年龄并不大。他们于70年代后期入厂，从生存样态和生活方式来看，也可以被视为年轻人。反过来说，不少年轻的临时工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年轻，有的已经年过三十了。

真正将他们区别开的是一代工人的生存方式：“工厂的一代”是危机发生前入厂的熟练工人，“朝不保夕的一代”是不停地寻找稳定工作的工人；这条鸿沟因一系列对立的特点而扩大了，例如“政治化／非政治化”“工会会员／非工会会员”等等。不妨粗略地概括一下：从前的一代青年熟练工来自学校，许多人16岁就开始工作，未获文凭者比较常见；如今“朝不保夕的一代”的年轻人则自认为被教育制度“打败”或“赶出山门”，他们未能读完职业高中^[6]或者考取专科技能证书。经济体系与教育体系的关系的这种改变，以及经济“危机”导致的加强学业奖惩制度的做法，令学习差的学生吃了大亏。

因此，索绍汽车厂的现代化过程（工艺技术、社会和空间方面的）造成一批“相对年老”的工人的困境。他们不仅工作得筋疲力尽，也由于他们所“丧失”的东西而衰老。行事待人的方式既使得他们接受了熟练工的命运，也造成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同样，也因为衰老，无论年纪大小，他们从心态上大多很难适应企业新安装的设备。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年以上的熟练工，哪怕只在32～35岁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头脑”就已经老化，这是由于他们所习惯的、如今已经很难摆脱的观念，以至于他们感到跟不上“现代性”。一切迹象都显示，他们不得不跟自己作斗争，跟自己逐渐习惯的“自然的反应”作斗争。这些工人成长于大型熟练工车间70年代的“对着干”的文化，自叹在政治上已经“老去”，因为他们当年的希望和理想已经贬值，支撑他们违抗厂方指令的信仰失去了市场，他们共同拥有的历史已经瓦解。简而言之，工友组织解体了。在车间生活里，工人们当中一度对它的行事方式有良好的口碑，可是这个自身形象的积极方面正在崩塌。

青年临时工在毕业后的求职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他们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好几笔临时的“小合同”，其间包括短期失业。他们总是期待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所。由于进入壮年（和成年）时期的门槛一再延后，他们觉得“大厂”索绍是获得稳定工作的几乎唯一的机会。为此，他们许多人远道前来应聘（例如，有大批饱受长期失业之苦的年轻人来自北部和布列塔尼地区）。他们看到身边工作的熟练工们并不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强有力的”群体，而是一群分散的精疲力竭的人，他们士气低落，未老先衰，“怨声载道”，工作中有“不端行为”（甚至破坏）。他们则迫不及待地表现和证明自己的价值，尽量多赢得“好分数”，以便能够在临时合同期满后转为正式工人。他们尽量把工作岗位“做好”，跟车间主任搞好关系，因为后者可以在雇主（临时工作介绍所）面前“袒护”他们。因此，他们不认为有必要尊重车间里长期存在的传统，而且会打破规矩和习俗（例如在工作时间饮酒的问题上）。按照他们的说法，“老员工”对他们根本不在意，除了那些前来向他们出售工会会员证的工会积极分子（他们认为这种“上门兜售”活动很不得体，甚至是一种冒犯）。这些临时工（来自外地，不了解“普吉奥精神”）在普吉奥汽车制造厂工作的时间很短，不懂得这些车间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对于从中形成的不同的态度、派别、敌意、怨恨、创痛和伤疤的历史一无所知，连各个工会及其策略也丝毫不了解。什么是工会积极分子的生活核心，什么是导致认同的大原则，这些他们完全看不到。所以，在他们眼里，一个部门的所有工人都“一个样”，同属有幸“在厂子里过一辈子”的一代人。

“老”熟练工和“小”临时工在同一个工作场所相处，这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说明彼此之间有结构性的误会。一方面，“老员工”把临时工视为“年轻人”，把自己的“无忧无虑”和“叛逆”的青年时代投射在年轻人身上，其实后者最怕永无进入劳务市场之日，总是担心“被赶走”。于是，老员工在社会活动中成长起来，“觉得”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经验”永远无法传授给后者，认定厂内的工人传统从此中断了。在出现危机和停招工人的几年当中，有一个信条或“流言蜚语”在这个地区流传得很广：工厂今后不再招收不具备“高中毕业加两年培训”资质的青年了。这种认为如今非得有“高级”文凭不可的明确意识（是否“高级”大致取决于高中毕业会考以后再入学的时间长短）很快造成了一种客观的效果，而且回溯地起作用：凡属“啥都没有”、无文凭进厂的熟练工都被视为“运气好”。可以说，由于学校奖罚制度的强化，短期职业培训（专科技能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也不算数了。反过来说，资历浅或无资质的青年（尤其是被断定没有希望进入地方和全国劳务市场者）仅仅根据上一辈的熟练工人从前轻易地取得了工作这一点，往往倾向于视后者为无忧无虑甚至“走运”的一代人。这种对于上一辈人的事后的理解只考虑进入劳务市场的时间，全然不管那一代人曾经遇到的种种制约（例如农家子弟脱离土地，为的是能够享受“消费社会”的好处和闲逸）。

这些临时工并不希望受雇于普吉奥汽车厂，来自索绍地区的更是这样。他们的行为举止（很多人工作时耳朵里插着随身听的耳机，不穿蓝色工作服，只着无领衫，很少开口，显然不愿意跟同事交谈），对工作和工厂生活的鄙薄，对于车间里建立经年的交往规范的不遵从（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也不会主动去学习），这些都给“老”熟练工留下“过路的打工者”的印象。这些年轻人很清楚自己不会久待，因而对工作采取一种疏离的态度和某种形式的“随它去主义”。他们跟法国工人运动多年来树立的工人形象迥然对立，这个形象在工会积极分子身上或多或少有所体现：一个生产和创造“价值观”的形象，浸透着高贵的工人劳动、团结一致的品德和对本阶级的忠贞不渝，即一切使人能够为之奋斗的“工人阶级”的“抽象的”特点。工会积极分子和“老工人”在“过路的打工者”身上，尤其在一些人的“轻浮举止”当中所看到的东西，看来甚至有损于工人阶级所需具备的“仪表”或“尊严”，这种“仪表”或“尊严”与流行的对劳工阶级的“鄙夷”针锋相对，它形成于工团的和政治的不懈斗争。随着这些人大批出现在车间里，熟练工猛然醒悟，两代工人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填平的文化沟壑。这种针对工人身份的挑战令人十分苦恼，因为它来自工人阶级“内部”，而且在某些情形下，涉及熟练工的子女。对于许多老熟练工来说，不可将“朝不保夕的年轻人”视为名副其实的工人，因为从根本上说，“工人”一词让人想起奋斗、历史、斗争、政治希望和集体期待。一个“朝不保夕的年轻人”永远不会成为工会积极分子。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年轻的临时工的经历和职场命运向厂内许多工人表明，今后自己的子女入厂不靠“背景”多半是幻想。同样，把宝押在通过传统的短期培训（取得专科技能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稳定的职业也成为一种冒险。相反，如今必须“投资”长期教育：他们感到，要想避免失业，至少得拿下高级技术文凭（从而导致本地许多工人子弟宁可不定期地在普通高中持续上课，也不去职业高中，因为职高的社会地位偏低）。

大多数工会积极分子发现，在学业要求方面，他们并不比其他工人武装得更完备。他们因而跟其他工人一样，十分担心子女未来的学业和职业。他们对背叛了他们一切希望的厂方心怀愤懑，这种担忧因而加重。老工人发现，那些他们长期为之斗争的事业，他们几乎一点也无法传授给子女，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体验，也被学校所忽略，甚至糟蹋（众所周知，很多工会积极分子十分关注历史教学及其赋予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地位）。一些工人谈论子女的方式很能说明众多熟练工人与学校之间的紧张、忧虑和不安的关系，其中兼有希望、恐惧（害怕孩子的学业“成功”没有保证，或者出现反复，甚至辍学）和紧绷绷的心态（努力一刻不可放松，特别是力避孩子与坏人交往）。很多熟练工人除了把某种愤恨工厂的情绪传给子女以外，“学业上帮不了”他们。在学校这块天地里，集体主义的团结精神看来不起作用，与“有利因素建立关系”——借用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说法——也没什么用处。

在厂内，与文凭有关的情形往往运用象征性恐吓，每逢这一类局面（与员工管理部门谈判，与政府代表讨论，厂方与工会联席咨询会议，等等），工会活动分子很重视语言的“拿捏”和运用形成于各种文化能力的武器。反过来，他们明白，有时候得为相对地“没文化”付出代价：遭人羞辱和恐吓，无力感，在“官方”场合不得不强压怒火。他们也知道，努把力才能“赶上趟”，例如阅读领会与工会活动相关的文件（了解劳动权利、法律文件，弄懂基本的经济机制、统计结果，等等）。他们很清楚，今非昔比，“辱骂”车间主任和“反唇相讥”的办法如今“行不通了”。

在政治方面，老工人传给子女的只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憎恨普吉奥汽车制造厂，敌视领班，“鄙视”破坏罢工的新老工友，对东方阵营国家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感到失望，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一种意愿：通过子女与一个令人失望和深受其害的世界（工厂和工人世界）断绝联系，间接地给自己塑造一种不同的命运或者前景，因为他们十分乐于在“娃娃”身上看到自己本来可能做到的事（体育健将、杰出白领），而决不希望看到一个身心俱疲、希望落空的工人。这个人也许最后会怨恨自己落得今天这副样子……通过谈论子女及其前途，他们心中的戾气——导致自我隔绝的毁灭性戾气——似乎能够获得相对的和暂时的纾解。

注释

[1]索绍（Sochaux）是法国东部杜省的一个城镇。普吉奥（Automobiles Peugeot）又译“标致”。普吉奥汽车公司是法国第二大汽车公司，1978年跟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Citroën）合并为普吉奥—雪铁龙集团（Peugeot-Citroën）。——译者注

[2]高级技术文凭（Le Brevet de Technicien Supérieur，BTS）持有者。这种文凭要求至少学习两年。——译者注

[3]也许比别处更甚，此处应当牢记并考虑到索绍厂史（1968年的罢工中死了两个人，以及70年代镇压工会活跃分子的政策），由于罢工在索绍是一种不常有的、重要的和严肃的行动，这些场景就更令人惊讶。罢工是一个迫使人们做出取舍的关头，立场非此即彼。在与罢工无关的日常聊天中，如果说某人是“罢工者”，则无异于说此人卷入了罢工群体的政治文化。

[4]HC1（Habillage-Caisses 1）是车身制造厂的新厂，建于老厂两公里之外，1989年开始运行。生产过程的电脑化程度更高。工人均穿荧光绿的连裤工装。他们必须签署一份规章，工作时间车间内不允许吸烟。

[5]生产过程电脑化以后，可以成批生产多个车型系列，这就迫使熟练工小心对待必须安装在每一辆汽车上的零件种类（不再是把同一个零件N次安装在同一款车上了）和迅速读取车身上贴的一纸安装说明书。

[6]职业高中（le Lycée d'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LEP）。——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