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理想地”说，移民现象和移居者的意义及存在理由完全在于“收益”是否大于“成本”。如何将（特别是经济上的）“利润”最大化，将（特别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成本”最小化，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所以不能交给经济学家处理。实际上，一切有关移民的说法里都包含这个课题，其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因为涉及的群体地位特殊，这方面的得失权衡与其他群体完全不同。例如，对于无论儿童、青少年，还是老年人来说，问题只是如何预见和找到解决该群体的问题所需的财政手段。可是，就移民群体而言，需要作出评价的是移民政策的收益和成本，即评价移民群体的存与“亡”所带来的损益。表面上，这是个客观地被提出来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它关乎移民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对于移民现象本身的评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例如《关于移民的相对收益与成本的经济学理论》中的那一类说法有意只谈移民的作用，时而承认其正当性，时而又认为它（实质上）是不正当的。^[1]

时至今日，仅在如何评价一些应当顾及的因素方面，《关于移民的相对收益与成本的经济学理论》一文便引起若干訾议，至于这种理论要求先于任何讨论加以认可的内容，一致的看法早已达成，其中包括区分收益和成本的原则，平衡移民现象的得与失的原则，等等。可是，这种理论掩盖了一系列难以设想的其他问题，例如，移民令谁付出成本，给谁带来收益。不过，更根本的是，对于一个只有完备才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意义的整体来说，把其中每一个可辨别——而且被任意剥离——的因素都无例外地当作“成本”或者“利润”，无异于把臆想的意义强加给它们，而且因无人察觉而更显得生硬和武断。对于这种“技术化”处理政治因素的做法，我们只要举出一例即可：阿尼塞·勒伯尔对于移民造成的货币流动的研究，而且他的结论与费尔南·伊加尔^[2]根据明显相同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十分不同。

如果说，有些“成本”确实应该记在移民的账上，那么，头一个可以想到的当然是出于资金转移的理由，所有移民国家都有的货币成本，其中一部分是移民自己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另一部分来自社会机制（例如家庭补助金、社会保障基金、退休金、各种养老金等等）。这些“成本”虽然可以视为显而易见和不容争议的，可是并非不能带来另外一种“利润”：“特别是，我们不妨自问，资金外流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现在看来，资金外流每减少一百万法郎就能改善一点外贸平衡（……）仅为三万八千法郎上下。的确，事先减少外流资金能够增加家庭消费，但这种增加有很大一部分不是靠增加国内生产得来的，而是靠增加进口或者减少出口。还有，减少储蓄资金向外转移限制了这些国家购入货币，进而限制了它们的进口能力，包括从法国进口。”^[3]

另一方面，如果说，移民国家有眼前“利益”可图，即初始利润和看来能够平衡成本的净利润，这种利润恰恰是“进口”成年人或年纪尚轻者而获得的，这些人甫抵国门便是“有用的”或具备生产能力的。这种“利润”是从阿尔弗雷德·索维所说的“抚养成本”里省出来的，在费尔南·伊加尔的报告中却被轻描淡写，甚至被计入“成本”。这些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里长大，也就是说，其抚养“成本”低于“法国平均成本”，这种“质量”导致他们在法国反而更“贵”（至少比人们想象的“贵”），因为还得支付适应用人社会所需的成本。

此类“矛盾”我们可以接着一一列举，因为我们采用的每一条标准都能够按照“收益”和“成本”归类，或者至少某一部分属于“收益”，某一部分属于“成本”。越是远离历来优先从经济方面处理的因素，换句话说，越接近被经济学手段借口难以“度量”而忽略的因素，不确定性就越大，意义的操控和颠倒也就越容易发生和越频繁。同样，那些按照纯粹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的现象，越来越显现为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现象。以移民家庭的总出生率和北非移民家庭的出生率为例：有时候，官方庆幸这些家庭为一个人口减少和老化的社会添丁进口；有时候，还是出自官方，却抱怨这种增长是仍旧被叫作“移民人口”的增长（尽管在法国出生的年青一代并非从国外迁入），理由是“成本太高”，对于家庭扶助的社会机制的压力太大——只差直言他们已成“赘疣”。这是因为，“经济方面的”论据，或者用经济方面的别的什么论据说出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不会牵扯到什么。这种有关移民的高出生率的模棱两可的说法，说到底，针对举家移民，或者从旧日的单身劳工移民变成香火传递者的过程。在劳动市场紧缩的今日，这种骑墙态度也适用于另一个很能说明移民身份的特点：劳工。他们的劳动能力所代表的“利润”——连同他们凭此领取和寄往国外的工资——被重新界定为一种“成本”。当其失业，从而丧失存在的理由时，这是一种直接成本；当其有事可做，从事的工作构成某种待补的肥缺，并且潜在地有损于全国人力资源的时候，这是一种间接成本。

只有成为一种整体经济，即包含一切其他“成本”和其他一切被忽视的或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根本不重视的“利润”，这种“移民经济”才可能被接受。此外，事情的复杂性尚不止于此，因为我们知道，只需运用相同的逻辑，就能够被同样的质疑和批评证明言之成理，《关于移民的相对收益与成本的经济学理论》就完全可以被移民的输出国照样模仿，作为建立一种对等的理论的基础。

注释

[1]最近发生的有关移民人口数目的“数字之争”脱离不了从政治论据转入技术论据的逻辑，因为后者较易得到承认和公布，即移民人口越多，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越大。

[2]费尔南·伊加尔（Fernand Icart），瓦恩省议员，著有《法国外籍劳工的成本：一份综合报告》（Paris，Assemblée nationale，1976，p．123）。

[3]A．Le Pors，Immigration et dévelop pementéconomique et social，Paris，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études prioritaires interministérielles，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