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贵族风范的男子气概

尽管卡比利亚社会为男性中心的无意识冲动提供的“理想”条件大部分遭到了破坏，男性统治已经丧失了某种明显的、直接的东西，但是建立这种统治的某些机制，比如建立在社会空间的客观结构与这些结构无论在男人还是女人身上产生的配置之间的因果循环关系，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女人被抛入的这个按照性别等级划分的世界，向女人不断颁布着沉默的和看不到的指令，这些指令至少与恢复秩序的明确要求一样，企图让女人把随意的规定和禁令当成显而易见的、自然而然的和天经地义的事情接受。这些规定和禁令被纳入事物的秩序之中，还不知不觉地被铭刻在身体的秩序之中。

如果说世界好像总是布满了标志和符号，它们指示要做的事或不要做的事，像点画法那样描绘可能的、可行的或不可能的运动和移动，那么一个具有社会差别和经济差别的空间提出的“要做的事”和“要发生的事”并不针对某个行动者、某种可互换的X，而是根据每个行动者的位置和配置确定自身:对于这一类或那一类，也就是说尤其是对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它们表现为要做的事或做不了的事、自然而然的事或不可思议的事、正常的事或异乎寻常的事。社会行动者每时每刻都能发现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可能会说的“集体期待”（attentes collectives），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用语“客观可能性”（potentialités objectives），这两者丝毫没有抽象的成分，也没有理论的成分，即使科学为了把握它们不得不求助于统计。两者被纳入熟悉环境的状况中，表现为男性的公共空间与女性的私人世界之间的对立，公共场合（或街道，充满各种危险的地方）与家庭之间的对立（我们多次看到，在广告和幽默画中，女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被放入家庭空间，男人则不同，他们很少与家庭有关，而经常出现在有异国风情的地方）；男人的领地如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酒吧和俱乐部与所谓“女性空间”之间的对立，这些酒吧和俱乐部通过皮革，笨重的、有棱角的、颜色黯淡的家具，令人想到一种生硬和粗鲁的男人形象，而女性空间矫揉造作的颜色、小摆设、花边或缎带则令人想到软弱和轻浮。

“客观期待”尤以默许的形式被纳入仍有很大性别差异的劳动分工结构提供给女人的位置中。无疑，被家庭和整个社会秩序反复灌输的所谓“女性”配置，通过与“客观期待”的会合才能完成乃至充分发展，并同时得到回报，因而有助于加强基本的性别二分法，职位上的和其占据者身上的二分法。职位似乎要求服从，提出安全需要，占据者被等同于职位，他们在职位上中了魔法或被异化了，因此他们既找回了自我又迷失了自我。人们称为“天职”的东西的逻辑，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它的作用是生产配置与位置之间的这些契合，这些契合使得象征统治的受害者能够幸福地（或幸运地）完成依照她们拥有的服从、善良、温顺、忠诚和克制的美德分配给她们的次要或从属的任务。

在社会方面有性别差异的欲望与审查欲望或使欲望的表达合法化的机构发生联系。“天职”在某种程度上一向是对职位应允（比如对一个女秘书来说，打文件）和许可（比如与老板保持一种母子关系或引诱关系）的东西多少带点幻想的期待。当职位通过它所包含的明确和暗含的期待，允许和促进某些技术的、社会的，但同样是性的或具有性的含义的行为时，与职位的契合就可能有一种揭示作用。因此，工作世界充满了小小的职业隔离群（医院、部长办公室等），这些隔离群几乎起到家庭的作用。在这个家庭中，部门领导几乎总是一个男人，他行使一种家长式的权威，这种权威建立在掩饰情感或诱惑的基础上。他一方面工作繁重，另一方面负责在这个机构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为主要是女性的下级（护士、助理、秘书）提供一种普遍化的保护。因此，这个下级被鼓励在这个机构中和代表这个机构的人身上进行大量的、有时甚至是不正常的投资。

但是这些客观期待也非常具体和非常明显地凸显出来，这不仅体现在劳动分工（医生/护士，老板/秘书，等等）的所有等级符号中，同样体现在性别之间差异的所有可见表现（举止、衣着、发式）上，而且更广泛地来看，体现在表面上微不足道的日常行为的细节中，日常行为包含了数不清的、难以觉察的恢复秩序的要求。^[1]因此，在电视屏幕上，女人几乎总是被规定为次要角色，这些角色是“女招待”职务的若干变种，“女招待”职务传统上属于“弱小的性别”；当她们身边没有男人陪伴的时候，她们很难让人接受或让人听她们讲话，于是她们被降格为一个习惯上的“报幕员”或“解说员”角色。她们充当男人的陪衬，而男人常常通过多少有点过分的玩笑和影射，利用被纳入“夫妻”关系中的所有暧昧。当女人参加公共讨论时，她们必须永远为加入谈话和吸引注意力而斗争，她们所受的贬低更加不可改变，因为这种贬低不出自任何明确的恶意，而是无辜地完全出于无意识:人们打断她们的谈话，诚恳地邀请一个男人回答她们刚刚提出的睿智的问题（好像这个问题的答案终究无法出自一个女人之口）。这种对存在的否认经常迫使她们为了得到承认而求助于弱者的武器，这类武器加深了刻板的印象:显露，注定要表现为无根由的心血来潮或立刻被当做歇斯底里的炫耀；诱惑，在依靠一种对统治认可的形式时，它非常适于加强象征统治的法定关系。应该指出的是意图最明显的男人（我们知道，象征暴力并不发生在有意识的意图范畴之内）采取的所有歧视行为，他们甚至毫无疑问地将女人排除出权力位置，将她们的要求简单地当成用语言安慰或拍拍脸蛋就行^[2]的心血来潮。或者，他们本着表面上看来截然不同的意图，强调她们的女性特征，并将她们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为其女性特征，比如将注意力吸引到发式或其他某种身体特征，或在一种“正式的”场合（医生在其病人面前）使用熟悉的称呼（小名）或亲密的称呼（“我的小姑娘”、“亲爰的”等），等等；这么多无意识的极小“选择”互相补充，有助于构成女人被贬低的状况，它们的作用记录在统计表中，造成居于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权力地位的妇女比例极少。

事实上，将男子气概与贵族风范相提并论并非夸张。只需看看众所周知的卡比尔人的逻辑即可相信这一点。这种逻辑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说的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这种逻辑在对男性活动和女性活动的评价中建立了一种根本的不对称。除了男人无法在不降低身份的情况下俯就的某些在社会方面被认定为低级的任务之外（原因之一是人们没有考虑到他可以完成这些任务），同样的任务，假如由男人来完成，就会是高贵的和困难的，而由女人来完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和不引人注目的；如同将男厨师与女厨师、男裁缝与女裁缝区分开的差别一样，男人只需从事女性擅长的任务并在私人范围之外完成它们，这些任务就足以变得高贵和焕然一新了。玛格丽特·马吕阿尼（Margaret Maruani）指出:“劳动总是因为由男人或女人完成而变得不同。”如果说，统计表明，所谓高级的职业大多属于男人，而那些属于女人的工作总是“低等”的，那么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事实，即无论什么职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男人完成这个事实来定性的（在这方面，男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优秀的）。^[3]因此，如同最高超的剑术无法为平民开启佩剑贵族的大门一样，排字女工不被认可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从事相同的职业。尽管她们完成相同的工作，她们还是被一个帘子与他们隔开。她们进入图书行业招致了男人们的极大抵触，他们的高等职业劳动神话受到了威胁:“无论排字女工做什么，她们都只是打字员而且没有任何资格。无论校对员做什么，他们都是图书业的行家而且总是很有资格。”^[4]妇女们为使她们的资格获得认可进行了长期斗争之后，技术变革在男女之间彻底重新分配的任务将被任意重组，这样就会贬低女性的劳动，并最终维持男性劳动的高贵价值。^[5]我们看到，卡比尔人的原则想让女人的劳动沦落至看不到的状态，女人在家里东奔西走，注定要像“苍蝇掉进乳液里一样，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到”^[6]。这个原则在表面上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仍然适用，正如妇女们仍被普遍剥夺了符合她们的实际职能的级别称号这个事实所证明的一样。

肯定的或否定的“集体期待”通过它们规定的主观期望，倾向于以永久配置的形式进入身体。因此，按照期望符合机遇、愿望符合可能性的普遍法则，对一个逐渐性别化的世界的持续的和暗中被歪曲的体验，趋向于通过阻止某种行为倾向来扼杀它，人们不期待女人完成某些行为，甚至无需明确拒绝她们。正如对由性别变化引起的配置变化的见证所表明的，上述经验有利于出现一种“习得的软弱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我越被当成女人对待，我就越成了女人，不管愿不愿意，我都适应了。如果人家认为我不能倒车或开瓶子，很奇怪，我就会感到自己变得无能起来。如果人家认为一个手提箱太重了，我搬不动，不可思议地，我自己也会觉得是这样。”^[7]这是颠倒的或否定的皮格马利翁效应（effet Pygmalion）通过比喻达到的巧妙暗示，这种效应过早地、过于持久地作用于妇女，最终会变得几乎完全察觉不到（比如我想到了父母、老师、同学阻止，或更确切地说———“不鼓励”———女孩子选择某些学科，尤其是技术或科学学科:“老师总是说我们更弱，所以，我们最后相信了”，“他们一再对我们重复说理科对男孩来说更容易。于是，不可避免地……”）。众所周知，在这种逻辑中，“骑士般的”保护本身除了会导致她们的禁闭或证明这种禁闭之外，还会促使妇女远离与真实世界的所有特征的任何接触，“她们不适合这些特征”，因为它们也不适合她们。

被纳入事物秩序的所有恢复秩序的要求，世界的普通进程所固有的所有沉默的禁令或暗中的威胁，显然都按照场得到了明确规定，而两性的差别在每个场中以特定的方式，通过比如占统治地位的实践定义呈现给女人，表现在她们每个人身上，这个定义是通用的，没人想到要从有性别差异的方面理解它并进而提出质疑。统治者的本性就是能够让人承认他们的特定存在方式是普遍的存在方式。卓越的定义无论如何都具有男性的内涵，男性内涵具有不如是表现的特性。一个职位尤其是权力职位的定义，包括在性别方面具有的各种能力和禀赋:如果说女人难以占据那么多职位，是因为它们是为男人度身设立的，男人的男子气概本身就是通过与处于现状的女人的对立构成的。为了完全成功地保住一份职业，一个女人不仅应该拥有职位的规范所明确要求的东西，还应拥有占据这些职位的男人通常为这个职位带来的一系列属性，一种身材，一种声音，或诸如侵犯性，自信，“与角色的距离”，所谓天然的权威，等等，这些特性是男人作为男人心照不宜地被培养和被训练的。

换句话说，人们衡量女人的规则丝毫没有普遍性。所谓“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因为无视统治的作用，以及统治者表面的普遍性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中得来的一切———这里指一切涉及男子气概的东西，所以，将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的特性纳入了人类的普遍定义，而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是通过与女人的对立形成的。但是所谓的“差别主义”观念，由于同样无视占统治地位的定义是从统治的历史关系和对构成统治关系的差别的寻求中得来的（男子气概最终不是一种非女性特征又是什么?），所以在其重新评价女性经验的考虑中，也无法逃避一种温和的本质主义形式:如同桑格尔式的黑人气质赞同黑人的占统治地位的定义的某些特征如敏感，这种观念忘记了只有当人们将统治者的观点用于被统治者身上时，“差别”才会出现，而黑人气质致力于与之相区分[比如像乔多罗（Chodorow）那样赞扬与男性的分离性对立的相关性，或像某些女性主义作家那样，极力赞扬与身体的一种特殊关系]的这个东西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区分关系的产物。

注释

[1]应该仔细分析统计学以女性化比例的形式记录下来的东西的所有社会效果。比如，人们知道，一种职业的女性化前景降低了这种职业令人向往的程度和威望（参见J.C.Tonhey，Effects of Additional Women Professionals on Rating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Desir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 logy，1974，29〔1〕，p．86-89）。人们很少注意到男女人口比例自身会发挥作用，比如它有助于获得一整套配置，这些配置没有被明确纳入正式课程中，但是以扩散的方式被反复灌输（参见M．Duru-Bellat，L′École des filles.Quelle formation pour quels rôles sociaux，Paris，L′Harmattan，1990，p.27）。人们甚至看到，女孩在她们占少数的技术教育专业中较难获得成功（参见M．DuruGBellat，op.cit．）。

[2]许多女观察家曾注意到，男女之间在南西·亨利（Nancy Henley）所说的“触摸的策略”即轻易的和经常的身体接触（拍脸蛋、触摸肩膀或身体）中彼此是不对称的。

[3]M．Maruani et C．Nicole，Au Labeur des dames: Métiers masculins，emplois féminins，Paris，Syros/ Alternatives，1989，p.15.

[4]M.Maruani et C.Nicole，Au Labeur des dames: Métiers masulins，emG ploisféminis，Paris，Syros/Al ternatives，1989，p.34-77.

[5]任意差别的永久存在可以依赖于神话观念的最古老区分，比如热冷之分，正如我们在玻璃工业的状况中看到的，热的部门（炉子和生产）是属于男性的，被视为高级的；冷的部门（检验、挑选、包装）不那么高级，便留给了女人（H.Sumiko Hirata，Paradigmes d′or ganisation industriels et rap ports sociaux．Comparaison Brésil-France-Japon，Paris，IRESCO，1992）。

[6]P．Bourdieu，Le Sens p ratique，op．cit.，p.450。

[7]J．Morris，Conundrum，New 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4，p．165-166．