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见证

二月里的一个星期天，晚上近八点钟，我到达了隆维镇。空中雪花纷飞。寥寥几位旅客走下火车，车厢里逐渐变得空荡荡的。站台上有几辆接人的汽车，车灯照亮了站台。几分钟过后，火车站和四周重新没入黑暗。站长关上了入口的大门，回房间取暖去了。这列火车明天一早将原路驶返。空阔的广场上，镇政府的正面墙壁被灯光照得通亮，好像一面布景，见证着这座城市往日的兴旺，也是它的遗迹。广场后侧，下隆维镇的巷子里，夜幕隐约覆盖着被遗弃的建筑，到处可见停业已久的店铺及其等待出售的布告。

我已经跟玛莉兹约好见面。她今年45岁，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此前我在寻找经历过洛林省冶金工业危机的女工，玛莉兹的外甥，一个20岁的大学生，跟我谈到了她，谈到她近来寡居和一些生活情况。我们的会面费了一点周折才确定下来，因为她白天得上班，特别是她寄住在父母家里，那是一个离城区比较远的村子。或许，她也不愿意年老多病的父母身旁出现一位客人吧。后来，她的当代理商的小叔提出，找一个晚上在他家接待我们。她小叔家离镇上十几公里，房子坐落在一块维护得很好的地段上，屋内灯火通明，经过一夜大雪后更让人觉得温暖。家具一律是浅色的松木，一切井井有条。桌子饭后清理已毕，主人陪着玛莉兹坐在桌旁，他们给人一种稳稳当当、如愿以偿和生活舒适的印象。玛莉兹在我看来很年轻，也许是因为洗去了铅华。她穿着牛仔裤，女学生般的身材，跟我这个陌生人谈话时，她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是担忧还是松弛的神情。我俩在厨房的桌子旁落座，她小叔全家在隔壁看电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正是两个女人在自家饭后常有的一番互吐衷曲。

玛莉兹是1947年出生的，就在离隆维镇十几公里的一个村庄里。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她是家中四个孩子当中的老二，现在他们都已经各自成家，一个也没有上过“高等学校”。他们如今都遇到了失业问题。玛莉兹上学上到高三辍了学。由于她当年是个好学生，村里初中的老师们劝她上完初中后去隆维读高中。班上净是城里的女孩子，冶金工业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子女，这使她“感到了差异”，尤其当她开始独立外出和“按照一个女孩子想要的样子打扮（……）”的时候。她没有零用钱，身上连喝杯咖啡的钱也没有：“这在一个女孩子的日常生活里挺重要的。”她说。虽然在数学上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是她的学习成绩应该说无可厚非，然而她“感到厌倦”，打算放弃学业，出去工作和挣钱。她夏天干个一份邮政局的工作，“觉得不赖”，于是决定秋季不回学校了。不久，她在“丕苏尼克连锁超市当起了售货员”。

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和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她在20岁时离婚，然后于1968年再次结婚。在我们录音谈话以及私下的交谈中，她却从来不说出夫婿的名字（我至今仍不知道），似乎告诉我会使之疏远她。“我丈夫”——她向来这样称呼他，以表明她的忠诚和爱怜——是一位焊接工人，他工作的隆维工坊（SAF）是一家小企业，由于接收本地区的大企业的订单而经营得很好。他从学徒起步，由于“很有天赋”，一步步升到“焊工最高级，P3”。他挣钱不少，连同加班费能够做到不愁月底接不上。一些到法国各地出差的机会也使他感觉生活面有所拓宽。玛莉兹特别记得，有一次她带着三个孩子跟随丈夫出差，在上萨瓦省的一个工地待过三个月。

谈起那个时期的隆维镇，玛莉兹兴奋起来，“这里是一座工人城，确实充满工人气息。我们经常碰到一些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领班，不过到处都能碰上工友，一块儿上上咖啡馆。总的来说，人们过得挺安逸，不会太过节俭”。可是如今，她说：“全垮了，（……）净是不知打哪儿来的痞子，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还有，这您知道，那些很早就退休的人，他们过得挺满意，过小日子，住小房子，开着不大的汽车。”

夫妇俩1975年买下了大房子，几乎用不着缴首付款就签下了一笔出乎预料的银行贷款。人们仍然生活在那个兴高采烈的时代：“一栋大破房子（……）八个房间，几处小角落，可那又怎么样？真的……整个得翻修。房子破旧，可正是我喜欢的，跟我丈夫一块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他那点工资，永远不够翻修，不过没关系。”“没什么钱，可是挺高兴……我丈夫两点半下班回家，这不，我俩马上就进了园子！我们也常常跟本地人闲聊天。”经济开始不景气，夫妇俩的烦恼就跟着不合理的开支来了。房屋贷款升高到每月700法郎，相当于一笔很高的住房租金，“越来越难以为继”。

自从1978年庞贝伊（Pompey）^[1]发生工人的示威游行以后，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可是要把职业生涯扎根当地，为时已晚。从1975年开始，工厂关闭的速度逐渐加快，1979年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年度。谢尔河^[2]畔的工厂即隆维工坊（SAF）关了门，色奈尔和勒昂^[3]的两家钢厂接着倒闭。在提前退休提案和解雇补贴金的作用下，工人们的团结精神损耗殆尽。玛莉兹回忆道：“我丈夫是法国劳总联成员，人家把这些给他做出了解释。他也这么想，可是当他给别人讲的时候，连给我自己家人讲的时候（……），别人都不屑地盯着他，因为我们向来被看成革命派，要不就是对自己的命运从来都不满意的人。”

听从一位以前同事的劝告，玛莉兹的丈夫干起了临时工，给一家名叫“四壁”（SPIE）的公共工程公司工作。全家得前往格拉沃林（Gravelines）的一座发电站工地。在家人的资助下，他们卖掉一些家具，购入一辆二手旅行厢车。他们似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盼望能够返回隆维，因为他们认为命运对他们不公正——玛莉兹的叙述在这一点上是矛盾的。尽管雇主四壁公司从临时工介绍所雇用工人，他们却保留着无人居住的大房子，五年当中并没有想法在格拉沃林更好地安顿下来。如同许多来自法国各地的发电站工人那样，他们把旅行厢车泊入格拉沃林镇的露营场地。这是一个随着四壁公司或其他企业的工地到处漂泊的群体。

虽然不情愿，他们却逐渐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由于担心失业，他们庆幸毕竟“有事做”。对于条件差带来的麻烦和窘迫，两人都不在乎，因为从小就习惯了。“大破房子”有点像一场应该结束的梦，而十米长的旅行厢车在他们眼中“很漂亮”，“该有的都有了”，“厨房布置得很好”。他们在里面住了五年之久：一年半在格拉沃林，三年多在圣瓦莱里昂沟（Saint-Valéry-en-Caux）。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越来越难以忍受狭窄和男女混杂的住处。卧室就像带滑门的壁柜，“孩子们住的房间什么样？床铺狭长（……），分上下层。从前他们都有自己的房间，现在缩成了这个样子。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听音乐，就什么都做不成。（……）我们另外有一个房间，当作小客厅，里头有一条长凳子，一张客厅用的小桌子，还有一件家具，上头放电视。打发旅行厢车里的日子全靠电视”。

在格拉沃林的露营地，人们相互来往很少，都在为工作和维持生活疲于奔命，尤其那些苦于失业和离乡背井的家庭。几个邻居有个晚上来喝了杯开胃酒，他们也回访过。可是，这些可能成为朋友的邻居不久就离开去了另一处工地。两年以后，轮到玛莉兹和丈夫驾着旅行厢车离开此地了，四壁公司派他们去圣瓦莱里昂沟。他们从一家农户租用了一块地，四周是空旷的农田。没有汽车是没法进城的。只有采购和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玛莉兹才出门。大儿子早上七点出门，赶乘大巴去蒂耶普（Dieppe）上高中，最小的女孩八点半出门，去圣瓦莱里的初中。送毕，玛莉兹返回旅行厢车。她觉得等待孩子们和丈夫回家的一天很长。家务很快就可以做好，她就用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图书打发一天的时间，小说啊，侦探故事啊，什么都行。

生活在如此促狭的空间里，这要求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得自我控制：一个稍显激动的手势，一声抗议的叫喊，哪怕只表示一点不耐烦，都会在别人心中引起剧痛。长子缺少伙伴，远离一切的旅行厢车的生活使他深感孤独，于是在课堂上不再学习，患上了敌视一切的缄默症，似乎要把全家的痛苦转移到自己身上。在旅行厢车里，丈夫和大儿子的关系经常搞得很僵：“（……）真像在地狱里……这么说是因为我总是害怕，一句不合，就会……弄出惨剧来。（……）他自我封闭，什么也问不出来，儿子16岁，我跟他说话，他只低着头，不回答我们。”在很长时间里，玛莉兹认为儿子的问题是出生条件造成的（他生于她的第一次婚姻，而且父亲从来没有找过儿子）。如今她承认，家庭的生存方式本已脆弱，因一家之长患病而加剧，这也是导致儿子方寸大乱的原因之一。1981年，她丈夫发现患有多发性肾囊肿，这个病是家族遗传的，他父亲几年前便死于此病。

玛莉兹一听到丈夫患病的消息，就料想到后果。跟医生谈过之后，她也知道，丈夫大概无法继续工作很久。这份全家赖以生存的工作已经迫使他们远离家乡、亲人和家宅，现在看来不得不放弃。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他们不得不再次出发，前往一个陌生的世界，返回隆维已无希望，失业已经使得那里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们一直生活在祸不单行和“背井离乡”的游离生活里。“再说，我们没有回家的感觉，因为不管在哪儿，我们都是外乡人，这个逃不掉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寄住在露营场里。”1983年，他们敛集了剩余财物，利用卖掉隆维的房子换来的一小笔钱，以及玛莉兹当售货员时的积蓄，在阿涅尔（Asnières）买下了一间文具店。这个信息是从报纸的地产广告里得知的。他们借入好几笔贷款，才付上了三十八万法郎的商铺本金。

她很清楚，他俩从此以后得遵守延期付款的规定，而且有可能再次陷入绝望境地，一如当初搬入阿涅尔的公寓那样。那时他们把一个没有窗户的后店堂用作客厅，螺旋式楼梯通往楼上的三间狭小卧室。整个公寓十分破旧，有些地方还不如旅行厢车。她搬来几件隆维的房子里的家具，可是公寓小得放不下。“连跟睡床搭配的衣柜也放不下，只好一间屋子放床，另一间屋子放衣柜。难看死了！糟透了，真是糟透了。于是，有一回，我告诉您我是怎么干的吧。有一回，我有一张很漂亮的丝绒长沙发……因为太长，从楼下搬不进来，搬家工人从楼上的窗户把它吊上来，设法弄进屋内。我想尽办法把它弄下来，那一回我真被逼疯了，既不想把它留在楼上，又弄不下来，我就抄起铁锤，把它砸成了碎块……”

第一年还不算太困难，当时还不必缴纳水电费，然而，虽然有一些优惠，但是一万法郎的月付款随后变得过于沉重。他们也很想念家乡。“我没法告诉您是谁先提出的，总之，从那时起，我俩会不约而同地说出打道回府的打算。”

丈夫病殁的前一年，玛莉兹还在跟他商量回家的计划。两人去了一趟她出生的村庄……父母仍旧在那儿居住。他们看中了一座房子，当地最后一座，房子的花园腹地有一个井眼。他们本想用卖掉商铺得来的钱把它买下来。长子那时已经结婚，在阿涅尔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当施工检查员。只有上大学的独女似乎有些保留。玛莉兹本来能够找到一份售货员的工作，而且离家不远，那样包括养病在内的一切花销就不会那么难应付了。可是返家前夕，丈夫病故。于是，她“贱卖”了商店，于1991年1月返回了隆维。

我们第一次谈话以后不久，我到她工作的富也丽商场去看她。这座中型自选商场位于城外数公里处，必须开车假道麦茨-布鲁塞尔高速路，经过一座高架桥。桥下可见几个工业园区，随后到达一片商业区——用一个旧日的轻工业园区改造而成。到处散放着巨型混凝土立方体，一个平价超市，两家汽车经销商，一座食品冷藏库。长方形的混凝土建筑之一便是“富也丽商场，世界大市场”的一个厨具货栈和一个“鞋城”。在1 200米长的商场内部，货物凌乱地堆放着：盘碟、烟灰缸、花盆笼套、碎菜机、圣像、“埃及太阳”系列的埃及影片、化纤的毛绒松鼠。这里没有骗人的广告，也未见装饰，只有彻底的暴露。玛莉兹站在柜台后面，身穿两件套头衫，因为这个地方冷得要命。她身边有一个高脚凳，“但是不方便给顾客找钱”。十几个售货员正在工作，多数人要么正在收拾总是被翻乱的箱子，贴上标签，要么正在帮助顾客选购衣服。一周当中，每天中午时分的顾客不多，退休的人来这里打发时间，孩子们盯着看游戏的价钱。店内不停地交叉播放着50年代的摇滚乐和新近流行的乐曲。

在这个充斥着劣等货物的世界里，冰冷的霓虹灯下，玛莉兹好像一个失掉自尊的人，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正如她大着胆子抱怨的那样，在家人有点强其所难的要求下，她感到缺少自由：“午饭我到处去吃，因为今天是去婆婆家，明天是去嫂子家，后天是去哥哥家……（……）真累人。我不喜欢去别人家吃饭，而且……不吃不行，有时候我不是很饿，可是人家专门给我做好了，我必须去，我也去了。有时候我不大想见谁，宁可独自一个人待着，而且吃饭时没有……我就是想放松一下！”

丈夫亡故一年后的今天，她感到被剥夺了一切，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没有社会身份，在家乡成了外来人，没有一个自己的住所让她能够退居独处和接待在南锡市读大学的女儿。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两个家庭的热情相邀更加重了这种感觉，使她本可拥有的一点自由和独立丧失殆尽，她也没有勇气去要求：“我姐姐星期天常来吃饭，一家人在我这儿待上一个下午，我们都围着桌子坐着，等着星期天过去。还有我婆婆，如果能让谁带她去墓地，她过后会去看我父母，然后整个下午全家人在一起过。等他们一走，我头都疼了，（……）真是受够了。”

“这不是我过的日子，”在儿子家住了几天以后，她又说，“他们对一切都很满意……我也喜欢他们。（……）可是，看着他们这样过日子，我心想，我算是完了……”同样患上多发性肾囊肿的女儿跟母亲很亲近。不久以前，她遇到了一个小伙子，“女儿向来很黏我，可是，这不……”

心情好的时候，她想起从前那座小房子，那是她跟丈夫一起选中，然后卖掉商铺而购进的。她“没有住进去，因为除了四面墙壁以外，什么也没有”，“非翻修不可”，不过只翻修了足够她入住的底层。为了完成刚开始的工程，她把哥哥叫来帮忙，可是“星期天，他们高高兴兴地来溜达一圈”，谁都不想下手干活。也许，全家能够围着老去的父母团聚在一起，他们就满足了，并不急于看到玛莉兹把自己家安顿下来。其实这座房子离他们很近，不过七百米……她本人也不总是很清楚要做什么，反正没有家了，“如今她独自一人，别人都有丈夫或者妻子”。

我们后来又多次见过面，这才使她改变了第一次见面时颇为冷淡的叙述口气^[4]，说的都是她返乡以后反复讲过的话，她的想法是否依旧也不得而知。慢慢熟悉起来以后，随着谈话的深入，我问了一些有关她本人的问题，要求她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每天的生活、住过的地方和对若干事件的想法，她这才仔细地回想以往十年的日子。

我在倾听玛莉兹叙述的过程中，常常惊讶于她的独特经历和整个地区的集体命运之间的相似性。她总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完结，作为一个不再抱幻想的寡妇，被太多人包围，这使我想起生活安逸和怀旧的退休者。这样的人在隆维的工业园区和周边经常可以见到，他们仍旧魂牵梦萦于曾经身为工人精英的时代。

在谈到自己时，似乎出于女人的心思，她也讲到当过工人的丈夫的生活状况。从更一般的角度看，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瓦解的世界的现实。我觉得，像玛莉兹这样的人只能通过私房话、“小故事”、永远被“正史”排斥的妇女们的经历，才能提到浸透着集体历史的个人生活，虽说这部历史是女人书写的。但是，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倾听和理解。当她向我呈现生活的回忆，谈到儿子的麻烦频仍的少年时期，旅行厢车，无尽无休的失业焦虑和病痛的时候，这些被断断续续的叙述打乱的记忆其实远远优于那些大概更权威、更“能说会道”、随时能够一本正经地谈论苦难的对话者，使我对冶金工业劳动者艰辛的家庭生活，以及只能在社会舞台上跑龙套的妇女们的不幸遭遇有了更好的了解。归根结底，经济危机的所有余震都不可避免地集中发生在她们身上。

1992年9月

注释

[1]位于洛林地区的庞贝伊钢铁厂是一座百年老厂，曾为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提供铸材。1980年年初开始的冶金业危机导致工厂大量裁减员工和陆续关闭设备，从此这座工厂开始走下坡路。——译者注

[2]谢尔河（Chiers），一条流经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的内陆河。——译者注

[3]色奈尔炼铁高炉（usine de Senelle）和勒昂（Rehon）钢铁厂都位于洛林大区的隆维地区，建于19世纪中叶。百余年之后，它们深受法国冶金业危机的重创，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关闭。——译者注

[4]本文不包括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因为信息大多是在随意不拘的交谈里由玛莉兹提供的，有时是在电话上，往往没有录音。我于是把谈话内容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加以组织，引用了她说的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